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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

(一)唐宋時期氣候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

在農業社會中，一般說來氣候是決定經濟狀況好壞的主要因素。歷史時期我國氣候的演變大致是冷暖交替，但其總趨勢是由暖變寒，即溫暖期趨短，程度趨弱；寒冷期趨長，程度趨強。七世紀中期氣溫變得高于今天，此種狀況一直持續到十世紀后半葉。十一世紀初氣候轉寒。十二世紀初氣候加劇變寒，氣溫低于現今。十三世紀初氣候開始回暖，但氣溫仍低于現今，這種情況持續到十三世紀后半葉[2]。由此可知唐五代處于溫暖期，而兩宋基本上處于寒冷期。唐宋之際經歷了由暖轉寒的氣候變化。

上述氣候變化影響了糧食作物的生長期。唐五代溫暖期作物的生長期比現今長十天以上，兩宋寒冷期作物的生長期則比現今短[3]。唐人韓鄂在《四時纂要》四月條下已談及麥之貴賤與貯麥之事，而宋太宗、真宗幾次在汴京之郊“觀刈麥”則在五月[4]，說明北宋小麥收獲日期比唐代大大推遲了。唐兩稅法規定夏稅無過六月，秋稅無過十一月。而北宋夏稅納畢期南北三個不同的地區分別為七月十五日、七月三十日、八月五日；秋稅則十二月十五日畢，后又并加一月[5]。此亦可證北宋谷物收獲期大大遲于唐代。南宋時連江南的冬小麥也要遲至五月才成熟[6]。麥收的推遲必影響其他作物的種植，因此一年中總的生長期縮短了。氣候變化的幅度會隨緯度增高而增大，因而北方氣候變遷幅度大于南方，所以兩宋時氣候轉寒所導致的生長期縮短，南方沒有北方嚴重。

氣候變化也影響了糧食作物的產量。在我國，氣溫每變化1℃，產量的變化約為10％。此外年溫普遍升高或下降1℃，冷害的頻數會隨之大量減少或顯著提高，這對產量也有重大影響[7]。唐五代溫暖期北方麥的單位面積產量比前代增長了10．3％，宋金寒冷期則比前代減少了8．3％[8]。但在低緯度地區，溫暖氣候對冬小麥種植反而不利，因為它需要經過春化階段，即一定的低溫條件。所以直到兩宋寒冷期，小麥才在南方普遍種植。水稻是需要高溫的作物，其產量受溫度的影響尤為顯著。低溫不僅影響其發芽，同時也不利于結實，易于增加空秕率。南宋時以長江為界，南北水稻畝產相差懸殊：“大率淮田百畝所收，不及江浙十畝。”[9]宋代南北普遍變冷，但南方變幅小于北方，加上其他有利條件，因此糧食畝產量普遍高于北方。

氣候變化還影響了糧食作物的分布。年平均氣溫下降2℃，生物的分布區域就要向南移緯度2°~4°，反之亦然。唐五代溫暖期北方農業區向周邊擴展，水稻廣泛分布，關中、伊洛河流域、河內、黃淮平原、幽薊等地都大面積種植水稻。兩宋寒冷期北方農業區南退，水稻種植范圍明顯縮小。除河北平原淀泊地帶、黃淮平原淤灌區在一段時期內較大面積地種植水稻外，北方其他地區的水稻分布均少而分散。北宋和金朝政府都獎勵開發稻田，但終于無法恢復往昔之盛況[10]。然而，轉冷的氣候卻未能阻止南方水稻種植區域的擴大。宋代除長江流域外，閩江、珠江流域也廣植水稻。小麥的種植，雖無證據表明宋代北方種麥少于唐代，但南方種麥大大超過前代，卻無疑問。南宋建炎、紹興年間，江、浙、湖、湘、閩、廣“競種春稼(小麥)，極目不減淮北”叫。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氣溫較唐代低，有利于小麥的春化，恐亦是緣由之一。

氣候變化對經濟作物的影響也很明顯。自唐前期至南宋，蠶桑業中心逐漸從河南、河北移至江南的太湖地區，桑樹生長的最適溫度為25℃~30℃。南宋年平均溫度比唐代低2℃~4℃，要使種桑養蠶溫度保持與唐代相同水平，蠶桑地區必須向南推移2．2—8個緯度。河南、河北約在北緯34°—38．5°，太湖約在北緯30．5°—31°，兩地相差3~8個緯度，符合上述溫度與緯度變化關系的原則[12]。喜溫果樹的種植范圍也向南移動，如柑桔，唐代種植的北界東起長江中下游北岸，西沿漢水而上向西北延伸，且唐代史料中未找到柑桔凍害的記載。但十二世紀初以后，長江中下游及其以南地區的柑桔多次遭受毀滅性凍害。柑桔是多年生植物，產量隨樹齡而增長，凍害會給生產帶來巨大損失，從而迫使其種植范圍向南退卻[13]。

降雨這一氣候要素的變化也對農業經濟產生重大影響。一百毫米降水量的變化相當于每畝五十公斤水分潛力的變化，而年降水量增加或減少一百毫米，我國東半部的森林農業區會向西北擴展一百公里或向東南退縮一百公里[14]。歷史上千旱期常與寒冷

期重合，在北緯35°—40°地區尤其如此[15]。這樣農業會受到更嚴重的影響。南宋與金對峙時期的北方，恰當既冷且旱時期，黃河流域降雨量普遍減少。南方則不然，長江流域之雨量反見增加。這是由于十二世紀恰為歷史上太陽黑子發現最多之時期，而雨量既可因黑子增加而增進，亦可因黑子增加而減少。長江流域屬前者，黃河流域屬后者。因此這一時期黃河流域雖亢旱，長江流域卻雨雪豐盛[16]。金代北方因缺乏水源，水稻種植更加困難，而華北小麥開花至成熟時期雨量稍遜便會歉收，若遇亢旱則更不可收拾。此間南方農業繼續發展，而北方農業停滯不前乃至趨于衰落，與南北兩地雨量變化的不同趨勢是有密切關系的。

綜上所述，唐宋時期氣候的變化與南北農業的盛衰之間存在著必然的聯系。但因農業還受其他自然、社會因素的制約，情況便頗為復雜。氣候變冷使生長期縮短，北方復種指數因而處于較低水平，即便有品種、技術的改進，仍只能維持一年一熟或兩年三熟。南方自唐以來兩季輪作及稻麥復種發展的趨勢則未受到氣候變冷的太大阻遏。在氣溫降低、雨量減少的雙重作用下，北方單位面積產量明顯下降。南方氣溫變幅小，雨量仍充足，加上其他有利條件，畝產反而有所提高。宋金時期北方繼十六國北朝之后出現第二次改農為牧的，這雖與游牧民族入主中原有關，卻也是農業區在寒冷氣候之下向南推移的表現。南方既未受政權更迭的影響，農業區又可自溫帶向亞熱帶擴展。凡此種種，都有利于南方農業的總體實力超過北方。若進一步深究經濟發展與氣候變化的相互影響，則從宏觀上看古代經濟開發對氣候的影響雖遠不如現代顯著，但從微觀上看人類活動的個別項目對氣候的影響則已是現實的問題。如農田開發后水土流失使地表不能蓄水，改變了地表溫度及水分性質，也就引起近地層氣候的變化。不良耕作方式影響了氣候，而氣候又反過來影響了農業。唐宋時期北方確已有此端倪，南方則要到更晚一些才出現這類問題。

(二)唐宋時期水文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

水利是農業的命脈。古代水利工程大多是就近利用天然水源，或筑壩蓄水，或修渠灌溉。因此天然淡水水體的存在與否，是決定水利工程從而是決定農業興衰的重要因素。湖泊是淺層淡水的集聚之處，其擴展與湮廢是水文變化的重要表現。以下主要探討湖泊的變遷及其影響。

唐宋時期南北方湖?白變遷的趨勢不同，北方趨于減少、縮小，南方趨于增加、擴大。不同的變化趨勢對農業產生了不同的影響。

歷史時期黃河中下游地區的水資源曾相當豐富，湖泊眾多，星羅棋布，后因氣候變遷及農業開發，水體大量減少，湖泊不斷消亡。試以山西、河北、河南為例，說明其對農業生產的影響。

山西。據《水經注》、《元和郡縣志》、《元豐九域志》的記載，今山西省境內的湖泊，北朝有十六個，唐代有七個，宋代僅有三個。三本書的作者在記載湖泊時取舍標準可能不一樣，但結合泉水、地下水、土壤水分、河流流量等情況加以分析，可知山西的水文變遷確在朝著水資源減少的方向發展。湖泊以越來越快的速度縮小、消失，正是水資源減少較為明顯的表現[17]。這一情況使農田灌溉受到影響，土地承載人口的能力因而下降。晉西南原為人口稠密地區，唐代設有十一個縣，宋代減到七個[18]。自唐至宋，山西的人口數量與密度均處于下降趨勢。水資源減少還使部分地區的農業從集約經營倒退回粗放經營。宋代的山西除汾河河谷以精耕細作占主導地位之外，其余山區大多是刀耕火種[19]。比起唐代，其耕作方式顯然是倒退了。

河北。今河北省西南部北朝時尚有湖、淵、澤、池不下十余處，唐代這一帶湖泊仍不少。河北中部、東北部唐宋之際亦存留不少湖泊淀群。但宋金之后，這些湖泊池淀多數堙滅。如北宋末黃河泛濫，泥沙淤填了河北西南最大的湖泊一一大陸澤；金以后永定河南徙及滹沱河北泛，河北中部的眾多湖淀也被泥沙淤填[20]。這一情況使河北水稻種植由盛轉衰。北宋曾于河北平原中部利用白洋淀一一文安洼這條冀中洼地帶的大小湖泊，大興稻田，“置斗門引淀水灌溉”[21]。這一帶湖泊堙廢后，水稻再無法大面積種植了。兼具蓄洪和灌溉功能的諸多淀泊消失后，河北災害頻率急劇上升。唐五代的343年間，河北有41年遭水災，13年遭旱災，平均6．3年受災一次；宋遼金的319年間，河北有43年遭水災，35年遭旱災，平均4．3年受災一次[22]。河北農業從此一蹶不振，不復昔日發達景象。

河南。宋以前今河南省境內湖澤、陂塘之數不少，黃河兩岸周圍尤多。由于黃河不斷決口、改道，大量泥沙的沉積使這些湖澤、陂塘逐漸被淤沒。特別是南宋紹熙五年(1194)黃河南徙奪淮后，原有湖澤和歷史時期所修人工陂塘大多被堙埋。具有調節水量和灌溉農田功能的湖塘消失后，黃河泛濫時河水四溢于平原，農田倍受其害，干旱時節則農田缺乏灌溉用水，抗旱能力下降。唐時圃田澤、孟諸澤等大湖均有溝渠與黃河相通，其積水面積隨黃河河水的消長而消長，它們堙滅后，不復具有調劑水量的作用，周圍大片農田極易受淹。歷史上有名的芍陂、鴻郄陂等曾長期發揮作用，均可溉田幾十萬畝，它們的堙廢造成灌溉事業的莫大損失[23]。湖澤、陂塘的消失還使河南不復成為水稻栽培的重要地區。唐玄宗時許、豫、陳、亳、壽等州有水田百余屯，占全國屯田九分之一[24]。后唐與北宋也都于洛陽設稻田務。而金代只能在某些低洼積水之處暫時種稻，水退后仍種麥。如興定四年(1220)河南大水，遂命唐、鄧、裕、蔡、息、壽、潁、亳諸州及歸德府有積水處種稻[25]。水源缺乏、水田荒廢，與湖塘消失密切相關。

歷史時期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水資源一直比較豐富，雖然江河湖泊有所遷徙盈縮，但總的來說水資源并未減少，有的地方淡水水體還有所擴大和增加，亦舉例述之。

洞庭湖地區。東晉南朝時洞庭湖地區由沼澤平原演變為大湖景觀。唐代洞庭湖周回達五百余里，東洞庭水面已開始向西洞庭擴展，赤沙湖有納入洞庭湖的趨勢。宋代洞庭、青草、赤沙三湖已連成一片水域，周回達七八百里，面積比南朝擴大近一倍[26]。湖區屯墾與湖泊水域擴大相伴而行。水域擴大增加了農田灌溉用水，然而近湖農田也易受水淹，人們于是筑堤捍田，又隨泥沙淤積而展開圍墾。唐宋時湖區圍墾從西向東推進，并形成三次。南宋時湖區每年約提供商品糧四十萬擔[27]。今沅澧人湖處，淳熙年間已是“桑麻蔽野，稼穡連云”[28]，肥田盡墾，人煙稠密。唐宋時期洞庭湖的變遷對湖區農業生產起了促進作用。

鄱陽湖地區。鄱陽湖古稱彭蠡湖。唐代其湖周已達二百余公里。唐末五代至北宋，彭蠡湖迅速向東、向南擴展，迫近鄱陽縣城，從而兼有鄱陽湖之稱。宋元時期的鄱陽湖與隋唐時期的彭蠡湖相比，已擴展出一個“彌茫浩渺，與天無際”[29]的鄱陽南湖[30]。由鄱陽湖水系沖積而成的平原約二萬平方公里，唐宋以來這里水利繁興，灌溉便利，成為富庶的魚米之鄉。元?v年間都頡著《鄱陽七談》，“言濱湖蒲魚之利，膏腴七萬頃，柔桑蠶繭之盛”；“言林麓木植之饒，水草蔬果之衍，魚鱉禽畜之富"[31]。湖區的洪州、江州、饒州、南康軍等都是產米重要地區。如洪州“其田宜?p徐，其賦粟輸于京師，為天下最”[32]，乃是漕糧極多的區域。宋代鄱陽湖區產糧基地的形成，是湖泊水域擴大和人們興修水利的共同結果[33]。

太湖地區。太湖面積原先遠較后來為小。唐代太湖人海水路受阻，湖水泛濫，太湖面積因而擴大了。人們排除積水，與水爭地，并疏浚人海通道，創立堤岸水閘，形成歷史上少見的水網。這一過程持續到宋代。宋時太湖面積已達二千平方公里，與漢代相比擴大了三百至四百平方公里。太湖以北以東還分布著許多大小不等的湖泊，其中不少是形成于唐宋時期。湖泊之間，有許多塘、浦互相溝通。水網化的形成促進了灌溉事業的發展，大量土地從而得到開發[34]。太湖地區因此成為重要的產糧基地。中唐時期該地區每年調出稻谷三十萬石以上，占當時北調的南糧總數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35]。宋代太湖平原“原田腴沃，常獲豐穰”[36]，成為我國最富饒的地區之一。而宋代太湖地區圍田的大規模發展，為以圍田為代表的南方水田農業最終超過北方旱地農業作出了極為重要的貢獻。

綜上所述，唐宋時期的水文變化與南北農業的盛衰之間存在著某種因果關系。黃河中下游地區在年度和季節上雨量分布都不均勻，黃土和褐色土的物理性能又較差，因此很早就發展起以防旱保墑為核心的耕作方式，它對地表淺層淡水的依賴程度本來就較南方為甚。宋金以后這一地區湖泊急劇減少，使農田灌溉用水日益缺乏，防旱保墑日益困難。北方農業的優勢便難以保持下去。長江中下游地區氣候較穩定，雨量豐富，然而紅壤物理性能也不佳，且沼澤廣布，多低洼之地，易于積澇。因此當這一地區農業發展起來后，逐漸形成以調節用水、防洪排澇為核心的耕作方式。唐宋以來南方水資源的保持穩定乃至有所增加，在充分供給農田用水的同時也未給防洪排澇造成不可克服的困難。這對南方農業超過北方不能不產生意義重大的影響。必須指出，全新世以來長江中下游地區的湖泊即已呈擴大和增加趨勢，只是到了唐宋時期這一變化才對農業生產起明顯的促進作用。這說明自然地理因素和人類社會因素對于農業的發展來說都是不可或缺的。若進一步探討經濟開發與水文變遷的相互影響，則北方農業開發引起的水土流失導致黃河頻繁泛濫的改道，眾多湖泊因而被淤填，農業因而深受其害。這一因果鏈即此種相互影響之例證。南方農業與水文之間并不存在這種不良的相互影響，故未有此類惡性循環。

(三)唐宋時期植被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

農業的發展過程就是人工植被代替天然植被的過程。就阻遏土壤侵蝕而言，前者不如后者。并且耕耘疏松了表土，這就不是阻遏而是有助于侵蝕了。加上手工業和建筑業對林木的砍伐，則經濟開發愈早、程度愈高，天然植被的破壞也愈烈。植被變化雖也有自然原因，但與氣候、水文變化相比較，它更多地歸因于人為因素。唐宋時期南北森林普遍受到砍伐，然而北方森林的砍伐此前已持續很長時間，南方森林則在本時期始有較多的砍伐。就森林破壞的程度和范圍而言，北方也更嚴重和廣大。

