債務危機爆發的后果范文
時間:2023-11-14 17:5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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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歐債危機的爆發看起來是一場國家的債務危機,從希臘、意大利等國的債務曝險,到歐盟主要成員國的債務比重超越警戒線引發債務評級下調,顯示的是一場可能的債務違約和債務危機。現在這場危機還在繼續延宕過程中,影響波及可能進一步擴大,這也引起了人們的關注,為什么在全球經濟最核心的歐元區國家爆發了前所未有的債務危機。在2008年金融危機沖擊歐洲經濟和金融市場時,貨幣體系和資本市場的健康穩定看起來是關鍵因素,金融市場劇烈波動產生的沖擊波殺傷了融資過度、金融體系脆弱的國家,出現了像冰島、愛爾蘭這樣的陷入危機的經濟體。因為金融市場的擴張過度和過分的杠桿融資而導致金融體系脆弱部分曝險,一部分金融機構受到了影響,這顯然與債務性質結構無關。金融危機的沖擊首先體現為對于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是否穩健的影響,當時主要的觀察認識認為金融市場衍生品的杠桿化交易失控和銀行類機構資產的過度市場交易是主要原因,其他金融機構和投資者的資產受到了影響,貨幣體系和貨幣政策并沒有陷入危機,主要國家的貨幣體系和政策是健康穩定的。這些國家的財政體系也是健康安全的。在應對金融市場動蕩時,美國和歐盟等發達國家的政府都充分發揮了財政的最大能力對金融機構實施救援,主要國家的財政預算支出水平和赤字規模都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升。很多人認為這是一種積極的財政政策,當然也是應該的,一些國家的財政甚至超越了自身的承載能力實施擴張和經濟拉動,甚至還帶動或強制其他金融機構實施擴張和提高支出水平,以應對經濟下滑。這在學術界不同流派看來,是對于“自由主義經濟理論”或自由市場經濟機制的一次徹底批判和否定。那么,在一個健康穩定的財政體制和貨幣體制下,金融體系的危機爆發可能嗎?它僅僅可能是局部性的嗎?這個問題似乎有點難以理解,金融市場的交易和融資活動與一國的財政體系活動和貨幣體系的活動可以完全地切割分離嗎?這樣的問題看起來并不清楚,在學術和政策實際運作層面并沒有很多關注。在金融危機爆發初期,美國的財政體系并沒有編者按:鑒于歐債危機愈演愈烈,歐洲經濟搖搖欲墜,歐債危機已對世界經濟產生了較大的負面影響,并迫使我國經出現明顯的危機,貨幣政策體系也顯得穩健安全,利率、匯率和通貨膨脹水平都是在穩定水平狀態下運行,金融危機在當時顯得像是個別銀行和證券機構的信用危機。在應對流動性收縮和金融機構穩健時,美國政府沖在最前面,其采用了特種預算工具籌集資金,并給予了危機金融機構大幅度的資本輸入,而美聯儲并未作出過多反應,維持了基本的貨幣供應和利率水平,只是在2009年以后當經濟出現了明顯的通貨緊縮和就業率下降以后,才推出了擴張性的貨幣供應政策,即QE1和QE2。歐洲的金融機構和金融市場在金融危機沖擊的初期,也體現出了一種有限的金融機構信用或支付危機,對于經濟財政支出最多是一種間接的負面影響。金融危機并未影響到貨幣體系的穩定,歐元體系的貨幣政策是穩定健康的。它在應對金融危機中發揮了積極的作用。對于今天的歐債危機來說,它似乎與金融危機的爆發有著某種聯系,但作為財政工具的債務危機又似乎與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的聯系。這種假設在過去一段時間里被多數人所接受,也就是歐債危機是債務問題,是歐盟內部經濟發展和財政支出水平失調所帶來的后果,如果是這樣的話,債務危機也就是一國的財政信用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沒有直接關系。我們必須要問,這樣的假設合理嗎?金融危機條件下出現的債務危機與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究竟有何關系。當我們深入地看一下歐元貨幣政策體系的結構影響,才能發現歐元體系內部財政體系的功能,它們二者其實是被緊緊地捆綁在一起的,財政支出體系與統一的非的貨幣政策體系被結合到一起時,它們的運作就已經潛伏了財政擴張和債務失控的危機,而國際金融危機就是此次歐元區債務危機爆發的導火線。因此,歐債危機,看似并非貨幣體系的危機,實際上真正是貨幣政策體系矛盾危機的集中爆發。我們這種分析假設的基本前提就是歐元貨幣體系隱含著內在的矛盾,財政體系的矛盾是一種突破口,債務危機在國際金融危機來襲中已經是無可避免的結局。
二、貨幣政策體系矛盾的財政表現
歐元作為歐盟統一貨幣始于1999年,它的產生肩負著特殊的使命與職能。它既是歐洲統一經濟體的流通貨幣和支付工具,也成為歐元區的儲備貨幣和外匯支付工具。歐元一誕生,就取代了歐洲各國原有流通的貨幣,并成為國際儲備貨幣與美元、日元、英鎊在國際結算中競爭,而且成為僅次于美元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的流通也形成了歐盟統一的貨幣政策,對于歐盟各國的經濟發展和財政體系運作產生了巨大的影響。歐元具有一定的競爭優勢,與美元競爭國際儲備貨幣中獲得了較高的市場份額,使歐洲央行獲得了一定的經濟利益。同時,在歐元區內部,統一的貨幣也帶來了積極的作用和利益,對于資本流通、貨物貿易和勞動力就業等帶來了一定的推動作用。但歐元體系從誕生起就帶來了它的不穩定性,它隱含的矛盾沖突在市場條件形成時就必然爆發出來。
第一,歐元作為一種區域性的貨幣是歐元區國家的貨幣,它的出現是建立在歐洲經濟一體化和市場統一開放條件下的,17個國家形成的貨幣區大約有3.3億人口,12萬億美元的GDP總量,人口規模已超過美國,GDP總量為美國的80%。歐元一出現就被認為具有良好的經濟基礎和市場條件,歐洲各國經濟文化社會和意識形態高度接近,經濟市場化發展的水平差異較小,對于經濟合作和聯合市場化競爭的意愿十分強烈,因而在政治上的阻力也較小,大多數西歐國家都積極加入了歐元區,一些東歐國家也積極要求加入歐元體系,這也使歐元一度被多數人看好,甚至認為在未來10多年以后極有可能取代美元成為最主要的國際儲備貨幣。歐元作為貨幣體系涉及到了諸多國家的權利和利益,在其中如果出現嚴重的利益沖突,貨幣體系的運行就會出現危機,尤其是在各國的經濟利益訴求難以達成一致而又沒有一種強制性的行政力量加以控制時,矛盾就會爆發,貨幣政策體系就難以去左右國家的財政行動,更不可能去控制各國的政治決策。而歐元被大多數人看好的原因就是因為歐洲的經濟一體化和一定程度的政治聯合行動,沒有被看出其中可能存在的嚴重分裂隱患,也就是各國經濟發展水平的差異,政治結構和權力分配控制的不同,它們所獲得的來自歐元體系的利益可能是不同的。而當面臨市場沖擊時他們所受到的沖擊程度也是不同的,極有可能出現人們不愿看到的組合:最小的獲益者成為最大的受害者;最大的受益者則成為最小的受害者。而十分不幸的是,在金融危機沖擊下出現的歐債危機,正是這種結果。
第二,在各國紛紛放棄而加入歐元貨幣體系時,并沒有考慮到這種可能的結果,顯然也低估了這種可能性,也可能是在短期利益驅使下去搭便車,獲得一些免費的經濟利益。這也能解釋為什么一些南歐和東歐的經濟發展水平較低的國家,會極盡努力直至修改財政數據力圖加入這一體系。這種利益是什么,我們簡而言之,就是在貨幣體系層面有可能的儲備貨幣利益,競爭型的儲備貨幣份額可能是發行和貨幣國際化流通獲得實際的鑄幣稅收入,而且統一的歐元變得更有競爭性,對于那些經濟地位較為弱小的國家來說,貨幣體系的穩定性和對于美元的儲備性依賴也會大大降低。而從經濟層面上說,區域性貨幣減少了匯率波動帶來的貿易摩擦,對于資本和勞動力的自由流動也會產生積極的效應,這在理論上也被歸結為存在著一種最優的“區域貨幣配置效應”。現在我們從實際狀況看,金融危機的沖擊粉碎了這種美麗的夢想,歐元區不得不回到嚴酷的現實中來。這個現實就是,歐元區貨幣的運作需要付出極高的運行成本,利益矛盾沖突積累又可能使得區域貨幣體系分崩離析,財政和債務危機的爆發是貨幣體系矛盾的直接體現。
第三,已有研究已經揭示了大量的問題和原因,指出了財政危機與金融危機的內在聯系。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本是一國經濟調控的重要杠桿,區域貨幣體系的形成已經統一了貨幣政策,各國也就只有財政政策可以作為調節支出的工具了,歐元區成立時已經意識到財政支出規模和預算赤字有可能危及歐元體系的穩定,已經對各國的財政赤字占GDP比重規定了上限,但財政支出具有更高的含義,這一要求的提出沒有強制的法律或行政約束,這為金融危機后的財政擴張和失控留下了隱患。財政支出失控和債務危機爆發的誘發原因可以分為下列兩個方面:一是從經濟結構差異和政治決策沖突方面看,財政支出功能失控必然引發債務危機。歐元體系的17國在進入統一貨幣政策以后,各自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競爭能力以及市場產品的發展前景差異極大,它們基本上可以分為三個不同的陣營。第一陣營即歐盟的領頭羊德國和法國,其具有極強的科技創新能力和產品競爭力,勞動生產率處于世界領先地位,人均GDP在35000美元以上;第二陣營為意大利、荷蘭、比利時、挪威、瑞典、芬蘭等國家,經濟結構較為優勢,有較高的競爭力,人均GDP為25000~45000美元;第三陣營為西班牙、葡萄牙、希臘、愛爾蘭、冰島等國,經濟發展處于較低水平,人均GDP大致為20000~30000美元,勞動生產率和產品的市場競爭力較低。這樣的結構差異導致經濟政策協調的困難。統一的利率、匯率和貨幣供應政策必然導致不同勞動生產率和生產成本的企業在市場上具有不同的競爭力,并出現強者愈強、弱者更弱的“馬太效應”,經濟相對落后的國家的財政收入和預算支出能力會受到更大的制約,赤字政策和財政狀況的惡化形成惡性循環。在金融危機爆發之前,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已經達到了危機臨界狀態,而且背負的債務包袱越來越重。二是從危機應對決策過程看,財政政策失控導致的債務危機是金融危機的擴展爆發,金融危機引發了債務危機的爆發,其中具有內在的聯系。歐元區國家具有較為近似的政治制度和經濟體制,但其國內的政治結構、治理方法、社會文化影響還是有著較大差異,勞動生產率和產品創新能力較低的國家背負著沉重的債務包袱,福利主義盛行,出于政黨利益要求而對于財政約束松弛,導致債臺高筑。其中歐豬五國的當年赤字占GDP比重在2006年為1%左右,到2011年已經達到13%以上;累計的公共債務占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70%上升到120%以上,其中希臘已經達到180%以上,其他國家也達到了100%以上,大幅度超出了歐盟規定的安全警戒線。在此次金融危機爆發時,出現了人們對于自由主義經濟學理論的批判,對于用國家干預來影響市場的凱恩斯主義抱有幻想,學術上也出現了否定市場機制推崇國家干預的思潮,這正好迎合了激進主義思潮的國家干預控制的理念,在歐債危機爆發過程中,這種思潮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作為應對金融危機和信用收縮的主要政策,這些國家的財政紛紛采取了空前的擴張和救援行動,對于銀行和金融機構的虧損進行補貼,增加公共項目的支出,甚至直接補貼消費者以拉動市場,應對危機事實上是在擴張支出刺激經濟,這完全符合凱恩斯主義擴張性財政政策的原則,新凱恩斯主義者也主張財政擴張。但隨后我們看到的是狂熱擴張后的嚴峻局面,歐元區各國的財政赤字和債務比重迅速上升,歐豬五國的財政赤字比重已經上升到15%左右,累計債務比重超過了GDP的1倍以上,更為嚴重的是債務在2009年以后,已經進入償還期而財政已經失去了償還能力,債務危機已經是一觸即發。巨額的財政支出并沒有帶來就業和經濟的增長,反而引發了嚴重的國內通貨膨脹和失業增長,局面已經惡化到經濟的負增長和高達20%左右的失業率,青年人的失業率已經達到50%以上,應對失業經濟衰退和面對債務危機已是歐元區國家的兩難處境。很明顯,在財政擴張和收縮這條道路上根本就找不到出路。破產清算也許是唯一結局,這也意味著財政擴張主義的破產,連帶著歐元貨幣體系的破產。
篇2
【關鍵詞】 歐債危機; 養老保險基金; 改革
2009年末,發端于希臘的歐洲債務危機,已由單一國家債務危機演變為整個歐元區的債務危機,發展為制約并影響歐洲乃至全球經濟復蘇的一場“債務風暴”,不僅整個歐元區面臨前所未有的挑戰,而且對全球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均產生了重大影響。有專家稱,養老金赤字是希臘債務危機爆發的重要誘因,人口老齡化和福利制度是其背后推手,那么,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中應當汲取什么樣的經驗教訓呢?
