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縱觀改革開放30年，中國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歐大國的關系經歷了相互孤立隔絕的時期，也經歷了相互接觸和擴大交往的時期，如今正在步^相互依存和頻繁互動的新時期。中美關系作為“世界匕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已經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雙方作為奄沒性合作伙伴和利益攸關方，共同的戰略利益不斷增加，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彼此關系的重要性在雙邊意義上、地區意義上和全球意義上都在顯著上升。正如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2007年10月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從伊朗到蘇丹西部，我們正在世界上的很多第三方地區擴大美中合作。美中關系將是我們在外交政策的幾乎所有戰線匕取得成功的關鍵”.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其廣度和深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正如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索拉納所說，中國是歐盟為數不多的戰略伙伴之一，雙方高層和民間往來更加頻繁；在處理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以及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加強接觸，合作基礎和領域進一步擴大；不僅能實現重要的共同目標，而且“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日本繼續向政治軍事大國的目標邁進，特別是兩國更多地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來審視、把握和推進雙邊議題，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也將日益超越雙邊和地區層面，越來越需要從全球角度來看待和處理。

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討論的主要問題日益向全球性問題集中，相互關系都從雙邊和地區層面向全球層面擴展，影響雙方關系發展的因素越來越超越具體問題本身，轉向問題背后的理念、規則、制度安排，或者說具體問題上的較量所體現的理念、規則、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與美、歐、日在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的差異和分歧；圍繞貿易平衡問題和WTO多哈回合談判的角力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兩種趨勢的紛爭；圍繞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產品質量、食品安全等問題的爭端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有關國際經濟規則和標準的制定和使用的權力較量；特別是圍繞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博弈變得越來越突出，背后所體現的是主要發達國家急于抓住“綠色經濟時代”的世界經濟主導權的戰略意圖。與此同時，在中國與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正在進行和未來可能進行的合作中，涉及國際體系穩定和演變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例如，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所提中美關系中面臨的五大問題，要么是涉及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臺灣問題，要么是涉及整個國際體系安全的全球反恐和防擴散體系等問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歐文斯建議中美在公海、太空、網絡、能源等領域加強合作，均事關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國際體系基礎領域的安全。布熱津斯基更是明確地呼吁，中美應在維護國際體系穩定方面進行更多的戰略合作。這些都意味著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正在向國際體系層面發展。

二。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日益觸及國際體系層面的問題，圍繞有關問題的競爭、合作、碰撞、沖突有所上升，這在很大程度上是相互關系經過3O年的發展之后正在向新水平和新階段推進的自然體現，其中有客觀因素的作用，也有主觀因素的影響。簡而言之，主要有兩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個方面的原因可以說是中國和平發展態勢日顯強勁以及國際地位和影響力快速提升的放大效應、溢出效應和連帶效應。這些效應既可以從世界范圍內的“中國問題熱”窺見一斑，也體現在中國在國際事務中的作用上升上。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存在和影響力不僅在經貿領域急劇擴大，而且已經從經濟向政治和安全領域、從周邊地區向整個亞洲乃至全球延展。2007年，我經濟總量趕超德國的勢頭更加迅猛，對世界經濟增長的拉動力首次超過美國。截至2007年，中國已經簽署近300個國際條約；參與的國際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已經達到4238個；在華設立總部的國際政府間組織和非政府組織也達到120個；中國人在國際組織中擔任的“要職”不斷實現突破。例如，繼2006年陳馮富珍出任世界衛生組織總干事和沙祖康躋身“聯合國內閣”（1997年成立的3O人高級別管理小組）之后，林毅夫出任世界銀行首席經濟學家和副行長，趙京民少將成為聯合國維和部隊中的首位“中國司令”.