黃土高原、關中盆地和華北平原是北方農業發展最早的地區，因此森林的破壞也最早。至唐宋時，這種破壞已持續了數千年之久，并已從平地擴展到丘陵山地，最終達到影響生態環境的地步。

在今陜西、寧夏及山西西部、內蒙中西部、甘肅東部這一區域內，唐宋時期由于農田開墾和遠程采伐，平原和山區的森林都受到嚴重破壞。呂梁山原是森林茂密地區，唐時其南端森林已大為減少，主要林區已退縮至其北端。六盤山、隴山、岐山的森林唐時仍不少，但宋時六盤山的森林未見記載，隴山森林大致如舊，而岐山森林已蕩然無存。關中平原唐宋時已幾乎沒有森林[37]。該區域植被的破壞給自身及黃河下游都帶來嚴重惡果。唐代西北墾田大增，雖獲一時之利，卻使黃河含沙量劇增。宋代北方墾田雖趨于減少，但貧苦農民為得到耕地仍在不顧后果地開墾山田：“河東山險，地土平闊處少，高山峻坂并為人戶耕種。”[38]坡田開墾加劇了水土流失。從唐后期起，黃河結束了自東漢以來的長期安流局面，下游泛濫頻仍，危害嚴重，中游植被的破壞對此實難逃其咎。

今河南省境內，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蓋率為63％。南北朝末年此比率降到四分之一至三分之一。本期內以砍伐熊耳、外方山以北山林為主，豫西、豫南山林尚完好。北宋末河南森林覆蓋率僅為七分之一至六分之一。本期內豫北、豫中山林已消耗殆盡；伏牛山以北山林也所剩無幾，以南則尚有林木，惟大別、桐柏山林木尚完好。冶鐵、陶瓷等耗費巨量木材是唐宋時期的特點。估計每座鐵爐的年耗林量是三百多畝山林，而燒制陶器一百三十斤則費薪百斤。金人占領河南后，因氣候轉寒，極不利于次生林木的恢復，森林植被每況愈下[39]。森林有強大的蓄水保水功能，它能調節地表水流，減輕洪澇。森林破壞導致水旱頻仍。唐代河南道、都畿道已成為自然災害最頻繁的地區。公元624年至741年間，河南道患旱、澇、蝗災三十二次，居全國之首[40]。洛陽在唐代共遭水災二十二次，洛水共泛濫十六次，均居全國前列。究其原因，實與森林過度砍伐造成水土保持破壞有關[41]。

今山東省境內，公元前2700年森林覆蓋率為46％。秦漢時山東人稠地狹之勢有增無已，森林破壞甚于鄰近地區。唐宋時山東人口與墾田再度增加。北宋時京東路(略當今山東省)有耕地近二十六萬頃，即使山區亦開墾殆盡，其戶口居全國第五位，是人口最多的地區之一。本期內森林破壞已趨于惡化。原始森林砍伐殆盡后次生林又遭反復破壞，許多地方已出現光山裸巖。沈括說：“今齊魯間松林盡矣，漸至太行、京西、江南，松山太半皆童矣！”[42]可見山東森林的破壞比他處嚴重。公元1700年山東森林覆蓋率僅為1．3％，為全國倒數第一[43]。唐宋時期山東經濟受森林破壞的影響，最顯著的莫過于手工業因缺乏木料柴薪而趨于衰落。如出海船只本地無法制造，均需由南方船場提供；鹽業產地和管理機構的數目大大少于淮南和江南，不復前代居全國首位之盛況等等。

南方開發較遲，森林的破壞也較遲。東晉以后南方丘陵山地的林木開始被較多地采伐，但因雨量多、氣溫高，植物自我更生能力強，林木被采伐后隨即天然更新。唐宋時采伐量增加，范圍擴大，但對生態環境的影響亦屬局部。

唐代江淮開發程度已很高，但中晚唐時蘇、饒、湖、越、揚州及長沙、豫章的森林資源仍十分豐富，故有“材干筋革，出自江淮”[44]之稱。虎、象一類以森林為棲息之地的動物，唐時仍大量存在于南方。宋代東南丘陵和華南山地均已開發，但虎、象仍出沒于此地。宋時福建漳州漳浦縣“素多象，往往十數為群”[45]；北宋太平興國年間有人報告兩廣境內雷、化、新、白、惠等州“山林有群象”[46]。可見森林仍所在多有。南方人工造林的成就也超過北方。茶葉、毛竹、杉木、油桐、油茶等人工林，分布范圍已由近山深入到高山遠山。

相對完好的南方森林植被比較充分地發揮了調節氣候、蓄保水分和抗御災害的作用。宋代南方雖亦受寒冷的影響，但冷旱兼有的情況不多見，湖?白干涸堙塞的情況亦甚少。南方的自然災害遠較北方為少為輕，極少發生旱澇蝗相繼之事。南方農業得益于此，其優勢日益明顯。“蘇杭熟，天下足”[47]、“蘇湖熟，天下足”[48]等民諺即是反映。南方以木材為原料、燃料的手工行業也相繼凌駕于北方之上。唐代煮鹽業分布地點南方大大超過北方；宋代“海舟以福建為上”[49]；北宋中葉銀、銅、鉛、錫等金屬礦的產量，南方也均高于北方。

綜上所述，唐宋時期南北經濟的消長與兩地植被的優劣明顯相關。唐以前北方發達程度雖長期高于南方，但其開發方式主要限于拓展耕地，故天然植被破壞嚴重。因作物生長期短，人工植被也不免出現間斷空缺。北方生態環境所受的破壞經長期積累，終于在唐宋時期顯露出來，成為南北經濟逆轉的原因之一。南方開發方式有其特點，平原低地多圍墾造田，丘陵山地則多栽種經濟作物。作物生育期相互銜接，人工植被覆蓋完好。尤其是多年生的經濟作物，對地表的覆蓋更佳。南方天然植被雖也遭毀壞，但不嚴重，因而南方經濟的發展未受到生態環境嚴重破壞的影響。南北方植被的差異既源于不同的自然環境，又源于不同的開發方式，而不同的開發方式復與歷代統治者在南北方推行的不同政策有關。北方長期作為政治中心，在傳統的耕戰政策指導下，統治者發展農業的目的是以農養兵、以農立軍，其側重點在軍糧馬料的生產，且往往征之過甚。為滿足這一需求，便須竭盡全力向土地索取糧食，以毀壞天然植被、放棄多種經營為代價的單一糧食生產方式因而確立。南方經濟一般是因地制宜發展起來的，人為干擾較少。統治者的征調也多折錢絹，便于農民在生產糧食的同時，擴大經濟作物的種植。于是，唐宋時期南方農業雖還以糧食生產為中心，但已努力朝多種經營方向發展，形成當時中國南北方經濟發展的差異。百事通

(四)唐宋時期土壤的變化對經濟重心南移的影響

農業的發展從不同的方向改變著土壤，適當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得到合理的演變，不良的耕作方式使土壤肥力下降以至變得瘠薄。變化了的土壤反過來影響農業的發展進程和方式；土壤肥力提高促使人們進一步探索培養地力和精耕細作的方式方法；土壤的貧瘠迫使人們在更大范圍內以廣種薄收的方式從事農業經營，以彌補單產不足，從而陷入越窮越墾、越墾越窮的惡性循環。唐宋時期南北方土壤的變化及其影響便是沿著上述兩個不同方向的軌跡運行的。大體上，北方土質由優轉劣，生產因而下降；南方土質不斷優化，生產因而上升。

黃土高原土質變差的主要原因是表土流失、養分喪失。黃壤在《禹貢》中被認為是全國最肥沃的土壤。漢代關中以“陸海”般的富庶夸尚于當時，實有賴于疏松而自然肥力高的黃壤。但因多年墾殖，草木根莖盡除，且農民多不施肥料，黃壤自然肥力因而隨耕墾年限的延長而下降。更嚴重的是，疏松的黃壤最易遭水土流失及風蝕表土之害，耕地因之或完全喪失，或肥力大減。當代黃土高原每平方公里平均每年損失土壤三千七百噸，黃土地區每年流失的養分幾十倍于全國施用化肥的總量[50]。據此推測歷史時期流失的黃壤及其養分，實乃驚人。唐代關中土質已明顯下降，史載同、華二州“地迫而貧，所獻常觳(hu)陋”[51]；陜州亦是“土瘠民貧”[52]。但唐代溝壑分割仍不嚴重，尚存許多廣闊的“原”。北宋以后水土流失加劇，原面日益縮小消失，才形成溝壑縱橫的局面[53]。

華北平原土質變差的主要原因是黃河不斷泛濫使土壤沙化、鹽堿化。唐后期起黃河頻繁泛濫改道，大量泥沙在河水漫浸所及之地形成堆積，從而促成有關地區土質的改變。河水淤灌有時雖也起到肥田的作用，如北宋時的淤田就是利用決水把肥沃的淤泥漫浸到田地里，但使用此法肥田從反面證明當時華北平原的許多地方土壤已十分貧瘠，誠如沈括所說：“深、冀、滄、瀛間，惟大河、滹沱、漳水所淤，方為美田；淤淀不至之處，悉是斥鹵，不可種藝。”[54]且河水淤灌對土壤成分的改變因時而異，“水退淤淀，夏則膠土肥腴，初秋則黃滅土，頗為疏壤，深秋則白滅土，霜降后皆沙也”[55]。沙質壤土(白滅土)和沙的漫浸顯然無益而有害。

北方土質差影響所及，首先是糧食單產下降。吳慧認為，唐時一般畝產粟1石，合漢量為畝產3．81石。宋以240步為畝，一般畝產粟亦1石，合漢量為畝產1．072石[56]。北方旱地畝產下降由此可見一斑。除氣候變冷外，土地肥力下降亦是其重要原因。其次，原有土地承載人口的能力下降，迫使人們繼續拓展耕地，甚或拋棄舊業，另開新地，終至草原、林地、陂澤洼地、丘陵陂地都成了耕地。耕地在掠奪式經營和自然災害的雙重作用下又變成溝壑陡陂和土阜，于是人們的日子越過越窮。這種趨勢變本加厲地發展，乃是唐五代以后之事[57]。

長江中下游地區在戰國秦漢時期由于湖沼四布、榛莽叢生、土質緊密，其耕地被視為下田。隨著這一地區的開發，其土質逐漸優化，唐宋時期其土壤肥力已有較大提高。促成這一變化主要有以下因素：

其一，由于常年種植水稻，在水稻熟化的培育下，本區內形成廣為分布的水稻土，原來的土壤特性受到不同程度的改變，形成水稻土所特有的形態、理化和生物特征，它更加適合水稻的種植。江南低洼卑濕之地宜于植稻，水稻土首先形成于此類地區。丘陵紅壤地區不斷由旱地改水田，其肥力低、易板結的土性得到改造，土壤熟化加快；鹽漬化土壤地區通過稻田的洗鹽、壓鹽作用，土性亦得到改善。這些類型的地區也先后形成廣泛分布的水稻土。

其二，由于本區發展種植業的平坦土地有限，耕地擴展的趨向必然是低處和高處。于是在南方農業土壤演變史上就出現了打破舊平衡、建立新平衡的獨特創造，亦即圍田和梯田[58]。圍田乃退湖沼為田，就獲得寶貴的土壤資源而言，它對農業生產是有利的。湖沼淤泥有機質十分豐富，一旦解決了積澇問題，昔日涂泥之地即變為膏腴上田。南宋初“三十年間，昔之曰江、曰湖、曰草蕩者，今皆田也”[59]。昔日水沼卑下之地盡成肥沃高產之圍田。梯田乃建造水平耕地于山坡之上，南方易于找到修筑田埂的堅實材料，又可引山泉溉田，這就較好地解決了北方坡地難于解決的水土保持和農田用水的問題。江南丘陵紅壤地區在梯田為水田的情況下，土壤肥力穩步提高。

其三，由于本區的人們摸索出了一套施肥改土而不單純依靠土壤自然肥力的經驗，進而創立了“地力常新壯”的理論，發明了因地制宜的治田、治肥與施肥的科學技術，因而使得土壤越種越肥沃，成書于南宋的《陳勇農書》便是這一套經驗和技術的總結。它的出現表明南方的技術水平已足以使其土壤潛在優勢得到充分發揮。

南方土質優化影響所及，首先是糧食單產的提高。宋代南方畝產一般為谷4石或米2石，此數合漢量為畝產谷4．288石，比漢時稻的畝產2．777石增長54．4％，比唐時的3．81石(合漢量)增長12．5％10，考慮到宋代平均氣溫低于唐代，則此間南方土質優化對糧食產量提高的促進作用更加不可忽略。其次，在肥田沃土分布的地方，形成了重要的糧食生產基地。宋代兩浙路圍田所在“皆膏腴之地”[61]，尤其是太湖地區，“地沃而物夥”[62]，乃著名產糧中心。江南東路的太平州、宣州、寧國府等地有許多肥沃的圩田，“多稼連云號上腴”[63]，亦為產糧中心。此外鄱陽湖、洞庭湖地區也是盛產糧食之地。南方擁有眾多的產糧基地，顯示了其農業生產的實力和優勢。

綜上所述，唐宋時期南北經濟的消長與兩地土壤資源的優劣有關。土壤是人類賴于生存的不可代替的資源。土壤在一定條件下能持續生長出人類需要的植物產品，然而這種生產能力并不是無限的，這就需要人類在索取的同時對土壤的養分、水分等進行補償。但是小農經濟在維持簡單再生產的同時卻無力對土地進行更多的投入。唐宋時期先后出現三次北人南遷的，此外還有無數次各種原因導致的遷徙，這更使北方農民無法對土地進行有效的投入。南方農民則有相對安定的社會環境，對土壤的各種補償相對來說較有保證。這或許是此間南北耕作方式出現差異的原因之一。擁有平坦廣闊的耕地及肥沃的土壤資源曾經是北方農業居于優勢的條件之一，然而不良的耕作方式卻使得這一條件逐步喪失。南方在擴大土壤利用范圍，解決山多平地少這一矛盾的同時，還逐步形成重視培養地力的耕作方式，從而促進了土質的優化。唐宋時期南北方土壤演變的不同趨勢終于使土質的北優南劣變成了南優北劣，農業生產重心自北南移因而增加了一項重要條件。

這里要附帶說明，氣候、水文、植被、土壤的變化除了各自對社會經濟產生影響外，四者之間相互制約的關系所引起的自然環境的變化，也對社會經濟產生著影響。如伴隨寒冷而來的干旱會使水資源減少，水資源減少又使天然植被受到損害，而植被的破壞既導致水土流失又使氣候條件惡化。這種自然環境諸因素的連鎖變化，對北方經濟所產生的負面效應，是顯而易見的。另一方面，氣溫降幅較小，雨量較充沛，使水資源保持相對穩定，天然植被因此未受大的損害，從而未引起嚴重的水土流失和氣候條件惡化。這種自然環境諸因素之間較為和諧的關系，對南方經濟所產生的良好影響，也是至為明顯的。限于篇幅，本文未對這方面的問題展開討論。新晨

(五)小結

以上從氣候、水文、植被、土壤四個方面的變化人手，探討了自然環境變遷與唐宋時期中國經濟重心南移的關系。結論是：宋以后南方經濟超過北方，不僅是南北方社會生產力互為消長的結果，而且是南北方自然環境的優劣互為逆轉的結果。此處的優劣不僅指自然環境的客觀變化所顯示出來的孰優孰劣，而且指按不同發展階段的生產力所能適應的標準來判斷自然環境的孰優孰劣。例如南方的自然環境不利于生產力相對低下的秦漢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卻有利于生產力相對提高的唐宋時代社會經濟的發展。自然環境的意義總是與人類社會的物質生產和物質生活水平相適應的，隨著人類社會生產力的提高，自然環境也日益顯示出與以前不同的內容，從而表現出歷史階段性來[64]。

社會經濟發展和自然環境演變，是同一個過程的兩個方面。作為人類社會生產活動基礎的自然環境既受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又反饋于社會經濟活動，制約著經濟效益。只有從系統的觀點出發，把握二者之間的雙向動態效應，才能對歷史上的經濟開發活動進行科學的綜合分析[65]。本文正是力圖以經濟、生態綜合發展的眼光來觀察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這一問題的。為什么唐宋時期原來開發程度較高的北方一步步落后于正在開發的南方?僅從社會經濟發展的不平衡著眼顯然無法加以圓滿的解釋。

如果將社會經濟因素與自然環境因素加以綜合考察，便可知北方在當時的條件下對土地、森林等資源的開發利用已接近飽和，卻不能負載繼續增長著的人口，而嚴重的自然災害和土地生產能力減退等與自然環境有關的因素，在這當中起著不可忽視的作用。由于自然環境的惡化，致使當時的科技水平無法繼續維持北方原有的生產經營，從而落在開發較遲、自然環境相對完好的南方的后面。

