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城鄉統籌發展是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內在要求，也是解決“三農”問題的有效途徑，而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前提和重要內容。本文通過對重慶市城鄉產業的現狀以及城鄉產業分割的原因進行分析，提出推進城鄉產業融合，優化產業結構，增強城鄉產業關聯度，以政府為主體、以深化體制改革和政策創新為動力推動城鄉產業統籌發展的對策措施。

關鍵詞：城鄉統籌產業融合城鄉產業分割

重慶是一個大城市與大農村并存、傳統農業與工業同在、城鄉二元結構矛盾十分突出的特殊直轄市，是中國國情的縮影。2007年6月，重慶被獲準成為全國統籌城鄉綜合配套改革試驗區，這為重慶城鄉統籌發展提出了新的目標。圍繞這一目標，重慶市政府提出了七項重要舉措，其中之一就是要著眼于統籌城鄉發展規劃，大力推進產業合理布局和區域協調發展。產業是國民經濟的組成結構，城鄉產業配置得當是城鄉經濟協調發展的重要前提。因此，探討城鄉產業的統籌發展，推動城鄉經濟社會資源有效配置，促進城鄉經濟協調發展，推進城鄉產業的轉換升級和協調發展，對重慶市城鄉統籌發展的探索具有特殊的意義。

一、統籌城鄉產業發展與統籌城鄉發展的關系

在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中，統籌城鄉產業發展是首先要解決的問題，它不僅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前提和重要內容，也是改變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突破口，還是優化產業結構的重要途徑。通過統籌城鄉產業的發展，帶動農村工業化、實現城鄉互動，工農良性互動，最終實現城鄉統籌發展。二者的相互關系主要表現在：

1、統籌城鄉發展必須以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為前提。要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目標，必須以經濟實力的不斷提高為基礎，并隨著經濟的發展而逐漸推進，因此發展經濟就成為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前提工作，特別是統籌城鄉發展的核心———“三農”問題的解決，更是要依靠城鄉經濟的發展來解決。而國民經濟是由不同的產業部門構成的一個有機整體，國民經濟的發展，本質上是各個產業部門發展的綜合體現，因此，統籌城鄉發展必須以統籌城鄉產業發展為前提。

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指出，要把加快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作為根本要求。作為區位劣勢、基礎薄弱、經濟落后的貧困地區，面臨著發展不足、發展緩慢、發展滯后等根本問題，工業反哺農業弱，城市支持農村少，農民收入保障低，推進城鄉統籌難度大。在這樣的情況下，構筑新型城鄉關系，必須要以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精神為指針，著眼于“三農”，繼續解放思想，著力改造農業、縮小農村、減少農民，統籌推進城鄉協調發展。

一、改造農業，構建和諧基礎

農業是安天下、穩民心的戰略產業；沒有農業的穩固，就沒有社會的和諧。貧困地區，多以農牧業為主。特別是貧困山區，農業基礎仍然脆弱，最需要加強；傳統農業占主導地位，最需要改造；農業的基礎地位不牢，最需要鞏固。因此，要把走地方特色農業現代化道路作為發展的基本方向，積極改造傳統農業，發展現代農業，鞏固農業基礎地位，是統籌城鄉發展的基礎。

(一)創新理念引領農業。運用現代管理理念改造傳統農業，實現農村經濟與城鎮經濟的對接。一是創新生態農業理念。生態資源豐富是貧困地區最大的資源和財富，也是發展特色農業最大的優勢。既要注重經濟快速增長，又要注重可持續發展，樹立環境就是資源、綠色就是名片、生態就是財富的科學發展觀，認真落實強農惠農政策，著力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農業生產體系，確保糧食穩基、畜牧增收和勞務富民。二是創新特色農業理念。農業區域經濟的比拼，拼在規模上，贏在特色上。依托當地歷史地理、資源稟賦、人文環境等優勢，發展地方特色產業，培育、改造、引進一批特色明顯、競爭力強、效益好的產業，打造一批地方出產、地方制造、地方專有的特色產品，培植新的特色經濟增長點。三是創新規模農業理念。沒有量的積累，就沒有質的變化。品牌多、規模小、市場份額低、農民收益少是不少貧困地區農業面臨的突出問題。要走出全面抓、抓全面的常規思維，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要以推進土地流轉為載體，穩定糧食生產面積，建好特色農業基地，發展新型地主，推進農業集約經營、規模發展。

