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國際經濟動態，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國際金融動態

希臘議會通過財政縮減計劃。2011年6月29日，希臘議會通過了中期經濟緊縮計劃， 該計劃包括要在2015年之前再削減284億歐元的開支，并且要完成一個500億歐元私有化改造。根據希臘政府與歐盟和IMF達成的協議，希臘需要在2011年平衡收支280億歐元， 具體措施主要是出售一批國有資產，以及一系列增稅措施，針對對象為公務員薪金、 酒吧和餐館， 以及用于供暖的燃油消費； 同時還將個稅起征點從1.2萬歐元降低至8000歐元。

信用評級加重歐債危機。國際信評機構穆迪投資者服務公司7月13日宣布， 將愛爾蘭政府外幣和本幣債券評級由 “Baa3”下調一檔至 “Ba1”的垃圾級， 評級前景為“負面”。惠譽在7月13日宣布將希臘信用評級從B+下調至CCC。7月5日， 穆迪將葡萄牙評級下調至垃圾級。這樣， 歐元區已經擁有三個 “垃圾級” 的債務國家了。大公國際將美國國家信用。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7月14日， 中國信用評級機構大公國際將美國國家信用評級列入負面觀察名單。大公國際預測，美國政府債務2011年和2012年的增長速度都將高于8％，大幅度高于同期經濟增長率，2011年至2015年美國政府債務上限至少還需要上調5.5萬億美元， 才能滿足政府的融資需要，用以彌補美國赤字及償還利息等各項資金缺口。美國公共債務占GDP比重目前約為112％，美國的戰爭費用、福利支出從不會因經濟增速下降、財政收入縮減而減少，相反是不斷增加。

透過現象看國際金融新變化

1、傳統金融中心地位在下降

金融中心一般要有強大的經濟腹地，如果這個區域經濟能長期穩定增長，靠近經濟中心的金融中心也將受益。2007年爆發的金融危機造成美國經濟一直在復蘇邊緣，歐洲深受債務危機困擾，日本經濟雖曾一度有所好轉，但在大地震沖擊下，又陷入衰退。與此對應的是，新興市場經濟體卻與發達經濟體處在不同經濟周期，國際資本大量涌入新興市場經濟體。在這樣的背景下，美國和歐洲的金融中心受到一定沖擊，在各個市場的份額有所下降，但仍占據了主導地位。從銀行業來看，全球2/3的銀行資產還是集中在美國和歐洲，它們獲得了全球投資銀行收入的3/4。從股票市場看，全球股票市場市值的2/3仍集中在美國、歐洲、日本、香港和新加坡。從債券市場看，超過70%的公募和私募債券以及80%左右的未到期的利率衍生產品在美國和歐洲的金融中心交易。外匯交易中，96%的貨幣對中包括美國或者歐洲貨幣，美歐占據了全球70%的外匯衍生品市場份額。然而新興市場經濟體的崛起也讓美歐感受到了威脅。

2、新興經濟體的金融中心地位在上升

全球多中心的格局將更加明顯。在倫敦全球金融中心排名指數（GFIC）中可以發現這個現象。倫敦、紐約、香港仍排前三。亞洲的金融中心進步很快，上海、孟買、首爾等金融中心排名在上升。全球金融中心前20中有8個是亞洲的金融中心，相比而言，北美有6個，歐洲有5個。而在2007年3月的GFIC1中，前20名中只有3個是亞洲的金融中心。未來，亞洲等新興經濟體將在經濟發展、財富管理、資金融通等方面創造出巨大的金融需求，這些國家的金融中心將獲得發展良機。從經濟增長情況看，1990年美國和歐盟的GDP占全球的2/3，但到2009年，只占全球的50%左右。根據IMF 《世界經濟展望》預測，到2012年，新興和發展中經濟體平均增長率在6.4%，先進經濟體將只有2%左右。未來，新興經濟體仍需要大量的金融活動支持，在股票籌資額等金融市場指標上將增長十分迅速。中國的上海、深圳和香港證券交易所以及印度證券交易所全進入2010年全球股票融資的前十名。

3、國際合作減緩了金融監管上的競爭

監管環境是決定金融中心競爭力的主要因素。穩定而有效率的監管不但可以推動金融中心保持創新動力，而且是維護金融穩定的重要條件。具體來說，政府制訂的監管規則和程序是市場參與者選擇經營地址的重要考慮因素。監管環境同樣也會影響市場效率和市場創新動力。好的監管環境不但有利于消費者，而且有利于金融市場發展，幫助減少由于市場無效和監管套利帶來的市場扭曲風險。自從里根和撒切爾在上世紀80年代掀起放松管制運動以來，監管者一直力推金融自由化。但是這次金融危機給全球金融業很大教訓，金融政策制訂者更加重視金融監管，對未受監管的產品和市場的風險容忍度在下降。同時，全球監管者也逐步認識到監管必須是全球性的，因為如果不是全球性的，就會出現監管套利。二十國峰會責成金融穩定理事會會同國際標準制定機構，制訂金融改革政策建議，修改金融部門標準。可見，未來各金融中心在金融監管的要求上將趨于一致，金融中心之間的監管差距和套利也將逐步減少。過去依靠輕監管和低稅收發展起來的金融中心將在國際政治壓力下艱難生存，要么維持現狀，要么遵守國際準則。

我國應對國際金融動態的對策分析

對于在未來 國際金融秩序如何去做 ，我國應從以下幾個方面應對國際金融動態：

1、經濟發展模式需要調整。雖然我國的經濟體制與政治基礎已決定了此次全球化的金融危機不可能對我國產生致命性的打擊，但是危機也說明我國經濟發展缺乏必要后勁的事實，出口發展型經濟模式具有強烈的外部性與易受外在經濟環境的感染性，而且，在危機自保意識的驅動下，這一受制于人的模式也恰好給進口國創造了一個有利的危機輸出通道 " 作為美國最大的貿易性債權國，我國不得不言不由衷地與美國同臺共舞的事實就是這一問題的寫照。我國政府需要在優化社會保障制度及其功能最大釋放的基礎上，以擴大內需為手段來平衡我國的內外經濟循環系統，從而擺脫受外部經濟環境的掣肘是當下我國進一步融入國際金融秩序， 并贏得足夠話語權先決性條件。

2、堅持人民幣國際化道路。盡管人民幣國際化是對一個國家貨幣政策及金融監管能力的系統性檢驗與評估，具有很大的風險性，但是其對于我國經濟的發展亦具有強大的戰略意義，如它可以提升我國的國際地位。 能夠使我國在一定程度上擴大對世界其他國家資源的利用，促進我國的對外貿易，轉移國內的經濟壓力，形成對美元的相對抗衡等。我國可采取以下措施：一是確保我國經濟的可持續發展性， 因為缺乏經濟的可持續增長，就不可能單純憑借政策的推進而獲得人民幣持續國際化的成功；二是必須不斷地完善多層次的金融市場，提高市場流動性，從而為非居民交易鋪設便利條件；三是進一步完善金融監管法律制度；四是加速區域經濟一體化的進程，從而帶動人民幣的國際化；五是提高我國對宏觀經濟的調控能力， 以應對人民幣國際化所帶來的負面影響。

結束語

篇2

中國經濟下行的壓力來

經濟下行壓力主要來自過去我們透支了“政策紅利”。

首先，地方政府利用大規模的中央財政投資、寬松貨幣政策的支持以及銀行信貸迅猛擴張等所引領的追求高速增長的時代，不僅無法維系下去，而且，它也透支了中國經濟未來發展的空間。

其次，政府主導的投資績效并沒有跟老百姓的實際收系起來，相反貨幣寬松的結果造成市場對貨幣未來購買力下降的擔憂與日俱增，從而導致大眾脫媒、追求高收益的理財愿望越來越強烈，房地產價格的飆升、影子銀行業務的膨脹都是由這種抗衡未來貨幣購買力下降的理財行為而帶來的資金成本上升的結果。本來國家寬松貨幣政策的意圖是降低企業的融資成本和居民債務負擔以提升企業的投資和居民的消費意愿，但結果反而是雙雙收到壓抑，更增加了投資與消費之間的落差，嚴重拖累了經濟的復蘇的步伐。

第三，全力過度集中在政府手里，反而增加了市場資源配置的交易成本，降低了資源配置的效率，并滋生了的現象。另一方面，資金軟約束的問題又會導致地方政府過度圈地、過度投資的問題，留下了“與民爭利”的不良印象，從而讓中國高速經濟增長付出了昂貴的代價。目前，反腐倡廉的整頓讓我們更加意識到了過度依賴地方政府投資模式所帶來的嚴重的后遺癥。比如有些地方政府從過去的“過度作為”退化到今天的“不作為”，使得政府與市場的良性互動關系難以再發揮當年曾有過的提升地方經濟活力的作用。