[1]參閱拙作《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的若干問題探討》，《光明日報》1988年6月15日。[2][16][50]《竺可楨文集》，科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475—498頁；第58—68頁；第313—316頁。

篇2

一、保稅港區的建設背景

保稅港區伴隨我國建設國際航運中心戰略的實施而誕生。隨著上海洋山深水港開發建設的深入，以及“建設上海國際航運中心和東北亞航運樞紐港”作為一種國家戰略正式提出，如何汲取我國港口和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多年的發展經驗、教訓，借鑒國際通行做法，構建一個具有全面保稅功能和政策的載體來承接貿易、航運、物流和臨港加工一體化發展的需要，成了一項重要和迫切的議題。經過深入研究論證，保稅港區作為一種新型的特定經濟區域和海關監管模式應運而生。

保稅港區的建立也是區域整合的需要。雖然保稅區等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和保稅物流中心等保稅監管場所經過多年的培育得到了充分的發展，但仍需要在更高的平臺上實現又好又快發展。通過區域整合有利于保稅監管格局的一體化建設和自身的發展。

二、保稅港區的發展歷程

自從2003年7月深圳港提出建設自由港口之后，上海洋山港在同年11月推出自由港模式，隨后天津、寧波等港口也陸續在自由港體制創新方面躍躍欲試，出現了爭建國際樞紐港的熱潮。保稅港區是世界自由港在中國的一種特殊表現形式，作為保稅區向自由港發展階段中的重要一環，具有承上啟下的關鍵作用。

1.保稅區階段。保稅區是繼經濟特區、經濟技術開發區、國家高新技術產業開發區之后的新的經濟性區域。1990年6月，經中央批準，在上海創辦了中國第一個保稅區――上海外高橋保稅區。1992年以來，國務院陸續批準設立了14個保稅區和一個享有保稅區優惠政策的經濟開發區，即天津港、大連、張家港、深圳沙頭角、深圳福田、福州、海口、廈門象嶼、廣州、青島、寧波、汕頭、深圳鹽田港、珠海保稅區以及海南洋浦經濟開發區。

2.區港聯動階段。區港聯動是在海關的統一監管下，參照自由貿易區的做法，將保稅區政策向港口擴張，港口的功能向保稅區延伸；使保稅區由以加工貿易為主，轉變為以物流發展為主的“境內關外”的自由貿易區。2003年12月，國務院批準上海外高橋保稅區與外高橋港區聯動試點，其后又批準青島、寧波、大連、張家港、廈門、深圳、天津7個保稅區實行區港聯動。

3.保稅港區階段。保稅港區是海關按照中國市場經濟發展的實際需要，借鑒發達國家海關的先進管理經驗，與國際通行做法相銜接，適應跨國公司運作和現代物流推進要求的新興監管區域，是國內目前港口與陸地區域相融和的保稅物流層次最高、政策最優惠、功能最齊全、區位優勢最明顯的監管區域。

4.自由港階段。保稅港區實際上是在時間和空間上延伸了“區港聯動”的政策，分步接近自由港的一種創新。自由港進出港區的貨物免征關稅，準許在港區內進行改裝、加工、長期儲存或銷售等業務活動。只有當貨物轉移到自由港所在國的課稅地區時，才需繳納關稅。

三、我國保稅港區的戰略布局

2007年12月11日，伴隨著中國面積最大的保稅港區――天津東疆的封關運作，我國在短短幾年時間里，已初步完成從南到北的中國保稅港區戰略布局，正在以整體形象展示中國港口物流格局。2005年6月22日，國務院批準設立上海洋山保稅港區，拉開了中國設立保稅港區的序幕。2006年8月31日，國務院同時批準設立天津東疆保稅港區和大連大窯灣保稅港區。2007年9月24日，國務院批準設立海南洋浦保稅港區，填補了南方地區無保稅港區的空白。2008年，國務院相繼批準了寧波梅山保稅港區、廣西欽州保稅港區和廈門海滄保稅港區，進一步完善了我國保稅港區的空間布局。保稅港區作為目前中國最為開放的經濟區域，是中國應對國際競爭、更好地融入世界的戰略之舉；同時，7大保稅港區沿海而“居”，分布在東北、華北、華東、華南四大區域，將成為我國物流發展的最前沿。2006年12月27日，蘇州工業園綜合保稅區作為海關特殊監管區域“功能整合、政策疊加”的示范點，獲得國務院的批準，并享有保稅港區的功能和政策。因此，全國保稅港區已形成“7+1”的格局。除已經批復設立的保稅港區外，現在主要還有青島港、深圳鹽田港、廣州南沙港和重慶寸灘港正在申請建設保稅港區。這些保稅港區的申報與建設，將會更加有利于我國保稅港區的優化布局。特別是重慶寸灘港，已經獲得海關總署的支持，有望成為我國第一個內陸保稅港區，將有利于降低西部內陸省份的物流成本，促進西部地區的快速發展。

四、結束語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在沿海開放城市已建立了一批保稅區和保稅物流園區。國家對保稅區在關稅、金融等方面實行了特殊政策，保稅區成為各地區經濟發展的增長點。而保稅港區將港口的物流功能和保稅區的特殊政策完美結合，實行出口加工區、保稅區和港區的“三區合一”，更能充分發揮區位優勢和政策優勢。保稅港區將成為溝通國際、國內兩個市場的重要橋梁，其物流功能和優惠政策既可為外商進入中國市場創造條件，也為國內企業參與國際市場競爭架起便捷的橋梁，促進進出口貿易、轉口貿易、出口加工業等的發展。

建設保稅港區既是加快我國經濟建設的需要，也是參與國際經濟競爭的要求。隨著經濟全球化進程的加快，港口作為全球供應鏈中物流、信息流、資金流的中心節點，已成為國家或地區參與國際分工合作和競爭的重要戰略資源。建設保稅港區，對于加快我國國際航運中心的建設，促進現代物流業的發展，推動我國進出口貿易的持續、快速增長，提升我國對外開放水平，都具有深遠的意義。

參才文獻:

篇3

[關鍵詞]金融深化；金融抑制；金融創新

一、引言

金融體系的功能在于將儲蓄轉化為投資，并將資金配置到資本邊際效率最高的項目或地區中去。馬克·帕加諾(MarcoPagano，1993)用最簡化的內生增長模型(AK模型)闡述了金融發展對經濟增長的影響。然而區域金融的非均衡格局是市場經濟條件下大國發展過程中的普遍現象。發展中的大國，由于金融資源供給與需求在空間分布上的非均衡特性，金融運行必然具有非均衡發展的特點，全局的金融深化改革在某種程度上會與欠發達地區的相關金融配套制度供給不足形成制度沖突。就區域金融效率而言，1997年以來中國的金融深化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對西部經濟發展產生了明顯的抑制作用。高新才和李新彬(2005)認為，西部金融對經濟產生抑制的原因是金融市場化的相對超前而西部投融資體制改革相對滯后、微觀金融主體開始商業化運作而金融結構變遷緩慢、資本市場發育不全、企業融資渠道狹窄、信用機制不健全等制度改革沒有銜接所致，通過經濟運行中較高的交易成本表現出來，造成西部地區的福利凈損失和資源配置效率的低下。

1998年，國務院和中國人民銀行要求商業銀行下屬分支機構撤消與合并，主要是把經營狀況不佳、負擔沉重、沒有潛力的分支機構撤消與合并，這一工作實際是從落后的西部地區開始的。萊文(1993)認為，簡單的金融體系會隨人均收入和財富的增長而變為復雜的金融體系。在人均收入水平很高時，個體就會對選擇包括項目評估、投資理財等諸多的金融服務產生需求，而投資中介就具有了充分利用有價值的投資機會提供金融服務的功能。而這類金融服務的固定交易費用會隨著其復雜程度的提高而上升，如果人均收入水平不高，則這些金融服務的邊際收益低于其邊際成本，個體不會產生對這些復雜金融體系的需求，而只滿足已有的較簡單的金融服務，此時金融體系不會得到發展。萊文的理論表明經濟發展對金融體系的發展也有著反作用，即使沒有金融深化改革對西部金融的抑制，由于西部地區人均收入較低，西部金融體系發展緩慢是內生因素決定的。因此，想要打破區域金融的非均衡發展和消除西部金融對經濟的抑制作用，就要嘗試構建符合西部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和組織制度。

二、西部金融體系現狀及其對經濟的抑制

(一)西部金融業的基本情況

1．西部地區金融結構不合理，國有銀行業的比重太大，政策性銀行和地方商業銀行比重過小。截至2005年年底，西部地區國家銀行存款余額、貸款余額占全部金融機構存款、貸款的比重分別為79．5％和82．4％，比全國平均水平高出6．1個百分點和5．5個百分點。金融業務大量集中在國有銀行，中小金融機構和股份制商業銀行的市場份額占很小一部分。由于西部優質金融資源匱乏，隨著國有銀行考核激勵的短期化，四大國有銀行定位趨同。狹窄的定位造成了銀行之間對少數優質金融資源的過渡競爭，重復交易成本升高(高新才、李新彬，2005)。而真正需要資金的中小企業卻被排斥在融資體系之外，使得西部金融發展呈現出典型的“二元”特征。另外政策性金融機構規模偏小，阻礙了西部金融事業支持作用的更好發揮。

2．西部地區金融機構儲蓄資金來源匱乏，機構設置較少，融資規模也小。研究表明，中國的儲蓄水平和經濟發展狀況一致，東部經濟水平高，其儲蓄也高，西部經濟不發達，儲蓄水平也較低。國內股份制商業銀行在西部設立的分支較少，外資銀行更是寥寥無幾。2000年以來退出欠發達地區、集中優勢資源占領大中城市成為了四大國有銀行的一致行動，僅2000～2002年間四大國有商業銀行撤并的3萬多家網點和分支機構中就有2．1萬家分布在西部，導致目前西部部分縣域經濟出現金融真空。

3．西部地區直接融資比小，資本市場發育遲緩。中國股票市場融資的區域結構極不平衡，無論上市公司的數量還是籌資規模，東部地區都明顯優于西部地區，西部企業融資渠道狹窄，主要靠信貸融資。西部企業債券市場幾乎是一片空白，企業債券規模太小，遠遠滿足不了企業融資的需要。資本市場的無序性和不規范性使得大量的資金流向東南沿海地區的證券、房地產等一些泡沫經濟成分較大的產業，而西部基礎性產業的實際資本卻長期缺少向金融資本轉化的條件與機會。西部資本市場環境欠佳，西部證券機構包括證券公司、兼營證券公司、證券營業部和證券投資咨詢機構在全國所占的比例很低。

4．西部金融機構服務和創新能力不足，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低。目前西部金融機構機制不活，服務功能不完善，制度創新、工期創新、技術創新能力和動力嚴重不足。金融機構之間的競爭主要集中在存貸款業務上，對存貸款新方式、新品種及中間業務的運行機理層次的研究遠遠不夠，金融業對外開放程度低。截至2000年底，外資銀行在中國設立分行共計164家，西部地區有三家，分別在重慶、成都和西安，西北五省均為空白(謝平，2001)。

(二)西部金融對經濟的抑制

1．國有銀行提供的產品不能滿足西部地區的金融需求。國家在構建其金融體系時，沒有根據經濟結構及時調整金融體系的結構，從而使金融體系結構不能更好地適應于區域經濟結構的調整和升級的要求。設置在西部的國有商業銀行是整個國家銀行的一部分，無論資金計劃還是信貸安排上都要受上級控制，很難實行針對區域經濟現狀分區運行的多元模式。而在美國，聯邦儲備體系將全國劃分為12個聯邦儲備區，每個區設立一家聯邦儲備銀行為該地區的中央銀行，并在各自轄區內一些重要地區設立分行。這種多元模式的中央銀行制度，有利于區域中央銀行根據地區經濟運行的需要提供金融支持。

2．國有商業銀行撤并后，西部地區金融服務功能受到削弱。國有銀行撤并后，受影響最大的就是西部地區，雖然撤并后短時期內儲蓄存款并未減少，但地方經濟的信貸支持下降，企業融資渠道減少。許多地方的工行和建行撤出后，只有農行和農村信用社承擔著地區的金融服務工作。而農行的結算體系在全國四大商業銀行中最落后，農村信用社就更不用說了，這使得企業和外地企業的交易結算和資金周轉都受到極大制約。

3．西部金融組織體系不健全造成西部金融抑制進一步增強。中國占主導地位的國有銀行采用總分行制度，總行出于全行資金收益最大化的考慮，

必然會統一調度其各分支機構的資金。由于發達地區貸款收益率在同等風險下比欠發達地區資金收益率高，或在同等貸款收益下，發達地區的金融風險要比欠發達地區小得多，因而各銀行總行必然傾向于以不同的形式從貸款收益低的欠發達地區集中資金，支持經濟發達地區，而以國有商業銀行的渠道“虹吸”欠發達地區的資金投向經濟發達地區。另外，中國證券交易所、法人股市場、證券交易中心大部分分布在發達的沿海地區，證券市場的分布不平衡使一級、二級市場又從欠發達地區吸收了大量資金流入發達地區。

4．西部金融發展滯后阻礙了西部區域經濟技術結構的形成。熊彼特認為，金融部門引導產業部門并激發技術創新行為和企業家精神，高效率的投融資體制是有效技術形成的關鍵，完善的金融制度促進企業技改和研發費用籌集渠道的暢通，從而提高研發活動的生產效率。改革開放以來，東部地區快速發展得益于金融先行這個條件，金融先行極大地促進了資源流動和技術創新。西部經濟技術資源相對水平與東部比并不差，但由于缺乏技術創新的微觀機制，在科技資源和金融資源配置上忽視工業生產領域內的技術開發和技術創新，使得西部R&D與工業生產活動缺乏有機聯系且效率不高。

三、西部在金融改革中的金融創新思路

中國金融市場化改革不考慮區域經濟發展存在差距的實際情況，缺乏與西部相配套的金融創新體制，造成了對西部經濟發展的抑制，因而構建符合西部經濟發展的金融體制和組織制度勢在必行。金融創新是金融發展的一種方式，主要表現為通過對金融要素進行組合來實現金融上層建筑量的擴張(陳野華，2001)。西爾伯(W．L．silber，1983)認為金融創新是微觀金融組織為了尋求利潤最大化，減輕外部抑制作用的自衛行為。而制度經濟學派則認為金融體系的任何變革都可稱為金融創新，包括政府采取的穩定金融的措施，也可稱為金融創新。金融創新分為市場創新和制度創新兩種，市場創新即指金融工具的創新、金融組織的創新、經營手段的創新，制度創新是政府主導的金融體制改革包括解除管制的措施，也包括加強管制的措施。根據中國區域經濟發展的實際，為了解決金融深化改革與區域經濟金融制度不協調而產生的金融抑制，西部地區金融創新應遵循以下思路。

(一)重點發展政策性銀行，組建區域性政策融資機構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由于比較利益的存在，西部地區資源，包括資金、人才技術資源不斷地流入東部地區。商業性金融機構成為西部資金外流的主要渠道，這種狀況短期內難以改變，應當通過政策性金融機構對西部外流的資金進行適當的返還。西部地區的發展除了利用區域金融中心配置商業性金融資源外，還必須重點發展政策性銀行，使其承擔“政策性轉移支付”和原本由國家商業銀行承擔的支持西部地區發展的職能，規范政策性銀行資金來源渠道，遏制政策性銀行商業化，使其職能歸位。從現有的國家政策銀行的資本結構來看，除財政撥款少量資金作為資本金外，大部分是依靠向金融機構發行債券籌集資金，或者向中央銀行借款解決資金來源問題，籌資成本十分昂貴。這種資金來源結構使得政策性銀行只能高進高出，難以發揮政策性融資作用。改善國家政策性銀行的資本結構，提高其在西部地區的貸款比率是目前西部金融體制創新的當務之急。

很多發達國家根據經濟開發的目標設置專門服務于特定區域開發目標的區域性政策性金融機構。如意大利為了開發南方落后地區，專門組建了南方租賃公司，為南方中小企業優惠出租先進的技術設備和生產流水線。日本當年為了開發沖繩地區，開設了沖繩振興開發金融公司(付曉東、胡鐵成，2004)。筆者建議中國組建區域聯合開發銀行，通過向區域內有助于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開發項目提供信貸資金加快區域經濟協調發展的一體化進程。區域聯合開發銀行是區域性政策銀行，其經營方式、業務范圍和經營目標都要有自己的特點。

