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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警務的概念

警務，英文為“Policing”，一般指警察行為。“警務”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為：“警察在維護社會治安方面的事務。”英文中“Police”可以作為名詞或動詞使用。在它作動詞時，意為警察行為，如警察控制、維護等。“Policing”則指全部警察行為的總和，譯為警察工作。中國臺灣地區常譯為“警政”，而大陸則習慣譯為“警務”。我們把有關中外警察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司法職能之全部職務活動，也就是中國俗稱的“警察（公安）業務工作”，稱為“警務”。【1】

（一）傳統意義上的警務概念及其局限性

英國警學專家約翰?安德遜在《自由警務論》中對“警務”概念做了狹義與廣義之分。他認為：“狹義警務即指警察隊伍所干的事情；而廣義警務則指由社會各個部門所實施的打擊犯罪、維護治安的行為。”國內學者認為：狹義的警務指警察實施的行為，廣義的警務指全社會實施的維護治安、打擊犯罪的行為。 【2】

傳統意義上的警務即為狹義上的警務，認為警務即為警察行為的總和。這種觀點單純從行為的主體出發去定義“警務”的概念，即一行為是否為警務僅僅只是看其是否為警察的行為。顯然，這種觀念有明顯的局限性。當人們為了尋求安全的社會環境而組成國家授予政府權力后，政府所實施的一切維護社會秩序的行為都是現代意義上的“警務”。而警察則產生于人類進入工業時代以后，所以，現代意義上“警務”的產生先于現代意義上的警察。

傳統意義上的狹義警務的定義僅僅從主體出發，尤其明顯的局限性。傳統意義上廣義警務的定義雖然突出了警務的目的功能，但也沒有完全脫離以主體為標準。從警務產生的淵源不難看出，警務是維護社會秩序、滿足人類安全需求這一功能性目的產物。所以，對警務的定義應以其功能性目的為標準。在《美國警務熱點問題研究》一書中，警務概念被解釋為一系列的功能和服務，既包括傳統的執法反應，如刑事調查、逮捕，也包括旨在改善社區整體生活質量的預防犯罪活動。【3】

（二）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的警務概念

多元警務是指多種主體共同參與的維護公共安全和公共秩序的工作。多元警務的興起是社會經濟不斷發展進步的產物，是現代社會警務工作進化的趨勢。多元警務的興起有其時代必然性：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國與國之間的經濟社會聯系日益緊密，科技的發展和文化的交融使得世界范圍內地理上的界限不再是難以逾越的鴻溝。而信息時代的來臨使得社會分工也日趨精細科學，社會各部門之間以及人與人之間的協作、協同日益成為整個社會前進的推動力。在這樣的背景下，多元化的社會對于安全的需求也不再有單一的標準。

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警務概念該如何定義，國內學者郭太生教授對國外有關警務的概念進行了歸納，指出，警務是廣義的、分層次的：第一是作為法律規范過程的警務；第二是作為警察工作的警務；第三是作為以提供安全、維護秩序、控制社會、維護和平、預防犯罪為核心的警務；第四是作為提供安全的警務；第五是作為治理的警務。【4】可以看出，多元警務下警務應該是一個綜合體的概念。它不僅僅是傳統意義上從主體層面界定的警務概念，而是為全社會提供安全服務、供給秩序產品的一切行為的綜合體。

與傳統的警務概念不同呢，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警務概念，更多的著眼于對社會安全需求的供給上。它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某一特定主體的行為，而是為了滿足社會多元化安全需求這一目的，多個主體所實施的行為的總和。簡而言之，在多元化警務興起的背景下，我們應從提供安全和秩序服務這一功能性目的出發去定義警務的概念。即多元化警務興起背景下警務的概念是一個功能導向性的概念，它所具有的新的要素即為新的時代背景下人們對于多元化警務的需求。

二、多元警務興起背景下社會治安治理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多元警務的興起是一個不爭的事實，甚至于普通人通過各種信息傳播渠道都可以了解到社區警務、微博警務等相對專業化的名詞。多元警務是適應社會發展需求的產物，警務發展的趨勢和潮流。歷史大的發展方向是不可逆的，那么我們就有必要分析研究在多元化警務興起的背景下社會治安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一）多元警務興起的社會環境

進入新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爆炸性發展，信息時代的魅力愈加彰顯無遺。上世紀末我們還沉浸于互聯網科技所帶來的信息交流的便利中，感嘆于科技對生活的改變、對人類社會發展的重要作用。短短十年之后，移動互聯網已然快要取代傳統互聯網生態，全方位的滲透和影響著我們的日常生活。在這樣一個變革迅速的時代，人們對于安全的需求是亙古不變的，只是在形式上有了新的要求，多元警務便在新的社會環境下應時而生。

1.社會組織結構的變化。改革開放以來，社會組織結構總的變化趨勢是一元化轉向多元化、由集中型變為松散型。改革開放以前，個人食物的供給、住房教育資源的分配、醫療服務的提供等等，都依賴于個人所依附集體的提供。隨著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個人開始有能力拜托集體的束縛，創造出更多的物質財富。少數人的成功范使得越來越多的人嘗試脫離集體，投入市場經濟的大潮之中，隨之而來的就是各種社會組織結構的變革。在此過程中，市場作為資源分配的基礎起到了主要作用，但是政府在宏觀調控上的作用也不容忽視。譬如九十年代的國企改革，很多巨無霸量級的國企進行了破產重組或者是私有化改革，很多人脫離了原集體組成了市場經濟下的新的細胞。社會組織結構也日益呈多元化發展。

2.人口組成分布的變化。人口組成上的主要特點是人口老齡化程度不斷增加，人口分布上的主要特點是人口流動性極大。長期堅持實施的計劃生育政策使中國在過去三十年少出生四億人，也使中國的人口老齡化問題日益嚴重。改革開放后的三十年來，中華大地上出現了歷史上任何一次人口大遷徙都不能與之相比的巨大的人口流動。東南沿海的率先開放吸引了很多勞動密集型產業入駐，隨之而來的是大批的中西部務工人群。這些遠道而來的務工者在為社會創造財富的同時也改善了自己家庭的生活，直到現在我們依然要感謝他們對中國經濟起飛所做出的貢獻。務工潮的出現是的現階段中國人口的特點之一就是流動性極大，過去政府對于人口流動強大的控制力已不復存在。

3.國退民進，政府控制力的下降。改革開放之前，我國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企業基本都是全民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其中全民所有制占絕對主導地位。改革開放以來，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國有經濟實行戰略性調整，國有經濟比重顯著降低。所以說改革開放三十年來，國退民進是大趨勢。國進民退所帶來的影響之一就是政府的控制力的下降。計劃經濟時期政府直接控制著全社會的生產生活的安排，通過各種供給制度嚴格限制著個人的活動范圍。市場經濟環境下政府應該回歸于它的角色，而不是過度參與到經濟活動之中，以及對于公民活動的控制。

（二）社會治安治理面臨的機遇和挑戰

多元化警務是適應新的社會環境產生的，產生的因素包括社會環境的復雜化、人們對于安全需求的多元化等等。社會的大變革預示著政府提供的單一化警務服務已不能滿足社會的全部需求，社會治安治理的主體不能再僅限于警察等公務人員，引導社會力量參與到水治安維護的時機已經到來。多元化警務興起的背景下，社會治安治理面臨著與以往不同的局面。總的來說，機遇與挑戰并存。

1.社會參與度增加，綜合管理的難度加大。多元警務背景下突出的特點是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的廣度和深度都大幅度提高。社會力量的參與，在維護社會治安之一大的功能性目的導向下有很多益處。但我們不能忽視一個問題：如果社會力量在參與維護社會治安的過程中侵犯了其他公民或法人的合法利益，該怎么處理？當然，在民法通則和刑法上，可以援引諸如“緊急避險”等理論進行解決。但在預防為主的理念下，我們該如何防范這種情況的發生呢？只有規范對相關社會力量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的管理。譬如近幾年社會上興起的私家偵探。不可否認，在訴訟爆炸的今天，私家偵探在幫助公民搜集證據、贏得訴訟上相對于公權力部門有很大的便利。但在這個過程中，往往又會發生侵犯公民隱私權等違法問題。規范對相關社會力量的管理，引導其依法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才能最大程度避免其負面的影響。

2.多元警務下社會參與主體的合法性問題。在多元警務背景下，社會參與度增加，維護社會治安的主體隨之多元化，主體的合法性問題就產生了。在公職人員作為單一主體維護社會治安時，其具有法律法規所賦予的相關職權，主體的合法性問題無需探討。但是在多元警務背景下，參與維護社會治安治理的主體不再是單一的警察等公職人員，那么其他主體在行使相關權利時的合法性就使人產生質疑了。

以保安服務行業為例。保安服務業在當下發展十分迅猛，每個人的日常生活都或多或少的與保安有接觸。但是我國當前并沒有專門的保安法，只有國務院頒布的作為行政法規的額《保安服務管理條例》，對保安法律定位的缺失導致了一系列的問題。例如根據《保安服務管理條例》第二十九條的規定：保安員應當及時制止發生在服務區域內的違法犯罪行為，對制止無效的違法犯罪行為應當立即報警，同時采取措施保護現場。但同樣是上述條例帶三十條規定：保安員不得限制他人人身自由、搜查他人身體或者侮辱、毆打他人。也就是說，保安在制止違法犯罪行為時，他在法律上并沒有特殊的主體地位，他是作為一個普通公民在從事維護社會治安秩序的工作。在發生糾紛時，他不能援引法律條文中適用于特殊主體的相關條文維護自身的權益。這顯然是不合理的，解決這個問題只有不斷完善相關法律法規，構建合理的規章制度，保障參與到社會治安治理中的相關社會力量的權益。

三、現有警務模式及社會治安治理路徑的創新

（一）現有警務模式

1.國內關于警務模式的提法很多，但主要以警察為核心，圍繞“警察到底是什么”“警察該干什么”“警察該怎么干”等問題進行研究，即以警察工作為導向來定義警務模式。概括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種說法：以警務活動的領域為標準分為社區警務模式、微博警務模式、單位警務模式；以警務手段定義為標準分為情報主導警務模式、電子警務模式、信息警務模式；以警務理念界定為標準分為民生警務模式、合作警務模式、贊同式警務模式。近年來也有學者提出，警務模式是具體的行為方式與內在附著的警務理念與目標動機的統一體。

2.國外關于警務模式這一概念，都以“policing”所囊括。國外學者的研究中，按照主體劃分的警務模式包括：

（1）公共警務，即“public policing”。公共警務以警察為主體，以法律為依據行使權力，其工作范圍是維護公共安全與公共秩序，具有較強的國家意志性和強制性。它主要通過解決爭端、管制交通、打擊犯罪以及承擔一系列其他任務發揮作用，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主要體現為控制。

