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文化地理論文，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迄今為止，依據所能檢索到的歷史文獻和地方志資料，對于群力巖畫的記述主要是民國時期編撰的《依蘭縣志》和《寧安縣志》中對群力巖畫做過簡單的記錄。1921年的《依蘭縣志》中記載:“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而非字也。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①在1924年的《寧安縣志》中記載:“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牡丹江)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天氣晴朗，人多見之，惜不知為何代何人遺跡。”民國時期的《依蘭縣志》印刷于1921年，早于1924年的《寧安縣志》3年。《在依蘭縣志》對群力巖畫記述的是“峭壁之上有石紋，似字非字也”。而《寧安縣志》則進一步記述為:“山壁石砬上隱約有朱紅字跡。”在記述巖畫的地理位置時，《依蘭縣志》將其誤記為“牡丹江上游有名字兒砬子地方”。其實群力巖畫所處的位置并非是牡丹江上游地區，而是牡丹江的下游。《寧安縣志》則明確記述了字兒砬子，“距城二百余里，呼爾哈河東岸，系赴三姓水道也”。所謂距城200里，指的就是距離今寧安市200里，呼爾哈河，即忽爾哈河，亦即今牡丹江，而“呼爾哈河東岸”，即指牡丹江之右岸。“系赴三姓水道也”，則說明了當時從今寧安市，或清代寧古塔副都統衙門通往依蘭(三姓)的主要交通是以水路為主。今群力巖畫恰在距今寧安市200里的牡丹江右岸的石砬子上，處在由寧安市通往依蘭的牡丹江水路之要沖。由此看來，《寧安縣志》較之《依蘭縣志》而言，對于群力巖畫的地理位置，以及對巖畫著色方面的記述是比較準確的。反映出當時撰寫《寧安縣志》的作者曾經對群力巖畫的現場做過一些實地考察，否則對其地理位置和通往巖畫的道路、巖畫的著色的色彩都不會如此準確。然而，《依蘭縣志》在對群力巖畫的記述中，卻有著更值得注意的細節。“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這段文字是與描述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為同一段文字，只是由于歷來撰寫群力巖畫的考證與考察的文章中均沒有提到這段文字。其中的主要原因有二:其一，是很少有人認真核查原文。其二，是基本沿用了第一個引用《依蘭縣志•金石條》關于群力巖畫(字兒砬子)的記述，而遺漏了這段重要的文字。也就是說，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另有一石，酷似“碣”，碣的釋義為石碑:墓碣殘碑、斷碣，屬于刻石中的一種形制。《后漢書•竇憲傳》注:“方者謂之碑，圓者謂之碣。”漢代以前的刻石沒有固定形制，大抵刻于山崖的平整面或獨立的自然石塊上，后人將刻有文字的獨立天然石塊稱作“碣”①。目前有關《依蘭縣志》中記述的“字兒砬子”附近的這塊碑碣，至今為止也沒有人對其進行過調查。長期以來，人們只注意到了字兒砬子上的這幅群力巖畫，而忽視了對這塊碑碣的調查和研究。遺憾的是牡丹江因為蓮花水庫的建成，而使得水位已經由原來的水位上升了近10米，原來的群力巖畫所在的石砬子位置距牡丹江水位是23米，而現在只有15米左右②。我想即使是現在去尋找群力巖畫附近的那塊碑碣也是徒勞的。因為那塊碑碣的位置就在群力巖畫附近的山下，而如今卻已經被江水淹沒了。如果我們繼續審讀群力巖畫山腳下的那塊碑碣的話，似乎可以對其文字進行必要的分析。其中“附近山下有一石，似碣，上永和、甲申字樣，并非鐫刻，有似墨書，余文多不能辨。”如果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是年號的話，那么在東北地區古代少數民族建立的政權中尚沒有發現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渤海國只使用過“永德”年號，也無“永和”年號。在中國歷史上卻多次使用過“永和”年號的例證③。然而，這些在歷史上使用過永和年號的政權卻與群力巖畫附近碑碣上的“永和”二字毫無關系。那么，碑碣上的“永和”、“甲申”所表達的到底是何意，碑碣與群力巖畫有何種關系呢?恐怕這永遠是個不解之謎。但是，從碑碣的角度去理解群力巖畫的話，似乎可以擴大對群力巖畫含義研究的更有意義的視野。總之，《依蘭縣志》所記載的群力巖畫附近有一塊碑碣，其上有“永和、甲申”字樣的事實，應該值得我們關注，即使是為時晚矣也不應無視它曾經的存在。

1972年第5期《考古》雜志上，發表了署名黑龍江省博物館的《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的古代摩崖壁畫》一文，文中詳細介紹了黑龍江省博物館于1958、1960、1965年，連續3年對群力巖畫的調查。1958年，黑龍江省博物館的工作人員除了認定為“單色摩崖壁畫”外，別無其他收獲。1960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員考察牡丹江流域的摩崖壁畫，并確定摩崖壁畫中有小船和不止一人一鹿的圖案。明確了畫面上有船、人、鹿，而且人、鹿的造型不是一個。時隔5年后(1965年春)，黑龍江省博物館又派人對群力巖畫進行了第三次考察。這次考察主要有如下幾個收獲:其一，弄清了字砬子的自然環境與狀態。其二，畫面呈朱紅色，可能是赭石等礦物質作成的顏料。其三，對畫面作了整體的剖析。其四，回避了確定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只是對畫面所表達的內容作了推測。1990年《北方文物》第3期，發表了陶剛、王清民合作的《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又一次改變了群力巖畫的命名，由原來的“摩崖壁畫”改稱為“群力崖畫”。主要收獲是:其一，定名為群力崖畫。其二，對群力巖畫的畫面進行了重新分區，由上、下分區而重新劃分為左右兩區。其三，對畫面“涼棚下端坐二人”，改成枝繁葉茂的大樹形成的涼棚下端坐二人。把立于船頭的人物改稱為一只雄健的魚鷹。其四，推測畫面的內容是反映了“祈禱和祭祀的宗教意識，特別是人牽鹿的圖形，更直接寓示著引誘群鹿回家的含義”。其五，文章的主要創新的觀點是對巖畫的作畫技法和藝術效果進行了分析。其六，論文對有人提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距今3000年左右的觀點進行了反駁④，并從繪畫的技法角度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當為唐宋時期。《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對國內外的學術界影響很大，作者的觀點在1992年出版的《牡丹江市文物保護單位保護區規劃》一書中也有文字說明和表述。

此外，1990年4月，中國文史出版社出版的《海林縣志》，也對群力巖畫作了簡單的描述。所不同的是書中描述了群力巖畫距離水面40米［2］，較之《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一文的記述超出了17米，這是非常值得質疑的巖畫距離江面的高度。2000年第4期《北方文物》雜志發表了我國著名巖畫家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蓋山林通過對群力巖畫內容的解讀和比對黑龍江流域俄羅斯境內與我國境內發現的大批巖畫的實例，以及從群力巖畫中的六幅圖中鹿的圖像占據50%的比例，對其群力巖畫產生的時代確定在距今2000—4000年前后①。對群力巖畫產生在渤海—靺鞨的觀點給予了否定。蓋的論文給我們留下最深刻的印象是: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發現，屬于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的根基，是黑龍江流域左岸養鹿巖畫的源頭。因此，如果從整個黑龍江流域空間范圍內考慮群力巖畫發現的重要意義是值得的關注的。“群力屯巖畫在黑龍江右岸支流‘養鹿’巖畫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它不僅產生時代早，構圖較完整，是‘養鹿’巖畫的典型畫址。它的發現，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有了源頭。其后在內蒙古呼倫貝爾盟大興安嶺原始森林中，相繼發現的交嘮呵道巖畫和阿娘尼河巖畫，是‘養鹿’巖畫的流，使黑龍江右側支流‘養鹿’巖畫形成一個系統。倘若將黑龍江左右側各支流‘養鹿’巖畫聯系在一起，便構成了整個黑龍江流域‘養鹿’巖畫的全系統。如此看來，將群力屯巖畫與整個黑龍江流域巖畫放在一起去思考就不是沒有意義的了。它終于使群力屯巖畫時代之謎，得到了破釋。”［3］尤其是他把群力巖畫與俄羅斯境內即黑龍江左岸奧廖克馬巖畫進行比較②，并從繪畫的技法、繪畫的內容、繪畫的功能三個方面進行了認真的比較，最終得出了二者具有一致性的結論。

1991年9月，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由周谷城主編的《中國文化叢書》，其中有陳兆復所著的《中國巖畫發展史》一書，這是我國第一部“中國巖畫發展史”的專著。書中收錄了《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海林群力崖畫再研究》的巖畫臨摹圖。還引用了上述兩篇文章對巖畫描述和臨摹的表述，尤其是重點介紹了“從巖畫的內容看，是反映牡丹江邊古代先民們的漁獵生活，也表達出他們對牲畜興旺和漁獵豐收的美好愿望。這里曾是原始宗教遺址，作品肯定含有巫術的目的”［4］。陳兆復為了說明群力巖畫的內容，特別注意到了巖畫中對鹿的描繪，其中的“人牽鹿”的圖形是直接寓示著引誘鹿群回家的含義。但是，作者把群力巖畫與嫩江流域的昂昂溪史前文化遺存聯系到一起的解釋，則顯得牽強。1996年，蓋山林的《中國巖畫》一書，由廣東旅游出版社出版發行，書中的第一章就記述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群力巖畫，不過，蓋山林在書中的題目則改寫成《牡丹江畔船形巖畫》。值得注意的是，蓋山林在這部書中對群力巖畫的研究，最為突出的特點是強調了群力巖畫中的那艘船形，并且引用了《后漢書•東夷傳》:“挹婁人喜乘船寇抄”，《三國志•魏書•東夷傳》:北沃沮人“常乘船捕魚”，上述兩條文獻記述了兩個不同民族擁有共同的用船習慣。北沃沮之地的北部與挹婁的南界相接，北沃沮強盛時是否已經越過鏡泊湖而到達牡丹江的下游地區，尚待學術界繼續從考古學文化的角度進行深入研究。蓋山林認為，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的所在地“為沃沮故地”的論斷有商榷之處。在斷定群力巖畫的初始時間上，蓋山林在書中沒有太多的創新，而是完全采用了陶剛、王清民的上述觀點。認為推定群力巖畫的“時代為唐宋大致是不誤的”。然而，蓋山林的這一觀點，卻與他在2000年4期《北方文物》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的觀點大相徑庭，說明蓋山林在考證群力巖畫的時代看法上有了重大改變。1997年11月，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由上海文藝出版社出版。書中的第二章:中國黑龍江巖畫中又專門設置了“牡丹江巖畫”欄目，在這里“群力巖畫”又被稱為“牡丹江巖畫”。