(二)探索建立區域性、小型民營金融機構

民營企業應該有區域性的，熟悉其信用狀況的小型民間金融機構配合其發展。在各類基金會被取締以后，仍需要建立一些區域性小銀行，以滿足小民營企業的融資需要。信息不對稱使得國有銀行不得不要求中小企業融資時提供足夠的擔保，從而使得中小企業融資難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由于中小金融中介機構具有很強的地方性，與當地小企業有更多的接觸，從而掌握著中小企業的更多信息，能夠有效地解決信息對稱性問題。它們通過產權清晰化建立了現代企業制度，完全有能力在保證信貸安全的基礎上創造高額利潤。

西部中小企業占企業總數的很大一部分，今后隨著市場競爭和產業結構的優化升級，自然會出現企業兼并、組合，大企業的數字會逐漸增加。但是，在最近一、二十年內，中小企業必然是中國的產業主力軍，為中小企業服務的區域性小銀行有著廣闊的用武之地。國家在西部地區要降低中小金融機構的準入門檻，才能構建包括中小銀行在內的完善的金融體系，打破西部國有銀行壟斷的局面。區域小銀行可以實行互助合作制或股份制的組織形式，實行獨立銀行制度，不允許跨地區設立分支機構，服務對象和范圍應限制在較小的區域范圍內。在一個國有商業銀行和外資銀行都缺乏競爭力的空間里，民營銀行根本無懼WTO以后外資銀行的挑戰，會很快地發展起來。

(三)發展資本市場，提高直接融資比例

資本市場的不發達使西部經濟發展過度依賴間接融資，這是導致較高的經濟運行成本的重要原因。筆者建議，應為地區性企業上市提供一個交易市場，側重支持經營規模相對較小的本地企業的發展；積極支持西部地區企業產權制度的創新，在西部地區大城市建立全國性產權交易市場，制定規范的產權交易規則并使企業掛牌上市，為國有企業產權交易提供一個較好的通道；在西部大城市批準成立柜臺交易市場，積極鼓勵西部一些規范的、效益好的非上市公司的股票在場外交易。對申請設立基金、發行企業債券和可轉換債券在額度上給予傾斜；放寬西部企業對外融資的條件；在西部優先進行金融制度與金融工具方面的創新實驗，尤其要利用BOT，融資和資產證券化融資這兩種國際流行的融資手段。

加快國有企業現代企業制度的建設步伐，積極進行股份制改造，推進企業的債務重組和產權交易，為西部地區資本市場的發展培育有理性的市場投資主體。發揮資本市場的扶優助強作用，發展壯大具有強大示范帶動作用的現代企業集團。發揮資本市場的導向和參照系作用，對舊體制進行較徹底的資本化改造。按股市的要求規范推動上市公司；按上市的標準要求對其他優勢國有企業加快改制；按資本市場發展的要求改革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和政府機構等。積極發展中介機構，合并本地證券公司，成立區域性、綜合性地方大型證券公司；以大型證券公司為基礎，組建證券基金公司；直接引進合資評級機構，共同促進西部地區資本市場的繁榮。

(四)建立西部基金，實行區域化的金融政策

篇4

2013年3月15日，株冶集團（600961.SH）的證券簡稱突然變為“*ST株冶”。由于2011年度及2012年度經審計后的公司凈利潤均為負值，上交所對株冶集團實行退市風險警示的特別處理。

2014年3月29日，廊坊發展（600149.SH）2013年年報稱，2013年經審計后歸屬母公司所有者的凈利潤為-5062.89萬元，陷入巨額虧損。而實際上，近5年來廊坊發展一直掙扎于虧損與微利的邊緣。

2014年上半年，博匯紙業（600966.SH）波折不斷，先是因2013年年報比原定計劃延遲兩個月披露，被上交所公開譴責。又因一紙重大會計差錯更正公告，致使其2013年的季報、半年報陷入涉嫌虛假陳述的窘境，上交所還決定對其紀律處分。

盡管這三家公司的表現不佳，但是依然均獲得了來自各級地方政府的補助。

2013年12月31日，面臨退市風險的*ST株冶公告稱，公司收到株洲市財政局撥付的“環保綜合治理補助資金”8948萬元。2013年前三季度仍虧損近9000萬元的*ST株冶，在這一政府補助下成功扭虧。

2014年3月4日晚間，*ST株冶公告稱，由于2013年公司凈利潤為2321.06萬元，上海證券交易所同意了其撤銷退市風險警示的申請，并將于3月6日起復牌。公司證券簡稱恢復為“株冶集團”。

2014年2月14日，西方情人節，廊坊發展沒有收到玫瑰，卻收到了來自廊坊市財政局的“上市扶持資金”300萬元。這份禮物看上去不那么豐厚，但廊坊發展上半年的凈利潤僅為97萬元，扶持資金為凈利潤的3倍還多，廊坊發展成功“扭虧為盈”。

2014年4月25日至6月26日之間，博匯紙業的全資子公司江蘇博匯紙業有限公司則先后4次收到江蘇省大豐市大豐港經濟開發區財稅分局給予的“引進先進設備補助資金”，共計3400萬元。這一金額占據了博匯紙業2014年上半年公司凈利潤的四分之三。

政府補助儼然就像一只無所不能的手，伸手可以去星摘帽，覆手可以扭虧為盈。政府補助從何而來？依何而發？如何監管？雖然政府補助由來已久，但上市公司收到政府補助的資金流動過程卻鮮有人提及。

補助名目繁多 增加風險

通過梳理2014年上半年Wind資訊數據以及那些收到政府補助的上市公司公告可發現，在來源上，政府補助既有中央財政部以及財政部與其他部委聯名發放的，也有省、市、縣財政部門發放的，甚至還有來自中央和地方各級政府的發改、經信、科技、環保等部門發放的。

由此可見，上市公司能收到的政府補助總額龐大，種類項目繁多，相關補助政策多且雜。

據統計，上市公司主要涉及的政府補助項目包括：增值稅返還，所得稅返還，科學技術補貼，產業結構調整補貼，特種行業補貼（例如農業等），建設環保補貼，公共設施運行補償，出口補貼及貼息，政府獎勵等等。

如此繁多的種類項目和相關政策顯示，無論是中央還是地方政府發放補助，似乎都有很大的“自由空間”。據南方某省財政廳熟悉上市公司補助發放的知情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透露，除中央下發的政策性補助和財政扶補助以外，該省財政廳每年還會根據具體情況臨時設立若干種名目的政府補助。

“實際上就是‘捐贈性的政府補助’。”該知情人士坦言。而至于此種捐贈性政府補助的目的，則主要是幫助企業扭虧為盈或使企業的盈利狀況發生重大改變。“這類補助往往存在于微利或虧損企業，多為非政策性的。”

而根據《中國經濟周刊》記者對包括發改委、工信部、科技部、財政部、交通運輸部、商務部等中央部委單獨或聯合下發的政府補助規范性文件的梳理，并沒有發現關于上述類型補助的規定。

《中國經濟周刊》為此分別聯系了廊坊市財政局和大豐市大豐港經濟開發區財稅分局，但這兩家單位均未對此事作出回應。

中國社會科學院財經戰略研究院財政審計研究室主任汪德華告訴《中國經濟周刊》，各級政府向企業的補助過多過濫，實際上阻礙了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作用，它不一定有利于企業成長，還減少了基本公共服務資金，增加了的腐敗風險。

企業能否獲地方補助，全靠財政廳領導拍板

通過梳理2014年上半年Wind資訊數據以及那些收到政府補助的上市公司公告可發現，中央部委給企業發放的政府補助基本都與當前產業政策有關：一方面是針對關乎國計民生的產業如糧食、水電，或承擔環保、就業等社會責任的企業給予政策性的補助；另一方面是針對促進和幫助高科技企業、高新技術產業的發展等所進行的財政扶持性補助。

“雖然由于信息不對稱的存在，中央政府有時也很難準確地獲得各個地區或者企業的真實經濟情況，導致了中央政府在進行政府補助的分配上很難做到公平合理。”一位長期研究企業補助的學者向《中國經濟周刊》表示。

“地方政府往往將促進轄區內的經濟發展作為重要行政目標，加之地方政府官員政績考核指標的誘導，引發了地方政府間以爭奪資本、發展經濟為目標的地方政府間競爭。政府補助就成為了地方政府扶持當地企業發展的重要形式。”上述分析人士向《中國經濟周刊》說。

而上市公司往往能給地方政府帶來各種經濟資源，企業上市后產生的巨額稅收也是地方政府的主要收入來源，上市公司退市肯定是地方政府不愿意看到的結果。

篇5

款州的農業經濟在唐代有了超邁前代的發展。不過款州的農業經濟并不主要表現在稻作農業的發展上，而是表現在以茶葉為主的經濟作物的種植和商品性農業的發展上。

歇州以丘陵、山地為主，“新安為郡，在萬山間，其地險陋而不夷”①，“林深村落多依水，地少人耕半是山”②，便是對該區自然環境和地貌特征的概括。山間一些旁溪近河的河谷平地固然宜于植稻，唐詩中也有“稻熱瓜累歲有仁”，“村南村北稻花明”的記載。不過總的來講，山多地少，糧食的種植面積不大。多山的地理環境固然限制了糧食生產的發展，卻為茶葉等經濟作物的種植提供了理的場所。歇州人民揚長避短，靠山吃山，在丘陵、山地間廣種茶樹，因此在中唐以后，款州境內茶園廣布，成為唐代江南地區最重要的茶產地之一。

歇州的茶葉主要產于委源、祁門二縣。陸羽《茶經》云:“款州生婆源山谷，與衡州同”;楊嘩《膳夫經手錄》亦云:“姿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賦稅所人，商賈所資，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其先春含膏，亦在顧諸茶品之亞列。”祁門茶在《茶經》中未載，不過唐人張途在《祁門縣新修間門記》中給我們留下該地產茶的重要記載，該文云:“邑之編籍民五千四百余戶，其疆境亦為不小。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給衣食，供賦役，悉恃此。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每歲二三月，資銀婚增素求市，將如上材料表明，祁門、嬰源茶區具有面積大、業茶眾、茶葉產量多、制作精的特點。由于山多地少的自然環境，促使當地的農民不得不即山樹茶，仰茶為生，因而形成了“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的景觀，這表明祁門、嬰源一帶植茶面積廣，業茶人數多。

“祁之茗，色黃而香，賈客咸議，愈于諸方”;“婆源方茶，制置精好，不雜木葉”，說明祁門、婆源出產的方茶，制作技術高，質量好，在當時已被茶商視為茶中精品。唐人楊嘩在《膳夫經手錄》中根據各茶區產茶多少和質量高低，把唐代茶葉分為“以多為貴”和“少而精者”兩類。根據他的劃分，蜀地新安茶、饒州浮梁茶等以多取勝，而款州產茶區則屬“少而精”類。其實，這一劃分并不能使人信服，僅從張途對祁門一地的記載來看，祁門茶不僅在質量上為浮梁諸茶所不能及，就是在業茶之眾、植茶之廣、產量之多方面，絲毫也不亞于浮梁，“山且植茗，高下無遺土，千里之內，業于茶者七八”，足資說明。

其次，祁門、姿源一帶已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茶葉生產種植區，已出現了以種茶為生的專業種植戶—茶農。祁門、婆源縣境山多田少，多山的自然環境宜于種茶，卻不適于植稻，因此這里的人民即山樹茶，以此為生，這表明兩地的茶葉種植基本上和糧食生產分開，形成了一個相對獨立的生產部門。據張途記載，祁門一縣是有5400余戶，卻有十之七八的人口在從事茶葉生產。即是說，這里已有40()0戶左右的種茶專業戶。一戶若以6口計③，即有24000多人在從事專門的茶葉種植和茶葉生產制作。在唐代，以植茶為生的并不限于款州的祁門、婆源二縣。事實上，至遲在中唐以后，江淮產茶區的農戶“作業多仰于茗茶”。文宗大和年間(827年一835年)，有人就指出“江淮人什二三以茶為生”④。開成五年(840年)十月，鹽鐵司上奏亦稱:“江南百姓為業，多以種茶為生。”⑤可見，中唐以后，在南方重要的產茶區內，至少有一部分地區已開始了茶葉的專業化生產，而這種現象只不過在款州的祁門、姿源二縣表現得尤為明顯罷了。隨著茶區專業茶農的日漸增多，在唐代戶籍中又增添了“園戶”這一新名稱，這無疑是專業化茶葉種植區形成的反映。

再次，隨著茶葉專門化種植區的形成，祁門、婆源一帶的茶葉貿易也有了較大發展。茶葉是唐代新興的一項大宗商品，說它是商品，是因為茶農生產它，主要不是為了滿足自身的消費，而是為了投放市場出售交換。這樣，茶葉生產與市場交換自然便聯系了起來。這種為市場交換需要，以獲取交換價值為目的的生產必然會推動茶葉貿易的發展。所以，每到出茶時節，以求利為目的茶商們不遠千里，不畏辛苦，絡繹不絕地前往茶區購茶。這勢必會在產茶區一帶形成以交換茶葉為中心的地方市場。“倚溪侵嶺多高樹，夸酒書旗有小樓。”⑥湖、常兩州交界的水口草市，就是這樣一個因交換茶葉而形成的地方集市。在文獻中，祁門、婆源茶區雖無這樣的地方交換市場的直接記載，但從“每歲二三月，(商人)賈銀絡增素求市將貨他郡者，摩肩接跡而至”(祁門)，

“商賈所資，數千里不絕于道路”(婆源)的記載來看，這里業已形成了交易茶葉的市場。茶葉貿易使一向偏僻的山區，一下子變成了熱鬧非凡之地，這對山區地帶的經濟開發，無疑是具有極大的刺激作用和推動作用的。

商人“貴銀絡增素求市將貨他郡”，說的是外地商人前往茶山收購茶葉的情況。其實，祁門、婆源一帶本地茶商販茶到其他地方，也為數不少。茶農既以種茶為生，他們是商品生產者，同時又是商品出售者。祁門、姿源地區山多地少，糧食不能自給，而“業于茶者七八矣”的茶農“給衣食，供賦役”又全仗茶茗了，為了維持生存，交納賦稅，擴大生產，他們必然會想方設法把自己生產出來的產品迅速投放到市場上出售，以換取他們所需要的生活資料和生產資料。因此，這里的茶農其中必定有一部分專門從事茶葉販運。祁門、婆源地區的茶農固然是屬于小商品生產者，但也不排除他們中間的少人在制茶、販茶過程中發財致富，隨其資本的不斷增大，逐漸成為擁有雄厚實力的大茶商。咸通三年(862年)，祁門縣令陳甘節修治好間門溪后，“賈客巨艘，居民業舟，往復無阻。”⑦這里的“居民業舟”表明，祁門茶區從事茶葉外運的本地商人當擁有一定數量。楊嘩稱婆源方茶，“自梁、宋、幽、并間人皆尚之”。姿源方茶既然遠銷北方州郡，其中一定有相當部分是當地茶商販運去的。據記載，唐末五代初盧龍節度使劉仁恭“禁江南茶商無得人境，自采山中(幽州大安山—引者)草木為茶，弩之。”⑧既然婆源方茶早已遠銷幽薊，那么劉仁恭在幽州“禁江南茶商無得人境”者，其中必有不少的姿源茶商。明清時期，徽商十分活躍，有“無徽不成商”，“賈人幾遍天下”之說，其實他們的前輩歇州茶商在中晚唐時就已相當活躍。

祁門茶葉外運主要是走水路，從間江上游的間門溪(祁門水)出發，然后溯間江西行至都陽湖再人于長江。《祁門縣新修間門溪記》云:“縣西南一十三里，溪名間門，有山對聳而近，因以名焉。水自疊嶂積石而下，通于都陽，合于大江。其濟大利物，不為不至矣。”《新安志》卷一《風俗》載:“新安，故秦二縣(黔縣、款縣—引者)，在山谷間，地廣遠。……祁門，水人于都，民以茗、漆、紙、木行江西，仰其米給。”《新安志》為南宋歇縣人羅愿編撰。如上材料無疑是宋代祁門地區土產外運以交換米糧情況的反映。唐代的情況是否也如此呢?這里我們有必要作一些分析。