一、歐債危機的爆發與影響
歐債危機即歐洲債務危機,是指一國以本國的為擔保,向外部所借的債務。次貸危機之后,為抑制經濟的劇烈下滑,各國普遍實施了寬松的財政政策,加大了公共債務的規模和財政赤字,埋下了債務危機的隱患。高福利、低盈余的希臘無法通過公共財政盈余來支撐過度的舉債消費,歐債危機由此爆發,從而引發了繼金融危機后又一具有威脅性的世界范圍內的經濟災難。
歐債危機的爆發是經濟發展過程中多種矛盾長期積累的后果,而人口結構老齡化以及過度的福利政策,則是歐元區國家長期低增長、高失業,政府債務不斷加劇的最根本原因。受長期低出生率、平均預期壽命延長和二戰后生育潮人口大規模步入老齡化等因素影響,從20世紀末開始,歐洲大多數國家人口結構開始步入快速老齡化,在職勞動者與退休人員的比值不斷下降,導致養老保險繳費收入增長有限,甚至還時有萎縮;與此同時,養老金領取人員的數量不斷增長與待遇的剛性需求使養老金財政支出持續增長,導致歐洲國家養老金財政赤字不斷擴大,使歐洲國家的債務危機不可避免。所以,從一定意義上說,歐洲債務危機在很大程度上是社會保障財政危機的延伸和深化。
目前,歐債危機持續發酵,無論是貿易渠道還是金融渠道,已經給中國乃至世界經濟復蘇帶來阻礙。歐盟作為我國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其經濟的整體下滑對我國出口形勢的負面影響不容小覷。同時,由于歐元堅挺度下降,外需不足等局面有可能持續相當長的時間,過度依賴對歐出口將會給我國經濟的長期走勢帶來不利影響。因此,在出口戰略上,貿易伙伴以及出口產品都應優化結構,多元化發展,以分散市場風險。
二、歐債危機對我國養老保險制度改革的啟示
在世界經濟一體化的今天,中國作為一個正在迅速崛起的發展中國家,尤其應該對歐債危機的經驗教訓引起高度警惕和反思,避免重蹈覆轍。從歐債危機看中國的養老保險制度改革可以得到以下幾點啟示:
(一)發展經濟,實業立國
經濟發展是解決包括債務危機在內的各種經濟問題的根本辦法。從歐債危機的產業背景看:近半個世紀以來的歐洲金融服務業快速發展,但大量制造業外遷導致實體經濟“空心化”,經濟不振時無力“輸血”,從而導致經濟停滯不前甚至倒退,這是歐債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實體經濟是國家綜合國力的基礎,也是改善民生的經濟基礎,如果過度地炒作資本,不僅影響基礎經濟的發展,而且會造成貧富懸殊,影響社會穩定。需要高度注意的是,被譽為“世界工廠”的中國,在一些地區和行業也出現了實體經濟“空心化”的苗頭,金融體系脫離服務實業的本位、社會資本“脫實向虛”等潛在問題逐步顯現。近期溫州大量企業出現“債務危機”,游資從實體經濟“抽離”,進入房地產和高利貸等金融領域,便是一個典型的例證。
中國經濟已經保持了30多年的高速增長,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作為一個13億人口的大國,必須始終堅持實業立國的方針,一個強大而質優的制造業將是國家立于不敗之地的牢固基石。必須堅持金融行業支持服務實體經濟的基本定位,加強防范金融風險,包括防范來自國際的金融風險和抑制國內的金融異化,在產業結構優化與經濟社會協同發展、區域協調發展、城鄉統籌發展等方面下足功夫,充分利用市場經濟手段,擴大內需,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增長模式,提高國家的產業國際競爭力,增強經濟的內生增長能力,降低經濟發展對投資和出口的依賴,確保國民經濟的健康發展,從而奠定養老保險制度可持續發展的經濟基礎。
(二)循序漸進,平穩運行
據統計,2000年我國60歲以上人口占全部人口的比例首次超過10%,正式進入老齡化社會。到2011年,這一比例已高達13.7%,日益嚴峻的老齡化浪潮對養老保險制度的可持續發展帶來巨大挑戰。從歐債危機國家可以得到教訓:養老保險制度改革應秉承循序漸進的策略,保障水平要與經濟發展相適應。中國應本著發展與改革同步、公平與效率均衡的理念,著眼長遠,統籌協調,建立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富有生機和活力的長效機制。同時,還要適應人口眾多這一國情,把保障公平作為本質要求和首要原則,注重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努力消除保障水平和標準的不公平現象,保持養老保險制度的平穩運行和基金長期平衡能力,避免短期福利政績病,實現養老保險制度的長期可持續發展。
(三)統賬結合,部分積累
篇3
當前荷蘭預算赤字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約為4.6%,根據歐盟委員會規定,荷蘭需將預算赤字占GDP比例在2013年降低至3%。正是由于為了滿足歐盟預算赤字要求,荷蘭政治聯盟已經歷了長達七周的談判。而由于聯盟主要黨派反對預算緊縮計劃,致使談判破裂,并直接導致上述首相呂特的辭職。由于在女王考慮首相辭呈期間政府還在工作,因此荷蘭財長德亞赫4月27日稱,荷蘭議會可能會部分批準預算削減計劃,以避免預算在9月12日選舉前突破歐盟規定的限制。修訂后的預算計劃包括提高增值稅,對礦物燃料和煙酒額外征稅以及削減醫療福利支出。緊縮舉措還包括公務員工資凍結兩年以及對銀行的新增稅率提高1倍。雖然有一些小黨派支持這一緊縮計劃,但是工會和其他反對黨對這一協議大加抨擊,稱這將損害經濟,并警告選舉后這些舉措將形同廢紙。
我們知道荷蘭是歐元區為數不多幾個仍擁有AAA評級的成員國之一,更重要的是荷蘭是二戰之后歐洲統合中除德國和法國之外最重要的核心國家。歐盟的前身最早可追溯至1951年4月18日成立的歐洲煤鋼聯營(ECSC)。1950年法國外長舒曼提出“歐洲煤鋼聯營計劃”(即“舒曼計劃”)建議:“煤鋼生產的聯營將保證歐洲聯邦共同基礎的建立和發展,還可以改變這一地區長期生產武器使它自己成為犧牲品這一命運,”“這樣結合起來的聯合生產意味著法、德之間發生戰爭是不可想象的,而且在物質上也不可能。”此后法國、西德、意大利、比利時、荷蘭、盧森堡等六個西歐國家開始在此計劃基礎上進行談判。1951年4月 18日上述六國在巴黎簽訂為期50年的《歐洲煤鋼聯營條約》,它標志著歐洲煤鋼聯營正式成立。歐洲煤鋼聯營以后又發展為歐洲經濟共同體,再后發展為今天的歐盟。
歐洲債務危機發展到今天,從時間和空間的角度觀察都超出了最初一些歐洲政治家的預判,而證明了當時一些更悲觀的估計是有見地的。這些相對悲觀的估計實際上是基于以下兩點觀察。
首先,自20世紀70年代經濟學界開始對用財政赤字作為衡量財政政策的標準和分析代際分配的手段提出質疑,因此需要尋找替代財政赤字的方法,從新的角度觀察財政平衡問題。1991年提出的代際核算方法就是這樣的新視角,代際核算方法實際上是用數據檢驗政府的稅收和轉移支付政策能否實現代際平衡。從代際核算方法提出到現在,近30個國家建立自己的代際核算體系,代際核算方法已經被用來分析財政政策的各方面問題。許多政府機構和國際組織都采用這套核算體系來分析財政政策。而該方法的主要特點就是在分析財政問題中考慮了人口老齡化的后果。熟悉歐洲利用代際核算方法所做國別研究的人都不會對于歐洲債務危機的發生感到奇怪,因為這些研究早已討論了歐債危機與人口老齡化之間的關系,闡述了歐盟的人口老齡化問題可以轉化為財政危機,進而演變為債務危機的原因。
篇4
關鍵詞:歐債危機;成因;啟示
一、歐債危機概述
歐債危機,其導火索為希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的債務危機。希臘于2001年加入歐元區,在這個過程中,其為了盡可能的達到歐盟的財赤率要求,大幅縮減自身外幣債務,并與高盛簽訂貨幣互換協議。這份協議是以希臘必須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償還給高盛高額的回報作為前提。但是連續多年整個歐元區經濟都不很景氣,因此加劇了希臘國內的經濟危機。由于無法償還債務,在2009年的時候就形成了債務危機。
2009年10月初,正當全球經濟艱難地擺脫美國次貸危機的最初沖擊,步履蹣跚地走向緩慢復蘇之際,希臘政府公告稱,預計希臘2009年的財政赤字和公共債務占國內生產總值(GDP)的比例將分別達到12.7%和113%,大大超出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和60%的上限。此后,標普、穆迪和惠譽三大信用評級機構相繼調低了希臘的信用評級,希臘債務危機正式浮出水面。之后,危機迅速向葡萄牙、意大利、愛爾蘭、希臘、西班牙蔓延,希臘債務危機向歐元區蔓延后,其余幾個歐豬國家首當其沖,均遭遇了信用評級降級、債務利率飆升以及政府更迭。
二、成因分析
(一)歐洲國家長期高消費高福利的生活方式拖跨了經濟。以歐洲為代表的西方國家,多年來實行高消費高福利政策,不重視儲蓄,通過各種所謂的金融創新把未來若干年的錢提前花掉,只顧眼前享受,忽視可持續發展。如果經濟高速增長,高福利或許可以維持,但希臘經濟已連續5年負增長,陷入嚴重的衰退。希臘政府已無力償債,只能以債養債,將債務雪球越滾越大。
(二)其“導火索” 是國際金融危機。金融危機出現后,各國政府在應對中陸續推出了寬松政策,以刺激經濟增長,一定程度上推動了國家私人領域的去杠桿化和政府領域的加杠桿化,這些措施雖在短期內緩解了國際金融危機的影響,但卻大幅加重了國家財政的負擔。伴隨經濟的不斷發展,希臘以及其他一些南歐國家,之前處于一種財政弱平衡的境地,由于受國際宏觀經濟沖擊,削弱了其國家集群產業的盈利能力,公共財政現金流陷入惡性循環,債務負擔愈加沉重,并導致最后出現危機的局面。
(三)歐洲只有共同的貨幣和貨幣政策,但卻沒有統一的經濟政府。當希臘國內的債務問題越來越嚴重時,其政府沒有能力來改變目前的狀態,歐盟也沒有共同的經濟政府來對其提供援助。因此,各方投資者都擔心希臘政府出現違約現象,故而放棄其在希臘的投資。除此之外,當歐洲爆發金融危機后,歐元區各個國家雖然擁有共同的貨幣政策,但其貨幣政策缺乏獨立性,不能按照各自的實際情況靈活處理,這就造成各成員國只能通過財政政策來緩解危機,財政政策的制定和執行一旦出現不順利,后果將更加嚴重,只會加劇歐債危機。
三、對我國的啟示
(一)社保障制度要與國情相適應
歐債危機教訓深刻,對我國有很大的借鑒意義。盲目追求高福利的社會保障,終將加大政府負擔,對國家的全面健康發展不利,最終影響著人民群眾的生活質量。社保制度的設計一方面要充分考慮人口結構的變化,另一方面更要考慮對勞動力市場可能產生的影響。當前,我國正在逐步推進覆蓋城鎮居民和農村居民的醫療保險和養老保險體系,并已取得積極的進展,但由于我國人口基數大,要覆面廣,如何做好已有制度之間的相互銜接,政策空間相當大。保障制度應保持勞動力市場充分的彈性,同時應防止可能導致勞動力市場僵化和低效的福利制度,實現養老、醫療等社會福利在不同地區之間的轉移接續。
(二)繼續擴大內需、轉變經濟增長方式
在拉動經濟增長的“三駕馬車”中,投資一直被我國政府所依重。在本輪全球性金融危機爆發后,外貿進出口受到嚴重打擊,消費市場更是萎靡不振,我國政府通過增加固定資產投資,成功扭轉經濟下滑的風險, 2007年我國是財政盈余,近兩年變為財政赤字。因此,如何減少經濟發展對出口和投資的依賴,即降低資本形成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提高最終消費對經濟增長的貢獻度,是中國經濟轉型的關鍵,未來的基建投資應該適度放緩,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居民的消費傾向應該成為國內經濟工作重點。可喜的是,黨的十已明確提出居民收入倍增計劃。
(三)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
防范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主要做好兩方面工作:一是要嚴格控制地方政府債務的規模,防止盲目擴大,要采取積極有效的管理措施,分類管理,逐步償還,將地方政府債務統一到中央政府的管理支配范圍之內,也就是“妥善處理存量,嚴格控制增量”;二是要改革和完善各級地方政府的財政和稅收體制,適度地放權,盤活地方財政;三是在財政收入分配制度上,應堅持多給予少索取的原則,加大社會投資力度,擴大財政收入的增值空間,避免地方政府因財政的不足而無難以有所作為,也減少大量舉債,從而增強地方政府的償債能力。總之,要妥善處理地方債務,絕不能讓地方債務成為我國社會政治經濟發展的障礙。(作者單位:中國人民銀行海口中心支行)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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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鄭聯盛.歐洲債務問題:演進、影響、原因與啟示[J].國際經濟評論.2010(03)
篇5
