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岔口之“雙城記”

我所探求的不是一個日期，而是一個象征，一個轉折點，一個我們被歪曲的道德歷史進程中的隱秘時刻。

——莫里斯·迪克斯坦，《伊甸園之門》

那年你決定朝北而去，而我卻必須往南遠行；你度過那條潺潺小河，而我卻翻越這座高山。那年你堅持往左的路，而我卻抱定向右的心；你走進那座茫茫城市，而我卻難離開這片鄉里。經過多少年一切都已經無經找回，你我卻都背著各自的疲憊，是否該丟掉心中的累贅，擦干這些年的眼淚；別忘了當年你我的約定，希望能總有一天再次相聚；共同分享彼此過去的經歷，再從頭展現當年的豪氣。

——趙傳，《你我的約定》

“二百年來最有希望的日子，還是今天”

每一個民族、時代、社會的文化，都有其不同于其他民族、時代、社會的特征，表現出不同的民族性格，不同的時代精神，和不同的社會思潮。所謂藝術的民族氣派與民族風格，不過是特殊的民族精神在藝術中的一般表現而已。每一個民族的藝術都是豐富多彩的，甚至于形成許多不同的流派。但是與其他民族的藝術相比，這些不同流派又都顯得近似。

在一定的意義上，這“近似”之處，往往正是它的價值所在。一件藝術作品，不僅表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也表現出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社會共同的心理氛圍，和一種文化共同的價值定向。表現得越多，作品的藝術價值就越高。無所表現的藝術，也就是沒有價值的藝術。

人們常常用“鏡子”來比喻藝術，這個比喻并不恰當。藝術不同于鏡子。一面鏡子是一個死的物理事實，它所反映的事物，事實上存在于它之外。而一件藝術作品則是一個活的有機體，它就是它所反映的事物。一個民族、一個時代、一個社會的要求、理想、信念與價值在藝術作品中獲得的意義與表現力，離開了藝術作品就不復存在。所以藝術，盡管與哲學有許多明顯的區別，還是有共同的基礎。

一個民族、時代、社會的藝術，必然與這個民族、時代、社會的哲學相聯系。哲學是民族、時代、社會的自我意識，偉大的藝術作品總是表現出深刻的哲學觀念，它不僅是民族性格、時代精神、社會思潮等等的產物，而且也能動地參與形成民族性格、時代精神、和社會理想，是自己的民族、時代、社會的代表。我們很難設想，如果沒有藝術和哲學，我們到哪里去找一個民族的靈魂。

藝術與哲學的聯系，在中國古典美學看來，是不言而喻的：“畫以立意”，“樂以象德”，“文以載道”，“詩以言志”，最廣義的藝術也就是最廣義的哲學。自覺地強調這一點，是中國古典美學的二個重要特征，也是我們探索藝術的民族形式、建立現代化的中國美學時必須認真研究的一個問題。

中國藝術高度的表現性、抽象性和寫意性，來源于它同哲學的自覺聯系。通過中國哲學來研究中國藝術，通過中國藝術所表現的哲學精神來理解它的形式，我們可以得到許多有益的啟示。

“改革到底為的是什么？我們在改革中究竟得到了什么？”

回顧持續了23年的經濟改革后，許多中國人都不由自主地要提出這一問題。盡管在80年代民眾曾因改革而普遍受益，但90年代以來經受種種痛苦的人卻遠多于獲益者。毫無疑問，今后中國需要繼續改革，但“需要什么樣的改革”卻成了人們日益關心的問題。目前這種缺乏政治民主化、日益向個別利益集團傾斜的“改革”只會使中國陷入深刻的社會危機。