（2）私人警務，即“private policing”。一般認為，私人警務以除警察之外的警務機構為主體，如保安、社區援助官，以法規或警察的授權為行使權力的依據，以參與社會管理的方式提供安全服務及進行安全防范，其工作范圍是特定安全與秩序的維護，主要通過巡邏監視、報警和監控來發揮作用。鮑登認為，“在英國，私人警務形成了公共警務本身的最初核心”。萊斯?約翰斯頓則認為，現代警務從來就沒有被公共部門所壟斷，并且在結構劇烈轉變的時候，公共警務與私人警務之間的平衡也許要重新考慮。所以，“任何對于當代警務工作的嚴謹分析研究都應該集中在整體的多樣性之上”。

（3）混合警務，即“hybrid policing”。胡根布姆認為，混合警務包括刑事司法系統之外的不同社會控制機構之間各種形式的合作（1991）。萊斯?約翰斯頓認為，混合警務“由部門身份不清的組織承擔”，如保衛市政安全或單方街頭巡邏的不宣誓、穿制服的人員團體。其中有兩種形式尤其重要：一是在公共和私人兩大領域均有立足點的某些組織機構，比如提供調查服務的公共機構（如郵政調查處）；二是有些公共警務組織的“公共性”可以不受它們在“公共場所”進行常規部署的影響（如原子能機構警察局是法定的公共警察機構，然而它們對之負責的公眾是狹義的）。【5】

（4）自我警務，即“self policing”。萊斯?約翰斯頓認為，自我警務是個人和團體在政府沒有認可和支持的情況下參與的治安維持活動，是一種“公民自治”的體現。雖然難以提供具體數字證明，但還是有理由相信居民自己組織的維持治安活動日漸重要。這種警務容易走向極端，有可能危及普通公民的人身財產安全，但如果加以合理引導也可以承擔一些基礎性的治安維持工作。

（二）社會治安治理路徑的創新

建國以來，我國社會治安治理經過幾十年的摸索和經驗的積累，逐漸形成了自己富有特色的工作方針和指導原則。我國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方針是：在各級黨委和政府的統一領導下，充分發揮公安司法機關的職能作用，廣泛組織社會各方面的力量協調一致、齊抓共管，依靠廣大人民群眾，運用政治的、經濟的、行政的、法律的、文化的、教育的多種手段，預防和打擊違法犯罪人員，逐步限制、消除產生違法犯罪的土壤和條件，建立良好的穩定的社會秩序，保障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的順利進行，保護人民安居樂業，維護國家長治久安。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原則是：打防并舉，標本兼治，重在治本；誰主管，誰負責；屬地管理。【6】

我國現有的社會治安治理的指導方針和原則是經過長時間經驗教訓的積累總結出來的，無疑是適合我國國情的合理的理論。但是信息時代下社會經濟的發展日新月異，我們不能一成不變的簡單重復已有的理論，我們仍然要繼續完善現有的警務模式，創新社會治安治理的路徑。惡性案件、群體性事件甚至恐怖襲擊事件的接連發生已經給我們敲響了警鐘，創新社會治安治理路徑已經刻不容緩。

1.社區警務。社區警務是在政府倡導和警方積極參與及指導下，充分依靠社區力量，利用社區資源，強化社區功能，以調查、發現和解決社區治安問題為導向，以預防減少社區犯罪為根本目標，不斷增強公眾安全感，提高社區居民生活質量的治安戰略思想及戰術方法。社區警務為使社會治安綜合治理落實到社區奠定了理論基礎，提供了基層平臺和可操作的基本單位，是社會治安資源和力量整合的基礎工程。社區警務既是一種新型的警務理念，又是一種新型的警務戰略，同時還包括一系列新型的可操作的警務工作方法等。【7】

社區警務是六七十年代興起于歐美發達國家的警務理念，如今是流星于世界各國的一種主流的警務研究歷年和警務改革探討的方向。社區警務以其先進的理念獲得了眾多的支持者，他們認為社區警務能夠深度發掘社區力量參與到犯罪預防與犯罪控制中來，有著以往各種警務模式不可比擬的優勢。第一，社區警務可以深入到公眾日常生活之中，能夠第一時間發現并傳送違法犯罪的信息線索，對于違法犯罪的控制力度空前加強。第二，社區警務在控制假釋緩刑人員及有犯罪記錄人員方面的效果強于以往警務模式，對于吸毒販毒等違法犯罪行為也頗具威懾。

2.危機警務。危機是一種嚴重威脅社會生態系統基本結構和基本價值規范的突發性緊急事態。在這種事態中，決策者必須在很短的時間內，在極不確定的情況下作出關鍵性決策，才能防止事態繼續嚴重惡化。危機管理是政府及其職能部門通過建立危機應對機制，制定危機應急預案，并在危機發生時依法采取一系列必要措施，防范、化解危機，恢復社會秩序，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和諧健康發展的一種特殊狀態下的的公共安全管理活動。危機警務則是政府在危機管理中正確運用警察力量、發揮警察治安職能的工作。包括依法確定警察部門參與危機處理的職責、任務和權限，明確警察部門在政府危機管理體系中的地位與作用，制定和實施警察部門參與危機管理的戰略原則及戰術方法等。與警察部門履行維護社會治安和預防控制刑事犯罪職能的常規警務相對而言，危機警務是警察部門在危機狀態下履行治安行政管理和刑事執法職能的非常規警務，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重要內容和強力措施。【8】

在全球化、信息化趨勢加快和國內“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新時期，由于自然因素、人為事故及各種社會矛盾所引發的危機事件頻繁發生，已經成為影響當代社會發展和人們生活秩序的重要社會現象。例如各地頻繁發生的群體性事件以及嚴重威脅國家安全的恐怖組織所實施的恐怖事件。有效實施危機管理已經成為政府公共安全管理的一項重要職能。其中，以在危機應對中正確運用警察力量、發揮警察治安職能為核心的危機警務，對于政府有效實施危機管理則發揮著至關重要的職能作用。無論是自然災害危機，還是社會性危機，其危機狀態下國家安全的保護和治安秩序的維護，人民群眾生命財產和國家財產的緊急救助與保護，以及對那些趁火打劫進行違法犯罪活動者的嚴厲打擊等，都既是政府危機管理的重要內容和強力措施，更是警察部門的法定職責。

篇2

[關鍵詞]公共安全；治理理論；社會參與

[中圖分類號]D6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2-2426（2014）08-0067-05

社會發展現代進程中，一定會經歷一個或多個社會轉型期。這些轉型期各有特點，但社會問題頻發是任何轉型期社會的共性。同時，國家政府在治理轉型期出現的社會問題的的能力和經驗不足，因此對新的問題解決針對性往往較差。而公共安全問題在眾多社會問題當中處于相對重要的地位，應對公共安全問題不容馬虎。由于轉型期政府能力、經驗的局限，其他社會力量就要分擔相應的責任。中國在轉型期社會參與治理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與其他國家有著“共性”，同時也存在著自身的“個性”，在治理效果上經驗與教訓并存。

一、現實挑戰：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

轉型社會是社會發展必須經歷的中間期，往往是從傳統到現代，從封閉到開放的一個過程。這個時期，社會的結構、體制都將出現改變，在經濟、政治、文化上出現多種觀念并存的現象。多元化的共存就難免引發社會問題，公共安全問題也包含在其中。而轉型社會中的公共安全問題會給社會帶來更大的隱患，同時也直接關系到社會是否可以平穩度過轉型期。

（一）轉型期社會的特點

關于轉型期社會的特點不同的學者研究后都有著各自的結論。研究東歐國家社會轉型的外國學者Helga A?Welsh認為，轉型期社會應該有以下五大特征：第一，轉型是在相對有限的時間的制約下，處理某些相對重要的問題。第二，轉型期過程和結果都具有極大的不確定性。第三，轉型期迅速擴大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需求，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結構。第四，轉型是以精英為中心的，大眾動員只是臨時的。第五，轉型包含商討和談判[1]。而研究泰國、菲律賓的學者Fred W?Riggs則認為，轉型社會有三個特征：異質性、形式主義和重疊性。我國臺灣學者金耀基對這三個特征又進行了更為具體的解釋：“異質性”就是心態意識與物理環境上的廣泛混合現象，即在經濟上，自足的經濟制度與市場制度并存；在政治上，威權主義觀念與民主觀念并存；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西化派與保守派并存；在社會上，傳統的家庭制度與現代的社會組織并存。“形式主義”就是“應然”與“實然”的脫節，表現為制度制定與制度實踐的背離。“重疊性”傳統社會與現代社會的各種特征在轉型社會中重疊并存[2]。

綜合以上三位學者的觀點，很容易得出轉型社會的特點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第一，國家治理能力不足。社會轉型必然會挑戰原有的國家結構、法規制度，同時也對國家治理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國家原有的治理能力和經驗就顯得相對有限。就像Welsh所說的威權主義結構出現了改變。也像金耀基所解釋的“形式主義”，也就是制度的制定與實踐出現了脫節。第二，社會治理要素多元。轉型期的社會就是一個多元的社會，其治理的主體和對象都存在多樣性和可變性。這主要是因為，轉型社會既有轉型前的傳統社會的特征又具備其目標現代社會的一些特點。這就使社會治理要素也要多元和不確定。這種與Welsh認為的轉型過程結果不確定性相符。而Riggs認為的“重疊性”和“異質性”也可以在某種程度上歸于這一特點。第三，治理活動參與加強。由于轉型國家治理能力有限，社會組織和公民參與社會治理就必然得到加強。這也是新的治理模式的一個顯著特點。也就是Welsh所講的政治參與和政治溝通的需求擴大，以及轉型必然包括的商討和談判活動。

（二）公共安全與傳統安全

傳統安全主要是指國家安全，即以政治安全和軍事安全為核心內容的安全問題，如國家的統治、社會秩序的穩定、領土的完整、核心價值的保護等等。這些安全問題往往是國家來主導。隨著冷戰的結束，和平和發展成為世界主題。非國家安全問題日漸突出，于是國際社會提出了新的安全概念――非傳統安全。非傳統安全是一個相對概念，主要指國家安全以外的安全問題。雖然現階段學界還沒有一個統一的提法，但通常會把公共安全歸入非傳統安全。而公共安全區別傳統安全的最主要的特征就是公共安全不再是由國家來主導，越來越多的社會參與成分滲透到公共安全當中。那什么是公共安全呢？學界雖沒有統一的概念，但其主要內涵應該包括關系公民生命、公民權利、公共財產和公共秩序等問題的安全范疇。區別于傳統安全，公共安全更加注重個人的價值，是以人為本思想做指導去思考安全問題。也可以認為國家安全屬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國防、等），而公共安全則關注低于政治安全高度的安全范疇（如環境污染、能源危機、恐怖犯罪等）。近些年，越來越多的國家開始重視公共安全問題，原因是在和平時期公共安全對社會生活的影響遠超過傳統安全。而轉型期社會問題突現，公共安全問題也處于多發態勢。并且如果不重視公共安全問題，有些問題將會被發酵上升到政治安全乃至國家安全層面。

