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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關鍵詞:大氣污染;社會因素;經濟因素

一、影響大氣污染的社會因素

1．人口因素人口因素包括人口規模與人口素質兩個維度，以下對二者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進行詳細分析。首先，從人口規模來看，當人口規模增大時，生產和消費的規模會隨之增加，這會從供給側和需求側兩個渠道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一般而言，人口規模對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具有正向影響。從人口素質方面來看，當人均受教育年限增加時，人口素質會隨之提高，這對于改善要素稟賦結構大有裨益。而要素稟賦結構的改善有助于促進技術密集型產業和人力資本密集型產業的發展，推動產業結構優化升級，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由此可見，人口素質的提高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改善大氣質量。2．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是影響大氣污染物排放水平的內生因素。社會公眾的環保意識影響大氣污染的機制包括以下幾個:第一，消費者環保意識的增強有助于培育與壯大綠色消費。如果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強烈，注重人與自然的協調發展，則會注重綠色消費，積極消費綠色產品。顯然，這有助于從需求側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第二，消費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有利于推動企業和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市場經濟條件下，企業圍繞市場的主流消費需求開展研發和生產活動，消費者的消費觀念對企業的生產決策和研發決策具有重要的影響。如果消費者注重生態利益，注重綠色消費，則有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需求，引導企業生產綠色產品，開展綠色生產技術研發活動。顯然，這有助于促進企業產品結構和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進而有利于遏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反之，如果消費者不注重或漠視生態利益，則難以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企業的生產活動和產業發展不利于大氣質量的改善。第三，從供給角度來看，生產者的環保意識會影響其經營決策和環境治理決策。伴隨著生產者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生產者會增加綠色生產技術的研發投入，不斷提升污染治理的效率，推動產業向綠色化方向發展。最后，伴隨著社會公眾環境保護意識的增強，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要求會逐步提高，對環境保護更為關注。這可以為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的制定和實施提供良好的外部條件。

二、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

大氣污染受眾多經濟因素的影響，明晰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對于改善大氣污染的治理成效具有重要的意義。依據環境經濟理論和國際經濟理論，總體而言，影響大氣污染的經濟因素主要包括以下幾個:

1．經濟增長

關于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的關系，學界最有影響力的觀點當屬環境庫茲涅茨曲線(EKC)。依據環境庫茲涅茨曲線可知，在經濟增長水平較低時，經濟增長會加劇環境污染，但是當經濟增長水平跨越門檻值后，經濟增長會降低環境污染的水平，也就是說，環境污染水平與經濟增長之間存在倒U型曲線關系。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成因，學界存在不同的解釋，相關解釋聚焦于“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規模的擴大所引致的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變化;“結構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生產結構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量的影響;所謂“技術效應”是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污染物排放強度的變化對環境污染物排放規模的影響［6］。經驗研究方面，關于環境庫茲涅茨曲線是否存在，學界并未形成共識，對于不同地區和不同環境污染物而言，環境庫茲涅茨曲線的存在情況往往并不相同。盡管如此，學界主流觀點認為，經濟增長是影響環境污染水平的主要因素之一。因此，在治理大氣污染的過程中，經濟增長因素不容忽視，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實施綠色增長戰略是實現經濟增長與大氣質量改善雙重戰略目標的有效路徑。

2．城市化

長期以來，城市化是中國經濟發展中的典型特征，伴隨著城市化進程的不斷加快，農村剩余勞動力不斷流向城市，城市人口規模日益擴大，資本、技術等其他生產要素也逐步向城市匯聚。城市化對大氣污染的影響既有正向的，也有負向的。城市化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主要是通過以下機制實現的:首先，在二元經濟結構下，城市化的加快會導致工業規模的擴張，從而會引致大氣污染物排放量的增加［7］;其次，城市化導致城市面積不斷擴大，通勤成本隨之提高，居民的汽車保有量大量增加。這使得汽車尾氣的排放量明顯增加，從而加劇了大氣污染［5］。當然，城市化也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大氣質量產生正向影響，具體而言，相關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第一，城市化進程的加快會導致勞動力、資本、知識與技術等生產要素在特定區域的高度集中，促進產業集聚。依據空間經濟學的相關理論可知，產業集聚會促進知識和技術在集群內的企業之間進行擴散，促進產品創新、技術創新以及管理創新，這有助于降低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抑制大氣污染;第二，城市化的加快會推動經濟增長，提升人均收入水平，進而會提高社會公眾對環境質量的需求層次［7］。這有助于培育和壯大綠色消費，引導企業開展綠色生產活動，促進產業結構向綠色化方向調整，從而有助于遏制大氣污染。

3．產業結構

一般而言，產業結構的變動主要體現為以下兩個方面:其一是三大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其二為不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的演進。首先，誠如我們所知，第二產業是環境污染物的主要來源，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變化會顯著影響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因此，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提高，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提升，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增加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伴隨著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比重的下降，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耗會隨之降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其次，從第二產業的內部結構來看，高能耗、高排放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大，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會提高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反之，低能耗和清潔行業在第二產業中所占的比重越高，第二產業產出的能源消費強度越低，在其他因素不變的情況下，這將有助于降低大氣污染物的排放規模。由此可見，降低第二產業在國民經濟中所占的比重和優化第二產業內部行業結構有助于改善大氣污染治理的成效。

4．能源消費結構

能源消費結構是指各類能源消費量占能源消費總量的比重。從能源消費的環境效應來看，能源可以分為清潔能源與非清潔能源。所謂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不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而非清潔能源是指在消費過程中對生態環境具有明顯負面影響的能源。眾所周知，煤炭、石油等化石能源是典型的非清潔能源，其在消費過程中會產生大量的環境污染物，降低環境質量。風能、太陽能以及生物能等能源是典型的清潔能源，其消費不會引發環境質量的顯著惡化。因此，當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大氣污染物的排放量會下降。反之，當非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提高時，能源消費對大氣質量的負面影響會加大。由此可見，優化能源消費結構，提升清潔能源在能源消費總量中所占的比重有助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

5．出口貿易

國際經濟學家認為，出口貿易與環境質量之間存在緊密的聯系，出口貿易是影響環境質量的內生因素。Copeland和Taylor將出口貿易影響環境質量的機制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出口產品結構的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出口貿易引致的技術變化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從理論上來說，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引致經濟規模的擴大，從而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即“規模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通過學習效應、競爭效應等機制，出口貿易會促進一國和地區的技術進步。因此，通常而言，“技術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為正向;如果清潔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有助于降低環境污染物的排放規模，反之，若污染型產品在出口貿易中所占的比重提高，則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出口貿易的發展會增加環境污染物的排放量。由此可見，“結構效應”對環境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其取決于出口產品結構的具體變化情況［8］。總體而言，出口貿易對環境質量的影響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與“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其對一國和地區環境質量的凈效應具有不確定性。因此，在發展開放型經濟的過程中，應加強出口貿易環境效應的評估，積極推動出口貿易綠色轉型，逐步改善出口貿易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

6．外商直接投資

伴隨著全球投資規則的逐步完善以及各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國際資本流動日益加快，國際直接投資已成為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內容和驅動經濟全球化的重要力量。依據國際經濟理論可知，外商直接投資活動不僅包括資本流動，還涉及技術、管理經驗以及人力資本等其他生產要素的流動。外商直接投資的流入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產業結構、技術進步以及經濟增長等具有重要的影響，并會通過特定的機制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的環境質量產生不可忽視的影響。借鑒盛斌和呂越的研究，將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污染的影響機制亦歸納為“規模效應”“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所謂“規模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進入引致的經濟規模的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結構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生產結構的調整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技術效應”是指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引致的技術變化對大氣質量的影響［9］。通常來說，“規模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效應為負，“結構效應”和“技術效應”對大氣質量的影響具有不確定性。具體而言，如果外商直接投資導致生產結構趨于綠色化，則“結構效應”為正，反之，“結構效應”為負。如果外商直接投資的進入改善了生產技術和治污技術，則“技術效應”為正，反之，則“技術效應”為負。顯然，外商直接投資對利用外資國家和地區大氣質量的凈效應是“規模效應”“結構效應”以及“技術效應”綜合作用的結果。