一、對中國改革得失的幾種算法

對中國改革的得與失，從不同的立場出發有不同的算法。

中國政府理所當然是只計算“成就”，其標志就是每年的經濟增長率以及幾個亮麗的“現代化櫥窗”（如上海、北京、廣州、深圳等城市）；而與財富的生產同樣重要的財富的分配狀況卻被刻意掩蓋起來。經濟增長現在構成了政府的合法性基礎，也成了不少樂于與中國政府在研究項目上合作的外國學者對中國的發展持樂觀看法的依據。至于中國政府習慣性地對統計數據造假這一特點，卻被這些學者出于種種原因而忽視。于是形成了一種值得注意的“循環”：壟斷了各種信息供給的中國政府是所有研究資料的權威提供者，而一些外國學者根據這些資料所做的研究，不管與中國的現實有多大差距，又被中國政府有選擇地登載在《參考消息》及其它各種介紹國外的中國研究的報導中。中國政府藉此向本國民眾證明：中國經濟建設的成就已為外國學者的學術研究所論證并認可！在表面上民族主義情緒高漲、實則在西方文明面前深深自卑的大部份中國公眾當中，外國學者的“科學論證”還是有相當市場的。而中國政府對這些研究結果的“認可”，則成了這些外國學者進入中國訪問考察、并爭取本國研究經費的“條件”。當然，中國政府與這些外國學者在資料與論證上互相賦予“合理性”的利益關系，對學者們來說畢竟不太光彩，因此被深深掩蓋起來。

當局在修改歷史與控制輿論上向來有豐富的經驗，目前在虛構“改革成果”與社會現狀方面更是不遺余力。中國的媒體善于制造虛假信息，這只要比較中美兩國最重要的報紙《人民日報》與《紐約時報》就不難看出。讀者若只閱讀這兩家報紙的本國新聞，一定會得出如此印象：美國社會問題叢生，而中國則是一個幾乎沒有社會問題的“美好世界”。而這種“謊話重復1,000遍就成了‘真理’”的“戈培爾定律”所產生的歷史后果已顯現出來：一些國人對“”時期的報紙深信不疑，那些連毛后的政府都承認有不少虛假成份的數據，竟然被個別中國學者用來證明“”時期的偉大經濟成就。[1]如果說，“”及“”前的政府只會愚蠢地使用政治高壓與專政手段強迫人們說謊，那么這些年來政府的政治智慧已有所“提高”，它不但學會用利益手段控制國內傳媒與學術界，還將這一手段用之于控制國際社會欲與之交往者。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分析今天我國社會發展進步的現實，再與中國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較，無疑會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富強中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近代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面對兩大歷史性課題：一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但是，從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到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都未能把中國從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境況中解救出來。由于找不到正確的救國救民道路，這些斗爭都失敗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證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只有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來領導，才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終于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觀察世界和改變中國命運的思想武器，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一切，不僅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同時也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創造了前提。

社會主義在中國是歷史的選擇。但由于我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完成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經濟社會發展基礎還比較薄弱，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將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過程。長期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探索和研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觀點，強調走自己的道路、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等許多重要思想，積累了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黨和人民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果斷作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確立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黨和人民沿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破浪前進，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提出新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黨的十六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確立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燦爛的前景。

偉大成就與重要啟示

在新時期，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偉大道路賦予我們國家和民族以強大生機。改革開放29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就，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業績。

馬克思有一句名言：要了解一個限定的歷史時期，必須跳出它的局限，把它與其他歷史時期相比較。回顧新中國成立以來半個多世紀的歷史，分析今天我國社會發展進步的現實，再與中國百年近代史加以比較，無疑會得出令人信服的結論：只有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才能發展中國、富強中國。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與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

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在近代中國，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要面對兩大歷史性課題：一是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二是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為了挽救國家和民族的危亡，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眾同帝國主義、封建主義進行了不屈不撓的斗爭。但是，從洋務運動、太平天國運動、、義和團運動到孫中山領導的舊民主主義革命，都未能把中國從積貧積弱、任人宰割的悲慘境況中解救出來。由于找不到正確的救國救民道路，這些斗爭都失敗了。近代中國歷史發展證明，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只有用先進思想武裝起來的先進政黨來領導，才能實現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十月革命一聲炮響，給我們送來了馬克思列寧主義。中國人民終于找到馬克思列寧主義作為自己觀察世界和改變中國命運的思想武器，從此中國革命的面貌為之一新。在中國共產黨領導下，中國人民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官僚資本主義的反動統治，建立了中華人民共和國，并創造性地完成了由新民主主義革命向社會主義革命的轉變，確立了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實現了我國歷史上最深刻、最偉大的社會變革，取得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偉大勝利。這一切，不僅完成了民族獨立和人民解放的歷史任務，同時也為國家富強和人民富裕創造了前提。