第四，由于政府投資的范圍有限，直接獲得政府采購訂單支持的企業，往往局限在少數資源型壟斷行業和從事鐵路公路基礎設施建設的國有企業，大多數民營企業則受到海外金融危機的影響失去了很多關鍵性的商業訂單，于是，它們將自己30多年打拼下來的產業資本轉向了投資“稀缺資源”的金融資本。這種日趨嚴重的“產業空心化”傾向會直接影響到中國經濟后續的轉型和創新的效果。

第五，追求GDP增長的粗放型投資方式也嚴重破壞了我們生存的環境。先發展后治理的模式，在中國今天急需培育我們自己消費的環境下，大量中高收入的消費群體，會因為空氣嚴重污染問題而移居海外，這會導致中國目前的產能過剩問題的解決變得更加困難。

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和機遇

首先，“中國制造”的標準化規模生產模式要漸漸開始向“中國智造”的差異化服務業延伸。做到這點，我們必須學會用好人才的本領。要讓大學生和海歸人才充分利用好他們的語言駕馭能力、創新思維能力，去開拓中國企業所需要的海外市場，避免國內因產能過剩而導致的企業之間惡性競爭的行為泛濫成災。為了培育中國經濟強國戰略所需要的“人才紅利”，今后我們更是需要依法治國，尊重知識產權保護，發揮好稅收杠桿的激勵機制，并創建更多像上海自貿區的商業平臺，讓年輕人的創業精神能夠在上面更好地發揮出來。

其次，中國企業要走出去，爭取海外市場的投資紅利，以此替代出口紅利受阻所造成的中資企業產能釋放的壓力，同時，為了提升我們自己財富管理的主導權和其安全性，中國的人民幣也要伴之而行。這種新型的爭取“全球化紅利”的戰略，也可以從和李總理最近頻繁的海外之行中，和其他國家首腦所簽署的投資合作備忘錄和人民幣互換協議中體會到。顯然，金磚銀行、亞洲投資銀行、思路基金等都是這種全球化紅利的轉變形式。為此，中國自身的金融開放也會加快推進，以配合中國企業和中國資本走出去的戰略。

第三，中國經濟已不再是過去解決就業作為主攻方向的格局，沒有必要再把所有的企業都“養起來”而刻意去搞“成本洼地”的資源補貼。今天相反應該為淘汰落后產能而培育公平競爭優勝劣汰的市場環境，未來，中國企業、甚至金融機構的破產將成為新常態，它預示著中國市場正在通過這種“資源配置紅利”的釋放，讓勝出的企業和機構能夠分享更多的資源（以前被劣質企業所占有和濫用），從而變得更有國際競爭力和健康的造血功能。這對改變今天中國股市的“政策市”格局，迎來提升中國企業競爭力和國民財富創造能力的“價值市”至關重要。

第四，中國“新常態”經濟的最大看點就是政府職能轉變所釋放的“制度紅利”。這將是決定中國經濟可持續發展的關鍵因素。通過政府“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的轉變，實現中國經濟的再平衡。

不缺位，就是指政府要著力投資民生工程，緩解大眾的“后顧之憂”，讓企業所創造出先進產能有一個強大的市場支撐。

篇3

關鍵詞:美國 傳媒經濟學 《傳媒經濟學刊》

研究背景

近年來,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發展迅猛,并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是該領域的研究仍然存在許多問題,如學科歸屬不清、研究進路不明、傳媒經濟本質存在爭議等問題,①在研究方法上同國外傳媒經濟學研究仍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如何進一步推動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向縱深方向發展,是我們應該思考的問題。

相對來說,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起步較早且已處于比較成熟的階段,其研究雛形可以追溯至1925年,當時,威斯康星大學教授杰米提出了“廣播經濟學”的概念,此后,廣告經濟學、電信經濟學、電視經濟學、報業經濟學等概念也相繼被提出,并得到了日益深入的探討。②1987年,《傳媒經濟學刊》在美國創刊,并發展至今,成為唯一被SCI收錄的傳媒經濟學雜志,它作為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發展的重要標志,代表著這一領域研究的主流方向。

本文對2004年~2008年《傳媒經濟學刊》所刊文章從研究主題上進行分類,并對每一研究主題進行具體分析,以期提供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最新動態,并為我國傳媒經濟學研究提供有益線索。

《傳媒經濟學刊》的研究主題

2004年~2008年,《傳媒經濟學刊》共99篇,研究范圍相當廣泛,從宏觀層面到微觀層面,從傳媒政策的制定和演進到傳媒產品的定價、廣告的具體投放等,都有所涉及。筆者對這些研究主題進行詳細分類,確定五個相對集中的研究主題: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傳媒公司的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選擇、盜版問題與版權保護、市場結構與傳媒表現、文化折扣與電影海外票房收入。

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一般意義上,“多元化戰略”是指一個企業同時在兩個或兩個以上的行業中進行經營,而且向不同的行業市場提品和服務。1958年,安道夫(Ansoff)提出多元化戰略,此后,多元化戰略逐漸成為公司戰略研究中的重點內容,其中,實施多元化戰略的動機、實施多元化戰略時應考慮的因素、企業多元化的績效等成為學者們關注的熱點問題。

隨著研究的擴大與深入,以及傳媒經濟學本身的發展,多元化戰略的問題進入了傳媒經濟學者的視野,并日益成為這一領域的研究熱點所在。公司多元化戰略包括產品多元化、市場多元化、投資區域多元化和資本多元化。傳媒公司在實行多元化戰略時是選擇一種,還是選擇其中幾種同時進行?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是否會導致傳媒經濟績效的良好表現?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同其他類型公司如制造業企業的多元化戰略是否有本質上的區別?這些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有學者研究了出版公司的多元化戰略,通過選取澳大利亞、歐洲、北美的大型出版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研究結果表明這些國家的大型出版公司實行多元化戰略的內容是不同的,如北美的出版公司大都集中于它們的母國市場,更多地實行產品多元化戰略,而歐洲國家和澳大利亞的出版公司同時實行產品多元化戰略和地區多元化戰略。③相關產品多元化戰略及地區多元化戰略會導致傳媒集團良好的經濟績效,然而,過度的多元化尤其是不相關的過度多元化戰略的實施將會導致傳媒集團經濟績效的下降。④

對于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同其他類型公司如制造業企業的多元化戰略是否不同,有學者認為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同其他類型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在本質上是不同的。⑤也有學者提出異議,認為傳媒產品在雙重市場上進行二次售賣、產品本身的公共性等特點對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并無影響,因此,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與其他類型公司的多元化戰略并無本質上的不同。⑥

應該說,學者們對于傳媒公司的多元化戰略進行了積極而有益的探討。但是已有的研究在樣本的選取上仍存在一定的局限,如樣本的選取集中于大型的傳媒公司、樣本的收集主要來自歐美國家等。未來的研究對于樣本的選擇可以更加多元化。

傳媒公司的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選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是指以某種特定的方式進入海外市場,它具體可分為非股權模式和股權模式。非股權模式包括出口模式和契約模式,而股權模式則包括合資和獨資兩種模式,獨資可以通過新建和并購進行。⑦進入模式的不同將會影響公司進入海外市場后的經濟績效,因此,傳媒公司在國際擴張時要對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進行謹慎選擇。

公司在選擇國際市場進入模式時會受到許多因素的影響,這些因素可以歸納為環境因素、交易成本因素和全球戰略因素。⑧有學者選擇環境變量中的兩個具體指標即文化距離和東道國風險,檢驗它們對傳媒公司進入模式的影響,該研究選取1981年~2001年美國廣告公司在海外市場投資的數據進行回歸分析,結果發現文化距離和東道國風險對美國廣告公司的進入模式的選擇有重要影響,當東道國與母國文化距離較大以及東道國風險較大時,美國廣告公司會選擇以合資方式而不是并購方式進入。⑨

并購模式與其他進入模式相比有哪些優勢?已有的大量文獻認為并購可以實現規模經濟、范圍經濟以及其他協同效應的產生,這也是傳媒公司選擇并購方式進入國際市場的重要動因,但是并購是否必然導致上述種種優勢的產生,有學者進行了檢驗,該學者選取1998年~1999年11家傳媒公司進行實證分析,結果發現與已有文獻不一樣的結論。⑩

20世紀90年代初就有學者對傳媒公司的國際市場進入模式進行了研究,如探索美國傳媒的國際市場問題(Dupagne,1992)、跨國公司的發展問題(Gershon,1993)以及特定市場的進入問題(Holtz-Bacha,1997)。至今,這一問題仍然是學者們的關注熱點。

盜版問題與版權保護。版權是否應該進行保護以及如何進行保護一直是個爭論不休的問題。有研究者認為版權保護會導致把一部分人排除使用之外,沒有達到帕累托最優狀態,因而主張不應該實行版權保護;也有研究者認為版權保護是為了保護作者、音樂家和傳媒產品生產者的權利,否則就沒有辦法讓他們進行創作,因此,盡管會出現不必要的福利損失,但還是要進行版權保護。