7．環境政策

環境政策是影響大氣質量的外生變量，一國和地區環境政策的制定和實施情況會影響大氣污染物的排放水平。環境政策對大氣污染的作用機制主要包括以下兩個:第一，環境政策的實施有利于促進環境成本內部化。當環境政策缺乏時，由于市場失靈，存在環境成本外部化的現象，其不利于環境污染的防治。當科學合理的環境政策被實施時，企業會將環境成本納入產品的生產成本，環境成本內部化，這有助于降低單位增加值的能源消費量，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第二，適度的環境規制有助于推動企業創新。Poter和Linde認為，科學設計的環境規制政策措施的實施有助于促進產品創新和生產過程創新，提升資源生產率［10］。顯然，這對于抑制大氣污染物的排放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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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 體型；生長和發育；因素分析，統計學；性別比率；學生

【中圖分類號】 R 179 R 161.5 R 339.3+5 R 195.2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0-9817(2008)03-0249-03

Sex Difference of Socioecnomic and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on Physical Development Among University Students/YIN Xiao-jian*,JI Cheng-ye,LI Shi-chang.*School of Physical Education and Health, Huadong Norm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62),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define and clarify the gender differences in undergraduates'physique caused by socioecnomic factors and geographic factors. MethodsThere were 2 524 undergraduates (male, 838; female, 1 686) taken as subject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hysique development and income per capita, urban-rural origin,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were analyzed. Rrsults Factors such as urban-rural origin and income per capita influenced male and female students'physique more greatly than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did. Male students'body weight and BMI were more greatly affected by urban-rural origin and income per capita. Environmental factors such as latitude, atmospheric temperature and precipitation exerted greater influence on male students'body weight and BMI than on female students, where-as there was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in body height caused by these factors. ConclusionThe gender difference in physique caused by socioecnomic factors is greater than that caused by natural environmental factors.

【Key words】 Somatotypes; Growth and development; Factor analysis, statistical; Sex ratio; Students

男女體格的差異在出生時就表現出男嬰比女嬰略大的傾向［1］。出生后，除青春發育的短暫時期外，男性的體格均大于女性。體格的性別差異雖然被認為主要是由于遺傳因素造成的，但環境因素的影響也是造成這種差異的重要因素［2-6］。Malina等［2］指出，社會經濟因素明顯對男性的體格產生較大的影響，但對女性卻幾乎沒有什么作用。Bogin等［3］提到雖然不同的社會經濟因素對男性體格的發育產生較大的影響，但對女性的影響作用卻要小得多。2000年我國學生體質與健康報告顯示，中國漢民族學生(6～22歲)的身高及體重幾乎各年齡階段均為男生高于女生［4］。在自然環境因素方面，Hass等［5］指出高海拔對男嬰出生體重的影響比女嬰要大；Schutte等［6］提到低海拔出生的兒童向高海拔移居時，男女身高及體重均減少，但是，男孩比女孩減少的量要大。

有研究表明，我國大學生的體格存在著較大的地區差異［7-8］，這些地區差異主要與城鄉、氣溫、緯度、民族等有關。本研究將探討社會經濟及自然環境因素對我國大學生體格的影響，并比較性別的差異。

1 對象與方法

1.1 對象 選取上海市某大學2001 年9 月入學的全部新生2 990 名，剔除不滿17歲、體育系、生長發育有缺陷、有疾病史的學生以及少數民族學生,獲有效樣本2 524名(男生838名, 女生1 686名) 。

1.2 方法

1.2.1 資料來源 資料來源于某大學定期健康檢查卡及學生家庭情況登記卡。緯度［9］、氣溫、降水量［10-14］及海拔［15-17］是研究對象進入大學前居住市(縣)政府所在地的數據資料, 氣溫及降水量均采用年平均值。

1.2.2 體格發育指標測量 使用無錫衡器廠ZT-120型數碼體重-身高計，每次測定前均對器材進行校正。身高精確到0.1 cm,體重精確到0.1 kg。被測定者均脫鞋、身穿內衣測量。調查員均為經過培訓的專業人員。

1.2.3 方法 分析家庭人均收入與男女體格的關系。體格指標是指一年級入學時學生的身高、體重及BMI［體重(kg)/身高（m2）］。出生地域是大學生入學前的家庭住所。以這個住所為基礎，將出生地域的屬性劃分為城鄉、緯度、海拔、氣溫及降水量5個因素。

1.2.4 統計分析 單因素分析: 每一種因素對體格造成的性別差異根據男女比(男性/女性)進行分析與討論。有關城鄉因素是城市與農村的體格差的比。有關人均收入、緯度、氣溫及降水量是根據一元回歸方程得到的體格增加量的比。

多因素分析: 以身高、體重以及BMI作為因變量，城鄉因素、家庭人均收入、緯度、氣溫及降水量為自變量進行多元回歸分析，建立多元回歸模型。根據多元回歸方程的回歸系數的比來分析體格的性別差異。身高及體重采用Z分進行分析。分析模型為以下5種：

模型1因素=城鄉，家庭人均收入

模型2因素=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緯度

模型3因素=城鄉，家庭人均收入，氣溫

模型4因素=城鄉，家庭人均收入，降水量

模型5因素=城鄉，家庭人均收入，緯度，氣溫，降水量

以上統計處理均采用SPSS 12.0版。顯著性水平以P＜0.05為標準。

2 結果

2.1 一般情況 由表1可以看出，女生家庭人均收入顯著性高于男生，但男、女生的自然環境因素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2.2 男女大學生體格發育的單因素分析 身高城鄉差的男女比為1.89,隨著平均收入的增加身高增加量的男女比為3.00,緯度、氣溫、降水量分別為1.31,0.99和1.33。總體來說，與城鄉及家庭人均收入因素相比，緯度等自然環境因素的男女比較小。體重及BMI也顯示了同樣的傾向。見表2。

2.3 男女大學生體格發育的多因素分析 身高模型1～4的城鄉因素及人均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因素)的男女比要比緯度、氣溫及降水量(自然環境因素)大。模型5的城鄉因素及人均收入的男女比要比緯度、氣溫及降水量的要小，但對緯度、氣溫及降水量男女雙方總有一方在統計學上無意義。體重盡管也顯示了同樣的傾向，但對于人均收入來說，所有的模型均表明男女間差異不同時有統計學意義。BMI雖然也與身高顯示了同樣的傾向，但城鄉因素及人均收入男女生間差異不同時有統計學意義。見表3。

城鄉因素及人均收入對身高、體重及BMI產生的回歸系數比均大于1，表明對于男性而言，隨著因素(社會經濟)的變化增大，其對體格的影響也增大。緯度、氣溫及降水量的回歸系數比，身高與1接近，體重及BMI在1～2的范圍之內。因此，隨著因素(自然環境)的變化造成的體格的變化，就身高而言，男女間差異無統計學意義，但體重及BMI男性略微大于女性。

3 討論

研究結果顯示，與緯度、氣溫及降水量相比，城鄉因素及人均收入對男女體格發育造成的差異要大;城鄉因素及人均收入對身高、體重及BMI產生的影響男性大于女性，緯度、氣溫及降水量對體重及BMI產生的影響男性大于女性，但是對身高的影響差異無統計學意義。

Acheson等［18］報道，雖然家庭社會經濟良好(根據父母職業判斷)男性的身高在各個年齡階段均比家庭經濟條件差男性的身高要高，但女性卻不存在這方面。Malina等［2］指出，社會經濟因素(根據土地、職業等判斷)對男性的體重影響較大，但對女性卻幾乎沒有什么影響。與本研究的結果較為一致。

關于社會經濟因素對體格產生的影響，Malina等［2］同時推測，就男性而言，社會經濟因素的不同通過營養及疾病感染影響他們的生長發育；另外，學齡前兒童(2～6歲)的能量及蛋白質攝入量幾乎不存在性別差異，但學齡兒童(7～14歲)的能量及蛋白質攝入量男性高于女性。因此，社會經濟狀況的差異可能導致男女營養素攝取的差異，進而影響體格發育的差異。Siniarska［19］推測，環境因素(社會經濟因素)對女性的體格等的影響比男性要小，可能是由于自然選擇原理造成的，因為當時(19世紀)女性的死亡率總體上比男性要高，因此只有那些非常健康的女性才能生存下來。在我國，男女平等的思想雖然已經家喻戶曉，但女孩，特別是在農村，如果跟同等家庭情況的男孩相比，進入大學的機會可能要少得多。

社會經濟因素主要通過營養及疾病感染影響男女體格的生長發育。與此相比，自然環境因素則主要通過刺激機體的反應來影響體格。Morimoto等［20］提到，無論在干燥還是潮濕的環境中，如果增加溫度，女性的出汗率均高于男性，造成這些結果的原因是男女的體溫調節機制不同。本研究使用的自然環境因素為緯度、氣溫及降水量，在這些因素中，氣溫是溫熱環境因素，緯度及降水量也是與溫熱環境有密切關聯的因素。它們與體格發育的關系，身高的男女差異沒有被發現，體重及BMI的男女差異卻被證實。可能與Morimoto等提到的由溫熱刺激產生的性別差異有關，或者與脂肪代謝產生的男女差異等相類似。