文中對群力巖畫的內容描述和介紹，均采納了已經發表過的有關群力巖畫的文章①。此外，楊林在2007年12期《經濟技術協作信息》上刊載了《淺析黑龍江省古代壁畫》。此外，已故東北史學者董萬侖曾經指出:牡丹江群力巖畫中所顯示的“一男一女，表明已是固定婚姻的父系制”。2013年春夏之際，俄羅斯阿穆爾國立大學哲學宗教教研室主任安德烈教授帶領他的博士生王健霖，兩次實地考察了群力巖畫的所在地，并對群力巖畫產生的歷史背景和繪制圖案的語境進行了認真的分析，尤其對圖案的繪制技法“用紅色顏料涂抹”，而并非是單線勾勒輪廓的素描方法，以及對中國學者蓋山林認為“俄羅斯境內黑龍江流域左岸的中紐克扎巖畫與群力巖畫基本相似，前蘇聯學者將中紐克扎巖畫斷代為公元前2世紀末至1世紀初，這可能成為群力屯巖畫的參照系數”這一說法進行了客觀的分析。他們認為群力巖畫晚于中紐克扎巖畫。并確定了群力巖畫所處的精確的地理位置和海拔高度(北緯44°54＇22．3128＇＇，東經129°39＇26．6364＇＇，海拔213．6米)，這是目前所見在群力巖畫的研究文章中唯一使用經緯度和海拔高度來確定其精準的位置的表述。王健霖對群力巖畫圖案左側最下方的圖形提出了質疑:多數學者認為是“熊”，“但筆者通過電腦軟件提取圖像色彩輪廓，仔細觀察后發現似一蹲狀人形”。筆者認為，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發現，如果能夠確認不是熊，而是一個作“蹲狀”人形的話，那么群力巖畫的整幅圖案的寓意的解讀就有重新考慮的必要。最后，他們基本確定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不會早于俄羅斯境內的中紐克扎巖畫，而只會晚于中紐克扎巖畫。他們認為，“古人出于宗教祭祀需要，對巖畫點的選擇非常講究，通常會選擇具有代表性的山崖作畫，該處山崖氣勢偉岸，如同一位將軍巍然屹立，而且整個巖畫朝南(迄今在中國有面北祭祀的習俗，中國人認為北為上位，為尊位)，這本身也包含了山石崇拜、祖先崇拜、英雄崇拜觀念。筆者以為，巖畫點下方陸地一定是祭祀點，如果進行考古發掘，很可能找到相關祭祀遺跡、遺物，對該巖畫點年代判斷、內容分析、作畫族屬將起到關鍵作用。”［7］并得出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在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所繪［7］。總之，牡丹江群力巖畫從“字兒砬子”、“古代摩崖壁畫”、“群力崖畫”、“牡丹江巖畫”、“黑龍江古代崖畫”，最后定名為“群力巖畫”的過程，是近百年來眾多學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逐漸認識歷史的經歷。盡管目前對其年代的推斷尚有分歧，或對巖畫的內容還存在著不同的解釋，但是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研究和解讀已經走入成熟期。無論是對畫面的識別，還是年代的推斷，較之20世紀初的認識，均有了飛躍的進步。在上述學者研究群力巖畫的基礎上，筆者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及其巖畫寓意有幾點不同的認識。

二、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族屬研究

(一)關于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問題的五種觀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年代問題，一直在學術界存在著爭議。依據上述學術界對群力巖畫的描述、研究、考證與推斷，大致有如下幾種觀點:其一，陶剛、王清民認為群力巖畫為“唐宋”說。這一觀點曾被我國巖畫家蓋山林認可，但在后來蓋山林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中又予以否定。其實，確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代”的觀點是比較籠統而模糊的概念，因為唐朝與宋朝(包括北宋、南宋)存續的年代疊加在一起的話，達614年之久，如果再累加上唐朝滅亡的904年到宋朝建立的960年中斷期的56年，那么，唐宋時期的概念就是670年之久，而所謂對群力巖畫斷代為“唐宋”時代的觀點，其時間跨度過于漫長。更何況唐宋時期的東北牡丹江流域所居住的族群為靺鞨族，亦即女真人的前身。其間曾有以粟末靺鞨人為主體而建立的渤海國(公元698－926年)，牡丹江流域則成為當時渤海國的統治中心區域①。其二，黑龍江省博物館所發表的②《黑龍江省海林縣牡丹江右岸古代摩崖壁畫》一文認為，群力巖畫的年代“可能是為了一定的巫術目的而繪制的原始宗教遺跡，但它真實地反映了活動在這個地區居民的漁獵生活，而且是我國原始藝術的一項代表”③。無疑，該文作者是明確把群力巖畫的年代確定在原始社會時代，這一斷代的概念較之“唐宋”的概念更加模糊。所謂原始社會是文化人類學理論上的一種社會組織類型概念，是人類社會發展的第一個階段。如果與考古學歷史分期進行比對的話，這一階段應屬于新石器時代，約當在距今1萬年到4000年前后。因此，把群力巖畫確定在原始社會的觀點過于遙遠而漫長，且缺乏重要的歷史依據。這種朦朧而缺乏依據的漫無邊際的斷代方式，是人們習慣于簡單思維而對無法理解的歷史遺跡、遺物盲目下結論的慣用方式。其實，是一種缺乏研究和比對的思考過程。如果群力巖畫的年代屬于距今4000年前的作品，那么從民族源流的族屬上看，群力巖畫可能是肅慎系統的先民所繪。其三，蓋山林在2000年《北方文物》第4期發表了《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在這篇文章中他一改過去對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斷代觀點，而提出了自己的新觀點。他認為群力巖畫屬于黑龍江流域的“養鹿”巖畫，可以依據黑龍江左岸俄羅斯境內發現的大量養鹿巖畫遺址的絕對年代來比對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可以推斷其年代當為距今2000至4000年之間。“群力屯巖畫屬于黑龍江‘養鹿’巖畫的定位，給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推定找到了依據。正如前面所提到的，黑龍江左岸‘養鹿’巖畫的年代是從公元前2千紀一直延續到紀元前后，那么群力屯巖畫的年代，大約也應屬于這個時代。這種對群力屯巖畫年代的斷定，雖然由于時代跨度太大而失于籠統，但總比將它推斷在渤海時代在依據上扎實得多。”蓋山林深知這種斷代的方式和結果是一種模糊推定，但是總算是較比斷定群力巖畫為唐宋時期渤海時代的依據更為貼切。蓋山林的這一推斷的新意，是含有距今2000年前后或4000年前后的意味。如果我們取蓋山林先生對群力巖畫斷代的下限的觀點，群力巖畫的年代很有可能相當于西漢末年。由此推之，西漢末年的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族屬當屬于挹婁人或夫余人的遺存。關于挹婁稱謂的含義，一直有兩種解釋:一是“挹婁”，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二是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④。主要分布在牡丹江以東直到大海沿岸。其四，王健霖認為，群力巖畫的絕對年代應該屬于距今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的遺存。他認為:從造船技術、養鹿習俗、漁獵業三個方面分析，群力巖畫的繪制時間可能是6—7世紀前后的靺鞨人。王健霖所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大大縮短了“唐宋說”、“原始社會說”、“2000至4000年說”等籠統觀點。6—7世紀的時間跨度，是一個比較具體的時間概念，當在100－200年之間。不過王健林對群力巖畫的時間斷代，依然缺乏依據和更多的歷史旁證，因此，支撐其觀點的證據還顯得比較單薄。其五，群力巖畫為西漢時期所繪，這一觀點是李洪甫所著的《太平洋巖畫》一書中所表述的。他認為:群力巖畫所處的牡丹江流域就是漢代的樂浪郡，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于樹下“席地而坐”的姿態，就是朝鮮王“檀君”夫婦端坐在檀樹下的形象，從而得出群力巖畫當為西漢時期的作品。把牡丹江群力巖畫臆測為西漢時期所作，并與檀君朝鮮有關的猜測均屬謬誤之筆。不過，在李洪甫對群力巖畫的臆測中較為合理的成分，則是把牡丹江流域的群力巖畫的時代看作漢代的作品還是值得深思和借鑒的。總之，以上五種有關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的考證、推斷與臆測都是從不同的角度出發，完成了由淺入深、由表及里的認識過程。但是，究竟那一種觀點最為接近歷史的真實，還有待今后的深入研究和不斷的考古發現。

(二)筆者對群力巖畫年代與族屬的新認識群力巖畫的命名要予以規范化。筆者認為，其稱謂應該為“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因為群力巖畫的地理空間和地理環境的特點，就是孤零零地處在牡丹江流域的群力村附近的牡丹江右岸的峭壁懸崖上。牡丹江是這幅巖畫的重要地理特征，而群力村則是臨近巖畫最近的村屯，具有人類傳承意義的常住居民的聚落點的含義。從嚴格意義上講，群力巖畫，既不是崖畫，也不是崖壁畫，更不能稱之為摩崖壁畫。群力巖畫還不能脫離牡丹江這個具有地域特色的地理概念，因此冠以“牡丹江群力巖畫”是比較完整和確切的。蓋山林于2000年第四期《北方文物》中發表的《黑龍江省牡丹江畔群力屯巖畫時代新考》一文的題目，就是充分考慮了群力巖畫的命名需要規范的因素。“牡丹江群力巖畫”的稱謂省略了黑龍江省的行政區劃地名，這一點筆者與蓋山林的認識是一致的①。此其一。關于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與族屬，我則認為:如果從宏觀意義上看，牡丹江群力巖畫的年代，應屬于西漢中期至公元5世紀，在這一時間段里恰恰是挹婁人或勿吉人居住在牡丹江流域，其族屬當屬于挹婁或勿吉。若是從更加具體和細微處觀察，牡丹江群力巖畫的時代當為西漢末—東漢初年，此時挹婁人雖臣服于夫余，卻正在為逐漸擺脫夫余的壓迫而積蓄力量。當夫余走向衰落，而高句麗人一味爭奪遼東之時，挹婁人則在牡丹江流域得以鞏固自己的政權，建立完備的制度。誠然，在長期受到夫余人壓迫的同時，挹婁人不斷接受由夫余人轉嫁而來的漢朝文化因素。因此，在挹婁人的文化中應該存在著表現出強烈漢朝文化影響的因子和特征，我們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就可以領略到這種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因素，如席地而坐，以及身后的酷似枝繁葉茂的大樹的那種流行于西漢時期的帷幔，等等。此其二。從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的人物主題畫面的風格上，可以看出是深受漢朝盛行的繪畫風格和當時的傳統文化影響的，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的尚左、尚右之習俗是深受漢朝文化影響的。此外，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二人端坐的姿態或姿勢也與漢朝的席地而坐之俗吻合。此其三。黑龍江流域右岸用紅色顏料實體涂抹的陰影法技術，在挹婁與夫余人那里早已掌握。賓縣所發現的紅色顏料涂抹的人物圖案陶片，距離其東方牡丹江下游群力巖畫不過180公里，這正是夫余與挹婁人文化相互影響的重要區域。另外，在賓縣的慶華遺址中也發現了繪制在陶器上的紅色顏料涂抹的植物和水波紋圖案，其年代為戰國至西漢，此其四。關于挹婁含義的解釋，目前有兩種觀點，音近通古斯語“鹿”，為鹿之意;與滿語“葉魯”音近，為巖穴之穴的意思。《三國志•魏書•烏丸鮮卑東夷傳》載:“挹婁在夫余東北千余里，濱大海，南與北沃沮接，未知其北所極。其土地多山險。其人形似夫余，言語不與夫余、句麗同。”日本學者三上次男認為:挹婁在滿語中解為鹿(使鹿部)不知其依據如何?或許是因為巧合，牡丹江流域群力巖畫中六人三鹿，除人物之外，主要是鹿，說明了鹿與人的關系密切。從三只鹿的姿態和形象上觀察，其中的兩只鹿是動態的，一只鹿則是靜態的。靜態的鹿就處在二人端坐的下方，這是個非常耐人尋味的場面，恐怕與圖騰或某種儀式有著密切的關系。如果把“挹婁”解釋為“鹿”的含義的話，恐怕鹿在當時屬于挹婁人的重要圖騰崇拜。無獨有偶，鹿在漢朝也具有神獸和圖騰的廣泛意義。如果群力巖畫中的鹿的圖案是一種圖騰，那么此種具有原始宗教的信仰，可能與挹婁人的含義，以及漢朝的鹿崇拜有緊密的關聯性，二者相互認證，證明了推斷群力巖畫的年代為西漢的觀點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此其五。