第二個方面的原因是西方國家的對華認知已經發生了變化。這個原因更為重要。這種變化就是從之前懷疑“中國能否崛起”和不愿意看到“中國崛起”甚至想設法遏制“中國崛起”,轉變為承認“中國崛起”已經不可逆轉，并且認為中國的“全球存在”不再是預言而是現實，“中國的崛起”已經對現存國際體系構成挑戰。目前這種聲音正在不斷上升。這不僅是主要發達國家對“中國崛起”這一客觀現實的主觀反映，而且具有明顯夸大的成分。2007年底和2008年初，美歐等國政界和學界圍繞“中國的崛起”是否將改變現有國際體系的討論熱鬧一時。其中各派觀點無論是出于探究中國崛起后是否會按照自己的意愿重新構建國際體系，還是思考現有國際體系能否容納崛起的中國，都表明他們不僅已經承認“中國的崛起”是現實，而且對“中國崛起”挑戰現存國際體系的擔心明顯上升。美國前副國務卿佐利克提出的“利益攸關方”概念側重于國際體系層面。美國內部近年來圍繞布什政府是否“失去亞洲”的辯論比較激烈各種觀點雖然針鋒相對，但有一個共同點，即都比較清楚地意識到“中國的崛起”正在或即將“不可避免地”重塑亞洲地區體系。2008年第一期《外交》雜志刊登了一組文章其中普林斯頓大學教授艾肯伯里在《中國的崛起與西方的未來》一文中指出，“中國的崛起難以推翻西方國家秩序”,這實際上承認了“中國的崛起”正在改變著現有國際體系；布魯金斯協會董事會主席約翰·桑頓在《來日方長：中國民主的前景》一文中認為，“中國可能開拓自己的民主道路”,這折射出對中國形成新發展模式并為世界發展提供非西方模式選擇的隱憂；另外的文章則對“中國對集權國家的新外交”加以分析，其中也透露著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準則不滿和想通過進一步施壓來加以改變的想法。歐洲國家關注非洲的達爾富爾問題、民主和良政問題，并把這些問題和中國對非洲的發展援助基本政策乃至北京舉辦奧運會等結合起來加以炒作，認為中國在非洲乃至整個海外開發資源能源違反了《采掘業透明倡議》（EITI）的有關規定，認為中國的對外發展援助沒有按照“赤道原則”所要求的那樣關注受援國的政治發展等問題。這表露出歐洲國家對中國在國際體系中的行為準則的擔隴。德國總理默克爾及其執政黨團的新亞洲戰略文件甚至明確提出，要對中國崛起可能在能源、非洲、經貿、民主體制、安全等問題上構成的挑戰表示警。

三。事實上，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在對華認知從“中國能否崛起”向“中國的崛起已對國際體系構成挑戰”轉變的同時，它們的對華戰略也已經相應地開始進行重要調整。其調整的方向是從防范和遏制“中國崛起”,轉向以“中國崛起”作為現實基礎，更加注重發揮它們作為現有國際體系主導者所享有的優勢，強調“西方民主作為體系主流價值觀的統治地位”,力圖調整和完善有關的國際和地區組織、機制、準則，利用體系的力量來牽制中國崛起后的戰略意圖和力量使用。

到目前為止，一個小小的障礙是事實的不充分性。制造業只是最近受全球經濟衰退的影響才顯出不同尋常的衰落的（制造業產出從2000年6月的頂點下降，2001年12月到達谷底，美國制造業產出收縮了7.6%）。但是，從以往長期趨勢來看，富裕國家的制造業處于不能再好的狀態（見圖）。Amicus工會可能會認為英國的制造業表現不佳，但事實是，不是英國的表現太差，而是英國的競爭對手—特別是美國—表現太好了。自1970年以來，美國制造業產出增加了一倍多，即使在經濟衰退期間，美國制造業產出也幾乎比1992年時高出50%。

中國制造業的崛起并沒有導致富裕國家制造業下滑，事實是，隨著富裕國家越來越多地采用高新加工技術，先進的生產工藝導致制造業企業大量減員。根據芝加哥聯邦儲備銀行的統計，1947年美國制造業吸納的就業人數占美國勞動力總數的35%，而到2002年這一數字下降到12%。隨著就業人數的減少和產出的增加，美國制造業生產率大幅飆升，同時也對其他富裕國家產生了影響。一方面，NAM表示“美國制造業的未來處境危險”，另一方面，NAM卻夸耀美國制造業是“創新的、高產的和高效的產業”。究竟它持哪個觀點？

有關中國的事實更加不充分，當發出警告的人宣稱“美國大企業都跑到中國時”，事實是，大部分企業跑到了其他的富裕國家。盡管美國制造業在中國的投資增長很快，但與美國在其他富裕國家的投資相比，卻是九牛一毛。