（三）公共安全問題給轉型期社會提出了新的挑戰

轉型期是社會發展的必須經過的過渡期，其主要目的是為了社會良性發展，達到預定或者說是期望的目標。但由于轉型社會的自身特點。使其必須面對包括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諸多挑戰。首先，轉型期一定會是一個公共安全問題的頻發期。由于轉型期社會的多元性的特點，勢必會使社會產生出各種矛盾。文化間的差異，價值觀上的分歧使整個社會都陷入在這樣或那樣的矛盾沖突中。在這樣轉型社會的大背景下，隨著眾多矛盾的集合，挑戰社會整體的包容極限，社會問題隱患加劇，導致公共安全問題頻發。國外一些國家在轉型期的數據就能證明這一點。匈牙利在上世紀80年代末至90年代的轉型期中犯罪率激增，僅1988年到1989年人均犯罪率增加了22%，1989年到1990年增加了54%。而波蘭在1989年到1990年轉型期間，侵害社會財產的人均犯罪率增加了一倍[3]。

二、效果有限：政府單方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困難

國家通過政府進行治理。政府的治理能力與需要其解決的社會問題是存在一定的差距的。政府不可能也不應該解決全部的社會問題，有眾多理論支持這個觀點。但在轉型社會，由于社會在該歷史階段存在的特點，政府能力在應對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社會問題上的能力差距明顯加大。政府僅靠自身的努力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成效有限。

（一）政府是有限的政府

“有限政府”是指政府自身在規模、職能、權力和行為上受到法律和社會的嚴格限制和有效制約。這也是當今社會對政府內含比較統一的看法。政府不應該也不可能是一個無限的政府，特別是在日新月異的當代。關于這一點以往的不同學派的學者都得出相同的診斷。以霍布斯、洛克等人為代表的社會契約論者認為，為了保障個人權利，尤其是財產權，人們便在理性基礎上通過契約結成一個共同體，把自己的權利委托給一個更高的公共權威――政府。這就不難看出，政府是個人把權利讓渡出來一部分形成的，所以其權利和能力就會有邊界。而性惡論支撐下的古希臘的學者認為，“一些有權力的人都容易濫用權力，這是萬古不易的一條經驗。有權利的人使用權力一直到遇到界限的地方才休止[4]”。也就是說任何權力，包括政府的權力，必須要受到限制。而第三個對有限政府影響深遠的理論派別當數西方經濟學界的自由主義。該理論認為，在商品經濟中，每個人都以追求自己利益為目的，在一只“看不見的手”的指導下，通過市場機制自發進行調節，因此政府干預是多余的。“管得最少的政府就是最好的政府”。這與中國道家的“無為而治”在某種程度上有著一定的一致性。這種理論不但希望政治是有限政府，甚至希望政府在治理上是一個“沒有任何作為”的政府。

（二）以往治理經驗不適應轉型期

中國雖然有著改革開放30多年的社會治理經驗，并且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也被反復驗證其科學性和有效性。但經驗永遠只代表過去，當今世界發展日新月異，同時中國又進入社會轉型期。無論是在世界的大背景下，還是在國內發展的現狀下，轉型期社會的發展不平衡，多重矛盾并發的現象屢見不鮮。相對傳統安全問題對治理的挑戰，在現階段應對公共安全問題的基礎條件較差。缺乏相應的治理經驗，同時以往總結的經驗教訓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可操作性差。公共安全問題成為已當前凸顯的重大社會問題。

1.以往的治理經驗不是在多變的社會轉型期總結出來的。我國改革開放30多年來，特別是前10年，我們取得飛速發展的成績，也總結出一些寶貴的經驗。但那都是在社會相對穩定、世界局勢相對簡單的歷史背景下總結出來的，美國還沒有把中國作為主要的競爭對手。考慮到當時中國的經濟總量，周邊的國家也沒有把中國當作“威脅”。隨著蘇聯的解體，中國經濟總量達到世界第二（美日的主要競爭對手），中國人均收入進入“中等發達國家陷阱”階段。以往的經驗都沒有考慮到這些問題所引發的連鎖反應。

2.轉型社會的的特點，及近年的新技術的應用使以往的治理經驗失效。轉型社會多重矛盾共存，社會要素多元到應對的治理方式要多元，反應迅速。特別是以信息技術為代表的新技術的介入，讓治理更加復雜。就以輿情控制為例，改革開放初期，政府只需管理好傳統媒體，就不會出輿情失控的情況，因為離開傳統媒體，輿情的傳播基本上只能靠口耳相傳。但如今在新媒體，“微媒體”的沖擊下，任何信息都可能被6億網民中的一員傳到互聯網上，也可能被5億手機網民中的一員用手機即時上傳互聯網上（數據來源2014年1月《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這些信息可以是文字，圖片，甚至是視頻。以往政治對輿情的治理經驗基本上失效。

3.隨著社會的發展進步，新的公共安全問題政府要從頭開始認識和應對。社會的發展必然會出現這樣或那樣的新的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在轉型期有些新問題是沒有經驗可以遵循的。以外來生物入侵和PM2.5等公共安全問題為例，在社會發展沒有達到一定的水平前提下，這兩類問題都沒有引起充分的重視，隨著環境承載力的飽和，該類問題出現端倪。PM2.5引發的霧霾等環境問題：據不完全統計，2013年1月，亞洲開發銀行與清華大學公布的報告稱，中國空氣污染每年造成的經濟損失，基于疾病成本估計為6232億元人民幣，基于支付意愿估算則達到19734億元人民幣（以2012年中國GDP為基數）；而外來物種入侵上僅馬鈴薯蟲等十余種外來有害生物，每年造成的損失超過574億元人民幣（國家環保總局公布數據）。這些新的公共安全類問題，都需要政府在沒有以往經驗的基礎上重新認識應對。

（三）政府解決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現實困境

轉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已被中國政府充分認識，同時也積極地制定對策。雖然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相應的效果，但由于轉型社會的特點，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存在以下幾點現實困境。

1.政府解決公共安全問題需要多部門聯動，對政府負擔較大。公共安全問題涉獵范圍廣，特別是在轉型社會，不僅涉獵廣而且頻發。這就要求政府各部門要進行聯動。僅拿遼寧某市反恐怖工作領導小組成員來看，僅反恐這一類公共安全問題就要求51個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來聯動配合。雖然這種安排會達到高效，但同時也給相應的機關部門、企事業單位帶來一定的工作負擔。政府治理成本較高。

2.僅靠政府自身對轉型社會的信息收集效果不理想。政府治理制定制度要求前期的信息收集，資料整理。轉型社會的資料信息是多樣的，也是多變的。并且有時要需要特定的專業知識。但由于政府用人制度的限制，無論是人員數量還是人員素質都很難與轉型社會完全匹配。專業知識欠缺同時困擾政府相關部門。這樣就對信息的收集時間上出現時滯，質量上也存在缺陷。

3.政府治理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制定脫節。針對轉型社會頻發的公共安全問題，我國政策的制定速度明顯滿足不了。我國現在針對公共安全問題的政策基本停留在《辦法》層面，很少有相應的法規、法律與之相適應。特別是針對近些年來多發的網絡輿情、，大都應用《治安管理處罰條例》中的幾條處理，針對性和可操作性均不強。

三、有效補充：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作用凸顯

轉型社會的一大特點，就是社會參與意愿強烈。在這個時期里越來越多的社會組織強大起來，隨著其實力的增強，其政治參與愿望也隨之強烈。而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提出的國家治理體制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目標，也要求國家治理要有一個新的變革。這個變革不可單靠政府單方的力量，還要把社會組織的力量加入其中。這主要是因為，社會組織將是政府在社會治理上的一個有效補充。

（一）治理的內涵

通常意義上，治理是一個國家與公民通過合作、協商，建立伙伴關系，實現對公共事務管理的互動過程。全球治理委員會把“治理”界定為，各種公共的或私人的個人和機構管理其共同事務的諸多方式的總和。它是一個協調各種利益沖突和采取協作行動的持續過程[5]。在國家轉型過程中，社會實際上擁有一種“治理能力”？穴governability？雪[6]。這豐富治理的內涵，治理主體不單單是國家政府，社會在某種程度上也會是治理主體。

（二）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

社會組織在治理體系中的意義除前一部分提到的，國家的補充者、偶爾的競爭者和政策的執行者外。社會組織對治理體系還有著更為重要的現實意義：首先，社會組織為政策制定提供第一手的資料。公共政策制定是一個復雜的過程。而在第一手的資料收集方面，社會組織的力量不容小視。因為政府只是一個主體，在收集資料上難免出現死角，而社會組織分布廣，散布在社會各個部門之間，正所謂“兼聽則明，偏聽則暗”，廣泛地收集各部門的情況資料為制定更為有效的公共政策提供了保障。其次，社會組織解決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參與欲望。在轉型期的社會中，公民參與欲望強烈。我國是一個人口大國，我國的制度對公民參與國家治理原有渠道相對不足，社會組織正好解決了這一問題。為公民參與國家治理提供了一個全新的平臺。最后，社會組織可以緩解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以往的治理主體是政府，對象是人民群眾，這樣難免出現矛盾，特別是在一些有利害沖突的問題上，這個矛盾出現了激化的現象，如動遷問題，有些地區還出現了嚴重的官民對立的問題。這時社會組織的介入可以讓政府從矛盾主體中脫身。形成穩定的三角關系，政府從矛盾的一方，轉化為化解矛盾的協調員。政府與群眾的矛盾自然而然地得到了化解。

