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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引導的三次戰爭

過去十年的政治經濟有兩個顯著的特征：美帝國主義引導的三次戰爭和國際金融體系增長的紊亂。1990-91年的海灣戰爭之后是1999年對塞爾維亞的戰爭，現在則是對阿富汗的戰爭，正如布什所許諾的那樣，2002年是一個戰爭年。當我們進入2002年時，我們面對的是近四分之一個世紀，甚至可能是戰后以來最嚴重的全球性衰退。

1990-91年的海灣戰爭和蘇聯最終解體的同時發生決不是偶然的。它們是同一過程的兩個方面——戰后世界資本主義體系平衡的破滅。正如我們當時所指出的，美國的地位是非常矛盾的。當時，美國一方面正慶祝它對蘇聯的勝利，另一方面它又在艱難的保持著對其競爭對手的全球霸權地位。ICFI1991年的宣言《反對帝國主義戰爭和殖民主義》寫道：“美帝國主義為了恢復它的世界統治地位的這種驅動力構成了世界政治中最具爆炸性的因素。”對美國來說，比科威特的自由更重要的是(戰爭)為它提供了一個向全球展示其軍事實力的機會。

ICFI在1999年5月的聲明《列強，石油和黃金》中說明了美國對南斯拉夫的戰爭根源在于這個世界資本主義大國爭奪前蘇聯的地盤和獲取它們的資源。

sp;“世界上還沒有開采的最大的石油儲備位于前蘇聯共和國的里海邊境上(阿塞拜疆、哈薩克斯坦、土庫曼斯坦)。這些資源正被資本主義列強瓜分。這些能源將被用于重整軍備，并且將導致帝國主義列強對當地反抗者的征服戰爭和帝國主義者之間越來越激烈的沖突。”

“這是理解美國好戰的對外政策的關鍵所在。對南斯拉夫的轟炸只是遍及全球的侵略戰爭的最新一例。盡管這些戰爭都有某些區域性的動機，但它們都是美國對蘇聯崩潰所帶來的機遇和挑戰的反應。華盛頓把它的軍事力量看作在未來的對資源的爭奪中打敗對手的王牌。”

ICFI預計到了當前對阿富汗的戰爭，這場戰爭是早在911事件前就準備好了的。恐怖襲擊只不過是為美國政府為它實施蓄謀已久的戰爭提供了一個借口。

美國的全球地位在過去的十年里一直是幾次討論的主題。比如，1992年從五角大樓泄漏出的材料中就指出美國外交政策的核心問題是保持美國的全球霸權地位。

在1997年，卡特政府的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布熱津斯基清楚地闡述了這種地位：“在20世紀的最后十年中，世界事務發生了結構性的變化……蘇聯的失敗和崩潰是一個西半球大國迅速上升為唯一的而且的確也是第一個真正的全球性大國的進程中的最后一步。”

但是問題在于如何才能保持這種霸權？據貝熱津斯基說，“在全球到處插手的美國如何應付復雜的歐亞大陸的大國關系——特別是美國能否阻止一個占主導地位和敵對的歐亞大陸大國的出現——在美國保持全球霸權地位的問題中居于核心地位。”(布熱津斯基，《大棋局》，p13-14)

布熱津斯基在它的書里花了一章的篇幅來寫他所謂的“歐亞大陸的巴爾干”，這大致包括包圍里海的國家及其鄰國。

“傳統的巴爾干代表爭奪歐洲霸權的斗爭中的一個潛在的地緣政治目標。歐亞大陸的巴爾干在地緣政治上也是重要的，因為他們將控制一個必將出現的旨在更直接的聯結歐亞大陸東西最富裕最勤勞的來暖的運輸網。從安全和歷史野心的角度來看，它至少對三個與它直接接壤的較強大的鄰國俄羅斯、土耳其和伊朗有重要意義。中國對這一地區也表現了越來越大的政治興趣。然而，作為一個潛在的經濟目標，歐亞大陸的巴爾干的重要性更加無法估量：本地區集中了巨大的天然氣和石油儲藏以及包括黃金在內的重要礦產資源。”(p124)