1.銀行信用風險銀行信用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通過銀行而產生的借貸關系。與商業信用相比,銀行信用的活動范圍比較廣,經營規模比較大,借貸期限也相對比較長(銀行是可以長期信貸的)。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和轉賬結算等業務,當然,銀行只有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經營發放貸款的業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銀行是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在各種借與貸之間獲取差價從而盈利,即獲得銀行利潤,它相當于平均利潤。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直接說明“:銀行的利潤一般的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⑥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銀行信用在經濟交流和溝通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而銀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使得銀行信用成為全球現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銀行信用使得銀行業務規模得以擴大,業務種類得以拓展,銀行利潤得以增加,但與此同時,銀行信用風險也如影隨形。所謂銀行信用風險,是指各銀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時,承擔著在日常資金借貸的運動過程中有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即借款人因各種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時、足額償還銀行債務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行經營風險。這種風險不僅發生在貸款中,也可能發生在擔保、承兌和證券投資等相關業務中,而其中主要的風險形式是貸款業務的風險又稱貸款的收回風險,即銀行貸出去的資金由于各種原因貸款人不能按期歸還貸款的風險。相對于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等,信用風險是銀行最具威脅的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包括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有錢故意不還)和非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想還,但無力償還)。但無論道德性信用風險,還是非道德性信用風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出現大量的死賬呆賬,增大銀行不良資產數目,從而導致銀行資產受損、信貸能力下降,對銀行的出資人、所有者和廣大金融消費者造成傷害,最為嚴重時可能導致銀行破產倒閉。
2.貨幣信用風險貨幣信用是伴隨著以金銀為固定等價物進行交換而產生的一種信用關系。后來,由于金銀具有不易攜帶、磨損成本高等缺陷,紙幣代替了金銀來執行貨幣職能。當然,紙幣只是一種由國家發行的,并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但是這種貨幣符號卻在商品交換和發展中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電子貨幣得以產生,電子貨幣進一步提高了人們支付的便利性。不過,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風險也同樣在不斷增大,這一不斷增大的風險亦即貨幣信用風險。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到:“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說,自從貨幣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埋下了貨幣信用風險的種子。所謂貨幣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在經濟社會大環境中貨幣流通和信用領域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和信用膨脹的危機。馬克思認為,貨幣信用風險“只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只有在人們對信用貨幣失去信心時,“才會發生”⑧。今天貨幣市場非常廣闊和活躍,潛在的貨幣信用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質上,作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無疑是大眾的信用和日常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貨幣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債務或者款項都被要求以實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為載體的觀念上的、虛擬的、電子的貨幣將不復存在。這種貨幣危機如果蔓延到商業領域和其他領域,那么,一場因貨幣信用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開始了。
二、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
“傳統文化中并沒有風險概念,因為他們并不需要這個概念。”⑨然而“,現在,發達文明中存在一種風險命運。”⑩猶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輯訛輥而隨著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稱為“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的“嶄新的力量”不斷發展變化,信用風險及其社會危害也在與日俱增。
1.美國次貸危機在美國,很少有人買房時全額付款,購房抵押貸款(簡稱房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是,對于那些收入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來說,買房時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就無法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標準抵押貸款。這些因信用記錄不好或償還能力較差而被銀行拒絕貸款的人,往往會申請次級抵押貸款購買住房。所謂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是指一些貸款機構為追求比一般抵押貸款高得多的貸款利率,而向償還能力較差、信用程度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由此可見,次級抵押貸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產生的借貸關系,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新經濟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國開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連續多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從而為房地產市場活躍與發展創造了一個利好的政策與經濟環境,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有調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國有差不多500萬個家庭牽涉次貸,而且規模金額巨大。然而,2007年初,隨著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還款利率開始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與此同時,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降溫也使房屋出售變得更為困難,進而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就難上加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者不能按期還貸。由于貸款人到期欠款無法償還,銀行和貸款機構也就無法收回貸款,因而只能收回作為抵押的貸款人的房子。然而,經濟蕭條,購賣力下降,房產不斷貶值,收回房產的銀行和貸款機構沒辦法完成手頭房產的買賣,從而就導致資金周轉緊張,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顯然,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無限放大,卻缺少保障信用的監督機制和評估機制。危機發生之初表現在次貸購房人無法還貸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和投資基金被迫關閉,隨后危機波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了實體經濟。危機不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發的危機持續惡化,最終釀成了一場對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和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沖擊波的全球金融風暴,它使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為了刺激經濟復蘇,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國已推行了4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盟、日本、俄羅斯等也相繼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的這股“貨幣海嘯”,無疑又會進一步引發全球貨幣信用風險。正因如此,與其說次貸危機是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倒不如把它歸結為一場信用缺失危機。