（三）社會治理在公共安全問題上的作用

公共安全問題是轉型期社會問題的一個方面，社會治理也就同樣起到一定的作用。其作用主要有以下幾點。第一，公共安全問題中有專業方面的問題需要社會第三方機構的介入。現在公共安全問題，特別是環境安全、食品安全問題，往往需要相關的專業知識。政府需要有相對應的專業部門應對，但限于編制、經費等問題，部門設立往往跟不上社會發展的腳步。這時就需要一些社會組織和企業的介入。第二，公共安全問題中社會穩定方面的問題通過社會組織進行預警。對所有國家來說，維穩是轉型期社會的首要問題。而一些影響社會穩定的公共安全問題，如，伴著新技術的介入，往往有著爆發快、串聯快、發酵快等特點，政府在對其進行治理中常常處于被動。如果將社會組織力量應用到這些方面，提前對群眾進行疏導，讓其以合理的方式反映訴求及政治參與欲望，會在很大程度上降低該類公共安全問題發生概率，同時也可以在問題出現之前，對政府相關部門進行預警。最后，在一些極端的公共安全問題上，如恐怖事件中，社會組織聯動會提高管控效率、效果，達到全社會安全穩定的目標。

四、協同高效：社會參與下的政府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治理

社會組織在解決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上有著一定的效果，但是還要清醒地認識到，社會組織的參與只是政府治理的補充，兩者均不可以被彼此完全取代。真正高效地處理公共安全問題則是需要兩者的協同互補，高效運作，這樣才能讓政府與社會組織發揮其各自的特點和優勢。

（一）政府為治理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剛性”保障

雖然轉型社會改變了原有的威權主義的社會結構，但政府的權威性還是不容易被質疑的。比如說，政府依舊是制定政策制度的主體。在社會治理上還會維持原有的“剛性”特點。這對解決轉型期社會含公共安全問題十分重要。首先，政府為解決轉型社會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制度上的保障。政府可以針對社會頻現的公共安全問題制定有效并切實可行的政策法規。使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有“抓手”可以用。對公共安全問題通過制度來分類定性，再有針對性地解決，讓治理轉型期社會公共安全問題“師出有名”。其次，政府為預防和應對公共安全問題提供執法權。有了相應的政策法律，就要求還要具備一個擁有執法權的管理隊伍。這個隊伍必然要歸屬于政府管理。雖然放權是現階段政府體制改革的主要內容，但執法權特別是對涉及到公共安全問題上的執法權一定要歸屬政府，才能保證社會穩定良性的發展，其原因不言而喻。公共安全問題一定是關系到國計民生的問題，加之轉型社會的不穩定性，關于公共安全問題的一些行政權力一定要掌握政府手中。最后，政府保障關于公共安全問題政策法規的相對穩定。政府是政策法規的制定者就要保證其相對穩定性。相對穩定指的是，既要保證在一定時期內政策法規是穩定的，又要對政策法規進行一定的調整來適應多變的轉型社會。這個相對穩定要在政府的管控下，這才能保證社會穩定發展。

（二）社會組織為應對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柔性”支持

在轉型社會中，社會組織的參與意愿和能力增強，為解決現實的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一系列的支持。首先，社會組織為轉型期公共安全問題提供技術支持。轉型社會是一個變化快的社會，加之當今社會的技術革命，應對一些公共安全問題需要的技術手段也在迅速革新。社會組織因為沒有政府機關部門相對煩瑣的用人程序，所以可以快速地吸納專業技術人員來應對日益高技術化的公共安全問題。其次，社會組織可以提供更為客觀的第三方力量，來解決公共安全問題。轉型社會政府原有的威權主義受到挑戰，加之種種原因造成的政府公信力的下降。所以在處理公共安全問題上，政府治理的可靠性受到質疑。這時就需要一個相對獨立的第三方組織介入，社會組織往往就可以承擔這一任務。社會組織是獨立于政府體制之外的，所以不受政府公信力的影響。并且一些專業的社會組織在其專業領域內享有很高的聲譽，這對解決問題有很大的幫助，國外的一些咨詢公司和民調機構就是個例子。它們對社會問題的分析往往是客觀而專業的，給出的解決手段也是科學的。最后，社會組織在一定程度上轉移了政府與群眾之間的矛盾。在解決一些與群眾切身利益相關的問題上，難免不把政府與群眾之間對立起來。比如，城市發展的拆遷改造上，群眾與政府意愿和利益預期是不同的，甚至是對立的。如果處理不好輕則影響政府在群眾心中的地位，重則就會引發更為嚴重公共安全問題。社會組織的介入就會將政府從這個矛盾對立中解脫出來，由社會組織去做群眾的工作，而政府只來協調社會組織與群眾之間的關系。這勢必會大大降低公共安問題的發生和發展。總的來說社會組織為解決公共安全問題提供了“柔性”的“軟件”支持。

（三）社會參與是在政府監管下進行

社會組織和個人參與公共安全問題治理要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雖然治理理論給社會組織很大的自由度，但是由于公共安全問題的特殊性和轉型社會的時代特殊性，政府一定在某種程度上監管治理全過程。首先，公共安全問題是涉及到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政府必須有所導向的治理，而不能完全放任給社會組織。這是對人民生命財產的負責任的態度。并且政府的監管可以保證在政策支持下的高效，也防止自由化的擴大。其次，轉型社會的復雜性要求政府對社會問題有統一的監管。轉型社會是多元的，復雜的，也是矛盾交織的。如果政府不加以控制，輕則社會發展出現停滯，如掉進“中等收入陷阱”，重則可能影響到國家的穩定。最后社會組織本身也希望政府對其進行監管。社會組織的運作應該在一定的既定框架之內，這個框架的設計往往是需要政府來考慮的，這樣才能保證社會組織的參與治理目的性和高效性。就像西方經濟學中的“看不見的手”要與政府“看得見的手”配合才能達到最終的目的。總的來說，社會參與治理模式需要政府和社會組織相互配合，協同高效的來應對各類問題。但由于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有著自身的特點，這種配合還要以政府為主體或是在政府的監管下進行。

從上述各種分析上來看，社會組織參與轉型社會公共安全問題的治理，是一個解決該類問題的有效途徑，也符合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提出的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要求。政府要充分調動社會組織的積極性與創造性，使社會組織快速健康的發展壯大。政府與社會組織相互配合，相互補充來應對和解決轉型社會中出現的含公共安全問題在內的各類社會問題。為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穩定度過轉型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提供堅實可靠的保障。

參考文獻：

[1]Welsh H A.Political Transition in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 [J].Comparative Politics 1994-4： 381-382.

[2]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73-77

[3]otspeich R.Crime in the Transition Economies[J].Europe.Asia Studies，1995-4：558

[4]孟德斯鳩.論法的精神（上冊）[M].北京：商務印書館，1961.

篇3

經過38年的努力，達能集團在整個世界的食品領域已經擁有舉足輕重的地位：銷售業績超過137億歐元，產品暢銷120多個國家，在全世界擁有200多個生產工廠和89000名員工。達能集團已經成為世界發展最快的跨國食品公司，世界五百強企業。

達能集團總部設在法國巴黎，歐洲是它的主要市場。在最近5年中，達能集團不斷擴展在中國的業務范圍，目前已經擁有十多家合資企業。在飲用水及餅干市場上，達能公司的產品銷售都位居前列。集團旗下的達能餅干，依云礦泉水，娃哈哈，樂百氏, 淘大, 都是消費者熟知并喜愛的品牌。

中國達能餅干公司在享受著快速發展的喜悅之時，也像其他公司一樣面臨著發展所帶來的問題：惡性競爭,片面注重短期利益，輕視社會責任……怎樣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風險，提高效益？怎樣平衡社會責任與經濟利益的關系？高速健康的發展能否保持？中國達能餅干公司，甚至整個達能集團都面臨著前所未有的挑戰。

對于這些問題，達能集團持續發展和社會責任總監伯納德?吉拉德先生以身作則：他擔任歐洲企業社會責任中心的執行理事，在企業社會責任討論中不遺余力。確實，達能集團自20世紀70年代以來始終重視企業的社會責任。因為達能集團在企業發展之初一直遵循著一條原則，那就是：企業的目的不僅在于實現經濟利益, 而且還應同時實現社會的目標。一個高速發展的龐大集團，應該平衡好社會責任與經濟利益。只有樹立了良好的品牌形象，才能取得消費者的信賴，從而更有效地達到經濟目標。

為了更好地平衡社會責任和經濟目標，為了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做到食品安全，環境保護并保證消費者、供應商和員工的利益，實現多贏，達能集團制定了名為“達能之路”的全球經營模式。

“達能之路”和它的運作方式

“達能之路”是達能集團為保障集團長期發展而制定的企業戰略，是公司企業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它幾乎涵蓋了公司運作過程中所涉及的各個方面：員工、供應商、股東、消費者、環境和所在地的行政管理機構等等。它具有極強的可操作性，甚至可以說是達能集團的自我監督和不斷完善機制。

達能公司確立了對公司運作有重要影響的環節，這些重要環節被分別歸類，成為一個個確定的主題。每個主題由一個小組具體負責, 小組成員包括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和公司一般員工。公司詳細地確定在每個環節上應該做到什么，并制成詳盡的表格, 作為公司評估目前狀況的工具。根據總的方向性要求，公司又在這個主題的每一個關鍵點上建立具體的標準。

整個體系的運作都是公司高層管理人員和員工們一起完成的。通過這一次次的互動，公司與員工，與其它各個方面得到了有效的溝通和理解, 使行動計劃得以實現。公司的運作不斷自我完善，從而使得公司在良性循環中得以發展。

“達能之路”在中國

中國達能餅干公司不但嚴格執行了總部的標準，而且按照中國的實際情況對此進行了改進，制定了自己的行動計劃，使它更適合集團在中國的發展。

給予溫暖

中國達能餅干公司的管理層和員工一起對公司的運作進行評估后, 認為公司需進一步注重與社區和社會弱勢群體的聯系，鼓勵自己的員工參與到社會活動中去。在達能餅干公司制定的行動計劃中決定響應達能集團的號召，在每年冬天組織一個特別的“兒童日”。兒童日這天，由公司邀請社區中一些殘障，單親或經濟困難的孩子參與達能為他們組織的活動。按自愿的原則, 員工們和自己的孩子一起參加。員工的孩子與他們結成對子，一起做游戲, 成為朋友。達能人通過這個活動對弱勢群體的孩子給予關心愛護, 使員工在活動中增強社會責任感和對企業的認同感。達能人始終牢記，公司不但要實現經濟效益，還要履行社會責任。

給予關愛

在達能，有一批有經驗, 懂管理的精兵強將，公司每年根據需要對他們進行多方面的培訓，不斷提高工作技能, 以更好地適應公司不斷發展中的新挑戰。公司開發員工培訓和發展計劃來支持業務發展及員工職業生涯的發展。考慮到員工個人需求和期望，給予員工與能力相適應的培訓機會。這樣, 不僅有利于提高他們的技能, 而且增強了他們在職場上的競爭力。年齡偏大、學歷偏低的工人更容易面臨就業危機，更需要關懷。對于這樣的員工，公司考慮通過換崗，熟練多項技能的方式盡量緩解下崗再就業的壓力。“達能之路”的原則還要求公司在架構重組的時候對受到影響的員工提供支持，盡量避免使員工獨自面對自己的就業問題。這些措施無疑使得員工能夠更安心、更有效率地投入到工作當中。

