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貨膨脹的問題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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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通貨膨脹會計的背景
通貨膨脹會計是西方財務會計的一個新領域,它的產生與發展有著較深的歷史背景。隨著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周期性的經濟危機,尤其是第一次世界大戰后,西方國家出現了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物價漲幅超常,工人大批量失業,貨幣貶值嚴重,國民收入超分配,并且一直持續到20世紀80年代早期,西方多數國家的通貨膨脹率達到或接近兩位數,旨在消除物價變動影響的通貨膨脹會計成為熱門的話題。但從宏觀角度來說經濟運行過程中的平衡和穩定被打破,通貨膨脹與失業并發、資源配置的嚴重失調一樣,成為資本主義國家經濟危機深刻化與復雜化的一種反映,阻礙了資本主義經濟的發展。現如今,通貨膨脹會計還未形成一個完整的體系,仍是國際會計界研究的課題。
由于通貨膨脹對企業財務會計帶來的多種沖擊和影響,致使傳統的會計假設和會計原則暴露出許多弊端,在企業資產、負債和收益受物價變動影響的通貨膨脹時期,仍然以幣值不變假設和歷史成本原則去編制會計報表,并不能實際反映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的真實性。為了這一問題,各國針對消除通貨膨脹以及如實反映通貨膨脹影響的會計方法和程序進行了深層次的探索,從而產生了通貨膨脹會計。但當出現通貨膨脹經濟現象時,除了政府加強宏觀調控措施,經濟個體企業也必須依靠會計手段加以解決。
二、通貨膨脹會計的模式分析
通貨膨脹持續情況下,人們根據物價變動對財務會計數據的不同影響,探索出了通貨膨脹會計的不變幣值會計、現行成本會計、現行成本\不變幣值模式三種模式,構成了通貨膨脹會計的基本內容。
(一)不變幣值會計模式
采用一般物價指數將代表不同時期購買力的歷史幣值調整為現行幣值。在不變幣值會計模式下,由于忽略個別物價變動對企業非貨幣性資產的影響,因而使重編的不變幣值財務報表所反映的信息與企業的實際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差別較大,容易導致誤解。但其主要優點是:不改變傳統的歷史成本計量基礎,不變動會計賬簿的記錄,按一般物價指數對歷史成本會計報表的數字進行調整,簡單易理解;選用的物價指數具有客觀、可驗證性,且該指數現行可用,不耽擱報表的公布時間。該同模式時增強了會計報表的可比性,將歷史成本會計下不同時期的報表數據換算為現行幣值后,消除了物價變動的影響,而且增強了同一企業在不同時期或不同企業同一時期會計報表的可比性。
(二)現行成本會計模式
現行成本計量單位是不變幣值。現行成本會計的著眼點是企業所持有特定資產的價格變動。按一般物價指數調整的資產價值很少會與資產的現行成本一致;由一般物價水準調整的會計報表所反映的財務狀況和經營成果,難免會與事實有所出入。它認為,企業所持有的資產應以它的現行成本計價,以營業收入與所耗生產要素的現行成本相比較來確定利潤。這種模式試圖全面反映物價變動影響。現行成本會計主要優點是:增強了報表的可理解性;能夠提供企業實際的經營利潤;所有者權益較為真實;有利于揭示資本的消蝕情況。
(三)現行成本\不變幣值會計模式
在現行成本會計模式下,由于忽略了貨幣性項目凈額上的購買力損益,因而使得所揭示的物價變動的影響不夠完全。為了全面反映物價變動的影響,人們創造出現現行成本/不變幣值會計模式。現行成本/不變幣值會計模式,基本上保持了不變幣值式和現行成本會計模式的優點:能穩定會計的計量單位,更為有效地達到消除物價變動影響的目的,提供更為有效的會計資料;能夠同時揭示一般物價水平變動的影響,提供按一般物價水平變動和個別物價變動的影響,提供按一般物價水平變動進行調整之前和之后的資產持有損益的資料和貨幣性項目凈額上購買力損益。
三、通貨膨脹會計問題及處理方法
總體而言,有如下兩個有關通貨膨脹會計的問題較難解決:通貨膨脹利得和損失的會計處理;避免“雙重計算”現象。
(一)通貨膨脹利得和損失的會計處理
不變幣值會計成本下的財務會計,強調收入實現原則,對因通貨膨脹而產生的利潤或損失不加以反映和計量。但在通貨膨脹情況下,企業確實會產生部分利得或損失。一般來說,企業擁有的現金及其它固定金~的債權因貨幣貶值而受損失,而擁有的非貨幣性資產和固定金額的債務因貨幣購買力下跌而獲得利得。將國內和國外子公司的報表重述為它們特定的現行物價等值,會重述一個與決策相關的信息。把這個信息提供投資者,能夠幫助他們了解公司將來可能分配股利的最大金額。在這種方法下,對所有公司經營成果的比較和評價將會比現在容易得多。
(二)避免雙重計算
公司因為外國的通貨膨脹而重述該國的財務報表時,需注意避免雙重計算。產生這個問題的原因在于,當地通貨膨脹直接影響折算過程中采用的匯率。為了避免折算中雙重計算,折算中調整范圍將隨著匯率與特定國家通貨膨脹率之間負相關程度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為了避免高估收益,對銷售成本和折舊費用等進行通貨膨脹調整,其目的在于從“報告收益”中剔除通貨膨脹的影響。然而,由于一個國家的通貨膨脹率與該國貨幣價值之間存在著反方向變動關系,匯率在連續兩個財務報表期內發生變動,通常是由通貨膨脹引起的。這就在一家公司的報告成果中至少是部分地反映了通貨膨脹的影響(即貨幣折算調整額)。為了避免對自身報告收益中包含的通貨膨脹影響進行兩次剔除,應該將已經包括在公司業績中的折算損益,作為通貨膨脹調整額的組成部分。
參考文獻:
[1]陳高才.通貨膨脹的會計問題剖析和未來研究展望[J].會計研究,201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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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字】通貨膨脹預期,管理對策
一、相關概念
通貨膨脹在當今社會是一個非常為人熟知的概念,源于宣傳媒體的發展和我國通貨膨脹的現實感受。在經濟學定義中,預期一般是指經濟行為主體對經濟變量未來值的預測。通貨膨脹預期也就是對未來通貨的估計,是對未來的一種預判,通貨膨脹可以分為多種類型,包括了靜態通貨膨脹預期、外推通貨膨脹、理性通貨膨脹等類型。所謂靜態通貨膨脹就是不考慮未來其他意外因素的影響,而是按照上一期通貨的數據來估計下一期的通貨膨脹預期;外推通貨膨脹預期是指在考慮通貨膨脹預期時,完全考慮過去通貨膨脹率和將來的趨勢變化,綜合各種因素計算得出的通貨膨脹預期;理性通貨膨脹預期是指收集所有的與未來相關的通貨膨脹因素,并經過模型嚴格的計算得出的理論上最接近真實情況的通貨預期。
二、通貨膨脹預期的影響因素
通貨膨脹的發生受很多因素影響,除了受到經濟領域相關因素影響之外,也受其他相關社會因素影響,具體來說包括以下方面:
1、央行的目標
央行的目標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判斷起到重要作用,目標多樣化的央行,像中國人民銀行、美聯儲等央行一般都很難達到理想的通貨膨脹預期,因為這種類型的央行在關注貨幣的同時,更關注國民經濟的發展和社會就業、社會穩定等綜合因素,這種多目標的結構使得央行的貨幣政策不單純是處理貨幣問題而成為政策制定問題,因此在穩定物價方面很難做到與預期相符合。我國央行在進入21世紀之后就提出了控制通貨的預期,但是多年的實踐發現,這種預期往往與實際的經濟發展狀況不相匹配,也最終沒有實現。與之形成鮮明對比的是目標單一的央行,例如英國中央銀行,其核心目標就是維持物價穩定,這樣的價值目標使得其通貨預期往往在預期之內。
2、當前的通貨膨脹情況
對于未來的通貨膨脹預期的判斷,影響最大的必然是當期的通貨膨脹水平,當期的通貨膨脹率是判斷未來通貨膨脹的重要依據,是未來通脹理性判斷的基礎。而在對于未來通貨膨脹的預期方面,公眾存在著嚴重的馬太效應,如果當期的通貨膨脹較為明顯,對于未來的通貨預期則肯定會較高;相反如果當期的通貨水平不高或者感受不明顯,對于未來的通貨預期則會明顯較低。市場對于通脹的判斷往往被看做是民眾對于市場的信心,市場的信息強弱也會直接影響到通貨膨脹的市場預期。
3、信息交互和公眾認知能力
這里的信息交互是指公眾能否接收到市場與通貨膨脹相關的信息,如果信息不對稱,也就不可能有對市場的預期判斷,在接收到信息之后如何甄別信息也直接關系到對于通脹的預期。除了信息的接受和分析,另外公眾對于通脹的認知能力也與通脹判斷息息相關,公眾的認知能力越強,則對于市場通脹的預期越準確也越長遠,反之則不能對通脹做出判斷。因此要準備的判斷通脹在未來的發展,就必須具有一定的通脹分析能力,也需要掌握足夠的市場信息。
三、管理通脹預期的建議
1、提高央行公信力。央行對于通貨膨脹預期的重要作用不容忽視,要是民眾形成對于央行的穩定通貨預期,就必須提高央行在民眾心中的公信力。在歐洲國家央行中,公信力強的國家,民眾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都在合理范圍內,而反觀發展中國家,由于央行除了要處理貨幣問題還要顧及相關社會問題,央行公信力有限,民眾對于通貨膨脹的預期往往較高,社會也逐漸對央行失去了信任。提高央行公信力,在我國當前的貨幣市場,最關鍵的是要控制好貨幣的總量,實行緊縮的貨幣政策,提高銀行的準備金率,在當前政府調整結構的關鍵時期,減少貨幣總量對于企業的發展會造成一定的沖擊,但是卻有利于市場貨幣回籠,降低通貨膨脹的預期。
2、控制國際輸入性貨幣供應量增長。進入21世紀,世界貿易的不斷發展和世界經濟的不斷融合使得國家之間的經濟往來更加的密切,同時隨著網絡的發展,資金交易也更加的頻繁和隱蔽。國家之間的資金流動日益頻繁,全球范圍內的資本大開放使得貨幣供應量不再只受央行的控制,同時國際上也存在著大量的投機資本家,會在短期內向某一個國家或者領域投入巨額資金。因此應該密切關注國際上的流動資本,提高對于國際投機資本的警惕性,防止出現輸入性通脹預期。
3、適當提高黃金儲備
黃金具有特殊的特性,黃金既是商品也是貨幣,在一系列的通貨膨脹過程中,黃金往往能夠起到保值的作用。中央銀行在市場上拋售黃金,則意味著收緊銀根,回籠市場上過多的貨幣,起到抑制流動性過剩的目標;中央銀行在市場上大規模購買黃金,則向市場釋放更多的貨幣,增加市場的流動性。因此作為一種釋放和回籠市場貨幣的工具,黃金無疑具有良好的降低通貨膨脹預期的功能,能夠很好的起到控制流動性的作用。
4、控制當期通貨膨脹
前面提到,當期的通貨膨脹率是市場通貨膨脹預期的重要參考,因此如何控制當前的通貨膨脹是穩定通貨膨脹的重要步驟。具體來說要穩定當前市場物價,尤其是與民眾生活相關的物質的物價穩定,尤其是對糧食、成品油、電力、天然氣、公共交通等產品和服務的價格實施嚴格管制。這樣當前市場價格穩定,通脹保持在可以接受的范圍之內,民眾對通脹的預期也會相對穩定。