(二)聚合資源壯大農業。隨著農村大量青壯勞力外出、土地撂荒現象加劇、國家強農惠農政策增多、農村基礎條件改善、農民收入渠道的多樣化，發展適度集中規模經營的時代已經來臨。一是適度集中土地。以轉包、出租、互換、轉讓、股份合作等形式流轉土地承包經營權，發展多種形式的適度規模經營，積極發展合作經濟組織、專業大戶、家庭農場等經營實體。二是做強優勢產業。聚合地方資源、品牌、人才、投入，集中發展一批主業做強、優勢明顯、產業集聚、效益突出的特色產業，建好糧油、茶葉、畜牧、藥材等主體功能區，減小成本，集中經營，抱團發展。三是實施品牌戰略。品牌就是財富。實行一個或幾個品牌打天下，爭取政策支持、做大規模、延伸（衍生）鏈條、形成基地。通過品牌效應，做大做強已有的特色農業品牌，實現品牌做精、市場做大、產業做強、收入做多的目標。

(三)健全體系提升農業。農業產業發展必須立足于市場，一旦市場鏈條脫節，就會影響產業的培育壯大。一是建立健全農業保障體系。認真落實和完善農村基本經營制度、土地管理制度、支持保護農業制度、現代農村金融制度等，探索完善金融保障、農業保險、龍頭保護、專合保證“四方共保”機制，加快基地建設、品種改良、科研選育、品牌創建、人才培養等投入機制，著力構建支持農業發展的政策體系。二是培育壯大龍頭企業。大力發展農副產品加工業，促進特色產品精深加工和轉化增值。三是積極搶占市場份額。建立龍頭企業與基地、農戶穩定的產銷協作關系和多種形式的利益聯結機制，增強對農戶的帶動能力。大力發展農村專業合作經濟組織，積極培育專業合作社、專業協會、專業市場、專業場園、專業大戶等“五專”組織，加強農業經紀人隊伍和農產品流通網絡建設，提高農民進入市場的組織化程度，增強農民在市場中的競爭能力。

去年初，我在中央黨校進修培訓期間，參觀考察了浙江省臺州、**市、紹興三門等3個市縣，側重考察了**市市的部分鄉鎮、農村和鄉鎮民營企業。從考察中看到了**市城鄉統籌協調發展的活力與勃勃生機。在改革開放后的20多年里，**市憑借民營企業和小城鎮比較集中的優勢，國民經濟以年平均近20%的速度快速增長，在**市基本看不到全國各地普遍存在的讓政府頭疼的失業和下崗問題，也看不到農村中的閑散人員。這是因為10年間，**市70%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即34萬農村非農隊伍已轉移到小區鎮的二、三產業中去。

通過對**市統籌城鄉發展的實地考察和與我區的對比，我深切感到，十六屆三中全會所制定的“協調發展、全面發展、可持續發展”的科學發展觀是多么迫切和必要。可以設想，如果在全國的許多縣市都按照城鄉統籌的要求發展起來，一個和諧的社會就有了充實的基礎。

一、**市統籌城鄉發展的實踐與特點

**市是個僅有920平方公里的沿海城市，夾在寧波市與溫州市之間，總人口114萬，是全國人口密度最高的縣市之一。轄區11個鎮，831個村，城市化水平已達到43%。**年GDP已達218.4億元，財政總收入17.79億元，其中地方財政收入8億元，農民人均純收入6229元，縣域經濟基本競爭力居全國縣市第十五位，以上情況表明：**市走“城鄉聯動、一體推進、同步協調發展”的發展道路是正確的，其區域經濟已形成了“機制靈活、市場活躍、民資豐厚”的鮮明特色。