4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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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

城鄉經濟社會發展的差距

近年來，城鄉差距不但沒有縮小，反而有逐步擴大的趨勢。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文化、科技、教育、衛生、體育、基礎設施上，更重要的表現在城鄉居民收入水平、消費水平等方面的差異。

首先是城鄉居民收入差距不斷擴大。以1978年為基準年，2006年我國農民純收入的增長指數為24.47，同期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長指數為30.59。自1992年后，農民人均純收入的增長速度都低于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增長，近幾年增長速度的差距越來越大。而全國城鄉居民的收入差距也呈擴大趨勢。1998年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為5160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2090元，城鄉居民收入差距為3070元，2006年收入差距擴大到7238元，農村居民人均純收入僅為3255元，不到與城市居民收入差距的一半。如果國家對城鄉差距不引起高度重視，我國城鄉差距會繼續擴大。

其次是城鄉居民生活質量的差距不斷擴大。目前城鄉消費水平差距的絕對值逐年上升很快，相對值總體上也在上漲。1 986年全國城鄉居民消費支出絕對差為355.58元，相對差為2.12，農村居民平均消費水平是城鎮居民的47.2％。到2006年，全國城鄉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絕對差為5388元，相對差升為3.11，農村居民人均消費支出只為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的32.17％。因而造成城鄉居民消費結構差距越來越大，使得城鄉居民生活質量存在較大的差別。

第三是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差距逐漸拉大。由于農村教育基礎薄弱，教育硬件、教育投入、教師水平、文化素質等方面與城市相比依然存在較大的差距。在農村人口中低學歷人口的比例遠遠高于城市。目前小學文化在農業人口和非農業人口的比例分別是51.5％、16.3％，初中文化占兩者的比例分別為41.5％、32.4％。而高中、中專、大專、本科、研究生學歷所占比例上，城市分別是農村的3.5倍、16.5倍、55.5倍、281.5倍、323倍。城鄉社會事業發展差距逐漸拉大，不僅表現在上述教育文化的差距，還表現在城鄉社會保障及醫療衛生事業及公共基礎設施等諸多方面。

城鄉二元結構的表現

近年來，許多學者已對城鄉二元結構形成作了很多研究，有的認為國家應該注意公共產品的供給、社會保障制度、稅費體制、金融制度、勞動力就業制度、土地征用等制度方面的因素。有的主張充分發揮財政政策在城鄉經濟協調發展中的導向作用。一些學者從提高農業自身生產效率、優化產業結構、加快建設現代農業即內部因素闡述了城鄉二元結構形成的原因。

城鄉分割的戶籍制度、就業制度、社會保障等制度。我國戶籍制度在本質上已經遠遠超出了人口管理的范疇，成為一種以戶口管理為核心的多制度構成的體系，其中包括就業體制、教育體制、住房機制、醫療及社會保障體制、價格補貼機制等等，這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社會資源的分配，也影響著不同階層之間的自由流動，加劇了城鄉之間的差距。

國家財政過多向城市傾斜，投入農村的比例過低。1990年以來，我國一直存在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支出比重下降的問題。不僅中央財政如此，地方財政也是如此。2004年中央財政支農支出占財政總支出的1O.8％，地方財政支農支出占地方財政總支出的5.8％。在財政支農建設性資金中，直接用于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比重少，約占11％，用于大中型帶有社會福利性質的水利建設和社會生態環境保護性質的林業建設投入的比重大，約占70％以上。不平衡的投資政策使農村經濟發展緩慢，城鄉經濟發展水平差距越拉越大。

不合理的財政體制和稅收制度。2006年以前，農民稅費比較嚴重，農業稅曾經是中國農民長久以來的歷史負擔之一。2005年中國城鎮居民的收入水平是農村地區居民收入水平的3.2倍。考慮到一些額外補貼，如醫療保健等只針對城鎮居民等，真實差距可能還要大。2006年全國取消農業稅減輕農民稅費負擔1200多億元。

城鄉產業結構失衡。一個國家經濟增長過程也就是產業結構不斷優化升級的過程，產業結構變動的一般趨勢是第一產業在總產值中的比重逐步下降，第二、三產業的比重逐步上升。但農村產業結構比例中，第一產業長期占據重要的地位，農產品收入需求彈性較小的特點，隨著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恩格爾系數會降低，決定了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農業增長必然要慢于二、三產業的發展，農村的產業結構無法進一步優化升級，農村居民的收入很難大幅度的提高，所以城鄉差距進一步擴大。

篇4

關鍵詞：轉型警察權威弱化重塑

1、警察權威的含義及作用

權威就是憑借社會公認的權勢和威望而形成的對社會的支配力量。警察權威，又稱警察執法權威，則是指作為國家法律的執行和維護者的警察機關及其執法人員在執行國家法律、依法進行公務活動時所應體現出的權力以及由此而形成的威望，是警察機關及其警務人員在執法過程中所產生效力的綜合反映。

警察權威對社會的作用體現在對社會的控制上，這種控制表現為一種駕馭。首先，為了保證社會在預設的行為框架下活動,社會權威需要建立起強大的控制和管制機構，通過制定規則來保證國家對社會的統攝力。其次，警察憑借威望對社會中的沖突和矛盾進行調節。再次，社會必須建立一種機制對社會成員之間的爭議進行裁決，國家并不允許個人自行正義，而是需要通過法律來對行為做出衡量。[1]最后，因為社會規范只有在對懲罰的擔心超過對獲取不當利益的渴求的情況下才能得到遵守，沒有制裁社會規范便不能得到社會成員的遵守,因此要通過這種威懾力來制裁違規的現象。

2、社會轉型期警察權威弱化的原因

社會轉型期警察地位弱化的原因具體分析主要有以下幾個原因：

（一）制度性的缺陷。1、警察的地位低。我國對警察教育的投入所占比例較低，而韓國等一些國家積極展開精英教育來培養警察的后備力量，高度重視警察教育。另外，媒體對警察的負面信息炒作，部分網民對警察情緒化否定，警察在影響力甚巨的網絡媒體中失語或應對不力，給警察權威帶來無形損傷。2、警察與法學地位的不對稱。一些法律條文在制定時并沒有考慮到實踐中的情況，比如收容遣送制度的廢除，雖然一定程度上保護了城市流浪乞討人員，可是一旦人員拒絕到收容所，那么警察便無法對流浪人員進行管理，社會的秩序相當于還是沒有控制。3、條塊管理的必然缺陷造成的權限不清、警務職責不明確。在公安機關內部，相關職責內容重復，或者單個職責的缺失都是源于不合理的管理體制。[2]

（二）法律規范不健全。1、公檢法機關認識上的不統一。在我國法律中，缺少對于警察權利保護的相關法律條文規定。縱觀我國現有法律，專門用于維護民警執法權益的單獨法律尚未形成，相關條款散見于《人民警察法》、《刑法》、《治安管理處罰法》、《人民警察使用警械和武器條例》等法律條文中。2、警械使用缺乏明確的，有操作性的規定。為降低違紀風險，警察執法遇不法侵害時常常不敢使用警械，警察權威受到非理性壓制。3、在依法保障和維護民警正當的執法行為上缺少操作性的依據和工作力度。法律規定都比較籠統，沒有具體的實施細則和明確的司法解釋，給打擊和處理此類案件造成困難。由于在司法實踐中難以掌握好法律尺度，目前一般將暴力襲警案件當作一般治安案件處理，影響了執法的權威性，從而難以有效的依法保障人民警察履行職責。

（三）各種思潮的影響。受西方思想意識的影響，并伴隨著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不斷成長與法治進程的不斷推進，公民權利與自由不斷地被強化與彰顯，警察權力在法律上越來越受到限制。

（四）歷史性。1、缺少法制傳統。公眾法律意識的覺醒本是有利于我國社會民主法治的進程，但覺醒不是盲目理性和對法律采取實用主義，只講權利、不講義務。當不法分子高呼“警察有什么了不起，打的就是警察”時，正是不完善法治環境和扭曲的法治心態的反映。2、制度滯后。警察位于司法生物鏈中的最低端。3、缺少宗教傳統，人民缺少一種敬畏感。4、國民素質缺少中立性。人們容易受到社會輿論大方向的引導，無法從中立的角度來思考問題。[3]