2.歐洲債務危機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幫助,恢復了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迅速崛起的歐洲各國為了進一步增強競爭力,而結成聯盟。實踐表明,歐洲聯盟符合歐洲各國和整個歐洲利益,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提升了歐洲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1999年1月1日,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貨幣的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正式發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歐元區國家內正式流通。毫無疑問,歐元的發行與流通不僅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推進了歐洲社會文化的融合。然而,由于歐元區一些國家,比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國政府為了提升本國競爭力,縮小同其他歐盟國之間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隱瞞政府的財政赤字,過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臨著巨額的債務(這些債務來自政府為應付財政支出而大量發行的、無法按期兌現的債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上述各國在發債時根據預測是能按時還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機的沖擊,各國經濟疲軟,失業率激增,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從而導致政府無力償還債務,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實際上,在加入歐盟前希臘等各國就已經開始隱瞞其財務狀況,比如希臘就借助高盛公司掩蓋了其真實債務狀況。加入歐盟之后,變本加厲透支政府信用,大量舉借外債購買金融衍生產品,這與希臘本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償還能力是不相符的,從而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邊是日益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一邊是不斷透支政府信用來刺激消費,最終釀成了一場席卷整個歐洲大陸的債務危機。不難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盟對某些成員國一味的經濟縱容和貨幣保護,使得政府對國家信用無限度透支,讓原本就已存在的問題愈發嚴重,直到無法掩蓋和隱藏,最終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場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發的債務危機,簡單說來,就是一場貨幣借貸到期無法償還的信用危機。從危機源頭上來看,歐債危機是由希臘債務危機而引起的、波及整個歐盟的債務危機。希臘一國的大量無法償還的外債使得歐盟其他成員國因為無法回收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的鏈條。而歐盟早期沒有陷入危機的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德國等,為了維護整個歐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歐元的穩定,就必須不斷向危機爆發國注資。這一拯救歐債危機的舉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國國內的流動性貨幣減少,自身經濟發展也受到牽連,最終導致了整個歐洲經濟的衰退。
3.中國溫州現象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國沿海沿江地區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溫州就因其繁榮的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溫州所產的眼鏡、打火機、皮鞋等小商品也遠銷海外,享譽盛名。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一個江浙沿海的小漁村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現代化大都市。由此,溫州一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轉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營經濟取得成功的同時,溫州的民間借貸也逐漸興盛。這種古老的借貸方式在寬松的經濟環境和高額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慢慢地變質,這就為溫州危機埋下了隱患。溫州在經濟發展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債務跑路、甚至跳樓事件開始,溫州就被推至風口浪尖處,溫州爆發的這場嚴重的民間借貸危機引發了社會和政府高度關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對溫州的現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么讓原本以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的溫州面臨如此困境?很明顯,溫州經濟發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業主偏離原本經營良好的實體經濟,將資本轉移到房地產等巨額利潤的投機行業,以致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同時,溫州人熱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貸(即我們常說的民間高利貸),它是一種靠信用關系維持的私人放貸,而且放貸的資金并不全是個人自有資金,還包括各種來自親友的資金、信用卡和銀行貸款而來的資金等。輰訛輥因此,一旦這種沒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關系借貸”沒辦法按期歸還,一旦資金鏈在某處斷裂,所產生的后果就變得非常嚴重。一方面,企業家們不僅要填補實業的資金短缺,還面臨高額利息率的巨大債務,企業因為嚴重的資金短缺,沒辦法正常生產運作;另一方面,這復雜而廣泛的借貸關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無法避免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表面上看,全球經濟環境惡化加上中央收緊信貸,導致了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實際上,溫州現象主導因素是貨幣的借貸泛濫超出了這個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疇,高利息率的借貸打破了貨幣流通的平衡。中國房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讓大部分溫州人嘗到了借錢生錢的甜頭,紛紛將投資目標放到房市等金融領域,使發家的實業經濟開始衰退并日益空虛。當國家加大對樓市的打擊力度,限制樓盤的炒價,這給借錢炒樓的溫州人以沉重一擊,最終誘發了一場嚴重的債務償還危機。在這個被高額利潤誘使的、以信用為基礎的私人借貸鏈條中,銀行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所以,當個人信用透支,資金鏈在某一處斷裂,銀行借貸中的貨幣沒辦法按時收回,一場因個人信用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就在溫州爆發,并向鄂爾多斯等多個城市蔓延。
三、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有效規避
通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與馬克思論及的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和貨幣信用風險相比,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社會信用風險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從失信主體來看,信用風險由微觀個體向政府主體蔓延。與早期的個人和企業違約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從歐洲債務危機到美國債務違約風險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風險在不斷加劇。二是從金融工具來看,信用借貸由傳統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產品轉化。作為在傳統金融工具(包括貨幣、債券、股票等)基礎上衍化和派生出來的新型金融產品,衍生金融產品(包括期貨合約、期權合約、遠期合同、互換合同等)由于能夠轉嫁風險而得到“青睞”,但這種新型金融產品高度的財務杠桿作用加劇了信用風險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發領域來看,信用危機由生產制造業向房產地產業轉移。1929~1933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直接原因在于制造業生產與銷售之間供求矛盾的尖銳化,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則是房地產的泡沫化。基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新變化和新特征,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以有效規避現代經濟社會的信用風險。
1.強化國家債務管理,規避政府違約風險2013年初,盡管美國兩黨達成了“財政懸崖”階段性協議,但其政府未能擺脫“關門危機”。實際上,自1960年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了79次(平均計算每8個月就上調一次),如果以現有利息增速判斷,十年后美國債務僅僅利息的支出就將增加到1.1萬億(占其GDP總量的4.7%),也就是說,美國未來十年必須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國家債務的利息。輱訛輥2009~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時,歐洲五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分別高達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有關報告顯示,2007年中旬全球債務規模為70萬億美元,到2013年已經增至100萬億美元,而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債務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見,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是防范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首要任務。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的最好辦法是避免政府的過度負債。這就要求政府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將國家債務盡可能控制在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對現有國家債務應該強化管理,構建反映債務危機和債務風險的管理系統,建立政府債務預警、化解和救助機制。比如,調整國家債務期限結構安排,避免債務過度集中償付;加強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等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多渠道監管各國政府債務風險;聯合設立跨國債務危機救助的專門機構等。