盡管中國廉價的勞動力有巨大的吸收力，但企業還是有很多理由把大部分生產能力留在本國。原因是富裕國家工廠雇傭的工人較少，勞動力成本不再是決定在哪里建廠的決定性因素。例如，NAM的FrankVargo通過計算得出，工資成本僅占美國制造業總成本的11%，運輸成本和快速分銷成本比工資成本占有更大的比重。不論在窮國還是富國，戴爾公司都把計算機組裝廠建在離客戶很近的地方。此外，亞特蘭大Chainalytics公司的顧問MikeKilgore認為，企業經常低估海外制造業的成本，特別是海外制造業涉及運輸、大量庫存、政治和安全的風險。同時，由于零售商（如美國沃爾瑪和法國家樂福）對快速發貨的要求越來越高，也促使制造業企業把生產能力轉回本國。

原始重商主義觀念—一個國家銷售的產品大于從海外購買的產品從而聚斂大量外幣—依然在歐洲的一些地區起支配作用，特別是巴黎。另一方面，英國的工會可能發現他們最近的行動很難繼續下去。托尼·布萊爾的工黨政府摒棄了舊時代的“原始制造業社會主義的偏見”（至少現在是這樣），對于制造業的態度，政府主要信奉其保守派前輩的中性政策。不象在美國和日本，在英國，Amicus工會的理由—每周英國失去2500多個制造業就業崗位—可能沒有人理會，盡管經濟增長放慢或多或少地對就業產生了影響。

在日本，民族主義者和種族主義者最樂意把中國描述為怪物。然而，為了取樂日本大型制造商（例如汽車廠商和電子企業，他們對在中國銷售和投資極感興趣），執政的自民黨會出于本能行事。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評述

關于經濟全球化相關的文獻：趙曉、劉陽（2005）從宏觀國際經濟的角度對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地位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正經歷20年左右的國際顯性摩擦時期，而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國際接納，達到新的國際均衡時期還需要20年，這是現階段中國遇到發達國家各類經濟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將夫在其論文“全球經濟的抵制場”中特別對全球化中跨國公司的行為做了研究，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越來越不受政府控制，離開國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拋棄民族自行其是。他們選擇具有穩定政治結構、廉價勞動力、適當基礎設施和較低稅率、對環境要求較低的國家進行資本輸入。

關于發達國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文獻：趙瑾（2005）認為當代全球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十大特點，分別是保護的焦點由經濟問題擴展到社會問題；手段主要依靠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環境技術標準、動植物檢驗檢疫措施為主；保護方式由限制進口變為通過出口補貼等措施擴大出口、通過多邊貿易保護發達國家的技術比較優勢、通過勞工標準、技術標準達到全面禁止進口的目的；其動機由提高本國產業競爭力轉變為從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對方喪失國際競爭力。梁丹（2005）分析了當今發達國家國際貿易政策中“新人文主義”傾向及其背景，認為如SA8000等人文壁壘是發達國家推動經濟全球化為己所用的產物，是發達國家保護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需要，也是跨國公司樹立企業社會形象的要求。BenoitLaplante&JonathanGarbutt（1992）則對發達國家貿易政策中的環境保護主義進行了研究，認為需要國際環境政策的共同協調來防止環境政策變為國際貿易中的一項非關稅壁壘。

二、近年發達國家“反全球化”的表現

1、國際投資方面

發達國家對發展中國家企業并購的干涉。聯想并購IBM個人電腦業務受到美國政府相關部分干涉、中海油并購尤科斯失敗等等。

摘要：本文首先總結發達國家包括歐美和亞洲發達國家及地區的會展業發展經驗；然后分析我國會展業發展的基本狀況，包括優勢和劣勢；最后，結合發達國家會展業在管理體制、場館建設、人才培養模式、會展營銷方式、法律法規等方面的經驗，提出應如何發展我國會展業。

關鍵詞：發達國家會展業；我國會展業；發展

會展是通過舉辦各種會議、展覽、展銷和節事來獲得經濟效益的行業，被稱作無污染的綠色經濟。自從首屆世界博覽會于1851年在英國倫敦成功舉辦以來，會展業逐漸被各國重視，并迅速發展為一個新興的行業。“1851年的大博覽會是歷史上第一個規模如此之大而堪稱‘最大’的；第一個在世界范圍舉行的；第一個營利性質的博覽會”（伯德Bird,1976,3)。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濟迅速發展，會展業以年均近20%的速度增長，并迅速成長為一個新興的產業。特別是在北京和上海相繼申奧申博成功后，發展勢頭更加迅猛。雖然我國的會展業發展速度很快，但和發達國家的會展業相比，我國的會展業還處于起步階段，存在著很多不足，而發達國家的會展業已經發展比較成熟。因此，我們可以借鑒一下發達國家會展業的經驗，以促進我國會展業更好地發展。