5、加強民眾的知識普及和信息的披露。民眾對于通脹的預期與其接受到的市場信息有關,信息的不對稱是造成市場通脹預期高的主要因素,做到央行信息的及時披露是保證市場信息對稱的主要方式,而在市場通脹過高期間,政府也應該增強信息的披露,減少市場的信息不對稱;其次應該普及通貨膨脹的相關知識,減少民眾因為相關知識的不健全造成的盲目性判斷,具體來說可以通過輿論的引導來實現對于民眾知識的普及。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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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通貨膨脹已經成為我國經濟發展的熱點問題,如果不能夠正確的認知以及處理這一問題,將會嚴重的阻礙我國經濟的發展,本文通過研究國內通貨膨脹的現狀以及原因,期待為這一問題提供有價值的研究。
【關鍵詞】
通貨膨脹;CPI;大宗商品
一、引言
通貨膨脹問題是世界經濟學當中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并且是一個困擾世界各國專家學者的世界性難題,這主要是因為其關系著本國的經濟、社會以及民生各方面的問題。對一個國家來說,如果其爆發通貨膨脹,那么就會導致該國的生產建設方面的中斷,嚴重的通貨膨脹問題甚至會導致社會動亂,危及政權。盡管長久以來,通貨膨脹這一問題一直得到各國專家學者的重視,在經濟學理論當中占據了重要的地位,但是就目前的現狀來說,各國的經濟學界對于通貨膨脹這一理論的認識還遠遠沒有達到理想的境界,主要是因為該概念是目前的經濟生活當中最為復雜的問題之一。
二、通貨膨脹概述
要想對通貨膨脹現象有一個準確而清醒的認識,首先要知道通貨膨脹這一問題的準確內涵及定義,目前,西方的經濟學方面的專家學者對于這一概念的研究歷史較為久遠,自上個世紀50年代以來,其對通貨膨脹的定義可以概括為兩大類:一類是物價派,一類是貨幣派。物價派主要是由凱恩斯主義經濟學家們組成,他們認為物價水平的直接上漲是通貨膨脹問題最為直接的表現形式,所以他們從價格水平的變動來定義通貨膨脹的定義,將其定義為一般物價水平或者總體價格水平持續、普遍的上漲過程;貨幣學派則主要從貨幣的發行量角度來定義通貨膨脹這一概念,該觀點大部分是由新自由主義經濟學家組成的,他們認為通過膨脹的起因是國內的貨幣發行數量超過了整體社會的產出增長率。根據國內外的專家學者的觀點,作者將通貨膨脹定義為:通貨膨脹是指流通中的貨幣供給量遠遠大于市場的貨幣需求量,從而引起貨幣貶值、物價水平的持續上漲。
現實當中的通貨膨脹問題是非常復雜的,所引起的通貨膨脹問題的原因也有很多,尤其是像我國這樣的發展中國家,對于我國來說,只有準確的知道引起國內通貨膨脹的原因及可能造成的嚴重后果,政府相關部門才能夠準確、及時的財務相關的經濟政策,從而使得國內的經濟持續、健康的發展,否則,如果發生嚴重的通貨膨脹,將會阻礙國內經濟的正常發展。
三、我國通貨膨脹的現狀及原因分析
(一)我國通貨膨脹的現狀分析
自2010年以來,由于受國內經濟投資過熱、人們對未來通貨膨脹預期的重視度的逐漸提高、生產資料、物價水平及勞動價格的大幅上漲等多方面因素的影響,我國的經濟出現了較為嚴重的通貨膨脹現象,其實,如果僅僅從相關的數據來看,2008年的通貨膨脹問題遠遠超過目前的通貨膨脹,但是國內的居民卻對目前的壓力感到額外明顯,通過相關的分析,得知,盡管2008年的通貨膨脹問題程度更大,但是由于當時的物價上漲僅僅集中在少數的幾個產品,例如石油、豬肉等,但是2012年以來的這次通貨膨脹卻體現在全面的物價水平,小到蔬菜水果,大到燃料、房子,幾乎所有的物品的價格都在全面上漲。
2010年以來的金融危機帶來了負面的影響,我國當時所采取的的擴張性的貨幣政策所造成的局限性體現的也是越來越明顯,通貨膨脹問題開始逐步凸顯,近幾年來,國內的CPI同比增幅都在4%以上,這次通貨膨脹在強度以及壓力上都大大高于1988年以及1995年的兩次國內通貨膨脹問題,這主要是因為本次通貨膨脹的表現形式與前兩次有很大的不同,盡管前兩次的通貨膨脹強度大,爆發強,漲幅在25%以上,但是來得快也去得快,持續的時間較短,也就僅僅一年左右的時間。而本論通貨膨脹由于國家宏觀調控的作用,表現得比較溫和,屬于溫和類型的通貨膨脹,這就使得通貨膨脹所造成的壓力宣泄較慢,至少需要好幾年的時間才能夠釋放這種通貨膨脹的壓力。
(二)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分析
1.貨幣的超量投放
過量供給貨幣會造成通貨膨脹,目前國內的通貨膨脹也主要是因為貨幣的超量供給造成的,2008年下半年,我國出臺了4萬億計劃,開動了一大批的項目建設,盡管對防止國內的經濟衰退,穩定經濟增長起到了積極的推動作用,但是同時,由于實體經濟大量的信貸涌入,必然會在一定程度上推高國內的物價水平。
2.房地產價格的上漲
事實上,目前的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才是我國通貨膨脹眾多原因當中至關重要的一個,房價的上漲會導致房租的上漲,進而增加商家的成本,從而造成了物價的上漲,以此類推,事實上,房地產價格的上漲會帶動各類用工成本的上漲。
3.全球大宗商品價格上漲
目前,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大幅度反彈也是國內通貨膨脹主要原因中的一個,其主要是通過兩個渠道傳遞到我國的:一是初級產品的進口渠道,推動了國內工業產品的成本;二是國際大宗商品價格的反彈推動了國內農產品以及大宗商品的價格,從而使得國內的商品出現了較大幅度的上漲。
四、結論
綜合來說,目前我國的同伙膨脹是綜合型的通貨膨脹,不可能在很短的時間內徹底解決我國的同伙膨脹問題,本文僅希望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給予治理我國通貨膨脹方面一些有益的啟示。
參考文獻:
[1]沈志宏.當前我國通貨膨脹的原因及對策[J].商業現代化,20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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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通貨膨脹目標制;標準;啟示
一、引言
自1990年新西蘭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來,已經有26個國家加入到這個行列中,在這18年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踐促成了中央銀行更系統連貫的內部決策過程、與私人部門更透明的交流和前所未有的責任感。King(2002)曾說,其所實現的貨幣穩定與經濟經穩定是歷史上罕見的。Sevnsson(2007)則認為,盡管采取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過去取得的成就令人印象深刻,但是尚未接近其本質,未來仍有發展與改進的空間。
全球經濟學家和政策制訂者也非常關注通貨膨脹目標制發展動向,理論討論的焦點集中在: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偏離與收斂速度、通貨膨脹目標制對經濟變量動態行為、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名義錨效應等問題。但是鮮有專家和學者就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標準問題提出系統的觀點和論述,只有Sevnsson提出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的3條標準: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不僅應該考慮通貨膨脹率的穩定,也應重視真實經濟的穩定;采用“預測目標制”的內部決策過程,并將目標變量置于優先地位;高透明度和有責任感的中央銀行應公布其內部預測,并提供詳細的動機和關于工具利率的決策,以有效地實施貨幣政策和方便外部對中央銀行的審查。借鑒這一思想,本文試圖從損失函數、最優工具利率設計、透明度與交流及信譽度3方面探討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標準問題,并總結可供我國借鑒的啟示。
二、損失函數
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應考慮通過膨脹率穩定和真實經濟穩定,意味著目標變量應包括通貨膨脹和真實變量,Svensson稱之為靈活通貨膨脹目標制。一些中央銀行以不同的方式宣布其采用的是靈活通貨膨脹目標制,卻存在政策目標不明確、政策不透明、對通貨膨脹變量與真實變量的重要性缺乏一貫看法、目標之間的跨期替代不一致等問題。解決這些問題的最直接方式是以明確具體的跨期損失函數做為中央銀行的操作目標,這可清晰目標變量及其權重,也可解決目標變量水平和穩定性的期間與跨期替代問題,并為目標變量提供一個明確的順序設計。
真實經濟穩定可用產出缺口來衡量,那么靈活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的損失函數用二次形式表示為:
Lt=(πt-π?鄢)2+μgt2{1}
其中:Lt代表t期的損失,πt代表t期的通貨膨脹率,π?鄢代表通貨膨脹目標,gt代表t期的產出缺口,μ代表產出缺口相對通貨膨脹缺口的權重。相應地,t期的跨期損失函數等于現期損失函數與預期損失函數的貼現之和,即Et θkLt+k,Et代表基于t期信息的期望,θ是貼現因子,t+k代表未來第k期。
另外,πt+k,t和gt+k,t分別是基于t期信息的通貨膨脹設計和產出缺口設計,πt=(πt,t,πt+1,t,...πt+k,t)和gt=(gt,t,gt+1,t,...gt+k,t)代表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的設計路徑。Lt+k,t代表基于t期信息(t+k)時的損失函數,則
Lt+k,t=(πt+k,t-π?鄢)2+μg2t+k,t{2}
基于未來通貨膨脹路徑和產出缺口路徑的t期損失函數為:
對于③式只要確定μ和θ,跨期損失函數L(πt,gt)將為貨幣政策委員會提供關于通貨膨脹與產出缺口排序的便利方法,當然,貨幣政策委員應選擇損失函數值最小的組合。
問題的關鍵是如何確定貼現因子θ和產出缺口相對于通貨膨脹的權重因子μ。如果考慮強調貨幣政策的中長期影響或者為避免短視傾向,貨幣政策委員會的大部分成員會同意貼現因子趨于1或者等于1。貨幣政策委員會一般有3種方式明確或含蓄地決定權重因子:少數服從多數原則;顯示性偏好實驗;通過貨幣政策委員會制定的政策體現出來。