隨著數字技術的不斷發展,版權保護變得日益艱難,這一問題的研究也變得更加緊迫和重要。有研究者認為應將傳媒產品分為有形產品和無形產品,不同的傳媒產品在受到非法使用時,其遭受到的經濟損失是不同的,因此,該研究提出應針對不同類型的傳媒產品制定不同的政策和法律。也有研究者提出應該從社會經濟學的視角來看待版權保護,版權保護的不應該只是版權所有者的權利,也應該保護使用者和渠道擁有者的權利,以使得社會整體福利最大化。

研究者在對盜版問題以及如何進行版權保護的問題上提出了各自的觀點,對已有的研究來說可謂有所突破,其應用到現實的情況如何,仍需要進一步檢驗和審視。

市場結構與媒體表現。經濟學根據不同的市場結構特征將市場劃分為完全競爭市場、壟斷競爭市場、寡頭市場和壟斷市場四種類型,公司所處的市場結構決定公司的行為和經營,因此,傳媒經濟學家十分關注傳媒公司在不同的市場結構下的行為表現。市場結構如何影響媒體表現?兩者之間的關系如何?有學者認為市場競爭與媒體表現之間存在負相關關系,因為在集中的媒體市場中媒體有充足的資源去開發多元化節目。有學者則認為市場競爭與媒體表現之間存在正相關的關系,這些學者認為在一個集中的市場中,媒體會爭取獲得最大數量的受眾,因而會導致節目的同質化。

市場結構與傳媒表現之間的關系仍然是一個頗有爭議的問題,很多研究者對這一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卻得出矛盾的結論。筆者認為,可以選取不同的傳媒類型,嚴格控制其他可能影響傳媒表現的變量,對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檢驗。

文化折扣與電影海外票房收入。“文化折扣”是指由于審美趣味、生活方式、價值觀、語言以及其他因素的影響,傳媒產品在進行跨國傳播時因不被他民族觀眾認同或理解而帶來產品價值的折損,傳媒經濟學家對于文化如何影響媒介產品的欣賞一直有著濃厚的興趣,盡管他們的焦點是在經濟變量而非文化意義上。在解釋美國傳媒產品為何主導全球市場時,Hoskins和Mirus(1988)發明了“文化折扣”一詞:“扎根于一種文化的特定的電視節目、電影或錄像,在國內市場很具吸引力,因為國內市場的觀眾擁有相同的常識和生活方式;但在其他地方吸引力就會減退,因為那兒的觀眾很難認同這種風格、價值觀、信仰、歷史、神話、社會制度、自然環境和行為模式。”具體到電影這一傳媒產品,文化折扣和電影出口之間是否存在某種關系、不同類型的電影是否會遇見不同程度的文化折扣等,這些問題引起了學者們的關注。

結語

通過對2004年~2008年《傳媒經濟學刊》發表的文章進行梳理,發現當前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呈現以下特點:

(一)研究視野開闊,研究視角多元化。傳媒經濟學研究涵蓋的內容十分廣泛,而且對于同一問題研究者從不同的視角出發,旨在檢驗、補充和發展已有的理論。

(二)研究范式遵循經濟學研究范式。傳媒經濟學研究主要是理論型研究和應用型研究,遵循經濟學研究范式,對于與傳媒相關的經濟問題進行研究與分析。

(三)研究方法有實證分析、規范分析和案例分析,其中,實證分析占多數。這5年里《傳媒經濟學刊》共刊文章99篇,其中,實證分析的文章有66篇,約占總體的66.7%。

(四)研究具有強烈的現實指向性。研究問題如傳媒產品的版權保護、文化折扣與電影出口、新媒體與傳統媒體的競爭、傳媒產品的定價及付費模式,等等,這些問題無一不緊扣現實進行研究,旨在提供解決方法和可能性建議,現實指向性強烈。

最后需要指出的是,本文在研究對象的選取方面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只選取《傳媒經濟學刊》一本期刊作為研究對象,而忽略了其他相關的研究成果,未來可以選取更多的期刊進行研究,以提供當前美國傳媒經濟學研究的全面圖景。

注 釋:

①顧永波、殷曉蓉:《略論當前中國傳媒經濟研究中存在的幾個問題》,《新聞界》,2008(5)。

②陳中原:《傳媒經濟學研究的簡要回顧》,《新聞大學》,2005(1)。

③Hans van Kranenburg、John Hagedoorn、Jacqueline Pennings:《Measurement of International and Product Diversification in the Publishing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2)

④Jaemin Jung、Sylvia M.Chan-Olmsted:《Impact of Media Conglomerate’Dual Diversification on Financial Performanc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⑤Chan-Olmsted,S.M.、Chang,B.H.:《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Examining its patterns and determinant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3(2)

⑥Michael Stephan:《Diversification Strategy of Global Media Conglomerates:A Comment》,《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5(3)

⑦Pan YG、Tse DK:《The Hierarchical Model of Market Entry modes》,《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2000(2)

⑧W.Chan Kim、Peter Hwang:《Global Strategy and Multinationals’Entry Mode Choice》,《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y》,1992(1)

⑨Jaemin Jung:《Acquisition or Joint Ventures:Foreign Market Entry Strategy of U.S Advertising Agencie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1)

⑩Stephanie Peltier:《Mergers and Acquisitions in the Media Industries;Were Failure Really Unforeseeable?》,《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洪浚浩、杭敏:《傳媒經濟學》,魯曙明、洪浚浩主編《傳播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吉莉安•道爾:《理解傳媒經濟學》,清華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Robert G. Picard:《A Note on Economic Losses Due to Theft,Infringement,and Piracy of Protected Works》,《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3)

Benjamin J.Bates:《Commentary:Value and Digital Rights Magagement-A Social Economics Approach》,《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8(3)

Shu-Chu Sarrina Li:《Market Competition and the Media Performance of Taiwan’s Cable Television Industry》,《Jouranl of Media Economics》,2004(4)

Francis L.F.Lee王建陵:《文化折扣與跨文化預測:以美國電影在香港的票房績效為例》,《文化藝術研究》,2008(1)。

篇4

【關鍵詞】經濟法 調整對象 產生 靜態性 動態性

一、經濟法的產生

經濟法是國家從整體經濟發展的角度，對具有社會公共性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管理和調控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早在公元前8世紀至公元前6世紀，現代民法的淵源——羅馬法即產生；而直到20世紀初德國出臺扶持卡特爾的《鉀礦業法》才徐徐拉開經濟法發展的序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經濟法的生成晚于其他法律部門，原因在于經濟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出現晚于其他法律部門所調整的社會關系。

在中國，法律的現代化尚未成熟，經濟法的產生和發展可以看作是一種“變法”式的法制現代化過程。我國的經濟法產生于計劃經濟時期，國家對生產資料和資本的集中控制，對市場中生產、經營者行為的管理，均需要以經濟法為依據。為適應社會現實，我國從德國、法國、日本等國移植了大陸法系經濟法，結合國情進行修改，形成了最初的經濟法律體系。

二、經濟法調整對象之靜態性

鑒于上文提及的經濟法產生的必要性及社會需求，此處不再論述否定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法律部門的觀點，僅以肯定經濟法作為部門法的獨立性為前提對其調整對象進行分析。

關于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爭論大致可以分為老諸論和新諸論兩個時期。老諸論存在于20世紀70年代末至1992年我國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前。這些觀點主要包括學科經濟法論、大經濟法論或稱大縱橫統一論、縱橫統一論、縱向經濟法論、行政經濟法論、宏觀經濟法論、計劃經濟法論等。新諸論始于1993年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行。這些觀點分別是新學科經濟法論、新縱橫統一論、新密切聯系論、經濟運行協調論、需要干預論、行政隸屬論、國家經濟管理論、國家干預經濟論等。

以上關于經濟法調整對象的所謂老諸論和新諸論，實際上很多觀點在本質上具有相同之處。我們大致可以將它們分成三種不同的觀點：第一是學科經濟法論，即否認經濟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只在學科上承認經濟法的獨立性（本文不做討論）；第二是縱橫統一經濟法論（包括管理協作論、密切聯系論、經濟運行論、需要干預論等），即認為經濟法不僅要調整所有的縱向經濟關系，而且還要調整一部分橫向經濟協作關系；第三是行政經濟法論（包括縱向經濟法論、行政隸屬論、國家干預經濟論、國家經濟管理論等），認為經濟法只調整國家經濟管理關系，即只調整宏觀的縱向經濟關系，不同時調整經濟組織內部的縱向經濟關系。

三、經濟法調整對象之動態性

經濟法調整對象的“靜”表現在與政策、制度相比，法律具有更為明顯的穩定性。也就是說，法律的制定、執行并非統治者隨心所欲的活動，它是在一種穩定的原則指導下進行的國家重要活動。

而辯證唯物主義的觀點告訴我們，靜止是相對的，運動才是絕對的——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也不例外。本文認為有如下兩個方面：

