考古發掘計劃范文
時間:2023-10-17 17:36:44
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考古發掘計劃,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考古檔案的管理特點
1 考古檔案是考古工作的伴隨物。考古檔案資料是指在考古調查、勘探、發掘過程中形成的所有記錄資料,是文化遺存和文物的附屬檔案,是進行考古學和相關研究不可或缺的珍貴資料,也是文化遺產的有效組成部分。這一特點說明,考古檔案的收集整理工作應保持項目成套,并與相關文物一并保存。
2 考古檔案的形成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考古檔案的形成始于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而后在收藏、鑒定、修復、流動等過程中都將不斷產生新的檔案,直到該文物“壽終正寢”為止。這一特點說明,考古檔案的收集整理工作只能采取跟蹤追加的方式進行。
考古檔案的歸檔范圍
1 考古發掘文件,包括對發掘地點、時間、方式、方法、發掘人、發掘過程等的記錄。
2 考古工作文件,包括勘探發掘過程中形成的合同、協議、發票、初步鑒定文書等。
3 工作方案、經費預算表,考古協議書、要求考古的申請及批復、考古完畢通知書、工作日記、探方記錄、各類登記表格、各類圖紙、照片、錄像、專家論證材料、發掘報告或簡報等。
4 各類與考古業務有關的文件,包括對工作計劃、工作記錄與總結、研究成果報告等文件。
考古檔案的管理要求
考古檔案的形成是深入了解考古工作及挖掘文物內涵的一項科學性很強的研究工作。原始記錄、原始資料歸檔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了解相關考古工作的歷史價值,藝術價值、科研價值的過程,要求業務人員和檔案員應具有強烈的責任心和使命感,分工協作,責任到人。
1 考古檔案資料的收集。收集工作是檔案管理工作的起始環節,要求我們抓好源頭,以確保考古檔案的收集不繁雜也無遺漏。在考古工作之前,對資料進行規范統一要求,如記錄本的規范統一、圖紙規格的統一、攝錄像及照片的統一等都應有科學規范的要求,只有如此才能為規范管理提供保證。考古遺存所包含的信息是豐富多樣的,但并非每個發掘者對這些信息都能認知,只有發掘者的水平達到一定程度才能全面、客觀、真實地進行記錄。考古發掘要有一定的前瞻性,盡量全面地收集資料。目前方興未艾的科技考古正在大大地豐富考古學者的學術視野,在考古發掘中,專業技術人員要進一步完善應用自然科學的各種方法和技術手段,努力進行新的探索,使獲取的信息資料更加豐富,以期為后續的研究提供更為豐富翔實的信息。
2 考古檔案資料的整理。由于考古報告是發掘者發掘水平及研究水平的集中體現,倉促的時間要求對有著大量發掘任務的發掘者來說,勢必會造成編寫報告質量的下降,不能盡顯發掘者的真實水平。盡管有困難,但也應及早安排報告的編寫,制定專門的整理計劃,責任到人,絕不能無限期拖延,并制定相應的獎懲措施,以免物是人非,為考古事業帶來人為的損失。當然最好是發掘、整理、編寫三個環節同步進行,這樣可以增強考古報告的時效性。應堅決避免只發掘,不整理的現象,只有報告的完成,文物及原始材料移交有關資料管理部門后才能算是考古工作的真正結束。對于歷史積壓報告,應制訂專門措施,對確因客觀條件限制不能進行資料整理的,應由發掘單位與發掘者協商,另行安排其他人員對資料進行整理,不因人廢事,以保證發掘報告的出版。針對報告的編寫可專門簽訂協約,在署名等問題上使發掘者的發掘成果得以體現。
3 考古檔案資料的檢索。檢索系統可有兩種模式:一種以地域為線索(如地市),專題項目以項目為線,另一種是以時代為線索,按“分散制作、集中歸檔”的原則建檔。為便于考古檔案的管理和檢索,考古檔案應編制分類案卷目錄和專題目錄等檢索工具。有條件的應當利用計算機建立機讀目錄。計算機多媒體技術與數據庫管理技術的發展與成熟,為其在考古學資料中的應用提供了一個好的前提條件。圖像信息的數字化便于考古圖像信息的后期處理,有利于重要遺跡、遺物圖像信息的及時回饋;文字資料的數字化便于快速檢索、遠距離傳輸、資料共享以及高密度存儲。因而,其在考古資料的管理應用上前景十分廣闊。
4 考古檔案資料的移交。考古結束后,資料的移交(或備份)是十分必要的。為充分尊重考古界流行的知識產權問題,應制定相應制度:備份資料在正式報告未發表之前,一般應不提供借閱(除經單位領導及發掘者允許外)。對于近期無編寫發掘報告計劃的發掘工地,發掘結束后也可將全部資料移交資料管理部門保管,等發掘報告編寫計劃制定后再從資料管理部門借閱,這也不失為一種有效的資料管理之法。
在考古工作之前,對應移交的考古資料提出規范化要求十分必要,接收資料的規范是檔案規范化管理的基礎。制定嚴格的考古檔案移交制度,使考古發掘材料(即照片、攝像、繪圖、年度發掘報告)等文字材料,按年度及時移交到檔案室,由檔案員經過整理、鑒定、歸檔。資料的規范性也應體現在新接收刻錄光盤或數字文本上,如有的數碼照片無明確的探方號、墓號或器物號等,這會給以后的查閱帶來諸多不便,因此新增刻錄光盤或數字文本的規范要求也是非常必要的。在進行資料移交時,檔案員應嚴格按照規范化標準接收資料,不合要求的,檔案員有權退回發掘者重新整理完善后再行接收。
為避免檔案移交拖欠現象,除建立嚴格的檔案移交制度外,應把考古檔案管理工作納入各部門的年度工作目標,這樣才能有效地督促各部門及時將考古發掘材料和勘探材料移交到檔案室。
如何對考古檔案資料進行規范化管哩,使其更加有效地發揮利用,除加強瞄案資料的獲取,整理,移交等到各個環節的規范化管理外,還應做到:
首先,要提高對考古檔案資料重要性的認識,考古檔案是出土文物的附屬檔案,因而對其重視程度應上升到與文物同等重要的程度,嚴格執行國家有關規定,考古發掘單位要成立專門的考古檔案管理部門,專人管理,這也是考古檔案資料規范管理的基礎。同時,考古檔案應根據考古發掘及后續工作等不同需要,編制重要考古發掘報告等匯編資料,積極主動地為考古工作服務。
篇2
在清華的日子,李濟與各位教授關系融洽,但走得最近的則是比自己大23歲的梁啟超,不僅緣于梁對李濟進清華有推薦保舉之恩,主要是二人對待近現代田野考古這門新興學科具有相同的眼光和熱情。梁啟超是最早介紹西方考古學理論、方法,并系統總結中國傳統金石學成果,極富遠見卓識的史學大師,也是一位非常重視遺址搜尋和田野發掘的熱心倡導者。此時的梁啟超正擔任著中國考古學會會長。而李濟則是一位血氣方剛,朝氣蓬勃,滿身透著西方文明浸染的富有科學知識與理念的青年才俊,用他自己的話說,像“剛出籠的包子”,熱氣騰騰,許多想法與梁啟超一拍即合,二人遂成亦師亦友的莫逆之交。由于梁、李都極為重視田野考古發掘所取得的第一手材料,李濟進入研究院后,在梁啟超的鼓動和弗利爾藝術館畢士博支持下,即著手讓考古人類學這門新興學問突破厚重的清華園圍墻,把教研課堂搬到田野中間,放開手腳做一番實實在在的現代學術事業。于是,便有了李濟在中國考古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質和決定未來田野考古學這門學問路徑走向的山西考古之旅。
1926年10月,由李濟直接協調洽談,清華校長曹云祥出面,清華國學研究院和美國弗利爾藝術館共同組織,并由對方出大部分經費,李濟、袁復禮主持的山西夏縣西陰村田野考古發掘協議達成。梁啟超對于此項中外合作發掘事宜極感興趣,主動給予大力關懷與支持,李濟后來曾深情地回憶道:“梁啟超教授是非常熱心于田野考古的人,他主動地把我推薦給山西省模范省長閻錫山。”因有了閻老西政府的撐腰和關照,使得這次考古發掘非常順利。
當此之時,梁啟超的次子梁思永正在大洋彼岸美國哈佛大學就讀,主攻考古人類學專業。這一專業的選擇來自于梁啟超的精心策劃與安排。具有博大學術眼光和強烈民族責任感的梁任公,眼望世界范圍的考古學迅猛發展,而號稱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國境內,從事考古工作的人都是以各種名義來華的外國學者。對這種現狀頗為不滿和不服氣的梁啟超,很希望有中國人自己出面做這一工作,認為“以中國地方這樣大,歷史這樣久,蘊藏的古物這樣豐富,努力往下作去,一定能于全世界的考古學上占有極高的位置”。
篇3
蒲類海的誘惑
巴里坤曾是絲綢之路新北道的要沖,從隋唐起,中原往返西域的商隊、駝鈴聲不絕于耳。
如今聳立在城南關的地藏寺、仙姑廟和滿、漢兩城的古城墻,雖已年久失修,但那古老巍峨的建筑,威嚴的氣魄依然存在。它好象默默地向人們訴說著巴里坤昔日的輝煌。
穿越時空的隧道,讓我們回到4億多年前的巴里坤,那時候的巴里坤是一片大海。有人說,人類就是從海洋走向陸地的。而巴里坤經過大自然的神來之筆,經歷了古海洋沉淀、褶皺隆升、剝蝕夷平、斷塊抬升和現代侵蝕,形成了“山盆相間的地貌景觀”,把巴里坤塑造成了一個美麗的地方。巴里坤的歷史非常悠久,從殷商到兩漢,先后有塞種、呼揭、烏孫、匈奴、漢等在巴里坤拓荒種地,牧放牲畜。唐王朝大軍在今大河鄉東部,筑城修水渠屯田。元、明兩代,蒙古族游牧于巴里坤草原。
這一切,構成了對王建新教授極富具大的誘惑力,大月氏是一個了不起的民族,他們的遷徙引發了古代歐亞大陸歷史的重大改變,不僅在中亞地區遺留下大量與印歐語系相關的古代語言和文字遺存,顯赫一時的王朝,在這些古代語言文字的使用和傳播方面,都起過重要的歷史作用。對古代月氏人及其文化的研究,一直是國際史學界和語言學界的熱門課題。
但是,對于這樣一個根據《史記》、《漢書》等可靠文獻記載,曾經生存于中國境內的古代民族,怎么能讓他們留下的文化和信息永遠成為千古之謎呢?那么,去哪里尋找月氏?《史記》和《漢書》中明確記載,月氏居于“敦煌、祁連間”。《后漢書?西羌傳》、《史記正義》中,均認為:月氏居敦煌以東,祁連山以西;敦煌郡在今沙州,祁連山在甘州(今張掖)西南。奇怪的是,文獻中指正的地區找不到任何游牧民族生存的信息。
唐代顏師古的說法似乎柳暗花明。他在為《漢書?霍去病傳》作注時寫到:“祁連山即天山也,匈奴呼天為祁連。”并明確指出:祁連、敦煌間應指“祁連山以東,l煌以西。”
獵手們都知道,要想找到獵物就一定要到它們喜歡的地方去。找人、尋物亦是如此。
月氏是一個游牧民族,游牧民族喜歡“逐水草而居”的習性世人皆知。牲畜要吃草吧,人畜要喝水吧。所以,沒有水草的戈壁地區不可能有游牧民族生存。王建新不容辯駁地指出。
據此,找尋游牧民族的考古學面貌浮出水面:沿山分布,低海拔、山南坡,水草旺盛……
啟開被歲月塵封的游牧民族
1984年新疆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東疆考古隊對邵家遺址堆(當地人稱邵家鄂博)進行過發掘整理,經發掘石堆下面是一處石結構居住遺址,面積達200多平方米半地穴式,殘墻砌石高為2米,殘墻厚達2米,分為由主室和附室組成。主室居南,二室室內面積達117平方米,主、附室中間有門道相連,附室向東開有一門,并有進出斜坡門道。清理時發現,該遺址曾有多次居住跡象,最后毀于大火。出土文物有陶器、銅器、骨器、石器和炭化小麥粒,另又出土了17具體骨架,大部分是婦女和兒童,人骨具有明顯的蒙古人種特征。