跨期損失函數的意義在于:確定了目標變量,并提供了它們之間明確的期間或者跨期替代;解決了通貨膨脹目標制靈活程度的模糊性,也理清了資產價格的角色,并關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的泡沫(Bean,2003);可使政策委員會避免行為的不一致性和隨意性;可增強貨幣政策的透明度,改善貨幣政策評價的準確性和一致性,也能夠使公眾更好理解其涉及的替代和權衡。
三、最優工具利率設計
貨幣政策行為對經濟和目標變量的作用存在滯后效應,好的貨幣政策必須具有前瞻性和依賴于工具變量的設計。貨幣政策委員會在設計工具利率之前,會提供目標變量可供選擇的設計、經濟狀態的假設條件、外生變量的發展趨勢、傳遞機制,最優工具利率設計就應最小化跨期損失函數和預測誤差平方的期望值。
傳統地,一些采取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央銀行在預測空間中采用常數工具利率,這種操作方式雖然簡單,但也引起諸多的批評。首先,常數工具利率不切合實際,依其所設計的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也脫離實際,關于未來的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預測也遠不是最佳預測;其次,常數工具利率與未來利率的市場期望存在明顯分歧。這將導致資產價格劇烈波動,更何況中央銀行并不像私人部門那樣慎重考慮常數工具利率。再次,常數工具利率的模型設計大都是不穩定的,通貨膨脹和產出缺口設計在較長的時間里,總是以一個不斷增長的速率提高或者降低,從而使長期設計變得毫無價值。
常數工具利率逐漸被放棄,轉而采用其他更好的可替代選擇,如未來利率的市場期望(英國)、工具利率的特別反應方程(加拿大)、最優工具利率設計(新西蘭)。一般地,未來利率的市場期望與產出曲線所隱含的前向利率是一致的,依賴于市場的理解和對未來工具利率決策的設計,而且在使用現期資產價格做為設計的變量時可避免不一致性,所以,它比常數工具利率更實際。然而,未來利率的市場期望也存在問題,如果市場期望嚴重偏離中央銀行偏好的工具計劃,中央銀行可能試圖對暗含未來利率的市場期望的工具利率設計進行隨意調整,這將導致基于市場期望的設計不是最好的預測,未能使預測誤差平方和最小。工具利率的特別反應方程,如泰勒規則,將導致通貨膨脹率最終趨于通貨膨脹目標,而產出缺口趨于零。雖然依據特別反應方程的工具利率設計一般不同于未來利率的市場期望,但其未能使跨期損失函數最小化,更沒有充分理由說明其是最佳預測,倒是這種預測存在某種程度的武斷性和隨意性。當然,如果特別反應方程是基于中央銀行以前政策的估計,那么,設計可被解釋為“平常政策”的結果。最優工具利率設計,意味著最小化跨期損失函數,它允許貨幣政策委員會對損失函數的參數值和目標變量的順序進行選擇。當中央銀行同意跨期損失函數時,貨幣政策委員會成員可以用最優設計描述損失函數;而當中央銀行不同意跨期損失函數或者不使用特定的損失函數時,成員仍然可以對不同政策選擇提供相關的均衡和參數設計,若中央銀行的選擇與其一致,結果的設計就是最佳預測。新西蘭1997年開始實行的依賴于時間變化的工具利率設計便是最優工具利率設計的成功典范。
基于上述的論述可知:中央銀行應該對未來工具利率路徑的設計應該具有系統性和前瞻性,僅僅關注現期工具利率或特定空間將會誤導私人部門的決策。相應地,貨幣政策傳導機制是從某一工具利率路徑到對應的目標變量路徑,而非在特定空間里從一個工具利率水平到目標變量的某一水平。
四、透明度與交流及信譽度
貨幣政策的實質是管理對私人部門的預期。適當的宣布和交流是中央銀行管理私人預期的重要部分,其與內部預測、決策過程存在明顯區別。貨幣政策通過私人部門關于通貨膨脹、產出的預期作用于經濟,宣布最優設計及其相關的分析將會對私人部門的預期產生影響,這是實施貨幣政策的有效方式。
最優工具利率設計的宣布強調了設計是基于現期信息和判斷的條件概率分布,未來決策和未來設計應隨著未來信息和判斷的改變而改變。這說明了對市場和公眾就貨幣政策的相關問題進行交流與教育是通貨膨脹目標制成功的應有成分,這樣方能使他們明白設計是基于現時信息,并將隨著信息和判斷的改變而改變。
中央銀行與私人部門就目標變量和工具利率設計等方面的交流固然重要,但卻沒有必要對外傳遞其反應方程。不僅因為反應方程太復雜,也因為其容易束縛中央銀行的行為。事實上,盡管通貨膨脹目標制本質上是事前反通貨膨脹和對可觀察沖擊做出反應,但是潛在沖擊如此之多,對所有可觀察沖擊做出反應就不可能明確反應方程。
另外,成熟通貨膨脹目標制盯住高信譽度,給予中央銀行更多的空間放松對通貨膨脹目標的承諾,從而有更多的相機抉擇以追求產出和金融的穩定。信譽度有兩個衡量指標:實際通貨膨脹率,正的低通貨膨脹率有助于長期快速發展的貨幣政策可信度更高;以本國貨幣標價的政府長期債券利率,該指標指出運用通貨膨脹率做為信譽度衡量指標存在的缺陷,并作為其補充。因為通貨膨脹率是預期的,直接反應遠期市場市場對貨幣穩定性的信心程度,這些最終是中央銀行的職責。而利率指標不僅僅是反映貨幣政策,還體現財政力度,雖然后者并不是由中央銀行直接控制,但它與對通貨膨脹目標承諾的可信度相關。
五、結論與啟示
明確的損失函數、最優工具利率設計與最滿意程度的透明度和信譽度是將構筑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基本框架,也是衡量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優劣的標準。
從整體發展水平、金融發展水平和對中央銀行為政府融資的行為限制程度等指標來看,通貨膨脹目標制在我國還不完全適用,但最優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標準卻可以給我國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提供一些重要啟示。首先,關于政策目標問題。中央銀行在宏觀調控過程中應慎重考慮:目標變量的確定、目標變量之間的相對權重、目標順序的轉換依據等。例如,當前控制通貨膨脹和促進經濟增長是一對矛盾的目標變量,而次貸危機提醒中央銀行有必要把金融穩定列入目標變量。其次,貨幣政策的操作方式。中央銀行應該通過盯住目標,錨住私人部門對目標變量的中長期預期,以建立穩固的名義錨。例如,在控制通貨膨脹過程中,錨住私人部門的中長期通貨膨脹預期,可以是通貨膨脹平穩變化,降低通貨膨脹慣性和通貨膨脹對價格、工資、產出的沖擊和影響,提高中央銀行的宏觀調控能力和投資決策效率。再次,貨幣政策的透明度和信譽度。高透明度和高信譽度可影響私人部門對目標變量的預期,降低貨幣政策的實施成本,提高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種作用在金融動蕩中體現的尤為明顯,對于我國應對次貸危機的沖擊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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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為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課題“金融制度與經濟增長”(項目批準號:X1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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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應對經濟衰退,各國政府都采取了寬松的貨幣政策。關于通貨膨脹的擔心再次出現。但也有人說,當前并無通貨膨脹跡象,因為價格還沒有上漲。
這兩類人都在談論通貨膨脹,談論的卻是兩個不同的事情。對于通貨膨脹,學術界一向有兩種看法,普及程度大相徑庭。
不那么流行的看法是:通貨膨脹是一種純粹的貨幣現象。米爾頓?弗里德曼的“貨幣主義”部分因此得名。一向持有這種看法,并將其貫徹到底的,是奧地利學派經濟學,比如說哈耶克。
按照這種看法,所謂通貨膨脹,就是貨幣太多了。由于當代各國都實行中央銀行壟斷貨幣發行的制度,因而也可以說,通貨膨脹,就是中央銀行發行了太多貨幣,經濟體中流通的貨幣太多了。當然,“太多”究竟以什么為標準,涉及復雜問題,暫且不論。既然人人離不開貨幣,事事離不開貨幣,一旦貨幣太多,就必然導致嚴重而廣泛的問題,其中一項便是貨幣貶值。這很容易理解:市場上一種東西太多,其價格必然會下降,貨幣同樣如此。它的另一個名稱是―價格上漲。
這恰恰是另一種通貨膨脹觀的核心概念。來看看風行數十年的薩繆爾森經濟學教科書給通貨膨脹所下的定義:“通貨膨脹意味著一般價格水平的上漲。今天,我們用價格指數,也即成千上萬產品的加權平均價格來計量通貨膨脹。”也就是說,通貨膨脹等于價格總水平的上漲。
今天,從政府官員到經濟專家,再到一般民眾,似乎更多地接受第二種通貨膨脹觀。它是否正確呢?通貨膨脹的英文為inflation,字面含義就是充氣、膨脹。最初將其用于經濟學領域的人,恐怕就是用它來描述在一個經濟體內,貨幣(早期很可能是黃金等)的增加像充了氣一樣在膨脹。僅從文字學的角度看,貨幣主義的通貨膨脹觀似乎更為準確――只要貨幣在某個時期內不正常地增多了,就發生了通貨膨脹。
流行的通貨膨脹觀是把通貨膨脹的一個后果當成了通貨膨脹現象本身,未免有點不講修辭學。
問題遠不是修辭學那樣輕巧。物價主義的通貨膨脹觀會產生很多嚴重的政策性后果。
信奉物價主義通貨膨脹觀的人會傾向于濫用通貨膨脹概念。比如,我們經常聽到有人說,成本推動型通貨膨脹:因為石油漲價,所以出現了通貨膨脹;工人的工資上漲了,所以出現了通貨膨脹。或者說,對某種商品(比如房屋)人們有過度需求,從而造成了通貨膨脹;投資過熱,造成了通貨膨脹。在這樣的認識下,一種奇怪的政策被催生出來:既然成本上漲可以形成通貨膨脹,那么,解決通貨膨脹的辦法就是控制“物價”。前幾年,有人曾建議政府要抑制勞工工資的提高。
有時候,信奉物價主義通貨膨脹觀的人因為沒有看到物價的普遍上漲,會對已經存在的通貨膨脹視而不見,忽視其嚴重后果。這可能正是眼下很多人士犯的錯誤。
貨幣多發已構成通貨膨脹,但在某種情況下,在一定時間內,卻未必導致物價總水平上漲。現在中國可能正是這種情形。從去年底開始,中央銀行開動貨幣水泵,向經濟體大量注入貨幣。結果就有了半年來中國股市的繁榮,也有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就這些領域而言,價格的上漲是明顯的。但其它經濟部門,尤其是制造業、一般服務業,依然處于不景氣狀態,價格依然表現為低迷。拿這一部分價格與資產價格加總計算,價格總水平確實沒有上漲。很多人正是據此斷言,中國沒有通貨膨脹之虞。
價格總水平沒有上漲,并不等于經濟體沒有遭受通貨膨脹之害。在奧地利學派看來,通貨膨脹真正的危害不是價格總水平上漲,而是價格相對結構遭到擾亂。多發的貨幣導致不同行業、不同商品的價格以不同幅度上漲,而企業家將會得到錯誤的價格信號。比如,當前的資產價格上漲就誘導原來實業領域的企業家將大量資源投入到股市、房市中。這對整體經濟恢復和繁榮是否有利?