給予健康

“健康飲食”是現代消費者對飲食文化的新標準。達能一向以提供給消費者“健康”的食品作為滿足消費者需求的基本準則。達能公司在餅干生產過程中以標準化的質檢嚴格控制每一道工序，保證食品安全。但達能公司對產品的高質量要求并不止步于此，他們在不斷改進產品口味的同時，注重提高產品的營養價值。公司與營養學專家保持著密切的關系。經過與營養學專家討論研究，確定了鈣、鐵等多種人體需要的微量元素，并將它們添加到餅干中，使達能餅干成為營養的載體。公司將“健康飲食”的理念通過海報，小冊子等形式灌輸給每一位員工，使他們更多地了解健康營養方面的知識，樹立健康品牌形象，同時對促銷員進行嚴格的營養知識培訓,使他們在介紹給消費者安全營養的食品的同時, 也提供給他們一定的營養知識。

在給予中收獲

公司的價值觀并非一句空頭口號，它在其下屬達能江門公司中得到了充分體現。他們于公司內部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員工建議反饋系統，用于收集各層員工對提高工作效率，幫助企業發展的有效建議。員工建議反饋系統正為員工全員參與管理、集思廣益提供了一個平臺。由于很多員工都來自于生產第一線，故他們提出的意見和建議往往具有普遍性、針對性和實用性。員工可以就安全管理、質量控制、工藝技術、管理方法等各個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議和改善意見。員工的建議和意見，由公司建議評審管理小組做出評價并給予反饋信，根據員工建議和意見的可行性，實施和改進后帶來的效益給予員工相應的獎勵。

達能公司通過員工的評估，制訂了進一步鼓勵員工參與管理，通過聽取員工的意見和建議，不斷改進管理的政策。事實證明，這樣的努力是有效的。“達能之路”在員工心中所強化的“我能做”的意識和精神在達能公司上下已經深入人心。達能員工把它當作自己的價值觀，把它滲透到了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當中。

“達能之路”使公司更有吸引力

作為一個在校學習的大學生，最希望得到的一定是一個檢驗自己所學知識的機會，一個大顯身手的舞臺。達能集團每年在大學中舉行“信任”（Trust game)大賽，為大學生們提供了解商場的挑戰, 同時提供展示自己能力的舞臺。

Trust game是一個模擬實戰的商業游戲。值得注意的是，這個游戲并非單純給予大學生們一個實戰演練的機會。在游戲中, 一切的活動都要在“達能之路”的價值體系中進行。達能公司希望能夠通過這種演習，將自身發展的成功經驗在學生中廣泛地傳播。這種珍貴的經驗不但能讓大學生們在走上社會之前學習處理復雜的商業問題，更能引導他們思考如何平衡社會責任與經濟利益。參加過這個比賽之后，更多未來的經營者、商業人就能夠認同達能的價值觀，在追求經濟效益的同時堅持履行社會責任。不少大學生表示，游戲是達能社會責任既形象又生動的具體體現，增強了我們對公司的信任。

在競爭激烈、強手如林的食品領域，八萬九千達能人本著“開放心態，熱忱向上，以人為本，親和信賴”的價值觀進行自我完善，向前邁進。他們用“達能之路”的標準要求, 不斷改進。這樣的公司對待自身看似“苛刻”，實際上卻完全體現了21世紀企業健康發展的新要求：不再片面追求短期效益；不通過惡性降低成本，坑害消費者的方式取得利益；樹立良好的企業形象，肩負社會責任，在自身發展的過程中努力做到多贏；讓每一個員工在工作中實現自我，使每一個與公司有關的人感到快樂。

篇4

關鍵詞：公共危機治理；社會組織

隨著經濟全球化的不斷推進和我國改革開放的不斷深入，公共突發事件愈多愈復雜，特別是我國當前正處于社會全面轉型的關鍵時期，社會矛盾突發，由此引發的一系列公共危機事件也將愈演愈烈。而在公共危機的治理中，起主導作用的政府正愈發乏力，政府單方面很難將公共危機治理所需資源全面整合并合理應用，面對繁多復雜的公共危機事件，政府自身的局限性使其很難快速、高效地應對危機。政府的失靈使得公共危機多元化治理成為必然趨勢，而社會組織在公共危機的有效治理中，具有不可或缺的作用。

一、政府單一治理的局限性

首先，公共危機治理中政府的大包大攬是一把雙刃劍。政府單一治理不僅有利于資源整合和統一指揮，而且能夠極大增強政府威信；但由于在資源稟賦、組織體系、人員結構等方面政府存在一定局限性，在應對公共危機事件時，很難做到迅速、全面、有效的處理，同時還會有損政府的形象。

其次，政府對于公共危機管理的過度控制，會大大減少非政府力量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機會，擠壓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空間，降低其參與的熱情，不僅使政府和社會組織之間產生隔閡，信息溝通機會和渠道減少，同時也必將影響政府的公共危機治理效果，降低政府威信。

最后，政府單一治理公共危機會增加行政成本和管理難度。這種統包統籌的治理格局，需要大量的資源投入，并且隨著經濟 發展，公共危機事件會越來越紛繁復雜，最終將導致政府機構膨脹，財政支出也將持續增長，龐大的管理系統對于需要快速反應的危機治理也將產生不利影響。

二、社會組織在公共危機治理中的優勢

第一，公共危機治理中社會組織具有專業優勢。社會組織在成立之時一般具有明確的宗旨和目標，并按照特定的標準吸納組織成員，是具有專業特色的組織隊伍，社會組織成員一直從事相關專業和科學研究中最前沿的工作，因此對社會中的某一領域有深入的專業解讀。

第二，公共危機治理中社會組織靈活性更強。政府在面對突發公共危機事件時由于層級體系或某些政治、價值因素的制約，往往反應遲緩或形式單一，延誤了公共危機的最佳處理時機。而社會組織作為一種社會自治主體，則可以通過自身組織結構的靈活及獨立的決策和行動能力快速的針對特定公共危機作出反應，同時還可以廣泛的動員社會資源提供援助，大大的緩解了政府的壓力。

第三，社會組織與大眾聯系更加緊密，具有紐帶性。一方面它可以作為政府與大眾溝通的樞紐，形成上情下達和下情上達的交流平臺，利于危機治理中的信息溝通；另一方面社會組織也可以利用其自治性、中介性、公益性、專業性等特點作為多元化矛盾糾紛解決機制的有益補充，疏導和化解社會矛盾及沖突。

三、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現實問題

在公共危機治理中，社會組織所具有的獨特優勢可以充分彌補政府的局限性，政府主導、社會力量充分參與的多元治理格局將成為公共危機治理的必然趨勢和強有力工具，但同時也應看到當前我國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還存在諸多困難：

第一，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合法地位有待明確。黨的十報告指出，要鼓勵公民的有序政治參與。但公民有序參與和公民有組織的參與并不等同。公民有序參與是指公民按照一定的程度和渠道參與，還是公民通過組織化的形式參與？如果是公民通過組織化參與，是通過原有政府機關、人民團體和派去參與，還是通過成立自己獨立的表達組織去參與？這些問題還比較模糊，給公民和社會組織的參與帶來了一定的困境；

第二，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法律體系尚待規范。我國目前已經出臺了一些法律如《突發事件應對法》，這部法律對危機的應對與管理作出了相關的規定，是我國非常態法律秩序的一部基本法，但并沒有對公民和各類社會組織參與危機治理的權利與義務作出明確的安排，沒有給與相應的重視。

第三，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組織基礎薄弱。從目前來看，我國公民參與的社會組織無論在數量和質量上都與國際水平相差很大。

四、促進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路徑選擇

以上分析能看出，社會組織充分參與到公共危機治理的關鍵在于是否有制度保障和程序約定，能否確保各類主體之間在參與危機治理中可能產生的相互沖突得以協調解決，保障各類主體在參與危機治理中的優勢互補和差異整合，最終實現有效預防和化解公共危機的目標。為此，筆者認為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促進社會組織有效的參與公共危機治理。

（一）建立和完善危機治理的法律體系和政策機制

目前各國政府關于社會組織的看法及法規政策體系呈現出重視過程監督、簡化注冊登記手續的趨勢，同時也加強了對社會組織動態過程的監督、評估和控制，這將有利于社會組織參與公共危機治理。就法律法規而言，目前看來，除了《突發事件應對法》，國家沒有統一的《危機管理法》對公共危機治理進行整體規定和約束，通過《危機管理法》明晰各主體的權利義務、確立各自的治理邊限、規范程序和辦法，化解主體間的矛盾，使社會組織在參與公共危機治理的過程中獲得充分的法律保障。

（二）加強社會組織自身建設，樹立良好形象

由于缺乏法律和相關機制的保障及監督的不到位，當前我國社會組織的發展存在諸多問題，這嚴重制約了其有效的參與公共危機的治理。同時當前社會組織在社會中的公信力不足，很難得到公眾廣泛的支持。為此，社會組織首先必須加強內部的制度、機構和文化建設，樹立陽光形象，增加社會威信；其次，社會組織應主動加強與相關公共部門之間的聯系，樹立大局觀，把自身置于公共危機治理的全局之中；其三，社會組織積極接受來自公眾的監督，充分認識自身問題，主動接受批評和建議；其四是在保持獨立性的原則上，在危機治理中也必須服從政府相關部門的合理調度，以有效緩解公共危機。

篇5

中國改革始于利益的重新分配，在改革開放初期的1980年代，主要體現在個體和民企對市場經濟的自主參與。到1990年代，權力（或公開或隱秘地）介入資本、資本戀上權力后，特殊利益集團開始逐漸成形并面目清晰起來。它與普通市場行為的最主要區別是，它不是“競爭”，而是“瓜分”，從一開始就占據了政治和經濟資源的制高點。這一特性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中國改革的方向，導致今日許多地方裙帶資本主義格局的產生。特殊利益集團主要由先富階層、國有壟斷企業、公共資源集中的企事業單位乃至政府職能部門，以及攀附在層層權力架構上的一些利益聯盟組成，從中央到地方，依托層層權力與民眾在多個層面發生利益爭奪：大到搶奪國家資源，瓜分公共財產，小到與市民、農民爭奪土地，中則在商業競爭中剝奪普通商人參與經營和競爭的權利……由于特殊利益集團的利益大多是依托不合理的體制和政策所得，缺乏正當性、合理性甚至合法性，致使它天然地與權利公平、機會公平、規則公平和分配公平相對立，從而成為今日社會不滿頻生，多個階層皆有“怨懟”的重要根源之一。