（一）空間因素。不同的國家或地區實行不同的經濟體制，其對本國經濟市場的宏觀調控及監督管理范圍、力度也不同，調控和監管的效果也將不同。即便在相同的經濟體制下，各國、各地區不同的國民經濟狀況也會導致不同的宏觀調控及監管措施的出臺，經濟結構產生變化，經濟法調整或重點調整的對象必將不同。

（二）時間因素。同一個國家或地區在不同的歷史發展時期會體現不同的國民經濟狀況，不斷提出新的經濟制度以適應社會不斷變化的需求。相對應的，國家對社會經濟的調控和監管方式將不斷調整，由此引起的經濟法調整對象范圍的變化時時都在發生。當一國或一地區面臨重大社會變革（如戰爭、動亂、瘟疫）時，其經濟市場往往受到巨大沖擊，經濟法調整對象的重心也會發生轉移。

正如前文所述，中國的經濟法是與經濟體制改革同步發展的，是隨著時間的推移不斷變化的。從20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經歷了計劃經濟-有計劃的商品經濟-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跨越式發展，中國經濟在短短30年間產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相應的，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范圍、重心也處在動態的變化中。

筆者預測依據經濟法調整對象范圍及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動態性，近年我國經濟法將繼續著力于宏觀調控關系，同時增強對市場監管關系的調整，建立以反不正當競爭及反壟斷為核心的調整對象體系。

四、總結

經濟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產生時間較晚，發展較不完善，有許多地方值得商榷。其中，經濟法調整對象的確認尤為關鍵。學界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觀點大致可分為三種，筆者更贊同行政經濟法論；同時認為結合中國經濟市場和經濟轉型時期，其調整對象可分為宏觀調控關系與市場監管關系。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范圍不是永恒靜止的，而是暫時靜止、不斷變化的。任何微小的空間、時間變化都將引起經濟法律制度的變化，從而導致經濟法調整對象或調整對象重點的變化。在中國經濟體制改革、改革開放以及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背景下，應當動靜結合看待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本文預測近年經濟法調整對象重點將向市場監管轉移，建立以反不正當競爭及反壟斷為核心的調整對象體系。

參考文獻

[1]彭杰.論經濟法的調整對象[J].法律與社會雜志，2008(02).

[2]蘇力.法治及其本土資源[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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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張國軒.經濟法原理[M].北京: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1999.

[5]孫笑俠.法理學[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篇5

關鍵詞：生態足跡；東部沿海；GIS

中圖分類號：F2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6723198（2012）13006303

1引言

中國東部經濟區帶包括從渤海至北部灣等全部沿海地區，長達1.8萬公里，由北向南縱橫北緯20～41°，東西橫跨107～124°30′，面積141.6萬km2，包括環渤海經濟區、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東南沿海經濟區和環北部灣地區。中國東部經濟區帶面積僅占全國總面積的13.63%，但是卻集中了全國50%以上的大城市和全國人口的近40%。對這一區域開展生態足跡研究，將為中國東部經濟區帶經濟發展規劃、資源環境保護、城市布局和社會可持續發展提供重要的依據。

2生態足跡法簡介

1992 年，加拿大生態經濟學家William Rees 教授（Rees W. E.，1992）提出了生態足跡概念，其博士生Wackernagel（Wackernagel，et al.， 1996）于1996 年完善了其分析計算方法。生態足跡是指在一定的技術條件下，能夠持續地提供資源或消納廢物的、具有生物生產力的地域空間。其分析的重點是計算生態足跡需求和供給。

生態足跡需求是計算在一定的人口和經濟條件下維持資源消費和廢棄物吸收所必需的生物生產性土地面積。任何已知人口（某個人、一個城市或國家） 的生態足跡需求是生產這些人口所消費的所有資源和吸納這些人口所產生的所有廢棄物所需要的生物生產總面積。其計算公式為（Hardi P.，et al.）：

式中：EF為總的生態足跡需求；N為人口數； ef為人均生態足跡消費量；ci 為第i 種商品的人均消費量；pi 為第i 種消費商品的平均生產能力；aai為人均第i 種交易商品折算的生物生產面積；i為消費商品和投入的類型；rj為均衡因子。在生態足跡需求計算中，生物生產性土地主要考慮如下6種類型：化石燃料土地、可耕地、林地、草地、建筑用地和水域。上述六類土地類型的生產力不同，因此需要通過等量化因子（即均衡因子）將各類生物生產面積轉化為等價生產力的土地面積后，才能匯總、求和，計算出總的生態足跡需求。

生態足跡供給是與生態足跡需求相對應的概念。它是指區域所能夠提供給人類的生物生產性土地總和。其計算公式為（Hardi P.，et al.）：

式中： EC為區域總生態足跡供給量；N為人口數；ec為人均生態足跡供給量（hm2/人） ；aj為人均占有第j類生物生產土地的面積；rj為均衡因子；yj為產量因子。產量因子是某個國家或地區某類型土地的平均生產力與世界同類土地的平均生產力的比率。將區域現有的耕地、草地、林地、建筑用地、水域等的面積乘以相應的均衡因子和產量因子，就可以得出區域具有世界平均產量的世界平均生態空間面積——生態足跡供給量，即生態足跡供給能力。

3空間數據庫建設

本研究采用的空間數據主要包括各級別行政區和土地類型數據，非空間數據主要是各地區1998年-2007年的人口數據，都統一使用了相同的空間投影坐標系Krasovsky_1940_Albers。為了定量化評價中國東部經濟區帶的區域承載力，筆者將研究區離散成了30 km * 30 km的網格，每個網格的面積為900 km2，共有1767個網格位于研究區內或者與研究區的邊界相交。在網格文件生成以后，通過GIS的空間鏈接功能將各個網格的各種土地類型、人口等指標值變為網格的屬性，本研究的結果均以各網格的各屬性字段為基礎得到。

4生態足跡供給的定量計算

N-aj即為區域內第j種生物生產性土地的總面積Sj。由于每個網格的屬性中都有土地利用數據處理所得的各種土地利用類型的百分比Lj，每個網格的面積為900 km2， 計90000公頃，則網格中第j種生物生產性土地的總面積為Sj=Lj 90000全球公頃 （ghm2），根據公式（3）可得到每網格的生態資源供給能力。在實際計算中，本論文引用了Wackernagel （Wachernagel，2003） 對于中國的均衡因子rj及產量因子yj的取值（由于礦產資源屬于不可再生資源，因此本研究中不考慮其生態資源供給能力）。根據世界環境與發展委員會 （WCED ）的建議，支撐能力結果扣除了12%的生物多樣性保護面積。生態足跡供給評價結果如圖1（左圖）所示。5生態足跡需求的計算

通過生態足跡法計算所得生態足跡需求（即可再生生態資源的消耗量）與生態足跡供給能力（生態承載能力）的比較，可評價區域的可再生生態資源使用的合理性和可持續性。本論文采用了全國人均生態足跡數據，暫未考慮人均生態足跡空間分布上的差異。各單元網格的生態足跡可通過如下公式計算得到：

FPc=FPp*PDc*Sc（4）

其中FPc為單元網格內的生態足跡需求；FPp表示單元網格人均生態足跡的需求量（在此取為全國人均生態足跡平均值）；PDc表示單元網格內的人口密度；Sc為單元網格面積（900km2）。

篇6

11月7日，本刊記者從權威人士處獲悉，向中國移動頒發固網運營牌照一事，工信部高層已經有所討論，且基本明確固網運營將對中國移動放開，但何時端出這一“定心丸”，還要等待合適的時機。

10月23日，是坊間最近一次傳說中國移動獲得固網牌照的日子，但這一天什么都沒有發生。而沒有固網牌照，意味著中國移動只能繼續借道不成氣候的鐵通開展寬帶業務。更惱火的是，壞消息接踵而至。

次日，中國移動公布了2013年前三季度未經審計的財務報表。數據顯示，營運收入達到4630億元，同比增長9.4%，但股東應占利潤為915億元，同比下降1.9%，低于市場預期。

據悉，這是中國移動上市以來錄得的首次凈利下滑。中國移動官方表示，利潤下滑主要緣于三大原因，包括OTT業務對傳統通信業的沖擊和影響，移動通信普及率不斷提高，ARPU值不斷降低和行業內同質化競爭愈烈。中國移動方面還稱，“經營和發展面臨極大的困難和挑戰。”

一邊是傳統語音和短信業務因被互聯網公司以網絡運用的形式搶食而出現利潤下滑，一邊是遲遲未能到手的固網牌照，中國移動董事長奚國華的著急可以想見。事實上，他對固網業務的渴望在業內已不是秘密。

在3大運營商中，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都是全業務運營——既經營固網（包括互聯網寬帶），又操辦移動業務，惟獨中國移動只持有移動牌照。這種跛腳局面，讓奚國華明顯感到中國移動在“寬帶中國”和三網融合的競爭中較為被動。這可能意味著，如果繼續“一條腿”走路，中國移動恐將成為3大運營商中的“弱勢群體”。為此，奚國華曾公開表達了自己對于獲得固網牌照的決心：“即使拿不到固網牌照，中國移動也會建設公共互聯網，因為基站與基站之間的數據傳輸越來越多，需要有線寬帶。”