篇6
政府追求的宏觀經濟目標是多重的,除GDP增速外,物價穩定、匯率穩定和就業充分都是重要的宏觀經濟目標。這些目標有的相輔相成,有的相互排斥。其中,最重要的一對關系是就業與通貨膨脹目標之間的關系。對凱恩斯學派來說,就業和通貨膨脹率之間存在替代關系,其理論基礎是菲利普斯曲線。貨幣主義認為,二者替代關系僅存在于短期。合理預期學派則認為,即便在短期,經濟增長(就業)和通貨膨脹也不存在替代關系。
在中國當前的宏觀經濟政策討論中,通貨膨脹和匯率升值之間的替代關系備受關注。通貨膨脹和匯率升值確實存在相互作用,但說兩者之間存在此消彼長的替代關系,則缺乏必要的理論基礎。升值與通脹之間的關系是復雜的。在某些情況下,兩者存在替代性,另一些情況下則不存在。我們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
人民幣升值同物價變動(通貨緊縮)關系的討論始于2003年。當時,斯坦福大學教授麥金農建言中國政府:升值對經濟會產生通貨收縮作用,因而不應升值。中國人民銀行的王信撰文指出:“盡管人民幣升值和升值預期可能增加國內價格下滑的壓力,但并不必然導致物價下跌。價格主要是由國內總供給和總需求狀況決定的,現階段,人民幣小幅升值并不會增加國內的通縮壓力。”澳大利亞中央銀行行長麥克法倫則指出,當出現通貨膨脹時,人們會比較容易接受升值。
現在,中國的通貨膨脹終于成為一個尖銳問題,公眾對升值的認可度也相應提高。但是,不愿升值的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于是,用較多通貨膨脹換取較少匯率升值,或對通貨膨脹采取比較容忍態度(如把通貨膨脹率目標設在6%)的政策主張應運而生。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價格是資源配置的最基本信號。如果物價普遍持續上漲(通貨膨脹),具體商品價格的變動就喪失了信號功能,市場也就喪失了合理配置資源的功能。在通貨膨脹嚴重的環境下,沒人知道具體產品漲價多大程度上反映了該產品供求關系的變化,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價格的普遍上漲。嚴重的通貨膨脹將使價格信號失效,經濟秩序陷于混亂。
凱恩斯早就指出,通貨膨脹是關乎社會正義的事情。CPI上升的最大受害者是中低收入勞動者。而通貨膨脹進一步擴大了社會不同階層的收入差距和財富差距,是社會不安定的重要因素。最近一個多月以來,通貨膨脹已有取代資產泡沫、成為公眾關注的首要問題的趨勢。公眾的不安情緒似乎正在彌散,這必須引起嚴重關注。
中國不應追求零通貨膨脹,因為零通貨膨脹率下相對價格調整難于進行。但是,中國必須把通貨膨脹率維持在一個較低水平上。過去幾年,中國通貨膨脹率一直維持在3%左右的水平,公眾也形成了較穩定的低通貨膨脹預期。這是來之不易的宏觀經濟調控成果,我們絕不能輕易讓這一成果付諸東流。
理論上說,在其他因素給定條件下,如果一國存在經常項目和資本項目順差,而又不愿讓貨幣升值,就會因流動性過剩導致通貨膨脹率上升,進而導致實際匯率升值,并最終恢復國際收支平衡。但在實踐中,國際收支順差國可通過對沖政策吸干過剩的流動性,或通過資本管制將投機資本擋在國門之外,從而在一定時期內遏制通貨膨脹的發展。
但是,對沖不可持續,資本管制的漏洞無處不在。一般來說,通過這樣或那樣的途徑,雙順差加匯率穩定最終將導致通貨膨脹出現。所以,令人吃驚的不是中國出現了通貨膨脹,而是中國直到現在才出現通貨膨脹。當然,當前中國通貨膨脹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即便不存在外部失衡,11.4%的經濟增長速度,全球范圍內石油、礦產品和糧食價格的上漲等因素的存在,也足以導致通貨膨脹出現了。
人民幣升值肯定有利于抑制通貨膨脹。但匯率只是一種價格,它反映國際收支的平衡狀況。在自由浮動和固定匯率下,匯率都無法成為宏觀經濟政策工具。目前,我們實行的是有管理的浮動,匯率可以人為調整。此時匯率政策主要是一種貿易政策工具,匯率變動主要取決于貿易政策目標,而不是抑制通貨膨脹的需要。在經濟過熱時期,政府不應靠匯率升值來抑制由經濟過熱所導致的通貨膨脹。正確的政策反應,應是采取緊縮性財政、貨幣政策。
篇7
【關鍵詞】人民幣匯率 通貨膨脹 傳遞效應 價格指數 物價水平
一、引言
近年, 我國進入新一輪通貨膨脹,消費價格指數從2007年4 月份開始持續上升,到當年的8月份達到6.5%,至2008年2月份更是高達8.7%。通貨膨脹問題成為社會焦點。2005年以來,人民幣匯率持續上升。我國許多學者就這兩者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討論,大部分學者認為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有一定的影響,但作用較小。因學者們研究的角度大相徑庭,本文將選取部分學者的研究方法,下面將有關觀點綜述如下。
二、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程度
劉亞,李偉平,楊宇俊(2008)利用自回歸分布滯后模型(ARDL)對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消費者價格指數(CPI)衡量的國內通貨膨脹的傳遞效應進行了研究。研究結果表明,人民幣匯率變動對以CPI衡量的通貨膨脹水平的傳遞是不完全的且存在明顯的時滯,長期和短期匯率傳遞效應都很低;與自身慣性、國外價格和食品價格沖擊相比,匯率變動對我國CPI變動的影響相對較小,但食品價格沖擊在匯率變動對我國CPI的傳遞效應方面影響非常大。
張帥、趙昕、王茂林(2008)綜合運用圖表法,格蘭因果關系檢驗,線性回歸模型,時間序列模型等方法,對國內物價水平與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波動情況之間的關系進行了研究,得出以下結論:國內物價水平的波動對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的變動影響程度很小,可以忽略從而近似認為二者之間僅有單項聯系;而人民幣有效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有相對較大程度的影響,人民幣升值1%,在之后的3年內,我國的總體物價水平(或通貨膨脹率)將下降0.1%,說明人民幣升值對物價水平的上漲有一定的抑制作用;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對于國內物價水平的提高具有決定性作用,其對通脹的正面效應為升值所帶來的負面影響的6倍以上,具有壓倒性的優勢。
施建淮,傅雄廣,許偉(2008)利用向量自回歸模型(VAR)和誤差修正模型(VECM)對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國內物價的傳遞動態進行了研究。在歷史研究的基礎上,不同于其他學者,他們選取了世界能源商品價格指數來反映外生沖擊變量,并且對模型中的變量分解方法做出了改變。研究結果也表明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對國內價格的傳遞是不完全的,并且傳遞有一定的時滯。除此之外,對于不同類別消費品價格,名義有效匯率的傳遞率存在著顯著差異。人民幣匯改以后,匯率沖擊可以減少對不同總體價格通貨膨脹的預測誤差。
張成思(2009)強調了中國當前通貨膨脹動態傳導的現實機理,即人民幣升值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問題所導致的通脹效果遠遠超過升值對通脹的抑制效應。通過建立動態模型來研究流動性過剩指標以及匯率因素對通貨膨脹動態驅動效應,綜合結果發現:我國近10年來流動性過剩指標對通貨膨脹的動態驅動效果顯著, 但匯率變化因素的通脹傳遞效應相對不明顯,即使考慮匯改因素、使用向量模型,這種結果仍然具有穩健性。
項后軍,王清(2010)基于匯率傳遞模型,分析了通貨膨脹環境因素對匯率傳遞的影響機制; 同時, 對上述理論模型加以拓展, 證明了在通貨膨脹環境影響下, 匯率變動對消費者價格傳遞效應具有非線性平滑變化特征。他們又運用非線性平滑轉換STR模型實證分析,結果表明:在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環境下, 匯率傳遞效應較低,在較高的不穩定的通貨膨脹環境下, 匯率傳遞效應較高;隨著通貨膨脹環境的變化,匯率傳遞彈性在-0.136至-0.049之間非線性平滑變化, 匯率傳遞變化幅度較大, 因此需重視通貨膨脹環境因素對匯率傳遞的影響。