一、發達國家會展經驗總結

1.政府高度重視，強調宏觀管理幾乎每個發達國家會展業的發展都與政府密切相關，政府在投資、制定政策、對行業協會的管理等方面做出了巨大的貢獻。德國政府對會展業的投資額非常之高，對漢諾威、法蘭克福等地區的展覽場館的建設投入巨資，并出臺相應的鼓勵措施和優惠政策。許多國家只設單一的國家級的展覽管理機構，比如法國的海外展覽委員技術、工業和經濟合作署（CFMU-ACTIM）、德國展覽委員會（AUMA）和新加坡貿易發展局（STDB）等，這些機構都具有惟一性、權威性和全國性的特點。例如：德國的AUMA是政府和展覽業之間的橋梁，每年對世界各地的展會進行考察，并寫成報告，為德國政府贊助本國企業出國參展提供決策依據和參考。

一、發達國家存在行政壟斷

一般來講，違背法律和既有商業習慣的各種限制競爭行為(如囤積壟斷)常常受到法律的懲罰和社會公眾的譴責，而由國家主導的、在實質上也是禁止、限制或干擾自由競爭的行為在歷史上卻并不少見。在歐美國家的歷史上，并非所有有關市場、競爭的法律政策都一定是“反壟斷”，或者是“反不正當競爭”的。相反，維護壟斷和限制競爭的法律和政策在西方國家也很普遍。

(一)發達國家歷史上的行政壟斷

在英國歷史上，國王利用國家權力壟斷市場的種種表現在《國富論》中有非常詳細的論述。也正因為這樣，亞當·斯密對當時的社會制度猛烈抨擊，要求建立自由競爭的市場制度。當時的英國政府為了本國的呢絨生產能有絕對的優勢，在1258年就頒布了法令，明確規定：英國生產的羊毛必須在國內加工生產，不準買給外國人，人人都必須穿用本國織造的呢絨。德國作為歐洲后起的資本主義國家，其政權長期由具有濃厚封建殘余勢力的容克地主和大資產階級把持，這些人為了維護自身的利益，經常通過國家立法的形式限制自由競爭。例如，在德國統一之初，“鐵血宰相”俾斯麥就制定了限制自由貿易的法令，禁止國外商人進入德國從事貿易，以保證德國容克地主和由容克地主轉變而成的大資產階級的利益。政府給予某些企業在特定區域生產、出售產品的壟斷權，限制其他企業參與競爭的情況也很普遍。英國、荷蘭、法國等國在十七世紀先后在印度建立了各自的“東印度公司”。這些公司都擁有國家通過法令所賦予的“專營貿易”的特權。直到18世紀，這些專營特權才有所松動。發達國家在倡導貿易自由主義的同時，也都依然實行各種保護政策，限制外國工業品的輸人，以保護本國的企業和產業。

(二)發達國家近現代的行政壟斷

到了近現代，隨著市場經濟體制的完善，法制的健全，歐美發達國家普遍崇尚自由競爭，但由政府所實施的運用公權力對市場競爭的禁止、限制或妨礙行為依然存在，只是形式、程度和內容有所變化而已。

摘要：發達國家通過研發補助金、委托費、稅收優惠政策和政策性融資等財稅手段推動科技進步。西方國家財政支持科技進步的具體做法,對正處于產業結構轉型時期的中國而言，具有特別重要的借鑒意義。在技術進步周期明顯加快的趨勢下，中國政府必須進一步加大對科技進步的投入力度，有選擇地進行項目扶持，并加大對中小企業技術進步的扶持力度，充分發揮政府采購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扶持作用，運用稅收優惠政策積極推進產業技術升級和結構調整。