如前所述，唐后期祁門一帶已形成了茶葉生產的專業種植區，茶農們靠茶葉生產“給衣食，供賦役”。而該地的糧食生產不多，需要從產糧區大量運人方能自給。在唐代，江南地區由于生產工具的改進和稻作生產技術的進步，使糧食的畝產量大為提高。這樣，農民就有更多的余糧投放市場交換，因而進人流通領域的糧食數量較前代大為增加。進人流通領域進行交換的糧食，除流向工商業比較發達的城市外，還有相當一部分流向了糧食不能自給的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而經濟作物專業種植區(這里主要是指茶葉專業生產區)的形成和它對糧食的大量需求，又必然會導致和促進糧食商品化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宣歇產茶區的人民把所產的茶葉大量外運以換取米糧，長江中下游產糧區的糧食也不斷流向宣款山區，這在唐代是有史可證的。唐憲宗元和三年(808年)，盧坦出任宣歇觀察使。當他到任之時，正逢該區發生旱災，糧價驟長，屬下有人建議抑米價救饑，盧坦卻不以為然。他說:“宣款土狹谷少，所仰四方之來者;若價賤，則商船不復來，益困矣。⑨”于是放開米價，“米斗二百，商人舟米以來者相望。”在唐代，外地糧商在款州特別活躍，這與該區農民多以種茶為生形成了專業化的農業區域當有極大的關系。就祁門縣而言，進人該縣的糧商多是來自長江中游地區的江西商人，因為這里的水上交通便利，他們順閻江而下便可直達祁門。產糧區的糧食大量流人經濟作物種植區，反映了農業生產領域不斷在向專業化、區域化方向發展、邁進，標志著農業領域內商品生產和社會分工有了較大的發展。馬克思說:“分工是商品生產存在的條件”⑩，“一個民族的生產力發展水平，最明顯地表現在該民族分工的發展程度上。”⑧祁門等地以茶葉生產為主的專業化區域的形成，顯然是建立在社會分工有相當程度發展的基礎之上的，是唐代農業領域內商品經濟發展的集中體現，它從一個側面反映了該地商品性農業的發展，無論是在深度和廣度上都遠遠超過了前代。

款州的手工業在唐代也有了顯著發展，除制茶業外，還表現在制墨、制硯、造紙、竹編、漆器、麻織、釀酒等手工業部門中，其中以制墨、制硯為中心的文具制造業在全國皆處于領先地位。

1.制墨業。墨是重要的書寫工具之一，從其制作的原料來看，可分石墨、松煙墨、油煙墨等種類。石墨是一種“悉如墨”的山石，《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載:“黝縣，本漢舊縣(即黔縣)，縣南有墨嶺，出墨石。”《舊唐書·地理志》記載了黔縣得名的由來:“黔縣，縣南墨嶺山出石墨，故也。”《太平御覽》卷五四《地部十九》引唐人《款州圖經》云:“黝縣有墨嶺，上有石如墨色，軟膩，土人取以為墨。”《新安志》卷五《黔縣·古跡》亦云:“石墨井，在縣南十六里，《方輿記》云墨嶺上出石墨，土人采之以書，采處成井。”可見，歇州黔縣一帶很早就知道使用石墨作書了。

據文獻記載，秦漢時曾一度流行石墨，到魏晉之時逐漸被松煙墨所取代。歇州山多美松，為該地制墨業的發展提供了優質原料。中唐后這里的制墨業就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但大規模的發展卻始于唐末，這與北方制墨工匠李超、李廷硅父子南來有較大關系。蘇易簡《文房四譜》卷五《墨譜·二之造》載:“江南黔款之地，有李廷硅墨尤佳。廷硅本易水人，其父超，唐末流離渡江，睹款中可居造墨，故有名焉。”陸友《墨史》卷上亦載:“(李)超與其子廷硅，唐末自易水渡江，至歇州，地多美松，因而留居，遂以墨名家。本姓奚，江南賜姓李氏。”

河北易水在唐代是全國著名的制墨中心，這里有許多制墨大家，李超、李廷硅父子便是其中之一。唐末因躲避戰亂，李氏父子來到江南歇州，把北方先進的制墨技術帶到了這里，對于推動當地制墨業的發展起了極大作用。大約李超在款州制墨之始，數量不多，但制作精，質量甚佳。徐銥稱“幼年嘗得李超墨一挺，長不過尺，細裁如筋，與弟錯共用之，日書不下五千字，凡十年乃盡。磨處邊際有刃，可以裁紙，自后用李氏墨無及此者”⑩。后來規模不斷擴大，制墨之精稍不如前。“唐末陶雅為款州刺史二十年，嘗責李超云:‘爾近所造之墨，殊不及吾初至郡時，何也?’對曰:‘公初臨郡，歲取墨不過十挺，今數百挺未已，何暇精好焉”’。。大約到了李超之子李廷硅時，由于改進了制墨生產技術，墨的質量大為提高，李氏之墨遂名冠天下。據宋人何遠《墨記》載:“余為兒時，于彭門寇釣國家，見其先世所藏李廷硅、下至潘谷十三家墨，斷硅殘壁，璨然滿目。其廷硅小挺久不見膠彩，而書于紙間視之，其墨皆非余墨所及”，足見其質量之高。所以宋人蔡襄在評品天下名墨時以“廷硅墨為天下第一品”。從這些記載不難看出，李氏之墨在唐末已名顯于世，到南唐宋時，已成為墨中精品而名揚天下，時有“千金易得，李墨難求”之說，故宋人稱“墨出于款之黃山，肇于唐末李超、廷硅父子，自南唐以來貴之”⑩。

2.制硯業。款州是唐代江南地區最重要的制硯基地，也是全國制硯業的中心之一。款硯產于姿源龍尾山，《新安志》卷一O云:“婆源研，在唐開元中，因獵人葉氏逐獸至長城里，見疊石如城壘狀，瑩潔可愛，因攜以歸，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者。后數世，葉氏諸孫持以與令。令愛之，訪得匠手，琢為研，由是天下始傳。南唐元宗精意翰墨，款守獻研，并薦研工李少微，國主嘉之，摧為研官，令石工周金師之，其后匠益多。”從如上記載可知，婆源龍尾硯的制作、生產始于玄宗開元時⑥。獵人葉氏逐獸山中，將所獲之石“刊粗成硯，溫潤大過端溪”，說明款硯質量頗高。不過當時款硯的制作僅限于葉氏家中，數量有限，在社會上影響不大。后來葉氏的子孫獻硯于婆源令后，

“由是天下始傳”，說明唐后期款硯已開始了大規模生產。1976年，在合肥唐墓中出土了一方箕形歇硯，石質細潤，色澤清純，墓碑上所刻時間為唐開成五年(840年)，說明唐后期歇硯已很流行，廣為人知了。婆源龍尾石紋色有螺紋、眉子、金星和銀星幾大類，李之彥《硯譜》云:“款硯，出于龍尾溪，以金星為寶。”據陶毅《清異錄》記載，五代后梁初，梁太祖朱溫賜宰相張文蔚等三人“龍鱗月硯”⑩，就是款州生產的一種較為名貴的金星硯，說明唐末五代初年，款硯已作為貢品進貢到中原朝廷去了。到南唐李后主時，在款州設立制硯作坊，由研官專門負責生產，從此款硯名聲大噪，譽滿天下。

3.造紙業。宣款地區造紙業最發達之地當推宣州，開元時宣州所造的案紙、次紙就被列為貢品。天寶二年(743年)在長安廣運潭展覽的宣城郡船上就有人貢的宣紙。款州的造紙業晚于宣州，歇紙前期不人貢，后期人貢，《新唐書·地理志》載“款州貢紙”。《新志》土貢內容反映的是長慶以后地方人貢的情況，說明唐后期款州造紙業有了較大的發展。到南唐時，款州生產出了名聞天下的澄心堂紙，《文房四譜》卷四云:“南唐有澄心堂紙，細薄光潤，為一時之甲。”洪適((款硯說》亦云:“李后主留意翰墨，用澄心堂紙、李廷硅墨、龍尾硯，三者為天下冠，當時貴之。”

4.竹編業。款州地處山區，竹類資源豐富。竹既可用來建造房物，又可用來編織扇、覃等生活用具。款州竹覃生產歷史悠久，南朝蕭梁時，款令仲文秀“令民先輸六尺覃”，竹覃已成為當地的著名產品。款州竹覃主要產于休寧，《新安志》卷二《敘物產》稱“覃出于休寧，所從來久”。人唐后，款州竹覃做工更加精細，不僅是市場上享有盛譽的商品，而且也作為貢品入貢朝廷。《通典》卷六載新安郡“貢竹覃一合”，《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亦載款州“元和貢竹覃”。

5.釀酒業。款州的釀酒業在唐代也有了一定程度的發展。《太平廣記》卷二四引《續仙傳》云，新安款人許宣平以販賣柴薪為生，常自吟到:“負薪朝出賣，沽酒日西歸。”杜牧《款州盧中垂見惠名醞》云:“誰憐賤子啟窮途，太守封來酒一壺。”杜牧既然把款州太守寄來的酒視為“名醞”，想必此酒在當時已享有盛名。晚唐時，款州酒已作為地方性名酒人貢。凌應秋《沙溪集略》卷四載:“唐朝凌榮祿，字子貴····一日遇異人于溪上，邀至家，以酒待之。異人欣然，授以酒方，指地鑿井日:汲此水，依方造之，其味自佳……試之，果驗。唐光啟元年(885)以方進，蒙賜金帛而歸。”程尚寬《新安名族志》后卷亦載:“款縣沙溪，在邑北十里，款州判官之十世孫日(凌)榮祿，得異人授以酒方甚佳，光啟初進于朝，賜金帛歸，遂名里社為‘皇富”’。

6.漆器業。款州山中多漆樹，漆成為當地著名的土產。劉津《姿源諸縣都制置新城記》稱款州“其諸膠漆之財，玉帛之貨，山川之利，租庸之常，不足紀也”。《新安志》卷二也說“佳漆則諸邑皆有之”，說明漆作為一個重要的經濟作物在款州山區已有廣泛種植。據文獻記載，款州“山民夜刺漆，插竹覽其中，凌曉涓涓取之，用匕刮筒中，碟碟有聲”⑥。所記雖是宋代取漆情況，估計唐代取漆與此不會相差太遠。

7.麻織業。款州山地宜于種麻，早在東晉南朝時，麻的種植就很普遍。梁武帝時，新安太守任防就吟出了“兀茂麻麥盛”⑩的詩句。人唐后，款州種麻更盛，麻織業相當發達。唐代在產麻區調布，“江南道潤州調火麻，余州并以經布”，這里自然包括歇州在內。《唐六典》卷二O《太府寺》把唐代主要產麻區的麻布按其質量的高低分為九等，款州所貢的竺布列為第七等。唐后期，款州麻織業在前期的基礎上有了進一步發展，《元和郡縣圖志》卷二八載歇州“開元貢麻布”，“元和貢細竺布”，估計在元和時敦州的麻織品在質量上有了較大的提高。

此外，歇州的礦冶業在唐代也有一定程度的發展。《新唐書·地理志》載績溪縣“有銀、有鉛”。《新安志》卷五《績溪沿革·山阜》載:“大郭山，在縣東六十里，高五百五十初，周百五十里……舊出銀、鉛，唐天寶四年嘗采。”

篇6

廣東市場的宏觀環境

一、人口環境

廣東的人口環境比較特殊，由于大量外省居民來廣東打工，使得廣東成為我國跨省流動人口的主要目的地。目前，廣東除了擁有戶籍常住人口7960萬人之外，還有4200多萬外省流動人口(2004年12月統計數據)。這兩項相加，使得廣東的總人口達到 1．2億，成為某種意義上的全國第一人口大省。

二、政治經濟環境

廣東是華南經濟中心，從經濟發展水平來看，廣東處于全國領先水平，2003年廣東GDP為13625．9億元，占全國GDP總量的11．53％。同時，2003年廣東在崗職工平均工資18979元，農民人均純收人為4055元。2003年廣東城鎮居民人均消費性支出6190元，農民人均生活消費支出3086元，這些指標均高于全國平均水平。

廣東市場的消費特征及偏好

廣東市場的消費行為特征比較明顯。一方面，在消費行為上呈現出獨特的嶺南消費文化特性；另一方面，由于毗鄰港澳，受港澳消費文化的影響比較大，因此消費行為又帶有港澳消費文化的印跡。這種獨特的“夾心型”消費行為特征，使得廣東的消費者在消費時表現出一定的多面性。總體上來講，廣東消費者的購買力強，同時消費心態表現得比較成熟，其消費特征概括起來就是“奶牛型消費者的成熟型消費”。

1，普遍購買力強。多數廣東人的收入比較高，購買力較強。廣東消費者強大的購買力，使各檔次消費品都能輕易在廣東找到可觀的目標消費者。因此，建議一些外地企業在進行新產品上市時，可以首選廣東作為樣板市場。

2．大多數廣東人屬于娛樂型購物群體。娛樂型購物群體的明顯特征是愛逛街，熱衷于消費，有空就去逛街，有錢就去購物，和朋友一起分享逛街購物的經驗和樂趣。因此，在廣東的各大城市里，購物中心、超市、步行街通常都是人流不斷，到了節假日更是人滿為患。

3．物有所值是消費決策的重要標準。廣東人雖然樂于消費，但消費心理比較成熟，不盲目消費。絕大多數廣東人在消費時不是看價格高低，而是看商品的價格與價值匹配的程度，如果消費者認為這個商品有很高的價值，能為自己帶來非常不錯的享受，那么就算這個商品的價格再高也會買下來，反之商品價格再低消費者也不會買。因此，任何想要成功進入廣東市場的企業，必須了解什么是消費者心中關鍵的價值點，要考慮怎樣才能使產品擁有更多的價值點。

4．廣告商品是優先購買的對象。廣東人平時比較關注報紙、電視、廣播等各種媒體上的廣告，認為企業做廣告是有實力的象征，而有實力企業的產品質量、服務肯定有保障。因此，對于在媒體上做廣告的產品和品牌，人們總是給予更多的偏愛，作為優先購買的對象。正是基于這一點，在廣東大打廣告的產品和品牌很少有賣得不好的。所以，外地企業在進入廣東市場時要認真做好產品推廣宣傳工作，并盡量讓廣告在一些主流媒體出現，讓消費者感覺這是一家非常有實力的企業，以迅速拉動銷售。

5．包容性強，較容易接受新產品、外來產品。廣東是最早進行改革開放的省份，加之毗鄰港澳，因此，民眾較容易接受新事物和新潮流。對于一些外來的產品，廣東人有著很強的包容性。在廣東消費者的眼里，產品只有好與壞之分，而絕沒有本地與外地之分。所以，很多外資、外地企業都樂于在廣東設立工廠和分公司，全力開拓這一市場。

6．對消費的便利性和服務的周到性要求非常高。廣東消費者屬于典型的享受型消費者，對消費的便利性和服務的周到性要求非常高。很多人在購買日用消費品時通常去離家不遠的超市、商場，而很少去更遠處的一些大賣場：在購買大件商品時，很多消費者都會首先詢問商超有沒有免費送貨上門的服務，只有在確定有這一服務后才會開始挑選商品。因此，面對這一情況，外地企業在進軍廣東市場時，一定要注意產品的覆蓋面，同時要與商超協商好產品的售后服務問題，讓消費者方便而放心地購買。

7．在消費層次上呈多元化。極低端消費層、低端消費層、中端消費層、高端消費層、極高端消費層，各個消費層次的人群都大量存在。不同素質的外來人口構成了廣東千差萬別的消費群體，而收入水平的懸殊導致廣東市場出現了多元化的消費層次。“在廣東沒有賣不掉的東西，只有賣得好與不好的東西。”這是眾多廣東經銷商的口頭禪。企業在進入廣東市場時，應該做好產品消費人群的定位，并有的放矢地進行有針對性的宣傳推廣。

8．喜歡討吉利。廣東人在日常生活中喜歡討個好意頭，干什么事情都要圖個吉利。因此，在消費時總是喜歡避開那些好似不吉利的價格數字、產品名稱(用粵語讀)。

廣東市場的渠道資源狀況

廣東是中國華南地區的商業、經濟中心，各城市的商業網點多、行業齊全、流通渠道非常順暢。以大型購物中心、連鎖超市、零售店、便利店、批發市場、集貿市場等為代表的各種渠道形式，構成了廣東成熟的多級渠道網絡，使得任何產品都能輕而易舉地找到進入市場的最佳途徑。

雖然廣東的市場具有非常強的購買力，但在實際布局上，商超具有非常明顯的地域性。以家樂福、百佳、萬佳、新一佳、正大萬客隆、易初蓮花、好又多、宏城等為代表的國際國內商超，在廣州、深圳、珠海、汕頭等中心城市開店較多，占據相當的市場份額；而在一些二、三線城市卻難覓蹤跡，那里完全是本地商超的天下。因此，外地企業在進軍廣東市場時，要通過知名商超而布貨全省是根本行不通的，正確的方法只能根據產品特點，采取分別開發的策略。

同時，廣東龐大的消費市場也帶動了一大批消費品批發商、分銷商的迅速發展，其中以廣州、深圳、東莞、汕頭、中山最為突出，涌現了一批像廣州華新集團、深圳慎昌集團、東莞三寶貿易有限公司、汕頭錦裕豐貿易有限公司、中山二商貿易有限公司等具有影響力的批發商。一些不愿意做終端的外地企業可以找這些商，以加快市場拓展的速度和力度。