篇2

1.從“衣”中來人類的服飾選擇與地理環境有著密切的聯系

在講授到有關地理環境部分的內容時，可以用人們所穿的不同服飾作為課堂例證的素材。比如在講到人教版《高中地理》必修一第二章中的常見氣候類型時，可以給學生展示一些不同氣候地區的人們的服飾照片，如：我國地區藏民的“藏袍”；熱帶雨林中土著居民的原始服飾；阿拉伯地區的人們的白色長袍；我國東北地區人們冬季的皮草等。然后讓學生結合不同地區的服飾特點，推導他們所在地區的氣候特征，最終得出該地區的氣候類型。不同地區服飾照片的展示，既調節了課堂氣氛，又讓地理課堂變得更具有生活化。

2.從“食”中來由于地域差異

水熱組合特征不同，導致不同地區農業發展類型不一致。在講授到必修二第三章有關“農業的區位選擇”時，我事先掌握了我們班有南、北不同地區的外來人口的子女就讀，在課堂上我就請他們各自介紹一下家鄉的飲食習慣。比如，南方的同學喜歡吃米飯、甜食，而北方的同學喜歡吃面食、辣椒，然后我再進一步地引導學生去思考：為什么不同地區人們的主食不同？從而推導出不同地區的農業區位選擇的差異造成人們飲食上的選擇差異，最終得出結論：“南稻北麥”“東耕西牧”。

3.從“住”中來民居的樣式、材料常常受到當地自然環境的影響

在復習中國區域地理時，可以給學生展示我國不同地區的房屋圖片，如：內蒙古草原上的蒙古包；黃土高原的窯洞；北方地區的平房；南方地區的斜頂房；云南的竹樓等，然后提問：不同地區的房屋的顯著特征是什么？形成這種特征的原因是什么？從而推導出我國不同地區的自然環境差異。為了活躍課堂的氣氛，增強學生鄉土地理的意識，我特意到我們本地的古鎮上去拍攝了幾張老式民居添加到課件的圖片素材中去，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4.從“行”中來在地理學科中

人們的出行也是其中的一項重要的學習內容。在講必修二第五章“交通運輸方式的選擇”時，我給學生創設了一些生活情境，讓學生根據不同的情況，選擇合理的交通運輸方式。如：（1）從哈爾濱到廣州參加貿易洽談會，要求次日必須到，可供選擇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2）從重慶到武漢，沿途觀賞三峽風光，可供選擇的合理的交通工具是（）。（3）從密云水庫運20噸活魚到北京，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4）從太原運200噸煤到武漢，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5）從天津到上海運一萬噸海鹽，要求最經濟的方法，可供選擇的合理的運輸工具是（）。從以上生活情境中，學生可以總結出交通運輸方式選擇的原則，

二、到生活中去，學以致用

在新課程的教育理念中，特別強調要“以人為本、回歸生活、注重發展”。而學習地理的目的，就是要發展、完善生活。所以要將學生在課堂上所學到的知識返回到生活中去，要學以致用。這樣，才能真正地實現《地理課程標準》中所提出的要求：“學習對生活有用的地理。”那么，如何讓學生把所學到的地理知識真正地運用到生活中去呢？筆者在教學中做了如下的探索：

1.創設生活情境去體驗創設生活情境就是在課堂教學過程中，運用相關的教學用具和教學資源，去模擬生活場景，使得地理課堂教學更加貼近生活，使學生如臨其境、如聞其聲、如見其人，加強直觀的感知，讓每個學生在實踐中體驗到地理知識的重要性和實用性。舉例如下：衣：比如在學習完我國氣候的降水特征后，我給學生創設了如下的情景劇：請一位同學扮演一位美國的中學生，利用假期來中國參加夏令營活動，8月1日剛到北京就遭遇了一場暴雨，于是匆匆忙忙買了一件雨衣穿上。8月10日，該同學又去了烏魯木齊游覽美景，在烏魯木齊的三十天內一直沒有下雨，雨衣反而成了累贅，于是他就將雨衣送給了當地的一位小朋友，然后啟程去了廣州。可是沒想到一到廣州他又遭遇到了持續的陰雨天，他氣憤地沖天吶喊：“這是為什么呀？”觀看完表演后，請學生根據已掌握的我國降水特征來幫助這位外國朋友解答這個問題，并告訴他正確的做法。課堂教學生活化情境的創設，讓學生更直觀有趣地感悟到生活離不開地理知識。

2.組織實踐活動去感悟實踐是認識的來源

篇3

[關鍵詞]經濟文化類型；語文課程資源；文化背景知識

[中圖分類號]G423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3712（2013）34-0052-06

[基金項目]廣西教育科學“十一五”規劃課題“廣西民族地區學困生發展策略與語文德育的功能研究”（2008C21）。

[作者簡介]韋美日（1964―），女，廣西環江人，碩士，廣西師范學院文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語文課程與教學論，廣西民族地區語文德育。

在語文課程改革中，出現了一些自相矛盾的奇怪現象：一邊是課改實驗的“泛人文化”，表現為在公開課或是教學競賽中，以培養學生的人文素養為主，進行漫無邊際的拓展延伸，忽略了語文知識、技能的傳授、訓練；一邊是學校的常規教學中的“去人文”，表現為課堂教學仍然以傳授知識為主，扎扎實實進行應試能力訓練，把人文精神的培育當成可有可無的內容，隨意增減。

一、語文教學中遇到的問題

語文課堂教學中的矛盾現象背后是語文課程的價值取向指導下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問題。功利化的價值取向使語文課堂教學僵化、老化，局限于狹小的語文課程，受制于語文教學的狹窄空間，不能進行真正的跨學科、跨領域、面向生活的語文綜合性學習，不能全面提高學生的語文素養。

（一）語文教學實踐的功利化取向

語文課程改革中，這種看似矛盾的現象，事實上有其內在聯系，即語文課程實踐中的功利性價值取向侵蝕了語文課程標準的理性價值取向，導致對語文課程理念的淺表理解，或者是誤讀。在教學行為上則表現為陽奉陰違：在展示語文教學改革成果的實驗課上，盡可能多地增加人文性的內容，貼近語文課程標準的要求，會獲得比較高的評價；在常規語文教學實踐中，認認真真落實語文知識點，盡量吃透語文考試的內容，在各種語文考試中成績優秀，會得到大家的承認。這種過于功利化的語文教學活動必然走向經驗性和機械化，輕視排斥理論指導，惰于實踐創新，消解語文課程改革的核心價值體系，在語文課程改革旗幟掩護下，走的是應試教學的老路。

（二）語文教學內容和語文教學研究的單一化

要擺脫語文教學的經驗性和機械化的慣性傾向，語文教學就不能只顧在自己的領地上埋頭耕耘，還需要具有宏觀的、全局的戰略眼光，超越眼前的功利性需要，為國家民族文化的傳承和學生的未來謀劃，在更廣闊的天地中運籌帷幄。語文教學立足于語文素養的提高而不只是在實驗課中表演人文性，語文知識和技能的獲得也不只在語文課本和語文課堂教學活動中，其途徑和方法是無限多樣的，需要語文教師在語文教學實踐中勇于探索，更需要綜合運用相關學科的理論和研究方法指導語文教學實踐，不同學科的理論可以為語文教學開辟新天地，提供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思路和方法，有可能達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民族學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所關注的經濟文化類型及其對經濟文化類型的研究方法，為成功地利用本土的語文課程資源提供可參照的理論框架和方法論基礎，引導語文課程實施走出“泛人文化”和“去人文”的泥潭。

二、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及其發展

（一）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提出

人類學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是“蘇聯專家CH托爾斯托夫、MT列文、HH切博克薩羅夫等人在20世紀50年代共同提出的。”[1]“1956―1958年期間，時任蘇聯民族學研究所東亞和南亞室主任的切博克薩羅夫到我國中央民族學院進行講學。期間，我國學者林耀華與他共同撰寫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一文，全面地運用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來研究中國民族問題，踏出了此理論在中國進行本土化研究的第一步。但在之后2O多年的時間里，由于多方面的原因，國內關于這方面的研究沒有取得任何進展，直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林耀華的學生張海洋開始繼續此項研究，其碩士學位論文便是《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研究》。”[2]蘇聯的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自然地理條件下，并有近似的社會發展水平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1]林耀華先生認為經濟文化類型是指“居住在相似的生態環境下，并操持相同生計方式的各民族在歷史上形成的具有共同經濟和文化特點的綜合體。”[1]