改革開放以來，**市經濟社會持續、快速、健康發展，主要應該歸功于小城鎮和小城鎮聚集起來的民營經濟的快速發展。以**年為例，**市的GOP為218.4億，其中80%來自小城鎮中的民營經濟，對GDP的貢獻已超過150億元，**年-**年的十年間，**市農村轉移來的34.1萬勞動力，有95%被小城鎮中的民企所吸收，或異地交流。特別是近幾年來，**市始終堅持以小城鎮發展為紐帶，城鄉聯動、一體推進、拆并自然村、改造空殼村、建設中心村，始終堅持以建設現代化城市為目標，取得了非常顯著的成績，其突出表現有以下三個方面：

1、堅持城市化與農業現代化、農村工業化、鄉村城鎮化同步考慮，實現城鄉融合。**市的城鄉一體化，是指小城鎮與鄉村在社會經濟、生態環境、空間布局上實現整體性的協調發展，以城帶鎮、以鎮帶村、以村促鎮，互為資源、互為市場、互相服務，以達到共同發展的目的。**市在一體化規劃的指導下，開始實施四個聚集，即：工業向鄉鎮工業小區聚集，農民向鄉鎮和中心村聚集，農田向規模經營聚集，財政資金引領社會資金流向小城鎮聚集。聚集后的工業形成了市、鎮兩級16個專業化特色工業園區，一改過去工業“低、小、散”的狀況；聚集后的農民，開始入住鄉鎮和中心村小區，享受到社區化的服務和管理；聚集后的農田，建設現代化示范園區28個，建成標準農田20萬畝，建成農業高新技術示范園區3個，并極大地改善了農業基礎設施；聚集后的社會資金，累計投資56億元，完成了事關**市經濟和社會長遠發展的重大項目和重點工程，其中支農資金多達13.3億元。

統籌城鄉發展就是大力推進工業化、城市化、產業化，促進城鄉二元經濟結構轉變，實現以工促農、以城帶鄉。就黃艤鎮來講，要緊緊圍繞“酒業強鎮、果蔬富鎮、旅游興鎮”的總體發展思路，依托酒業集中發展區、城鎮發展帶和沿江經濟帶，帶動工業向園區集中、農業向規模經營集中、農民居住向城鎮集中，發揮集鎮的帶動功能，加速農村發展。

一、依托酒業集中區，以工業化帶動農村發展

緊緊圍繞瀘州酒業集中發展區建設，拓展外圍工業功能區，引進勞動密集型企業，積極轉移農村富余勞動力，變農民為工人、商人和居民，提高園區對農村的帶動力、工業對農業的反哺力。

牢固樹立“你投資、我服務，你發財、我發展”的理念，充分利用瀘州酒業集中發展區的帶動作用，營造招商引資環境，拓展招商引資渠道，健全激勵機制，在酒類企業、園區配套型企業上做好文章，發展外圍工業功能區，引進更多的工業企業入駐黃艤。要以酒精原材料供應為主，主動服務四川沁園生物有限公司等龍頭型企業，用“園區＋龍頭企業＋基地＋農戶”和“訂單生產”的產業化經營模式，帶動山地農業經濟區發展高粱、紅苕等酒精原料的規模化生產，促進產、加、銷協調發展，農、工、貿一體化經營，帶動農民增收致富。同時，瀘州酒業集中發展區主要是勞動密集型工業生產企業，園區全部建成投產后用工人數約為3.5萬人，給黃艤鎮提供了巨大的就業空間。我鎮將依托瀘州酒業集中發展區，建立長期、穩定的勞務合作關系，完善勞動力市場，發展勞動中介組織，制定勞務培訓方案，對農村剩余勞動力、待業人員進行生產型、服務型的職業技術培訓和就業技能培訓，定期、定量輸出合格人才，促進農村剩余勞動力向酒業園區有效轉移，帶動更多的農民走出土地、走向富裕。