潘錫泉,項后軍(2010)從內生結構突變協整方法的匯率傳遞視角對人民幣升值是否能夠有效抑制通貨膨脹問題進行了實證研究。發現協整方程參數在樣本期內發生了顯著的結構突變,突變時點為2006年12月,且結構突變前后人民幣匯率傳遞效應均存在, 但其作用機制卻發生了顯著變化。結構突變前人民幣升值不僅不支持“升值抑脹論”,反而會加劇通貨膨脹,而結構突變后人民幣升值卻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抑制通貨膨脹的作用,但其效果微弱。
高瞻(2010)運用VEC模型檢驗了在引入匯率因素的情況下外匯儲備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分析表明,外匯儲備變動對通貨膨脹產生的影響很小,這是因為:一方面,我國實行了有效的貨幣沖銷政策,緩解了由于外匯儲備增加引起的通貨膨脹壓力;另一方面,我國匯率的變動削弱了外匯儲備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且匯率變動對國內通貨膨脹的影響也不大。因為:一方面,它通過外匯儲備對國內通貨膨脹產生的影響會減弱;另一方面,由于微觀、宏觀(如市場定價、結算貨幣、一國的經濟規模、經濟全球化等)等諸多影響因素,匯率到通貨膨脹的其他傳導途徑也并不順暢。
項后軍、潘錫泉(2011)運用內生結構突變檢驗與考慮結構突變的ARDL―ECM方法,將貨幣政策變量納入模型中,從而把匯率變動、貨幣政策與通貨膨脹聯系起來重新對匯率傳遞問題進行了研究,發現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分別在2003年4月和2005年9月發生了結構突變。在此背景下,本文發現匯率傳遞效應仍是不完全的,但其長期傳遞彈性卻由2005年9月結構突變前的0.065迅速增大到了結構突變后的0.118,且與現實中自2006年開始的較高通貨膨脹環境也相當吻合,但通過人民幣升值有效抑制通貨膨脹的觀點仍值得商榷。而體現貨幣政策的貨幣供應量增長率對CPI的長期傳遞彈性為2.254,遠遠大于匯率傳遞彈性,這顯示政策當局完全可以運用獨立的貨幣政策來穩定通貨膨脹水平且相比于通過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政策來抑制通貨膨脹具有更好的效果。
三、結論與分析
通過對以上學者所作研究的內容綜述,可以看出他們的基本觀點同異互見而且交叉。首先,從以上觀點中,可明顯看出,學者們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變動對通貨膨脹有一定的緩解作用,但同時我們也不能寄希望于人民幣升值的匯率政策來抑制或決定通貨膨脹的變化。而學者們對兩者關系得出的具體結論卻是大相徑庭的。
現將以上學者的觀點不同處簡述如下:
就研究匯率傳遞方面,劉亞,李偉平,楊宇俊(2008)認為長期和短期匯率傳遞效應都很低。施建淮,傅雄廣,許偉(2008)認為人民幣匯改以后,匯率沖擊可以減少對不同總體價格通貨膨脹的預測誤差。而項后軍、潘錫泉(2011)則認為因受2005年7月匯制改革的影響,導致同年9月人民幣名義有效匯率發生了顯著改變,且在突變后,通貨膨脹水平有了相當幅度的提高,雖然匯率傳遞效應仍是不完全的,但長期傳遞彈性確明顯變大。
就衡量人民幣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影響的指標方面,王家瑋、孫華妤、門明(2011)通過對中間投入價格指數,總產出指數,最終使用價格指數,最終消費價格指數等的分析,測算出人民幣名義匯率變動通過進口中間投入對國內各部門以及社會生產不同環節價格水平的影響程度。張成思(2009)研究了因人民幣升值所帶來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對通貨膨脹產生的影響,發現即使人民幣在加速升值,仍沒有顯現出對通脹的抑制效果,而在人民幣升值預期背景下流動性過剩問題卻日益突出,成為了中國近年來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
就人民幣匯率和通貨膨脹的相互關系方面,張帥、趙昕、王茂林(2008)研究發現兩者之間并非是替代關系,雖然人民幣有效匯率波動對國內物價水平有一定程度的影響,但價格方面的通脹/緊縮并不能導致人民幣匯率上形成貶值/升值壓力。項后軍, 王清(2010)則認為通貨膨脹環境因素對匯率傳遞存在一定的影響,需要重視通脹因素所帶來的影響,它表現為:在較低的穩定的通貨膨脹環境下, 匯率傳遞效應較低,在較高的不穩定的通貨膨脹環境下, 匯率傳遞效應較高。
通過本文綜述如上,不難看出人民幣匯率變動的確會對通貨膨脹產生微小作用,但這也表明了匯率因素無法對通脹情況起決定作用。在今后的發展中,我們應該在維持匯率穩定的基礎上,關注其他因素如通貨預期、外匯儲備對通貨膨脹的影響。
參考文獻:
[1]劉亞,李偉平,楊宇俊.人民幣匯率變動對我國通貨膨脹的影響:匯率傳遞視角的研究[J].金融研究,2008,(3).
[2]張帥,趙昕,王茂林.人民幣匯率波動與通貨膨脹之間關系的實證分析[J].上海金融,200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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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項后軍,王清.通貨膨脹環境視角下的人民幣匯率傳遞―理論模型和實證研究[J].財經研究,2010,(11).
[6]潘錫泉,項后軍.人民幣升值能夠有效抑制通貨膨脹嗎―基于內生結構突變協整方法的匯率傳遞視角[J].國際金融研究,2010,(12).
[7]高瞻.我國外匯儲備、匯率變動對通貨膨脹的影響――基于國際收支視角的分析[J].國際金融研究,2010,(11).
篇8
[關鍵詞]通貨膨脹目標制;貨幣政策;調控模式
[中圖分類號] F123.16[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673-0461(2008)05-0094-04
江西省社科“十一五”(2006-2007年)規劃項目“論我國改革與發展現階段的貨幣政策調控”(06YJ107)。
一、通貨膨脹目標制簡介
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金融創新的蓬勃發展和貨幣流通環境的深刻改變,世界各國中央銀行積極開展新的貨幣政策探索和實踐。在貨幣政策多元化背景下,于20世紀90年代興起的通貨膨脹目標制①倍受世人關注。自新西蘭率先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以來,實行該制度的國家數目不斷增多,而且已經取得了比較明顯的政策效果。正如美國哥倫比亞商學院經濟學家Frederic S.Mishkin教授所評價的那樣:“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的出現是中央銀行實施貨幣政策策略的令人激動的發展”。
關于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定義,學術界并沒有形成統一認識。其中Bernanke和Mishkin將通貨膨脹目標制視為一種“貨幣政策框架”[1],中央銀行向公眾正式公布一個時期或幾個時期的通貨膨脹率目標值(或目標區間),并明確承認貨幣政策主要的長期目標是低且穩定的通貨膨脹,在此框架之內,可以實施“受約束的相機抉擇”(constrained discretion),這是一種比較有代表性的觀點。根據Mishkin的說法,通貨膨脹目標制具有以下特點[2]:一是公開宣布一個關于通貨膨脹的中期量化目標;二是制度上承諾穩定物價是貨幣政策的首要目標,其他目標則居于從屬地位;三是在調節貨幣政策工具當中,包括貨幣總量、匯率在內的諸多變量被用來通盤考慮;四是通過與公眾和市場交流貨幣當局的計劃、目標和決定,確保貨幣政策公信力和透明度不斷提高;五是貨幣當局實現通貨膨脹目標的責任性、可信性不斷增強。
通貨膨脹目標制的興起被視為20世紀90年代以來世界貨幣經濟史上最重大的事件,由于其理論上非常貼近最優一致貨幣政策規則,逐漸被公認為是貨幣政策未來的發展趨勢。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在經濟體系日趨復雜的背景下面臨更大的不確定性,改革發展現有貨幣政策調控模式變得十分迫切和必要。那么,通貨膨脹目標制能否成為可能的改革路徑之一呢?