布熱津斯基指出，對全球霸權的追求和國內的民主是不相適應的。“美國的國內制度過于民主，以至于它不能在國外實行獨裁。這限制了美國力量的使用，尤其是軍事恫嚇能力。歷史上從來就沒有一個奉行平民主義的民主國家獲得過國際霸權。除非公眾感到國內福利突然受到威脅或挑戰，他們是不會支持努力擴大實力的目標的。”(p36)

很難有比這更能簡潔的說明911事件的作用和對美國自身的民主權力的攻擊的驅動力的了。

悉尼先驅早報(SydneyMorningHerald)1月7日的一篇轉載自洛杉磯時報和路透社的文章記錄了過去十年里美國軍事力量的準備工作：“在秘密協議的掩蓋下，美國正建立一圈圍繞著阿富汗的新的和擴展了的軍事基地，并且提高它對大部分穆斯林國家打擊的能力。來自五角大樓的消息稱，自從911以來美國已經在鄰近阿富汗的9個國家的13個地點建立了軍事營地，顯著的擴展了在這一地區的基地網絡。從保加利亞和烏茲別克斯坦到土耳其、科威特以及其他國家，超過6萬名美軍駐扎在這些前線基地里。”

文章寫道，在伊拉克戰爭之后，美國在六個波斯灣國家建立起一個軍事設施網絡。從911開始，美國已經和吉爾吉斯斯坦、巴基斯坦、塔吉克斯坦和烏茲別克斯坦達成了在那里駐扎軍事力量的協議。

盡管911事件確實導致了政治局勢的急劇變化，即使沒有發生911，阿富汗戰爭也肯定會以另一個合適的理由被發動。

罕見的十年經濟增長周期

至于經濟形勢，美國和世界的經濟衰退早在911之前就已經顯露出來了。而且，現在正在進行的戰爭，實際上是十年以來正在進行的過程的結果。

在去年11月，國家經濟調查總署(NBER)宣布，基于一系列統計數據(包括就業率)的基礎上，美國經濟已經正式進入衰退期。根據NBCR的資料，衰退開始于3月上旬，距離上次1990-1991年的經濟衰退正好10年時間。

認真研究最近一次經濟周期是非常有意義的。首先，它代表了美國戰后最長的一次經濟擴展時期。甚至戰后50年代和60年代的黃金增長時期也沒有如此長的經濟增長期。這次引人注目的10年增長有某些特殊的特征。

正如《金融時報》11月1日所指出的，與歷次周期不同，這次衰退有許多非常不利的景況，這使得距離下一次的復蘇的時間上將會相當漫長。也就是10年的經濟增長率為年均3.1%，資本積累率僅為1%。

歷史上看，最近的這次周期決無什么異常之處。90年代的經濟增長僅僅比黯淡無光的70年代的增長稍快：在1973-1980年的經濟周期中，美國時而上升、時而下降的經濟平均年增長率是2.9%。90年代的經濟增長慢于80年代，就更不要說與60年代創紀錄的4.4%相比起來顯得如此的不值一提。按照美國的主流本論文由整理提供

媒體的說法，90年代的經濟增長較以前時期都有不同，其特征就是增長速度快于以往時期、增長周期長于以往時期。這些說法實際上遺忘了一個事實，90年代早期的增長的特征就是增長乏力。(《金融時報》，2001年11月1日)

另外一個關于90年代美國經濟的研究顯示：即使是最草率的瀏覽以往的經濟數據，也會發現所謂的“新經濟”的奇跡實在是一個大肆宣傳的騙局。從整個周期上看，3.1%的GDP增長率遠遠低于50年代和60年代，僅輕微的快于70年代的經濟增長。(DeanBaker，《新經濟走向破產》，刊于《經濟政策研究中心簡報》)

那么世界的情況又怎么樣呢？重新研究最發達的西方7國，我們發現，僅僅美國和英國在1993-98年間的經濟增長速度快于1983-93年時期，其他五個發達國家增長速度則低于1983-93年時期，而且所有的西方七國經濟增長速度都顯著慢于1964-73年世界經濟周期的增長速度。