此外，廣東還有數目較多的大型貨倉式批發市場。這些批發市場多數集中在廣州、深圳等大中城市。目前，廣州市擁有化妝品、食品、電器、藥材等50個不同行業和類別的200多家大型貨倉式批發市場。其中，太平洋電腦市場、興發廣場、海印電器市場、濠畔皮革鞋材市場、中大布匹市場、清平中藥材市場、芳村花卉批發市場、白馬服裝批發市場、玩具精品批發城等50個批發市場，已經形成巨大的規模效應和品牌效應，吸引了眾多本地、外地、國外的客商前來采購。

這些大型貨倉式批發市場的特點是：人流量非常大，所銷售的產品品牌較雜，消費層次屬于中、低檔：進貨者主要來自珠江三角洲、廣東省的二三線城市，因此，通過這些批發市場，外地企業的產品基本可以覆蓋廣東省。所以，有意采取農村包圍城市策略、產品本身檔次較低或者不愿自己開發二、三線市場的外地企業，可考慮通過這一渠道鋪貨。

廣東市場層次的

劃分與開拓策略

一、市場層次的劃分

根據市場容量、消費水平、購買力等方面的狀況，我們可以將整個廣東省劃分為3個層次：

重點市場：廣州、深圳、珠海、佛山、江門、中山、惠外I、東莞。

次重點市場：肇慶、汕頭、茂名、潮州、陽江、湛江。

邊角市場：韶關、河源、汕尾、梅州、揭陽、云浮、清遠。

二、市場開拓策略

根據先重點后次要的市場拓展原則，外地企業在進入廣東市場時，應該首先集中精力開拓重點市場，然后開拓次重點市場和邊角市場。在拓展方針上，應該本著“重點市場重點投入，次重點市場一般投入，邊角市場提供支持讓經銷商投入”的原則。

1．對于廣東的重點和次重點市場，以快速消費品為例，外地企業開拓的具體策略應該是：主攻國內和國際知名的主流連鎖商超，同時結合商布局酒樓、學校、小零售店等渠道，實施全面占領策略。在渠道開拓方式上應該是精耕細作，在開拓方法上實行自建與經銷雙管齊下，在渠道推廣上應該運用廣告與促銷同時拉動的策略。

2．對于消費水平低、購買力差的邊角市場，外地企業開拓的具體策略是：依靠廣東知名商的資源和渠道鋪貨，同時進入大型貨倉式批發市場，讓產品進入二、三線的縣市級市場。

3．在管理上，可以采取在廣州設立辦事處或銷售公司的方式進行集中管理。

下篇：透視廣州

“欲奪華南，必先取廣州”已經成為眾多企業老總們的共識。廣州作為廣東省省會，也是其經濟中心，要研究廣東市場，不能不認真研究廣州市場。

廣州市場的宏觀環境

廣州總面積7434．4平方公里，市轄10區、2縣級市，擁有戶籍總人口725．19萬，較為穩定的流動人口達500萬。

2003年廣州國內生產總值(GDP)達3466．63億元，2004年廣州經濟總量達到4100億元人民幣。2003年廣州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人為15002．59元，農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5953元，恩格爾系數為36．8％。2003年，廣州在全國十大城市綜合實力排名中，位居第三。

廣州市場層次劃分

從市場的整體格局來看，廣州市場屬于一個相對分散的市場，但分散之中也有一些集中。從目前的情況來看，廣州市經濟發展比較好的是天河區、東山區、白云區、海珠區、越秀區，這些區人口集中、居民消費能力強，可以重點開拓。而荔灣區、番禺區的經濟雖然也不差，但整體消費能力不及上述5區，可以作為次重點區域。在次重點市場中，黃埔區是一個比較特殊的區，雖然是廣州經濟開發區所在地，寶潔、可口可樂等企業均在該區設廠，人均GDP居于各區之首，但是許多在此工作的高收入者不住在該區，而真正居住在該區的居民收入并不高，因此它是有名無實的“富裕區”。位于廣州市區周邊的芳村區、花都區以及增城市、從化市，由于地理位置比較偏僻、交通不便等眾多因素，經濟發展一直比較落后，居民的消費能力比較差，只能作為附帶開發的邊角市場。

州市場的渠道資源狀況

廣州的商業網點多、行業齊全、輻射面廣、信息靈、流通渠道通順。全市擁有商業網點10萬多個，為全國十大城市之冠。大型購物中心、大型貨倉式批發市場、連鎖超市、小型零售店、連鎖店、自選商場、夜市、集貿市場等構成了多元化的市場網絡，渠道非常成熟。

一、大型購物中心

廣州目前已有的大型購物中心有：廣州百貨大廈、新大新百貨公司、廣州友誼商店、時代廣場、天河城購物中心、南方大廈、中華廣場購物中心、荔灣廣場購物中心等。而海珠城購物中心、花花世界購物中心、琶洲購物中心、長隆購物中心、白云新城購物中心、廣州新城購物中心、南沙購物中心、名盛廣場、雄峰商城等一批大型購物中心正在建設中。這些大型購物中心的特點是人流量大，所銷售的產品多為名牌產品，消費層次屬于中、高檔，主要的消費者是本地白領、高收入階層以及一部分外地游客。

二、連鎖超市

廣州市連鎖超市渠道比較成熟，競爭異常激烈。法國家樂福、百佳、萬佳、新一佳、正大萬客隆、易初蓮花、好又多等外來知名連鎖超市在廣州均有開店，而本地的家誼島內價、宏城等也憑借地緣優勢，得到了長足發展。其中，好又多連鎖超市是一家量販型臺資企業，目前在廣州有14家店，主要面對工薪階層，實行會員制，促銷比較多而價格又比較低，在廣州的中、低收入階層中擁有較好的口碑。百佳連鎖超市在廣州已經開了10家店，在廣州市民心中的地位也日漸攀升。百佳的定位主要面對白領階層，其宣傳的“新鮮超市”、“全市最低價”已經深入廣州市民的人心。華潤萬家連鎖超市目前在廣州有7家店。它主要面對普通家庭主婦，在店鋪的布局上也充分營造家的氛圍，其影響力還有待提高。

廣州連鎖超市的特點是平時人流一般，而周末人流量非常大，所銷售的產品全而雜，消費層次屬于中、低檔，消費者層面較廣。在經營手法上，無論外地，還是本地，這些連鎖超市基本都以低價、會員制、送貨上門等來吸引消費者。因此，微薄的價格空間、高昂的服務成本使得連鎖超市產品利潤率很低。不過，廣州龐大的人口總量使大多數超市人氣頗旺，所以即便許多商品的單一利潤較低，但仍可以憑借較大的銷售總量贏利。近幾年，在廣州市場上，由于激烈的競爭，幾乎每年都會有幾家連鎖超市由于經營不善而一夜崩盤。因此，外地企業在進入廣州一些連鎖超市時，必須先進行摸底調查，以免由于超市突然倒閉帶來嚴重損失。

廣州的媒體狀況

一、電視媒體

廣州電視媒體環境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由于地緣等因素，以廣帥I為中心的珠江三角洲，成為中國電視媒體領域試驗區。香港電視媒體接二連三在此落地，再加上外省、中央等電視媒體的傳播，使得本地的電視媒體市場占有率和影響力大大削弱。因此，廣州電視媒體市場的特殊性概括起來可以這樣形容：香港電視步步緊逼，央視、省級衛視勢力擴充，省臺、南方臺短兵相接。具體情況如下：

1．香港的無線(翡翠臺)和亞視(本港臺)是第一梯隊。長期以來，廣州電視觀眾對香港電視已經形成十分強的收視習慣。200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香港無線(翡翠臺)和亞視(本港臺)收視份額為53．3％。

2，廣州電視臺、廣東電視臺及南方電視臺為第二梯隊。廣州電視臺擁有12套節目，第一套節目開路播出，信號覆蓋廣州市全境和珠江三角洲大部分地區，其余11套節目閉路播出，信號覆蓋廣州市區和郊區。南方電視臺目前開辟了6個頻道。廣東電視臺目前擁有4個頻道。2003年的調查結果顯示：廣州臺收視份額為12．8％，廣東臺收視份額為11％，南方臺收視份額為7．7％。

3．央視及各地衛視等省外電視媒體，鳳凰、華娛、星空衛視可納入第三梯隊。從目前的市場占有率來看，這些電視的收視綜合份額為15．2％。

綜合以上情況，外地企業如果要在廣州投放電視廣告的話，要注意以下原則：如果企業具備充足的實力或者產品新上市、急于打開市場局面的話，應考慮重點投放第一梯隊的香港無線(翡翠臺)和亞視(本港臺)兩個頻道，同時輔以廣東臺。如果實力不夠或者產品屬于已在其他區域有知名度的話，可以考慮重點投放第二梯隊中的廣州臺，同時結合第一梯隊的香港無線(翡翠臺)。

二、報紙媒體

目前，廣州市共有綜合性報紙媒體6家。我們的調查結果顯示，以發行量、影響力和廣告到達率綜合計算，這6家報紙媒體的排名依此為：《廣州日報》(160萬份)、《南方都市報》(117萬份)、《羊城晚報》(130萬份)、《信息時報》(90萬份)、《新快報》(60萬份)、《南方日報》(75萬份)。

外地企業進軍廣州時，報媒廣告可以首選《廣州日報》和《南方都市報》進行，次選《羊城晚報》和《信息時報》，但具體也可以進行一些區分：如果產品的主要目標人群是企業老總等高收入人群，可首選《廣州日報》，如果產品的主要目標人群是白領等中等收入人群，可首選《南方都市報》，如果產品的主要目標人群是民工等低收入人群，可首選《信息時報》。如果產品的主要目標人群是年輕一代的特定人群，可首選《南方都市報》；如果產品的主要目標人群是中年特定人群，可首選《廣州日報》；如果產品的主要目標人群是老人、家庭婦女等特定人群，可首選《羊城晚報》。

篇7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篇8

一、研究內容

區域經濟史研究是在一定時空坐標中，描述出一地方的經濟結構和經濟發展狀況，并在此基礎上對不同區域的研究結果進行比較、歸納，以使我們對整個社會的經濟史現象有更為深入的了解。

以宋代的區域經濟研究為例，目前學者們對區域經濟研究的內容主要關注在如下幾個方面；（1）經濟中心南移問題。所謂經濟中心南移，是指唐宋以來全國經濟中心自北向南的轉移，使得江南地區成為全國經濟的中心。這個論題最初由張家駒先生在40年代提出，并由他本人在50年代進一步擴充（注：張家駒：1942年，《宋代社會中心南遷史（上）》，商務印書館；1957年，《兩宋經濟重心的南移》，湖北人民出版社。）。70年代末以來，關于這一問題的討論有一定發展，鄭學檬的著作可為代表（注：鄭學檬：1995年，《中國古代經濟重心南移和唐宋江南經濟研究》，岳麓書社。）。近來有關的研究，已經深入到了諸如經濟中心南移的階段性以及在各方面的具體表現等問題。（2）地區性的個案綜合研究。地區性個案研究自80年代起進入，選題范圍多集中在當時經濟比較發達的地區，如楊德泉、荀西平對北宋關中社會經濟的發展有專門論述（注：楊德泉、荀西平：1987年，《北宋關中社會經濟試探》，《宋史研究論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斯波義信對宋代江南地區的經濟發展，如對高技術與高生產、高技術的傳播對生產的影響等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認識（注：斯波義信：1988年，《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江蘇人民出版社2001年中譯本。）。以及對不同經濟部門的個案研究，如關履權的《宋代廣州香藥貿易史述》，指出宋代廣州的香藥貿易作為中國歷史上一種販運性的商業活動，為封建統治者服務，是變態的繁榮（注：關履權：1982年，《宋代廣州香藥貿易述論》，《宋史研究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認為在宋代兩浙區域市場，產業結構中經濟作物與商品生產比重小，區域內的專業分工，更多地以自然地理為基礎，與外地市場的聯系稀疏，缺乏全國性市場的配合（注：龍登高：1988年，《宋代東南市場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吳旭霞的《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認為宋代江西農村中農作物大量投入市場，農民與市場聯系加強（注：吳旭霞：《宋代江西農村商品經濟的發展》，《江西社會科學》，1990年第6期。）。韓茂莉的《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通過對宋代川峽地區人口密度和土地墾殖率兩項指標的考察，指出宋代是川峽地區農業生產發展的重要時期（注：韓茂莉：《宋代川峽地區農業生產述論》，《中國史研究》，1992年第4期。）。有關論著數量不少。（3）對全國經濟區域性不平衡現象的分析。80年代，漆俠最早通過對宋代各區域經濟發展水平的考察，得出“北不如南，西不如東”的結論（注：漆俠：1987、1988年，《宋代經濟史》（上、下冊），上海人民出版社。）。程民生的《宋代地域經濟研究》具體闡述了漆俠的這一論述。包偉民的《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則從宋代國家財政制度存在的區域性差異的角度，來分析由此造成的對社會經濟的影響（注：包偉民：2000年，《宋代賦稅征發區域不平衡性略論》，張其凡編等《宋代歷史文化研究》，人民出版社。）。

上述學者都對宋代區域經濟作了相當深入的探討，大大超邁了前人的研究水平，也反映了他們在史識上的獨具慧眼，但也應該看到，在區域經濟史領域仍有一定的學術空間可供拓展。在新世紀之初，對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內容進行反思與改進是必要的，盡可能地拓寬區域經濟史研究的領域，是我們目前面臨的任務。

如何劃分區域經濟史的“區域”，進而確定具體的研究范圍，是從事研究不可回避的基本問題。對此，歷史學家、經濟學家、人口學家、地理學家等不同領域的研究者們都分別立足于自己的學科基礎，從不同的角度出發，提出過各自的劃分標準。歸納而言，經濟史學界曾提出了三種不同意見：（1）傳統上以行政區劃為主要標準，理由主要是“我國現行經濟體制，也是以行政區劃為基礎，便于使研究成果的借鑒作用得到發揮。”（2）按自然經濟條件劃分，“因為經濟的發展往往不是行政命令或者行政區域硬性劃分所能割裂開的”。如冀朝鼎在其著作《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依據農業生產條件與運輸設施條件的優劣提出了“基本經濟區”這一重要概念。施堅雅在《的城市發展》一文中，按分水嶺將中國劃分為地區，頗有見地，但此說的著眼點是市場系統理論（市場系統與河川流域有密切關系），因此對于市場系統相對成熟的清代中國來說，比較適宜，但對于處在10至13世紀的宋代而言，情況就未必如此了。（3）80年代開始，學者們越來越傾向于采取多元標準，既可以按行政區劃，也可以按山脈走向、江河流域、市場網絡和人文風俗的不同來確定（注：以上參見宋元強：《區域社會經濟史研究的新進展》，《歷史研究》，1988年第3期，第159頁。關于冀朝鼎的論述，參見冀朝鼎《中國歷史上的基本經濟區與水利事業的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10頁；關于施豎雅的論述，參見李伯重《斯波義信“宋代江南經濟史研究”評價》，《中國經濟史研究》，1990年第4期，第148頁。）。如：粟冠昌的《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注：粟冠昌：《宋代的廣西社會經濟》，《廣西師院學報》，1981年第4期。）、陳偉民的《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注：陳偉民：《宋代嶺南主糧與經濟作物的生產經營》，《中國農史》，1990年第1期。）、雷家宏的《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注：雷家宏：《宋代長江中游沿岸地區的商業貿易》，《宋史研究論文集》，寧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龍登高的《宋代東南市場研究》、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注：程民生：《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中國經濟史研究》，1987年第3期。）等論著，都持這種觀點。另外，80年代末，斯波義信在施堅雅“地文地域”說的基礎上，提出“地文—生態地域”新說，即將生態環境的概念納入中國古代經濟區域劃分工作之中，使之更為全面。當然，區域的劃分也是與不同社會的不同背景相適應的。原始社會以山川自然的形勢進行劃分：夏商周時期，總體上按民族分布和自然區域進行劃分；秦代以后的帝制時期，在中原以郡縣（后為州縣）劃分，并逐漸地推廣到少數民族地區。在這個有序的發展過程中，區域劃分的內容越來越充實。

區域經濟史研究應關注多學科交叉與滲透的問題。經濟學、地理學、人類學、人口學、社會學、生態學、民俗學等方面的學術成果，都應予吸收。這種跨學科的新史學的最早嘗試可追溯到法國史學家H·貝爾在1900年創辦的《綜合歷史評論》。但使這一方法贏得學術聲望的是L·費弗爾和M·布洛赫1929年共同創辦的《經濟社會史年鑒》和由此得名的“年鑒”學派。他們反對西方傳統史學專注于政治史的作法，提倡包括經濟、社會、文化在內的“總體歷史”；反對純歷史學的研究方法，主張運用跨學科方法，開展綜合研究。“