二、依托城鎮發展帶，以城鎮化促進農村發展

樹立“以人為本，以文為魂”的城鎮建設理念，依托以瀘州城區和沙茜半島為中心，江北、黃艤為兩翼的城鎮發展帶，科學制定黃艤城鎮建設規劃，不斷夯實交通基礎設施建設，發揮集鎮的輻射、帶動優勢，促進以城帶鄉、城鄉融合。

城鄉二元結構及發展失衡是我國社會經濟發展中的典型特征，農民收入增長緩慢，農村社會經濟發展落后的局面仍未從根本上改變，城鄉之間的結構性失衡不僅依然存在，而且近年來有擴大之勢。十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政府工作報告中提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治國方略。筆者認為，統籌城鄉協調發展應該是“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重要內容。要實現城鄉統籌協調發展，城市輻射、反哺農村是目前統籌城鄉協調發展的重要形式。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城市經濟陷入困難時期，開展的上山下鄉運動，大約有2000萬的城鎮“知青”來到農村，熱情樸實的廣大農民群眾張開臂膀，象歡迎親人一樣歡迎他們，幫助他們度過那段艱難的日子，那時是農村對城市的支持，雖然后來這些“知青”大多返城了，但農民的無私付出決不是一句“謝謝你給我的愛，伴我度過那個年代”所能回報的。如今，城市有能力有義務反哺農村，我們應該盡早實現由過去農村支持城市向城市反哺農村轉變，在規劃、交通、社保、經濟、戶籍、就業等方面打造城鄉平等對接、良性互動的平臺。

一、用“五個統籌”的指導思想，構建城鄉“大規劃”體系

我國現行的城鄉地域是以城市建成區為標準進行分界的，城市建成區覆蓋的范圍是城市，其它區域為鄉村。《城市規劃法》基本上保證了城市的合理有序發展，村鎮建設活動，則由鄉鎮依據村鎮規劃及相關法律法規進行管理。城市規劃和村鎮規劃比較，兩者的規范性、執行力度等差距大，加上鄉鎮的規劃管理粗放，資金、人員明顯不足，使城鄉出現明顯的落差，造成了如基礎設施落后、建設布局不合理、資源的協調利用難等很多難以解決的問題，對城鄉協調發展極為不利。

城市與鄉村統籌發展是一種互動的發展關系，城市和農村本來就是相互聯系、相互依存的一個整體，要使城鄉最大限度地相互協調，需要通過合理的城鄉規劃來實現。城鄉空間布局的一體化、協調發展，需要規劃先行，需要規劃工作者從更高的層面、更寬的視野來考慮城鄉規劃的整體性。目前，國家加大了村鎮規劃的編制力度，投入了大量的人力物力以完善村鎮規劃，這正是從“大規劃”著眼，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一個重要舉措。我們要抓住三年完成村莊規劃編制的契機，重點抓好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將鄉村規劃納入城市規劃總盤子，形成區域內規劃一張圖、審批一支筆、一個力度抓落實，要逐漸形成城市與鄉村一盤棋格局。所以說，要用“五個統籌”的指導思想，構建城鄉“大規劃”體系，用規劃把城市與鄉村有機銜接起來，是實現統籌城鄉發展的重要前提。城鄉“大規劃”，是以規劃工作為載體和抓手，通過對城鄉空間布局、經濟建設、社會發展和資源利用等諸多要素，實施綜合部署和有效管理，因此，要充分考慮近期與遠期、需要與可能、局部與整體、發展與保護等關系，圍繞全面發展、協調發展、可持續發展編制城鄉一體化“大規劃”。

各村鎮也應依據上一層次的總體規劃及城鎮體系規劃，編制各自的總體規劃及建設規劃，從而建立一套完善的、自上而下的規劃體系。

編制城鄉“大規劃”，思想上要堅持與時俱進，樹立起城鄉并重，破除二元結構的舊觀念，解決城鄉規劃分隔問題，將城鄉規劃作為宏觀調控、協調城鄉發展的手段，利用村莊規劃、移民工作和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完善城鄉一體空間結構體系。實際工作中要從“大規劃”出發，重點抓好村鎮規劃體系的編制，對基礎設施的布局和建設進行統籌安排，加大投入力度，推進城鄉基礎設施一體化建設，實現公用設施資源城鄉共享。