表西方七國的經濟增長七國年均GDP增長速度1964-731983-931993-98加拿大5.62.82.5法國5.32.31.7德國4.52.91.5意大利5.02.41.3日本9.64.00.8英國3.32.32.7美國4.02.93.0(源自EatwellandTaylor，《全球金融風險》，刊于《PolityPress》2000年第107頁)

那么世界上所有人的基本生活標準提高了嗎？

世界上最富有的20%占有全球GDP總量的86%，而最貧窮的20%僅僅占有全球GDP的1%，中間60%的人占有13%。世界上最富有的200個人的收入在1994年到1998年短短4年的時間里又翻了一番，超過了1萬億。世界上最富有的三個人擁有的財富超過了48個窮國的GDP之和。根據1999年聯合國發展報告，世界每年需要400億美元來維持人類成長所需的基本的熱量和營養、基本的教育、飲用水的衛生、以及人類的繁衍生息。而如果那兩百個超級富翁能夠把他們收入的1%即大約70～100億貢獻出來，將會解決全球的初等教育的問題；而如果貢獻出5%的話，將可以維持世界基本的社會福利。

最近的一項研究表明：1998-99年，世界人均總產出的增長率為1.5-1.8%，超過80個國家的人均國民收入低于十年以前甚至更早，其中至少55個國家的人均收入始終是下降的。在20%的最富國家的人均收入與20%的最窮國家的人均收入的比從1960年的30：1上升為1990年的60：1，這個數字在1997年變成了74：1.收入上的兩極分化同樣出現在了富國內部，尤其是美國和英國。世界上的窮人現在的收入僅和1820年持平，甚至還要低于1820年。(HeikkiPatom，《全球化中的民主化問題》，刊于《ZedBooks》2001年第100頁)

重新回到美國經濟的話題上來，90年代有一個領域明顯超出戰后所有經濟周期，就是債務的增長，尤其是外債的劇烈增長。

2000年末，美國對其他國家凈債務為2.19萬億美元。2001年末，凈債務達到2.60億美元，占GDP的22%，這個比例在1999年才達到16.4%，同時也比1997年的12.9%高了9個百分點。這意味著，美國現在吸收了世界總儲蓄的2/3，也就是說，美國成了一個超級的金融真空吸塵器，源源不斷的將世界各國的資本吸入本國。這勢必給世界經濟增長產生巨大的壓力，因為資本過多流入美國使得其他國家沒有資本投入到生產領域，也就不會產生經濟增長。

當前后觀察美國資本主義的發展，這確實是令人困惑不解的情景。在1917年，當英國的投資為償付巨大的對德戰爭的支出時，美國的銀行和金融機構從歐洲的對美債務中獲得巨大利益，大發戰爭財，并且一躍成為債權國。一直持續到80年代后期，美國始終是一個債權國。現在，僅僅過了十幾年以后的今天，美國已經成為了世界上最大的債務國。讓我們重新回顧這個轉變的歷史過程。從1983-1990年，美國非金融部門總債務從5.36萬億增長到10.85萬億美元，翻了一番。在90年代，總債務增長了62%，1991年11.31億增長到2000年18.26億。自從1992年以來，每年外國流入的資本量相當于在美國原有全部信用市場總投資的10%以上。

國內債務也同時增長起來。根據聯邦儲備系統統計的資本流動數據，居民和公司債務占私人收入的比例從1990年的87%上升為2000年末的101%。每年服務性的債務償還(應為“每年償還的債務利息”，譯者注)占私人收入的比例達到創紀錄的14%。巨額債務的增長可以從美國經濟的消費總量中反映出來。美國的消費率從1989到2000年，年均遞增2.6%，而同期美國的儲蓄率年均下降7%。在最近的今年里，美國的儲蓄率甚至變為負數。

過去的十年里，同樣顯著增長的是美國的貿易逆差，現在大約占GDP的4%。當前，美國需要每天流入10億美元(每年約4000億美元)來維持巨額的貿易逆差。

在過去的十五年中，國際金融交易迅速的發展起來。1970年，世界債券市場總額大約1萬億美元，到了1980年達到了2萬億美元，接下來就是飛一樣的增長：1990年達到12萬億，1995年超過20萬億，1998年達到約25萬億。