關鍵詞：技術進步；稅收優惠政策；財政政策

一、發達國家財稅優惠政策發展歷程

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在經濟信息化、全球化的基本趨勢下，美、日、歐等世界主要經濟體競相憑借自身在技術方面的優勢，大力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并加大對傳統產業的技術改造力度。在新技術革命的影響下，信息產業、生物醫藥工業、金融服務業等新興產業獲得了快速發展，在國民經濟中的比重不斷提高。通過科技進步基礎上的產業結構轉型，有力地支持了經濟的持續增長。

作為發達的市場經濟國家，技術進步主要依靠市場力量的推動，但政府財政在科技進步方面的作用也是極其重要的。在發達國家，在每一特定的歷史發展階段，政府都有一個明確的產業技術政策，并通過研發補助金、委托費和政策性融資等財政手段確保產業技術政策的貫徹落實。為了推動本國的科技進步，西方發達國家都特別注重加大對科技進步的投入力度。如美國、日本于1999年政府用于R＆D財政投入占當年全國R＆D總投入的比重分別為27%和22%。20世紀90年代以來，美國聯邦政府用于生物技術方面的研究經費每年都維持在10多億美元的水平。根據經濟成長、技術進步和結構調整所處階段的不同，西方國家財政對科技進步的支持的范圍和手段也會有所不同。在經濟發展初期，財政一般主要通過補助金、開發委托費、政策性貸款和優惠稅收政策等形式重點支持主導產業的技術開發。進入知識經濟時代，政府財政政策的重點主要轉向對高新技術產業的支持。政府通過資助各種基金會、研究院所和產學研聯合體等進行產業技術開發，并通過知識產權的轉讓，實現科技成果向現實生產力的轉化。在技術進步的產業化和規模化環節上，西方國家一般通過政策性融資和稅收優惠政策予以扶持和引導。如日本政策性投資銀行根據政府有關政策意向，向民間企業提供低息貸款、擔保、購買企業債券，對民間金融機構進行補充融資和獎勵。在西方國家，財政對技術進步的扶持和引導,一般都是以項目為核心，以客觀標準為尺度，實施非專向性補貼政策。

二、發達國家對中小企業具體優惠政策

摘要：本文主要探索現階段全球化背景下發達國家采取的以貿易保護主義為主要特點的各種“反全球化”行為，通過創建經濟全球化背景下新的國家生產函數來分析其原因和動機，并為以中國為代表的部分發展中國家提供相應的對策建議。

關鍵詞：貿易保護主義反全球化

一、國內外研究現狀評述

關于經濟全球化相關的文獻：趙曉、劉陽（2005）從宏觀國際經濟的角度對中國經濟的現狀與地位進行了分析，認為中國正經歷20年左右的國際顯性摩擦時期，而中國作為新的大國被國際接納，達到新的國際均衡時期還需要20年，這是現階段中國遇到發達國家各類經濟摩擦的重要原因之一。三好將夫在其論文“全球經濟的抵制場”中特別對全球化中跨國公司的行為做了研究，他認為20世紀60年代以后跨國公司越來越不受政府控制，離開國家和民族，追求自己的利益而拋棄民族自行其是。他們選擇具有穩定政治結構、廉價勞動力、適當基礎設施和較低稅率、對環境要求較低的國家進行資本輸入。

關于發達國家新貿易保護主義的文獻：趙瑾（2005）認為當代全球新貿易保護主義呈現十大特點，分別是保護的焦點由經濟問題擴展到社會問題；手段主要依靠反傾銷、反補貼、保障措施、環境技術標準、動植物檢驗檢疫措施為主；保護方式由限制進口變為通過出口補貼等措施擴大出口、通過多邊貿易保護發達國家的技術比較優勢、通過勞工標準、技術標準達到全面禁止進口的目的；其動機由提高本國產業競爭力轉變為從根本上削弱甚至使對方喪失國際競爭力。梁丹（2005）分析了當今發達國家國際貿易政策中“新人文主義”傾向及其背景，認為如SA8000等人文壁壘是發達國家推動經濟全球化為己所用的產物，是發達國家保護國內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需要，也是跨國公司樹立企業社會形象的要求。BenoitLaplante&JonathanGarbutt（1992）則對發達國家貿易政策中的環境保護主義進行了研究，認為需要國際環境政策的共同協調來防止環境政策變為國際貿易中的一項非關稅壁壘。