以最近頗引人注目的暴利行業房地產業為例，在共同利益的驅策下，一些房地產商、地方政府或部門官員、專家學者及媒體構成了特殊利益共同體。這個共同體的行為以各自利益的最大化為目標，其中官員為房地產業推波助瀾，從中獲得GDP政績以及私利；學術精英引導公眾預期，影響政府決策，獲取某種“名望”及房地產商的“好處”；媒體為房地產業制造輿論，得到廣告等收入回報。這是一個相當成熟的利益聯盟，權錢交易貫穿于開發全過程。在征地拆遷、土地出讓、繳納土地出讓金、調整用地性質、規劃審批、項目選址、調整容積率、產權登記等每個環節，都充斥著與普通民眾的爭權奪利。至于像上海塌樓事件中的官商一體、各地礦山資源的被瓜分……更是數不勝數。不管反對的聲浪有多高，每次水、電和天然氣的“價格聽證會”，都開成了“漲價會”；手機雙向收費全世界獨中國一家，在此前提下，電信公司不斷推出各種“優惠促銷”，最后得利的卻還是它自己；鐵路、航空等壟斷行業，無不在以同樣的方式攫取著“超額利潤”。

特殊利益集團不僅踐踏市場公平，也損及社會公義與和諧。由于它們對公共資源、社會財富乃至他人利益的侵占和剝奪是強制性的，由不得對方不參與、不需要經過對方同意，遂直接導致了公平漸失的嚴酷現實。大量事實證明，現今的特殊利益集團不僅能夠操控市場，而且已經有能力影響、作用于政府決策，挑戰國家權力，如國家石油資源被壟斷，定價權被石油、石化兩大企業挾持。因此，抑制特殊利益集團已成為解決社會公平、體現政府正義的當務之急。

對特殊利益集團的抑制可以從結果與過程，即利潤分配與經營環境兩點入手。就前者而言，應加快從壟斷型國企提取分紅并再分配給國民的制度建設。每年數以千億計的國企利潤游離于預算之外，既不用上繳國庫，也沒有兌現轉化成國民福利，這種狀況再也不能持續下去了！從近年來社保基金參與國企分成等系列探索中，可看出政府對此已經有所用心，并且正在努力前行，其方向顯然是正確的，但操作的力度和速度還有待加強。如果不能在此事此處維護大多數民眾的利益，不僅政府的執政能力將受到質疑，政權的合法性也將受到挑戰。

篇6

【關鍵詞】社會服務 模式 涉農專業 提升路徑

一、供銷系統營銷專業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現狀研究分析

（一）高職院校涉農專業社會服務能力供給現狀分析

我們通過訪談的形式，對浙江省供銷系統多個高職院校營銷涉農專業的社會服務模式進行了調研，發現各個院校對社會服務普遍較為重視，具體模式從單一化逐漸向多樣化發展。

（1）“引鳳入巢”社會服務模式。我們調研的院校中普遍設有涉農專業校內實訓基地，基地在日常教學中通常用于訂單式人才培養以及實踐性課程，同時也可為企業、機構提供技術、管理培訓等。通過這類培訓，一方面，學校可了解企業對人才專業素養的具體需求，另一方面，企業也可節約引進培訓人才、建設培訓場所等經費，實現雙方的共贏。如湖南商務職業技術學院“農產品營銷實訓基地”（網上供銷社），是依托湖南現代商務職業教育集團、中華全國供銷總社職教集團、湖南省農產品經紀人協會、湖南省茶葉流通協會等四個校企合作平臺，與湖南省茶業有限公司等企業共同出資入股建成。還有北京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的“農產品營銷工作室”校內實訓中心等。此外，很多供銷系統高職院校均設有農業商貿類職業技能和農產品經紀人等考試培訓，且同時也作為資格證書的考點。這也促使了高職院校能在職業資格證書的培訓和考核上提供服務。

（2）“對外開放”社會服務模式。高職學院高職院校的“對外開放”社會服務模式主要是教師智力輸出。由于高職學院師資往往具備“雙師素質”，既獲得教師資格，又兼有專業技術職稱及職業資格。這些教師走進區域社會，進行涉農技術推廣、涉農營銷技能等各類講座，或是進行相關的職業培訓，可提升從業人員的綜合素質，使得校內知識和行業技能通過教師及專業服務的的“對外開放”實現了外溢效應。例如，北京農業職業技術學院的校企合作實訓基地“農產品營銷工作室“， 旨在對師生進行多方位的培訓， 該校進而成立了國家職業技能鑒定所， 實現對師生的專業技能鑒定與認證。而廣東農工商職業技術學院與企業進行合作，緊緊依托行業，以學訓一體的實訓形式既實現畢業生與就業崗位的對接， 又成為農產品質量檢測技能人員的培訓基地，充分實現實訓基地的實現社會服務功能。。

（3）“校企互動”社會服務模式。高職院校普遍通過設立“校外實訓基地”、“專業指導委員會”等方式實現與企業的互動。校外實訓基地是學校利用企業或機構的資源建立的用于培養學生專業技能與職業素質的校外實踐教學場所。專業指導委員會則以專業為單位進行設立，會成員主要由行業專家構成。除此以外，根據調研結果，高職院校還提供人力資本共享、咨詢服務、技術開發服務、行業標準設立服務等，在供給方面充分發揮了自身優勢。這些高職院校正努力從各方面不斷開拓，其全方位服務體系的建立已見雛形。

（二）供銷系統行業企業社會服務能力需求實證分析

高職院校的源起往往基于某些行業或區域發展的要求，具有明顯的行業特征和區域性，因此其社會服務職能也往往具有相類似的特征，主要服務于區域社會。由于我們的供給方選擇的對象為浙江省供銷系統高職院校，因此，相對應地，我們選擇了同一區域的相關企業作為社會服務的需求方。我們以浙江省為主體區域，充分依托供銷系統資源，對供銷系統相關行業及企業進行了調研，以更好地對供銷系統高職院校社會服務的需求方進行分析。為此，我們發放了150份問卷，實際回收有效問卷84份，基本涉及到了大部分供銷系統行業企業，從需求的角度對地方高職院校社會服務進行了實證分析。

（1）供銷系統社會服務的總量性需求。我們的調研顯示，供銷系統行業企業對高職院校三大職能重要性的排序中，61.9%的機構認為涉農人才培養最為重要，38.1%認為最重要的是社會服務，只有2.38%認為科研最為重要，。人才培養占絕對比例，這符合高校辦學之根本。供銷系統行業企業普遍認為，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增加學生的就業機會，能反過來促進高校人才培養模式更符合行業要求。

同時，供銷系統行業企業對高職院校已經提供的社會服務現狀表示非常滿意的僅占2.38%，45.24%的供銷系統行業企業尚未與高校建立合作平臺，58.33%的供銷系統行業企業認為高職院校增強社會服務功能非常有必要。由此可見，供銷系統行業企業對社會服務的需求總量較大。

（2）供銷系統社會服務的結構性需求。社會服務的形式需求。社會服務的形式已實現了多樣化，在已進行過與高職院校合作的供銷系統行業企業中，采用最多的形式是理論講座，占48.81%；其次是技能培訓，占39.29%；再者分別為崗前培訓、設立行業標準和資格證書考試培訓。但82.14%的供銷系統行業企業認為眾多形式中最主要的是技能培訓，55.95%認為最主要的是崗前培訓，48.81%認為最主要的是資格證書考試培訓，其次分別是理論講座、設立行業標準、學歷再教育，咨詢服務僅占8.33%。可見，技能培訓是目前最主要的需求形式，這與實際采用的主要形式有所不同。

社會服務的潛在需求。除了與行業的合作，67.86%的供銷系統行業企業認為，社會服務還可以體現在服務社區上，即利用高職院校自身的優勢加大專業知識的宣傳；27.38%的供銷系統行業企業認為還可以知識下鄉、服務三農；26.19%認為為區域政府經濟發展出謀劃策。由此可見，社會服務的潛在需求空間非常之廣闊，涉及到了金融行業以外的眾多領域。

二、供銷系統高職院校社會服務供需矛盾及其原因分析

（1）總量上的供不應求。雖然經過近些年來的發展，供銷系統高職院校社會服務供給逐步發展，但從我們的調研結果來看，多樣化的社會服務模式并未滿足區域社會發展的需求。與西方發達國家地方高職院校建立的初衷相比，我們的高職院校本身的辦學初衷更為側重于教育而非服務區域經濟社會，這與我們傳統中以人才培養和科學研究為主的辦學理念有關。而供銷系統內高職院校這一問題也仍然存在。

（2）結構上的供需矛盾。主要有形式上的矛盾和主體矛盾。首先，區域社會需求的主要服務形式與實際采用的主要形式存在著的錯位，由于供銷系統高職院校在專業建設和人才培養方面與社會發展具有相對滯后性，導致了高職院校在根據專業而提供的相關社會服務過程中往往與市場實際需求存在不同步，因而對區域社會的具體需求缺乏深入認識和了解，這將影響到社會服務職能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其次，供銷系統高職院校社會服務需求定位于技能和實踐，以工作為中心；而對本科院校社會服務的定位則側重于理論方面，以知識講座的形式存在。但在實際操作過程中，作為供給主體本身的高校卻對自身的定位并不準確，一味追求“小而全”，忽視了精細化和專業化，這也是導致高職院校社會服務形式錯位的本質原因之一。

（3）缺乏緩解供需矛盾的平臺。就目前而言，區域社會與高職院校之間缺乏交流平臺，兩者之間沒有統一的共同目標，這是高職院校提供的社會服務尚未能滿足區域社會的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兩者之間進行合作的主要障礙所在，是緩解供需矛盾和健全社會服務功能亟需解決的問題。

三、提升供銷系統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能力路徑探討

綜上所述，無論是在社會服務的總量上還是結構上，高職院校社會服務尚存在著結構性矛盾，這將成為高職院校社會服務職能進一步完善的障礙。究其原因，這與傳統教育理念中的重“學”輕“術”，高職院校與政府、企業之間的橫向聯系機制欠缺，缺乏溝通與激勵等原因有關。我們認為要改善這一供需體系及現狀的矛盾，需要從專業、院校、政府三方共同努力。