在90年代后期，外幣兌換的匯市交易總量每天超過1萬億，這意味著比1986年增長了8倍。與此鮮明對比，1997年全球的貿易出口總量為6.6萬億，大約每天250億美元。

各種投資基金的數量同樣超額膨脹起來。90年代中期，共有基金和養老基金總量20萬億，10倍于1980年的數字。同樣，90年資基金的總量大大增長起來。根據經合組織(OECD)的統計，在1990-1995年期間各種投資機構(主要包括保險公司，養老金基金和其他投資公司)在成員國的金融資產總量增長了9.8萬億(即增長了75%)。平均每年增長1.96萬億美元，相當于同期OECD成員國總國內收入的10%。

如果對比美國和世界資本主義系統的經濟增長和金融資本的增長，我們會發現90年代經濟周期一個重要特征，就是虛擬資本增長和實際GDP增長的巨大差異。

這個巨大差異的重要性在于虛擬資本代表著從工人階級源源不斷榨取的剩余價值。確實，金融資本能夠從金融及其附屬機構中獲取可靠的利潤，這個過程也可以持續相當一段時間，只要另外的資本能夠源源不斷流入金融市場。但是(金融資本利潤和勞動人民收入的比例)到達某一個點上，金融資本就不得不調整剩余價值的分配，換句話說，為了穩定的金融體系，實際的經濟增長必須迅速膨脹以滿足虛擬資本增長的需要。

然而，現在發生的恰恰相反(！)，與其說實物經濟增長提供足夠的利潤以滿足虛擬資本未來的需要，不如說現在的所有公司要依靠越來越獨立的金融機構去維持它們自己的利潤。

正如對這個過程的一項研究所表明的那樣：自從80年代以來，投資回報比例的不斷上升是以CapitalGains(有價證券的增殖)為主要原因的，而不是Earnings(利息加上再投資的利潤)，正如前文所講的那樣，英、美有價證券的增殖占投資回報的75%，而在1900-79年期間平均比例低于50%。這清楚的表明價值的增加越來越依賴于外國資本流入金融市場和投機買賣的數量的增加，并且投機資本的流入也將使假定維持良性增長的代價繼續增加。

世界資本主義金融結構在90年代的增長越來越像一個倒置的金字塔，虛擬資本的巨大增長卻建立在遠遠不成比例的利潤的增長的基礎上。正如一個倒置的金字塔那樣，這樣的金融結構天生就是不穩定的。

既然這樣，雖然不是由于地球重力的影響使它失去平衡，但是利潤的驅使會使投資基金迅速逃逸以尋找新的高利潤的回報。過去十年已經成為世界資本主義明顯標志的金融風險就源于此。

第二部分

我們在1987年股票市場的崩潰中進入90年代。盡管起源于華爾街，這次崩潰從各種意義上來說都是一種全球現象。美國政府、金融寡頭和德國銀行家之間的在利率問題上的矛盾引起了對美元迅速貶值的恐懼，結果導致大量資金從美國金融市場撤走。

只有通過美聯儲和其他中央銀行的大規模干預，才能避免全球性的金融危機。這些機構向全球金融體系注入大量的流動資金。但是，在一種十年里反復出現的模式下，他們慣于使用的抑制危機的手段卻造成了更嚴重的危機產生的條件。在這里，流動資金的注入使已經增長起來的日本的金融泡沫進一步變大。

日本的泡沫源于1985年9月的Plaza協議，其中規定中央銀行同意調整世界各主要貨幣對美元的比價。美元的貶值和日元的升值造成了兩個直接的結果。首先，日本的出口變的昂貴了，使得日本的工廠向東南亞轉移，在那里貨幣與貶值了的美元直接掛鉤。其次，日本的資產被重新估價，使得日本財富和地價增長，東京股票市場漲到前所未有的高度。最終，在1989年末時日經指數達到40000點(現在是約13000點)。但是泡沫不能永遠持續下去。在90年代初泡沫破滅了，日本陷入了債務性通貨緊縮，至今也沒恢復過來。