二、近年發達國家“反全球化”的表現

了解西方發達國家近年稅制改革的發展趨勢，將給我國稅制改革工作帶來諸多有益的啟示。

西方發達國家稅收制度的最新發展狀況，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幾個方面：第一，各國宏觀稅負出現下降趨勢。發達國家上世紀80年代中期開始的稅制改革的主旋律是減稅，然而減稅減的只是所得稅的名義稅率或邊際稅率。稅改開始階段，各國在降低稅率的同時，將所得稅的稅基卻相應拓寬了。這樣，發達國家初期稅改的減稅，實際上并沒有影響稅收收入的規模。相反，各國稅收收入的水平還普遍出現不降反升的現象。從上世紀90年代末到本世紀初開始，隨著西方各國財政狀況的逐步好轉，一些國家在稅制改革中相應加大了對稅收優惠措施的運用，不再一味追求“寬稅基”的原則，這自然造成了稅收收入規模的下降。統計數字表明，2003年，美國的宏觀稅率已經由3年前的29.9％下降到了25.4％；同期其他一些國家也出現了類似的現象，荷蘭從41.2％下降到38.8％，英國從37.4％下降到35.3％，瑞典從53.8％下降到50.8％。

第二，資本的稅收負擔開始減輕。一般情況下，政府課稅的稅基主要包括勞動力、資本和消費，而政府無論對哪種稅基課稅，都會給經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正如大衛·李嘉圖所指出的，各種稅收都是流弊和流弊之間的選擇。例如，如果一國對勞動力課征較重的稅收，那么，其就業形勢很可能會惡化：一方面，雇主會因勞動力成本提高而“用機器手替代人手”；另一方面，工人會因繳稅過多而自愿失業。因此，各國稅制改革的任務之一，就是要結合本國的實際情況，調整稅收的總體負擔在各種稅基之間的分布。發達國家長期以來勞動力的稅負是比較重的，表現在勞動力的有效稅率（即稅額與應稅稅基之比）一般都高于資本和消費的有效稅率。由于勞動力的稅負已經很高，加之對消費的課稅具有累退性，以及人們擔心提高對消費的課稅會引發通貨膨脹，很多西方國家過去進行稅制改革時往往把保證稅收收入的著眼點放在增加資本的稅負上。例如，1995年～2000年，歐盟國家資本的有效稅率就從24％提高到了31％。特別是勞動力稅負較高的國家，更是把增稅的重點放在了資本這個稅基之上。然而，資本的稅負高并不利于增加儲蓄和投資，特別是在全球經濟一體化的今天，如果一國對資本和經營所得課征高稅，就會導致或加劇本國資本以及所得稅稅基的外流。因此，近幾年越來越多的西方國家開始重視降低資本的稅負。例如，2000年～2005年，歐盟原有的15個成員國中，有11個國家降低了公司所得稅稅率。到2005年，很多發達國家的公司稅稅率（含中央和地方政府）都低于30％，如芬蘭為29％，瑞典、丹麥和挪威為28％等。

第三，稅制結構的變化日益顯著。從上世紀80年代中期起，發達國家出于經濟效率的考慮，紛紛對稅制結構進行調整，出現了所得稅（尤其是個人所得稅）比重下降，社會保險稅（繳費）和一般商品稅（主要是增值稅）比重上升的趨勢。進入21世紀以后，稅制結構的這種變化在一些國家呈加快趨勢。例如，德國在1990年～2000年，所得稅在稅收收入中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0.7％，但在2000年～2003年，所得稅的占比平均每年下降3.1％；社會保險稅的占比在前10年中平均每年只增長0.4％，而2000年～2003年平均每年增長1.5％；商品稅在稅收收入中的占比前10年平均每年只增長0.52％，而后3年平均每年提高14％。目前，在許多西方發達國家，間接稅在稅制中所占的比重已經達到或超過了30％。

目前發達國家在控制傳統稅收增長的同時，越來越重視環境稅的調節和籌資作用，并開征與環境相關的稅收。這樣做一方面可以抑制經濟發展對環境的破壞，另一方面還可以為政府籌集一定的財政資金。特別是在所得稅、財產稅等傳統稅種難以加稅的情況下，加大環境稅的課征力度是一種一舉兩得的做法。例如，瑞典從2001年開始實施了一項稱為“環境稅轉換戰略”的10年計劃，目的是限制人們對能源的消耗，與此同時，用該計劃所籌集到的稅款來填補因降低個人所得稅和雇主的社會保險繳費而造成的稅收收入損失。

