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政治經濟學的范圍與方法，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窮則思變”，變革傳統政治經濟學逐漸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者們的共識，“思變”是形勢所需，也是正確選擇，但問題的關鍵是“怎么變”、“向何處變”。實現政治經濟學的中國化，建立真正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日益成為急需中國政治經濟學者解決的重大課題。

 

一、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困惑面對政治經濟學何去何從的困境，從20世紀90年代初開始，我國經濟學界就展開了激烈的交鋒與爭論，直到今天，人們還在提出“中國改革與發展究竟是以經濟學為指導，還是以西方經濟學為指導?”[21的問題。就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發展而言，大體上人們提出了兩條思路：一是無限西化，二是有限西化。

 

無限西化論者認為，政治經濟學既然已經滯后于中國經濟社會發展現實，無法解釋和指導中國社會主義經濟的運行，對許多經濟現象和經濟問題也無力進行闡釋與說明，證明它已經是過時的“無用之學”，而西方經濟學卻被證明為“經邦濟世之學”，是“有用之學”，經濟學作為一門現代社會科學，就是西方經濟學，因而要無限西化，用西方經濟學取代政治經濟學，完全按照西方經濟學的理論來指導中國的改革與發展。

 

有限西化論者則認為，中國傳統政治經濟學之所以滯后于中國當前經濟社會發展現實，是因為它是源自前蘇聯的教條主義，因此，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在此基礎上把政治經濟學和著眼于經濟運行和資源配置的西方經濟學從不同層面融為一體，把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中，使之融合成適合中國國情的某種新的經濟理論，實現有限度的西化，這樣，就既能堅持政治經濟學的正統地位，又能充分利用西方經濟學的合理內容，從而指導好中國的改革與發展¨1。

 

毋庸置疑，西方經濟學作為人類創造的共同文明成果，它對市場經濟模式下經濟運行規律的研究是取得了很大成就，其對我國經濟運行的有益有用之處，應該正確對待和借鑒。但無限f『ti化論的觀點肯定是不可取的。首先，西方經濟學的理論與方法是建立在制度成熟的假設前提下對經濟運行規律的認識和解釋，“在南為橘，在北為枳”，在缺乏相宜的文化習慣和相適的成熟制度的情況下，不是借鑒其有用的成分，而只是不加區分地無限西化，注定是水土不服，只能治標不治本。其次，西方經濟學本身也存在著危機與變革H]，美國著名經濟學家道格拉斯·諾思客觀地評價說：“標準理論已日益數學化，雅致而又精確，同時，也Et益未能正視社會中的經濟現象。”出于對西方經濟學現狀的憂慮，他不無失望地說：

 

“經濟學向何處去并不明朗。”

 

相比較而言，有限西化論的想法是可行的，大方向也是對路的。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也應該吸收和借鑒西方經濟學的有益有用之處，但中國不僅需要恢復政治經濟學的本來面目，更重要的是鞏固、或者更確切說是恢復政治經濟學的主流地位，以及結合時代特點和中國特色，創新和發展政治經濟學。簡單地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管理辦法和政策措施等“嫁接”到政治經濟學之上，拼湊出某種新的經濟理論，主次不分而缺乏內生或內省，缺乏創新與發展，“根基不穩，何以纏藤?”其結果很可能只是拼湊成“四不像”，會因為缺乏底蘊或不兼容而“死機”。

 

可見，發展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不能是無限西化的“拿來主義”，也不能是有限兩化的“拼湊主義”，那么，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出路到底在嚶二、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主體性和國度性在探究這個問題時，我們首先要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

 

最常見的回答是：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以人們的社會生產關系即經濟關系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它闡明人類社會各個發展階段上支配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的規律。人們常常引用馬克思《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的那句話——“我要在本書研究的是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以及和它相適應的生產關系和交換關系。”【6J——來證明這一規定的正確性。

 