（五）自身原因。1、自身素質差。警察隊伍龐大，然而警察的整體素質卻普遍偏低。大多數人在思想上麻痹大意，因為缺少對法律知識的了解，在執法過程中不依照規范執行任務。2、內部管理理念不正確，缺少專門的應訴機構。我國公安機關應當積極應對出現的投訴的問題，以正面的形象展現在社會公正面前，才能從新樹立起警察的權威。3、裝備差，缺少專用的警用武器。我國在警察配備的投入遠不能超過發達國家，影響了警察的工作效率。

3、警察權威重塑的途徑

對于警察權威的重塑途徑的構想，必須考慮到當下警察權威之所以弱化的原因，究其本源，治其根本。在考慮這幾個根本性原因的基礎上，應該考慮從以下幾個方面來恢復和加強警察的權威：1、加強制度保障2、完善法制建設3、增強國民素質4、警察的自身建設5、輿論支持。

首先，在制度方面，通過完善國家的法律來明確警察的權利，保護警察的權益，以此來樹立警察的威信。我國現在對于“警察”的稱謂過于籠統，這不僅是一種身份上的混淆同時也是一種職責和權限上的不清楚，這就使得對于警察的管理和分工混亂，給人們形成一種警察胡作非為的印象。[4]對于這種現象的杜絕，首先，應該在警察系統內部制定合理的權限分工制度，必要時還可以根據部隊的建設模式，思考警察的種類。將其身份和責任均明確，具體化。這樣就能給人們一種明確和規范的印象，從而消除權限不清、警務職責不清的現象。

在法制建設方面，因為考慮到警察所處的社會特殊角色和特殊的職責，對于其工作任務危險性的考慮應對其制定不同于普通人的人身安全的防御，保護以及救濟的法律條款。而我國現行的法律制度規定的過于籠統化和表面化完全無法達到警察職務所要求的程度。刑法上的入罪，表面上對破壞警察權威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但在語言上的不明確性和不易操作性使得對警察人身和權威的保護如同虛設。[5]為了這種權威的樹立，就必須在現實生活中讓人們真切的感受到警察職務的嚴肅性。

當然，人們的重視和尊重是建立在警察自身合法和嚴肅的基礎上的，所以對于警察權威重塑的一條重要和必經之路便是警察的自身建設。警察必須把自己的警務行為與國家的職責和要求聯系起來，只有代表國家行事，才會使自身的行為具有權威性和嚴肅性，才會樹立起警察權威；只有嚴格規范自身的行為才能樹立人們的尊重、敬重和信任之情。只有信任才會配合，而只有自愿配合也才能體現出警察的權威。

另外，要善于利用創新公安宣傳方式方法，深入挖掘警察先進典型，樹立可親、可敬、可信、可學的新時期人民警察光輝形象。要加強警民日常信息溝通，強化突發事件處置中的媒體應對能力，明確回應涉警疑問，堅決駁斥對警察的不實輿論攻擊。要從行政、法律上規范網絡媒體的行為，堅決防止少數網絡媒體為增加點擊率而設置誣蔑性議題，挑撥、操縱、放縱過激言論妖魔化警察，維護警民互信與良性互動，從而強化警察權威。[6]

“君者，治之本也”，若要保障自己的權威，則必須獲得國家賦予的權力以及社會的認可，“警以威立”是治安哲學內容的一個基本思想，警察權威的塑造的重要性不僅體現在作為警察的自身的需要，而更加重要的是國家運行和建設的需要，因此，必須從理論和實踐中均重視起警察權威的塑造。

參考文獻:

[1]李強. 轉型時期的中國社會分層結構[M]. 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2.

[2]陳伯君. 轉型期中國改革與社會公正[M]. 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 2005.

[3]蘭久富. 社會轉型時期的價值觀念[M]. 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 1999.

篇5

【關鍵詞】社會資本；專業虛擬社區；知識共享

0 引言

近年來，互聯網技術迅速發展，用戶使用活躍。根據中國互聯網絡信息中心（CNNI）于2014年7月21日的《第34次中國互聯網絡發展狀況統計報告》，截至2014年6月，中國網民規模達6.32億，較2013年底增加1442萬人，互聯網普及率為46.9%。與之相適應，各種虛擬社區如雨后春筍般層出不窮。在一些專業化的領域，如學術交流領域，各用戶因為自身興趣愛好和相同的專業知識背景而聚集在同一虛擬社區進行信息交流和知識共享，這就是專業虛擬社區。用戶之間的互動與知識共享對專業虛擬社區的存在與發展具有重要的意義，但針對不同虛擬社區，專業用戶之間的彼此聯系、互惠情況、價值規范等對社會資本因素對用戶知識共享行為的影響作用有所不同。“經管之家”（原“人大經濟論壇”）是經管領域富有影響力的專業論壇，具有極強的專業性和龐大的專業用戶群，是典型的專業虛擬社區。現在尚未有文獻從社會資本視角研究“經管之家”知識共享的影響因素。因此，本文通過調研，分析“經管之家”用戶的知識共享行為及其社會資本影響因素，并有針對性地提出“經管之家”管理措施的改進建議。

1 關鍵概念及研究思路

社會資本一般指社會主體（包括個人、群體、社會甚至國家）之間緊密聯系的狀態及其特征。它可分為三個維度：結構資本、關系資本以及認知資本[1]。結構資本主要指社會主體聯系的結構模式；關系資本指利益相關者為實現其目標而建立、投資、維持和發展的關系資源；認知社會資本主要指規范、價值、態度、信仰、信任、互惠等心理因素。專業虛擬社區是基于互聯網環境，為具有相關特定專業背景的用戶運用自身的專業知識和技能，不隱瞞專業目的地與他人公開參與社區活動、進行積極的溝通與聯系、共同探討專業領域知識、共同進步的在線平臺[2]。專業虛擬社區具有顯著的專業性特征，成員具有共同的專業知識背景和興趣愛好，如學術交流虛擬社區。知識共享是指個體知識和組織知識通過各種交流手段為其他個體和組織所共享的活動[3]。典型的在線知識共享平臺有如新浪微博、騰訊微信、知乎等。

已有研究顯示，社會資本會影響專業虛擬社區知識共享[1]。但是，尚未有文獻對“經管之家”知識共享及其影響因素進行調研分析。因此，本文擬調查分析“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的意愿、行為以及可能產生影響作用的結構、關系及認知三個維度社會資本。

2 “經管之家”知識共享行為及其社會資本影響因素的調查分析

圍繞研究目標，本項目設計了用戶知識共享行為、用戶知識共享意愿、結構資本、關系資本以及認知資本五個關鍵變量的調查問題，以形成調查問卷的主體內容。另外，問卷還包含調查主題和填寫事項的說明，以及受調查者的基本信息。經管之家問卷調研對象主要定位于使用過經管之家的學生、在職科研工作者和部分其他職業的人群。問卷調查主要采用網絡調研方式，經過30天的調研，共收到108份問卷。下面基于調查數據分析“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行為及其社會資本影響因素。

2.1 “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行為分析

由于知識共享活動包括知識輸入和知識輸出兩個環節，因此，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行為可用知識獲取（即問題求助）和知識分享的頻率進行衡量，調查結果如圖1和圖2所示。可以看出，在1個自然月內，問題求助在3次及以上的用戶共占到了近66%，分享知識在3次及以上的用戶共占到了近63%。這說明用戶在經管之家知識共享活動中表現較為活躍。

2.2 “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意愿分析

進一步分析“經管之家”用戶的知識共享意愿，它同樣包括知識輸入和知識輸出兩個環節。相對應地，分別用“當遇到經濟相關的問題時，你傾向于向經管之家求助”和“人大經濟論壇的其他用戶很熱衷于分享知識去幫助其他用戶”兩個問題調查知識輸入與知識輸出時的用戶知識共享意愿，結果如圖3和圖4所示。可以看出，超過70%的用戶傾向于從經管之家獲取知識以解決碰到的問題，超過90%的用戶分享知識以幫助其它用戶解決問題。這些結果調查表明，個體傾向于參與經管之家的知識共享活動。

2.3 “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的結構資本分析

借鑒文獻，本文使用社會聯系衡量專業虛擬社區的結構資本，并用“在論壇中你是否與其他用戶建立了緊密的互動關系”這一問題調查了“經管之家”用戶之間的社會聯系，結果如圖5所示。大部分用戶與其他用戶之間存在互動關系，其中近19%的用戶與其他用戶經常互動和交流，較少數用戶“無事不登三寶殿”，除了求助，幾乎不與其他用戶交流。