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是科學發展觀的重要內容。我們要落實科學發展觀，就必須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體制，以城帶鄉，以工促農，以工業化和城市化帶動農業和農村現代化，形成城鄉互動共進，共同發展的新格局。

第一，加快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新中國成立后，為了加快工業化進程，我們對工農業實行了不同的經濟

政策，對糧食等農產品實行統購統銷，通過工農業產品的“剪刀差”實行以農補工，使資源配置向城市工業傾斜。這種傾斜的政策造成了城鄉“二元經濟社會結構”，導致工農差距、城鄉差距不斷擴大。改革開放后，土地承包責任制極大地解放了生產力，農產品大幅度增長，改善了農產品的供應緊張狀況，滿足了人民日益增長的需求。但是，忽視了對農業的投入，同時在農產品滿足的時候也未及時調整農業產業結構，農民增產不增收。因此，要加快城鄉經濟社會統籌發展，首先要從政策上調整國民收入分配，改變國民收入分配中的城市偏向，廢除阻礙農村經濟社會發展的做法，創造有利于“三農”發展的新機制。加快農村公益性事業建設，建立城鄉統一的財政支出體制，將農村的教育、醫療衛生、文化科技、社區建設、交通道路、水利、自然災害防護、環保、生態等基礎設施建設逐步納入財政支出，先易后難，先急后緩，改變農村建設發展滯后的狀況。

第二，加快農業和農村發展。要加快推進農業和農村產業結構的戰略性調整。以增強農業的市場競爭力，建設現代農業為重點，推動優勢產業向優勢區域集中，加快提高農業產業化、農產品標準化和農民組織化水平。大力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科技貢獻率和土地產出率，實現農業經濟、社會和生態效益的最大化。形成以農業專業化生產和區域化布局為基礎，以農產品加工為主導的貿工農一體化的效益農業經濟發展格局。

加快建立完善農業生產資料市場體系及農業社會化服務體系。建立健全農產品質量標準檢驗檢測管理體系。加快高新技術在農業中的應用，走勞動密集型與科技密集型相結合的發展路子。在推進農業產業結構的調整中，要充分調動農民的積極性，搞活土地使用權流轉，按照自愿、依法、有償的原則，積極推進家庭經營的專業化和規模化，大力發展龍頭企業，農民專業合作組織，加快形成農戶的專業化生產與農業產業化經營相結合的新型雙層經營體系。在結構調整中要高度重視把糧食安全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推廣高產優質的糧食品種，保護種糧大戶，把種糧補貼在種糧前直接兌現到農戶，做好糧食的收購、流通與儲備，健全糧食安全保障體系。建立健全政府對農業發展的支持保護體系，構建農業發展基金制度，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和生態環境建設，實現農業的可持續發展。

第三，加快城市和農村協調發展，以城市帶動農村。城市是社會進步的重要標志，城市在發展過程中最能吸納先進的生產力及其所蘊含的能量，大城市具有經濟規模效益，而小城鎮則是傳遞大城市能量的點。因此，大城市和大工業的發展要帶動小城鎮和非農產業的發展，而小城鎮發展則必須農業產業化和農村工業化并進，這樣在發展中才能相互協調，大、中、小并舉。要加快城鎮化建設，充分發揮城市對農村的帶動作用。在城市化建設中，既要防止規模過大，又要注重城市效益和區位優勢及城市結構。大城市塑造自己特有的形象，創造走向國際化的軟硬件環境，吸引國外資金、技術和人才，參與國際競爭；并讓市場機制在人口鄉城遷移，要素鄉城集聚，產業鄉城調整等方面，發揮作用。小城鎮發展要與區域優勢、人口集聚、農村工業化、農業產業化、農村人口轉移和接納大城市的輻射為主。國家要根據資源和生產力發展水平合理調整布局，加大對小城鎮中的基礎建設和公用設施的財政投入，要按照城鄉一體化發展要求，提升城鎮功能，增強城鎮的集聚力和帶動力，把城鎮與農村作為一個有機整體，推進城鄉一體化，形成城市與農村的相互促進、農業與工業聯動，以城帶鄉，以工促農，使城鄉經濟與社會協調發展。