西方國家的稅制改革給我們的啟示總結起來大致有以下幾點：

1發達國家食品安全標準與技術壁壘

1．1食品安全壁壘的形成

眾所周知，在技術方面發達國家占有很大的優勢，但在成本方面發展中國家卻有很大的優勢。在發達國家，高指標與高標準的產品的生產都有高技術支撐；但對發展中國家而言，因為技術水平不高，所以要生產出符合發達國家需要的高標準產品具有很大的難度，而且成本也非常高。在國際貿易中，發達國家掌握著科學技術上的優勢，從技術層面制定了一系列市場限入標準，用以限制發展中國家的產品進入本國市場［5］。比如，日本、歐盟和美國等發達國家對食品中農藥殘留最高限量制定了較高標準，其中不乏對一些農作物的農藥殘留量要求超過了CAC標準［6］。許多發達國家，在食品安全管理上強調“從農田到餐桌”的全程食品安全管理，其食品生產的全過程都有嚴格的技術標準，還有朔源要求［7］。而且各國都有相應的食品安全監督部門進行強力監管，比如歐洲食品安全局（EFSA）、美國的食品與藥品管理局（FDA）、食品安全檢驗署（FSIS）、動植物衛生檢驗署（APHIS）、環境保護署（EPA），這些食品安全監督部門對本國進口食品的添加劑、生鮮質量、商標安全等都有很高的要求［8］。中國環境污染問題嚴重，病蟲害多，農藥使用量大，食品中的農藥殘留標準較低，在很多層面上都難以達到發達國家要求［9］。中國食品的農藥殘留標準，是歐盟標準的2～5倍，有的甚至高達25倍［10］。2002年初，日本認定中國出口蔬菜農藥殘留量超標，進而加強了對中國農產品的農藥含量標準的檢測，蔬菜檢測指標由原來的6項增加到40多項，果汁檢測80多項，大米檢查91項［11］。一些傳統農產品的農藥殘留超標，成為中國農產品出口面臨的主要困境。歐盟、日本、美國等發達國家，對中國肉制品的安全標準也相對較高。這些國家針對肉產品中獸藥、飼料及疫情等方面，制定了一系列高標準。日本對15種農藥及獸藥進行禁用，對800種農藥和獸藥制定了5000多項指標［12］，美國更是制定了聯邦食品、藥品與化妝品法、食品質量保護法、聯邦肉檢驗法、蛋制品檢驗法、禽肉制品檢驗法以及公共健康服務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規［13］。發達國家嚴格的檢驗檢疫制度嚴重阻礙了中國禽畜類食品的出口。

1．2對中國食品出口構成的壁壘

中國食品安全標準發展起步較晚，始建于20世紀60年代，經過20世紀后期的緩慢發展，以及近10年的跨越式改革，已初步形成了較為完整的中國食品安全標準體系，該體系以保證食品安全、促進行業發展、保證人民生活水平為準則，包括一套國家標準、行業標準、企業標準與地方標準相結合、配套完善的標準體系。但由于起步較晚，還存在諸多問題，其不成熟性也日益顯現，如總體水平低、標準短缺、實施監管情況差、標準間協調性差等一系列問題在國際貿易中突顯。據統計［14］，每年中國食物中毒的案例約30萬，食品安全問題被屢屢曝光。就產品而言，因為在技術水平上存在差異，因此，很多產品標準發展中國家均低于發達國家。以甜蜜素為例，在飲料中，歐盟的限量是250mg／L，在甜點及類似產品中，歐盟限量為250mg／kg，而中國在甜點及飲料等甜品中的限量為650mg／kg［15］。因此，發展中國家以本國的標準生產的產品出口到發達國家，很可能達不到其標準，于是就形成了發展中國家產品出口的壁壘。中國食品生產環境也存在極大的問題，如食品加工程度低、生產過程簡單及缺乏技術創新等。中國食品生產者以農民為主，整體素質較低，缺乏相關的食品生產知識，再加上企業監管不嚴，因此在食品生產過程中難以保證食品的衛生和安全。此外，中國食品出口以初級產品或簡單加工產品為主，產品附加值低，相對價格較低，易受國外反傾銷調查等，總之，種種原因使中國食品在國際中的競爭力受到限制。