（二）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中國的發展

羅吉華文章所說的“本土化研究”是指中國的人類學家用蘇聯專家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來認識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在研究實踐中修正完善這一理論，使之更貼近中國民族分布和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為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服務，這一工作在20世紀80年代以后得到延續。50年代，林耀華先生在《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中結合東亞各個經濟文化類型的情況，區分了三組經濟文化類型：第一組，以狩獵、采集和捕魚起著主導作用的類型；第二組，以鋤掘（徒手耕）農業或動物飼養為主的類型；第三組，以犁耕（耕耘）農業為主的類型。[3]他還對每一種類型的特點及分布范圍進行了具體的闡述，為建立和運用中國特色的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奠定了扎實的基礎和基本的研究框架。其優點是將研究置于東亞的大背景中進行比較分析，有一個中觀的認識角度，選取了每一類型中的典型進行描述，加深了對某一類型的特點的理解和認識；其不足是未能深入到中國領土上的56個民族的生態環境內部，了解其具體的生計方式，區分其經濟文化類型，其研究成果依然是一個大致的輪廓，沒有構成一個細節完備的邏輯體系。

林耀華先生主編的1997年出版的《民族學通論》第四章《經濟文化類型》在原來分析框架的基礎上進行了充實和完善。首先，闡明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含義及其作用，強調了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方法論意義，它在學科理論方面的價值和現實意義。方法論方面指出了它的一系列操作規范，為正確理解和實際運用這一概念指明了方向。其次，闡明了其在學科理論建設方面的重要貢獻和民族地區的現代化建設方面的作用，使其方法論意義落實到具體的學科內容方面和現實生活領域，有效擴大了它的影響范圍，強化其實踐意義，把它從純學科的認識論逐步發展為能為解決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事業發展提供理論依據的有中國特色的民族學理論。與在《中國經濟文化類型》中所提出的內容框架相比，《民族學通論》區分了類型組里面的具體類型。第一組，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包含兩個類型：以鄂倫春族為代表的山林狩獵型和以赫哲族為代表的河谷漁撈型；第二組，畜牧經濟文化類型組分為四個類型：以部分鄂溫克族為代表的苔原畜牧型，以蒙古族為代表的戈壁草原游牧型，以哈薩克族為典型的盆地草原游牧型，以藏族為典型的高山草場畜牧型。第三組，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區分出六個類型：山林刀耕火種型、山地牧耕型、山地耕獵型、丘陵稻作型、綠洲耕牧型、平原集約農耕型，最后一種類型還區分出兩個亞型：北方亞型和南方亞型。[4]

《中國經濟文化類型》和《民族學通論》第四章《經濟文化類型》的內容相比較，有三點不同：第一點，類型組名稱有變化；第二點，類型組中的典型變成了具體的類型；第三點，各類型的經濟文化的地域性、歷史性、綜合性的特點更為突出。這三點變化把中國的經濟文化類型從東亞的經濟文化類型的背景中凸顯出來，作為一個獨立的研究對象來考察，因而從名稱到特點都更符合中國民族地區的地理分布特點，歷史以來形成的各民族的居住格局，以及在此基礎上逐步形成的民族經濟文化發展的特點。這個體系的優點是很明顯的，它突出了中國地理環境和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特色，有利于正確認識民族地區的社會結構及其歷史發展規律，能更好地指導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建設；其不足之處是由于顧及到經濟文化類型的綜合性特點，雖然提到了建立有層次的立體結構的四個內容，但在具體闡述內容時，沒有對構成這種綜合性的具體因素及其相互影響關系進行相應的描述，即其類型內部的基本結構仍然有待完善。

（三）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民族教育中的應用

在哈經雄、滕星先生主編的2001年出版的《民族教育學通論》第四章第二節《經濟文化類型與民族教育》中，在林耀華先生所下定義和前人研究的基礎上，根據“對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類型的概括分析，首先對世界民族及民族區域的經濟文化類型進行一個粗線條的分類，然后對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關系進行初步探討。”[5]這里區分出四個經濟文化類型組，第一組，采集漁獵經濟文化類型組，包括兩個亞型：北部寒帶亞型和南部熱帶亞型；第二組，游牧經濟文化類型組，包括兩個亞型：北部寒帶、溫帶亞型和南部熱帶亞型；第三組，農業經濟文化類型，包括山地雨林混合農業和犁耕農業；第四組，現代化工農牧業類型組，包括三種類型：高度發達的商品化農牧業、商品化的種植園農業、城鎮工農業綜合經濟文化類型。基于世界教育的多元文化背景和民族教育的視角，其內容的特點也很鮮明，第一點，從“世界民族分布和地理類型的概括分析”來區分的經濟文化類型，與世界多元文化教育的背景相呼應，吸收了《中國經濟文化類型》的中觀視角并賦予時代特色；第二點從“民族經濟文化類型同民族教育的一般關系”出發進行研究，重點不在于構建經濟文化類型的理論，而在于探討其特點對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影響。這一論題的優點是簡潔明了，突出特定研究視界中的經濟文化類型的核心內容，其不足在于宏觀角度必然要犧牲許多具體的內容，而經濟文化類型與民族教育的許多特點是要通過具體細節才能得到精確反映的。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從20世紀50年代由蘇聯專家提出到20世紀80年代以后在中國的實踐與發展，在理論體系的建構上，從宏觀、中觀、微觀三個層面進行了有成效的探索，在本土化的實踐中，經濟文化類型的區分更加能體現中國區域民族分布的特點，在方法論的意義上，強化了它在民族地區現代化進程中的價值和意義。

三、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對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啟示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不但在民族學的發展和民族學研究中有積極的意義，因為其對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獨特的研究視角和研究方法，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也有重要的啟示。

（一）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立足于本地的物質文化基礎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充分地肯定了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水平對于物質文化發展所帶來的影響，從而為民族學對人類社會物質文化的起源和特征的研究提供了一條科學的認識途徑。”[4]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也要從認識本地的自然地理環境和社會生產力開始，進而認識其物質文化的特點，這一認識途徑對民族地區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來說尤其有價值，因為它是自然的饋贈和歷史的遺存，不須投資。廣西民族地區大部分都屬于“農耕經濟文化類型組”中的“丘陵稻作型”，“水稻種植與干欄式建筑的結合是丘陵稻作型的基本文化叢結。”[4]這是與民族地區學生的生活有密切聯系的物質文化，如水稻的起源和分類，水稻種植的知識，干欄式建筑的特點和地理環境的關系，也是最基本的語文課程資源，可以幫助學生理解自己和自然的關系，培養學生對自己民族物質文化的認同。不僅如此，本地物質文化資源進入語文課程還能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活躍語文課堂氣氛，激活學生的生活經驗，使學生的學習更有成效。

（二）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面向不同的學科領域

對世界民族的分類有各種角度和方法，但各種方法都有其長處和短處，如語言譜系法，能準確標出各民族在歷史上的親緣關系及接近程度，但卻不能標出各族群的地理環境，經濟文化發展方向和生計方式的特征，這正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長處。[4]就是說，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綜合運用了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建構自己的理論體系，解決了本學科的理論問題。語文課程的綜合性、社會性、實踐性的特點，決定了語文課程資源的無限廣闊性，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如果局限于本學科領域，課堂教學中一味強調以語言文字為中心的“語文味”，只重視“語文”的課外讀物，或者只圈定在“語文教學輔助材料”的范圍里面，那么語文教學就很難逃脫沒有“文化”、脫離現實生活的宿命。不同學科領域的知識及其獲取知識的方法對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利用是有意義的，這是因為語文學科知識的綜合性特征決定了它必須不斷從各個學科領域中源源不斷地獲得新的知識和新的方法，再以“語文”為核心，對這些知識和方法進行整合，成為語文課程資源。

（三）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要重視背景知識的運用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重視對各種經濟文化類型的縱向的歷史考察和橫向的地域差異比較，其經濟文化類型組的排列就體現了不同地域的民族發展的歷史進程及其經濟文化特征。在基礎教育課程改革中執行國家、地方、學校三級課程體系，也是考慮到不同地域經濟文化發展的不平衡性，而經濟文化類型的形成是一個長遠的歷史過程，因此要真正了解其類型特征并在此基礎上建設和發展，就必須了解其形成的歷史背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的知識體系的構建，尤其是地方鄉土知識體系的構建，民族地區經濟文化類型的背景知識是其中必不可少的內容，否則三級課程體系的建構就失去了實質意義。語文課程是所有學科的基礎，語言文字的正確應用不但是語言文字本身的事情，還有語言文字涉及的社會經濟文化發展的背景，也只有關注了語言文字所蘊含的社會經濟文化內涵，語文課程作為各門學科的基礎才名副其實，才能在三級課程體系中發揮它的基礎作用。“純語文知識”的教學，其實只重視語言形式方面，而拋棄了文字的豐富內涵，是缺乏“文化”的語文課程，無法完全承擔語文學科作為基礎學科的任務。

（四）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重視經驗的積累和理論的建構

“了解作為人類進化的遺傳和變異背景的經濟文化類型，必然能使體質人類學的認識途徑得到豐富。”[4]了解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也可以開闊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眼界。因此民族地區的學校教育也應該重視作為課程資源基礎的民族地區的經濟文化類型的認識和研究，重視在經濟文化類型的基礎上開發的語文課程資源的原始材料的積累。這些資料應該把已有的體質人類學、民族志的資料包含在其中，眼光不能只局限在語言文字的范圍內，也應包含物質文化，如民居、生產工具等要素，要透過語言文字和物質形態去理解和傳承語言文字和物質形態所承載的民族文化傳統。語文教學的目的從來就不是語言文字本身，而是以它為工具掌握其中的文化內容，形成適應社會的基本能力。另外，為了使經驗的積累具有明確的目的和意義，需要借助其他學科先進理論的指導，但即使是有親緣關系的交叉學科，也有自己的研究對象和范圍，其構建的理論體系首先必須能解釋本學科的事實和現象，而不是解釋相關學科的事實和現象。希望借助相關學科的理論解釋本學科的事實和現象，擺脫不了模仿和借用的慣習，最終會使自己處于缺乏適切的解釋框架的狀態，無法建構一個能充分闡述學科特點的理論體系。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目前就處于這種尷尬的狀態。要有所作為，借鑒其他學科的理論也只是手段，目的還在于，在積累豐富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經驗的基礎上建構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理論體系，只有這樣，民族地區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才會走上有序發展的道路。

（五）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體現語文學科的特點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不僅本身就注意環境、地域和經濟、文化的綜合因素，而且還有一個歷史民族區或歷史文化區的概念與之相輔相成。”[4]因為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這種獨特視角和研究路線，使其區別于民族學的其他理論，對中國民族經濟文化具有更強的解釋力，也有更廣泛的適用范圍，為其他學科領域的借鑒和應用提供了可能性。把它運用于民族地區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領域，就要注意民族地區語文學科教育的特點與經濟文化類型的契合度。語文課程標準所闡述的語文學科的特點，即人文性、實踐性、具有漢語言文字的特點，適用于國家課程體系，而民族地區語文學科教育除了具有上述特點之外，還有適用于地方、學校課程體系的特點，其中之一就是母語思維和漢語思維的轉換、兼容問題，這個問題的背后其實就是歷史以來民族地區的經濟基礎和文化傳統的變遷問題，這是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與經濟文化類型之間的結合點。