社會主義在中國是歷史的選擇。但由于我國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基礎上完成由新民主主義到社會主義過渡的，生產力水平還比較低，經濟社會發展基礎還比較薄弱，這一基本國情決定了中國社會主義建設將是一個長期而艱苦的過程。長期以來，我們黨始終堅持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不斷探索和研究建設社會主義這個重大問題，取得了重要成果。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一代中央領導集體，在探索適合我國國情的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中，提出了一系列獨創性的觀點，強調走自己的道路、堅持統籌兼顧、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調動國內外一切積極因素等許多重要思想，積累了在我們這樣一個社會生產力水平十分落后的發展中國家推進社會主義建設的重要經驗。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以鄧小平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黨和人民重新確立馬克思主義的思想路線，把黨和國家的工作中心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移到經濟建設上來，果斷作出改革開放的戰略決策，確立了黨的“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基本路線，回答了中國這樣的經濟文化比較落后的國家如何建設社會主義、如何鞏固和發展社會主義的一系列基本問題，創立了鄧小平理論，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開創了我國社會主義事業發展的新時期。黨的十三屆四中全會以后，以同志為核心的黨的第三代中央領導集體，帶領黨和人民沿著改革開放和現代化建設的正確方向破浪前進，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正確處理改革發展穩定的關系，提出新世紀頭20年是我們必須緊緊抓住并且可以大有作為的重要戰略機遇期，確立了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奮斗目標，形成了“三個代表”重要思想，開創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新局面。黨的十六大以來，以同志為總書記的黨中央，高舉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偉大旗幟，繼承和發展黨的三代中央領導集體關于發展的重要思想，提出了科學發展觀、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等一系列重大戰略思想，確立了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四位一體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總體布局，團結帶領全黨全國各族人民不斷把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偉大事業推向前進，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越走越寬廣，中華民族偉大復興展現出燦爛的前景。

偉大成就與重要啟示

在新時期，我們黨團結帶領全國各族人民不斷克服前進道路上的困難和風險，開辟了一條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這條偉大道路賦予我們國家和民族以強大生機。改革開放29年來，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政治建設、文化建設、社會建設取得了重大歷史性成就，創造了中華民族發展史上最輝煌的業績。

各位老師、同學們：

新舊中國兩重天！如今的中國充滿活力，時光荏苒。90年彈指一揮間。進入了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階段：國的經濟建設事業正處于大改革大起飛的時期，多少年來，億萬中國人民一直熱切地盼望著祖國富強，人民富裕，如今這個理想正在中國共產黨的正確路線指引下逐步變為現實；國的政治制度也進入了不斷成熟，不斷完善的時期，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確立了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的政治路線，給中國人民帶來了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和欣欣向榮的繁榮景象；國的文化事業也空前發展，進入了一個科技發展，知識增值的嶄新時期，具有較高的知識水平和專業技能已經成為人生的重要財富，代表中國先進文化的前進方向已經成為“三個代表”重要思想之一；思想形態上，當今中國進入了思想空前解放，弘揚創新實踐的偉大時代，可以說，生活的時代是經濟騰飛，政治安定，文化發展，思想解放的時代，社會主義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同步發展的時代；需要大批具有愛國情懷、真才實學的建設人才的時代。融于祖國建設的大潮，實現民族的偉大復興。這是這個時代的精神，也是時代青年的歷史責任。歷史告訴我落后必將挨打；黨史啟迪我青年要做先鋒。今天的青年，更要奮然而前行，切不可妄自菲薄，忽視個人價值。也許個人的力量的確有限，但江海之大，源自細流；泰山之高，積自寸土。同學們正年青，流淌在千千萬萬青年心中的熱血，才能澎湃出愛我中華的強音；發揮出千千萬萬個青年身上的力量，定能奏響新時代的華美樂章！