這確實是90年代的主要特征之一：世界第二大經濟實體無法從80年代后期造成的惡性循環中走出來。日本地價和股票市場的跌落導致了日本銀行壞賬的激增和資本基礎的破壞。這反過來又造成借貸和投資的削減以及金融機構的破產。隨之發生的經濟低迷使得股票和財富進一步下降，促使銀行地位進一步削弱。

從ERM的崩潰到美國的金融泡沫

90年代的第一次重要的危機是1992年歐洲匯率機制(ERM)的崩潰。英鎊在對沖基金的大規模投機下從ERM撤出，結果斯堪的納維亞國家的銀行體系在一夜間突然面臨100%的利率。

接下來是1994年末墨西哥比索的暴跌，和1995年初由克林頓政府組織的500億美元的對墨西哥的救援。“對墨西哥的救援”其實是個誤稱。也許更準確地說，是對那些投資了墨西哥債券的美國金融利益的救援。

救援展開不久，另一場危機就發展起來了。1985年的Plaza協議旨在降低美元幣值，擴大美國出口。在80年代后期90年代前半期，出口的增長貢獻了美國GDP增長的1/3.但是美元的低幣值對國際金融體系造成了很大的壓力，并造成了日美經濟關系的危機。

到1995年4月，美元已經貶值達創紀錄的79日元對1美元。與1991年初相比，日元對美元已經升值達60%，與1994年初相比也達到了30%.但日元的升值對依靠出口的日本經濟造成了災難。當日元在這個水平時，日本的出口商不管從國際市場獲得多少利潤，也無法支付起可變成本。盡管克林頓政府執行的是對日本極端攻擊性的政策，它也無法忽視升值的日元和貶值的美元帶來的后果。對美國來說，危險在于如果持續貶值的美元造成日本的金融危機，日本的資金就會迅速從美國金融市場撤出，導致美國利率上升和經

濟衰退。而這時美國經歷了幾年的低增長，剛從1990-1991年的衰退中恢復過來。

1995年4月，簽訂了一項旨在降低日元幣值，提高美元幣值的協議——與Plaza協議正相反。但這項轉移了直接可能的美元—日元金融危機的協議造成了長期的結果。美元的升值直至2000年4月一直是美國金融泡沫的推動力。美元和美國資產的升值導致大量游資從世界其他地方流入美國。1995年世界其他國家購買了1972億美元的美國有價證券。這是前四年平均數的2.5倍。1996年購買量達到3120億美元，1997年為1896億美元。三年總共超過了5000億美元！

這對股票市場立即產生了影響。標準普爾500指數1994年只上升了2%，1995年就上升了17.6%，1996年上升了23%.到這一年的12月，格林斯潘警告說有“非理性的繁榮”。1997年標準普爾500指數又上揚了30%.在考察了市場的整體上揚后，RobertShiller在他的書《非理性的繁榮》(IrrationalExuberance)中說道：“道瓊斯工業平均指數……1994年初處于約3600點。到1999年，它就突破了11000點，五年里增長了3倍多。股票市場的市值總共上升了200%多。2000年初時道瓊斯指數突破了11700點。而同一時期，基本的經濟指標絕沒有增長三倍。美國的人均收入和GDP只增長了不到30%，而且幾乎一半的增長是通貨膨脹造成的。公司的利潤也只增長了不到60%，并且是從暫時的衰退造成的下降了的基礎計算的。”(RobertShiller，IrrationalExuberance，p4)

債務的增長和股票市場的上揚以及美元的升值之間是有直接聯系的。事實上，他們形成了一種良性循環，使得美國的金融泡沫持續膨脹。被升值的美元所吸引的資本流入，負擔著債務的增長，而這些債務主要是用于購買股票。股票市場的價格上揚又吸引了更多的資本流入美國，因為預期金融投資會有較高的回報率——這種回報率不是由收入，而是由資產的升值所決定的，這是金融泡沫的經典形式。

一些數據說明了這個過程。到1999年，標準普爾500公司債務和其資產的比率是116%，而80年代末時是84%.1994-99年間非金融公司的借貸達到1.22萬億美元。其中只有15.3%用于金融資產支出，至少57%(即6947億美元)被用于購回股票。

到2000年第一季度(市場達到頂峰時)，公司的資產(他們的市場資本總額)已達到19.6萬億美元，而1994年還只有6.3萬億美元。但這與實體經濟并沒有聯系。市場資本總額占GDP的比率在五年間(1995-2000)從50%上升到150%，增長了三倍。同時期的公司稅后利潤只增長了41.2%.與之形成對比的是，市場資本總額花了13年的時間(1982-1995)才從占GDP25%增長到50%，而同時期公司利潤增長了160%.