2.4 “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的關系資本分析

借鑒文獻，本文使用互惠衡量專業虛擬社區的關系資本，并用“在論壇中，我解決了別人的問題，別人也會解決我的問題”這一問題調查了經管之家用戶之間知識共享的互惠情況，結果如圖6所示。可以看出，60%以上的經管之家用戶認可知識共享的互惠原則，接近40%的用戶表示互惠情況較少。

2.5 “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的認知資本分析

借鑒文獻，本文使用共同愿景衡量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的認知資本。當問及“你因為何種情況會幫助其他用戶解決問題”時，108位用戶中有22.22%的用戶認為原因之一是“增強論壇的學術交流氛圍”。不管是興趣使然還是獲取積分的激勵，用戶參與經管之家都希望通過交流與互動獲得自己所需的知識，解決存在的問題，因而可推斷，“增強論壇的學術交流氛圍”是經管之家用戶知識共享的共同愿景之一。

3 結語

從知識獲取與知識分享兩個角度看，“經管之家”用戶參與的知識共享活動表現活躍，但這主要體現為用戶與論壇的知識互動，用戶之間的直接互動與交流較少，說明用戶間相互分享知識的行為有待加強。對用戶參與知識共享的主觀意愿進行調查的結果進一步顯示，大多數用戶傾向于參與“經管之家”的知識共享活動。從影響因素看，“經管之家”用戶參與知識共享活動及其主要意愿明顯受到社會資本――社會聯系、互惠和共同愿景的影響，用戶彼此之間的聯系越緊密、越遵循互惠原則、對共同愿景感知越強烈，其參與“經管之家”知識共享活動的意愿越強烈，行為表現越積極。這啟發“經管之家”的管理者，可通過完善管理機制來增強用戶之間的社會聯系、強調互惠原則和宣傳論壇的共同愿景，以增強用戶的知識共享意愿和引導用戶的知識共享行為。

【參考文獻】

[1]陳明紅，漆賢軍.社會資本視角下的學術虛擬社區知識共享研究[J].情報理論與實踐，2014，39（7）：101-105.

篇6

關鍵詞：家庭 社會經濟地位 青少年

中圖分類號：G635 文獻標識碼：C 文章編號：1672-1578（2017）04-0135-01

1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概述

社會經濟地位是一個多維度的概念，具有一定的綜合性特征，它與社會因素、文化因素、政治因素、經濟因素等存在密切聯系。在社會不斷發展的過程中，必然會出現社會階層分化，這種分化會造成社會經濟地位差異。對于一個家庭而言，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會對其發展產生一定影響[1]。在青少年成長階段，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異會產生潛在性的作用。在以往青少年成長過程中，人們往往會將研究重心放在遺傳、人格培養、學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方面，但卻忽視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成長的作用。然而，隨著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異變得愈來愈顯著，這一因素也逐漸受到了關注。目前，我國社會經濟正處于轉型階段，貧富差距很大，社會基尼系數一直處于高位。在這種背景下，進一步加劇了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差異。無是高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還是低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都會給青少年成長帶來一定的發展風險，應給予重視。

2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2.1 低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大量研究證實，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認知發展存在密切聯系。較低的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會讓青少年的執行功能（工作記憶功能與認知功能）受到影響。部分低社會經濟家庭為單親家庭，單親家庭孩子的執行力要低于雙親家庭[2]。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還會對青少年的學習品質產生影響。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較高，青少年在學習方面主動性更強，并且在學習上更為專注，對知識、技能具有較強的探知欲望。然而，低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孩子在上述方面顯然要弱于高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孩子。除智力成長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孩子的生理發展也會產生一定程度影響。相對而言，低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孩子營養攝入不夠充足，并且出現不良飲食習慣的概率更大。從目前我國社會整體經濟情況來看，青少年基本生活保障并不存在問題，但微量元素、營養物的攝入水平依然較低。這對于青少年的腦功能發育會有所影響，甚至會影響到其正常智力發展。在情感方面，低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孩子在溝通、行為方面更容易出現情感風險。由于家庭經濟條件關系，部分孩子可能會出現自卑、抑郁、孤僻等消極情緒，這些消極情緒甚至可能會成為犯罪動機。特別是留守兒童，由于父母常年在外打工，他們缺少情感關懷，更容易出現負面情緒，并影響到其心理健康。

2.2 高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

相對于低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青少年而言，高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青少年在成長過程中，具有較多優勢。良好的經濟條件，使其不用擔憂物質生活，最起碼在生理發育上不會出現問題。同時，這些孩子能夠獲得良好的醫療服務、教育[3]。其父母大多數都經歷過良好的教育，因此在家庭教育方面也具有較高的水平，這些孩子受到的成長風險相對較低。但即便如此，高收入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孩子在成長過程中，依然會受到部分因素影響。在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中，父母對孩子的期望、要求更高，特別在學業上具有特別高的要求，這會給孩子帶來較大的壓力。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當中，父母往往會將孩子單獨留在家中，以此來培養孩子的獨立性，但這樣反而會讓孩子與父母之間產生隔閡感，甚至會讓孩子疏遠父母。在這些家庭當中，通常男性工作收入較高，工作時間較長，陪伴家人、孩子的時間也相對較少，這也會讓孩子成長受到一定影響。另外，高社會經濟地位家庭中的孩子也可能會出現一些行為問題，其不良行為與其抑郁及焦慮程度密切相關，并且容易在青春期產生。若未能對孩子的行為、心理進行有效引導，對其未來健康成長顯然是不利的。

3 關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重要性

從上文中不難看出，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無論高低，均會對青少年成長產生一定影響。這種影響可能是積極的，也可能是消極的。換句話說，家庭社會經濟地位是影響青少年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應該給予關注。一方面，青少年在接受學校教育期間，學校要注意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這種因素，并根據青少年家庭狀況，采取一些措施來消除部分影響。在學業方面，學校應該對不同家庭學生的學業成績、日常表現情況等進行統計分析，并采取一定教育干預手段，如心理疏導等來緩解青少年的心理壓力，并引導其形成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及世界觀，使其能夠以積極、健康、向上的心態來面對生活、學習，盡最大可能來消除學生的心理問題及行為問題。另一方面，教育管理部門及政府相關部門要重視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特別是對于部分經濟收入較低的家庭，要給予重點關注。通過相關政策，如學費減免、政策幫扶等來幫助這些家庭，緩解其經濟壓力，讓這些家庭中的孩子能夠接受正常教育。在貧困地區、偏遠山區等區域，要繼續加大教育扶持力度，不斷提升區域教育水平，為青少年的成長創造一個穩定的教育環境。

4 結語

家庭社會經濟地位對青少年成長的影響是多方面的。隨著社會貧富差距的日益拉大，家庭社會經濟地位的潛在性作用也變得愈來愈大。在關注家庭社會經濟地位這一因素的同時，政府應該繼續加強青少年教育事業建設，盡快縮小城鄉教育差距，讓區域教育水平能夠維持平衡，為青少年健康成長奠定基礎。

參考文獻：

[1] 陳曦，陳光輝，趙景欣.家庭社會經濟地位與青少年未來規劃的關系：外向性的調節作用及其性別差異[J].心理發展與教育，2015（04）：420-427.

篇7

關鍵詞：資源環境；經濟可持續發展；影響；措施

一、社會經濟發展與資源環境因素的聯系

一個國家社會經濟的增長需要豐富的資源，作為經濟發展的必要物質基礎，資源環境因素很大程度上決定了經濟可持續發展的水平。隨著我國經濟的高速發展和人口數量的增多，人們從自然界獲取大量物質財富的同時擴大對資源環境開發的規模，從而加快各地區經濟的發展速度。由于各類經濟活動對資源的索取利用速度超過資源本身的可再生速度，在這過程中對環境造成的污染超過環境的自身承受力。導致資源環境變的惡劣，引起生態環境的破壞，影響人類的生存和社會經濟發展，這對我國可持續發展戰略造成巨大挑戰。人類的生活生產和經濟活動都與資源環境密不可分，資源環境是經濟發展的基本要素，而經濟發展又是資源開發利用的前提。因此資源環境與社會經濟發展之間存在著相互依賴、相互制約的復雜關系。當前我國經濟處于高速增長的階段，但是現存的資源無法滿足經濟發展的需要，生態環境的脆弱性制約著經濟發展。因此，要選擇與資源環境相適應的經濟發展模式，將社會經濟發展規模控制在資源環境可持續力的限度內，協調好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關系。