2.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20世紀70年代,以期貨、期權等證券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創新滿足了人們日益復雜的投資融資、資金保值和避險需要。作為一種高級的資源配置工具,包括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等在內的衍生金融產品經過衍生再衍生,推進了金融市場高度的發展。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FE)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期貨交易量達到37.8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權交易量達到2.24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杠桿效應,有利于籌資、保值和避險,但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危害。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正是被譽為“金融大鱷”的喬治•索羅斯(GeorgeSoros)運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結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成為規避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必然要求。為保證衍生金融體系穩定運行,防止市場系統性風險發生必須加強衍生金融法制建設,提高衍生金融市場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場的內控機制,構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的預警系統和風險控制體系,注重開發各種管理衍生金融風險的新技術和新工具。輲訛輥此外,為了適應衍生金融市場國際化,各國政府還應該加強衍生金融監管領域的國際合作。比如,建立相關信息共享機制,注重監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國證券欺詐和市場操縱;統一監管標準和監管規則,促成各國監管行為的協調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場風險的外部負效用;對衍生金融行業自律進行統一規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等。
篇6
圍繞如何處理希臘債務危機這一核心與敏感問題,國際社會終于在實施債務重組和提供外部援助的兩種選擇中作出了取舍。據歐盟,歐洲央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1MF)達成的方向性協議。不僅對希臘的既定貸款資金準時到位,而且還將啟動一項針對希臘的最新援助計劃。然而,只要希臘經濟得不到有效的提振,未來希臘債務風險進一步放大的可能性依然存在,與此因果相關的歐債危機或許再度蔓延。
希臘要賴賬
一年前,歐盟和JMF聯手向身陷債務危機的希臘注入“強心針”――提供高達1100歐元的貸款救助,同時獲得了希臘政府壓縮財政赤字和降低債務率的承諾。一年過后,希臘財政與金融狀況不僅沒有得到改良,相反還在惡化。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底,希臘債務占GDP之比高達142.8%,債務總額為3286億歐元,分別高出危機爆發時的27個百分點和486億歐元,與此同時,希瞄政府的財政赤字也扶搖直上,僅2011年前四個月預算赤字就沖至72.46億歐元,超出了69.24億歐元的目標。同樣為希臘政府和國際社會不愿接受的事實是,目前為2300億歐元的希臘GDP比一年前劇烈萎縮了4.5%;
受債務雪球膨脹和赤字勁升的結果影響,希臘的市場融資成本同步大幅飆升。與此同時,希臘10年期國債收益率飆漲至17.46%的歐元區紀錄高點,其對德國國債的超額收益率擴大到紀錄高位。不僅如此,市場對于希臘的財政與金融狀況相當悲觀。據歐盟委員會的預測顯示,希臘2011年的預算赤字將達到GDP的9.5%,2012年仍將為9.3%;同時希臘的債務占GDP的比例今年為157.7%,2012年將達到166.1%。
問題的關鍵在于,今年7月份希臘將有134億歐元的債務到期。在失去償還能力的前提下,希臘必須得到進一步的救助才能暫時脫離險境,否則希臘將被迫違約并在其后不長的時間內面臨破產。
債務重組遭反對
在這種情況下。進行債務重組似乎是希臘唯一的選擇。但是,債務重組的方案從一提出就遭到了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希臘政府齊刷刷的毅然否定。其否定的理由主要有:
首先,債務重組將直接導致債權人利益的損失并影響整個歐洲銀行體系的穩定。資料顯示,截至2010年年底,在希臘3286億歐元的國債中,希臘國內銀行持有約680億歐元,歐元區其他國家銀行持有526億歐元,歐洲央行持有500億歐元。如果算上其他的擔保品,歐洲央行直接擁有的希臘債務額高達2000億歐元。顯然,希臘若債務重組,歐洲央行也可能破產,整個歐洲銀行體系將陷入混亂。
其次,債務重組將加劇市場的道德風險憂慮程度。一方面,希臘如果開創了債務重組的先例,投資者必然會擔心愛爾蘭和葡萄牙可能會步其后塵,另一方面,債務重組會使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希臘作出的救助承諾遭受質疑,將影響歐元區甚至整個全球金融市場的穩定。
第三,對于希臘而言,一旦發生違約或宣告國家破產,該國銀行系統將在擠兌潮中大規模倒閉,國有企業和資產將被拍賣償債,直至債務還清為止。這就意味著,希臘的經濟乃至政治命運都將操控在債權國手中。而這是希臘政府和國際社會都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國際社會再伸手
正是出于對希臘債務違約和破產具有強大的輻射性和破壞性的嚴重后果考慮,由歐盟委員會、歐洲央行和lMF組成的三方代表團決定根據去年達成的1100億歐元的救助方案向希臘提供第五批120億歐元貸款,同時對希臘提供650億歐元的額外貸款,以彌補希臘政府2012到2013年的財政缺口,在提供新增貸款的同時,歐盟委員會正在考慮將私人投資者納入到援助希臘的框架中,即所謂的“維也納模式”。在這一模式下,債權人以到期債務所得資金繼續購買負債國債券。據悉,為了有別于債務重組的提法,歐盟將其改稱為“重新打包”或者“軟性重組”。然而,希臘得到歐盟和IMF的再次慷慨援助必須要承受更加苛刻的條件,主要有:一是進一步緊縮財政;二是加快國企私有化;三是由外部機構介入征稅體系和國企私有化進程的監管;四是希臘就滿足這些條件達成跨黨派的共識。
應當承認,希臘為了爭取到國際社會新的貸款支持實際上已經邁開了實質性的改革步伐。6月1日,希臘政府宣布將在2012年A2015年間對75家國有或國營公司進行改革,視企業情況決定是否關停并轉,以減少27億歐元的開支。與此同時,希臘還推行針對國有企業的私有化方案,以此在4年內融資500億歐元。其中今年的目標是60億歐元,相于希臘GDP的2.8%。為此,希臘政府已經成立一個財富基金專門負責推進私有化的進程。另外,希臘政府準備出售高達300億歐元的國有地產,以籌資削減債務。資料顯示,目前希臘政府公共地產公司擁有約75000塊獨立的國有地產,首批出售的地產數量將達20A30塊。
前路撲朔迷離
希臘能否通過多種全新力量的扶持最終走出債務危機還很難定論。
首先。“維也納模式”需要相關的刺激措施才能產生效果。無論是歐盟還是希臘政府,要說服那些債務到期的投資人將資金用于購買希臘新發行債券必須有相應的政策傾斜和足夠的激勵,比如優先償付權以及更高的票息等,否則投資者依然會對希臘國債保持謹慎態度。另外。延期還款只是為希臘政府爭取到了更多的時間,但在更長的還款期里,只有希臘政府保證債務形勢不再繼續惡化才能確保投資者購買新的債權免遭債務重組。否則對于接受延期還款的債權人來說可能血本無歸。
其次,希臘國有資產私有化存在著需求動力不足的風險。據估算,希臘可供出售的國有資產總價值大約3000億歐元,幾乎相當于希臘的負債總額。但現實問題是,自歐債危機爆發以來,希臘銀行擠兌現象十分明顯,儲戶總計從希臘銀行提出了600億歐元儲蓄,約為該國經濟產值的四分之一,與此同時,希臘民間資金正瘋狂出逃海外,希臘國內的私有化能力顯然受到制約。另外,從國外買家看,目前除了德國電信作為惟一的戰略收購者計劃收購希臘電信公司OTEl6%的股權外。其他國際資本還未顯示任何投資意向。
再次,目前不僅希臘政府所承諾的緊縮計劃沒有獲得在野黨的認可,而且希臘各反對黨和工會組織以及普通民眾集體結盟共同反對政府進一步削減就業崗位和公共開支,希臘全國各地也接連爆發大規模示威抗議活動。如果希臘政府最終在減縮計劃上不能與反對黨達成一致,其改善負債和赤字狀況的步伐將異常艱難。
最后,從一定時期來看,進一步緊縮財政勢必使嚴重衰退中的希臘經濟雪上加霜。希臘經濟已連續3年衰退,在去年萎縮4.5%的基礎上,估計今年還將再下降3.5%。然而,債務水平的下降只有在經濟不再下滑并且強勁增長的前提下才能很好的實現,新的救助方案如
果像以往方案那樣未能起到刺激經濟發展的效果,希臘很可能陷入債務危機的惡性循環。
正是出于以上的擔憂,盡管歐盟和IMF出臺了針對希臘的新救助計劃,但國際評級機構依然紛紛下調希臘信用評級。希臘政府如果不重組債務,經濟將難以穩定。與此同時,惠譽國際在評級報告中表示,201 3年后,希臘仍不可能重返市場融資,屆時,歐盟和IMF需繼續向希臘提供更多救助,才能確保該國不至于違約。惠譽預計,在2014年底之前,國際援助方還需向希臘提供900億至1000億歐元貸款以滿足該國資金需求。更糟糕的是,標準普爾將希臘長期信用評級降至“CCC”全球最低水平的同時斷言,希臘在2012年前或更久的時間內不大可能從市場中融資。另外,根據德意志銀行的測算,未來兩年希臘發生債務違約的可能性為46%,未來五年的可能性為72%。
歐債危機沒完沒了
實際上,希臘債務危機的新疫情只是歐債危機的冰山一角。在今年5月葡萄牙不得不接受歐盟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提供的780億歐元的援助之后,歐洲市場上關于債務問題的負面消息紛擾不斷,足以說明歐債危機不僅沒有遠去,而且還在繼續惡化。
首先,被國際評級機構下調債權信用級別的歐洲國家數量不斷增多。今年5月底,標準普爾將意大利信用評級展望由穩定下調至負面,稱在未來兩年有三分之一的可能性調降意大利評級。兩天之后,惠譽宣布將比利時的債信評級展望下調至負面。資料顯示,比利時2010年公共部門債務總額與GDP之比高達96.6%,在歐元區內部僅次于希臘和意大利;而根據比利時與歐盟委員會達成的協議,該國必須在明年把預算赤字占GDP的比例降至3%以下,到2015年實現收支平衡。值得注意的是。盡管英國不是歐元區成員國,但穆迪已經對英國一些金融機構的經營狀況展開評估,并警告稱可能下調這些機構的評級。據悉,穆迪已計劃把14家列入負面觀察名單。
其次,一些歐元區部分核心成員國可能成為了債務危機的接棒者。歐債危機的“魔爪”不斷伸向更多的國家,其中西班牙一直都痛苦地努力避免成為下一個犧牲品。盡管如此,歐盟經濟委員會在最新分析報告中指出,西班牙未能達到歐盟在未來兩年降低公共赤字所確定的目標。據該委員會估計,2011年西班牙財政赤字將圍繞在6.3%左右,超過西班牙政府所承諾的目標近三成以上,其赤字將于2012年達到5.3%,同時高于歐盟委員會所承諾的目標近一個百分點。另外,目前西班牙10年期債券收益率一度飆升至2000年9月以來的最高水平,其債務風險暴露無遺。必須指出,作為歐元區第三大經濟體,西班牙若爆發債務危機,其對市場的沖擊將大大超過已受外界救助的希臘。愛爾蘭和葡萄牙三國。
篇7
關鍵詞:歐債危機 成因 未來走向 中國經濟 影響
一、對歐債危機的概述
歐債危機簡單來說就是歐洲債務危機。其真正意義上的導火索就是希臘在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后出現了債務危機。希臘在2001年加入歐元區,而加入歐元區必須要達到歐盟的財赤率要求。希臘在這一過程中,為了盡可能的縮減自身外幣債務而達到歐盟的財赤率要求,希臘與高盛簽訂了貨幣互換協議,這樣就順利加入了歐元區。這份協議的前提就是希臘必須在未來很長的一段時間內償還給高盛高額的回報。但是整個歐元區在近幾年經濟都不是很景氣,所以加劇了希臘國內的經濟危機。由于無法償還債務,在2009年的時候就形成了債務危機。歐盟各國也不得以陷入了這場空前的危機當中。
二、歐債危機的成因
歐債危機是由希臘債務危機蔓延而形成的,但導致歐債危機的原因是多樣化的,綜合起來可以歸結為以下幾點:
1、希臘本國債務危機較大,政府的開支大于收入。希臘是以航運業和旅游業為支柱產業的國家,2009年希臘的財政赤字占GDP的12.7%,公共債務占GDP的113%,這兩項數據遠遠超過了歐盟規定的3%和60%,希臘債務問題越來越重。由于希臘國民已經習慣了高薪高福利,政府部門的財政支出大,但是本國卻并沒有創造出比較大的價值;希臘政府的稅收制度不合理,偷稅漏稅現象嚴重;希臘政府沒有權利獨立發行貨幣,不能夠制造通貨膨脹來提高政府收入等。這些原因都直接或間接導致了希臘本國債務危機的形成。
2、全球經濟和金融危機的出現,歐洲各國也陷入了這場危機當中。2007年,美國爆發次貸危機,使全球的資本市場受到了重創,導致了全球的金融危機,歐洲各國也難以幸免。2007年3月,新世紀金融公司破產;2007年9月,美國政府出資2000億美元接管了兩房業務;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破產,美國政府出資800億美元接管了AIG業務等,這一系列的金融事件,都對歐債危機的出現造成了影響。
3、歐洲有共同的貨幣,共同的貨幣政策,但是卻沒有共同的經濟政府。當希臘國內債務問題較為嚴重時,希臘政府沒有能力來改變現狀,歐盟也沒有共同的經濟政府來對其提供援助,所以,很多投資者就害怕害怕希臘出現違約的現象,而放棄在希臘的投資。另外,當歐洲出現金融危機時,歐元區各國由于擁有共同的貨幣政策,而沒有獨立的貨幣政策,這就使得各成員國只能通過財政政策來緩解危機,財政政策制定和執行一旦出現問題,后果將不堪設想,只會使歐債危機加劇。
4、歐洲各國的經濟發展模式存在問題,缺乏創新能力。因為歐洲各國一直奉行的是消費至上的觀念,政府提供的福利也相當的高,使得國內的儲蓄不足,財政上面入不敷出,只能通過向外借貸來維持本國的經濟平衡。像英國、德國這樣的歐洲大國家面對危機可能承受得住,但是,希臘、葡萄牙等這些經濟實力相對較弱的國家,國內的支出部分遠遠超過產出部分。同時,歐盟各國的創新能力不夠,使得經濟水平持續走低,歐元區的經濟嚴重失衡。