“亞洲奇跡”

美元的升值還造成了其他的后果。由于1985年的Plaza協議和日元的升值，所謂的東亞虎(韓國、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印尼，以及某種程度上的菲律賓)成為日本投資的重點。之后，從90年代初，由于美國經濟的緩慢增長，為了尋求新的利潤來源，美國資金開始瞄準這些國家進行投資。所謂的“東亞奇跡”是由資金的流入和利用該地區廉價勞動力建立新增生產能力的公司一起造成的。

這不僅是亞洲的問題。該地區開始在世界經濟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1990-1997年間，東亞地區占到全球新增投資的2/3和世界GDP總額的大約一半。它對美歐經濟的刺激作用越來越重要。

以下的數據說明了投資的流入對該地區的重要性。到1996年末，該地區有3個國家位于外國私人資本凈流入國的最前列。印尼得到第三大的份額(179億美元)，馬來西亞第四(160億美元)，泰國是第六(147億美元)。

“奇跡”有兩個基礎條件：該地區在出口市場上的競爭力和外國資本的持續流入。但是這些條件在1995年遭到反Plaza協議(美元和日元的匯率被重新評價)的壓制。東亞的經濟體，由于其貨幣與美元直接掛鉤，立即感到壓力。他們又遇到1994年中國人民幣的實際貶值，使得中國成為對海外資金和生產商更有吸引力的投資目標。取消與美元的聯系，將使出口變得便宜，但這不會是東亞虎的選擇，因為這將使投資削減。該地區對投資的吸引力之一就是其貨幣相對美元的穩定。

到1996年，該地區的出口增長開始下降，債務問題加重。之后的1997年泰銖的貶值和泰國房地產繁榮的崩潰引發了危機。

從1994到1996年，四個受影響最大的國家的資本流入翻了一番還多，從400億美元增加到930億美元。在1997年，卻是120美元的凈流出。這1050億美元的差額相當于受影響國家GDP的10%.“1997-1998年的危機……到2000年已給泰國、印尼、韓國和馬來西亞的GDP造成了10-20%的短期損失(假設他們保持1996-1997年度的增長速度)。長期損失將更大。此次亞洲危機比以前的金融危機更為深刻和嚴重。……據估計……亞洲危機及其在全世界的影響造成了1998-2000年間全球產出2萬億美元的削減，大約是全球GDP的6%.這是迄今為止最嚴重的危機。另據估計，亞洲危機造成了1000萬人失業，大約有5000萬亞洲人跌到貧困線以下。”(民主的全球化，DemocratisingGlobalisation，p.31)

當亞洲危機爆發時，克林頓將其輕描淡寫為“小故障”。然而不久之后，由于1998年8月俄羅斯的債務拖欠和30億美元的

美國對沖基金——長期資本管理(LTCM)的崩潰，克林頓政府又將金融狀況說成是戰后最嚴峻的。

美國的衰退和資本的過度積聚

通過對LTCM的救援，美聯儲的干預避免了銀行和金融體系的“系統性崩潰”。但這并不是沒有代價的。1998年末由于利率的降低，美國金融泡沫進一步增大，直到于2000年4月達到頂峰。一年之后美國經濟陷入了衰退。

此次衰退最顯著的特征是不同于其他戰后歷次危機的。他不是由于美聯儲提高利率(為了抑制通貨膨脹)而引起的。相反，近期的總趨勢是價格的低落(即使不是通貨緊縮的話)。

衰退的根本原因在于股票市場繁榮崩潰之后的投資下降。2001年的11次降息依然不能使情況好轉，這造成了對美國經濟陷入日本那樣狀況的恐懼的增長。日本的貨幣政策根本起不到效果，因為通貨緊縮的條件繼續發展著。而這些條件又是資本過度積聚的結果。