自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以來，舉國上下正以各種方式慶祝建黨90周年。已經領導著中國人民從失敗走向了勝利，從頹廢走向了繁榮，從貧困走向了富強。今天，沐浴著中華五千年的燦爛文明，享受著建黨90周年的光輝成就；繼承著華夏祖先源遠流長的炎黃血脈，開拓著新世紀的嶄新未來。無論何時，中國這個神圣的國度里，不管是回眸厚重的歷史，還是放眼多彩的現實，抑或是展望未來的藍天，貫穿五千年悠悠文明歷史的并貫穿起新的時代精神的線索便就是中華民族生生不熄的愛國火炬！什么是愛國？愛國是一個抽象的概念，如果把他具體化，可以告訴同學們愛國是楚國屈原漫長路上上下求索的身影，南宋岳飛刺有“精忠報國”脊背，陸放翁病榻前盼望北定中原的示兒叮嚀，文天祥磁石般

譚嗣同的橫刀長笑昆侖肝膽；圓明園斷壁殘坦的沉重嘆息，不指南方誓不休的一片丹心；愛國是林則徐不因禍福避趨的禁煙壯舉。五四青年的震天吶喊；南京屠殺血染的心情，抗日救之的怒火烽煙；愛國是魯迅的文章，夏明瀚的詩句，今天，愛國是反對霸權，控訴邪教的憤怒呼聲，海峽兩岸五十年來隔舍不斷的濃濃鄉愁…老師們同學們浩如煙海的史冊上，愛國的這一頁被如此眾多的人物如此豐富的感情裝點的如此璀璨奪目，留取丹心照耀汗青的人們先天下之憂而憂，后天下之樂而樂的人們民族的脊梁，照耀歷史的火炬。俱往矣，數風流人物，還看今朝！盡管鴉片戰爭曾使中國一度陷入山河破碎，政治腐敗，愚昧落后，民不聊生的境地，盡管列強的鐵蹄曾一度將中國的土地踐踏得血跡斑斑，搜刮的一窮二白；但烏云是遮不住太陽的1921年7月，有一群愛國的熱血青年力挽狂瀾，南湖的游船上點燃了照亮中國前程的明燈，成立了中國共產黨，拔開烏云重見青天，給災難深重的中國人民帶來了光明和希望。

1.中國現代陶藝介紹

嚴格來說，中國現代陶藝的發展起源于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中國具有豐厚而悠久的陶瓷文化歷史，并對世界文明進程產生過巨大的影響。我們不光有遼闊的疆土所提供的豐富的自然資源，也有上千年的制陶歷史所積累的豐富經驗，更有民族文化傳遞給我們的精神滋養，其中更為珍貴的是先民對陶瓷物質特性和人文品格的深透而獨特的理解與把握。這一切，為中國現代陶藝的發展以及人們接受這種發展提供了廣泛而深厚的基礎。同時，1999年以來，密集的展覽和活動使中外陶藝家有了更廣闊的交流和展示的平臺，大大提高了中國現代陶藝的總體水平。

盡管中國現代陶藝發展很快，并取得了較大的成績，但也存在不少問題，這些都與中國的獨特國情密切相關，或者受傳統的因素影響過大。在此，筆者對中國現代陶藝提出了一些建議，希望對中國現代陶藝的發展有所裨益。