三、歐債危機未來的走向
未來解決歐洲債務問題主要有以下幾大方向:
第一,不能滿足歐元區條件的國家主動退出歐元區,使歐元區形成核心價值。這樣一種設想似乎不太可能。因為歐盟在《里斯本條約》中沒有授權歐元區可以將一個成員國逐出,任何成員國退出只能由該成員國自己要求。但是,像希臘國內債務危機嚴重的國家還十分希望得到其他國家的援助,不會主動退出的,就算退出也會違約,損害其他各國的利益。同時,這樣一種方案會使歐洲共同體破裂。
第二,世界經濟實力強國向危機國家提供援助,緩解危機。世界經濟市場不斷波動,世界各國也在紛紛為歐元區推出救助方案。歐洲央行應當盡力購買歐元區債券和進一步尋求國際的幫助。另外,歐元區各國應當聯合起來,共同解決這場債務危機,經濟實力相對較強的國家應當主動向希臘等過提供經濟援助。
第三,歐元區聯合發行“歐元共同債券共同負擔相關債務,并確立全新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這種方案可以使歐元區各國協調好貨幣政策和財政政策,這樣才能從根本上解決歐債危機。
四、歐債危機對中國經濟的影響
在經濟全球化的背景下,面對歐債危機,中國不可能不受影響。首先,歐債危機會嚴重影響中國對歐盟各國的出口。歐盟作為中國第一大貿易合作伙伴、第一大出口市場和第一大技術引進地,2010年,中歐雙邊的貿易額達到了4800億美元。歐債危機的出現必將導致雙邊的貿易受到沉重打擊;第二,歐債危機會使人民幣升值的壓力加大;第三,我國現在持有大量的歐元資產將面臨大幅貶值,據市場估算,截止2011年6月,我國的外匯儲備余額已經接近3.2萬億美元,而歐元資產大概在占10%~20%之間,一旦歐元大幅貶值,會造成我國外匯資產嚴重縮水。
當然,歐債危機也會給中國經濟帶來很多的機遇。例如,可以加快人民幣國際化的進程、可以使歐盟各國承認中國市場的經濟地位、讓眾多的中國企業可以抓住機遇拓展海外市場等。
五、結束語
歐債危機對世界經濟市場造成的影響是巨大的。中國應當盡量避免在危機中遭受損害,努力抓住機遇,加速國內的經濟發展。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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實體經濟與虛擬經濟
以歐洲為代表的發達經濟體虛擬經濟過度膨脹,導致大量資金從實體經濟領域流向金融市場和房地產等領域,嚴重影響生產資源的合理配置,使實體經濟領域生產和投資資金供給不足,經濟增長乏力。當虛擬經濟崩潰,經濟遭遇去杠桿化,必然影響到實體經濟的發展。對此,歐洲各國需調整產業結構,解決虛擬經濟過大的問題。
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密不可分,二者相互依存、相互促進。實體經濟的發展是虛擬經濟的基礎,虛擬經濟的發展能促進社會資源優化配置,分散風險,對實體經濟有推動、催化作用。虛擬經濟過度膨脹會加大實體經濟動蕩的風險,導致泡沫經濟的形成,還會擠占實體經濟的投資。必須妥善處理兩者的關系,發揮各自獨特的功能,統籌兼顧, 均衡協調發展,并且著重把握虛擬經濟的發展速度,引導虛擬經濟向實體經濟的回歸。
短期危機救助與長期經濟改革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債務風險的積累有其內生原因,政府救助只能在短期起到一定的刺激作用,并不能消除危機產生的根源——長期經濟增長動力不足。
歐盟經濟失去生產性是多方面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首先,歐元區過早推行貨幣聯盟,覆蓋了一些不具備統一貨幣基本面的國家,在貨幣政策統一而財政政策不統一的情況下,各國不同的生產力很難被驅動。其次,金融危機嚴重影響了居民的消費和投資,致使經濟不斷下滑,而貨幣高估又使得出口惡化。第三,由于全球制造業正逐步向新興市場國家轉移,歐洲制造業在全球化過程中逐漸失去了競爭力。第四,希臘、西班牙、愛爾蘭等歐洲國家經濟結構比較單一,過度依賴于受經濟危機影響嚴重的周期性產業。
從長期來看,歐洲需要推行經濟改革,調整經濟結構。長期政策的重點應放在深化經濟治理改革,增強歐元區國家經濟競爭力,并推動經濟趨同進程。
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
歐元區存在統一貨幣政策與分散財政政策并存的制度缺陷,成員國沒有貨幣發行權和獨立貨幣政策,歐洲央行負責整個區域的貨幣發行與調控,而財政政策權利保留在歐元區各國政府手中。當發生危機時,成員國無法通過本幣貶值來縮小債務規模,只能通過緊縮財政、提高稅收等壓縮總需求的辦法增加償債資金來源。
歐洲央行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是防止通貨膨脹,在舉借新債困難的情況下,各成員國只能通過緊縮財政政策減少政府債務。每一項危機的解決都有賴于適度強勁的經濟復蘇,歐洲經濟政策目前的主要目標應當是扭轉經濟頹勢,然而在貨幣政策與財政政策“雙緊”的局面下,經濟增長步履艱難。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跛腳”導致主權債務危機愈演愈烈,且無法通過簡單的政策調整或援助解決。解決債務危機必須從根本上解決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不協調的制度性缺陷,推行財政統一,實現不同成員國財政一體化改革。
經濟低速發展與社會高福利
主權債務危機的形成可以看作高福利帶來的負面效應。“二戰”后,歐洲各國相繼建立了以高福利為特征的社會保障體系,幾乎涵蓋了社會生活的各主要方面。金融危機后各國經濟低迷,財政收入大幅降低,高福利的社會保障制度使政府財政開支不堪重負,歐洲各國寅吃卯糧,依賴外債維持財政運轉。
經濟發展與福利水平之間的失衡會導致嚴重的后果,此次危機的產生一定程度上就在于社會保障的規模超過了經濟發展的承受能力。高福利政策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縮小貧富差距、緩解社會矛盾、維護社會穩定,但過高的福利制度極大弱化了國民的工作意愿和創業精神,導致實體經濟萎靡不振,國家整體競爭力下降。健康的社會福利制度關鍵在于動態的可持續發展,過高的、脫離經濟發展實際的社會福利制度必然導致經濟衰退。
歐洲內部自救與外部救助
歐債危機的應對路徑包括內部自救和外部救助。歐洲國家在尋求外部援助之前,應首先自己尋找危機的解決之道,只有這樣才能獲得更多的外部救助。主權債務危機在歐元區大規模爆發,內因可歸結為歐元區財政政策與貨幣政策的制度缺陷和高福利制度,外因是金融危機引發的全球金融動蕩和經濟衰退。無論內因還是外因,都無法通過外部援助改變,外部救助只能暫時避免受援國違約和破產,不能從根本上解決經濟失衡問題。而緊縮財政的內部自救使經濟恢復更加艱難,失業率持續攀升。兩種救助方式各有優缺點,歐元區應權衡兩種方式的利弊,妥善處理兩者的關系,既不能造成過度依賴對外援助,也不能讓經濟持續低迷。
政府救助與防范道德風險
篇9
關鍵詞:信用風險;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貨幣信用風險
作者簡介:黃秋生,南華大學理論研究所副教授,博士(后)(湖南 衡陽 421001)
孟穎,南華大學政治與公共管理學院碩士研究生(湖南 衡陽 421001)
馬克思借用英國知名經濟學家托馬斯?圖克(Thomas Tooke)的話指出:“信用,在它的最簡單的表現上,是一種適當的或不適當的信任,它使一個人把一定的資本額,以貨幣形式或以估計為一定貨幣價值的商品形式,委托給另一個人,這個資本額到期后一定要償還。”①實際上,在商品買賣中,延期付款和貨幣借貸,都以守信按期償還為條件,這就形成了經濟行為的信用關系,這種信用關系形成的準則或制度即為信用制度。對于信用制度,經典作家也有過說明:“隨著商業和只是著眼于流通而進行生產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發展,信用制度的這個自然基礎也在擴大、普遍化、發展。”②也就是說,在商品經濟越來越發達的環境下,信用制度也在不斷發展。值得注意的是,在商品經濟和信用制度發展的同時,受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約定契約中的義務而使授信人發生損失的可能性也會與日俱增,即信用風險也會日積月累,因為“在人對人的信任的假象下面隱藏著極端的不信任和完全的異化”③。
一、信用風險的類型劃分
信用風險,又稱違約風險,是指交易對手未履行約定契約中的義務而造成經濟損失的風險,即受信人不能或不愿履行還本付息的責任而使授信人的預期收益與實際收益發生偏移的可能性。根據信用風險發生的經濟領域,基于馬克思信用理論的相關論述,經濟社會信用風險可以劃分為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和貨幣信用風險三大類型。
1. 商業信用風險
商業信用是在商品的買者和賣者之間賒購賒銷商品的產生,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借貸關系,它“是信用制度的基礎”④。商業信用具有三個特點:其一,它是在商品的買者和賣者之間提供的信用;其二,它是以票據為工具推動商品的買和賣的;其三,它是商業信用的規模隨商品的產生和流通的發展而擴大的。商業信用的發展是產業資本最充分的擴大再生產,它的作用在于促進生活消費和生產消費。正如馬克思所言,“信用的最大限度等于產業資本的最充分的動用,也就是等于產業資本的再生產能力不顧消費界限的極度緊張。這些消費界限也會因再生產過程本身的緊張而擴大:一方面這種緊張會增加工人和資本家對收入的消費,另一方面這種緊張和生產消費的緊張是一回事。”⑤
在現代經濟社會,商業信用逐漸被認可和接受,而建立在商業信用基礎上的商業活動與日俱增。然而,因為商業信用是以信用關系為紐帶而發生的借貸關系,容易發生商品買賣雙方一方無力或不愿償還另一方的事情,所以商業信用本身存在著潛在的風險――商業信用風險。那么,究竟何謂商業信用風險?所謂商業信用風險,是指在以信用關系為紐帶的交易過程中,交易一方不能履行給付承諾而給另一方造成損失的可能性,即買方無力履行合約或者是拒絕履行合約而給賣方帶來損失的風險。商業信用風險是雙向性的風險,它會使交易雙方都受到影響,其最主要的表現是企業客戶到期不付貨款或者到期沒有能力付款,引發企業之間相互拖欠和合同違約率的攀高,從而會產生更多的壞賬、呆賬,造成企業資金供求矛盾,引起資金鏈的斷裂,并最終導致企業破產和社會經濟秩序混亂。
2. 銀行信用風險
銀行信用是在商業信用的基礎上通過銀行而產生的借貸關系。與商業信用相比,銀行信用的活動范圍比較廣,經營規模比較大,借貸期限也相對比較長(銀行是可以長期信貸的)。銀行的主要職能是吸收存款、發放貸款和轉賬結算等業務,當然,銀行只有擁有雄厚的資本,才能經營發放貸款的業務。從某種程度上可以說,銀行是提供各種金融服務,在各種借與貸之間獲取差價從而盈利,即獲得銀行利潤,它相當于平均利潤。對此,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有過直接說明:“銀行的利潤一般的說在于:它們借入時的利息率低于貸出時的利息率。”⑥隨著經濟一體化和全球化的發展,銀行信用在經濟交流和溝通方面發揮著重大作用,而銀行信用本身也得到了飛速的發展,使得銀行信用成為全球現代信用的主要形式。銀行信用使得銀行業務規模得以擴大,業務種類得以拓展,銀行利潤得以增加,但與此同時,銀行信用風險也如影隨形。
所謂銀行信用風險,是指各銀行在取得盈利的同時,承擔著在日常資金借貸的運動過程中有可能遭受損失的風險,即借款人因各種原因未能完全履行合同,未能及時、足額償還銀行債務的可能性,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銀行經營風險。這種風險不僅發生在貸款中,也可能發生在擔保、承兌和證券投資等相關業務中,而其中主要的風險形式是貸款業務的風險又稱貸款的收回風險,即銀行貸出去的資金由于各種原因貸款人不能按期歸還貸款的風險。相對于市場風險、購買力風險等,信用風險是銀行最具威脅的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包括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有錢故意不還)和非道德性信用風險(借款人想還,但無力償還)。但無論道德性信用風險,還是非道德性信用風險,最直接的后果就是銀行出現大量的死賬呆賬,增大銀行不良資產數目,從而導致銀行資產受損、信貸能力下降,對銀行的出資人、所有者和廣大金融消費者造成傷害,最為嚴重時可能導致銀行破產倒閉。
3. 貨幣信用風險
貨幣信用是伴隨著以金銀為固定等價物進行交換而產生的一種信用關系。后來,由于金銀具有不易攜帶、磨損成本高等缺陷,紙幣代替了金銀來執行貨幣職能。當然,紙幣只是一種由國家發行的,并強制使用的貨幣符號,但是這種貨幣符號卻在商品交換和發展中給人們帶來了很大的便利。今天,隨著信息時代的來臨,電子貨幣得以產生,電子貨幣進一步提高了人們支付的便利性。不過,在便利性提高之余,風險也同樣在不斷增大,這一不斷增大的風險亦即貨幣信用風險。實際上,馬克思早在19世紀60年代就已經提到:“一旦勞動的社會性質表現為商品的貨幣存在,從表現為一個處于現實生產之外的東西,獨立的貨幣危機或作為現實危機尖銳化的貨幣危機,就是不可避免的。”⑦也就是說,自從貨幣產生的那一刻起,就已經埋下了貨幣信用風險的種子。