在奚國華巨大決心的背后，是中國移動對于2008年中國電信業重組后自己無緣固網寬帶的反抗，亦是對未來市場的提前布局。

優勢業務受OTT沖擊

財報顯示，中國移動在2010年-2012年的3年里，總通信時長分別為34616億分鐘、38889億分鐘和41923億分鐘，雖然呈現的是增長的勢頭，但語音業務在營收中的占比在這段時間里一直下降。2012年，語音業務營收占其總收入的65.7%，2011年為69%，2010年為70.8%。而從最新的2013年上半年財報看，中國移動的語音收入甚至出現了1.2%的負增長，為1750.72億元。

在中國移動凈利潤下滑的同時，中國聯通在今年的前3季度中，移動業務收入為1119.4億元，同比增長20.2%，移動用戶累計凈增3345.2萬戶，達到2.728億戶。此外，中國電信在今年上半年的移動用戶凈增1388萬戶，用戶總量達1.75億戶，移動服務收入達到546億元，同比增長28.3%。

對此，中國移動認為，語音業務下滑的重要原因在于通信產業競爭日趨復雜，既有來自其他兩大運營商的競爭，更重要的是數據業務對傳統通信業務的沖擊和影響日益嚴重。

在過去兩年中，中國移動的無線上網業務一直保持著翻番勢頭：2011年流量累計3614億MB，同比增長152.1%；2012年業務流量比上年增長187.6%。但是，流量增長并沒有為中國移動創造增收，反而沖擊了通話和短信業務。中國移動的2012年年報顯示，語音業務稅前營業利潤為1505.2億元，較2011年倒退了0.5%。

于是，中國移動出現了這樣一種怪現象：在內部，傳統語音業務被數據業務取代；在外部，自己的數據業務又被其他互聯網公司的OTT業務所沖擊。因此，雖然中國移動的收入和利潤都出現了同比上揚，但增幅已經明顯收窄。從全球范圍看，運營商都面臨著這一風險。

此前，奚國華曾公開表示，除了運營商之間的競爭外，微信等OTT業務是中國移動作為傳統運營商所面對的重要的挑戰者，他稱，“來自互聯網企業的競爭，從我個人來說這個競爭更可怕，因為它對你的傳統業務有替代性，比如微信替代了我們的短信，甚至在一定程度上替代我們的語音。”

可是，迄今為止，中國移動并沒有有效遏制OTT業務的措施。

據本刊記者了解，中國移動曾于2011年9月推出手機通信軟件飛聊，它當時有兩個特色：一是可以發送語音消息，二是跨平臺，同時支持移動、聯通、電信三家運營商的手機號注冊。

飛聊體現出了一些差異化的競爭優勢，但中國移動的商業化推廣遠遠比不上騰訊，飛聊上線兩年后，累計用戶還不足300多萬，無法與有5億用戶的微信相提并論。今年7月，中國移動內部叫停飛聊，承認在OTT業務上的競爭失敗，眼睜睜地看著競爭對手繼續蠶食自己的市場。

因此，中國移動瞄上了有線寬帶領域，希望在“寬帶中國”戰略正式鋪開，及“三網融合”大市場形成之前，能夠在固網業務上有一個基本的布局。

一塊牌照的數年糾葛

在三大電信運營商中，中國移動是唯一一家未實現“全業務”運營的企業，而這段糾結史要追溯到5年前。當時，奚國華在工信部任副部長。

2008年，中國電信業重組，6家運營商合并為3家，中國移動有希望獲得固網牌照，實現和電信、聯通一樣的“全業務”運作，但是，在移動端占據壟斷優勢地位的中國移動沒有延續此前的好運。為了壓制中國移動，工信部準許中國電信和中國聯通同時經營固網和移動業務，同時將實力最弱小的固網寬帶服務提供商鐵通公司劃給了中國移動，成為中國移動的獨立子公司，但后者并沒有為其帶來夢寐以求的固網牌照。

工信部明確規定，中國移動只能利用TD網絡開展無線寬帶業務，有線寬帶業務由鐵通來運營，并且，工信部特別強調“鐵通的固網牌照只能在鐵通內部使用”。

所幸，這個約束的有效期只有3年，工信部這一紙文件（業內稱“686號文”）在2011年年底已經到期。此后，中國移動多次公開表示希望能夠直接獲得固網牌照，而不是由旗下的鐵通公司來運營。彼時，奚國華已從工信部調到中國移動任副董事長，為時任董事長王建宙的退休做接任準備（2012年7月正式接任）。

進入中國移動后，奚國華就曾表示，以往中國移動的市場占有率過大，遭實施不對稱管制，而隨著多年的過渡，希望監管部門可以取消不對稱管制，并希望中國移動可以早日獲得固網牌照。固網牌照在奚國華眼中至關重要，2012年的一次股東大會上，他再次表達了這種愿望。但后來，此事被中國移動高調推動的TD無線座機所湮沒。

“中國移動獲得固網牌照基本上板上釘釘了。”電信行業分析人士付亮向本刊記者表示，在競爭中，電信、聯通都有和寬帶捆綁的家庭套裝，形成了競爭優勢，中國移動拿到牌照后，將對市場形成沖擊，比如聯通在南方，寬帶業務本來就利潤稀薄，移動殺入后市場競爭更趨激烈；而對于原來僅靠轉售盈利的中小寬帶運營商而言，日子會更艱難。

有聯通高層表示，固網牌照對中國移動有很重要的戰略意義，將形成固定寬帶+WIFI+3G /4G的融合模式，等于是打通了整個價值鏈。此外，中移動還具有資金、品牌等多方面優勢，固定和移動兩種業務融合后會對整個市場產生重大影響。

分食大蛋糕

今年8月，國務院了《“寬帶中國”戰略實施方案》，對未來8年寬帶發展目標及路徑進行了部署，這意味著，寬帶首次成為國家戰略性公共基礎設施。根據官方預計，到2015年，信息消費規模將超過3.2萬億元。

面對這樣一個無與倫比的巨大市場，奚國華再次拾起固網牌照舊事，希望能加入到這一領域的角逐。業內人士認為，對于中國移動獲準進入固網寬帶市場，這并不僅是中國移動一方的愿望，在某種程度上，國家寬帶戰略的推進也需要實力最為雄厚的中國移動的加入。

根據此前的“寬帶中國”發展時間表：到2015年，光纖到戶（FTTH）用戶數要達到2700萬，2020年將達到4000萬。

不過，有觀點認為，中國移動即使獲得固網牌照，也不會很快對這一市場形成巨大沖擊。一位電信業從業人員對《IT時代周刊》說，“有線寬帶的局面是‘南電信北聯通’的格局，中移動要改變業務格局并非易事；其次，中國移動現在的當務之急還是在推動國產4G標準（TD—LTE）的商用化，如果再砸巨資在利潤微薄且投資周期漫長的固網寬帶上，現金流會有所吃緊。”

篇7

一、企業面對的是復雜動態環境的具體表現

企業作為一個由復雜要素構成的系統，離不開對復雜動態內外部環境的依賴。企業依賴內外部環境所給予它的物質、信息等資源，再通過提品和服務的方式將他們反饋到環境之中。所謂復雜的動態環境是指環境本身各要素具有難以預測的經常性改變。在當前，復雜的動態環境集中體現在宏觀環境波動不穩、外部競爭日趨激烈以及內部管理的不間斷擾動三個方面。如經濟、社會、技術等因素會在微觀層面對企業活動產生直接的影響，而企業在這些因素影響下往往措手不及；企業所處的直接環境是由企業之間的競爭、購買者、供應者、潛在加入者和替代品五各個方面構成的，這五個方面又都處于不斷變化之中，每個變化都會帶給企業“牽一發而動全身”的效果，如果企業沒有及時捕捉到細微的變化，未能及時作出準確判斷制定出有力的緩沖策略，往往會受到較大沖擊。此外，企業內部管理擾動可能存在于所有管理活動環節中，它是企業系統的功能缺陷和失誤行為兩者交互作用的產物。企業存在功能缺陷和失誤行為勢必會使企業內部出現局部失序現象，從而制約本就處于復雜動態環境下的企業的生存和發展。

二、企業戰略轉型成功的關鍵要素

戰略轉型是使企業擺脫經營困境，應對內外部環境變化而對未來發展方向進行的重大調整。戰略轉型可以看作是企業與變化著的環境不斷對話的過程，其主要目的是確保企業所擁有的特異性知識與企業經營環境相匹配，從而增強企業的市場競爭優勢，促進企業的持續發展。眾多企業管理學專家經過研究普遍認為：進行戰略轉型是企業獲得持續發展的必經之路，然而，戰略轉型的過程既充滿機遇，但也面臨著較大的風險和挑戰，這就需要企業充分把握戰略轉型的成功要素。筆者結合企業戰略轉型實際，以動態能力理論為指導，找到了企業戰略轉型成功的四個關鍵要素：準確把握轉型方向、適時選擇轉型時機；有效執行成功的轉型戰略；構建科學合理的組織體系；有效配置的資源。通過對上述關鍵因素的有效控制，提升企業動態能力，從而為企業成功轉型提供保證。