二、通貨膨脹目標制在中國的適用性分析
通貨膨脹目標制在中國的可行性是當前學界的一個熱點話題,國內很多學者對此進行過較深入的研究。夏斌、廖強分析了我國當前貨幣政策中介目標的缺陷[3],并認為未來可以向通貨膨脹目標制靠攏;柳永明回顧了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理論與實踐基礎,指出發展中國家不具備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4];李揚和周素芳分析了貨幣政策傳導機制和中介目標選擇之間的聯系[5],指出通貨膨脹目標制為中國未來的貨幣政策框架調整指明了方向,但當務之急是通過金融體制改革,使得各種貨幣政策傳導機制通暢地發揮作用;奚君羊、劉衛江針對我國目前的貨幣供應量目標缺乏有效性的狀況,提出了可以借鑒通貨膨脹目標制對我國貨幣政策中介目標進行重新界定[6];姜波克、朱云高分析了資本賬戶開放條件下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理論[7],認為隨著人民幣資本賬戶開放度越來越大,我國應該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同時匯率制度的選擇應該傾向于浮動匯率。李揚認為通貨膨脹目標制下中央銀行所盯住的目標通貨膨脹率是經過改造和重新定義的[8],它包含了大量其他宏觀經濟信息的目標變量區間,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這一制度框架比在任何一種框架下都更廣泛、全面、深入地關注金融的運行和實體經濟的運行。當前,國內外經濟環境日益復雜背景下的我國貨幣政策效力不足,應當認真思考我國貨幣政策范式向通貨膨脹目標制轉變。
筆者認為,雖然當前我國尚不完全具備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的理想條件,但在央行面臨流動性過剩難題和未來不確定性增加的條件下,借鑒相關國家經驗,改革發展現有貨幣政策調控模式,漸進實施符合本國國情的通貨膨脹目標制是一種明智的選擇。
(一)可行性: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條件約束問題
理論上講,一國要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需要具備以下條件:第一,中央銀行要具備設定貨幣政策目標以及操作貨幣政策工具的獨立性,最重要的一點是央行要避免淪為國家財政的融資工具。這意味著,公共部門向中央銀行和金融系統的借款應該很少或根本沒有,央行不承擔隱性的財政赤字;政府應有廣泛的收入基礎,不應過度依賴于貨幣發行所產生的鑄幣稅;國內金融市場應有足夠的能力來吸收公共和私人債務工具;公共債務的增加應該是可持續性的,不能過度制約貨幣政策的實施;第二,通貨膨脹目標和其它經濟目標之間具有“共融性”或者至少不存在很強的沖突;第三,對中央銀行貨幣政策操作技術層面的要求。中央銀行應能夠建立適于對本國經濟預測的模型,適時監測經濟運行及其長期走勢,有效識別經濟中的各種隨機沖擊,正確對未來政策環境做出估計判斷。除上述條件外,一般還有對中央銀行政策透明度、可信性等方面的要求。
國內一些學者基于以上條件,作出中國當前不宜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判斷。其主要論據有:①我國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還遠遠不夠,在相當程度上受政府的權力約束;②中央銀行的貨幣政策透明度和可信度不高,缺乏與公眾溝通的長效機制;③當前維護人民幣匯率穩定還是中央銀行的一項重要任務,由此可能造成多目標沖突;④通貨膨脹指標選取和目標定位存在技術上的困難等等。
應該說,為通貨膨脹目標制的實施營造一個良好的經濟體制環境十分必要,但是個別條件的不具備或不完善并不必然對新貨幣政策框架的實施造成根本障礙。首先,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一些前提條件本身也是制度的內容,因此同樣需要一個漸次推進、逐步完善的過程,而不必在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確立之前全部實現;其次,對于那些已經實行通貨膨脹目標制并取得良好效果的發展中國家來說,當初也不是完全具備上述條件,但實踐證明該制度在這些國家基本上是成功的。這說明各種體制性、政策性條件對制度實施的約束效果并不確定,通貨膨脹目標制具有廣泛的適應性和包容性;第三,雖然當前我國貨幣政策的體制性約束較強,金融市場也不完善,貨幣政策體系改革面臨諸多不確定因素,但是構建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一些關鍵條件還是基本具備的,像中央銀行的獨立性、透明度建設等,近些年都取得了令人欣喜的進步。
(二)必要性:現實經濟環境要求新的貨幣政策嘗試
當前我國面臨流動性過剩和貨幣政策可靠性差雙重困境,而通貨膨脹目標制或可成為有效的解決途徑之一。
我國現行的貨幣政策基本屬于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相機抉擇操作規范。盡管中央銀行當前不斷加大政策透明度建設,并且把治理通貨膨脹作為重要政策導向,但多目標約束下的中央銀行面對錯綜復雜的經濟問題已經顯得力不從心,特別是當前的流動性過剩問題十分突出,傳統貨幣政策工具的調整空間十分有限,可能隨時面臨失效的風險。另外,我國國際收支不平衡,貿易順差持續快速增長,境外投機資本大規模流入,人民幣升值壓力不斷加劇,中國經濟外部環境面臨更多的不確定性。這進一步導致我國經濟短期內風險積聚,宏觀調控難度驟增。歸納起來,現行貨幣政策調控模式要求改革的主要原因有:①相機抉擇式的貨幣政策本身具有動態不一致傾向,經濟主體理性預期起到抵消貨幣政策的效果;②日趨復雜的經濟環境導致央行在既有的貨幣政策框架下難以兼顧多個目標,貨幣政策失效的潛在風險不斷加大;③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政策規則面臨來自虛擬經濟、金融創新和貨幣電子化等多方面的挑戰,貨幣層次模糊、相關性弱化使貨幣供應量不再具備良好的“錨定”性質;④當前經濟金融結構的急劇轉型強化了經濟主體對未來政策的不確定性預期,從而進一步增大了央行制定執行獨立貨幣政策的難度。
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一種嶄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兼具政策靈活性和可信性,可為當前我國貨幣政策困境提供良好的解決思路。首先,中央銀行根據經濟發展預測,制定具有約束力的通貨膨脹中長期目標,并向社會公開宣布目標規則和政策效果,可以逐步樹立央行權威和良好聲譽,為央行實施有效一致貨幣政策創造條件;其次,中央銀行在通貨膨脹目標制框架下,通過把資產價格、市場預期、經濟景氣指數等信息變量納入到貨幣政策操作規范中去,能夠更全面監測經濟總體運行狀態,更有利于制定合乎經濟發展的貨幣政策;第三,通貨膨脹目標制要求中央銀行實行前瞻性的貨幣政策操作方式,這為消除政策時滯、化解未來不確定性創造了可能。
(三)通貨膨脹目標制優勢分析:基于成本收益比較
在最優貨幣政策規則的研究中,通貨膨脹目標制十分接近理想的動態最優模型,因此通貨膨脹目標制具有理論上的優化性質。同時簡單的目標化規則又使通貨膨脹目標制具備在實踐中的可操作性和靈活性,從而可能提供新的有效一致貨幣政策框架。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收益至少包括:目標化規則減少相機抉擇條件下的貨幣政策動態不一致性②和通貨膨脹不穩;中央銀行濫用貨幣政策進行投機的成本得以提高,這有利于中央銀行強化自身責任,提高貨幣政策可信性;將通貨膨脹治理作為首要目標,制定一個中長期的通貨膨脹目標區間,可以為經濟發展創造一個良好的宏觀環境;中央銀行透明度提高,公眾可以利用更多信息進行投資消費決策,有利于央行穩定通貨膨脹預期,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更具前瞻性的貨幣政策可以減弱政策時滯的影響,也便于中央銀行適時監測經濟運行,調整相關政策;通貨膨脹目標制度下,中央銀行綜合利用各種信息變量進行政策操作,較之于相機抉擇和工具規則反映的信息更為全面;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一種嶄新的貨幣政策框架,具有很強的包容性和廣泛的適用性,從而能夠將制度轉換成本降至最低。
通貨膨脹目標制本身也存在一些缺陷,可以將其視為制度實施的成本。其中包括:第一,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在實體經濟面對沖擊時具有非對稱的政策效果,即:在面臨來自需求方面的沖擊時,央行通過執行擴張(需求不足)或收縮(需求過旺)的貨幣政策調節經濟,能夠實現產出和價格水平的雙重目標;而面臨供給沖擊時經常難以兼顧產出和價格兩個目標,特別是出現負向供給沖擊時(原材料、石油價格上漲),可能引發經濟衰退和失業率上升。第二,頻繁調整貨幣政策工具容易引起經濟波動,即所謂的“工具不穩”問題。針對一個較低水平的通貨膨脹目標和窄幅區間,央行需要經常對通貨膨脹偏離進行調整,這容易造成經濟不穩定和企業“菜單成本”增加。另外,頻繁調整會帶來政策工具變量(主要是利率)的不穩定,增加公眾對未來的不確定性預期。第三,對于一個有效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度框架而言,選取何種指標來衡量通貨膨脹水平,以及如何對通貨膨脹目標上下限和中心值進行定位十分關鍵。然而在各國貨幣政策實踐中,通貨膨脹的指標選取和目標定位往往需要借助龐大的經濟模型和精確的數理分析,從而可能存在技術上的困難。第四,由預期的不確定性所引起的 “跳躍動態”問題。由于公眾對未來的預期往往存在較大的不確定性,央行如果過分依賴前瞻性變量,忽視滯后變量的影響,就有可能造成預期偏誤、貨幣政策效果弱化的后果。
綜合比較通貨膨脹目標制度實施的成本和收益,不難發現,上面所列舉的幾種成本其實只在嚴格通貨膨脹目標制或者制度設計出現偏差的情況下存在,而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③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這些成本,例如通過賦予產出和利率穩定一個較為合適的目標權重,通貨膨脹目標制就可以避免僵硬制度下造成的產出易變性。況且,與中國現行的以貨幣供應量為中介目標的貨幣政策操作規范相比,通貨膨脹目標制所具備的優勢遠大于制度實施所付出的成本,因此,積極推動中國貨幣政策調控模式向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轉變是一種可能的理性最優選擇。
三、構建通貨膨脹目標制需要注意的幾個問題
根據以上分析,筆者認為貨幣當局應該把通貨膨脹目標制作為新形勢下重構貨幣政策框架的首選方向,在今后的貨幣政策實踐中逐漸弱化相機抉擇操作,通過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強化央行責任等措施向通貨膨脹目標制傾斜,從而最大化經濟社會福利。由于通貨膨脹目標制可以理解為“受約束的相機抉擇”,所以貨幣政策框架的重構并不是一個推倒重來的過程,而是規則和相機抉擇的一個系統整合過程。鑒于當前我國貨幣政策規則相當程度的缺失,應該更加注重此方面的建設。在現有貨幣政策操作規范中逐步引入通貨膨脹目標制要著重考慮以下幾個問題:
(一)應該把穩定物價作為中央銀行的首要目標
在流動性過剩背景下,我國通貨膨脹壓力有增無減。特別是隨著主要商業銀行改制完成,其資本約束大大減少,接下來一段時期很可能發生新一輪信貸擴張。另外,證券市場的超常規發展也帶來了潛在的通貨膨脹隱患。可以說,回收過多的流動性和穩定物價水平是當前我國中央銀行面臨的重大現實課題。雖然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并不排斥其他合理的貨幣政策目標,但是由于貨幣政策在穩定物價方面較之其它目標往往更為有效,中央銀行理應把物價穩定放在貨幣政策目標的首要位置,致力于為經濟平穩增長創造一個低的通貨膨脹環境。
(二)通貨膨脹指標選取和目標設定
通貨膨脹指標的選取主要基于準確科學和方便理解兩個原則。根據實施通貨膨脹目標制國家的貨幣政策實踐,一般采用消費物價指數(CPI)或核心消費物價指數(CCPI)作為通貨膨脹的衡量指標。對我國而言,CPI也是一個比較全面反映一般物價水平的指標,而且為公眾所熟識,將其作為通貨膨脹目標的測定變量應該比較合理。關于通貨膨脹目標區間的設定,認為將通貨膨脹長期目標限定在2%~3%是符合我國國情的。在實行目標化規則的初期,中央銀行可以暫時只對周期目標做出承諾,即央行并不承諾隨時實現目標,只是在平均周期中實現2%~3%的目標,從而使較窄的幅度能夠作為長期通脹預期的錨,這可以避免嚴格目標加大央行操作難度,造成經濟不必要的波動。
(三)中央銀行加快完善透明度建設十分必要