（六）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要服務于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

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發展指向民族地區“因地制宜地開發和利用、保護生態環境與資源”“通過自己的努力來實現本民族本地區的經濟發展”“減輕文化變遷中不可避免的心理壓力及其他方面的消極影響”“保持其應有的文化特點”。[4]應該說，這不僅是民族學及其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努力的方向，也是民族地區學校教育努力的方向，當然也是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目標。在語文課程資源的選擇和鑒別過程中，經濟文化類型理論提供了有實用價值的標準，這一標準包含三個內容：第一，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是否具有本地區生態環境的特點；第二，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能否促進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第三，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它能否反映本地區經濟文化變遷的特點。按照這一標準，并非所有的民族地區的鄉土知識都適合作為語文課程資源，在這個意義上說，語文課程資源的開發其實就是一個價值選擇、文化選擇的過程，而語文課程資源開發的標準的確定就是一個關乎教育哲學的問題，是民族學和教育學共同關注的基本問題，而服務于本地區的經濟文化發展則是各學科當前都必須面對的基本問題。

綜上所述，從經濟文化類型理論在民族學研究和發展中所發揮的作用出發，對作為同樣關注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的建設和發展的語文課程資源開發而言，它所受到的啟發是多方面的。把服務于本地的經濟文化發展作為立足點，關注本地特有的文化背景知識，從語文學科的需要出發，有效整合多學科的知識與經驗進行語文課程資源開發，就有可能有效解決當前語文課程實施中的經驗性和機械化傾向，走上促進民族地區經濟文化發展的道路。

參考文獻：

[1]鄧紅，李天雪對前蘇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的再研究[J]廣西民族研究，2006（3）：80

[2]羅吉華經濟文化類型理論與民族地區地方性校本課程的建構[J].中南民族大學學報，2009（2）：12

[3]林耀華民族學研究[M].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5：104-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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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文化管理 邏輯起點 管理原則

一、管理的邏輯起點

管理作為一門學科，有它的起點，學術界把1911年泰羅發表《科學管理學原理》作為現代管理學的起點。但是管理作為一種科學，還有邏輯起點可循的。是邏輯串起了管理學的各個部分，并使之成為一個完整的理論體系。

所謂邏輯起點，就是思考問題的起始點。西方現代管理學對管理的認識是立足于效率的，可以說最初研究管理學就是為了促使勞動效率的提高。泰勒提出提高勞動效率要做四件事情，“科學劃分工作元素；員工選擇、培訓和開發;與員工經常溝通；管理者與員工應有平等的工作和責任范圍”。但是,一個人的效率畢竟是有限的，當勞動效率達到一定程度的時候,人就會變得機械。于是管理學家又將目光轉向組織效率。提出專業化前提下的分權管理。所以，縱觀西方現代管理學的發展史,效率問題是邏輯起點，追求效率的提升是邏輯主線,因為西方人崇尚理性和科學，他們把管理的核心歸結為科學和戰略，,歸結為做事的正確方法。

中國傳統管理思想的邏輯起點是行為的價值判斷，即確定行為的是與非、先與后。這和現代企業管理強調文化管理的理念有相似的地方。隨著管理學的發展，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文化管理是企業管理各個維度中具有統馭性作用的核心維度。

二、文化管理的哲學基礎

企業文化是一個企業的價值標準體系。企業存在的意義、志向、動力、追求和激情都由這一價值體系而生。文化管理的核心問題是價值觀的確立。價值觀是組織意識形態層面上的東西，一種價值觀的形成必然有其獨特的哲學基礎。當代文化管理的哲學基礎是人本主義哲學思潮。

人本主義最初作為歐洲資產階級用以反對封建神權，確立人的主體地位及人的權利、尊嚴的思想武器，經哲學家幾個世紀以來的不斷發展，成為了當代組織成員向異化其主體地位的資本關系和組織關系提出抗議并維護其權利的武器。現代企業組織必須意識到,為了整個社會的和諧可持續發展,必須理性處理好同社會及其他組織的關系,處理好組織與組織員工的關系。資本的本性必須有所收斂和妥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現代企業價值觀的核心是人性觀,以效率為起點的管理理論越來越顯現出它的局限性。

文化管理強調人的主體地位與權利,這是一種有悖于資本性的價值觀,對傳統意義上被稱為“經濟人”的資本擁有者或管理者的確是一場意識上的洗禮。應該說,以傳統西方經濟學“經濟人”假設為基礎的西方管理理論發展到現在,已經到了必須解決這個問題的時候了。文化管理恰恰協調了企業的資本性和社會性之間的矛盾。

篇5

生態化教學的課堂生態主體主要包括教師和學生。生態化教學設計提倡教師指導下的以學生為中心的學習，但并未忽視教師的指導作用。學生是信息加工的主體，是知識意義的主動建構者，教師則是教學過程的組織者、指導者、參與者和促進者，教師要對學生的意義建構過程起促進和幫助作用。因此，為取得較好教學效果，就必須充分了解學生特征，并結合教師實際情況進行有針對性的設計。課堂生態主體分析涉及智力因素和非智力因素兩方面，與智力因素有關的特征主要包括知識基礎、認知能力和認知結構變量；與非智力因素有關的特征則包括興趣、動機、情感、意志和性格等。對學生的分析，主要目的是設計適合學生能力與知識水平的學習問題，提供合適的幫助和指導，設計適合學生個性的情景問題與學習資源。對教師的分析，其目的主要是確定教師自身能力與水平，然后設計具可操作性的教學設計。同時，通過對課堂生態主體的分析確定學生的學習特征和教師的教學能力與風格，然后對教學目標進行反饋與修訂，使教學目標更加符合學生及教師的實際情況。

二、教學內容編排與分析

由于傳統的教學內容往往局限于學科知識，強調知識的嚴密邏輯性，而生態化教學的教學內容則更加豐富、范圍更加廣泛，這要求教師在生態化教學中，應善于發揮主動性和創造性，設計出適合學生接受，利于學生多種能力形成和科學素養的提高，體現生態化特色的教學內容。地理是一門有著廣泛實踐性、生活性、開放性的學科。因此，在教學中一方面要根據學生實際出發，選取貼近學生日常生活的內容作為課堂教學資源，并與課本內容相互融合，促進課堂教學內容生活化；另一方面教師要引導學生運用所學知識去分析現實生活中的地理現象、地理問題，做到學以致用。地理教材選擇的教學內容反映本學科最基本、最基礎的知識結構，但并非一成不變。當今社會是知識總量急劇增長的“信息爆炸”時代，以靜態形式呈現的教材不可能即時呈現出本學科的最新研究動態。這要求教師在教學中將新信息與現有教材相結合，豐富教學內容，提高地理學的學科魅力。四、學習任務設計地理教學理論認為，突出人地關系、注重空間關系是地理學科教學的鮮明特色，人地關系既是地理教學的核心內容，也是地理教學設計的思想論和方法論，同時地理事物之間存在著各種關系，主要有空間關系、因果關系、利害關系等，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空間關系。因此，設計學習任務時應以人地關系和空間關系為核心，促進學生認識人地關系、理解協調人地關系的途徑、懂得可持續發展的重要性，培養學生空間思維與地理智慧。學習任務設計是地理生態化教學設計模式的核心與重點。對人地關系和空間關系的認識與理解包含一系列問題，這些問題可分為主問題和子問題，子問題的解決有助于解決主問題，這樣使人地關系和空間關系在教學過程中更加明確具體化，使學習者更容易認識與理解人地關系和空間關系。地理生態化教學強調教師營造一個對學習者有意義的真實情景，學習情景設計，有助于將地理問題置于真實的地理環境中，有助于學生知識與能力的遷移；信息資源設計可為人地關系和空間關系的理解與解決提供更加豐富的資源和方案；認知工具是支持、指引擴充使用者思維過程的心智模式和設備，利用它進行信息與資源的獲取、處理、編輯、制作等可促進學生對人地關系和空間關系的認知；教學策略是為達成教學目的，在對教學活動清晰認識的基礎上對教學活動進行調節和控制的一系列執行過程，教學設計應依據具體的教學目標、教學內容、課堂生態主體選擇適當的教學策略，有利于促進學生對人地關系和空間關系的認識與理解。

三、教學管理與生態環境設計

地理生態化教學強調的是一種動態平衡、和諧發展、可持續的教學氛圍，因此地理教學管理應關注學生個體的成長與發展和師生、生生關系，建設一個和諧、開放的教學管理系統。良好的生態系統首先應具有共生平衡性，生態系統上的動態平衡即系統中各因子與內外界環境之間，因子與因子之間，通過量的流動、物質循環和信息傳遞達到一種高度適應、協調統一的共生關系，缺少任何條件，就會導致生態平衡被破壞。地理教學生態系統如果要達到最優化的動態平衡就要充分考慮教師與學生、課堂與外界環境之間的關系。傳統教學設計中，教師很少關注教學生態環境對教師教學、學生學習的影響。然而教室光線不足、空氣不流通、溫度不適宜和學生座位排列都會影響師生情緒，所以要創造良好的教學環境非常重要，而民主、輕松、融洽的教學氛圍更能提高學生學習興趣。

四、教學評價生態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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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自然地理環境;設計;設計文化;影響

自然地理環境是人類賴以生存的基礎,同時也是所有設計活動所指向的對象,即是設計的客體。人類在依賴自然地理環境的同時也在極力將“自然之物”變成“為我之物”。盡管設計活動的目的之一就是改造自然地理環境,但并不等于設計活動可以脫離自然地理環境的束縛而隨心所欲的進行,因為任何設計,都不可能在超越文化背景的情況下發生、發展,換言之,自然地理環境在一定程度上對設計存在制約作用。

中國是一個幅員遼闊的國家,擁有從延邊到北海曲折而漫長的海岸線,正如成文于周秦之際的《禹貢》中所描述的我國古代的地理環境:“東漸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聲教,訖于四海。”這些天然屏障為我國文化獨立發生發展提供了可能,并且減緩了域外文化的影響與沖擊,使其保有很強的連續性,從而形成了一脈相承、多元一體的設計文化。但同時,這種隔絕也滋長了“足乎幾無待于外”的封閉自足意識。