所謂貨幣信用風險,主要是指在經濟社會大環境中貨幣流通和信用領域中長期的通貨膨脹和信用膨脹的危機。馬克思認為,貨幣信用風險“只有在一個又一個的支付鎖鏈和抵消支付的人為制度獲得充分發展的地方”,只有在人們對信用貨幣失去信心時,“才會發生”⑧。今天貨幣市場非常廣闊和活躍,潛在的貨幣信用風險也是不言而喻的。本質上,作為支付手段和流通手段的不管是紙幣,還是電子貨幣,它們存在的前提和基礎無疑是大眾的信用和日常經濟活動中建立起來的信用體系。因此,如果建立在信用基礎上的貨幣信用平衡被打破,那么,所有債務或者款項都被要求以實物提前支付,那些以信用為載體的觀念上的、虛擬的、電子的貨幣將不復存在。這種貨幣危機如果蔓延到商業領域和其他領域,那么,一場因貨幣信用危機而導致的全球性的經濟危機就開始了。
二、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典型案例
“傳統文化中并沒有風險概念,因為他們并不需要這個概念。”⑨然而,“現在,發達文明中存在一種風險命運。”⑩猶如馬克思所描述的那樣,“一種嶄新的力量信用事業,隨同資本主義的生產而形成起來。起初,它作為積累的小小助手不聲不響地擠了進來,通過一根無形的線把那些分散在社會表面上的大大小小的貨幣資金吸引到單個的或聯合的資本家手中;但是很快它就成了競爭斗爭中的一個新的可怕的武器;最后,它變成一個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11而隨著這一“新的可怕的武器”亦或稱為“實現資本集中的龐大的社會機構”的“嶄新的力量”不斷發展變化,信用風險及其社會危害也在與日俱增。
1. 美國次貸危機
在美國,很少有人買房時全額付款,購房抵押貸款(簡稱房貸)是非常普遍的現象。但是,對于那些收入不穩定甚至根本沒有收入的人來說,買房時因為信用等級達不到標準,就無法獲得傳統意義上的標準抵押貸款。這些因信用記錄不好或償還能力較差而被銀行拒絕貸款的人,往往會申請次級抵押貸款購買住房。所謂次級抵押貸款(簡稱次貸),是指一些貸款機構為追求比一般抵押貸款高得多的貸款利率,而向償還能力較差、信用程度較低的借款人提供的貸款。由此可見,次級抵押貸款就是信用被放大之后而產生的借貸關系,是一個高風險、高收益的行業。
進入新世紀以來,由于新經濟泡沫和“911”恐怖事件,美國開始推行寬松的貨幣政策,美國聯邦儲備委員會也連續多次降低聯邦基金利率,從而為房地產市場活躍與發展創造了一個利好的政策與經濟環境,美國的次級抵押貸款市場迅速發展。有調查研究表明,2006年美國有差不多500萬個家庭牽涉次貸,而且規模金額巨大。然而,2007年初,隨著短期利率的提高,次級抵押貸款還款利率開始大幅上升,購房者的還貸負擔大為加重。與此同時,美國房地產市場的持續降溫也使房屋出售變得更為困難,進而通過抵押住房再融資就難上加難。這種局面直接導致大批次級抵押貸款者不能按期還貸。由于貸款人到期欠款無法償還,銀行和貸款機構也就無法收回貸款,因而只能收回作為抵押的貸款人的房子。然而,經濟蕭條,購賣力下降,房產不斷貶值,收回房產的銀行和貸款機構沒辦法完成手頭房產的買賣,從而就導致資金周轉緊張,最終引發了次貸危機。
顯然,美國次貸危機爆發的根本原因在于信用被無限放大,卻缺少保障信用的監督機制和評估機制。危機發生之初表現在次貸購房人無法還貸而導致次級抵押貸款機構破產和投資基金被迫關閉,隨后危機波及金融體系,進而影響了實體經濟。危機不僅席卷全美,并且蔓延全球。這場由美國次級抵押貸款市場引發的危機持續惡化,最終釀成了一場對世界主要金融機構和全球金融市場產生了巨大沖擊波的全球金融風暴,它使美國經濟增長進一步放緩,并對世界經濟產生了一定負面影響。為了刺激經濟復蘇,自2008年11月至2013年12月,美國已推行了4輪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歐盟、日本、俄羅斯等也相繼推行量化寬松的貨幣政策。這些國家在全球金融市場上掀起的這股“貨幣海嘯”,無疑又會進一步引發全球貨幣信用風險。正因如此,與其說次貸危機是美國房地產市場上的次級按揭貸款危機,倒不如把它歸結為一場信用缺失危機。
2. 歐洲債務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勝利后,歐洲各主要資本主義國家憑借美國馬歇爾計劃的幫助,恢復了因世界大戰而瀕臨崩潰的經濟體系。迅速崛起的歐洲各國為了進一步增強競爭力,而結成聯盟。實踐表明,歐洲聯盟符合歐洲各國和整個歐洲利益,有力地促進了歐洲經濟政治的發展,提升了歐洲在國際上的政治和經濟地位。隨著歐盟一體化進程的推進,1999年1月1日,具有獨立性和法定貨幣地位的超國家性質貨幣的歐元在歐盟各成員國范圍內正式發行,并于2002年1月1日起在歐元區國家內正式流通。毫無疑問,歐元的發行與流通不僅為歐洲帶來了巨大的經濟利益,而且還推進了歐洲社會文化的融合。
然而,由于歐元區一些國家,比如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意大利等,各國政府為了提升本國競爭力,縮小同其他歐盟國之間的差距,盲目追逐短期利益,隱瞞政府的財政赤字,過分的透支政府信用,使政府面臨著巨額的債務(這些債務來自政府為應付財政支出而大量發行的、無法按期兌現的債券)。2008年全球金融危機爆發之前,上述各國在發債時根據預測是能按時還本付息的。之后,由于受到全球危機的沖擊,各國經濟疲軟,失業率激增,政府收入減少,支出增加,從而導致政府無力償還債務,于是在全球金融危機影響下歐洲債務危機爆發。實際上,在加入歐盟前希臘等各國就已經開始隱瞞其財務狀況,比如希臘就借助高盛公司掩蓋了其真實債務狀況。加入歐盟之后,變本加厲透支政府信用,大量舉借外債購買金融衍生產品,這與希臘本身的經濟發展水平和償還能力是不相符的,從而就導致了嚴重的通貨膨脹。一邊是日益擴大的政府財政赤字,一邊是不斷透支政府信用來刺激消費,最終釀成了一場席卷整個歐洲大陸的債務危機。
不難看出,歐洲債務危機產生的主要原因是歐盟對某些成員國一味的經濟縱容和貨幣保護,使得政府對國家信用無限度透支,讓原本就已存在的問題愈發嚴重,直到無法掩蓋和隱藏,最終影響了整個歐洲大陸。這一場由政府信用透支而引發的債務危機,簡單說來,就是一場貨幣借貸到期無法償還的信用危機。從危機源頭上來看,歐債危機是由希臘債務危機而引起的、波及整個歐盟的債務危機。希臘一國的大量無法償還的外債使得歐盟其他成員國因為無法回收債務而陷入債務危機的鏈條。而歐盟早期沒有陷入危機的一些成員國,如法國、德國等,為了維護整個歐洲的利益和地位,以保住歐元的穩定,就必須不斷向危機爆發國注資。這一拯救歐債危機的舉措使得法、德等救援國國內的流動性貨幣減少,自身經濟發展也受到牽連,最終導致了整個歐洲經濟的衰退。
3. 中國溫州現象
20世紀90年代以來,伴隨著全方位、多層次、多領域的對外開放格局逐步形成,我國沿海沿江地區經濟得到了高速的發展,溫州就因其繁榮的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溫州所產的眼鏡、打火機、皮鞋等小商品也遠銷海外,享譽盛名。經濟的高速發展使得一個江浙沿海的小漁村在不到30年的時間里發展成為一個人口密集的現代化大都市。由此,溫州一度成為改革開放以來經濟轉型的模范城市。然而,在民營經濟取得成功的同時,溫州的民間借貸也逐漸興盛。這種古老的借貸方式在寬松的經濟環境和高額經濟利益的驅使下開始慢慢地變質,這就為溫州危機埋下了隱患。
溫州在經濟發展的背后到底隱藏著什么?自爆出一件件老板因債務跑路、甚至跳樓事件開始,溫州就被推至風口浪尖處,溫州爆發的這場嚴重的民間借貸危機引發了社會和政府高度關注,也引起了人心惶然。面對溫州的現狀,我們不禁要問到底是什么讓原本以民營經濟而聞名全球的溫州面臨如此困境?很明顯,溫州經濟發展中后期,很大一部分企業主偏離原本經營良好的實體經濟,將資本轉移到房地產等巨額利潤的投機行業,以致實體經濟日益空心化。同時,溫州人熱衷于高利息率的借貸(即我們常說的民間高利貸),它是一種靠信用關系維持的私人放貸,而且放貸的資金并不全是個人自有資金,還包括各種來自親友的資金、信用卡和銀行貸款而來的資金等。12因此,一旦這種沒有任何法律安全保障的“關系借貸”沒辦法按期歸還,一旦資金鏈在某處斷裂,所產生的后果就變得非常嚴重。一方面,企業家們不僅要填補實業的資金短缺,還面臨高額利息率的巨大債務,企業因為嚴重的資金短缺,沒辦法正常生產運作;另一方面,這復雜而廣泛的借貸關系的平衡一旦被打破,就無法避免整個社會經濟秩序的混亂。
表面上看,全球經濟環境惡化加上中央收緊信貸,導致了溫州中小企業資金鏈斷裂。實際上,溫州現象主導因素是貨幣的借貸泛濫超出了這個城市本身所能承受的范疇,高利息率的借貸打破了貨幣流通的平衡。中國房市不斷攀升的房價讓大部分溫州人嘗到了借錢生錢的甜頭,紛紛將投資目標放到房市等金融領域,使發家的實業經濟開始衰退并日益空虛。當國家加大對樓市的打擊力度,限制樓盤的炒價,這給借錢炒樓的溫州人以沉重一擊,最終誘發了一場嚴重的債務償還危機。在這個被高額利潤誘使的、以信用為基礎的私人借貸鏈條中,銀行也扮演著推波助瀾的角色,所以,當個人信用透支,資金鏈在某一處斷裂,銀行借貸中的貨幣沒辦法按時收回,一場因個人信用而引發的經濟危機就在溫州爆發,并向鄂爾多斯等多個城市蔓延。
三、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有效規避
通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典型案例的分析,我們不難發現:與馬克思論及的商業信用風險、銀行信用風險和貨幣信用風險相比,全球化時代的經濟社會信用風險表現出一些新的特征。一是從失信主體來看,信用風險由微觀個體向政府主體蔓延。與早期的個人和企業違約有所不同,今天政府失信已經變得非常嚴重。從歐洲債務危機到美國債務違約風險都反映了政府失信風險在不斷加劇。二是從金融工具來看,信用借貸由傳統金融工具向衍生金融產品轉化。作為在傳統金融工具(包括貨幣、債券、股票等)基礎上衍化和派生出來的新型金融產品,衍生金融產品(包括期貨合約、期權合約、遠期合同、互換合同等)由于能夠轉嫁風險而得到“青睞”,但這種新型金融產品高度的財務杠桿作用加劇了信用風險的危害程度。三是由引發領域來看,信用危機由生產制造業向房產地產業轉移。1929~1933全球經濟危機爆發直接原因在于制造業生產與銷售之間供求矛盾的尖銳化,而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引發全球金融危機的導火線則是房地產的泡沫化。基于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新變化和新特征,我們認為應該從以下幾個方面著力,以有效規避現代經濟社會的信用風險。
1. 強化國家債務管理,規避政府違約風險
2013年初,盡管美國兩黨達成了“財政懸崖”階段性協議,但其政府未能擺脫“關門危機”。實際上,自1960年以來,美國債務上限已經上調了79次(平均計算每8個月就上調一次),如果以現有利息增速判斷,十年后美國債務僅僅利息的支出就將增加到1.1萬億(占其GDP總量的4.7%),也就是說,美國未來十年必須保持GDP增速不低于4.7%,才能支付國家債務的利息。132009~2010年歐債危機爆發時,歐洲五國希臘、意大利、愛爾蘭、葡萄牙和西班牙政府總債務占GDP的比例也分別高達130%、120%、94%、83%和63%。2013年9月5日國際清算銀行(BIS)有關報告顯示,2007年中旬全球債務規模為70萬億美元,到2013年已經增至100萬億美元,而各國中央及地方政府是債務的最大制造者。由此可見,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是防范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首要任務。
規避國家信用風險,防止政府債務違約的最好辦法是避免政府的過度負債。這就要求政府量體裁衣,量入為出,將國家債務盡可能控制在能夠承受的范圍之內。與此同時,對現有國家債務應該強化管理,構建反映債務危機和債務風險的管理系統,建立政府債務預警、化解和救助機制。比如,調整國家債務期限結構安排,避免債務過度集中償付;加強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G)等國際性金融機構的合作,多渠道監管各國政府債務風險;聯合設立跨國債務危機救助的專門機構等。
2. 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
20世紀70年代,以期貨、期權等證券為核心的衍生金融工具的創新滿足了人們日益復雜的投資融資、資金保值和避險需要。作為一種高級的資源配置工具,包括遠期、期貨、期權、互換、掉期等在內的衍生金融產品經過衍生再衍生,推進了金融市場高度的發展。據世界交易所聯盟(WFE)的數據顯示,2013年全球期貨交易量達到37.8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24%;全球期權交易量達到2.24億手合約,與2012年交易量相比提高了17%。然而,衍生金融工具是一把雙刃劍,它的杠桿效應,有利于籌資、保值和避險,但同時也放大了衍生金融市場的風險及危害。1997年7月東南亞金融風暴的爆發,正是被譽為“金融大鱷”的喬治?索羅斯(George Soros)運用衍生金融工具牟利的結果。基于此,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監管,降低市場系統性風險成為規避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的必然要求。