政策透明度是通貨膨脹目標制的核心特征之一。在各國經濟系統日趨復雜的情況下,市場預期變得更加難以控制,為有效避免預期不一致對貨幣政策造成的結構性沖擊,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意義重大。Atkeson 、Kehoe(2006)指出,即使政府不能承諾按照既定規則執行貨幣政策,擴大政策透明度依然能夠有效提高貨幣政策工具效用,并且減弱央行可信性不足帶來的負面影響。我國中央銀行在提高貨幣政策透明度方面雖然采取了一系列積極措施,但當前我國中央銀行的透明度建設并不盡合理,甚至存在相當的缺失。一方面,央行政策約束力和可信性差,央行沒有規定一個明確的貨幣政策目標,貨幣供應增長計劃水平和實際水平經常存在較大偏差;另一方面,貨幣政策透明度體系還不完整,在操作透明度和知識透明度方面還有待進一步改善。
(四)貨幣政策可信性與靈活性的統一問題
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兼具規則的可信性與相機抉擇的靈活性,其政策優勢是不言自明的。從理論上講,在通貨膨脹目標制下,中央銀行應該堅持中長期按目標化規則行事,以此贏得政策一致性的聲譽,從而有利于央行穩定市場預期,提高貨幣政策有效性。但在短期中,如果經濟遭受不可預測的外來沖擊,出現產出大幅波動和金融體系不穩,那么中央銀行就應該采取果斷措施平抑經濟波動,維護金融市場穩定,而不必拘泥于既定操作規則。然而,如何在經濟發展不同階段對貨幣政策的“兩性”做出合理權衡卻是一門藝術。這要求中央銀行利用精準的預測技術對經濟走勢做出大致無偏的判斷,進而確定合理的貨幣政策操作時機和方案。
[注 釋]
①有的學者也將其稱作釘住通貨膨脹制、反通貨膨脹目標制、通貨膨脹釘住等。
②所謂的“動態不一致性”,是指在t時刻按最優化原則策劃一項t+i時刻執行的政策,而這項政策在t+i時刻已經不再是最優選擇了。動態不一致性問題的研究始于基德蘭和普斯科特 (kydland,Prescott,1977)的經典論文。
③按照Svensson(1997)等人的觀點,一種“靈活”的通貨膨脹目標制的中心思想就是“錨住”通貨膨脹預期、降低通貨膨脹的波動,而且正是這種靈活性又可以同時穩定產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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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Study on the construction of Inflation Targeting in China
Zhang You
(School of Finance, Jiang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Nanchang330013, China)
篇9
[關鍵詞]貨幣;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述評
2007年我國居民CPI上漲4.8%,漲幅比上年提高了3.3個百分點;2008年1季度CPI上漲高達8%,漲幅比上年同期高5.3個百分點,創11年來的新高。通脹的襲來給全社會民眾都帶來了福利的損失,實際收入的降低和自有資產的縮水,尤其是對中低收入者帶來了最直接的痛苦感受。面對通脹,政府不僅要控制物價的上漲,還要制定適當的政策緩解通貨膨脹對社會公眾造成的福利損失。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正確計量是政策制定的一個主要依據,是一項極具現實意義的重大課題。
一、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述評
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是貨幣經濟學的一個重要內容,同時,它也是自20世紀70年代末以來宏觀經濟學的重要組成部分。但通貨膨脹的成本較為隱蔽,經濟學家將其歸納為鞋跟成本、菜單成本、相對價格變動的加劇、稅收負擔的不合意變動、混亂,以及任意的財富再分配等,這些成本在理解上雖比較直觀,但是在總量上如何衡量卻是一個難于回答的問題。那么,究竟什么意義上的成本才可以被稱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Sidrauski(1967)認為由于持有貨幣能夠產生直接效用,而物價上漲會導致實際貨幣余額的下降,故通貨膨脹必然會對個體造成福利損失,這種個體的福利損失就稱之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Sidrauski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定義意味著,無論通貨膨脹是預期還是未預期的,只要存在通貨膨脹就一定存在福利成本。當然,關鍵問題是合理地度量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從而對宏觀經濟政策的制定提供正確的依據。對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度量自Bailey(1956)進行了開創性研究至今,國內外學者從不同的視角對其展開了深入的理論探討,歸納起來,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基于消費者剩余理論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補償變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以及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的估計方法。
1.基于消費者剩余理論估算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弗里德曼的最優貨幣數量法則認為,在一個貨幣經濟中,為保證完全競爭的均衡達到資源配置的有效性,名義利率必須等于零,此時通貨膨脹所造成的扭曲最小。因此,最優通貨膨脹率是使得名義利率等于零時的通脹水平。當經濟中通脹率高于最優通脹水平,即名義利率大于零時,貨幣均衡配置不再是一個帕累托最優配置,此時社會福利下降從而產生福利成本。Bailey(1956)認為通貨膨脹就像是對貨幣征稅,貨幣征稅(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就是位于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上方之間的面積。當生產貨幣的社會成本為零時,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逆貨幣需求曲線下方的面積,即名義利率從i減少到0時所能獲得的“消費者剩余”,這一推論與Friedman的最優貨幣數量法則相符。
隨后,很多學者在Bailey的基礎上進行了深入研究,如Marty(1967)得出了在有產出增長和考慮貨幣流通速度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計量結果。Barro(1972)認為通貨膨脹提高了人們的交易成本,人們會加快支付的頻率,也會減少使用貨幣來進行交易。因此,他重建了貨幣需求曲線,重估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Craig和Rocheteau(2005)先利用Bailey(1956)的方法,通過log-log型貨幣需求函數和semi-log型貨幣需求函數計量了在傳統方法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指出Bailey(1956)的方法實際上是一個假設掉外部性、一般均衡效應(generalequilibriumeffects)和分配效應(distributionaleffects)的局部均衡模型,它一個重要的隱含假設是實物資產的報酬率與通貨膨脹無關。
消費者剩余方法雖然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提供了一種簡單、便捷的計算方法,并開了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先河,但這一方法由于缺乏必要的微觀基礎,因而無法對個體在約束條件下的最優行為進行研究和分析,也無法對形成宏觀的加總的個體進行推測和判斷。與此同時,這一方法也受到一些學者的質疑。如一些學者認為即使通脹率為零,名義利率仍可能為正,這樣持有實際貨幣余額仍然可能有正的機會成本,無效率仍然存在。因此,以通貨膨脹率為縱軸計算貨幣需求曲線下方位于零通脹率和另一通脹率之間面積的計算方法有可能低估實際的福利成本。如Foster(1972)計算了完全預期為4%的通脹率相對于零通脹率的福利成本小于產出的0.05%。Garfinkel(1989)得到4%的通脹率相對于零通脹率的福利成本為國民收入的0.3%。這些估值遠小于其他經濟學家的估計。Laidler(1990)認為消費者剩余方法的前提條件是當名義利率改變時,貨幣需求曲線的位置不變,只是沿著貨幣需求曲線移動。這就需要假定實際余額的邊際效用獨立于其他商品的需求,而這一假設條件事實上限定了這種計算方法是一種局部均衡的方法。Gillman(1995)指出了這種錯誤的根源在于Bailey認為在穩定價格時的福利成本就是為零,但是,這種認為的零福利成本和真正的零福利成本卻有很大的不同,其差額有時竟可以高達50%。基于這一方法存在的缺陷,一般在對問題進行分析時,這一方法主要用來進行補充性說明。
2.基于Sidrauski模型的補償變量法(CompensationVari-ableApproach)。這一方法在Sidrauski模型(1967)的基礎上應用了福利經濟學的補償原則思想。Sidrauski模型將貨幣直接進入效用函數,由于這種內含貨幣效用函數方法允許我們根據一個符合經濟人最優行為的貨幣需求模型來計算通貨膨脹的成本,從而使通貨膨脹升高所引起的實際貨幣持有額下降直接表現為個人效用和福利的變化。福利經濟學的補償原則思想認為,市場價格的變動肯定會影響人們的福利狀況,很可能使一些人受損,另一些人受益,多數情況下很難實現帕累托最優,此時關鍵是如何對受損者補償,以實現社會福利的改進。在這一思想的指導下,補償變量法認為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就是在某一通貨膨脹水平下,應補償給家庭多少額外的收入才能使家庭在給定利率的均衡狀態所獲得的效用水平與名義利率等于零時的效用水平相等。這一方法考察了通脹給社會中每個人所帶來的獲益或損失,從而增加了必要的微觀基礎,為我們從個體效用函數出發,分析在預算約束和資源約束下計算通貨膨脹的穩態福利成本提供了一個方便好用的框架。因此,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該方法得到了普及。
Lucas(2000)用收入補償的思想,以Sidrauski(1967)的一般均衡模型為框架,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給出了估計方程。Lucas定義在名義利率i下的福利成本w(i)是收入的百分比,即用使得家庭在名義利率為i和0時達到福利水平無差別的收入差額,估計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在實證方面,Lucas利用美國1900-1994年的數據,估計得到:對于美國經濟,10%的通貨膨脹率對于消費者的福利損失僅相當于消費者總消費水平的1.3%,即如果要保證在通貨膨脹率10%和通貨膨脹率為0時消費者的福利水平是一樣的,那么必須增加消費者約1.3%的收入。
Jones、Asaftei和LianWang(2001)在Lucas(2000)研究的基礎上,加入了貨幣總量理論(monetaryaggregationtheory),從而建立了一個包含現金和利息的一般均衡模型,彌補了前人研究中將M1層次貨幣全部視為無息資產的缺陷。他們發現,由于個體持有現金(無息的)的份額與持有生息儲蓄的份額相比是非常小的,并且在穩態下持有生息儲蓄的份額是不隨通貨膨脹率的變化而變化的,因此,從這個一般均衡模型中計量得出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比前人的研究結論小得多。
雖然補償變量法并沒有說明為什么貨幣、尤其是沒有實物資產支持的紙幣會產生效用,但這一方法將貨幣直接進入效用函數,而且該模型具有的貨幣超級中性性質表面、效用函數的另一個變量——實際消費不隨通貨膨脹率變動而變動,從而使福利成本計算得以簡化。不過利用這種方法研究通貨膨脹的福利損失時,在選擇適當函數以及對模型中的參數進行賦值時,常常需要主觀事先判斷和利用經驗來為參數設定不同的值,這勢必會導致因參數賦值的不同而出現不同的測算結果。