年鑒”學派對我們的啟發是應該從多個角度、立體地考察區域經濟。

檢討近幾十年來的國內區域經濟史研究，本文以為一個顯著的弱點是缺少概念的創新。相比之下，西方學者在研究中的“概念化”或“模式化”傾向明顯。從表面上看，“社會科學化”色彩過于強烈，大量的相關社科詞匯的借用，似乎給人以流行時尚的感覺。但新概念的提出極有可能標志著一次方法論轉換的完成，并為下一步的轉換積累了討論的前提，盡管這種轉換和積累的幅度不盡相同（注：參見楊念群：《美國中國學研究的范式轉變與中國史研究的現實處境》，《歷史學》，2001年第3期。）。任何研究都須時刻處于運動和發展之中，它需要史學工作者不斷努力與探索，同時還需要信心和勇氣。如在研究區域經濟史的過程中，可引入經濟學中用以描述區域間的經濟擴散和極化效應問題的“發展極理論”（注：參見張培剛主編：《新發展經濟學》，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用以研究區域專業化問題的“稟賦優勢理論”（注：參見周起業等著：《區域經濟學》，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89。

）、以及像“專業化產業區”、“集聚效應”（注：“專業化產業區”是建立在比較優勢基礎之上的，專業化地生產其具有優勢的產品的區域。“集聚效應”指由于要素（主要是人口）的集中而產生的聯合需求，促進專業化分工和中介組織的興起。）等一系列在區域經濟學中經常使用的新概念，有助于更加富有邏輯性地分析區域經濟變化進程。當然，新概念的提出有時可以帶來深入探討之效，有時卻未必，只是產生新瓶裝舊酒式的作品。故新概念的出現，決非易事，必須建立在扎實的研究基礎上。

應該說，迄今為止的區域經濟史研究基本上以對大量史實的考察作為依據，就不同經濟類型的個案研究結論而言，有相當的科學性。但大多數學者或是僅僅停留在個案結論的階段，或是在試圖將其上升為普遍性規律時往往出現一個邏輯斷檔，即在由個別到普遍的擴展過程中，缺乏邏輯的必然性。如施堅雅根據中心地理論，在其對長江上游區域經濟結構的研究中提出，由于商業競爭、運輸效能等等因素的制約，使得各商業中心互相間處于相對均衡的距離中，因而形成一個近似六角形的市場結構模式。近年來，不少學者對六角形模式進行了一定的修正，向我們展示了理論模式與歷史實際之間存在的顯著差距（注：包偉民：1998年，《江南市鎮及其近代命運：1840■1949》，知識出版社，第44頁。）。

要切實把握區域特征，勾勒區域經濟發展概貌，需要進行不同區域間廣泛的互比，即通過橫的觀照與縱的比較兩條線索的梳理。前者是基于各地因自然氣候、物產資源、交通條件等差異，造成地方經濟不平衡發展的事實，對地方經濟的區域性顯著特點有相互比較的研究需要。如斯波義信的《末代商業史研究》（注：斯波義信：1968年，《宋代商業史研究》，（日）風間書房。），通過對西北和東南兩大區域市場的經濟的詳細比較，說明兩宋商業發展的層次性。后者是由于時段不同，區域經濟具體的發展狀況也不同。一般來說，時段愈短，區域經濟變化就愈小：時段愈長，區域經濟變化愈大，所呈現的“歷史學”的特征更為濃厚。如斯波義信的《宋代江南經濟史》，各章研究所涉及的時間上限，遠者上溯至秦漢，近者亦至唐代；下限則近者及于明代，遠者延至民國，在這樣的時間范圍里，宋代的特點才顯現得比較清楚（注：參見前引李伯重文第150頁。）。當然比較研究要注意客觀與辯證性的統一，防止揚此抑彼。

目前，對區域特征動因的分析既是薄弱環節又是難點、熱點。它包括經濟的，也包括超經濟的因素，如地理、人文因素等等。前者從地理環境的演變過程中考察人與自然的動態和辯證的關系。這不僅體現了對人類的生存和未來命運的關懷，而且體現了對人類社會經濟發展道路空間異同的關心。因為地理、氣候、動植物等自然環境因素對經濟社會運動起著隱蔽的支配作用。如斯波義信的論文《寧波及其腹地》注意到由于錢塘江河口航道惡化對于寧波港所起的影響，并指出這是在地理環境上寧波港能夠獲得發展的關鍵性條件之一（注：參見斯波又信：2000年，《寧波及其腹地》，《晚期的城市》，中華書局，第470頁。）。后者包括家族關系、風俗習慣、社會心理等歷史上長期起作用的要素，對歷史進程有重大影響。以往的研究多集中于對某個要素的分析，缺乏對地理空間內各要素對區域經濟發展交互影響的總體認識。另外，區域經濟特別是小區域經濟，一方面是社會經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另一方面又不能完整地“代表”社會經濟發展現實，最多只能是一種關于社會經濟發展的“地方性認識”。近年來，不少學者試圖以充分的地方經濟的描述來體現社會經濟發展的特征與動因。但是，這種嘗試可否用來體現分化鮮明、類型多樣的社會經濟，引人深思。

二、關于方法論

任何科學的研究都涉及方法論問題，可惜在區域經濟史的分析框架中，關于方法論問題的學術積累顯然不夠豐富。

目前看來，至少就宋代區域經濟史的研究而言，雖然其研究對象是跨學科的，但是分析方法仍然停留在歷史學的框架里面，主要是歷史的分析方法。歷史分析方法本身具有一些不可克服的局限性：（1）敘事與論理。以往的研究多側重于白描，試圖復原歷史，理論創新不多，而且即使有所謂的“理論”也只是在一系列的現象陳述之后的歸納與總結，缺少邏輯的檢驗。如漆俠的《宋代經濟史》，認為宋代生產力的不平衡發展表現在精耕細作的地區幾乎達到封建時代的最高水平，新的資本主義因素在這些地區脫穎而出是完全可能的。程民生的《宋代北方經濟及其地位新探》，以河北與陜西兩地經濟頑強的發展為例及人口增長率高的現象，試圖說明該時期北方經濟發展的速度超過了南方，因此北宋時我國的經濟重心仍在北方。這些都只是通過對歷史現象的某一側面的敘述，從而歸納出一定的“理論”，卻缺乏整體的邏輯檢驗。例如對應該如何界定封建時代社會生產力的最高水平，并未見有理論性的討論：又程民生的論說，顯然只是就北方而論北方，未能從南北方整體比較出發來看問題。（2）具體與一般。沒有抽象就沒有科學，任何歷史首先都是具體的，但是作為歷史科學，在力圖描述歷史的具體性的同時，必須要有一般的抽象含義，否則，歷史分析將永遠沉淪于敘述過去的陷阱中。尤其是區域經濟史，其研究分析的目的不僅在于重新展示某一區域經濟發展的歷程，更要抽象出具有一般意義的現實啟示以及在更大區域范圍上的解釋能力。（3）假設與實證。歷史學的研究傳統一直排斥假設，直至20世紀初，人文科學在方法論上開始青睞于實用主義。從一定的假設條件出發構建邏輯自洽的理論，再從歷史中尋找實證，比起在沒有任何框架下只作對歷史時間的復原性描述而言更顯理論的魅力。在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中，應該通過借鑒實用主義方法論，為研究提供分析框架，克服因史實的具體性而無法一般化闡述比較的困境。

在具體的研究方式上，近年來由于受新經濟史學的影響，為擺脫舊史學模式的束縛，區域經濟史研究開始主張用科學主義來規范史學的分析。如區域人口消長、生產增減、稅賦變化等許多問題，可采用數理統計，拋棄舉例式研究，以提高歷史結論的科學性、說服力。然而作為一種研究手段，這種計量史學的方法并不能包羅一切，盡管在形式上由于數理方法的運用有助于擺脫歷史分析中的過分主觀的判斷，但事實上由于受資料的限制，統計通常很難達到高度精確的水平，只能對歷史運動做出

粗略的度量。近年來，許多研究者對區域經濟的考察不約而同的走入了過分依賴統計數字的誤區，忽略了對歷史本身演進邏輯的思考，以至認識上有失偏頗。新經濟史家要想盡可能掌握歷史復雜的真實情況，就不能過份依賴他們的幾何學。

制度經濟學的興起，被認為是西方經濟學的一場革命，實際上它的影響已經滲透到法學、政治學和史學等一系列相關的社會科學領域。制度經濟學強調有效率的組織是經濟增長的源泉，引導人們將制度因素作為考察經濟行為和績效的重要變量。如新經濟史學家R·托瑪斯和D·諾斯在研究歐洲從14世紀到18世紀的產業革命的四百多年興盛史時發現，不同的國家（地區）面對相同的經濟問題時，由于采取了不同的政策、制度而導致了不同的經濟發展結果。最為典型的是當面對戰爭所需的財政問題時，英國、荷蘭采取了不同于法國、西班牙的制度而導致了后來長達幾個世紀的興盛。制度經濟學的從制度層面尋找經濟發展根源的研究方法無疑對研究區域經濟史有巨大的啟示和借鑒意義。

制度經濟學的另一個方法論的意義在于較好的結合了實證分析和規范分析、具體分析和一般抽象分析，而這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中所缺乏的。制度經濟學強調案例研究的重要性，是尋找“真實世界”的經濟學，這同時也是歷史學所要完成的事。而在理解和解釋“真實世界”的時候，必須運用一定的理論框架來加以分析和解釋，并從中抽象出一般的可檢驗的理論來（注：參見周其仁：《研究真實世界的經濟學——科斯研究經濟學的方法及其在中國的實踐》，載《中國社會科學季刊（香港）》1999年春季號。）。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就是要在歷史的“真實世界”中尋找研究素材，并在充分的分析比較的基礎上將事實作一般化的抽象，由此提出可檢驗的理論來。

三、學科體系

學科體系問題實際上涉及到區域經濟史的學科性質，涉及到區域經濟史與區域經濟學、歷史學的關系問題。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交叉學科，理應具有區域經濟學與歷史學的雙重特征，即把區域經濟學側重研究經濟的“共時態”與歷史學側重研究經濟的“歷時態”相結合。但這種結合，不應是機械地拼湊，必須根據學科的根本屬性有所側重，從而顯示出自己的特征

。區域經濟史的學科特性，決定了區域經濟史的研究只能立足于歷史學，著眼于從歷史看區域經濟。

區域經濟史與單純的地方經濟史研究不同。地方經濟史一般關注的是地方經濟發展的特殊性，而區域經濟史所關注的不僅僅是地方經濟特色，而是經濟發展的普遍性規律。因為即使在前近代時期，一個區域內的經濟也不可能完全孤立地存在，而是或多或少交織在整個國家的經濟體系之中。前人的一些研究，往往將兩者混為一談，“畫地為牢”，就地方談地方經濟，視野集中于一處，圍繞該區域的內部發展進行研究，這是需要加以提高的。區域經濟史研究類似于自然科學，只是尋找一個實驗室（區域），據此去研究那些帶有規律性的問題。具體到宋代區域經濟的研究，近年來已有一些較成功的典范，如張熙惟的《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作者在對唐宋間山東經濟發展概述及水平評估基礎上，指出學界提出的“中國經濟重心南移‘到五代基本完成’，‘南方的經濟全面超過北方’以及宋代已是‘北不如南’”等觀點，仍值得進一步研究（注：參見張熙惟：《論宋代山東經濟的發展》，《山東大學學報（哲社版）》，1993年第3期，第84-90頁。）。這種通過區域“小經濟”窺視社會“大經濟”的研究方法，正是區域經濟史研究的特點所在。上世紀60年代，美國著名學者施堅雅（C.W.Skinner）指出不管人類經濟活動的地理單元小到何種程度，它總是處于不均衡狀態，在空間上永遠存在中心地和區的差異。他的“區域——中心”研究理論，宣稱通過對具體區域的分析研究，可以中國社會經濟“停滯不前”的觀點，在史學界一度引起巨大反響。當然，一個區域性的范式可否在不同區域反復運用，進而推廣為普遍性的范式，仍需要認真推敲。

區域經濟史作為一門新興學科，在許多方面還不成熟，未形成多數史學家認可的一致的學科體系和學術規范。首先，學科體系的指導思想尚有待進一步明確。國內史學工作者，包括著作等身的大家在內，不少人習慣于把馬克思從西歐經濟史研究中得出的某些結論，奉為放之四海皆準的真理。這種歪曲歷史和把馬克思理論庸俗化的主觀主義傾向，曾使區域經濟史陷于十分尷尬的境地，使得現實與理論之間的差距無法彌補。以宋代區域經濟研究為例，就有許多學者按照馬克思描述的西歐社會演變歷程，堅持“資本主義萌芽”的傳統理論框架，并殫精竭慮地闡述我國古代經濟“典型”如何在宋生“變態”。經過了大半個世紀的研究，仍未能使問題得到解決。隨著研究的深入，學者們發現工場手工業和雇傭勞動生產關系幾乎出現于中國每一王朝的商業繁榮時期。

其次，學科滲透的困境。不同學科理論的引進往往會帶來一場變革，但是由于理論來源復雜多樣，也可能出現一系列問題。如部分理論尚未形成可操作的方法，與傳統理論不能相互銜接等。因為在相關學科尚沒有很好溝通的情況下，對問題的理解、研究思路甚至闡釋語言，都往往難以提供很好的可對話的渠道。經濟學家熱衷于運用大量的統計資料和模型框架分析區域經濟問題，歷史學家則沉迷于對史料考證的精雕細啄。目前，離跨學科的融合仍然相距甚遠。

再次，學科發展的盲目性，這些年來，對生產關系的變革研究得多，對生產力發展規律研究得少；鄉村經濟研究得多，城鎮經濟研究得少；自然經濟研究得多，交換經濟研究得少；生產領域研究得多，流通領域研究得少；發達地區、漢族經濟研究得多，經濟落后地區、少數民族經濟研究得少；古代及近代前期研究得多，近代后期和現代經濟研究得少等等，學科發展的這種不平衡性，常常使得對區域經濟作出科學的理論歸納的努力，得不到成功。

最后，區域經濟史作為歷史學的一個分支學科，還應承擔一般歷史學所具有的為后人提供資政經驗的功能。因此，區域經濟史的研究，不應僅僅停留在對一般經濟問題的描述，而應著重分析產生這些問題的原因，以及總結歷史上解決這些問題的經驗教訓。對于今天的區域經濟史研究者而言，有意義的論題不是歷史上經濟區域社會地位的“上升”或者“下降”，而是應該以歷史的眼光去認識經濟區域實際社會角色豐富而復雜的內涵。如朱瑞熙、徐建華的《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在肯定湖南地區經濟開發的基礎上，對湘北、湘中、湘南、湘西四個地理區的開發水平作了具體分析與比較，并客觀地指出：“與全國發達經濟區相比，這一時期湖南的開發程度還不可過高估計，但畢竟為十三世紀以后的進一步開發奠定了基礎。”（注：朱瑞熙、徐建華：1995年，《十至十三世紀湖南經濟開發的地區差異及原因》，《徐規教授從事教學科研工作五十周年紀念文集》，杭州大學出版社，第181-197頁。）類似的著眼點，的確具有相當的學術意義。

四、現實意義

作為歷史學發展趨向的一種重大變化，區域經濟史的興起決不是學者在史學探尋之路上的心血來潮，也不是一代史家在史學絕路上的刻意追求。區域經濟史源于時代的需求，源于史學本身發展的需求。區域經濟史的研究，雖然純粹是一個歷史課題，但在當前卻富有現實意義。

近年來，學術研究的多樣化已成為中國史學發展的必然，區域經濟史研究的興起，正是順應了這種趨勢。根據“后現代主義”的看法，當現代人用自己所處的社會和意識形態狀況去“寫歷史”時可能會面臨一種困境，即理性解釋模式不具有普遍意義。這使得我們研究歷史十分注意典型學方法，避免追求普遍模式。這也是為什么區域經濟史研究逐漸受到多數歷史工作者重視的原因。一個自稱普遍性的模式，如無法在一個簡單的個案中得以證實，便不是一個普遍適用的模式。區域經濟雖不能稱為當時中國社會經濟的“縮影”，但它具有一定的說明意義，且是現實關懷的投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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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謂“問題”?美國學者紐厄爾和西蒙認為：問題是這樣一種情境，個體想做某事，但不能馬上知道做這件事所需采取的一系列行動。美國創造心理學家吉爾福特說：“每當你碰到不進一步做心理上努力就不能有效地應付的情況時，你就遇到了問題。”政治課課堂教學始于問題，課堂中始終貫穿了問題的提出、討論、解決、交流，課后也會帶著問題深入到生活中進一步探究，所以政治課教學始終與“問題”是分不開的。

傳統的政治課教學是以“知識”為中心，以“教師講解”為主線，以學生的“接受”為目的，最終以學生“機械”地再現知識為評價。這樣的課堂教學，學生學習的主體地位得不到體現，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得不到提高。建構主義特別重視知識的獲得過程和學生個體對知識的建構，重視問題的提出和解決就是重視知識的獲得過程。重視問題的提出、問題情境的創設和解決是素質教育的基本特征之一，也是激發學生學習興趣，提高教學質量和學習能力的重要手段。

首先，問題能激發學生學習興趣，科學家波普說：“正是問題激發我們去學習，去發展知識，去實驗，去觀察。”其次，問題能激勵學生思維。再次，問題還能集中學生的注意力，為教學活動的成功進行創造良好的氛圍。

那么，我們在課堂教學中應如何進行“問題教學”呢?我們在“問題”的設計和解決過程中應注意哪些問題呢?