二、我國社會經濟發展面臨的資源環境問題

隨著經濟發展日益加快，資源環境的壓力越來越大。我國擁有龐大的人口基數，因而對土地資源、水利資源、林木資源、礦藏資源等資源環境各要素的人均擁有量較少。同時在經濟發展過程中，高消耗資源的粗放型發展模式，在資源的開發利用方面存在著浪費，對環境造成嚴重危害，使得當前社會經濟發展面臨重大的資源環境問題。

（一）資源短缺問題

當前面臨的資源短缺問題主要表現在：一是土地資源方面，我國人均土地面積較少，土壤質量不斷下降，更有嚴重的水土流失、沙漠化、鹽堿化等現象發生；二是水資源方面，水資源較為短缺，浪費現象和污染情況十分嚴重，使水資源環境惡化，其短缺的狀況更加嚴重，導致可利用水資源也急劇減少；三是林木資源，人們對植被濫砍濫伐，不注意對林木資源的保護，使得我國林木資源銳減，植被覆蓋率低；四是礦產資源，人們對這些資源的開發利用欠缺合理性，導致礦產資源的浪費。

（二）環境污染問題

我國的環境污染愈加嚴重，社會經濟發展中的環境問題主要有：一是空氣污染日益嚴重，二氧化硫等氣體的排放量遠遠超過了環境的自凈能力，造成大氣污染和酸雨污染，使土地、建筑物等受到毀壞，影響社會經濟發展；二是有機物污染和工業廢渣污染日益加重，當大量使用化肥、農藥等物質增加產量的同時也帶來了土地資源、水資源的污染；三是自然災害頻頻出現，而且嚴重的自然災害數量頗多，影響了區域經濟的高速發展。

三、資源環境因素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

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發展的程度與資源環境狀況有著密切的關系，當前經濟處于高速上升期，因此資源環境因素對經濟發展的影響更加突出。由于粗放式經營發展是中國當前經濟增長方式中的主要模式，在這過程中造成的資源環境問題已經成為了制約經濟發展的主要因素。我國的各類資源相對短缺，但卻未能很好的利用潛力很大的二次資源，同時由于資源環境開發利用不協調造成的綜合利用率低，能源和水資源短缺及浪費嚴重等制約了經濟發展。資源環境因素已嚴重影響到我國經濟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其產生的負面效應將會嚴重抵消經濟增長的正面效應。要發展經濟就要加快經濟發展方式的轉變，構建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的經濟發展模式，堅持走新型工業化發展道路，同時必須協調好資源環境在各區域之間開發利用的矛盾。當前資源環境制約著經濟發展與我國東西部區域經濟發展的差異及不同地理環境有一定的關系。從地理環境上分析，我國的氣候以大陸季風氣候為主，雨量分配不均，容易形成干旱與洪澇并存的局面；地形上呈三級階梯狀，而西高東低的地勢與季風氣候也容易將破壞西部環境的不利因素擴散到東部地區，使得我國東西部都面臨著經濟發展受到資源環境制約的困境。

四、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加快經濟發展的戰略

為實現解決資源環境問題，加快社會經濟發展的最終目標，有以下幾點措施：首先要提高思想認識水平，以科學發展觀為指導，從社會經濟的可持續發展角度出發，遵循自然和經濟規律，增強人們保護資源環境的意識。同時要合理的開發利用資源，提高資源綜合利用效率，優化資源配置，不能只片面的追求經濟增長，要注重經濟增長和資源環境的協調發展；其次要發展綠色經濟，加大對環境污染治理和環保投資的力度，加強基礎產業與基礎設施建設，減少污染物的排放，也要提高治理污染和保護生態環境的能力，形成有利于資源節約和環境保護的生活生產方式，建設資源節約型、環境友好型社會，逐步將資源優勢轉變為經濟發展優勢；最后要調整經濟結構，轉變經濟發展模式，通過不斷優化產業結構，引導各生產部門逐步走上科學進步和技術創新的道路，致力于發展循環經濟，增強對資源的高效和循環利用。創新我國社會經濟發展模式，優化經濟發展戰略，同時要大力發展第三產業，實現由粗放型向集約型轉變的經濟增長方式，加快社會經濟可持續發展。

參考文獻：

[1]盛科榮，樊杰.自然資源與城市的區位――兼論大河發展軸的經濟機理[J].地理科學，2011，31（11）：1415-1422.

[2]張慧毅，徐榮貞.發展中國家經濟可持續發展實施途徑淺析[J].價值工程，2007，26（2）：1-4.

篇8

【關鍵詞】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優缺點

【中圖分類號】R194【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2095-6851（2014）05-0598

在衛生服務研究領域中，保證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已經成為世界各國普遍關注的問題之一。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是衛生服務公平性的重要研究內容，伴隨著衛生公平性研究發展起來。本文就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進行介紹，為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研究提供方法學借鑒。

1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內涵

衛生服務利用是需求者實際利用衛生服務的數量，是人群衛生服務需要量和衛生資源供給量相互制約的結果，可以直接反映衛生系統為人群健康提供衛生服務的數量與工作效率[1]。分析衛生服務利用程度是檢驗衛生服務效率和潛力的一種常用手段。測量衛生服務利用的指標包括：是否利用及利用的數量、利用衛生服務而消耗的費用（貨幣價值）等[2]。

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是衛生保健公平的重要組成部分，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包括水平公平和垂直公平兩方面，水平公平性指具有同樣衛生服務需求的人可以得到相同的服務，垂直公平性是衛生服務需求多的人比需求少的人應獲得更多所需的衛生服務[2]。英國的Wagstaff等人提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可解釋為：有同樣醫療需要的社會成員接受到（利用了）同樣的衛生服務，而無論她是窮人還是富人、老年人還是年輕人、白人還是黑人[3]。在現實生活中，通常衛生服務利用最少的人群恰恰是健康需要最大的人。

2國外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Van Doorslaer 和 Wagstaff 最早提出了測量衛生服務利用公平的一套方法，集中曲線和集中指數是評價衛生公平程度的方法。比例法是常用且簡單的一種測量方法，用于評價不同階層人群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性，在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0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均采用了比例法進行健康公平性分析[4]。

在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測量方法上，國際上通用的方法包括： 極差法、洛倫茨曲線和基尼系數、洛倫茨曲線、差別指數、不平等性斜率指數與相對指數、集中指數等。《2000年世界衛生報告》中提出的公平性測量方法：用兒童成活率分布指數和傷殘調整期望壽命（DALE）衡量健康狀況的公平性；用衛生服務系統的反應性表示衛生服務提供過程中的公平性；用衛生籌資公平性指數（IFFC）表示衛生服務籌資的公平性。但目前世界衛生組織提倡使用的新的公平性測量方法有待進一步完善[5]。

3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方法

我國衛生服務領域的公平性研究開始了于上世紀90 年代中期， 國內學者利用極差法、洛侖茲曲線法等研究方法對特定人群或特定地區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評價，但是國家級或省級的研究較少，不足以對我國衛生領域公平性進行整體評價[4]。目前，用于評價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的方法很多，常用的有洛侖茲（Lorenz）曲線和Gini系數、極差法、集中指數（CI）、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利用/需要比、多因素分析法等。

3.1洛倫茲曲線（Lorenz Curve）和基尼系數（Gini Index，G）

洛倫茲曲線是經濟學中用來反映社會收入分配或財產分配公平程度的曲線，其基本思想為：將收入或財產按不同人群或地區分為若干等級，橫軸表示每一等級的人口數占總人口的百分比的累計值，縱軸表示每一等級擁有的財富的百分比的累計值，連接各點，即得到洛倫茲曲線。

基尼系數是根據洛倫茲曲線計算出的反映社會收入分配公平程度的統計指標。利用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來評價健康或衛生服務公平性的優點是可以反映所有人的狀況，但是缺點是不能反映每一層狀態改變對總體分布的影響。即只能反映總體的不公平程度，不能確定引起不公平性的原因是區域間還是區域內差異[5]。國內李娟生等運用Gini系數以及Lorenz曲線等對1610名育齡婦女的衛生服務公平性進行了分析評價[6]。但基尼系數及洛倫茲曲線在國內衛生服務利用公平性評價中運用較少，在衛生資源配置公平性評價方面運用較多。

3.2集中指數（Concentration Index， CI）

集中指數（CI）是世界銀行推薦的用于評估不同社會經濟條件下健康和衛生服務不公平性的指標。集中指數是借鑒洛倫茲曲線和基尼系數的思想用以評價健康公平性的統計指標。后來被引入衛生服務公平性測量，目前已成為測量衛生服務領域公平性最常用的方法之一。CI是按社會經濟狀況排序，對不同社會經濟狀況組之間人口分布變化比較敏感，從而反映不同的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和衛生服務利用不公平的影響。