2.陶藝作品的風格仍不夠多樣化

陶瓷本體作為一種表現媒介，沒有什么不可表現的。現代藝術中的種種風格、流派，如抽象表現主義、波普風格、超寫實主義、具象風格、裝置風格、極少主義、怪誕主義等，在陶藝領域都可以得到體現。有很多陶藝家仍然僅僅沿用原有的“實用”、“裝飾”手法，仍然沿用傳統陶瓷語言樣式，缺少對陶瓷造型的把握或理解，缺少從社會和文化的角度表達自我的感受。象在景德鎮，釉中、釉下、釉上是主流，現代陶藝仍然是以畫為主，有很多陶藝家只懂臨摹古董。有些人還沒有把陶藝作為現代藝術中獨有的語言與媒體，觀念仍然停留在產品設計上，盡管很多陶藝家已經有了現代設計的意識，但這一觀念終究不能取代現代藝術的觀念。在這方面，我們應該學習一下西方，在西方，無論是材質范圍﹑工藝手段﹑形式語言和個體精神，還是對材料非單純可視性和在公共環境中的運用等方面，都大大地超出了陶瓷藝術的中國經驗。中國的現代陶藝轉型較遲，所經歷時間較短，還沒有建立起較完整的觀念，而且沒有較現代的技術支持以及教學和社會審美的跟進。中國陶藝一貫提倡向傳統和民間學習，一直在傳統的邊緣徘徊，而這種對藝術傳統的過度崇拜，也壓抑了國人的思維和想象力。不過，我們從材質、工藝手段、形式語言等方面學習西方時，也不應該全部照搬西方，不然就會掉進別人成果的窠臼里。

真正的陶藝家必須親身實驗，找出適合自己的方法，來表達自己的體驗，這樣才能形成具有自己特色的陶藝語言。一個有創造意識的陶藝家，只有善于用將來的眼光來審視傳統與現代的陶藝創作現象，這個陶藝家才富有創造性，才不會重復別人已經走過的路。

參天大樹挺拔聳立，靠的是深扎大地的根的默默支撐；凌云高樓氣勢撼人，來自厚重堅硬的基石無語的支撐；那么，人，又是靠什么來支撐起無比睿智的人生呢？那就是——誠信！

堅守誠信，就是堅守氣節和操守；堅守誠信，就是堅守做人的根本。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誠信首先是一個倫理范疇，所謂誠者信也、信者誠也，《說文解字》對“誠”、“信”二字的互釋，驗證了誠實守信的內在聯系。重誠守信，歷來是中華民族的優良傳統。并且中國是一個有著悠久文明歷史的國家，中國應該有充分自信把這一優良傳統一代一代傳承下去。中國誠信走過了歷史，走進了現代，也必定要走向未來！

然而在我正視中國誠信的時候，我的視線在一個個令人咤異的新聞中逐漸模糊，心境在一組組令人震驚的個案中逐漸沉重。從假煙假酒假文憑，到假賬假證假報告；從普通百姓的惡意消費透支，到政府官員的虛假政績工程，從從關系百姓民生的毒米、毒酒、毒奶粉，到影響產業財經的基金黑幕、股市造假、證券騙局，我們還可以聽到假球、黑哨、興奮劑，聽到論文抄襲、學術失范……凡此種種，不一而足。誠信的缺失如同瘟疫蔓延，泱泱中國似乎成了一個充滿虛假、欺詐、偽造的染缸！在功利目的的驅動下，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都會漫生出誠信缺失的丑陋與罪惡。

再來看看我們大學生的誠信，據東華大學團委近期的一項調查顯示，誠信竟然只是大學生的一種“理想主義”，并非他們的實際行為。由于大學生自身因素和教育因素意識以及社會體制問題，大學生的誠信意識與行為相距甚遠。

調查顯示有88.39％的同學認為誠信在當今社會很重要，誠信的意義、價值不容忽視，但在實際行為上卻不能做到這一點。其主要表現在兩方面，第一是還貸，高校畢業生中有相當一部分會不還貸或是有意拖欠貸款；第二是考試，雖然同學們簽過“不作弊”的承諾書，但一旦到考試時還會有人選擇鋌而走險。另外，不少同學承認自己曾做過上課代人簽到、遲到曠課、作業論文抄襲、簡歷灌水等等不誠信的行為。