三、促使企業成功轉型的有效策略

通過對企業戰略轉型成功的關鍵要素分析，筆者認為只有培育并提升企業與復雜環境變化相匹配的動態能力才能實現企業成功轉型。所謂動態能力是組織有目的地創造、拓展或改變資源基礎的能力。國內外理論界對動態能力的構成觀點不一，各說紛紜。筆者在參考借鑒他們的說法的基礎上，結合復雜動態環境下企業戰略轉型這一大背景，將動態能力的構成分為四個部分，即敏感的識別環境變化的能力、汲取新知識并轉化為生產力的能力、企業改革創新的能力、企業對各種資源加以整合的能力。

企業動態能力首先表現在它對機遇的感知，捕獲機遇的能力以及對內部和外部挑戰的應變能力，它在很大程度上影響到企業對轉型方向與時機的把握、轉型戰略的制定及戰略轉型的推進，進而也影響到企業戰略轉型的成功。企業如果打算進行戰略轉型，就必須按著轉型所要經歷的方向識別與時機把握、形成戰略和推進戰略轉型三個階段。企業要想準確識別轉型方向，把握轉型時機，就必須深入分析企業所處的內外部環境，獲取相關信息，準確分析評估企業的各種資源與發展能力是否符合轉型需要。這是一個非常關鍵的階段，很多轉型以失敗告終的企業大多由于未能準確識別轉型方向和把握轉型時機。在此基礎上，企業需要結合現實情況和對轉型方向與時機的把握制定出轉型戰略，這一過程是企業戰略轉型的核心和關鍵。新戰略形成后，企業必須突破原有戰略的束縛，徹底轉換思維方式、以新的戰略理念指導意識和行為的改變。同時，企業還應通過自身的動態能力及時捕捉內外部環境帶來的機遇和挑戰，客觀真實地剖析自身優勢、劣勢，從而實現企業自身資源與能力與外部發展環境相匹配。此外，企業構建科學合理的組織體系，這是因為只有進行組織變革才可以對企業日常運營的慣例與流程進行改變，新的組織體系構架下，組織成員通過學習吸收的動態能力實現新認識和新知識的轉化，這勢必帶來組織成員新能力的提升，進而實現運營流程和經營慣例的變革。戰略轉型也會帶來商業模式發生較大的轉變，為了適應戰略轉型的需要，企業高層還應注重調整、再造商業模式能力的提升，積極組織團隊結合實際調整或再造新的商業模式。只有這一動態能力的提升才能真正推進企業成功的戰略轉型。此外，推進企業戰略轉型的也離不開各種資源與能力的支持。企業此時必須通過動態整合能力實現對各種資源和能力的重塑與整合，這種動態能力對于企業戰略轉型所起的作用也是舉足輕重的。所以，企業必須主動培育這種動態能力，并借助不斷學習積累和知識的汲取為成功轉型打下堅實基礎、為順利轉型提供推動力。

篇8

下面是蘇教版小學數學五年級上冊附錄中的練習題：

下面是某校傳達室各個班級信箱的示意圖：

（1）說說各年級2班信箱的位置，并用數對表示。

（2）如果學校傳達室把寄給王潔的信件放在了（，4）的信箱里，王潔是幾年級的學生？

（3）如果（4，）表示某班級信箱的位置，可能是哪個班？

學生在獨立完成第（2）（3）兩題時，明顯遇到了困難，從與學生的交談中了解到一部分學生對數對（，4）中的含義不明確;還有一部分學生雖然對數對（，4）含義了解得比較清晰，但由于對新知還沒有建立敏感，抓不住解決問題的關鍵，看似簡單的問題卻難住了五年級很多的學生。究竟是什么原因？

分析原因：

1.教材的練習是以靜態文本的方式呈現的，沒有直接形成一個活動的情境，學生無法將自己剛學到的新知與這個練習有效地關聯起來，處理起來不知道找哪個關鍵點。

2.兒童的本性是活動的，這樣的練習是以靜態文本的方式呈現，并不容易吸引活潑好動的兒童的注意力，因此，學生對文本的感知領悟受到了一定的限制，從而對他們解決這一問題帶來了困難。

二、化靜態文本為動態過程的幾個策略

（一）創設“游戲”，化靜為動

基于以上分析，適當調整了教學：

師：談話，你覺得我們剛學的數對有什么作用呢？

生：可以用來確定位置。

師：我們用數對的知識在教室里來玩個確定位置的游戲。老師寫出的數對是教室里誰所在的位置，誰就起立。板書：（4，5）。

師：你為什么站起來？（有一個學生很快站起來。）

生：因為數對（4，5）表示教室里第4列第5行的位置。

教師肯定了學生的回答后，接著板書：（，5）。

學生間小聲議論了后，教室里第5行的同學都站了起來。

師：你們怎么都站起來了？

生：因為數對中第二個數字是5，表示在第5行，而第一個數字是，表示不知道到底在第5行的哪一列，因此，凡是在第5行的都要站起來。

師：同學們的關注點真不錯。

教師接著板書：（5，）。學生能很快做出判斷并且說明理由。然后再讓學生完成書上的這道練習。

在第一個片段中一些學生不能找到解決問題的關鍵，為何做個游戲學生就能很簡單地理解呢？

分析原因：

1.這雖然是一個簡單的游戲，但是這樣的“游戲”，遵循了兒童的心理，激發了學生的興趣，讓他們感到快樂，最后達到一個不同尋常的效果。學生在游戲中不知不覺中學會了知識，還得到了成功的體驗。

2.《義務教育數學課程標準》要求很多的學習內容必須經過學生的親身經歷，很多知識需要學生親身經歷一些過程，才能自主建構，才能把學到的知識“串”起來，再用到這些知識的時候才能關聯起來，解決問題。而這個游戲讓學生實實在在地參與活動，經歷了活動的過程，而且能全身心地投入學習數學的活動中。在活動中合作交流，在活動中親身經歷知識形成的過程，在活動中主動地構建數學知識，因此，達到了事半功倍的效果。“活動是智慧的根源”，也是兒童的經驗建構方式。在活動中學習數學是兒童的一種自由與自覺，因為它擺脫了兒童生疏的紙筆策略，創設了具有真實的、有意義的、支持性的情境，使得數學學習成為“真實的數學學習”。

（二）以教材為基本素材，有效組織，落實活動

學生產生研究數學問題的愿望，往往是由現實問題與已有經驗的沖突引起的。對兒童來說，學數學不應是簡單重復地記數學、背數學、練數學，而更應是自主探究式地“做數學”。因為思維的形成必須從外在的可見活動開始，這既是人類數學經驗的起源，也是兒童心智發展的歷程，兒童需要“用手思考”。教材的活動呈現方式大多為話題，或者一個活動引子，教師作為課程的實施者、開發者，應該根據數學知識的特點，結合實際教學需要，著力改變文本教材的呈現方式，把教材中的虛擬場景轉換成真實可操作的情境，把教材中的一個活動引子變成一系列的活動，使數學學習有利于學生的自主探究。下面以蘇教版二年級上冊《觀察物體》為例，具體闡述。

《觀察物體》這節課，看似活動已經很明確，但光回答問題“下面這些照片分別是誰拍的？”并不能達成教學目標。特別是從左、右面看，學生不經歷現實的情境是無法學會的。一般情況下，有些教師在教學時會把教材的圖片式情境轉變成一個現實的活動，教師會準備一些“猴子”讓學生進行觀察，然后說說：“你觀察到了什么？”這樣的活動，實際上會因為目的性不強而流于形式，沒有真正達到活動的效果。針對以上分析，這節課可以通過三個活動來落實。第一個活動，看照片，找位置。具體安排：把猴子面朝教師放好，組長每人任意分發一張照片，拿到照片后，找到你應該站在猴子的哪一面去觀察就和照片上看到一樣了？想一想，你是怎么找到的？第二個活動，看物體，找照片。具體安排：組長把物體統一朝向教室門那一面，學生觀察物體后，找照片，說說是怎么找到的？第三個活動，換位置，找照片。具體安排：前后、左右交換位置，找照片后說說是怎么找到的？通過這一系列的活動，讓原來操作性不強的活動變得有序起來，生動起來，有效起來。有些時候教材只是一個素材，教師應該著力改變文本教材的呈現方式，開展一系列有效的活動，并且把活動落實到位。