為保證衍生金融體系穩定運行,防止市場系統性風險發生必須加強衍生金融法制建設,提高衍生金融市場交易中信息透明度,健全衍生金融市場的內控機制,構建和完善衍生金融市場的預警系統和風險控制體系,注重開發各種管理衍生金融風險的新技術和新工具。14此外,為了適應衍生金融市場國際化,各國政府還應該加強衍生金融監管領域的國際合作。比如,建立相關信息共享機制,注重監管信息的充分交流,以防止跨國證券欺詐和市場操縱;統一監管標準和監管規則,促成各國監管行為的協調性,降低衍生金融市場風險的外部負效用;對衍生金融行業自律進行統一規范,提升衍生金融市場自我監管能力等。
3. 平抑房地產泡沫,防范土地財政風險
按照美國著名經濟學家查爾斯?P?金德伯格的理解,房地產泡沫是指房地產價格連續上漲后引發人們產生上漲預期,由于投機資本的不斷加入又將進一步助推房地產價格的無節制上漲,從而導致房地產價格嚴重脫離市場基礎,遠遠高于實體價格。隨著房地產價格不斷上漲,“常常是預期的逆轉,接著就是價格暴跌,最后以金融危機告終或者以繁榮的消退告終而不發生危機。”1520世紀90年代東南亞房地產泡沫(殃及日本、泰國、香港等)、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2009年迪拜危機、2011年中國溫州現象等無一例外地說明了信貸風險和房地產泡沫的直接相關性。房地產的非理性發展和土地財政的嚴重依賴,必將引發房地產泡沫的潛在風險與巨大危害,僅靠房地產來帶動經濟增長最終無益于經濟良性發展。因此,平抑房地產泡沫,防范土地財政風險是現代經濟社會信用風險規避的重要內容。
平抑房地產泡沫,防范土地財政風險關鍵在于預防過度投機。這就要求加強房地產市場開發規模的監控和投資結構的管理,防止房地產市場炒作。具體而言,一是強化土地資源管理,完善土地供應制度,有效控制土地價格;二是深化財稅體制改革,轉變地方政府對土地財政的依賴,防止地方政府助推房地產價格;三是加強房地產市場的信貸管理,正確引導資金流向,規范房地產信貸市場;四是構建房地產市場信息平臺,增加市場信息透明度,規避投機炒作和惡意操控;五是優化保障性住房開發機制,大力發展住房租賃市場,滿足中低收入群體的住房需求。
總之,當代社會迫切需要人們審視經濟社會發展的模式,揭示信用風險產生的根源,探討信用風險的規避,尋求“風險社會”的出路。只有讓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只有建立健全風險監管機制,只有構建風險預警系統,只有培育出良好的信用環境,才能有效規避現代社會的各類信用風險,才能實現經濟的持續健康發展與社會的和諧穩定。
注釋:
①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年,第582頁。
②④⑤⑥⑦⑧馬克思:《資本論》(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450頁,第542頁,第546頁,第585頁,第547頁,第499頁。
③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21-22頁。
⑨(英)安東尼?吉登斯:《失控的世界》,周紅云譯,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頁。
⑩(德)烏爾里希?貝克:《風險社會》(序言),何博聞譯,上海:譯林出版社,2004年,第20頁。
11馬克思:《資本論》(第1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722頁。
12劉穎、王希俊:《信用違約互換在我國商業銀行的信用管理研究》,《求索》2013年第2期。
13參見張茉楠:《美國債務上限危機將常態化》,《中國財經報》2013年10月15日第8版。
篇10
(一)三代危機模型迄今為止,國際上已經發展了三代成熟的金融危機模型。第一代危機模型是貨幣危機模型,產生于20世紀70年代,是為解釋拉美貨幣危機而建立的。1972年墨西哥政府實施擴張性財政政策,財政赤字占國民生產總值的比重逐年提高。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墨西哥政府向中央銀行發行債券,導致基礎貨幣增長過快,隨后出現了惡性通貨膨脹,投資者紛紛拋售比索,資本外流加速。當外匯儲備耗盡時,墨西哥政府被迫放棄固定匯率制。墨西哥危機后,阿根廷、智利、烏拉圭等拉美國家也發生了類似的危機。經濟學家把拉美貨幣危機歸因于進口替展戰略和不恰當的宏觀經濟政策,在理論上形成了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1]第一代貨幣危機模型反映了固定匯率、資本自由流動和貨幣政策獨立性的不可能三元悖論。克魯格曼認為,維持固定匯率需要滿足一定的條件(即FXt≥ae-DCt,其中FXt表示外匯儲備,DCt表示國內信貸)。[1]在固定匯率下,國內信貸的擴張必然產生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預期,導致資本外流、外匯儲備下降。一旦外匯儲備耗盡,固定匯率將難以維持,本幣貶值將不可避免。第二代危機模型也是貨幣危機模型,是為解釋歐洲貨幣危機和英鎊危機而建立的。1990年東西德國統一之后,德國政府支出大幅增加。因擔心通貨膨脹,德國政府于1992年7月把貼現率提高到8.75%。德國提高利率后,芬蘭人紛紛把芬蘭馬克兌換成德國馬克,導致芬蘭馬克對德國馬克的匯率持續下跌。此前,芬蘭馬克與德國馬克自動掛鉤,芬蘭央行為維持比價不得不拋售德國馬克而購進芬蘭馬克。但由于芬蘭央行的德國馬克儲備有限,因而這一舉措并沒有抑制住芬蘭馬克下跌。1992年9月8日,芬蘭政府宣布芬蘭馬克與德國馬克脫鉤,實現自由浮動。接下來,類似的現象在英鎊、里拉市場發生,投資者紛紛拋售英鎊,搶購德國馬克,致使里拉和英鎊匯率大跌,歐洲貨幣危機由此爆發。與拉美危機不同,當英鎊危機發生時,英國不僅擁有大量的外匯儲備,而且其財政狀況也沒有出現與其匯率制度不和諧的情況。也就是說,英鎊危機不是政府的債務貨幣化政策引起的,第一代金融危機模型不能對其進行合理解釋。從表面上看,英鎊危機、芬蘭馬克和意大利里拉危機都是德國提高利率引起的,利差導致資本的異常流動,資本流動導致外匯儲備的減少,產生匯率貶值預期。各國利率政策不協調的根源在于經濟的國別差異。奧布斯菲爾德通過政府目標的多重性來解釋歐洲貨幣危機。他認為,政府有維持匯率穩定和經濟穩定的雙重目標,必須在匯率穩定和經濟穩定之間進行權衡,需要在成本和收益之間進行權衡后才能決定是否放棄固定匯率。當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大于放棄維持固定匯率的成本時,放棄固定匯率是理性的選擇。[2]第二代貨幣危機理論由此而產生。第三代危機屬于銀行危機,雖然其中不可避免地要經歷貨幣危機過程。1997年7月始于泰國、波及東南亞的金融危機的爆發,使匯市、股市輪番暴跌,重創東南亞金融體系和世界經濟。與拉美貨幣危機和歐洲貨幣危機不同,東南亞金融危機爆發時,東南亞國家存在大量的經常賬戶盈余,充足的外匯儲備,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沒有異常變化。因此,東南亞金融危機顯然不能用第一代和第二代危機模型來解釋,要闡明東南亞金融危機發生和演變的機理,就必須跳出貨幣和財政等宏觀經濟政策的范疇,由此創建了第三代金融危機理論。有學者從政府、銀行和企業之間的關系以及道德風險、金融脆弱性、政府腐敗等角度研究東南亞金融危機。[3][4][5][6]一種代表性觀點認為,在日本經濟泡沫破滅之后,國際上大量的廉價資金以較低的利率借給東南亞地區銀行,然后由銀行投入到高風險的股票和房地產市場,導致股市和房地產市場泡沫化。當資產泡沫破滅時,銀行不良貸款急劇增加,銀行破產風險增大。由于銀行破產具有高度的外部性,投資者相信政府不會對陷入困境的國內銀行袖手旁觀,因而投資者并不擔心銀行因為不良貸款增加而破產。基于這種認識,投資者敢于借錢給銀行,銀行也敢于將資金投入到高風險的行業,國內銀行的巨額不良貸款最終將轉化為財政赤字。因此,銀行的不良貸款與財政赤字是等價的,從某種意義上說,即使沒有嚴重的財政赤字問題,亞洲金融危機也會發生。
(二)金融危機的變種2008年美國次貸危機深刻地影響著世界經濟,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演變為不同的形式,出現了貨幣危機、銀行危機、主權債務危機等不同的危機變種。對此,三代貨幣危機模型很難給出合理解釋,需要建立新的框架進行綜合分析。不論是貨幣危機、銀行危機還是政府債務危機,必然體現在家庭、企業、銀行和政府資產負債表的變化中。獨立,而是相互聯系的。任何一種關系的失衡都可能導致另一種或者另幾種關系的失衡。所以,每一類危機都至少對應兩種非均衡關系。[8]長期的財政赤字將導致債務率的提升,政府債務貨幣化可能引發惡性通貨膨脹和貨幣貶值。如拉美貨幣危機就與政府赤字貨幣化的操作有關。企業投資來自于銀行貸款,銀行貸款來自于儲蓄存款,所以銀行是連接居民和企業的紐帶,他們之間存在存款和貸款與貸款和投資這兩種均衡關系。存款、貸款和投資之間又存在期限結構錯配風險、貨幣政策風險和市場風險。這些風險都會造成銀行的不良貸款,當不良貸款積累到一定程度就會引發儲戶恐慌和擠兌,銀行危機便因此而爆發。如果政府出手救助銀行,銀行不良貸款即轉化為政府債務,在貨幣政策獨立性的條件下有可能發生主權債務危機。如果貨幣政策是非獨立的,政府還可以通過債務貨幣化化解債務危機,則債務危機將進一步影響居民和企業資產負債表的變化,進而演變為通貨膨脹和經濟蕭條或危機。這正是美國次貸危機之后歐盟五國正面臨的局面。如果沒有政府的救助,就必須提高外貿部門的競爭力,通過擴大出口去化解危機,但這需要匯率貶值的配合。貿易順差和貿易逆差決定外匯儲備的增減。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導致外匯儲備的增加。在固定匯率下,貿易順差和資本流入演化為國內貨幣擴張,從而導致經濟的全面泡沫化。一旦資本流出,外匯儲備耗盡,則將導致固定匯率機制崩潰,引發貨幣危機。在浮動匯率下資本流動異常也可引發金融危機。日本泡沫危機和東南亞金融危機都屬于這種類型。各種失衡與利率、匯率政策有關,固定匯率、熱錢、低利率、貿易順差都是產生經濟泡沫和資產泡沫的因素,應該說中國銀行業具備滋生金融危機的條件,但是中央銀行通過人為地壓低存款利率、抬高貸款利率、擴大存貸款利差,實現了對存款類金融機構的利益輸送,使銀行輕而易舉地獲得暴利。這種制度極大地損害了廣大儲戶的利益和企業的利益,產生了一些不良后果。高利貸、企業破產、房地產泡沫、中小企業融資難等皆與此有關。如果增加的貨幣是由貿易順差形成的外匯占款,則本幣面臨升值預期,升值預期容易導致資本內流,催生房地產泡沫和股市泡沫。日本的泡沫經濟和當下中國的房地產泡沫,都與貿易順差過大和貨幣升值有關。一旦資本流動方向發生逆轉,就會引發東南亞式的金融危機。如果說拉美貨幣危機是貨幣數量擴張的結果,則英鎊危機就是由貨幣價格(利率)的突變造成的。德國提高利率導致資本非正常流動,產生了英鎊貶值預期,貶值預期的自我實現導致了英鎊危機。東南亞危機是外向型經濟和國際套利資本融合的產物,在商業銀行資產負債表上表現為信用的極度擴張,這種增長模式對外部沖擊極為敏感,對東南亞的小國經濟來說,更是如此。
體制性因素及金融危機的生成與傳遞
有很多學者從資產負債表的角度研究金融危機。在資產負債表中,資產與負債屬于存量,存量是流量長期積累的表現,因此,資產負債表的變化是一個動態、漫長的過程。如果按照歐盟《穩定與增長公約》規定的3%的財政赤字上限和60%的國債上限,一個國家國債從零積累到60%至少需要20年的時間。貨幣政策、財政政策、金融衍生品泛濫、銀行順周期操作、道德風險、國際貨幣體系的僵化和金融監管缺位等多種因素交織在一起,都會影響資本流動和債務積累的過程,因而它們都與金融危機有密切關系。
(一)增長與繁榮的預期三木谷良一在總結日本泡沫經濟發生的條件時指出,作為初始條件整個宏觀經濟必須處于一種非常好的狀態,經濟狀況不好絕對不會產生泡沫經濟。宏觀經濟這種好的狀態麻痹了人們的神經,使人們產生一種極其樂觀的憧憬,相信經濟景氣會一直持續下去,經濟周期消失了,即使存在經濟周期,經濟下滑也不會馬上到來。[12]這種狀態在日本出現過,當年日本東京證券指數上沖4萬點,東京土地價值超過美國全國的土地價值,就是靠這種對未來的無限憧憬。20世紀90年代,美國新經濟繁榮時期,持續上升的股市也沖昏了一些人的頭腦,甚至出現經典經濟理論已經失效、經濟周期已經消失、股票價格與互聯網點擊率成正比而與收益無關等謬論。接著股改紅利和宏觀經濟繁榮,中國股市在2007年一度上沖到6000點以上,雖然泡沫已經很大,但還有不少人預測10000點即在眼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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