1.引導學生在課前預習中生疑發問，了解課文的知識結構，并根據自己的已有知識形成“問題”的初步印象。這里的關鍵在于“引導”，學案是現在中學普遍采用的幫助學生預習的方式，學案的設計應以學生的“學”為中心，應有助于學生形成問題意識。學案還應提供知識的框架結構，以利于學生自主建構知識。

2.在創設的問題情境中發問，避免直問，從感性材料中發問。設計一定的情境一方面可以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形成問題意識，另一方面也有利于學生自己根據情境構建自己的認識體系，同時這種問題提出也符合中學生的認知規律，即從個別到一般的認識順序。比如在講解高一“商品的價值量”時，我先介紹了法國著名作家莫泊桑的小說《項鏈》中的故事，然后設疑：為什么兩串同樣用于裝飾的項鏈，在價格上卻有如此大的差距?這樣一下激發了學生的學習興趣。在講解高二“矛盾的特殊性”時，我先朗誦了兩段描寫我國南方和北方美麗景色的詩詞，然后讓學生體會其中包含的哲學道理。在這樣生動的情景中有助于學生構建自己的認識體系。

3.設計的問題必須是學生感興趣的問題，問題要來源于社會生活和學生生活，問題的提出最好是讓學生自己提出。例如，在講解“一國兩制”問題時，設計的問題情境是：臺灣當局有什么樣的分裂祖國的言論?中央政府對待的基本立場是什么?國際社會的反應如何?這些問題不僅是學生感興趣的，也能激發學生的愛國激情。

4.問題的設計要體現層次性，逐層深入，避免過難，要有梯度，讓不同層次的學生都有所獲。傳統教學中，“問題”往往是單一的、零碎的，先前問題的解決對后續問題的提出和解決沒有啟發意義。新教學觀講究問題的銜接，前面問題的解答要有助于后面問題的解決。例如，在講解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時，價格圍繞價值上下波動為什么正是價值規律的表現形式?在遇到這樣的問題時，就不能一下子直問，而應把問題分成一系列小問題：商品價格的變化是由什么引起的?價格變化對供求有什么影響?價格波動離價值會不會太遠?為什么?

5.問題的設計要切題，不能泛化。問題的設計要體現教材內容和觀點，當然這里并不是說答案是封閉的，而是說設計問題的答案要點要以教材觀點為中心。問題的答案要以政治規范化語言為導向。

6.問題要有一定的難度，同時又不能過深，要符合學生的“最近發展區”，書上可以直接找到的，不能作為問題。問題的答案要有一定的延伸性，不僅在課堂上解答，有些問題可在課后探究性學習中進一步解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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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欠發達地區，小城鎮，城鄉一體化

中圖分類號：TU984.17　文獻標識碼：B　文章編號：1008-0422(2007)05-0050-04

1 小城鎮產業發展現狀及存在的問題

我國中部欠發達地區小城鎮受自身經濟發展條件的制約較為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首先，第一產業多為傳統農作物及其產品，深加工比例相對較低，新產品和特色品種較少，這種狀況必然導致高產出低收入，最終導致競爭力弱；其次，第二產業門類不齊，工業化程度低，支柱產業力量薄弱，從而難以形成規模，再者，第三產業的基礎設施落后，社會化服務設施缺乏。

漢壽縣位于我國中部欠發達地區的湖南省北部，沅澧水尾閭，洞庭湖西濱，地處雪峰山脈向洞庭湖平原過渡地帶，水域遼闊，湖泊棋布，沃野平疇，耕地連片，土宜稻棉，澤足魚蒲。規劃組于2002年8月受漢壽縣人民政府的委托承擔了縣城總體規劃的修編工作，對全縣的產業發展現狀做了詳細深入的調查研究，覺得漢壽縣城是我國中部廣大欠發達地區小城鎮的典型代表之一。

1．1　農業生產力落后，競爭力弱

漢壽縣的農業生產尚未充分走向市場，產品種類單調，以傳統農產品居多，新產品和特色品種少，農產品深加工比例低，生產、加工、銷售環節割裂，效益比較低，農戶以分散經營為主，自給自足的經濟形態仍占相當比重，生產效率低。

1．2　工業化程度低，支柱產業力量薄弱

漢壽縣工業門類不齊，工業化程度較低，工業企業分布較散，既影響環境，又難以形成規模，全縣除紡織、機械、食品加工以外，其他工業如化纖、生物制藥、陶瓷、玻璃等均只有2家生產企業，難以形成整體優勢。全縣一、二、三產業比重為37.8 197 42.5，農業在經濟中比重偏大，第二產業發展嚴重不足。

1．3　科技人才缺乏，技術落后

漢壽縣擁有各類專業技術人員10914人，其中四分之三的專業技術人員主要集中在醫療衛生和教育部門。全縣每萬人擁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人口為98.3人，低于湖南省平均水平(105.7人)，全縣嚴重缺乏企業管理、經濟金融、法律等方面的人才以及各種技術專家，人才缺乏、技術落后已成為制約漢壽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因素。

1．4　城鎮規模小，城市首位度低

漢壽縣城作為全縣的中心城市，經濟實力不夠強，人口集聚程度低。目前，縣城的首位度為2.3，工農業總產值與蔣家嘴、太子廟兩個建制鎮基本持平，導致縣城的輻射力減弱，區域競爭實力不強，不能充分體現中心城市應有的地位和作用，而且，除縣城和蔣家嘴鎮以外，漢壽縣其他鄉鎮的非農業人口基本上均在3500人以下，各鄉鎮的規模過小，經濟總量有限，小城鎮建設資金分散，造成城鎮內面貌陳舊，吸引力不足，嚴重影響城鎮化進程。

1．5　鄉鎮基礎設施落后，社會化服務設施奇缺

除319國道和＄205省道以外，漢壽縣的各級公路特別是鄉村道路等級低，路況差，大部分為砂石路面，且缺乏維護，交通設施落后，通達性差；各鄉鎮普遍缺乏科技、文化、體育等社會化服務設施，鄉鎮的服務功能不能充分發揮。

2　小城鎮產業發展的各種影響因素分析

2．1　交通區位分析

常德市位于湖南省西北部，距省會長沙170km，處于長江經濟開發帶與石長開發帶的交匯點，常德市的國民生產總值僅次于長沙市，居湖南省第二，長常高速公路、石長鐵路與機場形成了常德市的水、陸、空立體交通網絡，作為湘西北一個重要城市，湖南經濟北進的理想突破口，常德市的發展潛力巨大，對周圍地區的輻射和帶動也相當明顯。

漢壽緊鄰常德市鼎城區，又與益陽的桃江、沅江、資陽相連，區位條件優越。作為常德市域的二級中心城市，漢壽距常德市區僅20多km，離省城長沙僅120km，縣城距常德桃花源機場約80km，是常德至省會長沙的必經之地。長常高速公路的開通，境內設有太子廟、軍山鋪、聶家橋三個出入口，還有319國道和石長鐵路的快速連接，大大加強漢壽與常德以及周邊市縣的經濟、社會等方面的聯系，提高漢壽縣的整體經濟實力。

2．2　自然資源分析

漢壽縣土地總面積為2034km2，農用地1275.8km2，其中耕地56577.5hm2，林地38975.0hm2，園地5838.5hm2，養殖水面18666.6hm2，全縣土地利用率高達94.19％，高出全省平均水平6個百分點，水域和耕地占全縣土地總面積的60.05％，土地墾殖率28.03％。從土地利用類型看，中北部平原區以耕地、園地為主；南部山地區則是以林地為主。

據調查，漢壽境內有喬木68科、162屬、305種，屬珍稀、瀕危的有銀杏、楠木、梓木、花櫚木、南方紅豆杉、黃心夜合等；有水生維管植物67種，隸屬2門、3綱、27科、44屬，常風優勢種群有蘆、野蓮、菖蒲、苦草、輪葉黑藻、菹草、馬來眼子菜、茨藻、黃絲草、浮萍、紫背萍、風眼蓮、菱等。縣境陸棲野生動物種類不多，主要分布在南部丘陵區，境內水面遼闊，共有魚類124種，隸屬24科、78屬。

全縣已知礦點、礦化點29處，礦種有黃金、銻、鉛、鋅、鐵、粘土礦、草炭、鉀礦、天然氣、石煤、花崗巖、石英砂等。境內旅游資源也已初具規模，沅水、澧水橫貫境內，江東市水庫、柳溪水庫、清水壩水庫風景宜人，五寶山、藺家山、金牛山、冷鋪山山勢連綿、巍峨秀麗：鹿溪森林旅游區、目平湖自然保護區已初具規模，并已向游人開放；境內文物古跡眾多，開發潛力巨大。

2．3　自身優勢分析

區位條件、自然資源、社會經濟、科技發展、基礎設施等因素對區域經濟和城鎮發展有著重大的影響，其中欠發達地區小城鎮自然也存在著某些特定的優勢，主要表現在以下方面

2．3．1　欠發達地區小城鎮豐富的土地資源、動植物資源、礦產資源、農副產品資源等為產業發展提供了相對堅實的物質基礎；

2．3．2　國家基礎設施(如高速公路、發電站等)的大力建設，拉近了城鄉距離，為產業發展提供了必要的能源和運輸條件：

2．3．3　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就近涌入小城鎮謀求發展，為該地區小城鎮的產業發展提供了大量主要的人力資源；

2．3．4　欠發達地區的小城鎮具有良好的生態環境，這是發達地區大城市所無法比擬

的，也為小城鎮生態高效產業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2．3．5　我國近幾年大力推行的重點發展小城鎮的城鎮化發展戰略，以及目前社會主義新農村的建設大潮都為小城鎮產業的發展提供了更多更好的機會。

3　解決小城鎮產業發展困境的對策分析

3．1　漢壽縣產業發展戰略規劃

3．1．1　產業結構目標繼續優化經濟結構，根據本地生態資源優勢，鞏固發展第一產業，重點發展與第一產業相關的第二產業，并利用前兩者的帶動作用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為第一、二產業創造良好的發展環境，從而使三者進入相互促進的良性循環。2002年漢壽縣第一、二、三產業比例為37.8 19.7.42.5，根據近十年漢壽縣產業結構比重的變化趨勢，參考全省發展水平，預計至2010年第一、二、三產業比例為25.30 45；2020年第一、二、三產業比例為1535.50。

3．1．2　根據現狀城鎮產業特點及資源分布狀況，依據縣域城鎮發展的交通區位條件，兼顧行政區界完整性，按產業分工協作方式，將縣域劃分為三個經濟區，依托3條發展帶動軸。

①中部中心經濟區

規劃以城關鎮為核心，以太子廟為次中心，將圍堤湖與西竺山納入縣城的發展，并且帶動、吸引蔣家嘴、軍山鋪等鄉鎮的發展，形成中心城鎮群，發揮其全縣領導核心作用。縣城是全縣的政治、經濟、文化中心、交通條件好，有較強的生產加工及科研開發技術基礎。

中心區將以第三產業為重點，大力提升文化、信息功能；以第二產業為動力。重點發展高新技術產業，并強化化纖、紡織、綠色食品加工及配套服務建設，組織好城郊農副產業生產，形成生態農業基地，并利用沅水、目平湖等有利的自然條件發展假日旅游。

②北部高效農業區

該區域包括罐頭嘴中心鎮，以及洲口、酉港、坡頭等鄉鎮，該區域擁有＄205省道及沅水等交通設施，勞動力充足；該區域規劃為農業基地，著力開發特色農產品，建立綠色食品基地，走深加工、產供銷“一條龍”道路，帶動農業相關的加工業、制造業、服務業的發展，建立區域性的農貿交易中心。

③南部特色產業基地

該區域以主家鋪為中心，包括朱家鋪、崔家橋等鄉鎮，該區域有鹿溪森林旅游區、江東市水庫、金牛山等自然景觀以及金牛山金礦等礦產資源，文物古跡和旅游資源豐富，在現有基礎上充分利用優越的山林水庫資源，以鹿溪森林旅游區為中心，結合生態農業，開發旅游鏈，帶動地區第三產業的發展。

④產業發展帶動軸

采取點軸發展模式，以軸帶點，以軸及面，以區域通線為軸，以臨近交通線的城鎮為點，帶動全縣發展，完善發展，完善漢壽縣縣域城鎮產業體系。

發展軸線一．呈南北走向，沿＄205省道，北至鼎城區方向，南至桃江方向。帶動罐頭嘴、縣城、太子廟、豐家鋪的發展，其中太子廟為縣域次中心；罐頭嘴作為北部農業經濟區的中心鎮，規劃為區域性農貿交易中心；主家鋪為南部經濟區的中心鎮。

發展軸線二呈東西走向，沿沅水流域，東至漢壽蔣家嘴(中心鎮)，西到滄港。加強滄港、縣城、巖汪湖、周文廟、蔣家嘴的聯系，通過縣城的輻射力帶動東西兩翼的發展。

發展軸線三呈東西走向，沿319國道，西至聶家橋，東至軍山鋪。太子廟作為全縣的次中心城鎮，位于軸線中心；將帶動崔家橋、毛家灘等鄉鎮的發展，強化聶家橋、軍山鋪的地區優勢，使其影響輻射至鄰縣。

3．2　小城鎮產業發展困境的解決對策

堅持走城鄉產業發展一體化的改革之路，統籌城鄉發展和區域發展，推動城鄉產業來發展一體化進程。首先，是加快傳統農業向現代農業的跨越，提高農業效益，增強競爭力，二是實施以中心城市工業園區為核心的集中工業化戰略：三是依托區位和交通優勢，大力發展現代物流業和旅游業；四是促進三大產業在城鄉之間的交流融合，努力實現城鄉經濟共同繁榮。當然，城鄉一體化的發展，是一個復雜的社會經濟過程，需要一系列的政策與措施作保證。

3．2．1　鄉村的基本功能是農業生產，不能因產業多元化的發展而由非農產業取代農業。因此，鄉村工業發展的規模和位置必須受到限制，非農產業發展集中到鄉鎮，每個鄉鎮非農產業發展只能集中到1～2個點，由鄉鎮統一組織實施。村一級不準發展非農產業，以保護耕地和防止工業污染的四面擴散。

3．2．2　鄉鎮的發展要制定規劃，規劃要劃定農田保護區、工業發展區和商住發展區，特別要明確農田保護區的面積、范圍。現代農業的發展需大量的投入，明確了農田保護區的范圍后，一方面可保護農田，另一方面可使經營者放心地進行農田基本建設。

3．2．3　鄉鎮的工業發展到一定規模后，應由外延式擴大再生產轉移到提高企業效益的內涵式擴大再生產，防止鄉鎮的非農產業總是停留在收取租金和管理費的階段。因此，必須對鄉村非農用地的規模作出限定，建議以戶籍人口為依據，規定每個村民非農用地的總量和每年可開發的量。每個鄉鎮定額用完后，如果還要發展非農產業，則由鎮區統一規劃發展，如果鄉鎮繼續在區內征用農田發展非農產業，則要向政府繳納“超額使用農田費”。

3．2．4　成立農業發展基金，主要用于資助現代農業的發展和荒地的開墾，資金來源一是政府財政；二是“超額使用農田費”。這樣，經濟較落后的鄉鎮農業的現代化才有可能。

3．2．5　便捷的區域交通網絡是城鄉一體化發展的保證，但沿線鄉村非農產業的發展往往對交通干線的交通功能造成沖擊，也影響公路兩旁的景觀。因此，對國道、省道、市道兩側的城鎮發展進行規劃控制，對干道的斷面形式，兩側的建設形式進行硬性規定，做到既要保證交通干線的交通功能，又要兼顧到鄉村的使用。 3．2．6　鄉村不論是發展現代農業，還是發展工、商業，都對農民的素質提出了新的要求，因此，應大力發展農村職業教育，逐步改變農民素質不高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