“愛國守法，明禮誠信，團結友善，勤儉自強，敬業奉獻”二十字作為公民基本的道德規范，應是每一個公民為人處事的基本道德準則，也是高尚所孕育的基本內涵。那些從烽火中走出的英雄，那些從艱難中走出的強者，那些從平凡中走出的不平凡的人，我們深深地敬佩他們。他們是我們追求高尚的榜樣，盡管我們無數次對自己說，要向他們一樣把道德準則銘記于心，但我們往往因為忽略了身邊發生的小事而忽略了道德。

我們雜志曾經刊登過這樣一則故事。上海一所名牌大學，一場演講即將開始。主講人是一位已在大洋彼岸卓有建樹的老學長。當他準時進入階梯教室時，聽講MBA的青年中只有八個人準時到場，其他人一如既往姍姍來遲，以至超過預定時間二十分鐘后主持人才得以宣布演講開始。演講非常精彩，掌聲不時響起。行將結束時，老學長向主持人和全場聽眾要求：請允許他再延長兩分鐘。此時，他把準時進場的八位聽講者請上臺，然后出示了自己的機票，他講了兩件事。其一，由于開講時間的推遲，他已經延誤了航班，不得不推遲了返程的時間，并且取消了在那邊的兩個約會；其二，有同學遞條子要求講一講讀MBA如何“入門”。他說：“MBA和其他所有現代學科的‘門’就建在每一個人的心中——請向這八位同學學習，更加信守‘時間合約’，努力使自己今后的每一次約會都能夠準時進行，你就進入了現代工商管理之‘門’！”

老學長最后的演講，在MBA學子中掀起了很大的波瀾。“三杯吐然諾，五岳倒為輕”，誠信之重，重于九鼎，重于千金，重于五岳。古今中外，多少有為之士為了一個許諾，將生死置之度外。而我，作為一名共產黨員，始終銘記在黨旗下曾許下的誓言，這也是對“誠信”二字最基本也最深刻的理解。

那么，何為誠信呢？“誠信”的基本內容是誠實、信用、信任，即誠懇待人，以信用取信于人，同時信任他人。中國是禮儀之邦，“誠信”是世代相傳的一種優良傳統。兩千多年前，先圣孔子在《論語》一書中提到“信”的地方有15處之多。他指出：“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就是說，作為一個人假如不守信用，那就不曉得他今后還會有什么作為。他還說“民無信不立”，把誠信提到關乎國家興亡、社會興衰的地位上。

但如今，我們這個有著幾千年誠信傳統的國度，正面臨著嚴峻的誠信危機。市場上，假冒偽劣猖獗。財務方面，虛帳假帳、拖欠賴逃盛行。“三角債問題”困繞著全國金融，銀行貸款無法回收，只好求助于保險，甚至不敢發放貸款。一些企業商家通過財務欺詐，發現不講信用可以帶來“利潤”，但這種短期行為最終害人害己，給國家、社會造成無法挽回的巨大損失。

在發達國家，雖然他們的信用體系比我們完善得多，但是仍然難以逃避誠信危機。安然公司和世界通信公司的造假丑聞使今年美國經濟損失達370—420億美元。美國的資本主義經濟已是目前世界上最成熟、最發達的經濟體系之一，尚且發生幾百億美元的資產流失。那么中國，用僅僅數十年的時間，發展一個沒有先例可循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若缺失誠信，若發生如此巨大的資產流失，我們能承受嗎？