祁連天山與漢南山古代地名的確認,鎖定了古文獻記載中月氏人的活動地域。六年來,西北大學文博學院考古系專家學者們不僅跑遍了河西走廊地區,還從天山東部的伊吾到天山西端的伊犁跑了幾個來回。在伊犁河谷地區進行的大小規模發掘與試發掘中,眾多發現就像一個草原民族熱鬧的大集市,烏孫、匈奴、突厥……,當然也一定有月氏。
在草原游牧民族文化的研究中,對同時期的匈奴文化、烏孫文化,已經有了不少專著與論述,那么,只要卡住年代和地域,不是匈奴和烏孫的東西,就應該是月氏的。
石人子鄉遺址分布有廣泛的保存完整的巖畫區、墓葬區、建筑遺址區。巖畫區內的巖畫分布較廣,并內容豐富,較完整的記錄了該遺址區生活過的游牧民族的生活、生產過程。巖畫單人狩獵圖、圍獵圖、放牧圖,母系、父系時代的生殖崇拜、賽馬、搬遷及服飾都較完整的記錄在了巖石上,是研究游牧民族發展、遷移、變化較好的歷史佐證。較集中區有上千幅巖畫,有一塊高1.3米、長3米有余的臥牛石上刻滿了巖畫,十分壯觀,大大小小的動物上百頭(只)。
這里究竟埋葬著是哪一個謎一樣的歷史民族。今年6月有份,王建新教授率20多名考古博士、碩士研究生來到石人子鄉東黑溝工地。經過前期對這里進行全面的繪圖之后,于7月2日正式對一處高臺遺址進行開始發掘。
這里有三座高臺。一座在山上,兩座在坡下,呈品字形,實際是以等腰三角形分布,非常規則,而從山上的一座高臺到山下的兩座高臺直線距離是4公里。同時又在它的周邊發掘了9個古墓,一個多月后又發掘了另處5 個古墓,共計15個。在近兩個月的發掘過程中,不斷出現陶器、銅器、石器、鐵器等的文物,還有馬骨架、人骨架等。在編為01號墓葬、11號墓葬出土的兩具女性骨架,均是木棺,而都是頭部呈東西方向。根據目前出土的物品,王建新教授認為,這些古遺址距今2200年前后,可能是游牧民族匈奴人的聚落中心。
石人子鄉東黑溝古代遺址中發掘出的人骨,雖然還沒有做DNA鑒定,目前尚不能確定是哪個游牧民族,但被歲月塵封的游牧民族消失迷霧的神秘面紗已經撩開。
蘭州灣子重新定位
王建新教授說,石人子鄉東黑溝古代遺址的發掘,這座遺址的發掘,使得蘭州灣子究竟定位成墓葬還是居住遺址,要重新進行考證了。
“此次發掘對研究游牧民族的發展、變化、遷徙將起到整體揭密的作用,為今后遺址的長期發掘、研究提供了理論指導,將古代月氏人文化和匈奴人文化的考古學研究推進了重要的一步。”他認為這個遺址是以軍事為主,具有隱秘性。
據了解,西北大學考古隊在王建新教授的帶領下在西北地區進行了廣泛的史前人類遺址調查工作,最后集中在新疆阿爾泰山脈及天山東部山脈至甘肅西北部馬鬃山區的草原地帶進行了大范圍的調查工作,共發現石建筑高臺,石圍建筑遺址,長方形、正方形結構墓葬,靜態剪影巖畫區等共同文化特征的遺址達280余處。主要分布東天山南北兩側和馬鬃山山區。其中東天山北側最為集中,遺址數量較多。
篇4
一
1822年,法國學者商博良(1790—1832年)對羅塞達石碑上的象形文字釋讀成功,標志著埃及學這門新興學科的誕生。[1](P11)作為一門研究古代埃及歷史與文化的綜合性學科,埃及學從誕生之日起就引起了人們的濃厚興趣,大批歐洲人涌入埃及,把埃及看成一座巨大的文物寶庫,千方百計地去挖掘和搜集。當時由于科學的埃及考古學尚未確立,埃及政府也沒有頒布相應的法令將自己國土上的文物置于法律保護之下,致使祖先的遺產遭到無情的破壞,尼羅河畔成了任意攫取埃及文物的場所。
歐洲人最初在埃及的發掘十分野蠻、粗暴,往往比公開的掠奪好不了多少,出土的文物被隨意販賣,流失國外。例如,一個名叫德羅韋蒂(1775—1852年)的法籍意大利古物收藏家,1829年以前曾擔任過法國駐埃及領事,利用其領事身份在埃及各地搜集和販賣大批珍貴文物,先后三次以高價分別賣給了意大利、法國和德國。這些劫掠性的出土文物,后來構成了都靈博物館、盧浮宮博物館和柏林博物館陳列品的主要部分。至于其他歐洲國家駐埃及的外交官中,披著領事外衣從事盜掘埃及文物者,也大有人在。如英國駐埃及總領事薩爾特(1780—1827年),同樣熱衷于此事。從1816年起,薩爾特雇用意大利人貝爾佐尼(1778—1823年)為他搜集、發掘古物。貝爾佐尼在埃及發掘的手段實在野蠻,竟使用攻城槌開路,闖入各埃及古墓,并說他“每邁出一步,都踩碎一個木乃伊的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2](P18)。干沙保存了數千年的古物,頃刻之間就被輕率地毀壞了。尤為不幸的是,有許多古物無可挽救地毀滅了。貝爾佐尼在埃及的發掘,實際上就是明目張膽的盜墓行徑。
但以德國的列普修斯(1810—1884年)為首的一批嚴肅的埃及學家,他們的目的是將考古作為了解古代埃及歷史的手段,而不是為了盡快弄到值錢的古物。1842—1845年列普修斯得到普魯士國王威廉四世贊助,率領普魯士考察團赴埃及、努比亞調查各種古跡,發掘埃及古王國時期(包括第3—6王朝,約公元前2686—前2181年)的平頂斜坡墓130座之多,這是在他之前的考古學家們所忽略的古跡。列普修斯最先測量過埃及的王陵谷地,大量搜集神廟浮雕和銘文拓本,并獲得古埃及紙草紙文件和其他古物。此次考察的成果,展現于1849—1859年間問世的12卷本《埃及與埃塞俄比亞古物志》。[3](P10)這是最早介紹埃及古跡的詳實可靠的著作,至今仍有其重要考古價值。1865年,他就任柏林博物館埃及館館長。他對埃及學的另一大貢獻是,根據公元前3世紀曼涅托的《埃及史》王朝體系,將古代埃及的歷史劃分為古王國、中王國和新王國三大時期,這一分期法至今仍為埃及學界所使用。
19世紀上半葉,歐洲學者研究埃及學主要是搜集材料,大量記錄并臨摹銘刻、浮雕與繪畫,其中著名的人物除上述德國的列普修斯外,還有一位英國學者威爾金森(1797—1875年)。1821年,威爾金森赴埃及考察,在底比斯發掘了10余年,埃及的每一處重要遺址都留下了這位臨摹專家的足跡。威爾金森著有3卷本的《古埃及人風俗習慣》,這是他費時12年撰述的一部權威性埃及學著作,于1837—1841年間相繼出版。這部著作附有文獻復本和出色的插圖,內容涉及到古埃及人的私人生活、政治、藝術、宗教等方面,描寫了法老時代埃及農民的日常生活,是首部以古代埃及民間生活為主題的著作。威爾金森對英國早期埃及學的貢獻甚大,被譽為英國埃及學的奠基人。[4](P443)
埃及學開創初期的另一位重要人物是法國學者馬里埃特(1821—1881年)。1849年,馬里埃特任職于盧浮宮博物館埃及部,并于1850年被派往埃及收集科普特文稿(公元3世紀時埃及基督教徒所使用的文字)。他目睹埃及文物慘遭劫掠,感到這樣任意掠奪會使許多珍貴文物遭到不可彌補的損失,決心盡快采取保護措施,改變埃及文物岌岌可危的前途。至于收集科普特文稿的使命,早就被他丟置于腦后了。1850年的一次偶然機會,馬里埃特在孟菲斯古都附近發現埋在沙中的獅身人面像,便立即招來工人進行發掘。兩年后出土了141座獅身人面像列隊的大道和薩拉匹斯神廟,廟中有64具阿匹斯神牛的木乃伊,并有大批注明日期的銘文,因而具有編年史價值。這一重大的發現,從此改變了馬里埃特后半生的命運,使他由一個以前默默無聞的普通博物館館員一躍而成為享譽國際的學者,從此他與埃及考古事業結下了不解之緣。在埃及發掘4年后,馬里埃特回國就任盧浮宮博物館館長。1858年,他受埃及政府聘請,前往出任新成立的埃及文物局局長。任職期間,他主持制定了埃及文物保護條令,制止隨意發掘、搜集和販賣出土文物。在埃及政府的支持下,初步制止了對埃及境內古墓和寺廟的大規模掠奪,使亂盜亂販文物之風得以控制。1863年,奧斯曼帝國駐埃及總督接受了馬里埃特的建議,在開羅附近的布拉格建立了近東地區的第一所國家博物館,成為今天埃及開羅博物館的前身,這是馬里埃特在埃及考古學上的最大成就之一。[5](P9)今天的開羅博物館,擁有10萬件以上的藏品,為世界之冠,馬里埃特的貢獻,功不可沒。1881年,馬里埃特在開羅病逝,葬于開羅博物館門前的花園中,這位杰出的法國埃及學家從此就長眠在他為之獻身的埃及國土上。
馬里埃特在埃及主持考古發掘工作達30年之久,發掘了30多處重要的大型遺址,清理出300多座古墓,不愧為埃及考古學的創始人。但他決不是完善得無可厚非。他一生主持過規模浩大的發掘工程,卻未能及時整理、發表他的大部分發掘成果,這一缺憾便由他的繼任者馬斯伯樂(1846—1916年)補償。1869年,馬斯伯樂在巴黎高等研究院講授埃及語,1874年受聘為法蘭西學院埃及學教授,后率領法國官方考察團赴埃及,該團后來成為法國東方考古學院。1881—1886年,他接替已去世的馬里埃特擔任埃及文物局局長,繼續組織考古發掘、文物管理、研究工作。在此5年期間,馬斯伯樂調查了薩卡拉墓地的古埃及第5、6王朝的金字塔,在墓中發現古王國時期的宗教經文,1894年用《薩卡拉金字塔銘文》一名發表。1881年因懷疑王陵被盜而捕獲一盜墓賊,并椐其供詞而發現戴爾巴哈里附近懸崖上隱蔽陵墓一座,出土木乃伊40具,包括古埃及歷史上赫赫有名的法老塞提一世、圖特摩斯三世和拉美西斯二世的木乃伊,殮于鐫刻文字的石棺內,其中裝飾品和隨葬品亦極豐富。馬斯伯樂對這些出土物品的研究成果,1889年發表于所著《戴爾巴哈里王族木乃伊》一書中。[4](P279)1886—1889年,馬斯伯樂回到巴黎,重返大學講授埃及學。后又赴埃及再次主持考古發掘工作,并開始整理他和他的前任馬里埃特存放在布拉格的一個博物館內的大量古物,這些古物后來成為開羅博物館的核心藏品。1895—1897年,他所著的《古代東方各民族的古代史》(3卷本),充分利用19世紀所能看到的一切資料,第一次將古代埃及的歷史納入古典東方歷史發展的廣闊范圍之中。他詳細地研究了古埃及的宗教、語言和藝術,確定了古埃及宗教與藝術發展的主要階段。馬斯伯樂在主持埃及文物局期間,進一步規范了考古發掘工作,繼續阻止文物的非法交易活動,他當之無愧地繼承了馬里埃特所開創的埃及考古事業。
到了19世紀80年代,埃及學已走出了早期的野蠻發掘的誤區,逐漸朝著有計劃的科學勘察、搶救與保護文物的方向發展,埃及學的新紀元初露曙光。
二
按照現代考古學標準,馬里埃特和他的后繼者馬斯伯樂在發掘埃及重要遺址時也嫌過于草率。直到1880年一位埃及學史上里程碑式的人物來到之后,埃及的考古發掘工作才算走上正軌,他就是第一個用嚴謹科學方法在埃及進行發掘的英國學者皮特里(1853—1942年)。
皮特里幼時因體弱多病,無法接受正規教育,就由私人教師授業,但他很早就對考古學發生興趣,尤傾心于埃及學。1880年11月,皮特里前往埃及,著手勘察并發掘基澤大金字塔,從此開始了他長達40年的中東考古生涯。1882年,埃及文物局取消了發掘壟斷法令,歐洲各國的考古工作者向埃及蜂擁而來,開始進行大規模的發掘。1882年,英國率先成立了三角洲勘察基金會(后更名為埃及勘察學協會),在該基金會的贊助下,皮特里幾乎挖遍了埃及的每一處重要遺址。1884—1886年,他在尼羅河三角洲進行了一系列的發掘。1888—1890年,皮特里轉向法尤姆地區,發掘了埃及中王國時期(包括第11—12王朝,約公元前2133—前1786年)的遺址。此后,他發掘的重點項目中還有阿卑多斯第1、2王朝(約公元前3100—前2686年)王室墓地,古埃及第18王朝(約公元前1567—前1320年)法老埃赫那吞改革時代的新都埃赫塔吞,涅伽達、巴拉斯和狄奧斯波里等埃及史前文化遺址。1892年皮特里回到英國,任倫敦大學學院埃及學教授。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后,他去埃及孟菲斯和巴勒斯坦等地繼續發掘,1933年退休后,定居于耶路撒冷的美國東方研究院。在1942年逝世之前,這位考古學泰斗一直活躍于學術界,將他長壽的一生獻給了埃及考古學事業。