集中指數法用于度量與經濟狀況相關的衛生服務不平等情況比較有效。它反映了所有人群的狀況，而且對人群社會經濟狀況的分布比較敏感，所以最能滿足我們測量不公平時所要達到的要求。但是集中指數的算法屬于單因素分析法，沒有綜合考慮其它指標的作用。查閱大量文獻發現，衛生服務利用的集中指數幾乎沒有大于0.2的，所以集中指數的評價準則有待于進一步完善[7-10]。

雷鵬等對不同健康指標用于健康公平性評價的比較研究中發現，采用不同健康指標得到的集中指數差別較大，說明以不同健康指標代表人群健康狀況來評價與個體社會經濟地位相聯系的健康公平性，其敏感程度有強有弱[11]。同時建議在對不同指標集中指數進行計算之前，可對不同健康指標進行年齡標準化率后再計算，因為年齡往往是重要的混雜因素，卻被一些衛生經濟學研究所忽略。

3.3不平等斜率指數（Slope Index of Inequity）

該法是將人群按社會經濟狀況分組后，分別計算各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不平等斜率指數就是不同經濟組的健康指標平均值與其對應的社會經濟組的秩次之間回歸線的斜率，它反映了從社會經濟最低組到最高組之間健康狀況的改變，能反映出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其絕對值越小，代表社會經濟對健康的影響越小，健康狀況越公平，其特點是能反映社會經濟狀況對健康不公平的影響[12]。方麗霖、韓冰等利用不平等斜率指數（SII）對新型農村合作醫療制度實施效果評價[13-14]，該評價方法彌補了級差法在測量上的缺陷，對人群健康水平敏感。

3.4極差法

極差法是最常用的測量健康公平的方法。這種方法通常用于比較社會經濟分組最上層和最下層的情況。極差法是將人群按其社會經濟狀況分組，比較社會經濟狀況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健康狀況的差異，從而說明健康在不同收入人群分組健的平等性。如1983年世界銀行的發展報告、2010年世界衛生組織的世界衛生報告、中國的衛生服務調查報告以及一些研究報告均有體現[15]。

級差法優點是簡潔明了，能夠直接比較不同社會經濟狀況收入人群的健康差異，其缺點是它僅僅反映最高組與最低組之間極端的健康差異，而忽略了中間組之間的變化，另外，極差法缺少對樣本構成的考慮，不適合在不同年代或不同地區間的比較[5]。同時，謝小平等認為級差法中隱含了一個假設： 即衛生服務需要不隨收入或其他條件變化而變化， 而這個假設顯然是不科學的，如果事實不是這樣， 那就需要將其與不同收入下衛生服務實際需要的分布公平性進行比較[4]。

3.5利用/需要比（Use/Need Ratio）

該法對按一定社會經濟學特征分組的人群的衛生服務需要量與相應的衛生服務資源利用量的比較，來評價是否實現了相等的需要獲得相等的衛生服務利用，又稱 Le Grand法。它反映了不同經濟學特征的人群平均每個患者所利用的衛生服務資源。應用調查對象患病表示需要，門診、住院服務的費用等為利用量，計算方法是以每類服務的次均費用與所利用服務量的乘積之和表示，最后以各經濟收入組間利用/需要比大小的比較來表示衛生服務利用的公平程度。

Le Grand法主要用于分析不同經濟收入組人群的門診和住院費用之間的差別，只考慮到了經濟因素對衛生服務利用的影響，屬于單因素分析方法。如果能夠消除其它因素的影響，Le Grand法為一種簡單的反映衛生服務利用費用的公平性的方法[16]。

“分項分析法”（Disaggregated approach）是“利用/需要比”的改良方法。該法是對不同的衛生服務的利用量和需要量分別進行比較，較Le Grand法更具有簡便易行和資料的可得性等優點。由于進行了分項分析，沒有考慮衛生服務利用中一些復雜因素，如可能存在患病和未患病間、衛生服務間、不同社會經濟狀態人群間等衛生服務利用的差別[17-18]。

3.6不相似指數法（Index of Dissimilarity）[19]

不相似指數的基本思想是用某階層的健康比重和它相應的人口比重，測量健康集中在特定的階層，還是均勻地分布在各個階層中，并且可以計算出各個階層的差異程度。優點是把社會分為多個經濟階層，了解每個階層健康水平和人口比例的差異，可以對每一個階層的情況進行比較，從而知道由于收入不平等而造成的健康不公平情況。缺點是使用了按社會經濟分組統計的數據，但僅僅對每個社會階層的健康水平所占比例與每個社會階層所占人口比例進行比較，而不是與社會經濟階層的社會狀況進行比較，且ID是一個正值，不能反映是正面還是負面的情況。

3.7多因素回歸分析法（Multiple Regression Analysis）

此法可同時對多個可能影響衛生服務利用的因素進行分析，并建立有關影響利用的因素與衛生服務間關系的模型，可用logistic回歸和Probit回歸模型進行分析。查閱文獻發現，用Logistic回歸分析得出的影響因素主要包括：性別、受雇情況、年齡、婚姻狀況、社會支持水平、種族、有無健康保險、受教育程度、地理位置等。上述變量可能影響需求或利用，但不能確切地說明影響的程度。

由于Logistic回歸要求因變量是分類變量或等級資料，而反映衛生服務利用醫療費用、住院天數等變量為數值變量且這些變量往往不服從正態分布，所以需要做變量變換，若未做變量轉換只能選擇單因素分析方法[16]。

3.8擬合負二項模型

對于不同醫療保障制度參保居民，以兩周門診次數和年住院次數為因變量，需要變量和控制變量為自變量擬合負二項模型，常用的標準化方法有直接標準化法和間接標準化法，由于直接標準化法存在一定缺陷，間接標化法操作上簡便易行，因此國際研究中較多地使用間接標化法[3]。在實際分析中，“標化”變量 和“非標化”變量的選擇應該根據本地區實際情況和數據可得性進行確定，變量選擇也是標化的關鍵之處。

3.9因子分析和快速聚類法（Factor Analysis and Fast Cluster Analysis）

篇9

加強完善社會經濟管理體系。建立健全的社會經濟管理體系,完善經濟管理機制是保證經濟管理工作科學開展的重要內容“黨委領導、政府負責、社會協同、公眾參與”的社會經濟管理目標,保證經濟管理的順利實施,全面的掌握經濟管理目標的實際動向,協調經濟管理和社會管理、經濟發展等主體間的權責關系,建立健全社會經濟管理的體系,科學的、規范的統一部署,加強各項工作間的聯系,提高社會經濟管理研究的水平,保持經濟管理的穩步前行與創新意識相結合,以完善的體制約束和規避經濟管理中不協調的因素,提高加強經濟管理的意識,完善經濟管理的機制,以規范的制度促進社會經濟管理的發展。加強社會經濟管理中的經驗積累。

加強社會經濟管理工作是一項長期的,利國利民的的措施,社會經濟的不斷發展,經濟管理中出現的問題、情況日益增多,加強社會經濟管理中的經驗積累,有助于合理的化解經濟管理中出現的問題和矛盾,不斷的積累經驗也是一種學習和總結的過程,同時也是一種創新的過程,參考不同的解決問題的方式,經過探索和實踐,提高了對社會管理中人人參與的主動性,增強了各企業、行業間的責任意識,在學習中探索,在探索中積累經驗,總結社會經濟管理的根本規律,從中找到新階段社會經濟管理的有效思路方法。不斷的積累經驗,勇于創新是社會經濟管理發展的有力措施。

加強社會經濟管理的質量、實效。加強社會經濟管理的質量,在于提高研究成果的質量和水平。在研究中,要按照高標準、高質量、高水平的要求進行工作。要堅持全方位研究、深入研究、創新研究,要嚴把好對經濟管理研究成果的質量關;要講求實效,。在經濟管理研究中,要注重階段性目標的實現,在充分利用已有研究成果的基礎上進行深入研究、創新和提高,而不是一切都從頭開始研究。在研究中,要基本理論研究與應用性研究兼顧,側重于應用研究,把研究重點放在為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服務上。加強社會經濟管理的科學水平。新階段的社會經濟管理與傳統的經濟管理有較多的不同,市場經濟與計劃經濟的不同時期有不同的經濟管理模式。