我國作為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和實現現代化最根本的任務在于徹底解決“三農問題”。然而，要徹底解決“三農問題”，必須拓展新思路，跳出“三農”圈子，即通過統籌城鄉協調發展來解決“三農問題”，這已成為人們的共識。

協調發展難在哪兒

實行土地家庭承包、發展鄉鎮企業和推行股份合作制與股份制，改革開放20多年來。個根本性的興農治本之舉，大大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促使農村發生了深刻的變化。然而，目前在全社會中，仍然存在農民群眾最多，農業戰線最長，農民收入增長最慢，農民負擔最重的現象。反思以上問題，筆者認為，推進城市化，增加城市對農村富余勞動力的吸納能力，減少農村人口，實現城鄉統籌發展的最終出路。目前，國農業產值占gdp比重為15％，但它卻養育著近9億人口和50％的就業人口。從發達國家所經歷過的經濟發展道路來看，解決城鄉之間的差距，沖破“二元社會經濟結構”桎梏，都是依靠不斷推進城市化并逐步減少農村人口來解決的國人均gdp已經達到1000美元，而我國的城市化水平同發展水平相當的其他國家相比，卻落后了11個百分點，更低于50％的世界平均水平。國際經驗表明，當區域城市化水平超過50％，區域社會開始從傳統社會步入現代社會，并向城鄉一體化方向邁進。因此，要實現城鄉統籌發展，就必須推進中國的城市進程，堅決補上城市化這一課。

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在不斷拉大，有關資料顯示：近年來。如果把醫療、教育、失業保障等非貨幣因素考慮進去，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更大。調查報告顯示：國城鄉居民之間的人均收入比率由1995年的2.8上升到2001年的3.1調查人員認為這還不能真正地反映出城鄉居民之間實際收入的差距，城鎮居民享受的養老金保障、失業保險、最低生活救濟等，對于農村居民來說卻可望而不可及。

對農業缺保護，城鄉分治體現了戶籍制度、教育制度、保障制度、人事制度、就業制度、醫療制度等方面城鄉不平等。對農民缺服務。對農村缺投入，尤其是對農民缺認識，已到比較嚴重的地步。那些把根留在農村，從事農業生產的純農，往往被看成“最沒本事的人”允許進城經商打工的農民，與城市居民相比，仍然被視為“二等公民”社會不能善待。這種“制度藩籬”不僅割斷了城鄉之間的商品交換，阻隔了城鄉之間各類生產要素的有效流動，而且加劇了城鄉二元經濟結構的矛盾與沖突，阻礙了城鄉差別的有效彌合。

于農村經濟的組織化程度十分低下。自從實現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農村市場化程度和農業增值能力低下的一個重要表現或原因。廢除、生產大隊等舊的農業生產組織方式以來，以家庭為生產單位的小生產方式，由于受到有限生產資料和生產經營能力的束縛，使得以規模經濟為基礎的機械化、種子改良與農業科技推廣、農產品深加工、農產品推銷等市場化生產經營方式“難有用武之地”這種缺乏市場引導、科技扶持和合理分工的家庭生產”完成了填飽肚子”任務之后，已經無力肩負起為農民增收的艱巨使命。