皮特里對埃及學的貢獻,首先在于他對埃及王朝時期和前王朝時期(即埃及考古學上的銅石并用時代,約公元前4500—前3100年)的重大考古發現。他在阿卑多斯的發掘,使古埃及第1、2王朝為數眾多的巨大王陵得以重見天日。他在涅伽達總共發現了3 000多座古埃及原始居民的墳墓。這一巨大的發現揭開了埃及史前文化的秘密,將古代埃及文化的起源提前到公元前4 500年,在埃及考古史上具有開創性的意義。他在埃及學上的第二大貢獻是對考古技術和方法的創新。皮特里把有節制的、科學記錄的發掘技術介紹到埃及,使考古方法大有改進。1885年,他根據在埃及發掘的經驗,總結出四條原則:第一,照顧到被發掘的古跡,尊重將來的考察者和發掘者的方法;第二,謹慎小心地進行發掘,收集所有發現的東西,并做出說明;第三,一切遺址古跡和發掘過程都要繪制出準確的圖紙;第四,盡快地整理發表發掘報告。[6](P169)這四條原則,是他的考古方法的基礎。19世紀80年代,英國埃及三角洲勘察基金會采用了皮特里的這些原則,推動了埃及的考古發掘工作,從而使埃及的考古發掘更加規范化。皮特里對埃及考古學直接面臨的問題提出了一個非常獨到和新穎的解決方案,創立了我們現在稱之為“順序年代法”的處理手段,這是一種為大量出土文物提供年代關系的基本技術。“順序年代法”的基本原理是根據出土陶器發展水平與特點,將其分類、排序,借以觀察陶器隨著地層之變異而出現的類型差別,以數字表示它們的相對年代序列。[7](P189)皮特里將這一技術推廣,用于鑒定所有未定年的史前陶器,使歷史可以根據古文化遺址不同層位的陶片的比較得以恢復。皮特里的“順序年代法”至今仍為埃及史前考古學家所襲用,作為劃分史前埃及文化年代的重要依據之一。皮特里培養出了整整一代埃及考古工作者,這是他對埃及學的第三大貢獻,也是他一生所取得的重要成就之一。1894年,為了培養專門的研究人才,他在倫敦創辦了埃及研究所,1905年發展為英國考古學院,從這所學院訓練出了下一代優秀的考古學家。他們中間的佼佼者,如魁伯爾(1867—1935年),就是19—20世紀初英國的一位杰出的埃及考古學家。我國近代考古學的奠基人夏鼐先生(1910—1985年),19世紀30年代曾赴英國倫敦大學留學,獲得埃及考古學博士學位。留英期間,夏鼐先生隨同英國調查團赴埃及、巴勒斯坦進行實地考察,并謁見當時已退休定居在耶路撒冷的皮特里教授,得到這位埃及考古學大師的直接教導。
皮特里著述宏富,在他40年的中東考古生涯中,幾乎每年都要出一本發掘成果的書,他撰寫的考古發掘報告、著作、論文和評論大約有1 000種。[4](P330)其中,影響較大的有3卷本的《埃及史》(1894—1905年)和《考古學的方法和目的》(1904年),至今仍是埃及學界公認的經典著作。皮特里開創了埃及學的新時代,這意味著從19世紀80年代起,埃及學已步入了科學、規范的發展軌道。
19世紀80年代,英國埃及學家格里菲斯(1862—1934年)、瑞士埃及學家納維爾(1844—1926年)也都在埃及從事過發掘工作。當埃及的田野考古發掘技術得以明顯改進、新的發掘成果不斷涌現之時,古代埃及語言文字方面的研究也進一步深入,并取得很大成就。在這一領域,英國的伯奇(1813—1885年)是繼商博良之后的第一位不知疲倦的象形文字文獻編定者和翻譯者。他的簡明而珍貴的著作《象形文字字典》于1867年問世,被德國埃及學家布魯格施(1827—1894年)擴編成7卷本的《象形文字——世俗體字典》(1—4卷,1867—1868年;附錄5—7卷,1880—1882年)。這部辭書在今天仍有巨大的學術價值。布魯格施是在列普修斯之后一位很有影響的德國埃及學家,他的主要貢獻是對古埃及世俗體文字的研究,在這一領域堪稱為釋讀世俗體文字的先驅(《世俗體文法》,1855年)。他對埃及學的另一大貢獻是1864年創辦了《埃及語言學和考古學雜志》,這是最早研究古代埃及語言文字的重要學術刊物。在法國,德魯熱(1811—1872年)是一位杰出的象形文字翻譯家。古代埃及膾炙人口的文學作品《兩兄弟的故事》,就是他1856年從埃及象形文字原文翻譯過來的。他的主要著作有《印刷體象形文字符號編目》(1851年)和4卷本的《埃及古典文選》(1867—1876年)等。
19世紀80年代初,關于古代埃及語言的知識才真正建立在科學研究的基礎之上。1880年出版了一部重要的語法著作——《新埃及語語法》,作者埃爾曼(1854—1937年)是19世紀稍晚一輩的德國最著名的埃及學家。他的這部著作是研究埃及新王國時期(包括第18—20王朝,約公元前1567—前1085年)的土著方言的,1899年重新增訂。1894年,埃爾曼出版了一本小冊子《埃及語語法》,這是每個初學古埃及語言的人必不可少的指導書。1897年,由德國科學院發起,埃爾曼和他的同事開始編纂《埃及語詞典》,盡量收集當時已知的銘文和文獻中的全部詞匯。《埃及語詞典》的編纂是當時埃及學界的一件大事,這是一項龐大而艱巨的工程,學者們從許多不同的國家來參加這項工作。但是,為了工作效率,要求必須在柏林集中編纂,德國以外的一部分埃及學家必然做不到,直接編纂的重擔就落在埃爾曼和他的德國同事格拉波夫(1885—1967年)肩上。他們根據各國埃及學家提供的豐富資料編成了這部巨帙埃及語辭書,材料的收集總計超過了150萬條。[8](P17)5卷本《埃及語詞典》(1926—1931年)的問世,是19世紀以來埃及語言學研究的巨大成果,至今仍是學習古代埃及語言文字的基本工具書。埃爾曼的另一重要貢獻是培養出了一大批優秀的埃及學家,他的學生布雷斯特德(1865—1935年)就是活躍在20世紀初美國最著名的埃及學家。
19世紀末,由于古代埃及碑銘和紙草紙文獻的大量發現,歐洲各國埃及學家以現代語言學理論分析古代埃及的語言文字,建立起完整的語法體系,確立了作為學術性學科的埃及學。隨著埃及學的成長,歐洲涌現出了一大批卓有成效的埃及學家,他們的辛勤勞動,大大地推動了埃及學的發展,使埃及學作為一門世界性的學科完全確立起來了。經過幾代埃及學家的不懈努力,埃及學的研究成果已成為全人類共同的文化財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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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格林丹尼爾.考古學一百五十年[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7.
篇5
一、充分認識做好基本建設中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文物是人類文明物化成果,是不可再生的珍貴資源。保護文物,弘揚中華文化傳承,是連接民族情感紐帶、增進民族團結和維護國家統一及社會穩定的重要文化基礎。我縣是文物大縣,地上地下文物遺存十分豐富。各鄉鎮人民政府和有關部門要以對國家和歷史高度負責的精神,充分認識文物保護工作的重要性,進一步增強責任感和緊迫感,切實做好文物保護工作。要樹立"文物資源是重要的文化戰略資源"和"保護文物就是保護生產力"的意識,按照《文物保護法》等法律法規做好基本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
二、把基本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納入基本建設審批程序,確保文物安全
根據《文物保護法》和國務院關于文物保護"五納入"的要求,切實加強對基本建設中文物保護工作的領導和支持,把文物保護工作納入基本建設審批程序,作為建設規劃部門頒發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的前提。
(一)凡涉及到省級以上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保護范圍的工程項目,在項目選址時,建設單位必須征求文物部門的意見,并依法履行報批手續。
(二)凡在文物分布密集區范圍內實施的建設工程,都必須進行文物調查和考古勘探工作。
(三)建設單位在取得土地使用證后十個工作日內,須在文物部門辦理基建用地范圍地下文物考古勘探手續。文物部門出具基建用地地下文物古跡處理證明書后,規劃部門方可辦理建設工程規劃許可證。
全縣文物、國土、規劃、公安、工商等有關部門,要依法履行所承擔的保護文物的職責,共同維護文物管理秩序。建設單位在進行工程建設過程中,要堅持基本建設項目盡可能避開文物重點保護區,凡在文物分布密集區內的建設工程必須堅持實施文物調查和文物勘探的原則。在基本建設項目中,包括修路、鋪設管道、電纜、架設線路、窯場取土等,建設單位必須事先會同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對工程范圍內(包括取土區)進行文物調查和勘探,如有重要發現,由縣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必要的考古和發掘。未經文物部門勘探和處理的,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擅自破土動工。否則,文物部門將按照法律法規嚴肅處理。私自開工造成地下文物破壞的,要按照《*省重大文物安全事故行政責任追究規定》,追究相關人員的法律責任。
三、加強管理,相互配合,把基本建設中的文物保護工作落到實處
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和工程建設單位要密切協作,認真貫徹既有利于文物保護,又有利于經濟建設的"兩利"方針,努力開創文物保護與基本建設"兩利""雙贏"的新局面。縣文體局在本單位設立對外服務窗口,負責受理由縣計劃、規劃、城鄉建設部門審核批準的投資項目和基本建設工程項目中的文物保護事宜。
篇6
豈料,這六大“鐵證”在一系列的追問和質疑下,事情變得撲朔迷離、真假難辨起來。曹操陵為何沒有出土墓志?刻有“魏武王”銘文的石牌,都是從盜墓者手中獲得的嗎?確認曹操高陵證據何在?
2010年的第一天,參加過“曹操墓”先期考古研究的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著名漢魏考古學家劉慶柱表示;“安陽曹操墓的證據已經足夠,如果是‘業內人士’提出異議,就不能說外行話,應在考古學學科內討論問題,要說業內的話,符合學術規范的話。”
這位年過六旬,頭發花白的老者為何要在此時將自己推向風口浪尖?他的判斷究竟有多少權威性?他的言論又有多少公信力?