新階段的社會經濟管理特點必然要遵循新階段社會發展的特點。加強經濟管理的科學化水平,按照高標準、高質量的要求來督促社會經濟管理的進一步發展,同時加快培養新階段社會經濟管理人才,以現代科學的方法,提高社會經濟管理的科學化水平。對經濟管理工作進行多方面的研究和創新,建立與社會經濟管理發展相配套的現代化科技水平。以長遠性經濟發展為目標,科學的規劃,社會經濟管理工作,以科學促發展,以管理帶效益,實現有新階段特點的科學的社會經濟管理的的穩步發展。

建立健全社會經濟管理體制,改善社會經濟管理中存在的不足,為社會的發展提供有力的保障。面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的新階段、新情況,必須對社會管理基本理論、社會管理存在問題等進行深入研究,立足中國國情,借鑒世界上一切有益的社會管理經驗,提出加強和創新我國社會管理的思路與對策,為黨和政府完善社會體制、制定社會政策,推進社會管理,提供科學決策的參考依據。

篇10

 

本文從經濟法著手，分析了經濟法制定后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并闡述了經濟法制定后產生的一些問題，希望為完善經濟法提供一些參考意見。

 

作者簡介：侯云瀚(1989-)，男，漢族，黑龍江泰來人，大學本科，北京市政路橋建材集團有限公司，助理經濟師，研究方向：法學(經濟)。

 

經濟法是從國家的整體經濟出發，是政府對具有社會公共性質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進而開展一系列法律管理和調控的法律體系的整體。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影響節能型分析，是我國經濟法學領域中的重要問題，也是開展經濟立法、司法活動的重要理論基礎。

 

隨著我國經濟和社會的快速發展，關于經濟法的研究工作不斷的深入著，希望能從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方面，找出其中存在的問題，對經濟法進行不斷的完善[1]。

 

一、經濟法的功能和構造

 

(一)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

 

經濟法的功能是在社會經濟系統的基礎上進行制定的，它的目的是為了達到社會經濟的快速發展，并且能夠更加良好的可持續發展，對現有政府預設的經濟法規范進行政府調控。希望通過政府的干預和采用的措施能夠促進社會經濟的高速發展和可持續發展，這是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產生的最大的作用。

 

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還體現在經濟法和社會法之間的關系上，不能單純的從一個單一的側面看待經濟法和社會經濟的關系，而是要多角度、多方面的綜合看待這兩者的關系。從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入手，充分認識和評價經濟法產生的行為后果在整個社會關系中的作用。

 

(二)經濟法功能的構造

 

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主要從以下兩點中體現出來，一是從經濟法對社會活動中主要參與的經濟主體產生的經濟活動的影響來體現，二是經濟法對社會總體經濟的作用和影響來體現。經濟法與社會活動中的經濟主體有直接的影響，反過來經濟主體也對社會經濟也會產生一定的影響和作用，并且這種影響和作用是直接的具有決定性作用的，經濟法影響和誘導著經濟主體的經濟行為，使其影響著未來的經濟活動，然后可以通過這種影響來調整經濟主體和社會經濟之間的關系，經濟法制定的主要作用就是這個[2]。

 

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影響主要通過影響參與者的活動來實現，因此要想知道經濟法對社會經濟會產生哪些影響，不僅要了解在整個社會經濟活動中經濟法所產生的作用，也要觀察構成整個社會經濟活動的每個部分，也就是經濟主體所產生的經濟活動對經濟社會帶來的影響[2]

 

二、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

 

在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影響進行研究時，首先要了解社會經濟的功能，社會制度主要有三大功能，一是社會整合功能，二是行為的導向功能，三是文化的傳遞功能。或者也可以從信息作用、約束作用、整合作用和激勵作用這幾個主要方面進行分類。雖然在對社會經濟的功能進行分類的看法上不一致，但是從分類的內容上看又存在一定的一致性。我們在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進行研究時，要從多方面進行研究，不能僅僅集中在一點。

 

社會經濟如果要迅速的發展，那么就要具備兩個重要的條件，即協調和動力，這兩個條件影響著社會經濟快速發展中的基本制度，所以經濟法要具備以下幾項重要的社會經濟功能[3]。

 

(一)權利義務分配功能

 

法律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功能是經濟法的基本功能之一，通過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與協調，對促進社會經濟的持續高速發展有重要作用。權利和義務在法律的各方部分都得到了體現，通過對權利和義務的分配體現了法律的價值，所以權利和義務是法律的基本核心內容，權利和義務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系，這種關系法律的基本運行機制起著決定的作用，對社會角度的人和經濟法角度的經濟主體的利益都產生了一定的影響作用。

 

關于社會經濟的分配方面，主要有兩個，一方面是資源和資格的分配，這主要是分配不同的經濟活動的參與條件，對其進行法律規定，在進行經濟活動時要符合法律資格，經濟主體在取得資格的基礎上行使社會資源方面的權利。另一方面是經濟法對資本和資源干預分配，這在經濟利益的平衡方面和資源的分配干預方面，都會對社會中的不同要素產生不同的影響。

 

(二)經濟信息傳遞功能

 

在開展一項經濟活動以前，需要對從事的經濟活動及從事的主體進行性質的確定，同樣也要對經濟行為和后果進行預測，所以在進行決策之前，要對這種預期的行為進行評估，根據評估結果確定經濟主體的行為。在決策中，影響評估結果的要素有內在因素和外在因素，只有具有足夠的經濟信息為依據，才能充分發揮經濟法的作用，為人們從事經濟活動提供必要的信息傳遞，根據各種優惠政策和限制條件確定經濟活動的開展。

 

(三)激勵功能

 

在社會經濟中，經濟人追求的使利益最大化，所以在活動中經濟主體大多存在著自立性、理性和朱雀利益最大化的典型特征。在社會經濟活動中，人在追求利益時，來自利益的追求是動力，同時人也存在著理性的約束，這種約束可以保證人在追求利益時的可靠性。同時，參與經濟活動的主體在經濟利益的分析活動中，也會始終處在核心的地位，這使經濟法激勵功能的直接體現。

 

人是經濟行為的主體，對利益的追求使得人們在參與經濟活動時形成鼓勵和促進的正面效應，在激勵中經濟行為才會努力實現經濟活動的信息表達，所以要對經濟活動的結果進行賞罰。經濟法的激勵會對經濟主體的行為方向產生一定影響，這會讓人們不斷改正自己的偏好，嚴格按照經濟法規范經濟活動的選擇，來實現社會和經濟的協調發展。經濟法的激勵功能對社會利益主體產生了重要影響，在經濟活動和行為中有著明顯的激勵效果。(四)節約交易費用功能

 

在社會經濟活動中，只要存在交易，就一定會產生相應的交易費用。所以在進行交易時，要先確定交易伙伴和交易產品，然后再確定交易費用，這些交易費用包括談判費、合約費、監督履行合約的費用等，要對這些費用進行詳細的核算，然后才能得到準確的交易成本數據。節約交易費用體現了對經濟法的遵守。

 

遵循經濟法體現在參與經濟互動的過程中，體現了人與人、人與經濟之間的關系的協調處理，同時也可以通過必要的人際關系降低交易成本。對于有針對性的經濟法的創建，要根據經濟活動的變化，依靠權益保護單位提供的相關信息，通過法律手段對自身經濟行為給予保障，再通過法律的形式確定該信息屬于真實可靠的經濟信息，這樣可以節約大量的交易費用，保障經濟主體的利益。

 

三、經濟法對社會經濟的影響

 

(一)經濟法的調控促進了中國經濟的轉型

 

中國經濟轉型的啟動與推進都與經濟法有著密切的聯系，政府可以通過制定宏觀經濟政策和直接出臺經濟政策法規作用于市場經濟的運行機制，來直接影響市場機制，而我國通過制定和完善經濟法這種國家宏觀調控的手段，來推動和重塑市場主體、構建市場主體、確定市場規則的運行，這在很大程度上推動了我國市場經濟的轉型，彌補了商品市場自身的不足，促進了我國經濟健康穩定的發展。

 

(二)經濟法影響著勞動力市場

 

中國商品市場的形成具有自發性，同時也有我國政府的調控，我國勞動力市場的產生使市場自發與政府主導共同作用的結果。我國的勞動就業從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的國家分配轉變為市場經濟下的自主擇業的新型就業體制，少不了勞動法等經濟法律法規的指引和保證。經濟法促進了勞動力來源的豐富性，促進了勞動用工制度的完善，也對政府促進就業進行了督導，從而促進了勞動力市場的發展。

 

四、結語

 

經濟法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產生了重要影響，在不斷完善中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體現了社會經濟發展的本質和規律，所以，相關部門要加強對經濟法的社會經濟功能的研究，保證社會經濟活動的正常進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