篇9

筆者采用我國2005年～2012年月度數據，使用非線性的門限協整方法，考察了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農產品價格的波動特征和長期趨勢，估計了人民幣匯率和我國農產品市場價格的雙門限誤差修正模型，并對其門限效應進行了檢驗。模型回歸結果證實了短期農產品價格超調后兩者長期均衡路徑的非線性特征：當兩者的偏離達到一定門限水平時，人民幣匯率和農產品市場價格傾向于從相反的方向迅速向長期均衡狀態調整；當這一偏離低于門限水平時，市場自發恢復能力有限，需要政府干預以穩定農產品價格。

關鍵詞：匯率；農產品價格；門限協整；門限誤差修正模型

基金項目：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研究項目（10YJA790129）；湖南省自然科學基金青年基金項目（12JJ6072）；湖南省教育廳科學研究項目（11C0658）

作者簡介：焦 娜（1981-），女，湖南長沙人，經濟學博士，湖南農業大學經濟學院助理研究員，主要從事宏觀經濟研究。

中圖分類號：F3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6-1096（2014）02-0120-06收稿日期：2013-04-09

隨著開放型經濟發展戰略的提出，我國農產品市場的經濟環境將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在大多數農業經濟文獻中，農產品的實際價格由實際供給和需求因素決定，宏觀經濟波動與農產品價格波動之間存在密切聯系。鑒于農產品價格、特別是糧食價格的重要性，深入研究開放經濟中浮動匯率制度下農產品價格的變化特征，對我國的糧食安全和農產品有效供給具有重要的理論指導意義和實際應用價值。

一、文獻綜述

目前，關于人民幣匯率與農產品價格之間關系問題的研究，主要有兩條思路：其一是定性研究人民幣升值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機制和渠道。對于農產品價格短期調整動態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對Frankel（1986）理論的研究和拓展（Lai et al，1996，2005； Saghaian et al，2002）上。Saghaian等（2002）認為線性協整模型能夠經驗上估計出價格的短期動態（超調或者低調系數），也能夠保證變量間的長期穩定關系，但長期貨幣中性在嚴格意義上是不成立的。趙留彥（2007）應用向量GARCH模型考察1988年～2006年的月度數據，并在經驗分析中引入工業品價格，驗證了Lai等（1996）和Saghaian等（2002）的研究結論，認為由于工業品市場價格調整存在滯后性，因而糧食價格存在短期超調的特征。姜楠等（2006）的研究發現，在開放經濟體系下，當出現外匯市場的隨機干擾時，匯率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取決于農產品價格效果與利率效果的相對大小：如果價格效果大于利率效果，則匯率和農產品價格成正向變動；反之，則是反向變動。其二是實證分析人民幣升值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程度。劉藝卓（2010）實證分析了人民幣匯率變動對國內價格的傳遞效應，結果表明，匯率變動對國內農產品價格的傳遞效應相對較小。闕樹玉等（ 2010） 在小型開放經濟體理論框架下對農產品進口價格匯率傳遞彈性進行了估算，發現人民幣匯率波動率過高導致進口農產品價格匯率傳遞彈性較低。周杰琦（2010）、吳文慶等（2012）研究認為，人民幣匯率對國內各種價格水平的傳遞是不完全的。王阿娜（2012）的研究發現，農產品價格與匯率之間存在著顯著的負相關；匯率對農產品價格的影響具有長期效應。溫濤等（2012）應用VAR模型研究了我國糧食價格的波動，發現人民幣匯率短期內對糧食價格的影響不甚明顯，但二者存在長期均衡關系并呈現負相關關系。鄧宏亮（2012）發現運用非線性Granger因果檢驗的方法可以更加全面地了解現階段我國糧食期貨價格與人民幣匯率之間的信息溢出特征。李顯戈等（2013）研究了外部沖擊對國內農產品價格波動的影響，發現人民幣的升值抑制了外部因素對國內農產品的沖擊；同時，國內農產品價格短期的波動通過長期均衡機制向均衡方向調整的速度較快。

縱觀現有文獻，有關農產品市場價格波動的研究主要使用時間序列分析和協整研究，但對具體的長期調整路徑仍未達成共識。門限協整理論認為，不同市場上的同質或相似商品的價格存在長期均衡關系，當價格偏離均衡時，由于套利交易的存在，偏離會迅速回到均衡。以門限值為界，兩者的協整關系呈現差異。Shively（2001）研究了非洲玉米市場，對比了線性模型和門限ARCH模型結果，認為投資成本的存在使農產品價格變化在高方差和低方差系統顯示非線性的調整路徑，當價格變化超過門限值時，價格的波動性會變大，但這波動性不會持續下去。在對我國糧食價格和居民消費價格關系的研究中，劉小銘（2008）指出，交易成本等因素的存在可能導致不連續的價格調整機制；使用1994年～2004年月度數據進行兩狀態門限協整分析的結果顯示，高通脹和低通脹下協整關系是存在差異的，即線性協整難以解釋兩者之間的離散調整動態。秦臻等（2013）建立了對人民幣匯率傳遞兩機制轉換閾值模型，認為人民幣匯率改革加劇了其對農產品價格傳遞的不對稱性，從而加劇了農產品進口價格波動。Wickremasinghe（2009）、Nakagawa（2010） 和Larue等（2010）通過對匯率傳遞的非線性調整特點的閾值（門限）分析，發現交易成本的存在（運輸成本或者菜單成本）是導致匯率傳遞不對稱問題的重要原因。

本文的主要目標是運用Balke等（1997）和Hansen等（2002）的門限協整方法來研究開放經濟條件下我國農產品市場價格的非線性調整。正如Balke等（1997）所指出的，面向長期均衡的調整并不是一直不變的，這意味著在正的偏離情況下收斂到均衡可能會比在負偏離情況下更快（或者相反）。因此，如果證明了非線性調整，那么傳統的向量誤差修正模型就是一個錯誤的設定。隨著中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聯系日益緊密，農產品市場會受到來自國內和國外經濟因素擾動的影響，因而如何維持穩定的農產品價格并且協調農產品國內外市場是今后的重要問題之一。基于此，本文運用門限協整方法來研究我國農產品價格與匯率之間的關系以及農產品市場價格非線性調整的特征。

二、農產品價格的門限協整分析

（一）門限協整方法

本文在Balke等（1997）和Hansen等（2002）研究的基礎上，應用基于門限向量誤差修正模型（TVECM）的Sup-LM檢驗，用Bootstrap方法模擬統計量的漸進分布，探討開放條件下我國農產品價格短期的變化特征及其和匯率之間的長期門限協整關系。該方法的使用包括檢驗門限協整關系的存在（拒絕線性協整存在的原假設）、識別和估計控制狀態轉移系統的參數估計門限參數θ以及每種狀態模型的參數及其標準差。

首先估計協整向量，對農產品價格指數pAt和人民幣實際有效匯率指數rert進行OLS回歸

（二）數據來源與處理

為檢驗開放經濟條件下農產品價格的非線性調整，我們使用2005年1月～2012年7月農業部的全國農產品批發價格月度指數（定基指數）和國際清算銀行（BIS）的月度實際有效匯率指數并取對數值。首先，對樣本序列進行單位根檢驗，然后根據AIC和BIC準則大多數原則選擇適當的滯后階數p=5。表1給出了lnpAt和lnrert的平穩性檢驗的統計量。由ADF和PP平穩性檢驗結果得知，lnpAt和lnrert都是一階單整的I（1）過程。表2為格蘭杰因果檢驗。就長期而言，農產品市場價格與匯率之間存在明顯的格蘭杰因果關系。再根據最優滯后階數進行Johansen協整檢驗，結果見表3。在5%顯著水平下，農產品價格和匯率之間存在協整關系。Balke等（1997）指出，Johansen檢驗是基于高斯線性向量自回歸（VAR），它只能反映系統總體的平均協整水平，而不能檢驗出可能存在的非線性協整關系，因而有必要應用異方差一致LM檢驗統計量確定非線性協整關系――門限效應的存在。檢驗門限系數顯著性的LM檢驗值為14.358246（大于Bootstrap5%的臨界值11.004193），表明存在門限效應。

篇10

【關鍵詞】 層次分析法 中國―東盟自貿區 金融生態

影響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因素，不僅指影響自貿區金融業發展的政治、經濟、社會、文化、法律、人口和自然等外部因素，同時也包括金融制度、金融市場、金融機構、金融產品等金融系統內部各要素。它們是通過信用鏈條和資金媒介形成的相互作用和影響的系統。目前，對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研究稀少，而加強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對促進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和經濟的可持續發展十分重要。鑒于此，本文運用層次分析法分析研究影響和制約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各種因素及各相關要素間的關系，以期找出影響和制約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根本因素及其各種因素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