“沒有絕對把握,我不會亂說話”
公元220年正月,洛陽,曹操叱咤風云的一生在66歲這年走到盡頭。這位征戰一生,消滅了長江以北所有對頭的鐵腕人物躺在病榻上,一面記掛著未被他鏟除的孫權和劉備,一面想著自己的后事,“自制送終,衣服內篋,題識其上,春秋冬夏,日有不諱,隨時以斂,金珠玉銅鐵之物一不得送”。
或許當時經濟極度凋敝所致,加上曹操父子目睹甚至親自參與了漢末諸侯王陵墓的盜掘,所以曹操曹丕父子二人一直力主“薄葬”,害怕自己的墓葬被盜。曹丕《終制》中云,壽陵因山為體,無為封樹,無立寢殿,造園邑,通神道……無施葦炭,無藏金銀銅鐵,一以瓦器,合古涂車,芻靈之義。棺但漆際會三過,飯含無與珠玉,無施珠襦玉匣……
“曹操不是第一個主張‘薄葬’的君王因為這是歷史發展的趨勢,人們在葬術觀念上的進步,有的君主不再堅持‘厚葬”。“劉慶柱對此解釋。據史書記載曹操在去世前兩年就為自己選好了墓地。作為經歷了漢末的戰爭和動亂,致力恢復國家經濟和崇尚儉樸的政治家他在遺囑中交代,墓地要選擇在地勢較高,土壤貧瘠,無法耕種的地塊,而不要占用良田。墓上不堆土,不樹碑不留地面標志。曹操交代完這些話便與世長辭他的遺骸被運到位于今天河北邯鄲市臨漳縣漳河岸邊的鄴城,于二月下葬。
這次河南的考古專家表示正是根據曹操的遺囑,他們才取得了這驚人發現。尋找曹操墓的關鍵坐標是遺囑里提到的西門豹祠。據河南方面考證那座西門豹祠就在今天的安陽縣安豐鄉豐樂鎮。而這座大墓所在的西高穴村就在西門豹祠以西。這和曹操遺囑中劃定的墓地方位相吻合。此外在西高穴村西還曾出土曹操去世100多年后的一個叫魯潛的官員的墓志上面記載說曹操的墓就在離魯潛墓43步遠的地方。
早在2008年底,這個距離魯潛墓43步遠的地方就開始被發掘。去年]1月國家文物局組織權威專家到安陽開展了論證會,這個陵墓在某些人的心目中早就有了答案只是時機尚未成熟。此后的一次政協委員會議上國家文物局局長單霽翔找到劉慶柱,希望他去“看看”安陽出土的石牌由于不是自己的課題,也因為尊重前面兩次專家論證會的意見,劉慶柱遲遲沒有前往安陽。
2009年12月16日,劉慶柱在河南參加
“國學大講堂”的講學,河南文物局局長聞訊后立刻派車“攔截”劉慶柱,將他接到安陽,并委托考古隊隊長潘偉斌全程陪同。“根據我的經驗,一看到這個陵墓的規模我就知道這是王一級的墓,進陵墓后看到畫像石和出土的文物,我就斷定這是東漢晚期的,因為不同時代具有不同的文化,東漢的陵墓已經出土7個了都很相似所以不會有問題。”劉慶柱嚴肅地說。
當劉慶柱看到石牌的時候雖然有些打碎了還沒有合起來,但是憑借多年來的考古經驗劉慶柱知道“找到了因為過去考古只要找到牌了,陵墓里面人物的身份基本上就確定了。他對著身邊的潘偉斌點了點頭,這個辛苦了一年多的考古隊隊長笑了。”對于這個判斷劉慶柱說:“我是學部委員,一個學部就個所以我不能給自己的學部丟人,要對得起自己的專業,沒有絕對把握,我不會亂說話!”
“這次的證據鏈最完整”
我不是胡亂猜測我認為確定曹操墓必須具備以下條件:這個遺骨必須是超過60歲的男性,這個人的身份要是王,王的墓穴要在鄴城附近因為鄴城是魏王的王都帝王死后都要埋在自己的都城旁邊(例如朱元璋、永樂帝等等),這就是證據鏈,環環相扣,我去安陽的時候這些條件都完全具備,證據確鑿理所應當召開會。劉慶柱說。
2009年1 2月27日,河南省文物局在北京宣布該省安陽縣安豐鄉西高穴村發掘的一座東漢大墓,被確認為魏武帝曹操的陵墓。被作為關鍵證據的,是墓中出土的8塊刻有曹操封號“魏武王”字樣的石牌和石枕,顯示墓中一些陪葬品為曹操生前用品。墓中一具被鑒定為年齡在60歲左右的男性骨骼被認為是曹操的遺骸。河南省宣布這是一項“重大發現”。此前,這位公元三世紀統一中國北方的著名統帥政治家詩人陵墓的確切地點,是一個持續了將近1800年的謎,
會上河南文物局安排了古文字專家回答涉及古文字的問題,魏晉史學家給歷史問題答疑,體質人類學的專家也解釋了相關專業的問題,而會上的疑難問題則交給了劉慶柱,在河南方面看來,劉慶柱是考古業的權威。
“和以往古陵墓相比,這次的證據鏈最完整,科學依據最完整。”但是讓劉慶柱疑惑的是,會結束沒有多久就引來了片質疑聲,更奇怪的是這些質疑聲中沒有一個是自己認識的考古專家也沒有個擁有東漢陵墓考古的經歷但是這其中卻不乏自稱為“業內人士”的專家甚至傳言安陽發現周老虎。
對于這樣的結果劉慶柱顯得有些無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用科學事實這些所謂的“業內人士”的“科學理論”。盜墓史研究學者倪方六在網上電視上信誓旦旦地“呼喚”;“沒有出土墓志或哀冊是此次挖掘的最大‘硬傷!”劉慶柱認為這個‘業內人士“提的問題就很不“業內”。因為墓志銘到魏晉時期才出現又怎么會出現在東漢晚期的陵墓里?很明顯,該“業內人士在發難前連相應的史書都沒有查閱就信手拈來。
墓志銘的問題剛解決又有人拿刻有“魏武王”銘文石牌的真假來說事了這就像考古隊隊長潘偉斌回答的一樣“當時一共出土了59塊石牌,刻有‘魏武王’的有8個,其中一個是被盜走的。我們是根據那7個定的,為什么有人想當然地判斷我們是按照被盜的那個定的?”
此外,針對出土石牌刻銘等文字材料年代與真偽問題,劉慶柱解釋說:“你說那字胖點瘦點不像魏晉南北朝時期的,人家古文字學家(中國古文字學會理事、河南省文物考古所研究員郝本性)說是。而且新和舊不是按件東西,而是按一個組合整體。這墓不是假的吧,不是新的吧?你再新它也是1800年前的吧?你不能因為長沙馬王堆出土的絲綢衣服好就說它怎么能是2000多
年前的呢?還有秦始皇陵出土的寶劍,現在還可以把頭發割斷,有些人說它肯定是假的,那么多年怎么還能割斷頭發呢?
劉慶柱強調,“考古學是門科學,應該在學科范圍內討論問題,而搞文學史和收藏的專家在考古領域并不具有權威性。很多媒體報道說‘業內的人士’,你是哪個業內的?所謂術業有專攻,業跟業不一樣。如果你自稱是業內人士,那就不能說外行話,要說業內的話,符合學術規范的話。對于年輕的對考古沒有認識的朋友,你們有質疑的權利,有言論自由,我也愿意向你們普及考古知識,但是那些自詡為‘業內人士’的專家,我請你們尊重科學事實,尊重考古依據,不要胡亂判斷誤導普通市民!”
40多年后再一次感觸安陽
為了科學,為了考古,劉慶柱將自己推向了風口浪尖,并坦言自己沒有任何壓力只是在事實面前堅持真理。但是在某些“業內人士2的誤導下,會有人對這個頂著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帽子”的劉慶柱產生懷疑,他究竟是何許人也?他說的話究竟有沒有公信力?他真的是考古界的權威嗎?
在谷歌上搜索“劉慶柱”,會出現17700條結果,絕大多數都帶有考古學專家的稱呼。
1963年,劉慶柱在北京大學歷史系考古專業學習,次年,與考古發生了第一次親密接觸,巧合的是,他的第一次考古地點就是在安陽――殷墟參加田野考古實習。或許就連劉慶柱本人也不曾想到40多年后在同一個地方發現了曹操的陵墓。
1972年5月,劉慶柱被調到陜西省咸陽市文化局文管會工作,此后正式開始了他的田野考古生涯。幾十年來,他把考古當成生命樣熱愛,長年累月盯在挖掘現場白天和工人一起挖,晚上還要查找資料,編寫報告。夏天雨水較多,不宜開展挖掘,他就騎上自行車,挨家挨戶地登記文物,常常曬得滿身是皰跑回家,同樣做考古的愛人看到這樣的情景,只有心疼地抹眼淚。
可是劉慶柱卻樂呵呵的,因為這是他喜歡的工作,尤其是出成果的那一瞬間,他會覺得自己將幾千年前的文化帶進了今天。在他的記憶中印象最深的考古工作應該說是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的發掘。1980年代初,考古所計劃讓他參加西漢長安城遺址的發掘工作。熟悉這段歷史的人都知道,漢代人的喪葬觀念是“視死如視生”,所以就有了“造陵墓若都邑”的說法。漢代厚葬成風,按照西晉人索琳的說法,漢代皇帝即位后第二年便開始修建自己的陵墓,天下貢賦三分之一貢宗廟,一貢賓客,一貢山陵。宮殿是帝王現實生活的舞臺,陵墓則是帝王地下世界的縮影,而陵寢建筑是仿照生前宮殿建筑來設計,修造的。所以能夠參加西漢長安城遺址的發掘工作是每一個考古人的夢想。
在發掘西漢長安城遺址以前,劉慶柱打算在陵墓建筑方面先做一個試驗,從另一個側面了解下當時的都邑制度。有人提議發掘漢武帝茂陵,這樣挖到精美文物的機率較高,說不定就會引起社會轟動。對于這樣的提議,劉慶柱一票否決,我一直堅持考古發掘不是為了挖寶。茂陵規制宏偉卻不定是漢代帝陵制度的典型代表,因為它有可能超逾常制。考慮再三,我決定發掘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因為漢宣帝被稱作西漢王朝的‘中興之主’,他的陵墓可能更能反映漢代帝陵的常制,我們要尊重科學事實!”
事實證明,選擇發掘漢宣帝杜陵陵園遺址的決定是正確的。通過發掘,第一次從考古上揭示了漢代的陵寢制度,解決了許多文獻記載中語焉不詳的問題。比如過去很多人把陵園與寢園混為一談,杜陵的發掘表明陵園以封土為中心,寢園以寢殿為中心,二者各成一體,不能混為談,又如,曾經困擾古錢幣學界的“小五銖”,通過發掘表明其為墓葬明器,而非流通貨幣;還有漢代的門、塾闕的具體形制,也是通過杜陵的發掘得到了確認。可以說,杜陵陵園遺址的發掘,雖然沒有精美文物出土,但卻從學術上解決了許多重要問題。在這之后他的考古發掘報告《漢杜陵陵園遺址》獲第二屆“郭沫若中國歷史學獎。”
“我感覺自己一輩子都在給自己加碼。年輕的時候,老給自己定任務。比如開展什么考古調查,勘探、發掘,要寫什么內容的論文,要完成什么樣的專著等,現在還是一樣,還是堅持給自己加碼。他拿出一本精美的筆記本,打開一張日程表,上面記載著每個月要完成的文章題目。正是抱著這樣份對科學嚴謹的態度,對考古的熱忱劉慶柱在考古的道路上越走越遠,先后考古發掘的遺址有:秦成陽城遺址、唐長安城青龍寺遺址、秦櫟陽城遺址,西漢長安城遺址等成了帝陵考古的權威,這也是安陽墓考古隊隊長潘偉斌在看到劉慶柱點頭之后如釋重負的真正原因――這樣的專家都點頭了,那還有什么好猶豫的。
“曹操墓讓更多的人了解考古”
日前,河南省將按程序將曹操高陵所在的西高穴墓地公布為省級文物保護單位并做好申報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準備工作,適時積極申報。
記者(以下簡稱記)在2009年12月29日的會上,您的身份是什么?
劉慶柱(以下簡稱劉)介紹我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學術委員會主任,后來又給我加了個漢魏考古專家。我的任務就是回答考古方面的問題,還有就是如果一旦別人回答不出來的時候,我得答。畢竟我接觸的考古東西比較多。
記:那您回答不出來的時候怎么辦?
劉:那我就會說不知道,等我回去查書后再來告訴你,我直認為自己不知道的東西比知道的要多得多。
記:在曹操墓問題上,您把自己推向了風口浪尖,有沒有壓力?真的那么肯定自己的判斷嗎?沒有懷疑過?
劉沒有絲毫壓力,因為我是用事實在說話,用科學論述,我對得起自己的職業。我做考古做了40多年,我有經驗,這次的證據是比較完全的,甚至比以往的陵墓還要完整!我有這個自信,倘若有我的同行提出質疑,我也許會有壓力!但是面對這些自詡為“業內人士”的人,我沒有絲毫懷疑。
記:有人說你在此刻站出來,是為了“名”和“利”,是在炒作自己,您怎么看這個問題?