（1）進一步明確供銷系統院校“服務三農”的社會服務職能。首先，在社會服務中，供銷社職業院校要率先成為培育新農村現代職業技能者的人才高地。其次是要明確供銷社職業院校成為農村現代職業技能的實訓基地的社會服務職能。國務院《關于大力發展職業教育的決定》中提出要進一步加大專項資金的投入力度，繼續支持和引導各地職業教育實訓基地建設工作，在全國引導性獎勵、支持建設一批能夠實現資源共享，集教學、培訓、職業技能鑒定和技術服務為一體的職業教育實訓基地。供銷社職業院校要充分發揮在商貿物流、農業物資、再生資源、信息科技等方面的專業、行業特長，抓住機遇，爭取財政支持，加快實訓基地建設，成為人才培養模式不斷改革以及科研方向不斷創新的源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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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社會主義；價值觀；高中歷史

前言

“富強、民主、文明、和諧、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愛國、敬業、誠信、友善”24個字概括了我國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核心內容，主要將愛國、社會及個人三方面進行社會主義價值的體現。在社會主義價值觀的構建過程中融合了精神與我國的國情進行結合，使其在社會主義價值觀構建的同時更符合我國的基本國情。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體現在高中教學的各個學科中，本文就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高中歷史課的融入方法進行研究。

一、國家層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高中歷史課的滲透路徑

在高中歷史課的教學過程中通過歷史教學內容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內容融合，對高中生進行國家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教育。教師在歷史課得到教學過程中通過對近現代史中的歷史知識進行講解，并將社會主義價值觀中的愛國層面的教育進行闡述，更能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懷，同時構建正確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例如，教師在的歷史內容講解過程中，如果僅僅是按照教材對日本的侵略行為進行講解并教育學生要構建愛國主義的價值觀，對學生的愛國主義情懷的教育并不能起到主導作用。教師首先應該通過多媒體對當時的情景進行播放，使學生在短片的觀看過程中了解到歷史發展的真實情況，同時也使學生能夠在看短片的過程中體會到當時社會大眾的真實感受，激發學生的愛國情懷。其次，教師在短片的播放過程中通過對歷史知識的講解引導學生構建愛國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這樣更能使學生對于教師所講的歷史內容產生認同，并激發學生對祖國的熱愛，同時使學生在構建價值觀的過程中也能產生一定的危機感，了解構建富強、民主、文明國家的重要意義。

二、社會層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高中歷史課的滲透路徑

社會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與學生的實際生活聯系較多，但是由于其在社會生活中較常見，因此學生對其社會層面的價值觀重視程度不夠。歷史教師應該在相關的歷史學科的教學過程中注重高中生社會層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養與構建，使學生在歷史知識的學習過程中體會到社會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重要意義。通過歷史知識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構建使學生通過學習歷史知識了解社會實踐中社會層面價值觀的真正含義，并且能夠為學生未來社會生活帶來較大的幫助。教師在高中歷史社會主義建設內容的教學過程中，應該注重聯系社會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學生進行教育。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的意識形態及我國的政治與經濟制度的建立過程中的社會價值觀層面進行動態的分析，使學生在學習的過程中對于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社會形態的價值觀能夠更具體。歷史教師可以通過情景教學，請幾名同學進行情景表演“穿越”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設立的初期，如果不是以“自由、平等、公正、法治”的價值形態對其價值觀的構建，進行情景表演。通過教學情景的表演使學生認識到社會層面的核心價值觀的重要作用。

三、個人層面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高中歷史課的滲透路徑

個人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對于高中生的個人發展極其重要，能夠幫助學生在構建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同時，實現自己的人生目標，同時個人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也是社會衡量公民的基本道德規范，對學生以后的生活起到了重要的作用。高中歷史的教學過程中通過對于學生誠信、友善、敬業等個人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培養有助于幫助學生形成良好的個人道德規范于準則，使學生在未來社會發展中能夠更好的服務于社會。歷史教師在秦國商鞅變法的內容進行課堂教學時，可以通過商鞅在變法過程中通過的誠信建設而獲得百姓信任與支持，對學生進行個人層面的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古人在思想落后的年代都能夠認識到誠信對于個人及社會發展的重要，在當今的社會高速發展的時代更需要誠信建設來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

四、總結

綜上所述，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是我國在社會主義建設初期最重要的精神力量與追求，并且在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建設過程中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歷史學科在教學的過程中對于學生愛國精神的培養也發揮了重要的作用，因此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建設與歷史學科的融合能夠使學生在進行學科的學習過程中結合實際情況構建符合自身發展的價值觀。希望通過對本文對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在高中歷史課的滲透路徑探討，能夠對我國高中學科教育提供一定的理論基礎。

【參考文獻】

[1]楊倩.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現場教學初探[J].上饒師范學院學報，2016.01：61-65

[2]謝正宇，于偉彪.培育和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引領社會道德建設研究[J].河北企業，2016.01：99-100

[3]周琪.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建設的內在邏輯及實現[J].西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6.01：35-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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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優勢分析；合作基礎；路徑選擇

中圖分類號：F114 文獻識別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5）015-000-01

新疆作為中國向西開放的橋頭堡，在“絲綢之路經濟帶”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和作用。瑪納斯縣處在這一核心區的中心地帶，應準確分析發展的優勢，尋找對外合作的基礎、選擇跨越式發展的路徑。

一、瑪納斯對外開放和經濟發展的優勢分析

瑪納斯縣總面積1.1萬平方公里，轄14個鄉鎮場站、5個駐縣團場，全縣總人口28萬人，2014年農牧民人均純收入18350元。

瑪納斯縣經濟發展水平普遍高于中亞諸國，“三化”發展水平較高，具有良好的經濟、技術、人才及硬件基礎優勢。瑪納斯地處天山北坡區域經濟帶、烏昌石區域性城市群、絲綢之路經濟帶三重戰略疊加區；烏魯木齊一小時經濟圈。水資源優勢。瑪納斯縣域內水資源總量為18.8億立方米，人均水資源占有量為5621立方米。礦產資源優勢。礦產總儲量約55.081億噸，尤其是玉石資源總面積達到18.786平方公里；三是生態優勢。濕地公園、森林公園、北部沙漠綠色屏障等生態資源，將為瑪納斯縣對外開放及經濟發展提供了良好的資源基礎。

二、瑪納斯縣與中亞五國雙邊合作的基礎

瑪納斯縣應發揮自身發展優勢，以中亞五國為發展重點，對比分析雙邊的經濟社會發展概況及產業互補性，找出雙邊合作的基礎，加強相關領域的合作，實現雙邊的互補共贏。

（一）新疆及瑪納斯縣與中亞五國經濟社會發展對比分析中亞五國與新疆、瑪納斯縣經濟發展及進出口貿易狀況

瑪納斯縣整體經濟發展水平處于新疆前列，高于中亞五國，在向西開放過程中具有較好的經濟優勢；中亞諸國自身資源優勢較為突出、自身加工能力較差，生活、生產資料主要依靠進口，而瑪納斯縣具有較高的加工生產技術和能力，可以承接中亞國家初加工的資源進行深加工，提供其緊缺的生活、生產資料，實現雙邊資源、資本、技術的互補，促進經濟一體化發展。

（二）瑪納斯縣與中亞五國產業結構對比分析

中亞各國是典型的資源型產業結構，而瑪納斯縣具備以裝備制造、紡織工業為主的各種服務性配套產業均衡發展的產業格局，各種工業門類較為齊全，產品以工業制成品為主，物美價廉，能較好的滿足中亞國家日常生活需要。雙邊存在良好的互補性，且瑪納斯縣產業結構水平較高，具有明顯的競爭優勢。

三、搶抓“絲綢之路經濟帶”機遇，推進瑪納斯縣經濟社會跨越式發展的路徑選擇

瑪納斯縣在“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中，應在培育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現代生態型新型工業體系、發展面向國際的現代特色有機農畜禽產品生產供應基地、孵化特色鮮明的現代服務業上大做文章，積極將瑪納斯縣融入輻射40多的國家和地區、30億人口的自貿區中，為實現經濟全球化夯實基礎。

（一）培育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現代生態型新型工業體系

抓住國內及國際市場相互融合帶來的經濟一體化發展的機遇，圍繞“三個百億”產業集群建設，大力發展瑪納斯縣面向國內、國際兩個市場的現代生態型新型工業體系。

1.打造立足國內、面向國際市場的農畜禽產品深加工基地。一是依托瑪納斯縣優勢農畜禽產品資源，針對內地、中亞及歐亞市場，延伸產業鏈，發展壯大現有的農夫基地、九天紅辣椒、中糧屯河等企業。二是合理引導中亞等國優質農畜禽產品到瑪納斯縣進行深加工，提升瑪納斯縣產業發展水平。

2.培育立足國內、面向國際市場的先進制造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生產基地。一是緊抓“疆電外送”通道建設和中亞國家電力發展的設備需求的發展機遇，引進一批大企業大集團，大力發展電力裝備制造業。二是圍繞我國西部及俄羅斯、中亞地區對礦產開采的需求，大力發展鉆探設備、高效采油設備等裝備制造業。三是重點圍繞新疆各地以及周邊中亞國家農牧業發展的需要，引進大型的先進農機制造企業，提升發展大型農機、紡織工業裝備的能力和水平。

（二）發展面向國際的現代特色有機農畜禽產品生產供應基地

打造立足國內面向中亞、歐亞等市場的有機肉羊供應基地。緊抓“絲綢之路經濟帶”建設大好機遇，對原有以棉花、制種玉米、葡萄生產為主的種植結構不斷進行浮動調整，逐步將瑪納斯縣中部平原地區建成百萬畝有機綠色蔬菜、瓜果、糧油作物的有機農產品供應基地。大力發展林下食用菌類和設施農業食用菌類生產，打造二十萬畝的綠色、有機、環保、面向國際市場的食用菌生產基地。

（三）孵化特色鮮明的現代服務業

1.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生態、文化、休閑、度假、觀光為特色的國際旅游港

一是精心策劃旅游項目，提升旅游形象、濃厚旅游文化、聚集旅游人氣，全面提升瑪納斯縣旅游服務水平；二是全面打造面向世界的玉石、玉器加工、鑒定、交易集散地及玉石文化推廣中心；三是積極促使葡萄酒莊做大做強，將瑪納斯縣打造成為“絲綢之路經濟帶”上獨具特色的生態、文化、休閑、觀光為特色的國際旅游港。

2.打造“絲綢之路經濟帶”上國際化的商貿物流中心

充分發揮亞歐大陸橋橫穿新疆全境“橋頭堡”的區位優勢，全力打造農產品物流中心、工業制品集散地。依托樂土驛鐵路物流園鐵路專用線、貨運站臺，依托萬源國際物流園，實現國內汽車、家具、新型建材、設備、生活用品等工業制成品及中亞優質初級加工礦產資源的相互流通，實現雙邊共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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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選擇