后現代觀念作為一種“外舶”文化，實際上從20世紀80年代以來就深深地影響著中國藝術家的藝術觀念和藝術創造。雖然中國的現代藝術發展極快，而且也很前衛，但從當代大眾審美文化角度來看，它并不具有真正意義上的大眾性。首先，現代藝術過多地注重繪畫語言自身的價值，藝術家過分強調作者的藝術觀念和表現，而極度忽略了受眾的審美需求，如有些行為藝術充滿荒唐、痛苦和血腥，這些作品很難被我國廣大群眾理解和接受（甚至一些老的藝術家也不能讀懂），所以就中國范圍而言，中國的現代藝術只能說是藝術家的藝術，是少數人的藝術。其次，我國的某些現代藝術過分迎合西方人的欣賞口味，而忽略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文化立場，這種嚴重背離我國文藝創作指導思想的藝術表現肯定不會得到廣泛的認可，也就不會具有頑強長久的生命力。在這種狀況下，“后現代”文化思潮作為對現代文化的另一種思考，也就顯示出了它的價值和意義。在全球范圍“后現代”文化語境的影響下，中國的現代藝術家也在不斷地尋求藝術表現的新出路，藝術既要“神圣”有“尊嚴”，又要面對大眾的消費市場，藝術創作從追求藝術自身語言前衛、個性的理想而轉向大眾文化，大眾審美理想的表現成為一種新的趨勢，中國的現代藝術向“后現代”的迅速轉變，也就成了一種必然。筆者認為，在“后現代”語境影響下，中國的當代繪畫藝術主要發生了以下幾方面的突出變化。

第一，某些藝術家的創作價值觀發生改變。在“后現代”藝術的影響下，中國美術具有工業文化追求消費的特點，有的畫家告別了80年代的那種追求藝術永恒的創作精神，而轉型為眼睛緊盯市場，力求通過市場效應來證實自己的價值。藝術家的創作拋掉了老一代藝術家走西北，爬黃土，進青藏，尋找文化之根，以肉體苦難換取精神升華的藝術創作過程和思想，在創作上有意回避重大題材，表現內容只求構圖輕、淺、淡、簡、軟，以取媚社會大眾，獲得更多的經濟利潤，藝術創作具有明顯的市場價值觀。

第二，以美術政治波普來突出自己的先鋒姿態。近幾年，隨著后現代主義的“西風東漸”，美術界的新生代或實驗派以東方式的智慧重組了“后”的話語。無論是“89現代藝術展”的“后現代性”挪用，還是上世紀90年代藝術家的群體分化，無論是由《祈世鑒》的高蹈還是“豬交配”的東西方文化沖突隱喻的粗陋，都表現出當代中國美術所遭遇到的全面精神困惑和存在的困境，以及畫家渴望走出這種困境的悲壯性努力。尤其是90年代以后，中國的現代藝術更多地充滿著政治式的繪畫思維。它們消解傳統的理想，嘲弄意識話語，挑戰保守的秩序，有的畫家采取一種政治波普的方式表達自己的藝術觀，將政治波普用來表現當下的生存狀態、國人的精神狀態和生命境遇。如某些畫家的作品，畫面多表現傻、大、呆、癡的愚農和城市群氓，充斥于畫面的是一種愚笨憨蠢、無所事事、咧著嘴打著哈欠不知如何打發日子的人群。畫家將那種“”語言的高歌猛進式的、80年代的高瞻遠矚式的反思徹底拋在一邊，而是以面無表情去表現其盲目茫然的心態。