劉:(笑)倘若真的是這樣,我就不考古,直接去鑒寶,今天說這個真的明天說那個是假的,這個給你多少錢,那個給你多少錢。但是這樣的事情我不會做,因為我不知道假的是什么樣子,所以我沒辦法判斷真假。至于炒作,我認為是某些“業內人士”在自我炒作,請你們對自己說過的話負責任!
記:最近很多網友提議提取墓內骸骨的DNA與曹操后人進行鑒定,您怎么看待這個問題?
劉:有更好,即使沒有,現在的六大證據已經足夠。做DNA鑒定需要條件,不是有骨頭就能做,要考慮骨頭的保存程度、受污染程度。做了跟誰比對?現在的曹操后代是不是曹操后代?唐代以后曹操的臉越涂越白,都是奸臣的形象,誰承認是他的后代啊?在具體操作上難度很大。
記:會之前,您有沒有想過會受到這么多年輕人的關注?
劉:有!曹操墓讓更多的人了解考
古!我當時跟他們河南方面說,你們這條消息,要注意后續工作,為什么呢?因為在早年人們根本都不關注這個問題,只關心溫飽問題,現在越來越關注考古,而且曹操還夾著易中天“品三國”的熱效應,中國有幾百個皇帝,除了極個別的能和他并駕齊驅之外,論知名度,沒有在他之上的,所以反響強烈在意料之中,畢竟這是個多年的謎。
記:40多年的考古生涯,在最枯燥的時候,您有沒有想過放棄?
劉從來沒有,因為我總有做不完的事,有太多不知道的東西。我們中國的考古學家跟門捷列夫是不可以比較的,人家化學元素周期表排出來隨著新發現就可以補進去。我們的未知領域太多了,不知道空哪個,也不知道空多少。因此做科學研究沒有個求知欲是不行的。
記:對您來說考古最重要的不是挖出了多少文物?
劉:是的!我不是挖寶的!你認為是寶,我不一定覺得是寶。比如我把元大都聯系到了漢唐時代的文化,我證明元代的皇帝也是按周禮辦的,本來周禮是漢族人最尊崇的東西這就是我的寶,但是這個寶在很多人看來是不值錢的。
記現階段,中國考古界最大的困難是什么?
劉:我們這個隊伍比較小,工作任務很重,一些研究成果可能無法讓社會滿意。還有就是基層的考古工作者,他們沒有我這樣的工作條件,所以壓力要比我大很多,來了什么挖什么,今年修路了得配合去,怕人家挖壞了,而且配合的過程中你不知道會遇到什么情況,這些跟你研究的課題也許毫無關系,但你也得去啊!所以還是挺難的。
篇7
北京市地下文物保護管理辦法全文第一條 為了加強地下文物的保護和管理,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北京市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文物保護法〉辦法》等有關法律、法規,結合本市實際情況,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地下文物屬于國家所有,任何單位和個人都有保護地下文物的義務。
本市鼓勵單位和個人參與地下文物保護工作。
第三條 市和區、縣人民政府負責本行政區域內的地下文物保護工作。市和區、縣人民政府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對本行政區域內的地下文物保護實施監督管理。
發展改革、規劃、國土、建設、水務、交通、財政、公安等有關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依法做好地下文物保護工作。
第四條 新聞、出版、廣播、電視、網絡等媒體應當進行地下文物保護宣傳,營造保護地下文物的良好氛圍。
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會同規劃、建設等行政管理部門,開展對建設、施工、監理等單位及其相關人員的地下文物保護教育和宣傳工作。
第五條 市和區、縣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對在地下文物保護中做出突出貢獻的單位和個人給予表彰和獎勵。
第六條 本市依法劃定地下文物埋藏區。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根據史料、普查資料等對地下文物埋藏區之外可能埋藏文物的地區劃定重點監測區域。符合條件的,應當依法納入地下文物埋藏區進行管理。
第七條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根據文獻研究結果,實際考古調查、勘探情況建立本市地下文物埋藏情況數據庫,標明地下文物埋藏區、重點監測區域等內容,并對實際考古調查、勘探、發掘的結果進行記錄。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應當根據實際情況及時調整地下文物埋藏情況數據庫,并與市規劃行政管理部門實現共享。
第八條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應當依法組織開展考古調查、勘探、發掘工作,積極探索有效方式,鼓勵有資質的考古發掘單位參與本市配合基本建設的考古調查、勘探工作。具體辦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制定。
對于已經做過考古調查、勘探的,進行建設工程時,不再重復進行考古調查、勘探。
第九條 符合下列條件之一的建設工程,應當進行考古調查、勘探:
(一)位于地下文物埋藏區;
(二)舊城之內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一萬平方米以上;
(三)舊城之外建設項目總用地面積二萬平方米以上;
(四)法律、法規和規章規定的其他情況。
第十條 本辦法第九條規定之外的建設工程,建設單位可以在施工前報請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考古調查、勘探,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在接到建設單位的報請后,應當予以及時安排。
未做考古調查、勘探的,建設單位應當在施工前制定地下文物保護預案,位于重點監測區域內的建設工程的地下文物保護預案應當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備案。備案的具體辦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制定。
第十一條 對于符合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的土地儲備開發項目,承擔土地儲備任務的單位(以下簡稱土儲單位)應當按照本市規定報請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考古發掘單位進行考古調查、勘探。
考古調查、勘探工作完成后,考古發掘單位應當出具是否具備入市交易條件的意見,相關意見作為土地入市交易的依據之一。
第十二條 規劃行政管理部門在向建設單位提出規劃條件或者核發選址意見書時,應當書面提示建設單位在施工前按照本辦法規定報請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考古調查、勘探,或者制定文物保護預案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備案,并告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
規劃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將書面提示的情況同時告知建設行政管理部門或者交通、水利等專業建設工程的監管部門。
第十三條 對于符合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的建設工程,建設行政管理部門或者交通、水利等專業建設工程的監管部門在建設工程施工前,應當書面提示建設單位報請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考古調查、勘探,并告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
第十四條 對于符合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的建設工程,建設單位應當在施工前報請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考古發掘單位進行考古調查、勘探,并督促施工單位在編制施工組織設計時,對考古調查、勘探事項進行安排,相關安排應當與施工部署、施工總進度計劃相銜接。
第十五條 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接到土儲單位或者建設單位申請后,在施工現場具備考古調查、勘探條件下,應當按照規定組織考古調查、勘探工作。考古調查、勘探工作結束后,考古發掘單位應當將相關意見書面通知土儲單位和建設單位。
考古調查、勘探工作時限按照每一萬平方米七個工作日計算,除雨雪、冰凍等特殊情況外,最長不得超過兩個月。
第十六條 考古調查、勘探中發現文物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土儲單位或者建設單位、施工單位、相關考古發掘單位確定文物保護方案,采取保護措施。
在考古發掘中,發現具有重大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古遺址、古墓葬,需要實施原址保護的,應當實施原址保護。實施原址保護的,由市規劃行政管理部門、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其他部門研究調整建設工程設計方案或者另行選址。
第十七條 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依法采取地下文物保護措施或者配合政府進行地下文物保護的,政府對其損失予以合理補償,具體辦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市規劃、市財政等行政管理部門制定。
第十八條 建設單位、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發現地下文物的,應當立即采取有效保護措施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
監理單位在監理過程中,發現施工單位未依法保護地下文物繼續施工的,應當及時制止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接到通知后,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組織考古發掘單位到達現場。
第十九條 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可以對本行政區域內建設工程施工現場的地下文物保護工作進行監督檢查,建設單位、施工單位應當配合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的監督檢查工作。
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應當加強對地下文物埋藏區和重點監測區域的日常巡查,并對本辦法第九條規定的建設工程及重點監測區域內的建設工程施工現場的地下文物保護工作進行監督管理。
第二十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在進行其他生產生活活動時發現地下文物的,應當立即對地下文物實施有效保護并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接到通知后,應當在二十四小時內到達現場進行處理。
第二十一條 村民委員會在組織實施本村的建設規劃,興修水利、道路等基礎設施以及指導村民進行自建住宅、挖渠、掘井等活動時,應當注重對地下文物的保護;發現地下文物的,應當采取有效保護措施并及時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
第二十二條 任何單位和個人發現破壞地下文物的,應當立即向文物行政管理部門舉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接到舉報后,應當及時處理,并將處理結果告知舉報人。
市和區、縣文物行政部門應當對舉報屬實,為查處破壞地下文物行為提供線索或者證據的舉報人給予獎勵。具體辦法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會同市財政行政管理部門制定。
第二十三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條第二款規定,建設單位未將位于重點監測區域內的建設工程的地下文物保護預案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備案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處一萬元罰款。