1．3對國外食品安全壁壘的再認識

摘要：中國的和平發展在一定程度上受益于現有的國際體系，而隨著綜合實力的快速提升，中國也正成為這一體系中新的建設性力量。主要發達國家在逐漸承認和接受中國“和平崛起”的同時，正轉而試圖通過國際組織、機制和準則的調整來影響中國的發展方向，以確保其在國際體系中的主導權。這種在國際體系層面的互動，將把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關系帶入一個新的歷史階段。

關鍵詞：中國發達國家關系新變化

發達國家在世界格局和國際體系的演變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30年改革開放的歷史進程清楚地表明，中國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歐大國全面改善和發展關系，對中國爭取比較有利的國際環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推動與這些國家的關系長期穩定健康發展，仍將是中國對外關系的重要方面。隨著中國綜合實力和國際地位的快速提升，以及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國內政治生態的深刻變革，雙方之間的關系正在發生歷史性的變化。這些變化將帶來新的問題，如果處理得當，也將把雙方的戰略關系提升到新的水平。

一

縱觀改革開放30年，中國與發達國家尤其是美歐大國的關系經歷了相互孤立隔絕的時期，也經歷了相互接觸和擴大交往的時期，如今正在步^相互依存和頻繁互動的新時期。中美關系作為“世界匕最重要的雙邊關系”，已經超越雙邊關系的范疇，越來越具有全球影響和戰略意義。雙方作為奄沒性合作伙伴和利益攸關方，共同的戰略利益不斷增加，合作領域不斷拓寬，彼此關系的重要性在雙邊意義上、地區意義上和全球意義上都在顯著上升。正如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2007年10月在美中關系全國委員會的講話中所指出的，“從伊朗到蘇丹西部，我們正在世界上的很多第三方地區擴大美中合作。美中關系將是我們在外交政策的幾乎所有戰線匕取得成功的關鍵”。中歐全面戰略伙伴關系實現了歷史性跨越，其廣度和深度已經達到前所未有的新水平。正如歐盟負責外交和安全政策的高級代表索拉納所說，中國是歐盟為數不多的戰略伙伴之一，雙方高層和民間往來更加頻繁；在處理重大國際和地區問題以及應對全球性挑戰方面加強接觸，合作基礎和領域進一步擴大；不僅能實現重要的共同目標，而且“對促進世界和平與穩定起到了重要作用”。隨著日本繼續向政治軍事大國的目標邁進，特別是兩國更多地從戰略高度和長遠角度來審視、把握和推進雙邊議題，中日戰略互惠關系也將日益超越雙邊和地區層面，越來越需要從全球角度來看待和處理。

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討論的主要問題日益向全球性問題集中，相互關系都從雙邊和地區層面向全球層面擴展，影響雙方關系發展的因素越來越超越具體問題本身，轉向問題背后的理念、規則、制度安排，或者說具體問題上的較量所體現的理念、規則、制度安排上的博弈變得越來越明顯。中國與美、歐、日在政治民主、宗教自由和人權等問題上的分歧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價值觀念、意識形態、歷史文化傳統和政治制度的差異和分歧；圍繞貿易平衡問題和WTO多哈回合談判的角力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自由貿易與貿易保護主義兩種趨勢的紛爭；圍繞人民幣匯率、知識產權、產品質量、食品安全等問題的爭端上升，背后所體現的是有關國際經濟規則和標準的制定和使用的權力較量；特別是圍繞氣候變化和溫室氣體排放權的博弈變得越來越突出，背后所體現的是主要發達國家急于抓住“綠色經濟時代”的世界經濟主導權的戰略意圖。與此同時，在中國與美歐等主要發達國家正在進行和未來可能進行的合作中，涉及國際體系穩定和演變的問題也越來越多。例如，美國常務副國務卿內格羅蓬特所提中美關系中面臨的五大問題，要么是涉及東亞地區和平穩定的臺灣問題，要么是涉及整個國際體系安全的全球反恐和防擴散體系等問題。美國參謀長聯席會議前副主席歐文斯建議中美在公海、太空、網絡、能源等領域加強合作，均事關全球化和信息化時代國際體系基礎領域的安全。布熱津斯基更是明確地呼吁，中美應在維護國際體系穩定方面進行更多的戰略合作。這些都意味著中國與主要發達國家的關系正在向國際體系層面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