這種資本過度積聚的程度可從電信業看出來。事實上，電信業的泡沫要比網絡業的泡沫大得多。去年9月4日金融時報的一篇文章指出了電信業崩潰及其后果的嚴重程度。

失敗的網站和因特網零售商在他們破產時只不過是浪費了幾千萬美元，而根據歐洲信息技術觀察機構(EuropeanInformationTechnologyObservatory)所說，1997至2001年期間歐洲和美國花在電信設備和服務設施上的資金超過了4萬億美元。

據ThomsonFinancial說，在1996至2001年間銀行業向(電信)辛迪加提供了8900億美元的貸款，此外還有4150億美元的債券和私人資產和股票市場升值造成的5000億美元。盡管人們相信，因特網使用的爆炸性擴張將會為電信業創造幾乎無限的需求。希望從這些藍色的芯片中獲取更多利潤的欲望驅使他們走向破產的邊緣。

“全球金融市場變得更加依賴于這種資金的注入。將近一半的歐洲銀行在1999年向電信公司提供了貸款。據Moody氏信用所估計，在經濟繁榮頂峰期間大約80%的美國市場上高產的，或者說”垃圾“債券是電信運營商發行的。在經濟繁榮期間歷史上最大的10起合并案中有5起是和電信公司有關的。”

這些資金造成的不朽遺產就是所謂“帶寬”——傳輸數據的能力和通訊網絡的所有基礎原材料。這種過剩是這樣的巨大，以至于即使世界上60億人口在一年時間里連續不斷的打電話，他們的語言數據幾個小時之內就可以傳輸完。

文章繼續指出，電信泡沫的破滅影響到多方面。電信業拖欠了總共600億美元的貸款，造成了上千家投資銀行的呆賬，設備供應商和相關工業領域削減了超過300000個工作崗位。

所有的電信運營商和生產商的股票市值從2000年3月的頂峰6.3萬億美元已經總共減少了3.8萬億美元。而所有的亞洲國家在90年代末亞洲金融危機期間股票市值總共也不過減少了8130億美元。(DanRoberts，“對萬億美元級廢物的美好期望”，金融時報，2001年9月4日)

這只是對世界經濟普遍的資本過度積聚的一個最生動的描述。早在1999年2月，英國雜志《經濟學家》就警告說“由于生產能力過大”，世界“充斥著計算機芯片、鋼鐵、汽車、紡織品和化工產品的過剩生產能力。”它總結說，世界工業生產能力和實際使用能力之間的巨大差額已經接近30年代以來的最高水平。

這種情緒在國際清算銀行的1999年6月發表的年度報告中體現出來：“很多國家和部門的過剩生產能力將繼續成為對金融穩定的嚴重威脅。如果不有序的削減過剩的生產能力，資本的回報率將繼續令人失望，這將對消費信心和投資支出造成潛在的削弱性和長期的影響。而且，推動資本擴張的機構的償付能力將變成越來越成問題。”

你可以繼續列舉標志世界經濟衰退和收縮趨勢程度的各種指標。我們還要對所謂“新經濟”擴大的利潤提出質疑。最新的數據表明，利潤(作為收入的一部分)在1997年之后是一直下降的。Enron的破產只是“新經濟”的一個例子罷了。

關鍵不在于衰退已經發生，而在于衰退的本質。這次衰退不是使世界經濟走向更穩定的局勢，而是從90年代初開始不斷發展的不平衡狀況的最終表現。

讓我們回顧一下：這十年是隨著涌向東亞的投資巨潮開始的——1993年被世界銀行稱贊為“經濟奇跡”。亞洲經濟的擴張為世界經濟的增長和投資貢獻了可觀的比例。在十年的后一半時間里，美國金融泡沫和投資繁榮在很大程度上支持了世界經濟。據估計，在1996到2000年間美國一家就提供了世界一半的新增需求。但這是通過制造資本主義歷史上最大的金融泡沫才得以實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