第二十四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四條規定,建設單位未在施工前報請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組織考古發掘單位進行考古調查、勘探的,施工單位未按照規定在編制施工組織設計時安排考古調查、勘探事項的,由市文物行政管理部門責令限期改正,可以并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五條 違反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一款規定,建設單位、施工單位發現地下文物不采取保護措施,不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責令改正,并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違反本辦法第十八條第二款規定,監理單位未通知文物行政管理部門的,由文物行政管理部門處一萬元以上三萬元以下罰款。
第二十六條 建設單位、施工單位和監理單位違反本辦法受到行政處罰的信息,應當依法記入本市企業信用信息系統。
第二十七條 違反本辦法規定,未進行考古調查、勘探,未采取保護措施,造成文物損毀的,依法承擔民事責任。
第二十八條 負有地下文物保護職責的行政機關及其工作人員違反本辦法規定,由其上級行政機關或者監察機關依法追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的行政責任;構成犯罪的,由司法機關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二十九條 本辦法自20xx年3月1日起施行。
文物保護的現狀文物資源調查積極推進。自20xx年以來,經過全國近5萬名普查人員的艱辛工作,第三次全國文物普查圓滿完成,共調查登記各類不可移動文物766722處。一大批具有重要歷史、藝術、科學價值的工業遺產、鄉土建筑、20世紀遺產、文化線路、文化景觀等新型文化遺產在普查中得到充分重視。全國長城資源調野工作全部完成,初步建成長城資源信息系統。
重大文物搶救保護和考古工程取得突破。西藏布達拉宮、羅布林卡、薩迦寺三大重點文物保護主體修繕工程竣工,并啟動西藏xx重點文物保護工程。開展山西南部早期建筑、涉臺文物、雞鳴驛城、承德避暑山莊和外八廟等重點文物維修保護工程。災后文物搶救保護有序開展。文物保護被納入國家《汶川地震災后恢復重建條例》。積極開展藏羌民族文化遺產的保護。建設茂縣羌族博物館新館、北川羌族民俗博物館。世界文化遺產都江堰古建筑群災后搶救保護工程竣工。
考古和大遺址保護扎實推進。三峽文物保護工程規劃內項目已基本完成并通過驗收。南水北調工程文物保護第一、二批控制性項目順利實施。以西安片區、洛陽片區和長城、絲綢之路、大運河等兩片三線為代表的大遺址保護格局初步確立。良渚、大明宮、隋唐洛陽城等考古遺址公園初步建成。
世界文化遺產保護卓有成效。安陽殷墟、開平碉樓與村落、福建土樓、山西五臺山、河南登封天地之中歷史建筑群、西湖文化景觀等先后被列入《世界遺產名錄》。截至目前,我國共有世界遺產41項,其中世界文化遺產29項,世界文化與自然混合遺產4項,世界自然遺產8項。絲綢之路跨國聯合申遺有序推進,大運河保護和申遺工作全面啟動。
博物館公共文化服務體系日趨完善。中國國家博物館、首都博物館、中國文字博物館、中國婦女兒童博物館、中國科技館、山東省博物館等新建、擴建項目竣工開放。在博物館數量和類型持續增長的同時,博物館質量也有顯著提升,現有國家一級博物館83座,二級博物館171座、三級博物館288座。
免費開放取得重大突破。目前,全國免費開放博物館紀念館總數達到1804個。除基本陳列外,全國博物館每年舉辦展覽超過10000個。20xx至20xx年,接待觀眾共17億人次。免費開放加快了博物館融入社會的步伐,博物館的文化輻射力和社會關注度得到空前提高,公共文化服務能力和社會效益得到進一步增強。
國家投入珍貴文物征集經費,征集商代子龍鼎等重要文物1萬余件。成功開展多次影響較大的文物追索行動,追回流失境外中國文物3千余件。
篇8
在對象雄文明漫長的的追尋道路上,人們一直在注視著地下的考古發現。
死亡也許是人生中最為神秘、最為驚心動魄的事件。人類歷史上所遺留下來的古代文化遺存當中,古代墓葬是人們生前世界的折射。因此,考古學90%以上的研究對象,便是埋藏在地下的不同時代、不同地域、不同民族的古墓葬,它們往往是揭開早已消失的古老文明神秘面紗的最為直接的科學證據。
在對象雄文明漫長的追尋道路上,人們一直在注視著地下的考古發現。
早在本世紀二三十年代,著名的意大利藏學家G?杜齊教授便已經開始注意尋找西部地區的古代墓葬遺跡。他曾在拉達克境內的列城(Leh)發掘過一種以“石板為蓋”的墓葬,據他描述說:“墓葬內部用未經加工的石頭砌成墻,……這些墓大約長1.8米,寬1.4米,深1.8米。陶器都是手工制品而不是用陶工車盤制作的。在殘破不全的狀況下發現的器皿似乎不足95厘米的高度和寬度。一些陶罐上裝飾著深紅色的圖案。”
作為一名訓練有素的學者,杜齊的觀察極為細致,他注意到,出土的陶器中沒有發現過彩陶,僅在陶器的表面有呈鋸齒形、梯形以及其它形狀的刻紋,推測“它們可能代表的是樹葉及各種草類”。
杜齊還觀察記錄了這些古墓葬中出土的其它遺跡:“在每一座墓葬中都可以發現許多頭蓋骨,其數量從三個到五個或二十個不等,頭蓋骨呈長頭形,可以與具有現代人特征的短頭顱的頭蓋骨進行比較,還發現各種各樣的青銅物品,其中有手指大小的橢圓形珠子和頂部有三角形孔及掛環的鈴形垂飾。在另一些物品中還發現了用假寶石制成的珠子及一些青銅碎片。”
杜齊的腳跡也踏上了阿里高原。他記述說:“在離岡底斯不遠的卓瑪山口附近,我們發現了另一座用石頭環繞的墓葬,其所在位置海拔較高,這座墓設計成橢圓形。”
雖然杜齊的這些發現還不足以揭示西部歷史上象雄文明的考古學面貌,但卻為后來的研究者們提供了繼續追尋西部早期文明遺存的重要線索。然而遺憾的是,在杜齊之后,這種追尋由于各種原因中斷了半個多世紀。
1957年,中國學者開始踏上阿里高原,對古格王國遺址進行科學調查工作。其后,1979、1981、1985等年度,自治區文物部門組織的考察隊又多次對古格王國遺址(實際上主要為都城扎不讓遺址)進行考古調查,成績卓著。
但也許是由于古格王國的光芒過于耀眼奪目,幾乎吸引了人們所有的視線,對于更為古老的象雄文明的追尋,似乎反而被人們所淡忘。
直到1998年,在探索象雄文明的科學道路上,出現了一縷令人振奮的曙光。有消息傳來:自治區文物局阿里文物搶救辦公室組成的聯合考察隊在札達縣境內發現了一處名為“卡爾普”的古墓地,在這里清理出幾座年代大大早于古格王國時代的墓葬,出土了幾件完整的陶器。
1999年,我在拉薩羅布林卡內舉辦的“文物展”上,第一次親眼目睹了這批出土在象泉河流域的古陶器。令人驚訝的是,它們和杜齊所描述的情況竟然十分相似:陶器表面飾有深紅色的圖案、各種刻劃出的紋飾、沒有發現彩陶器……
正是從那一刻開始,我產生出一種強烈的預感:中國學者對于象雄文明的追尋與探索,開始進入了一個新的時代。
這就是考古學。偶然與必然,努力與運氣,科學與探險,常常是在交互作用之下,讓人從中感受到發現的無窮樂趣與刺激。
1999年8月,是阿里高原一個多雨的季節。8月2日,終于在幾天連綿不斷的陰雨之后迎來了一個陽光燦爛的日子。這是我和其它考古隊員們第六次進入到阿里高原進行考古發掘與調查。
就在昨天,連日的雨天終于造成了惡果,一場猛然間暴發的山洪襲擊了我們在山腳下設立起來的營地。營地旁邊平時那條清澈見底、靜靜流淌的小溪,剎那間變成了一條狂暴的黑龍,以一種無可抵擋的力量夾雜著上游的草根、樹枝席卷而來,吞沒了我們的營地。雖然大家奮力“抗洪救災”,將營地緊急遷移到河溪上游的高地――我們戲稱這個新營地為“八一新村”――但是所有的帳篷都進了水,身上穿的衣服、腳下的鞋襪、地下的被蓋統統被水浸透,弟兄們幾乎是在又冷又濕、寒風沁骨的帳篷里渡過了一個不眠之夜。
放晴之后的高原,又恢復了她美麗的面容,藍天白云籠罩著綠草茵茵,清風撲面,純凈的空氣中略帶著幾分青草的芬芳氣息。抓緊這個難得的晴天,考古隊員們按照預定的計劃分頭開始工作。
我和我的老搭檔李永憲一同前往皮央村作些考古調查。這個村莊因為皮央遺址的發現而著名于世,村子里的藏族群眾也因為我們多次在此開展考古工作而成為了老朋友。
下午,結束了野外工作之后,我們開始沿著來路返回營地。途中,路過村子里的“恩吉拉”(藏語“醫生”之意)家,這家人曾經是我們在皮央遺址工作時的老房東,老朋友相見,格外親熱,恩吉拉一家熱情地招呼我們進屋喝茶歇腳。
幾碗熱呼呼的酥油茶下肚,大家你一言我一語正談得熱鬧,恩吉拉的夫人索央一邊不斷地向我們的碗里續上酥油茶,一面織著毛氈。不經意之間,我忽然發現索央從桌子下面不時地拿出一個盛羊毛線的罐子來團繞幾下毛線。雖然只是那么一剎那之間,但那個陶罐的形狀卻已經象一道電閃雷擊一樣擊中了我。
“索央,把你裝毛線的那個罐子拿出來給我看看!”我迫不及待地要求道。
索央呆呆地望著我,不明其意。
“就是桌子下面那個陶罐”,我急切地指著桌子下面請求道。
隨著索央拿出陶罐的手從桌子下面慢慢地伸到我跟前,我的心跳也加快了,這正是我在羅布林卡的文物展上所見到的類似卡爾普墓地出土的那種陶罐:褐色的陶質,表面有紅色的彩繪,口沿部上翹形成流狀,單耳上有刻劃的紋樣……
“這是在什么地方找到的?”接下來的談話,完全就變成了現場考古調查。結果出乎意外,就是幾天前這幾場連續不斷的大雨,將索央家后面的山坡上沖出了一個土坑,她家的小孩從土坑里找到了這件陶罐。
“當時是好幾個擺在一塊呢,唉,可惜不知道你們要這樣的罐子,孩子們都給砸碎了”,通過我們的神情,恩吉拉和索央大約也感到這當中的重要性,頗有些惋惜地說道。
“那些碎片還能不能找到呢?”我急迫地詢問道。
“我試試看”,恩吉拉起身向外。十多分鐘之后,他回到了屋子里,手中捧著一堆破碎的陶片,陶片的質地和紋樣與那件完整的陶器完全相同。
事情的發展完全超出了我的想象。接下來,我們在恩吉拉的帶領下,來到了現場,找到了出土陶器的土坑,同時還觀察到其它一些重要的遺跡現象:土坑的形狀略呈方形,原來深埋在地表之下約1米深處,大雨沖毀斷崖之后暴露出地面,原來四周都用石板加以了鑲砌。我們四處搜尋,在土坑附近發現了數塊完整的石板和散亂的人骨,以及其它一些陶器的殘片。
根據這些現象,可以完全肯定,這是一座用石板砌建的古代墓葬。這個重要的考古線索,就這樣從皮央村一個普通的農家、從一個裝盛毛線的桌子下面浮出了水面。我們由此興奮地判斷出:這個發現將不會是孤立的,這一帶一定存在著與之類似的其它古墓群。
這就是考古學。偶然與必然,努力與運氣,科學與探險,常常是在交互作用之下,讓人從中感受到發現的無窮樂趣與刺激。
當他將墓中隨葬的羊頭一個個地從墓中發掘出來時,連他自已也不相信竟然在他從孩提時代就生長于斯的這塊土地的地底下面,會埋藏著如此眾多的秘密。
1999年這個多雨的夏季,從那天開始,變成了我們豐收的季節。我們不再詛咒泥濘和寒冷,我們不再抱怨沒有陽光的日子,正是因為阿里高原這個百年難遇的雨季,從札達盆地的千溝萬壑中沖出了若干個可供觀察的斷面,露出了許多蛛絲馬跡,給考古隊員們帶來了千載難逢的良機。一個又一個曾經深藏不露的古代墓地被我們接二連三地發現,經過考古試掘獲得了一批極為重要的研究材料。
這些新發現的古代墓地包括皮央、東嘎遺址范圍之內的格林塘、薩松塘、東嘎第五區等三處墓地,以及在東嘎鄉境內發現的格布賽魯墓地。這幾處墓群規模較大,墓地大多在地表殘存有明顯的墓葬封土標志(石丘或石圓圈),有一定的分布規律。有的墓地還發現可能與祭祀有關的列石遺跡。在當年的考古工作中,我們的考古隊員們共清理發掘了墓葬26座,殉馬坑1座,總發掘面積約200平方米。
從發掘情況看,墓葬形制有豎穴土坑石室墓、石丘墓、土洞墓等幾種形制,但均未發現棺木的痕跡。其中石丘墓在地表用石塊壘砌石丘作為標志,有大、中、小三種規格,大型石丘墓的形狀以方形、長方形、梯形石丘較為常見;中、小型的墓葬則多為不規則的圓形石丘。豎穴土坑墓及土洞墓僅在地表觀察到略為凸起的沙丘,無明顯的標志。葬式有單人屈肢葬、二次葬、火化骨灰葬等,骨架保存情況不完整。墓地中個別墓葬中大量隨葬羊頭,有的一墓可多達18個羊頭,放置在墓室的四壁。
其中,形制較為復雜的為土洞式墓葬,這類墓葬共計發現兩座,均位于皮央格林塘墓地。編號為GM5的這座墓葬墓室的平面為橢圓形或近方形,
帶有斜坡墓道和2~3個龕室,墓底中部或北部向下挖約10厘米的淺坑以葬尸骨。
葬式為屈肢葬,尸骨下鋪樺樹皮、朱砂或僅鋪朱砂。墓葬的隨葬品比較豐富,有陶器、銅器、石制品、骨器等,還隨葬有羊頭骨及羊的肢體。
編號為GM6的單室土洞頂部部分已經塌陷,這座由墓道、墓室和龕室等部分組成。墓向45°。墓道位于墓室東側,向上呈斜坡狀伸出,高約0.52米。墓道西端與墓室相連,墓室低于墓道口約18厘米,平面近似方形,轉角處為圓弧形,
東西長約2.40米、南北寬約2.30米,墓室北部挖一長1.60米、寬約1.13米、深約0.10米的淺坑,內葬尸骨,墓室南半部陳列隨葬品,有陶罐、樺樹皮、石鏃、羊頭骨和用石塊壓著的羊個體4只。墓室頂部呈穹窿頂,高約1.50米。三個龕室分別位于墓室東壁、南壁和西壁與北壁的轉角處,均弧形頂。西壁與北壁轉角處的龕室最小,面積0.60×0.50平方米,陳放有植物種子;南壁龕室最大,陳放有羊頭骨6具,面積1.10×0.60平方米;東壁龕室面積0.90×0.50平方米,亦陳列羊頭骨7具。人骨位于墓室北部的淺坑內,屈肢葬式,尸骨下鋪有厚約3厘米的朱砂,腿部隨葬青銅劍一柄。
從墓葬中出土器物有陶器、骨器、石器、青銅器、鐵器、木器與竹器的殘片等遺物。陶器多見夾砂紅、褐陶,其次為少量的泥質紅陶;器形多見圜底器,次為小平底器,偶見三足器,耳、流比較發達;器表多施以粗、細繩紋、戳印紋、弦紋等,有的施以紅色陶衣。在墓地地表還采集到繪有紅彩的陶片。