一、統籌城鄉發展與市場取向改革

現階段中國“三農”問題的實質是農民問題；農民問題的實質是收入問題；收入問題的實質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的實質是勞動生產率問題和城鎮化問題.20世紀40年代末，我國農業產值占GDP的比重達85%，目前已降至15%以下，但農村人口占總人口比重，僅從1949年的85%降至目前的61%。近年來，我國農民收入之所以無法得到較大幅度增長，其中的﹁個重要原因，就是農民的數量不能隨著農業產值占GDP比重的下降而相應減少，從而嚴重地制約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加入世貿組織后，許多人都擔心我國農業會受到很大的沖擊，這種沖擊固然是可怕的，但更可怕的是由此需要農民脫離農業的速度跟不上，使農民蒙受難以預料的損失。一段時間以來，由于我國農業結構的調整嚴重滯后于產業結構的調整，致使我國農業領域里沉淀了過量的勞動力，這是農民依靠農業增收困難的深層原因。與此相聯系，由于我國農業的就業份額過高，導致農業與非農產業的相對勞動生產率的差距，從1990年的4倍，擴大到2002年的5.3倍。這表明這段時間農業相對勞動生產率，不僅沒有提高反而下降了。

那么，應當如何提高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純收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分析影響勞動生產率的因素時，幾乎都談到物化勞動所起的作用。馬克思指出：“勞動生產率的提高正是在于：活勞動的份額減少，過去勞動的份額增加，但結果是商品中包含的勞動總量減少，因而，所減少的活勞動要大于所增加的過去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290頁)，在土地以及其他生產要素相對穩定的情況下，由于客觀上存在著投資報酬遞減趨勢，農業勞動生產率往往因為勞動投入量的增加而趨于遞減。如果多余的勞動力未能轉移到農業以外的其他領域，則必然造成潛在的待業農業勞動力的增加。如果把所有的農業勞動力都投在數量固定甚至日趨減少的土地上，則必然造成農業勞動生產率的下降。這種因為農業活勞動投入量過多而造成的農業勞動生產率的偏低，實際上是屬于不充分就業。這就說明了，對我國這樣一個人多地少的國家，在農業部門中，僅僅節約勞動時間是不夠的，還必須把富余的勞動力轉移到非農產業領域，才有可能使農業勞動生產率不斷提高。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對農業生產要素(諸如土地、勞力、資金)的配置起著調節作用。根據邊際效益遞減規律，假設土地的邊際效益遞減了，就會有資金(技術裝備的貨幣形態)來替代它。市場這只看不見的手的作用，就在于優化要素配置，但就我國農村當前的實際情況看，相對于勞動力的無限供給，勞動力價格甚為低廉，而其他相對稀缺的要素價格則是較為昂貴的，從而使得勞動力要素很難被替代出去。由于土地(包含耕地)是不可能增加的，而勞動力則隨著人口的增加而不斷增加，使得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近年來不僅沒有提高，反而趨于下降。在這種情況下，農業生產連社會平均利潤率都產生不了，資金也就很難進入農業領域，在農業中物化勞動替代活勞動，資金替代勞動力的機制，也就很難形成。

本來，在難以改變我國土地資源短缺的條件下，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進而增加農民收入的另一條途徑，就是通過轉移剩余農業勞動力和土地使用權的流轉，重新調整農業生產經營規模，讓留在農業領域的勞動力擁有足夠的提高農業勞動生產率和商品率的土地。但是，由于現階段我國城鄉非農業部門的擴張，還不可能提供足夠的就業崗位，將農村中的剩余勞動力全部吸納，這就很難在短時間內為實現農業適度規模經營創造必要的環境條件。與此同時，我國是個人多地少的國家，人地關系相當緊張，對于大多數地區的農民來說，除了土地，還沒有其他穩定的生活保障手段。土地既是農民最基本的生產要素，又是農民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進一步說，在人地關系高度緊張的情況下，耕地所承擔的農民福利保障功能，遠遠“超越”了耕地所承擔的生產要素功能。在耕地福利化趨勢下，公平原則必然高于效率原則。這就必然極大地限制著農業勞動生產率的提高。