一、影響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構成要素

中國―東盟自貿區是一個涵蓋11個國家、19億人口、GDP高達6億美元的巨大經濟體，是目前世界人口最多、發展中國家間最大的自貿區。自貿區作為各成員國經濟往來的紐帶，自然會形成自身獨特的金融生態系統。因此，非常有必要研究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及其影響因素。金融生態環境是自貿區金融生態系統正常運行的基礎和保障，良好的金融生態環境可以降低自貿區各成員國的交易成本和金融風險，促進金融資源合理配置，提高金融效率，同時給自貿區的經濟發展提供更多優質的金融產品和服務，服務自貿區經濟的發展。根據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所包括的主要內容和自身的特點，并借鑒中國社會科學院金融研究所和中國人民銀行金融生態課題組共同編寫的《中國城市金融生態環境評價報告》所用的評價指標，確定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構成要素，以金融主體為核心，以經濟發展為基礎，以法規、制度為保障，以信用體系、中介服務體系、宏觀調控體系（國家干預）、貨幣體系（貨幣兌換與結算）和金融市場體系為支撐的、各因素互相影響、相互制約的有機系統。

二、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影響因素評價

1、評價方法簡介

采用層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AHP）進行評價和研究。AHP是一種定性和定量相結合、系統化、層次化的分析方法。它把研究對象作為一個系統，按照分解、比較判斷、綜合的思維方式進行決策，應用范圍十分廣泛。

（1）區間數層次分析法的判斷矩陣。由于人們對事物的認識的多樣性以及評判過程中存在的不確定性和模糊性，不確定性AHP改變了傳統AHP中評估專家在構造矩陣是，比較的結果只是介于1/9與9之間的1個確定數字的模式，而采用1個區間數來加以量化，這樣就較好地解決了數值描述與實際狀態不相符的問題。根據層次分析法1―9標度來定區間數判斷矩陣A（aij）n*n，其中aij=[a― a+]為區間。設矩陣A=（aij）n*n，若對i、j=1、2，...，n均有ij=[a―a+]為區間數，aij=1/aji，且1/9≤a―≤a+≤9，則稱A為區間數判斷矩陣。

（2）區間數單因素排序權重的確定。根據區間數特征根方法，可以得到求區間數判斷矩陣的單因素權重的步驟，及對給定的區間判斷矩陣A=[A―A+]。計算步驟：先求A―、A+屬于其最大特征值的具有正分量歸一化特征向量x―、x+，再根據A―=（a―ij）n*n，計算k和m，最后計算單因素權重向量w=[kw―mw+]。

（3）區間數綜合評價排序權重的確定。因素層指標通過準則層中各層相應父節點指標權重的傳遞，得出其對目標層的權重。具體步驟是先求解各層判斷矩陣得到局部權重，再計算方案對上一層屬性的權重。

2、區間數層次分析法的具體運用

根據已有研究者對影響因素的影響度的確定和征求相關專家意見對各因素的影響度進行評價，作為進行兩兩影響因素進行比較的依據。分析過程如下。

（1）建立層次結構模型。根據專家意見和工作實踐，對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評估所涉及的因素進行分類，構造各因素之間相互聯結的遞階層次結構。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評估指標體系分三層：第一層為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整體水平這一總目標A;第二層準則層，包括經濟基礎B1、金融發展B2、中介服務B3、信用環境B4、法規、制度B5、國家干預B6、貨幣流通B7、貿易結算B8共8項指標;第三層指標層，主要包括發展水平C1、可持續發展能力C2、開放度C3、人民生活及保障水平C4、產業結構C5、開放度C6、銀行業發展C7、證券保險業發展C8、金融監管C9、中介發展C10、中介監管C11、服務體系完善度C12、商業信用C13、社會信用C14、銀行信用C15、法制環境C16、法律制度完善程度C17、執法能力C18、企業、產品審批管制C19、跨境產品貿易稅C20、政府干預C21、行政效率C22、貨幣認可度C23、貨幣真偽辨識度C24、匯率C25、結算方式C26、結算制度健全度C27、貿易水平C28。在評價指標體系中，既有定量化因素，又有定性化因素，且相互影響、相互制約。評價指標選取的原則是以盡量少的指標反映最主要和最全面的信息。

（2）構造比較尺度。依據比較的尺度和判斷原理，運用模糊數學理論得到如下比較尺度：“1”指同等重要，即兩個要素具有同等的重要性;“3”指稍微重要，即一個要素較另一個稍微重要;“5”指相當重要，即根據經驗與判斷，強烈傾向于某一要素;“7”指明顯重要，即實際上傾向于某一要素;“9”指絕對重要，即一個要素明顯強于另一個要素。“2”、“4”、“6”、“8”是用于上述標準的折中值。

（3）區間數層次分析。根據AHP標度法，對同層次因素之間相對其上層因素的重要性進行兩兩比較，得到的區間數比較結構構成區間數判斷矩陣。運用yaahp層次分析軟件，得到區間數比較結果構成區間數判斷矩陣，計算出各準則層、指標層的單因素權重，最終計算出綜合評價權重，如表1。

以上各判斷矩陣均通過一致性檢驗，因為其CR值都小于0.1，其隨機一致性指標如表2。

由表3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準則層各因素B1―B8區間數權重中B1[0.3104，0.4]的權重最大，說明經濟基礎是影響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最重要因素。第二，B1的指標層中C1的權重[0.4302，0.4497]區間最大，說明經濟發展水平對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建設影響最大。第三，除了經濟發展是影響金融生態環境的最重要因素外，金融發展水平也是一個影響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其區間數權重B2[0.233，0.2368]，其中銀行業發展C7的影響最大，其區間數權重[0.4824，0.6081]。此外，法律制度完善程度、C17政府干預C21、金融中介發展C10和法制環境C16等因素對金融生態環境影響也很大。第四，準則層中比較重要的因素有國家干預、法規制度和信用環境，其區間數權重分別為[0.0828，0.1623]、[0.0828，0.1062]和[0.0786，

0.0889]。國家干預和法規制度的區間數權重幾乎相等，說明二者對金融生態環境影響的重要程度大致相同。

三、結論和政策建議

1、基本結論

（1）研究結果科學、準確、符合實際。由實證分析可以看出，本文建立的評價模型是面向目標和面向過程相統一的。除了可以得到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綜合評價權重外，在逐級評價過程中，還可以得到以下結論：第一，準則層中，對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影響比較重要的因素有經濟基礎、金融發展、國家干預、法律制度和信用環境等;指標層中，比較重要的影響因素有經濟發展水平、銀行業發展、法律制度完善程度、政府干預、金融中介發展和法制環境等。第二，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組成要素中各方面的發展狀況及其對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如自貿區金融發展中的金融發展深度、銀行業、證券保險業等;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各組成要素的發展狀況及其對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程度，如經濟基礎、信用環境、法律法規制度和國家干預等。根據評定過程中得到上述研究結果，可以分析影響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主要因素，進而針對性地做出決策，從而解決主要矛盾，確保更好地優化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

（2）構建了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標體系。根據層次分析法基本原理建立了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綜合評價指標體系，確定28個評價指標，并利用層次分析法計算指標權重，且通過判斷矩陣一致性檢驗確定合理的權重。

（3）運用評判模型研究了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的影響因素。用層次分析法和區間數理論建立評判模型對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進行分析，避免了因素過多而難于分配權重的弊端，也避免了單因素決策的片面性，能夠做出更為科學、準確、有理論依據的判斷。

2、政策建議

（1）深化中國與東盟各國的合作與交流，大力推進自貿區經濟發展。研究和實踐均證明，經濟是金融發展和金融環境優化的物質基礎，優化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必須把發展經濟放在首位。經濟發展推動金融發展和金融生態環境優化，金融發展和金融生態環境優化反過來又會促進經濟發展，最終實現經濟增長與金融發展的良性互動。而中國―東盟自貿區的經濟發展，離不開自貿區內各成員國的合作與交流，尤其是中國與東盟國家的合作與交流。

（2）推力推進制度創新，完善自貿區的法律法規制度。法律法規制度是經濟與金融發展的重要保障，更是影響和制約金融生態環境的重要因素。為了進一步優化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必須推進制度創新，構建自貿區的法律法規制度體系。可以考慮成立由自貿區各國參與的金融監管與協調機構，根據國際法和國際準則，共同研究制定相關法律法規制度。

（3）構建中國―東盟自貿區社會信用體系。成立由中國―東盟各國參與、信息共享的自貿區征信體系，包括信用制度、管理機構、征信機構、信用文化與信用教育機構以及信用數據庫建設等內容。盡量使自貿區各國政府達成共識，取得自貿區各國政府的大力支持，這是構建中國―東盟自貿區信用體系的首要條件;由自貿區各國共同參與成立信用管理機構，并由該機構負責與自貿區內各國政府磋商、協調和溝通，制定相關信用管理制度，征集信用數據資料，組織并實施信用教育，宣傳推廣誠實守信的信用文化，形成良好的信用環境;由自貿區各國共同參與、共同投資構建信息共享的信用網絡和信用數據庫。

（注：本文是國家社科基金項目《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框架下西南邊疆離岸金融中心布局研究》（項目號：11BJY144）和廣西區哲學社會科學基金基金項目《基于生態理論的中國―東盟自貿區金融生態環境建設研究》（項目號：13FJY002）的階段性成果。）

【參考文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