恩吉拉和他的妻子索央作為民工,也自告奮勇地協助我們參加了發掘工作。當他將墓中隨葬的羊頭一個個地從墓中發掘出來時,連他自已也不相信竟然在他從孩提時代就生長于斯的這塊土地的地底下面,會埋藏著如此眾多的秘密。
象雄故土上的神秘之丘――西部古代墓葬的考古發現,為我們打開了又一扇揭開“象雄文明”之謎的窗口。
隨著發掘和調查工作的不斷深入,給我們帶來了一系列學術上的待解之謎。除了上述這些重要的考古遺跡和出土器物之外,墓地中還有不少的遺跡現象可能與當時人們的喪葬信仰、思想觀念、宗教習俗相關,引起了我們濃厚的興趣。
墓地中屬于祭祀性遺跡的有單獨的動物殉葬坑,殉葬馬、牛等動物,其中的一座殉馬坑(編號為K1)位于墓地東側,為豎穴土坑,面積較小,長約1.6米、寬約0.6米、深約0.2米。穴內葬一動物,骨架較大,可能為馬骨,骨骼不全,僅余椎骨、部分腿骨和肋骨等,不見頭骨,骨骼集中于坑西端。骨骼下有紅燒土,不見其它隨葬器物。這種殺牲殉祭的習俗,在游牧民族的喪葬禮儀中極為流行,但在高原這一特定的地域,卻不能不聯系到古老的象雄本教禮儀中殺牲祭祀習俗來加以考慮。
有的墓葬有在死者身下和隨葬動物身下鋪放一層紅色朱砂的現象。聯系古文獻記載分析,這應當與某些特定的原始巫術有關,很可能反映出土著宗教――本教的某些埋葬習俗。
給我們留下懸念最多的,還是在皮央格林塘墓地同時調查發現的一處列石遺跡。這處遺跡位于格林塘墓地的北部,用經過篩選、大小大體一致的礫石在基漕內擺放而成,每一礫石帶均由兩排小石頭并排組成,寬約0.12至0.2米,整個遺跡全長6.7米,寬4.3米,形狀極似“迷宮”圖案,排頭起于列石的中部,向外層層回旋折繞而成,這種形狀的列石遺跡在高原尚屬首次發現,對于它的真實含義尚不得而知。不過,從它位于墓地地勢最為高闊的格林塘北部這一點推測,有可能系一處與墓地祭祀有關的遺跡。
通過對這批古墓葬出土的陶器工藝及其基本面貌的認識,為我們劃分高原不同類型的考古學文化、初步建立西部地區的考古年代體系,也提供了寶貴的資料。據我們初步的觀察,此次阿里古墓葬中出土的陶器以泥質陶為主,陶泥不純,多含有石英碎末;陶色以紅色、紅褐色居多,有的器表顏色不勻,器表裝飾比較簡單、單一,以豎向滾印繩紋為主,也有磨光后刻劃、戳印紋飾的;器型也較單一,以敞口單耳圜底罐為特色,變化不大。就制法而言,多數器物內壁有繩紋痕跡,且有凹凸不平的手指印,口沿、頸部有手指抹痕,說明陶器從制作到修整都采用手制(器腹采用模制),還沒有出現輪制。總而言之,這批陶器獨具特色,與過去東部的昌都卡若遺址、小恩達遺址、香貝墓葬以及拉薩河谷的曲貢遺址等出土的陶器無論從器型還是從制法上都顯示出不同的文化風格,而與近年來在札達縣發現卡爾普墓地出土陶器最為接近,暗示著西部地區可能存在著一個獨特的考古學文化類型,值得將來作更為深入的研究探討。
此外,墓葬中出土的一柄青銅劍其形式與云南劍川鰲鳳山墓地出土的青銅劍相似,類似的青銅劍近年來在四川鹽源發掘清理出土的大石墓中也有發現,其間的文化聯系發人深思。古代游牧民族的流動能力與活動范圍,很可能超出今天我們的想象。
從墓葬中,我們采集了大量的標本,帶回到內地委托北京大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科研機構進行了放射性碳十四年代測定,結果表明其年代范圍為距今2725――2170年,或2370±80年。這個年代相當于中原地區的秦漢時期,在則相當于吐蕃王朝建立之前。按照漢、藏文獻的記載,在吐蕃王國興起之前,西部為古老的象雄王國(即兩《唐書》所載之“女國”)的地域,直到松贊干布時期,象雄為吐蕃所滅,其地并入吐蕃。吐蕃王國滅亡之后,在象雄故地才又建立起古格、普蘭等小王國。
篇9
一、機構健全、職責落實。淮北市歷史悠久,文化遺存豐富,文物工作繁重。而該館只有十多人。為抓好全市的文博工作,他們首先狠抓了規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設。設立了保衛部、保管部、群工部、陳列部、考古部及研究室、辦公室等機構,做到了分工精細,任務明確。同時,還陸續制定和完善了《勞動紀律》、《獎懲條例》、《崗位責任制》等多個制度,從而保證了文博工作全面有序地開展。
二、博物館工作卓有成效。在新館舍未建前,博物館根據館情,充分挖掘自身的潛力,在文物收藏、保護、整理、保管和研究、宣傳等方面,全面的展開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對館藏文物都進行了建卡、拍照、繪圖、測量、建檔等基礎工作,做到帳帳相符,帳卡相符,帳實相符。庫房管理有嚴格的制度,文物出入庫,人員出入庫都有據可查。年,我市境內出土發掘了唐代古木船艘,為保護好這些古船,該館成立了保護小組,外請了泉州及省博專家制定了保護方案。在近年的保護工作中,博物館人員晝夜值班,對古船噴灑藥劑,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溫度、濕度、天氣、噴藥量、船體變化等數據的監測、記錄。由于沒有先進經驗可借鑒,他們就成立了“古船保護”科研課題組,在專家學者的指導下,科研攻關,多次論證和更新保護方案。現在,古木船已比較成功的完成了脫水,定型、防腐等工作,已移至博物館內,對外展出。由于保護成效顯著,得到專家的贊肯。
為提高廣大市民的文物保護意識,淮北市博物館十分重視宣傳工作。多年來,每年都利用“”國際博物館日和法制宣傳日等活動,開展文物法等法律法規宣傳,走上街頭散發宣傳資料,現場講解文物知識,張掛宣傳條幅。并充分利用新聞媒體的作用,不斷進行文物法律法規的宣傳。《安徽省建設工程文物保護規定》下發后,博物館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門,積極推動了《淮北市建設工程文物保護規定》的制定工作。該文件出臺后,他們翻印了多份,分別寄送到相關單位。宣傳工作的有力,使文物保護的法律法規深入人心,廣大市民文物保護的意識日益增強,群眾舉報次數逐年大幅增加。市民丁仰振同志,為支持博物館的建設,一次性就無償捐贈古瓷藏品近件。該館還十分重視文物征集工作。平時注意收集信息,已發現文物,就努力克服資金短缺,路途遙遠等困難,想方設法的去收集。柳孜鎮發現大量文物后,他們先后次深入到該地區,進行摸底、調查,收集,共征集古陶瓷器等文物上千件。聽說離市區幾十公里處的鐵佛由一農民收藏了只古銅鼎,他們連續十多次上門做工作,使他主動捐獻這件貴重文物。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視下,博物館新館建設于年動工建設了。在一缺經驗,二缺人手的情況下,該館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反復論證陳列方案,精心組織施工。為趕在××年國慶節前開館,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在文化局領導的帶領下,吃住在工地近兩個月,頂著三伏酷暑和蚊蟲叮咬,一天工作十幾小時,有的職工病了也不休息,打完點滴就上工地,有的家中有急事,來不及處理就趕來加班。有一次油漆氣味一下子就熏到了七、八人,但是沒有一人離開工作崗位,也沒有一人叫苦。博物館上上下下擰成一股繩,齊心合力,艱苦奮戰,終于如期開館,向國慶周年獻了厚禮。博物館建成開館受到了各級領導、專家學者和廣大市民群眾的一致好評。開館的前七天,為配合市文化旅游周對外免費開放,原計劃每天只接納人次,但市民的踴躍參觀,博物館主動調整安排,加大組織力度,在七天之內共接待了觀眾達萬人次。新館開館后,博物館在抓好管理工作的同時,熱情接待觀眾,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人手不夠,就加班加點連軸轉,白天接待觀眾,晚上苦練基本功,為貫徹全國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會議精神,他們針對中小學生的特點,制定措施,變更開放時間,修改講解詞,得到廣大市民的好評。開館三個多月以來,共接待參觀團體多批次,觀眾達萬余人次,其中免費接待中小學生近萬余人次。
文史研究工作也成績顯著。近年來,他們先后進行了淮北地區歷史,漢畫像石,大運河,古陶瓷等研究項目,出版了《柳孜碼頭發掘報告》二冊,發表各類學術文章多篇,近萬字,為淮北的歷史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三、文物管理工作成績斐然
淮北市豐富的文化遺存使文物管理工作責任重大。身負全市文物管理工作職責的博物館,在人手少,資金短缺等困難下,奮力拼搏,努力工作,扎扎實實做好各項基礎工作。
近年來,完成了兩次文物普查工作,對全市境內的文保單位,文物古跡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調查,建立基礎數據庫,為文物保護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文物普查同時,認真落實了文物保護“四有”工作,為全市文保單位樹立了標志牌,劃定的保護范圍,制定了保護方案。在文物發掘工作中,近年來,博物館配合基建工程搶救性發掘古墓葬數十座,特別是年月開始的柳孜碼頭的發掘和××年月的市保單位雙壟孜谷堆發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年的柳孜碼頭發掘歷時多天,共出土唐代沉船艘,唐宋陶瓷器近千件,唐宋時期全國各大窯口的瓷片萬余片,宋代石筑碼頭一座,這不僅是對考古學補史,證史有巨大作用,而且解決了通濟渠流經地點和路線這一歷史懸案,對研究當時的經濟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這次發掘被評為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柳孜碼頭遺址被確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去年的雙壟孜墓葬發掘也取得了重大發現,出土了多片銅鏤玉衣的玉片,幾十件釉陶,其中釉陶博山爐及釉陶樓,在我市尚屬首次發現。發現這么大的墓葬,這么多的玉片在安徽省也屬首次。近幾年,我市基本建設工程較多,各處的施工工地發現墓葬也很多,僅三中墓葬一次發掘漢墓座,出土了余件陶器,銅鏡等文物。這些墓葬的發掘大大豐富了館藏,而這其中,無不浸透著博物館全體人員的汗水和辛苦。
為保護文物古跡,近年來,市博物館主動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門,積極爭取資金,對省級文保單位兩處進行了維修。××年申報并被評為省級文保單位兩處。對重要的文保單位,他們還與專人簽訂保護協議,并定期到各點進行巡查,發現有損毀、盜掘現象,立即采取措施進行保護。另外,還積極配合基本建設們認真進行基建工地文物勘探工作。××年,就完成文物勘察處。
四、文物安全措施得力,確保無責任事故
重視安全保衛工作是他們的傳統,該館曾多次被評為安全先進單位。館里的安全保衛組織健全,制度細致,責任落實。新館建成后,專門配有名保安人員,晝夜巡查,全天候小時監控。由于措施得力,管理有效,近年來未發生文物流失、損毀的責任事故,也未發生文物藏品被盜案件。同時他們還不斷協同公安部門打擊各種盜掘古墓葬和破壞文物遺存的行為,為保護全市的歷史文化遺產作出了應有的貢獻。
淮北市博物館成立于年,一個機構二塊牌子,兼負文物管理所的職責。多年來,該館以“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深入貫徹黨的文物工作方針,認真執行文物保護法規,扎扎實實地做好文物工作,一年一個臺階,不斷開創文博工作的新局面,為淮北市的經濟和社會的全面發展做出了突出的貢獻。
一、機構健全、職責落實。淮北市歷史悠久,文化遺存豐富,文物工作繁重。而該館只有十多人。為抓好全市的文博工作,他們首先狠抓了規范化管理和制度建設。設立了保衛部、保管部、群工部、陳列部、考古部及研究室、辦公室等機構,做到了分工精細,任務明確。同時,還陸續制定和完善了《勞動紀律》、《獎懲條例》、《崗位責任制》等多個制度,從而保證了文博工作全面有序地開展。
二、博物館工作卓有成效。在新館舍未建前,博物館根據館情,充分挖掘自身的潛力,在文物收藏、保護、整理、保管和研究、宣傳等方面,全面的展開工作,并取得一定的成效。對館藏文物都進行了建卡、拍照、繪圖、測量、建檔等基礎工作,做到帳帳相符,帳卡相符,帳實相符。庫房管理有嚴格的制度,文物出入庫,人員出入庫都有據可查。年,我市境內出土發掘了唐代古木船艘,為保護好這些古船,該館成立了保護小組,外請了泉州及省博專家制定了保護方案。在近年的保護工作中,博物館人員晝夜值班,對古船噴灑藥劑,小時不間斷地進行溫度、濕度、天氣、噴藥量、船體變化等數據的監測、記錄。由于沒有先進經驗可借鑒,他們就成立了“古船保護”科研課題組,在專家學者的指導下,科研攻關,多次論證和更新保護方案。現在,古木船已比較成功的完成了脫水,定型、防腐等工作,已移至博物館內,對外展出。由于保護成效顯著,得到專家的贊肯。
為提高廣大市民的文物保護意識,淮北市博物館十分重視宣傳工作。多年來,每年都利用“”國際博物館日和法制宣傳日等活動,開展文物法等法律法規宣傳,走上街頭散發宣傳資料,現場講解文物知識,張掛宣傳條幅。并充分利用新聞媒體的作用,不斷進行文物法律法規的宣傳。《安徽省建設工程文物保護規定》下發后,博物館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門,積極推動了《淮北市建設工程文物保護規定》的制定工作。該文件出臺后,他們翻印了多份,分別寄送到相關單位。宣傳工作的有力,使文物保護的法律法規深入人心,廣大市民文物保護的意識日益增強,群眾舉報次數逐年大幅增加。市民丁仰振同志,為支持博物館的建設,一次性就無償捐贈古瓷藏品近件。該館還十分重視文物征集工作。平時注意收集信息,已發現文物,就努力克服資金短缺,路途遙遠等困難,想方設法的去收集。柳孜鎮發現大量文物后,他們先后次深入到該地區,進行摸底、調查,收集,共征集古陶瓷器等文物上千件。聽說離市區幾十公里處的鐵佛由一農民收藏了只古銅鼎,他們連續十多次上門做工作,使他主動捐獻這件貴重文物。
