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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擺正政治立場，資助辛亥革命

吳錦堂支持革命、反對腐朽清政府的愛國行為不僅從虞洽卿身上可以得知，而且從他與清政府的關系發展來看，也是可以理解的。吳錦堂原本與清政府高層以及改良派、立憲派官員的關系非同一般，他本人還多次被朝廷賜匾或典封。然而，他的付出與從清政府那里得到的回報相比很不對稱，在國內的經商、投資之路不比一般人順暢。1908年，清政府請吳錦堂出面號召海外華僑歸國興辦實業，以助國富民強。吳錦堂先身士卒，回國投資興業，并在家鄉寧波致力于公益事業。吳錦堂具有豐富的經商、投資經驗，因此在國內的經商行為可謂十分謹慎，他選擇的合作對象也大多是有背景、有名望的大實業家，并且小心翼翼地分散股權以規避投資風險。然而，即便與高層官員保持著良好的關系并且處處謹慎、時時小心，在由腐朽清政府和西方列強勾結所造成的險惡的國內經商、投資環境中，吳錦堂仍然免不了四處碰壁。

在一封寫給日本友人的信中，吳錦堂袒露了心扉“：我在祖國經商、投資、興業，看似風生水起，實則損失巨大，到處都感到受人魚肉，真是寒心至極啊。”[2]171對時局的失望、對清政府的抱怨溢于言表。而此時，以孫中山為代表的資產階級革命派倡導發展西方式的資本主義經濟，給陷入迷茫、無奈之中的吳錦堂點亮了一盞明燈，他的內心中迅速產生了一種對新時局、新政局、新社會的憧憬與向往。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于1912年1月成立后，吳錦堂的政治傾向更加明朗，對新政權滿心期待的他分別向上海革命軍政府和寧波革命軍政府先后共捐贈了2500銀元、1.6萬兩白銀，向中國紅十字會捐贈了1000銀元。此外，他還應浙江省革命軍政府之邀出任省參議員、財政工商顧問等職。吳錦堂不僅為新成立的政府出錢出力，而且為緩解新政府的財政困難，親自出面向日本籌措借款。他多次與洋務大臣盛宣懷協商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的事宜。后因日本政府態度不明，三井洋行拒絕了吳錦堂的請求。此事盡管未能如愿，但說明吳錦堂愿為革命政府作出力所能及的貢獻的態度是十分誠懇的。1913年，中國國民黨日本神戶支部成立，吳錦堂應邀出任支部長一職，此后一直堅定支持孫中山的革命事業。孫中山逝世后，已過七旬的吳錦堂將他在神戶用來養老的閣院改造成中山紀念館，足見其支持革命力度之大、愛國情懷之深。

二、接受國家召喚，投資興辦實業

清朝末年，朝廷派出幾批特命大臣赴海外各地宣講保護華僑的政策，有意勸誘海外華僑回國投資興業，爭取華僑效忠朝廷。正是在這一背景下，吳錦堂應招歸國。在浙江巡撫的盛情招待宴會上，吳錦堂向巡撫增韞遞交了三份已經準備好的振興浙江實業的方案。方案中認為，浙江振興實業要因地制宜，從農業和桑蠶養殖業入手，再發展草帽、火柴等土特產品行業，同時改善交通運輸業，讓浙江生產的產品可以方便地運到全國乃至海外，最后要將興業的重點放在礦產資源業上[3]46。為此，吳錦堂提出了建立浙江農業股份公司的計劃，并先掏腰包約25萬銀元自認2.5萬股份。巡撫增韞見吳錦堂如此積極，便在宴會結束后立即將有關農業股份公司的事宜上奏朝廷，獲得了清政府50萬銀元的資助入股。吳錦堂以將公司做大做強為目標，在清政府資金到位后又再次增集股份，出資100萬銀元，從而成立了當時國內資本規模最大、經營范圍最廣的農產品股份公司，體現了吳錦堂對推動國家農業經濟發展的決心。按照吳錦堂的投資興業計劃，礦產資源業是他最為看重的投資行業。當時有著“遠東第一實業”之稱的漢冶萍煤鐵廠礦公司成為吳錦堂投資礦產資源業的首選。