正是設計文化的多元一體,才更折射出地理環境的豐富與復雜。在中國這片廣袤的國土上,56族人民“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在不同的地形、氣候等自然地理環境中生活,食物來源于不同的動植物,有著不同的社會需求,從而又形成了不同的思維方式、社會生活習俗及社會制度等,這些思維方式、社會生活習俗、社會制度又共同構成了獨具特色的民族文化,正所謂“百里不同風,千里不同俗”。所有這些反過來又決定著對設計產品的不同需求。為了適應不同地區不同民族的生產生活需要,帶有地域特色的設計產品應運而生。因此,不同自然地理化境下的設計與設計文化是各異的。

例如在我國南方地區,由于河汊較多,為了出行方便,人們的房屋也通常采用房前街巷而屋后為水道的樣式,舟船為該地區主要的交通工具之一。相反在北方地區,則是平原為多,四通八達的馬路使得車輛成為人們首選的出行工具。《史記•河渠書》中“陸行載車,水行載舟,泥行蹈毳,山行即橋”,正是交通工具(設計產品)因地而異的最好寫照。

中國西高東低的自然地勢走向,決定了河流由西向東的基本流向,與之相反,山脈則多為南北向,在一定程度上阻斷了東西向文化上的交流。由于我們眾所周知的地大物博之由,先祖對于海洋的重視程度自古以來就遠遠弱于對河流的重視程度,換言之,中國是一個注重大河文化的國家。在重多的河流區域,如黃河、長江等幾乎都有人類文化的遺跡發現。但由于地域不同,各文化遺跡所屬的文化類型也不盡相同。

黃河流域出土有大量彩陶,半坡、廟底溝、石嶺下、馬家窯文化類型的彩陶上多飾有魚類紋,而同處黃河流域的半山、馬廠文化類型的彩陶則以幾何紋為代表,其中神人紋尤引人注目。長江流域則以玉器為多。以玉琮、玉璧等為代表的良渚文化,器物上則以夔紋、饕餮紋等為多(圖1)。由此可見,不同地理環境下形成并被發掘的文化遺址各有典型器物,不同器物上或繪或鑄或刻有各不相同的典型紋飾,這些器物及紋飾在向世人展現先民們生產生活用具的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當時該地區的文化及習俗。

圖1

由于地理位置、交通條件等的差異,導致了各地區與外界的交往程度各不相同,有的地區與外界交往頻繁,相對開放,在此我將這一類型的自然地理環境歸類為開放型的。而邊遠地區及山區,由于交通不便,與外界的接觸甚少,自然地理環境相對封閉,我將其歸類為封閉型,兩種類型的自然地理環境對設計的影響各有利弊。

地處交通要道、自然地理環境優越的地區,人們與外界的接觸頻繁,經此地南來北往的人們帶來了先進的技術,從而帶動該地經濟的發展。除了新技術的注入之外,人們的思想也更為開放,思維方式不再固守舊式,相對于偏遠地區的人,他們更容易接受新的、對該地區發展有利的一切事物,更有可能做到“海納百川”、“包羅萬象”。這類地區的設計總是在不斷變化發展,無疑,這樣的變化對設計的發展是非常有利的。

當然,任何事情都存在兩面性。這種開放型的自然地理環境中的設計,由于受外來種種因素的影響較多,因此在發展過程中所保留的具有地域特色的元素就相應的在減少,所呈現的是一種多元文化交流后相互融合的特征,如唐代的長安,長安可謂是當時的國際性大都市,商業的空前繁榮使之成為世人皆向往之地,長安城內胡漢雜居,這使得本就處于絲路重地的長安城多元文化雜糅共存。我們從胡、漢共乘一頭駱駝的三彩駱駝俑就可見其一斑。(圖2)

圖2

與外界接觸少的封閉型自然地理環境中的設計又呈現出另一番特征。由于與外界的幾近隔絕,必然與外界的接觸機會甚少,更談不上相互交流。這就導致新的技術不能引進,從而造成了這些地區經濟的落后,并且很難出現新的設計產品,那么設計也只能或維持原樣或在原來的基礎上緩慢發展。當然,由于當地經濟的落后,人們對于新產品的要求并不高,更多的只是世代相傳的手工藝。

自然地理環境的長期封閉,最直接的結果便是人們思想的相對保守,思維并不是很活躍,并且人們習慣性的將眼光聚集在本地區內,他們更擅長繼承和發揚本地區、本民族的手工藝,同時也對新事物具有一定的排斥性。由于受外來文化的影響甚少,該類地區更好地保留了自己最原始、最本真的習俗與文化,套用現在我們常用的一種說法就是“更好地保留了原生態的東西”。這些燦爛的、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民俗文化與傳統手工藝,無疑是設計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重要源泉。我們現在大力提倡保護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就主要存在于這些地區。正是豐富多樣的地理環境,養育了千姿百態的地域文化。

總之,自然地理環境與設計的關系密切,有時甚至對設計起決定作用,自然地理環境不同,要求有與之相適應的不同功能的設計產品為人類所用,但這種決定作用并不是絕對的。在生產力高度發展的情況下,自然地理化境對設計的影響則相對減弱,同時,人類在不斷將自然之物改造成為我之物的過程中,自然地理環境也在不斷變化,但自然地理環境的變化與設計的發展并不是同步的,因此我們只能說二者關系密切,無論誰決定誰,都是相對的。

參考文獻

[1]諸葛鎧.設計藝術學十講.濟南:山東畫報出版社,200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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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地方文化 旅游管理 旅游影響

前言

中國的經濟水平不斷的提高，中國的旅游業在近年來得到快速的發展，人們的旅游觀賞文化水平在不斷的提高，因而旅游業的發展必須兼顧到更好的滿足旅游者的文化需求。世界經濟學家曾經說過，旅游業是推動全球經濟發展的重要行業之一，旅游業的發展在上個世界的六十年代就開始盛行。在過去的三十年里，旅游業給國家所創造并帶來了較為穩定的高收入，為地方經濟帶來了較大的發展。即使是在全球經濟危機中，旅游業的發展也給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全面的發展。近些年來，旅游產業更是為穩定發展的勢頭持續的保持增長，一些景點開始使用地方文化特色進行地方景點景區的發展。地方文化軟實力讓景點可以吸引到更多的游客與游覽人數。同時把地方文化作為景點景區的特色可以更好的發揚地方景點的文化特色，是一種較好的保護地方文化特色的手段，令地方文化可以得到更好的傳承。帶動了地方旅游業的同時，使得民族文化也可以得到更大的繁榮。

一、地方文化對旅游業的管理現狀

具有地方特色的文化讓景區的景點可以吸引得到更多的游客，只有保持景區景點文化的特色才能夠吸引到更多的游客。很多發達國家都非常注重地方文化的發展，他們希望通過文化的發展讓國家與地區的旅游業得到更好的發展。中國需要借鑒國外的先進案例，把地方文化的發展作為旅游業的發展的要素之一。當地的民族風情與信仰是一道特殊的風景線，所有的民族文化與特色都應該把旅游的發展置于首位，把景區的硬件建設與文化建設放到同等重要的位置。民族文化信仰與地方民族風情等都要與景點融為一體。地方景點還應該組織當地的民眾生產與景點相關的旅游用品，具有特色的旅游飾品可以更好的提高景點的經濟收入，景區景點的特色裝飾品可以激發出游客更高的購物欲，讓景區增加收入。此外，很多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風味美食，以及極具地方特色的工藝品在發展的過程中，它們的發展具有較大的潛力。

二、地方文化對旅游業的管理問題

地方文化對旅游業的管理與開發它們的關系十分的不明確，在地方文化開發保護的過程中，地方文化發展旅游業的過程中，也會出現很多管理方面的問題。近年來旅游業的發展受到了利益的驅使，很多的地方文化被過度的進行開發，地方的景點的環境也遭到了很大的破壞，同時很多的地方文化節目開始出現粗制濫造，缺乏新意，很多文化在內容上大同小異，沒有太多的文化特色。地方文化節目在制作水平上處于低下水準，進而破壞了地方景區景點的有效管理。

在中國也有很多地方民族文化資源較為豐富，但是得不到足夠資金的投入與保護，因而很多民族文化旅游景點到現在還沒有被許多游客所熟知。旅游景點不能夠形成統一的品牌，民族文化旅游資源在開發過程中不成熟，不能夠進行較高水準的策劃與包裝。具有民族文化旅游景點必須要堅持在景點里的進行適當的開發與保護，把民族民間的文化放到景區景點的開發與保護中去。很多景區景點的地方文化得不到足夠的宣傳與保護就進行上市以求得更多的經濟效益，很多進行表演地方文化的民間藝人，甚至還沒有經過專門的訓練，就直接進入地方文化的表演中去。所以缺乏地方文化的旅游管理的專門審核部門是對地方文化缺乏的一個重要的管理問題。

三、地方文化對旅游業的管理策略

地方文化對旅游業的管理是傳承地方文化與提高旅游收益的基礎，地方旅游業的發展離不開地方文化的支持。旅游業的發展對地方文化的發展是相輔相成的，旅游業的發展可以使得旅游從業人員可以更好的形成地方景點的文化軟實力，進而吸引更多的游客。人才素質的提高是推動旅游業發展的重要因素，加強旅游人員的綜合素質，提高旅游教育機構對人才素質的培養質量。地方文化的傳播離不開旅游人才的宣傳與實踐，因而在地方文化的建設過程中，必須要加強旅游業管理人員的素質提高。正是因為如此，所以才要更好的完善地方人才的培訓與教育，加強對地方文化的嚴密審核，對已經具有較好的地方文化水準的文化節目進行鼓勵，同時加設旅游從業人員的培訓機構，力求更快更好的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服務水平與從業素質。加強旅游從業人員的文化教育與文化素質更好的提高旅游從業人員的民族文化水平與文化素養。地方文化的傳承與傳播需要較高素質的旅游從業人員的維護，旅游從業人員的民族文化需要較高的旅游經營者管理水平，地方政府與旅游部門可以大力的培養大專院校與培訓機構的從業人員培訓力度，同時根據旅游景點當地的文化特色設計出相應的工藝品，當地的政府部門也應該建立好維護旅游文化與民族文化推廣的新體系，使得旅游人才的資金與從業人員可以得到更好的保障。

地方旅游的文化軟實力對于旅游業的發展來說十分重要，如果地方文化一旦脫離了宣傳與廣告就會變得沒有說服力，更加沒有公信力，因而很有必要加強民族文化的宣傳與推廣。民族文化的推廣力度可以把品牌進行整合起來，把民族文化的旅游形成較大的文化軟實力，在旅游業競爭日益激烈的今天，具有重要的作用。把地方文化打造成為一個強有力的品牌是十分重要的，地方文化的品牌需要在地方文化本身上下足功夫，推出一系列具有旅游價值的項目。旅游景點的在進行旅游消費的過程中，需要本著以游客的需求為根本的經營模式進行旅游業經營。地方的旅游業必須把文字、圖片以及動態的宣傳片等手段相結合，形成有層次全方面的宣傳與推廣。通過這些手段逐步把地方文化形成具有文化特色的品牌進行宣傳與推廣。在中國很多少數民族文化都非常吸人眼球也非常具有特色，但是因為這些少數民族地處于中國較為偏僻的地區，因而不能夠讓游客進行更多的參觀與了解，但是這些極具地方民族的文化特色完全可以被附近的景點進行引入與吸收，形成更好的地方特色文化以推動旅游業的發展并便于管理。