年在市委、市政府的重視下,博物館新館建設于年動工建設了。在一缺經驗,二缺人手的情況下,該館全力以赴,全身心地投入,反復論證陳列方案,精心組織施工。為趕在××年國慶節前開館,他們夜以繼日地工作,在文化局領導的帶領下,吃住在工地近兩個月,頂著三伏酷暑和蚊蟲叮咬,一天工作十幾小時,有的職工病了也不休息,打完點滴就上工地,有的家中有急事,來不及處理就趕來加班。有一次油漆氣味一下子就熏到了七、八人,但是沒有一人離開工作崗位,也沒有一人叫苦。博物館上上下下擰成一股繩,齊心合力,艱苦奮戰,終于如期開館,向國慶周年獻了厚禮。博物館建成開館受到了各級領導、專家學者和廣大市民群眾的一致好評。開館的前七天,為配合市文化旅游周對外免費開放,原計劃每天只接納人次,但市民的踴躍參觀,博物館主動調整安排,加大組織力度,在七天之內共接待了觀眾達萬人次。新館開館后,博物館在抓好管理工作的同時,熱情接待觀眾,提供全方位的服務。人手不夠,就加班加點連軸轉,白天接待觀眾,晚上苦練基本功,為貫徹全國加強和改進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設工作會議精神,他們針對中小學生的特點,制定措施,變更開放時間,修改講解詞,得到廣大市民的好評。開館三個多月以來,共接待參觀團體多批次,觀眾達萬余人次,其中免費接待中小學生近萬余人次。
文史研究工作也成績顯著。近年來,他們先后進行了淮北地區歷史,漢畫像石,大運河,古陶瓷等研究項目,出版了《柳孜碼頭發掘報告》二冊,發表各類學術文章多篇,近萬字,為淮北的歷史研究作出了一定的貢獻。
三、文物管理工作成績斐然
淮北市豐富的文化遺存使文物管理工作責任重大。身負全市文物管理工作職責的博物館,在人手少,資金短缺等困難下,奮力拼搏,努力工作,扎扎實實做好各項基礎工作。
近年來,完成了兩次文物普查工作,對全市境內的文保單位,文物古跡進行了全面細致的調查,建立基礎數據庫,為文物保護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在文物普查同時,認真落實了文物保護“四有”工作,為全市文保單位樹立了標志牌,劃定的保護范圍,制定了保護方案。在文物發掘工作中,近年來,博物館配合基建工程搶救性發掘古墓葬數十座,特別是年月開始的柳孜碼頭的發掘和××年月的市保單位雙壟孜谷堆發掘工作,取得重大成果。年的柳孜碼頭發掘歷時多天,共出土唐代沉船艘,唐宋陶瓷器近千件,唐宋時期全國各大窯口的瓷片萬余片,宋代石筑碼頭一座,這不僅是對考古學補史,證史有巨大作用,而且解決了通濟渠流經地點和路線這一歷史懸案,對研究當時的經濟文化具有重要的價值。這次發掘被評為年全國十大考古發現之一,柳孜碼頭遺址被確定為國家級文物保護單位。去年的雙壟孜墓葬發掘也取得了重大發現,出土了多片銅鏤玉衣的玉片,幾十件釉陶,其中釉陶博山爐及釉陶樓,在我市尚屬首次發現。發現這么大的墓葬,這么多的玉片在安徽省也屬首次。近幾年,我市基本建設工程較多,各處的施工工地發現墓葬也很多,僅三中墓葬一次發掘漢墓座,出土了余件陶器,銅鏡等文物。這些墓葬的發掘大大豐富了館藏,而這其中,無不浸透著博物館全體人員的汗水和辛苦。
為保護文物古跡,近年來,市博物館主動配合市文化主管部門,積極爭取資金,對省級文保單位兩處進行了維修。××年申報并被評為省級文保單位兩處。對重要的文保單位,他們還與專人簽訂保護協議,并定期到各點進行巡查,發現有損毀、盜掘現象,立即采取措施進行保護。另外,還積極配合基本建設們認真進行基建工地文物勘探工作。××年,就完成文物勘察處。
篇10
第二條本辦法適用于市行政區域內的文物保護和管理工作。
第三條各級人民政府依法保護本行政區域內的文物。按照“保護為主,搶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強管理”的方針,切實把文物保護工作納入經濟和社會發展計劃,納入城鄉建設規劃,納入體制改革,納入財政預算,納入領導目標責任制。有關部門應當大力開展宣傳教育,增強全社會的文物保護觀念。
第四條市文化局是全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對全市文物工作依法進行管理、監督和指導。縣(區)級文化部門負責管理本行政區域內的文物工作。
第五條各級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的職責:
(一)依法保護管理各級文物保護單位和尚未公布為文物保護單位的控制保護古建筑,以及其他有價值的文物遺存;
(二)對地下文物依法實施保護管理,檢查指導考古發掘工作;
(三)對各博物館、紀念館以及其他文物收藏單位進行行業管理和指導;
(四)對文物經營活動以及社會流散文物實施監管;
(五)對出境文物、涉案文物以及其他需要鑒定的文物,依法進行鑒定。
第六條各級人民政府應將文物管理機構和博物館、紀念館等單位的文物保護管理和事業發展經費列入同級財政預算。應從城市維護建設專項資金中按照國家和省有關規定安排一定比例用于重點文物維修。游覽、參觀場所應當從其票房收入中按一定比例提取給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用于幫助無力維修的單位進行文物維修保護。
文物保護管理經費應隨經濟發展逐年增長,并專款專用,同時鼓勵社會各界支持文物事業。
第七條文物保護單位的使用單位或者產權部門為文物保護的責任單位,應當與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簽訂保護管理責任書,負責文物保護單位的安全、保養和維修,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的檢查、監督和指導。
第八條在文物保護單位的保護范圍內,除文物保護建設工程外,不得進行其它建設工程。確因特殊需要進行建設的,必須按級報請原公布文物保護單位的人民政府和上一級文物行政管理部門同意。在建設控制地帶內不得建設危及文物安全的設施,不得修建形式、高度、體量、色調與文物單位的環境風貌不相協調的建筑物,確需新建、改建、擴建建筑物、構筑物的,其設計方案應經同級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同意,報同級城鄉規劃部門批準。
第九條文物保護單位按照“誰使用,誰管理,誰維修”的原則,除經常性保養維護工程報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備案外,其他維修工程應當按文物保護單位的級別,報有關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審批。維修施工單位在施工過程中應當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的監督和指導。工程竣工時,須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驗收。
第十條控制保護古建筑由使用單位或者產權部門負責保養和維修,重大維修方案須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批準。不得損毀,不得擅自改建、翻建、移建或拆除。確因建設工程需要,必須對控制保護古建筑進行移建或者拆除的,須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對需要移建、拆除的古建筑應事先做好測繪、文字記錄和攝影、攝像等資料工作,所需經費由建設單位承擔;拆除的木、石及磚刻等建筑材料移交文物部門保管,用于其他文物古建筑的維修。
在城市建設和改造中,建設單位對控制保護古建筑和其他有價值的文物遺存應當妥善保護,并予以整治、維修。
第十一條文物保護單位向社會開放,應當報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審核批準,并接受其監督、檢查和指導。
第十二條凡在我市范圍內進行大型基本建設工程建設(含取土)單位,應當事先報請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根據具體情況決定是否需要先期進行文物勘探、考古工作。在有史籍記載的以及文物普查中發現的重要遺跡地點進行建設活動,建設單位應當事先會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在工程范圍內進行調查或者勘探,需要考古發掘的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組織。有關部門在審批該類建設項目時,應當征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的意見。經市和縣級政府確定需要原地保護的,建設單位應當另行選址。凡因基本建設和生產建設需要進行文物勘探、考古發掘的,所需費用依照《文物保護法》的規定由建設單位列支。
第十三條任何單位和個人在生產、建設中發現古遺址、古墓葬或者其他文物遺存,必須立即停止施工,保護現場,并及時報告文物行政主管部門,不得擅自處理。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應當及時進行處理。本市及外地駐的建筑施工單位,應當與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簽訂文物保護責任書。
第十四條在本市進行考古發掘工作,必須依法履行報批手續。考古發掘單位應事先提出發掘申請,由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經省文物行政管理部門上報國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或直接報國家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后實施。
考古發掘單位發掘工作結束,應及時向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提交發掘報告、出土文物清單,將出土文物移交市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指定的單位收藏。
第十五條全民所有制文物收藏單位應當將所收藏的文物登記造冊,鑒定分級,建立藏品檔案,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登記。并根據文物的風險等級,按有關規定建立嚴格的文物保護管理制度。
第十六條單位或者個人要求經營文物購銷業務,必須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審查批準設立,再向工商行政管理部門申領營業執照。開設舊貨、錢幣、郵品以及其他收藏品市場,凡涉及文物的,必須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批準后,方可進行工商登記。
第十七條經批準經營文物監管物品的單位和個人,其從業人員必須參加由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組織的業務培訓,其上市物品必須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鑒定認可,接受年審,接受文物、工商、公安等部門的檢查和監督。
第十八條拍賣機構經營文物拍賣的,必須向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申報,經省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審核,報國務院文物行政部門取得文物拍賣許可證,并到工商行政管理部門辦理登記手續,方可取得文物拍賣人資格。所拍賣的文物標的,必須經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核定。
第十九條公安、工商等部門應會同文物行政主管部門加強文物市場的管理,認真查處文物的違法犯罪活動;依法沒收追繳的文物,按規定移交給文物行政主管部門。
第二十條銀行、冶煉廠、造紙廠以及廢舊物資回收等單位的文物揀選工作,應接受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的指導。發現文物妥善保管并按規定移交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文物行政主管部門應按上述單位收購時所支付的費用加一定比例的揀選費合理作價。
第二十一條有下列事跡的單位和個人,由各級人民政府或者文物行政主管部門給予獎勵:
(一)發現文物及時上報或者上交,使文物得到保護的;
(二)將個人收藏的文物捐獻給國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