DOI：10.16640/ki.37-1222/t.2016.06.240

從我國目前的經濟發展環境來看，經濟發展存在著嚴重的不平衡，總體而言，東部經濟的發展比較迅速，中部次之，西部經濟發展較為緩慢，在這樣的經濟發展環境下，環境污染也表現出不同的區域性特征。東部環境污染最重、中部次之，西部相對較好。區域環境的污染出現這樣的特征，一方面與工業生產有著重要的關系，另一方面與城市車輛密度也有著關系。為此，各個區域都應采取不同的環境污染治理路徑，其根本目的就是要對環境進行大力的整治，實現社會經濟和環境的綜合可持續發展。

1 東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1.1 產業結構的調整

目前，東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愈演愈烈，東北三省、京津冀地區都是環境污染的重災區，尤其是大氣污染，嚴重程度領跑全國。面對著嚴重的污染現狀，東部區域各個地方積極采取措施來治理環境污染，調整產業結構就是其主要的治污路徑。目前在東部地區，尤其是京津冀地區，積極地進行高污染產業的調整，有些企業被下令關閉，而傳統的工業生產，一方面在進行區域搬遷，另一方面有了嚴格的污染排放制度，在這樣的情況下，東部區域大力發展文化產業、娛樂產業等可持續發展性比較強的產業來進行產業結構的調整，力求從產業結構的調整上走出一條治污道路。

1.2 市場機制的引入

為了促進治污工作的進行，東部區域利用自身經濟發展的優勢，積極地引入了環境市場的機制，即在東部區域內進行發展的企業，尤其是工業產業，必須要符合環境標準才能在區域內進行發展，這樣的準入門檻使得企業對環境污染的認識更加的深刻，也促進了企業治污工作的開展。另外，在市場的機制作用下，城市汽車的尾氣排放也受到了嚴格的控制，這也為治污工作的進展提供了某方面的促進作用。市場機制在污染治理中的引入，一方面使得環境污染的排放標準顯著下降，另一方面，利用市場的競爭機制淘汰一批污染大的小企業，這對于社會資源的整合，對于環境污染的綜合治理都具有積極地意義。

2 中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2.1 區域品牌的打造

中部城市的環境污染治理從總體而言具有自己的優勢，目前，中部各個省份都在通過區域品牌的打造來實現自身價值的提升，而在區域品牌的打造上，污染治理被納入其中。鄭州目前在中部城市中發展迅猛，鄭州發展的優勢主要是發達的交通網，鄭州利用自身的位置優勢，將鐵路發展打造為自身品牌，在發展鐵路交通的過程中，對環境污染進行統一化處理。合肥也是中部城市中區域品牌打造比較突出的一個城市。合肥利用自身優勢發展起來的高鐵線路成為了現在城市品牌中一道搶眼的風景線，在大力進行高鐵建設的同時，合肥統籌規劃，將污染治理與品牌建設進行統一規劃和處理，取得了不小的成績。

2.2 科學城市規劃

中部區域的環境污染治理，除去區域品牌的打造外，對城市進行科學合理化的構建也是一項重要措施。城市的科學規劃方面，中部有幾個城市做的非常不錯，武漢首屈一指。武漢的城市規劃體現著“大武漢”的原則，即武漢的城市規劃不僅僅是對武漢一個市的規劃，還包括了孝感、咸寧等周邊城市的規劃，在這樣統一的規劃下，城市的發展和污染的治理得到了統一化的對待，這對于城市污染的治理具有積極作用。除去武漢，南昌的污染治理采取的也是城區科學規劃的理念。南昌的城區規劃仿照上海的模式，采取“一江帶兩岸，兩岸齊行”的模式，在這樣的規劃體系中，南昌市的污染得到了有效的控制。

3 西部區域環境污染治理路徑

3.1 強化工業生產污染排放的標準

西部地區由于經濟發展比較落后，所以在目前的環境污染治理方面，采取的主要措施還是以控制污染排放為主。西部地區的經濟發展長期落后導致西部地區目前的首要任務就是要大力發展經濟，所以西部城市在環境污染治理方面的理念是在不影響經濟發展的前提下，進行污染排放物的控制。為此西部地區加強了環境污染物排放的標準設置，通過提高排放標準來實現污染的減少。就目前的情況而言，西部地區的環境問題主要表現在生態惡化方面，值得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3.2 大力進行環境建設

大力進行環境建設是西部地區進行污染治理的又一項比較重要的治污路徑。西部地區的污染主要就是工業廢水和工業廢氣的排放，另外就是農業生產的化肥和農藥的使用。廢水和廢氣的治理一方面要利用專業的技術，另一方面就需要環境的自凈能力來完成，所以在西部，目前大量的退耕還林還草工作都是為了恢復生態環境，強化環境的自凈能力。

4 結束語

區域經濟的發展不同導致區域內污染情況存在著差異，面對區域性的污染差異，必須要進行針對性的治污工作才能起到良好的效果。所以面對東、中、西區域經濟發展的不同，要走不同的污染治理路徑，這樣才能抓住地區污染的特點，進行針對性解決。區域治污是一個長期堅持的過程，必須要走適合自身的治污路徑，并且長期堅持，才會取得良好的治污效果。

參考文獻：

[1]孫曉偉.論我國農村工業化過程中環境污染的成因及治理的路徑選擇[J].農業現代化研究，2012（02）：225-229.

[2]劉超.管制、互動與環境污染第三方治理[J].中國人口?資源與環境，2015（02）：96-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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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幼兒教育 小學化 路徑

一、前言

幼兒教育對幼兒未來的學習成長有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教育內容和方法要符合幼兒的身心發展規律和特點，要循序漸進地進行，不能一蹴而就，如果過早地讓幼兒接觸小學教育往往會造成適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幼師必須重視幼兒教育的重要性，通過不斷地探究和實踐，有效改善目前幼兒教育小學化的現象，促進幼兒更加健康地成長。

二、幼兒教育小學化的現狀

（一）教育內容上的小學化

幼兒階段學生的思想和智力還處在形成和發展階段，對于知識的理解和接受能力有限，如果“灌輸”的知識超出了幼兒的承受范圍，很有可能對幼兒的身心發展造成不利影響，較為復雜的知識只有在幼兒成長到八歲左右，進入小學學習時期才能夠進行學習和消化。但是還是有很多幼兒園不顧及幼兒的成長規律和特點，一味地為幼兒“灌輸”小學知識內容，不斷增加幼兒的學習負擔，忽略了幼兒原本應該接觸的學習生活，嚴重影響著幼兒的健康成長。

（二）幼兒家長之間的攀比

很多幼兒家長都希望自己的孩子得到別人的認可和夸獎，都存在望子成龍望女成鳳的思想，所以常常會在幼兒時期教導孩子接觸幼兒根本難以消化的學習內容;還有一部分家長為了讓幼兒更快地掌握英語能力，過早地讓孩子接觸一些英文歌曲，參加一些英語培訓班，目的是為了讓幼兒在某些場合為自己爭光。每個幼兒都有屬于自己的學習和成長方式，而家長的這種攀比心理使幼兒過早地接觸了小學化教育，違背了幼兒的成長規律，使原本應該充滿樂趣的童年變得枯燥沉悶。

（三）教育方式和管理模式上的小學化

愛玩是幼兒的天性，在教學過程中幼兒的注意力很難集中，所以我們常常采用游戲等有趣的方式去帶領學生感受生活，引導學生逐漸形成正確的思想和品質。而目前很多幼師都采用單一的小學化的教學模式，一味地為幼兒灌輸知識，使得課堂過于沉悶，難以激發幼兒的學習興趣，幼兒也無法快速準確地掌握知識內容。另外，在行為規范方面也趨向小學化，在課堂上要求學生要嚴格遵守課堂紀律，認真聽講，課后還要完成大量的作業任務，超出了幼兒的承受范圍，也影響著幼兒的健康成長。

三、治理幼兒教育小學化的路徑

（一）轉變幼兒教育理念

幼兒階段是孩子身心發展的重要時期，具有一定的規律和特點，所以這一階段的教育活動也就顯得尤為重要。幼兒教育內容要根據幼兒的成長規律和特點，以及幼兒在學習過程中的實際需要進行科學的設置和調整，教學過程要循序漸進、難易適中，并且要充分利用幼兒的好奇心，運用形式多樣充滿趣味性的教學形式開展幼兒教育，從而進行有目的和針對性的教學，讓學生在愉快、輕松的環境中學習和掌握基礎知識以及行為規范。只有這樣，才能逐漸拉近教師與幼兒之間的距離，更好地促進幼兒的成長。

（二）提升家長的思想認識

在幼兒的學習成長過程中，家長的正確引導有著重要意義。家長的攀比思想也只是為了孩子能夠有更好的未來，因此，教師要積極地與家長溝通，為家長講述幼兒成長的正確教育理念和方法，也可以定期開展親子活動，在活動過程中，為家長播放一些教育影片，讓家長認識到攀比思想下的教育可能為幼兒帶來的不利影響，也通過觀看影片，引導家長樹立正確的教育理念，積累更科學的教育方法。同時，通過開展親子活動，也能夠讓家長充分了解和掌握幼兒的成長狀況，拉近家長與幼兒的距離。

（三）優化幼兒師資隊伍

幼師師資隊伍的優化也是治理幼兒教育小學化的關鍵路徑。幼兒健康成長的關鍵是擁有一個愉快、輕松的學習和成長環境，幼師素質的提高對組織幼兒教育活動，營造科學合理的教學氛圍有著重要作用。因此，必須要對幼師進行定期培訓，使幼師能夠及時了解到最新穎和最先進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同時，由于幼兒的模仿能力較強，所以在日常教學中教師要為幼兒樹立良好的榜樣，使幼兒能夠在幼師潛移默化的影響下，形成正確的思想和品質。也可以定期邀請一些幼兒教育專家到幼兒園開展專題講座，或是對幼師的教學方法進行現場指導，使幼師的專業素質不斷提升，師資隊伍建設得到不斷的完善，從而促進幼兒教育的進一步發展。

結語

目前，幼兒教育的小學化不僅嚴重影響著幼兒的健康成長，也阻礙著幼兒教育的進一步發展。因此，必須重視起幼兒教育小學化的治理，不斷探索和總結科學合理的治理路徑。同時幼師也要不斷地更新自身的教育理念和方式，提高自身的專業素養，為幼兒構建出和諧、輕松的學習氛圍，讓幼兒能夠在愉快的環境下健康成長。

【參考文獻】

[1]沈瑾.論治理幼兒教育小學化的合理路徑[J].新校園（中旬刊），2014，15（11）：248-24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