第三，追求大眾化的審美表達。在當下消費社會中，長期以來處于主流文化中心的理想的、凝重的高雅文化似乎成為可有可無的東西，而輕松的、娛樂的、休閑的通俗文化則風風火火地成為暢銷和時髦。他們已經不再通過繪畫來證明自己的追求和價值，甚至僅僅是為了追求感官享受和生活調味。在欣賞方式上，人們更多地也已從思考意義轉向感受快樂。過去人們欣賞作品時總喜歡思考其現實意義和審美價值，現在大多數人則往往只是為了感受開心快樂，滿足于輕松和愉悅，人們常常選擇能逗人開心的作品，作品讓人看完就罷，不求回味和銘記。在欣賞目的上，過去人們認為，藝術欣賞是一種高雅的審美活動，可以啟迪思維、陶冶情操、充實人生、完善自我，而現在許多人接受藝術只當作一種生活休閑，或者為了消解疲勞、平衡心態；或者為了排遣寂寞、補償失落；或者為了打發時光、調劑視閾、享樂人生；甚至為了享樂人生，有些人不惜代價去獵奇搜怪、去追逐新鮮刺激，于是嚴肅文藝被冷落了，快餐文化一片火爆。中國的現代藝術作為當代大眾文化的一部分也致力追求大眾審美理想的表達。在畫家筆下，偉人也有了一般平民所有的七情六欲，平民也能成為理想的超人和俠士。在藝術家群體中，女性藝術家也堂堂正正地走到了藝術大堂，對性的思考、生育的幻境以及女性更加敏銳地對社會角落人和物的思考都作為文化現象在畫家筆下所表現。輕松自由的創作形態下，“潑皮藝術”“唯美藝術”“消費藝術”同時被不同的受眾所接受。在這里，藝術家所具有的審美愿望和大眾的審美理想皆得到實現。藝術家在揣摩受眾審美理想的同時，不但獲取了豐厚的經濟利潤，同時也滿足了人生社會價值的理想實現。人們像在欣賞周星馳的電影一樣，輕松地對待藝術和欣賞藝術。更有甚者，現代的“消費藝術家”能把肉皮、動物毛發、蚊蟲腳、兒童喜愛的果凍等都作為觀念符號運用到藝術作品創作當中。瞬時即逝的藝術形象再也沒有傳統藝術的永恒，就像果凍一邊被吃又一邊被大量的生產一樣，藝術家大批量的生產著能夠滿足受眾的短暫藝術，又在快速的藝術品消費中獲得了金錢和榮譽。藝術家的社會價值理想也在這種文化的創造和消費過程中得到了滿足和實現。

第四，追求角色本位的藝術創作理想。在后現代語境下，中國現代藝術家力求使美術創作能滿足欣賞者角色本位的審美理想，如劉曉東的《自古英雄出少年》《死水》；岳敏君的《表情》系列等都是這種藝術理想的體現。這種藝術不是要大眾藝術向精英藝術看齊，也不是要退縮到反精英文化的層次上面，而是將所有可能成為它的欣賞者的人放在同一框架內去，各種身份的人都可在此中找到其能夠認同的方面，欣賞者扮演的什么社會角色，那么它就同這一角色有著某一方面的同化的可能性。某種意義上它是對作為“人”的本性，即潛意識進行的溝通。這就如同一場重要而精彩的足球賽，拉拉隊中可能有紳士淑女，也可能有流氓娼妓，但在為自己球隊助威這一點上他們都處在同一營壘，并且在助威中產生心心相印的共同參與感。這已經是一種全新的藝術文化，它一方面使得虛緲的遠離現實人生理想而只以藝術為美的家園、只以藝術為陶冶生活情趣的精英藝術受到了沖擊，另一方面也使得意圖創立不同于經典藝術的大眾藝術找到了一個新的創作支點。這種藝術既包括了現實人生理想的內容，同時也具備了經典藝術那種代表人類藝術文化創造的胸襟。這種角色同位的藝術實際上表現的東西是“空框”，無非是如同每一個人走到鏡子面前都能看到自己的影像，它顯得可以容納很多人，其實待人走開后它里面是空無一人。而這一點若作形而上的終極追詢，也許更近于藝術的實質。

的確，具有現代工業文化要求下的大眾性和大眾審美特性，促使了中國當代藝術的多元與“繁榮”，但它并沒有真正切入到中國具體的問題和現實語境中去，這是中國后現代藝術實踐的缺憾。因此，對中國的“后”現象審理是一項相當復雜而又難有定論的工作。我們既要認識到這是世界“文明沖突”或“文化滲透”的必然，又要冷靜對待由后現代文化現象所引發的否定或質疑，這種思考或許更有利于我國當代藝術能真正走向前衛和繁榮，并沿著正確而健康的道路向前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