總結

地方文化性的旅游承載著地方的文化與歷史，通過大力的開發文化旅游產業，可以令地方景點更加具有特色與競爭力。地方文化旅游還需要把地方文化進行加強，把地方文化轉化成為文化商品進行轉化為市場經濟商品，所有的景區環境與景區文化都要呈現出濃郁的地方文化特色。景區景點的商品必須與景區景點的相協調，旅游者對旅游商品的了解必須與當地的風景與產地進行相對應相適宜的發展。旅游風景宣傳畫冊、地方文化特色的小工藝品與小修飾品等，都是旅游景區進行地方文化旅游管理的重要策略。旅游的紀念商品在外觀上要小巧精致，這樣一來就既能夠便于游客的攜帶，同時也能夠進一步的讓游客認識到當地居民的靈巧的手工，感受不一樣的藝術，從而為景區吸引更多的游客。當然旅游紀念商品還要注意拓展商品的用途，增強紀念品的實用價值。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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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王曉娟.中國古代文化對現代民族旅游性格的影響[J].西北農林科技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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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土地利用規劃；問題；對策

中圖分類號：F301.23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A

土地與國民經濟息息相關，是一切生產和一切存在的源泉。土地利用規劃是對一定區域未來土地利用超前性的計劃和安排，依據區域社會經濟發展和土地的自然歷史特性在時空上進行土地資源合理分配和土地利用協調組織的綜合措施。

一、我國土地利用規劃現狀

從我國的土地資源利用狀況來看，國土面積絕對數量大，相對數量少，土地資源的地區分布不平衡，難以利用的土地面積大，后備土地資源不足；從我國目前的土地規劃來看，建設用地的需求猛增，現行的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基本農田保護區規劃，在一定程度上解決了土地資源總量供需和時空布局問題。產業結構調整促使土地利用結構調整加快，但在實施過程中現行的土地利用規劃與土地利用現狀嚴重脫節。

二、土地利用規劃面臨的問題

我國土地利用規劃的問題是動態的，在土地利用過程中，暴露出諸多問題，嚴重阻礙土地的合理規劃，乃至對國民經濟產生一定影響。

（一）土地規劃信息庫不完善

規劃是一個時期過程，但從當前土地利用規劃的現實來看，土地規劃所依據的土地信息制度并不完善。土地利用信息是各類用地進行有效控制、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基礎。我國大部分土地與規劃部門對土地的利用情況掌握不夠，基礎數據不翔實，據此制訂出的規劃只能是空對空、假對假、相關統計數據不能及時更新；歸檔的資料缺失嚴重、缺乏系統規范的整理，很難將現代先進的管理信息系統與土地數據的管理相結合。因此造成土地規劃借以參考的信息具有很大的波動性，相應的土地規劃就處于一個變化、不穩定的狀態。

（二）土地利用規劃方法滯后

在規劃的專題研究中，先進的科學技術手段應用并不多見。土地利用規劃所采用的方法基本上是沿用傳統的方法，即定性研究的方法。定性研究方法是以經驗判斷為基礎，在對客觀事物觀察的基礎上進行綜合分析，制定出規劃指標，然后進行各種數據推算達到綜合的平衡。而規劃所以依據的土地信息本身就處于不確定的狀態，有的規劃實施不久，客觀情況就已發生重大變化，這種方法的最大缺陷是用靜態的方法處理動態的結果。這樣一來，土地利用規劃就不能很好的指導用地調整。預期的規劃難以發揮效用，缺乏科學性，造成規劃在某些方面的嚴重滯后。

（三）土地利用規劃僵硬

土地利用的動態性決定了土地規劃的靈活性，但靈活性并不意味著調整的隨意性。所謂動態性，是根據客觀實際情況和對未來用地的科學預測，而只是在原有基礎上表面文章，使得土地規劃在實質上成了“紙上畫畫、墻上掛掛的”附屬品，結果導致土地利用規劃工作滯后，喪失了統籌規劃和參考的意義。靈活性，不是說隨意的更改規劃，而是參照當地的歷史和現狀、自然與文化等更好付諸于實施，也就是發展的眼光看問題。目前很多地方把二者生硬的割裂開，造成了土地利用規劃喪失活力，起不到相應的作用，形同虛設。

（四）土地利用規劃的欠缺法律保障

土地利用規劃的法律保障條款的制訂存在一定的漏洞和空白，在權威與震懾的法律效果上達不到立法的目的，規劃的法律效用難以形成。我國土地利用規劃在實施過程中隨意性很大，實用性欠佳，缺少本身的獨立性和新穎性，不能適應市場經濟的需求。再加上其規劃本身的針對性和時效性，難免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各級規劃的職責分工不夠明確，規劃體系不夠靈活，規劃協調與銜接性差等。

（五）土地利用規劃執行困難

目前我國土地利用規劃主要集中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上面，土地利用詳細規劃缺少，使得相關部門在處理有關問題時濫用權利，從而損害了國家的公信力；規劃是保障公民土地權益的依據，也是公民履行相應義務的準則。但是由于土地利用規劃在現實生活中只流于形式，民主參與較少，民眾對于這些規范很模糊、很陌生，土地利用規劃真正實施起來矛盾阻力重重。

三、土地利用規劃的出路所在

土地利用規劃是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重要保障，是促進城鄉建設合理有序進行的重要手段，也是發揮市場配置資源基礎性作用的前提條件。因此，為更好利用國家的土地資源，找到土地利用規劃的新出路，筆者提出以下建議。

（一）完善土地信息制度

土地利用規劃起調節、分配、控制土地資源的作用。我們應加快體制的技術創新，應用遙感技術、全球定位系統和地理信息系統等現代技術手段，提高土地利用規劃管理的科學技術含量，進一步核查基礎土地統計數據，解決信息不對稱問題，變定期編制土地利用規劃為隨時動態修編土地利用規劃的管理模式；其次，完善土地信息檔案項目，及時更新有關數據，盡可能詳實記錄土地規劃的情況；最后，加強工作人員的考核激勵制度，要求工作人員各司其職，獎懲分明，提高員工的積極性。

（二）開拓創新土地利用規劃方法

土地利用系統是一個龐大而復雜的社會經濟生態系統，規劃的編制和實施需要考慮各種因素。在德國科學分類方法常應用于規劃中，比如建造用地一般劃分居住用地、混合用地、工業用地、特別用地共四種類型。每一種類型又有次一級用區、片構成，如核心區、混合區、居住區等，而這些區片的有關具體規劃思想，具有較為明確的意向性和指導性。另外，近年來我國有的學者推崇的溝通式的規劃方法，它的操作使土地規劃編制更合理、可操作性更強，利于社會公平。這些方法給我們的理念帶來新的沖擊，我們可以集眾所長，找出適合自己的方法。

（三）增強土地利用規劃靈活性

土地利用規劃是實施土地利用總體規劃和城市規劃的有效手段，因此協調好規劃的靈活性和穩定性至關重要。土地，作為國民經濟的重要生產資料需要保持好穩定性，規劃的市場變化必定會損傷有關部門的公信力；但我們所依據的客觀事實卻是在時刻變化的，所以在實際操作過程中，真正做到在變化中發展，而不是教條的僅把規劃當作教科書來使用。

（四）加強土地利用規劃的法律保障

法律的保障將土地規劃提到一個政治高度。土地利用規劃實行公眾參與的公開性和民主性規劃體制，這就要求在規劃的編制和調整中，要建立規劃公眾參與制度、規劃公示制度和規劃實施監督制度等。這樣一方面可以調動公眾潛力和主動意識，賦予土地使用者知曉、參與、決策、監督規劃的權力，從使用者的角度來對規劃的編制提供意見，另一方面也可以促使政府部門編制的規劃更加切合實際，同時制約和避免各種違反規劃行為的發生。（五）提高土地利用規劃的執行力

土地利用總體規劃作為一種公共產品，需要在公共管理思想范疇內，引入公眾參與理念，了解公眾對土地利用問題的認識、對重點項目和政策效應的意見等，從而有利于科學合理地制定土地利用規劃工作的目標和任務，使土地利用規劃方案更加科學合理，提高規劃的科學性和可操作性。

（六）創新土地利用規劃的模式

土地利用是一個生態系統，是一種擺脫過去只考慮土地量化的新的規劃模式。這種模式遵循協調共生、多樣性、協調面積空間結構協調的原則。將土地規劃納入到綠色、可持續發展的道路。創新，是民族進步的靈魂，也是制度發展的核心。

結語

就現狀而言，土地利用規劃推進是遇到許多困難和自身的不足。土地規劃必須吸取先進理念，如控制城市向外擴張、保護農田、合理高效持續利用土地等。展望未來，創新理念，真正做好土地利用規劃工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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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吳次芳.國土規劃的理論與方法[M].科學出版社,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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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慶作為歷史名城和“山城”，地下空間開發利用具有歷史悠久、分布廣、種類多等特點。但重慶市地下空間設施管理與國內外發達城市相比還存在著一定的差距，城市地下空間資源“家底”不清、資料“分散”或“缺失”的現狀，已影響到城市地下空間的科學規劃、綜合利用及應急防災管理。為此，重慶市先后開展地下管線普查和主城區地下空間普查，查明和掌握了主城區地下空間各類設施狀況，包括市政基礎設施類如地下綜合管線，交通、能源設施類如隧道、地下車庫，地下商業、倉儲設施類及地下人防設施。2012年重慶市主城區地下空間普查工作完成，通過對主城區地下空間設施已有資料的收集和實地調研、核查，查明640km2范圍內所有地下空間共6246個，同時完成普查區域地下空間1︰500數據庫的更新，為重慶市主城區地下空間的管理與應用提供了詳盡的資料。隨著城市建設的飛速發展，地下空間范圍不斷擴大，地下空間信息數據量大、形式多、格式雜、分布廣。如果地下空間數據庫成果及新建地下空間數據資料不能得到有效管理和及時更新，那么數年之后這些信息資料又將處于“失效”的境地，失去對城市管理的有效支撐。如何合理管理利用資源是今后的重點，重慶市先后研究制定《重慶市地下空間規劃管理辦法》、《重慶市管線工程規劃管理辦法》等，按照規范化、制度化管理實現檔案信息維護和更新的思路，積極探索地下空間信息化管理路子，為城市的發展規劃提供指導。