3.基于McCallum-GoodfriendFrame-work估計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這種方法通過引入交易技術方程將貨幣給消費者帶來的效用間接化。McCallum-Goodfriend(1987)建立了一個購買——時間(shopping-time)模型,這一模型假設時間和貨幣共同為購買消費品提供交易服務,并且時間和金錢在實現交易方面可以互相替代。交易服務技術決定了在既定的消費和貨幣持有水平下所必須花費在購買上的時間。購買時間模型從時間的角度來理解和度量通脹的福利成本:在家庭持有貨幣數量一定的條件下,更高的通貨膨脹率導致貨幣貶值,降低了家庭的實際購買力,家庭不得不花費更多的時間來獲取同樣數量的消費品,從而減少了勞動時間或休閑時間,因此,造成了福利損失。SimonsenandCysne(2001)研究了在購買-時間模型中包括有息資產的情形,并從理論上給出了福利成本的上下界。Cysne(2004)研究了連續時間下的購物時間模型,并得到了福利成本的解析表達式,他還從理論上討論了引入家庭異質性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
除了上述三個比較代表性的方法外,經濟學家還提出了其他一些計量方法。如Fischer(1981)將貨幣和其他資產同等看待,把貨幣看作是資源跨期轉移的載體,建立了一個稟賦經濟的OLG(overlap—generation)模型。LagosandWright(2005)首次利用貨幣尋介理論,估計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Imrohoroglu(1992)刻畫了在一個收入波動且沒有保險經濟環境里,經濟個體為平滑自己的消費而持有貨幣的計量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模式。
二、對目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啟迪
反觀國內,當前對通貨膨脹的研究仍主要集中在成因、對策等定性方面,而專門針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研究則很少,且大多是基于國外已有的研究,主要利用國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對中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估算。如歐俊和李花(2006)利用Bailey(1956)研究方法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了估算;陳彥斌、馬莉莉(2007)分別使用消費者剩余方法、MIU模型和CIA模型計算了中國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謝赤(2002)則在購買-時間模型下討論了金融創新對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理論上的影響;陳利平(2003)在一個引入消費攀比的Shopping-Time模型中討論了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龔六堂、鄒恒甫和葉海云(2005)利用他們研究的框架,在Lucas模型基礎上,應用Kruz(1968)和Zou的思想,把消費者的財富引入效用函數,給出了貨幣供給的改變對經濟不確定影響的分析。
但問題是這種利用國外研究中已有的模型對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估算的方法存在較多的局限性,因為縱觀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計量方法的發展,盡管不同經濟學家的模型有所不同,但其基本思想是一致的,都是基于貨幣對于公眾的有用性或者貨幣能提供給公眾便利為出發點,進而考慮通貨膨脹率的變化如何影響公眾的貨幣持有,并引起公眾效用的變化,從而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進行計量。由于公眾效用本身的抽象性和現實情況的復雜性,已有的關于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的計量方法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不足之處。此外,國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國的經濟背景,而中國的社會經濟狀況與美國有許多不同的特殊情況,在一定程度上也制約著中國通貨膨脹福利成本計量的準確性。
1.已有的研究所采用的模型大多是引入貨幣的效用函數模型框架,加上各種外部約束來推導貨幣需求,進而對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進行計量。但從各種模型的計量結果來看,各種模型間不僅存在不小的差距,而且其結論也存在較大的差異。
2.已有的研究大都只限于在穩態下得出的比較結果,而當通貨膨脹率劇烈波動或迅速上升(下降)時,實際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會與穩態下的計量結果產生不同程度的差距。這使得已有模型的結果其實用性大打折扣。
3.很多模型都假設名義變量對真實變量不產生影響,即貨幣和通貨膨脹是中性的。這與很多現存的研究結果相悖。尤其在中國,由于經濟的市場化程度仍然不高,貨幣沖擊對經濟實體的影響與貨幣主義的前提假設不符,貨幣中性依然是一個長期爭論的問題。
4.國外既有的研究大多基于美國的經濟背景,而中國改革開放以后的經濟發展走出了一條相對獨特的中國式發展之路。如中國至今還存在明顯的二元經濟特征,城市和農村在使用活期存款時的便利性方面有很大不同、活期存款普遍是付息的,這意味著貨幣層次的選擇上M0和M1都不準確。
5.已有的研究大都將名義利率作為通貨膨脹福利成本函數的自變量,從名義利率的角度來計量通貨膨脹的福利成本,其隱含假設為名義利率的水平和變化,可以反映出通貨膨脹的水平和變化。但在中國,由于資本市場還不夠成熟,利率市場化的機制尚未完全建立,利率水平的反應比發達國家相對更遲緩,也更具有粘性。因此,根據名義利率計算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有時無法反映中國的真實情況。
基于上述原因,我們在對中國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進行研究時必須在把握主流分析的基礎上,根據中國的現實約束條件,提出適合中國國情的通貨膨脹福利成本研究的理論框架和實證研究,只有這樣才能對我國采用貨幣政策等宏觀調控措施以來的各期通貨膨脹福利成本水平作出正確計量和評價,并對中國通貨膨脹率的確定給出一個社會福利的考核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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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10
關鍵詞:通貨膨脹;居民消費;影響分析
中圖分類號:F810.42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1-828X(2013)02-00-01
通貨膨脹問題是困擾世界經濟穩定發展、影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和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的重要原因,各國經濟學界都在探討這一問題,也曾提出過一些解決辦法,但實際效果并不明顯,西方國家由于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經濟危機發生,在一定程度上也波及中國經濟的持續穩定健康發展。
一、通貨膨脹的一般特征及產生原因
(一)通貨膨脹特征
現代社會不斷的高速發展,物價水平也隨之得到了快速上漲,不僅影響到居民的日常消費,而且影響到國民經濟的平穩健康發展,筆者經過總結分析認為,通貨膨脹產生的主要以下幾點特征為:(1)物價上漲幅度過高,超過了人們的承受能力,西方發達經濟體一般上漲3%―4%就處于通貨膨脹狀態,而中國一般上漲5%―6%,才算處于通貨膨脹,然而人們的感受能力往往高于此數值;(2)城鄉物價不同步增長,經濟發達地區物價漲幅高于不發達地區,農村高于城市;(3)消費品價格高于生產資料價格的漲幅;(4)經濟高增長往往伴隨高通貨膨脹;(5)泡沫經濟膨脹,金、銀、珠寶、文物等漲幅肆無忌憚,嚴重擾亂市場秩序;(6)通貨膨脹必然導致社會不安定因素增加,犯罪率上升。
(二)產生通貨膨脹的原因
各國經濟學界都在探討通貨膨脹這一問題,筆者針對通過膨脹產生的原因進行下文簡述:(1)貨幣發行量過多,形成供過于求的金融市場,導致固定資產投資和消費基金過多過快,是產生通貨膨脹的根本原因;(2)固定資產投資規模過大,經濟發展失衡,生產資料供需矛盾突出,是誘發通貨膨脹的重要原因;(3)信貸結構及投向不合理,金融市場秩序混亂、資金大量流失,安全性減弱;(4)社會上集資熱、炒股熱、債券熱、房地產熱、稀有物品拍賣熱席卷全國,多元化融資造成市場貨幣超量流通、泡沫經濟膨脹,推動通貨膨脹;(5)產業結構失調、農業和實體經濟投資不足、產品市場特別是農產品市場有效供給不足,推動物價上漲;(6)價格改革、調價幅度過大;農產品、能源產品、原材料調價幅度過大,造成下游產品成本上升,從而推動物價上漲;(7)收入分配不公,導致階層分化嚴重,消費基金增長過快、購買力增強,拉動物價上漲;(8)外匯匯率改革,美元貶值,推動人民幣升值,吸引外國游資進入中國,搞亂本國金融市場,推動通貨膨脹;(9)外貿體制改革,進出口貿易出現大量順差,外匯儲備過量增長,推動物價上漲;(10)流通市場秩序混亂,牟取暴利成風,導致物價暴漲而失控。
上述綜合原因,必然導致通貨膨脹泛濫成災、社會秩序混亂、人民幸福指數下降,經濟發展受阻,嚴重者更是會導致經濟危機出現。
二、通貨膨脹對居民消費的影響
(一)通貨膨脹對居民生活水平的影響
通貨膨脹使人們的生活負擔加重,生活水平降低。民以食為天,消費物價上漲的核心是食品價格,它直接影響到城鄉居民家庭的生活水平和生活質量。城鄉居民消費結構中,食品在總消費中所占比重(即恩格爾系數)與去年同期水平相比,均有大幅度提升。食品支出份額增大,其他消費必然受到擠壓,物價上漲短期內影響到消費結構改善以及消費層次提高,降低了城鄉居民的生活消費水平。
(二)通貨膨脹對居民收入水平的影響
通貨膨脹使人們支出加大,收入水平縮水。日常生活消費支出增加,從收入角度而言,意味著我省城鎮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農村人口現金純收入不同程度縮水。通貨膨脹使居民的實際收入減少,降低了居民的消費能力。
(三)通貨膨脹對居民消費預期的影響
通貨膨脹使人們需求減弱,消費預期降低。居民消費價格持續上漲,特別是以食品為主的生活必需品價格較大幅度上漲,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城鄉居民的消費欲望,制約了消費檔次的提升,城鄉居民消費信心普遍受挫。不少中低收入家庭不得不精打細算,在日常消費品選擇上更趨向于經濟實惠的替代品,居民購買力下降,消費欲望受到抑制,對開拓我省城鄉消費市場、刺激和擴大內需、發展經濟極為不利。
三、有效抑制通貨膨脹的對策及建議
(一)高度重視農產品生產,保證農產品的正常供給
物價上漲源于農產品價格的大幅走高,教訓和經驗告訴我們,穩定物價的基礎是穩定農產品價格。要從資金、稅收、保險、防病防疫等多方面扶持農產品生產企業和農戶,給予農產品生產者必要的優惠措施,使生產者有利可圖。必要時動用政府儲備政策和收購政策調節農產品供給,保障生產者利益,穩定價格。同時,要盡快建立保護農、牧業生產的長效機制,達到“雙安全”,即既要實現糧食生產安全,也要實現畜牧業生產安全。
(二)采取靈活機動的調控政策,促進總體物價相對穩定
物價上漲對居民日常消費影響最大,依靠居民自身能力來消化物價上漲帶來的壓力是不現實的,必須依靠政府和社會的幫助。政府可以利用轉移支付等手段來幫助居民抵抗物價上漲帶來的負面影響。要保持整體物價水平的相對穩定,要立足國內經濟的發展,充分挖掘國內需求潛力,刺激和擴大內需,按照科學發展觀的要求轉變發展方式,盡可能地減輕國際市場價格變化對國內市場造成的壓力。
(三)控制貨幣供應量增長速度,有效防范金融風險
貨幣供應量的超速增長是導致物價上漲的原因之一。因此,要對貨幣信貸過快增長進行調控。政府要加大公開市場業務力度, 對沖外匯投放的基礎貨幣,對金融機構進行“窗口指導”, 提高金融機構資產的質量, 適度控制貸款規模。要解決長期機制問題,單純的加息并不能抑制通貨膨脹,只有推進人民幣匯率形成機制的進一步市場化,才能消除國際市場對人民幣匯率升值的預期,進而防范市場泡沫而帶來的金融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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