綜上所述，當前制約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提高和農民收入增加的根本原因，在于生產要素的流動不能遵循市場經濟規律的要求，以及與此相聯系的由于市場取向改革目標還漢有到位，市場體系發育還很不完善，計劃經濟體制遺留下來的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性障礙還沒有完全消除，使得農村嚴重過剩的生產要素(主要指勞動力)流不出去，農村甚為稀缺的生產要素(如資金、技術和人才)流不進來，一句話，正常的生產要素流動嚴重受阻。這是近年來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難以提高、農民收入增長趨于緩慢以及農村經濟發展不快的根本原因。同時，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解決我國“三農”問題的根本出路，在于繼續深化市場取向改革，徹底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格局，真正地把自主權、平等權和發展權還給農民。回顧中國農村改革與發展的歷程，可以得出如下的結論：即中國農村必須經歷三次深刻改革，才有可能引導農民最終走上富裕的道路，從根本上解決歷史上遺留下來的“三農”問題。第一次是從僵化的農村體制下解放出來，把生產經營啟主權還給農民；第二次是從極其有限的土地中解放出來，在農村地區發展二、三產業。這兩次變革已經基本上完成，現在正經歷著第三次變革，即從傳統的城鄉二元社會經濟結構的束縛下解放出來，實現城鄉一體化，使農民同市民一樣，享有平等的生存權和發展權。

“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農民舉雙手贊成——十七大代表談統籌城鄉發展

新華網北京10月18日電（記者董峻、譚劍、何豐倫）“十七大報告中提出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我們農民舉雙手贊成。”來自湖南省桑植縣劉家坪白族鄉的韋先娥代表說。

桑植縣是國家重點扶持縣之一。五年來各級財政對貧困地區的投入不斷加大，劉家坪白族鄉的面貌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如今，桑植有大批農民工參與城市建設，農村的非農產業、城鎮化水平不斷提高，工資性收入已成為農民增收的重要來源。

十七大報告提出統籌城鄉發展，推進社會主義新農村建設，在十七大代表中引起了強烈反響。

來自湖南芷江侗族自治縣古沖村的龍四清代表說：“現在農民種田不但不交錢，國家還要返錢；實現九年制義務教育，學生讀書不要錢……農民朋友發自內心感謝黨和政府。”

“形成城鄉經濟社會發展一體化新格局，是對十六大以來統籌城鄉發展思想的深化和發展，對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從根本上解決‘三農’問題具有深遠意義。”山東萊蕪市委書記于建成代表認為，改變城鄉二元結構，縮小城鄉差距，既要靠農業、農村自身的發展，也要靠工業“反哺”、城市帶動，而農業、農村的發展又可以促進城市和工業發展質量的提升。

摘要:本文主要以**省**市**縣為例具體分析了城鄉要素互動與城鄉協調發展的關系。研究提出了城鄉協調互動發展的途徑和方法。

關鍵詞:城鄉協調；要素；互動；城市與鄉村

**長期以來一直在**省承擔著農業基地的重任，而**縣更是**最重要的農業生產基地之一，素有“絲綢之府、魚米之鄉”的美譽，其經濟與社會發展的中心任務是圍繞著農業來進行的，區域經濟增長缺乏活力，城鄉二元落差明顯，屬于典型的農業型地區。

自上世紀九十年代以來，**的經濟保持了較快的增長速度，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工業的主導地位及支撐作用大幅度提升，第三產業的發展明顯提速，綜合實力明顯增強。但在發展中還存在著一些問題，主要體現在城鄉產業要素發展缺乏聯動性，互動發展還很不夠。究其原因主是城鄉之間流動還不夠協調，各要素不能完全實現有序互動，從而導致鄉村發展相對緩慢，城鄉發展失衡。筆者結合**縣來探討城鄉要素互動和城鄉協調發展及其相互關系，由此提出城鄉協調互動發展的途徑和方法。

1.城市概況與發展特點

**設縣治始于秦王政25年，因“海濱廣斥，鹽田相望”而得名。**縣位于杭州灣北岸的杭嘉湖平原，地處**市域的東部，全縣土地面積為534.73平方公里。隨著杭州灣跨海大橋的通車，**至滬、杭、蘇、甬四城市形成一小時交通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