2地下空間數據的信息化管理

2.1地下空間數據庫建設

地下空間數據庫建設是地下空間信息化管理應用的前提條件，為有效管理應用地下空間成果奠定基礎。根據地下空間數據情況，數據庫由現勢庫、歷史庫、元數據庫幾部分組成。其中，現勢庫存儲最新的現狀空間數據，是一個完整的GIS工程庫；歷史庫只存儲歷次被更新的歷史數據；元數據庫是根據不同的數據類型和圖幅對元數據進行管理，通過建立在Oracle數據庫中的一組Oracle表來管理。對于各個數據集均有相應的元數據表來記錄、維護基于庫及基于圖幅的元數據信息，由于數據更新形成的歷史數據和數據版本信息也統一由元數據表維護。作為地理空間基礎框架建設的一部分，地下空間數據庫建設時必須考慮整個城市空間數據庫的建設。在數據庫的設計過程中，采用GeoDatabase空間數據模型對空間數據進行組織管理，采用Oralce大型關系型數據庫存儲空間數據及其屬性數據，利用ESRI公司的ArcSDE空間數據庫引擎作為數據接口，基于ESRI公司提供的ArcEngine作為開發平臺，堅持實用性、先進性、擴充性的設計原則，建設成為一個開放、靈活的基礎地理數據庫。根據地下空間數據、1︰500地形圖數據資料的邏輯結構和ESRI空間數據庫的數據模型，空間數據庫的邏輯層次結構劃為4級：總庫—分庫—子庫—物理層（邏輯層）。

2.2地下空間數據信息化管理系統

地下空間成果資料繁多，為對以后的成果進行及時維護更新和應用，建立地下空間數據信息化管理系統是必不可少的。

1）信息直觀性。

為直觀認識、全面了解地下空間資源情況，三維GIS技術在信息化管理應用已成為地下空間信息化管理的必然趨勢。一方面通過地下空間三維模型可以直觀地表現其真實形狀，另一方面通過與三維地形和地表三維建筑、地下管線等信息的集成，可以直觀了解地下空間周邊（包括地上、地下）情況，為管理和分析提供更加直觀的信息支撐。地下空間往往比較復雜，各種設備設施、停車位等信息非常多，要通過三維建模的方式仿真地下空間工作量大、更新困難，同時難以真實反映實際情況，因此結合實景影像技術作為補充，可以真實還原地下空間內部情況。

2）信息現勢性。

基于時空GIS數據庫搭建地下空間數據庫，可以實現對地下空間數據的動態管理和維護，數據庫中將記錄數據更新的每一個環節，為查看歷史數據，進行歷史、現狀版本數據對比提供了有效手段，此外還能保證數據更新過程中的安全性。地下空間數據信息化管理系統基于基礎地理信息平臺搭建，主要用于地下空間相關數據的管理和分析，系統在傳統二維GIS技術的基礎上，同時開展三維GIS方面的應用研發，為地下空間成果的應用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手段。系統主要包括數據管理子系統和地下空間三維展示子系統。

3地下空間數據的信息化管理示例

地下空間數據的信息化管理主要包括數據入庫與更新、數據提取、數據查詢定位、三維模型展示、實景影像顯示、歷史數據管理、制圖輸出、統計分析等。下面僅對部分功能簡要介紹。

1）數據入庫與更新。

地下空間數據的信息化管理需要實現數據批量入庫和更新的功能，在信息化管理系統中需考慮按照各種不同層級進行自動更新，保證數據的現勢性。

2）三維可視化展示。

通過已有的數據建立三維模型，在三維地圖中將直觀展示地下空間的立體效果和實景效果，可全面了解地下空間情況，為地下空間的決策規劃及社會應用提供了直觀真實的數據。

3）實景影像顯示。

地下空間實景影像采用單點的方式采集，對地下空間中每一個特種點位采集全景影像后，經過處理并結合地理信息，可以實現電子地圖與實景影像的聯動，達到既可以查看地下空間的整體全貌，又可以查看內部具體細節的效果，同時還可以在地下空間實景中進行距離量測，為應急指揮、市政管理提供信息支撐，推動地下空間的廣泛應用。

4）歷史數據管理。

對歷史數據的管理是地下空間數據管理的重要部分，一方面，在系統遇到故障時，可以利用歷史數據將數據庫恢復到最近的完好狀態，對保障系統數據安全具有重要意義；另一方面，系統的歷史數據對城市規劃、設計以及其他應用都有重要的參考價值，通過數據挖掘技術產生信息倍增效應。

5）統計分析。

統計分析主要提供基于空間范圍和屬性數據的各種統計功能，主要包括支持按照行政區劃統計分析，支持外部參考數據范圍統計分析，支持自定義范圍統計分析，實現按照類型、面積、層高等多種屬性字段的統計分析。

4結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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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企業文化；落地；管理

當前，國有企業正處于改革與發展的關鍵時期，為提高企業的整體競爭實力，企業文化建設成為企業發展的靈魂工程放在重要位置。那么怎樣使企業文化真正落地，使之成為員工工作處事的行為準則呢？下面就國家電網公司企業文化建設淺談一下企業文化的落地管理模式。

1 企業文化落地過程中問題和難點的探討

企業文化落地過程中可能存在諸多問題和難點，管理者必須要找準核心的問題和難點：

一是文化理念實踐有一定難度。回顧近幾年國網公司企業文化建設的歷程，可以說起步早、標準高、效果好，為行業的持續、快速、健康發展提供了思想保障和動力源泉。但是還存在著“短板”。有些人認為，企業文化是一種純理念性的文化，屬于思想領域范疇，相對于企業生產的具體實踐活動面言是“虛”的。因此有些企業開展企業文化建設的時候就就文化做文化，未能做到用先進的文化理念來審視、指導、升華企業管理工作實踐，從而導致文化理念難實踐。

二是企業文化無法真正內化于心。在企業文化建設過程中忽視了員工積極性、主動性的發揮，往往存在說起來重要、做起來次要、忙起來不要，文化、管理“兩張皮”的現象不同程度地存在，使企業文化未能很好地外化于行，也很難通過企業員工的實際行動把企業文化理念充分表現出來，從而導致企業文化無法內化于心。

三是企業文化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企業文化要想真正成功落地，必須要有一系列應用體系加以輔助，即要強化制度建設。然而在文化落地的過程中，缺乏輔助的應用體系和激勵約束機制，因此在某種程度上使得企業文化建設游離于管理之外。

2 實現企業文化有效落地的管理措施

2.1 充分發揮管理者“領導作用”

ISO9000：2000質量管理體系指出：“領導作用”指領導者確立組織統一的宗旨和方向，創造并保持使員工能充分參與實現組織目標的內部環境。一個企業擁有什么樣的企業文化取決于企業的最高領導層的價值取向，領導者對企業“內部環境”有決定性的影響。

可見，要實現企業文化的“落地”目標，就必須抓住“領導”這一關鍵因素。領導者只有為本組織的未來描繪清晰的遠景并為組織實現遠景規劃、實現組織的方針提供基本保證。努力進取，起領導的模范帶頭作用；在組織的各個層次樹立價值共享和精神道德的典范；向員工提供教育、培訓等需要的資源，設定具有挑戰性的目標，鼓舞、激勵和承認員工的貢獻，推行組織的戰略以實現這些目標，從而真正實現文化的落地。

2.2 積極建設全員參與的文化

人，是企業核心中的要素。企業文化必須做到全員參與。只有讓員工廣泛地參與，高質量地參與，持久地參與，才能在文化落地過程中，把文化的自覺與他覺更好地結合起來，塑造與改變員工的思維習慣與行為方式。它的價值觀體系只有深入到管理的各個層面和細枝末節，才能發揮管理的效用，才叫真正的“落地”。只有對企業文化的自覺認同、踐行核心價值觀，并將其在工作中細化、轉化為行為，企業文化才會真正實現“落地”。

2.3 營造文化氛圍強化企業文化的感召力

企業文化氛圍是企業及員工對價值觀體系的認識、接受、運用的程度，是建立在信息基礎上的，實質上是一種特殊的信息場。文化氛圍的形成，離不開信息的存儲和傳播，是信息這個神靈造就了文化場。

在營造文化氛圍過程中，可以在辦公和生產場所統一服裝，統一標識等活動大力推進形象化工程，以行為文化提升士氣、樹立形象；開展文化宣講活動；開展各類文體活動，不斷豐富員工的文化生活，讓員工在宣導活動中受到啟迪和熏陶，提高精神境界，增強工作責任心，讓企業文化和企業文化服務品牌在工作學習中看得見、抓得住；在組織中營造出人人實踐企業文化、個個爭做文化明星的良好氛圍。

2.4 加大制度建設規范員工行為

制度是文化的載體，制度文化建設是企業文化建設的核心。因此，建立一套規范、科學、合理的制度，對所倡導的文化進行保障，尤其要在考核與激勵制度上做出具體的規定，是企業文化能否落到實處的關鍵。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企業文化與制度的關系，沒有文化支撐的制度難以得到成功的實施，反之，沒有制度做保障的文化，就會流于形式，徒有虛名。只有讓二者相互融合，虛實結合，企業文化才能真正落地生根。

2.5 構建完善的文化訓練體系

在企業文化落地過程中，必須對全體員工進行全面的行為訓練和文化規范訓練，才能讓文化內化于心，外化于行。

（1）對企業文化內容進行通俗解讀培訓。利用各種場合，采用多種多樣的形式，對全體員工進行持續培訓，讓文化理念等具體化和形象化，達到文化認同，使員工行為符合規范的要求。

（2）對全體員工進行職業道德教育。通過系統的職業道德教育，讓員工正確樹立與企業文化一致的價值觀和道德觀，強化了員工遵紀守法的思想意識，營造出愛崗敬業的工作氛圍。

（3）開展規范性訓練活動。根據員工行為規范內容，開展大討論，讓員工感受到文化的激勵作用；通過規范性訓練，讓員工理解他們的貢獻和任務對組織的重要性，評價自己的績效；通過先鋒團隊、文化小組和先進個人等，宣傳文化理念，講述文化故事，開展征文活動、文藝活動、拓展訓練等方式，讓廣大員工參與其中，直接感受文化規范的內容。這些培訓內容不僅易于員工內化于心，更易于他們應用到工作實踐中，有利于提升企業核心競爭力。

3 結束語

企業文化落地的關鍵是通過文化干預企業制度、流程，將文化導向通過制度來固定住。因此，通過種種管理措施，讓先進的文化抵制、排除消極文化，文化才能真正內化于心、固化于制、外化于行，員工的行為符合文化導向，成為一種文化氛圍，一種行為自覺。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