該公司是中國近代第一家鋼鐵聯營企業，其實際控制權一直掌握在清政府和后來的民國政府手中。財大氣粗的吳錦堂很快成為該公司董事會成員以及駐日本全權顧問，可以參與公司有關的一切重大決策制定。為了擴大生產經營規模，為中國的近代化發展冶煉出更多更好的鋼鐵，吳錦堂代表公司董事會出面游說了諸多國內官商及海外華商投資入股。當時他們中的大多數原本想投資銀行業，但吳錦堂勸他們說“：鋼鐵的利潤比銀行業大得多，而且資本回籠也比銀行業快得多。”[4]258經過吳錦堂的耐心勸說，以及投資人的實地考察，特別是憑借吳錦堂個人在國內外超高的知名度、信譽度，漢冶萍公司獲得了國內外官商的大量注資，生產經營規模比吳錦堂加入董事會前翻了一番，極大提高了鋼鐵產量，為國家經濟建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三、推動近代教育，關注農學發展

1905年，回國投資興業的吳錦堂不忘立國興邦之基的教育事業，在寧波創建了錦堂學校，十年間為教育累計投入高達23萬銀元。著名教育家蔡元培先生曾將吳錦堂與聶云臺、陳嘉庚并稱為中國近代“辦學三賢”。但與其他兩位注重學歷教育、知識教育或部分職業教育不同，吳錦堂將教育的重點放在中國具有優勢但其現狀又明顯落后于人的農業教育上。農業教育不同于一般教育，它對經費、師資、設施設備的要求特別高。對此，吳錦堂傾注了比經商投資更多的精力與熱情，他準備好充足的經費，力求師資精良、設施齊備、課程安排合理。在校舍設計建造時，他專門請日本的設計師進行設計，要求在樓宇之間辟地百畝、堂外鑿渠，引流灌溉試驗田。在師資方面，吳錦堂高薪禮聘德才兼備的人擔任校長、教員。著名農學專家陳廷翔、汪以敬、朱祖悅、鄔祥賡、戎昌驥等人都受到重視農業教育的吳錦堂的感召，來錦堂學校的農業學堂執教。他們不求高薪、不慕容華，專心治學、嘔心瀝血，以此回報吳錦堂的知遇恩情。至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之前，農業學堂麾下聚集了教員、監學、監督共23人，其中有2人是留洋歸國專家，3人畢業于國內農業高等專科學堂，5人畢業于師范學堂[5]55。在當時江浙一帶師資嚴重匱乏的大環境下，吳錦堂的學堂可謂師資陣容最為齊整，教學團隊的實力也最為雄厚。吳錦堂本人雖然沒有受過太多教育，但他自己辦起學來卻是力求規范、一絲不茍。

嚴格來說，錦堂學校及其農業學堂屬于私立學堂，日常教學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方式進行，但吳錦堂要求課程設置、學制安排都必須遵循教育部門的相關規定，就連教職員工的名單和學校章程，他也毫不隱瞞地呈報省一級政府備案。在吳錦堂的親自過問和設計下，農業學堂的農學本科課程設置有諸如國文、外語、化學、算學、物理等文化課，還有諸如林業、水產、桑蠶、肥料、土壤、園藝、畜牧、農具等專業課。甚至連農業理財、農產品包裝制造這類生僻冷門的新課程也有開設，因為商人出身的吳錦堂認為，將農業與經濟緊密相聯是農業教育造福農業、造福國家的一條有效途徑。為了使錦堂學校及其農業學堂更加與社會實際相聯系，特別是考慮到學校能夠永久經營下去，吳錦堂把以學校名義所擁有的鐵路股份、房屋設備、農田地畝等都納入到學校永久性財產賬下，而且花大力氣得以讓浙江省一級政府出面訂立法案，任何組織與個人都不得干預學校內部事務。在吳錦堂的悉心經營下，錦堂學校在辛亥革命前后成為了浙江省乃至全國的私立學堂之冠，其農業學堂也是全國最好的農學專業學堂，為近代中國人才建設與儲備，特別是農業人才的培養作出了突出的歷史貢獻。

作者：劉艷萍單位：陜西廣播電視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