對政治經濟學作這樣的規定看似正確，實則不全面，它只回答了政治經濟學“研究什么”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從一開始就有“誰來研究”的問題，即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主體問題。最早在1615年出版的《獻給國王和王太后的政治經濟學》一書中提出“政治經濟學”概念的法國重商主義者A．蒙克萊田代表的是商業資產階級的利益，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站在資產階級的立場。馬克思雖然在《資本論》中的那句話里只提到了研究對象，但《資本論》從頭到尾體現的都是無產階級的利益和意識的概括，早在1843年他的《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書中，它就將自己的立場定位于無產階級；而且從一開始研究政治經濟學，他就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中把著眼點放在勞動上，由此展開自己的邏輯，他認為自己與舊的政治經濟學的根本區別，就是站在工人階級立場，來批判資本統治的經濟社會制度H一。

 

所以，要全面回答“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就不能不規定“誰來研究”，即研究主體的問題。實際上，政治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本身也暗含著要全面規定“什么是政治經濟學”就有包括主體性問題的要求，因為生產關系本質上就是利益關系。由此而言，將政治經濟學規定為“特定階級對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就更為準確、全面。

 

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必須考慮其主體性，即研究者是站在誰的立場上，代表哪一個階級的利益。因為經濟是人的經濟，經濟矛盾是經濟活動中人與人之間的矛盾，由于階級利益和意識的不同，對同一個經濟矛盾因立場和主體的差別，會得出不同的理論規定。經濟問題又往往涉及諸多利益主體，不同利益主體對同一經濟問題的看法是不同的，解決方法也是不同甚至對立的，經濟矛盾就是不同經濟主體利益關系的對立統一【9 J。

 

到這里，我們可以明確，考慮“什么是政治經濟學”的問題實際上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性問題。這是一個立場問題，也是決定中國政治經濟學出路的先決條件。

 

西方經濟學有沒有主體性?西方經濟學總宣揚自己拋棄了階級性，是“純技術”、“純數理”的經濟學，研究的是“純粹的客觀規律”。但他們的研究總是建立在嚴酷的假設前提下，而這些假設前提的背后，隱藏的就是他們代表資本所有者利益的主體性，西方經濟學具有更強的主體性!卻不敢像馬克思公開宣稱自己是無產階級的代言人一樣，宣稱自己是資產階級的代言人，因而也就具有很強的迷惑性。

 

其次，探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思路還要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

 

政治經濟學是一門世界性的社會科學，但其世界性是體現于各國特殊性的政治經濟學當中。自人類社會出現階級以來，國家就是社會生活中的一個極其重要的內容，國家不僅是一個政治范疇，也是一個經濟范疇，它不僅是經濟生活的一個重要單位，而且直接制約著經濟生活的各個領域和部門，經濟生活也因此具有國度性，而經濟生活的國度性也就規定和制約了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事實上，從政治經濟學的初創期到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創始時期，乃至政治經濟學以及列寧的經濟學，幾乎所有經濟學家都未能超脫國度性。堅持和承認國度性，是政治經濟學的必要環節【l0】。

 

中國政治經濟學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學，中國作為一個歷史悠久的大國，其經濟矛盾的特殊性是明確的。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不僅因為中國有特殊的經濟矛盾，更在于我們是中國人，是從中國人的立場、利益、意識來進行研究。中國政治經濟學的特殊性，還在于應具有主體性的觀念和方法，在借鑒外國經濟學成果的同時，形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并由此而專注于對中國經濟矛盾的揭示和論證‘8l。 ，、由此，可以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應該是中國人的思想成果，是中國的特定階級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淪規定和特定階級利益的總體概括。考慮“什么是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是要考慮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問題，這是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基礎和立足點。

 

三、當代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新思路變革與發展中國政治經濟學首先就要明確其主體性和國度性。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人，但并不是所有的中國人都能成為中國經濟學的主體，而是生活于中國經濟矛盾中并要求解決這個矛盾的中國人，是為爭取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中國政治經濟學也就應該是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是站在勞動者的立場對中國經濟矛盾的理論規定和勞動者利益的總體概括。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國度性，則要求我們要立足于中國國情，運用中國人的智慧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的經濟矛盾。

 

明確了主體性和國度性時，中國政治經濟學發展的思路就不能是無限西化，也不僅是有限西化，而應該是內生外化，內生為主、外化為輔，即立足中國國情，從中國勞動者的立場、利益和意識來揭示與論證中國特殊的經濟矛盾。雖然也借鑒外國經濟學的成果，但不是簡單的“嫁接”或者機械拼湊，而是以主體性的觀念與方法，內生成自己對經濟矛盾系統的認識，這是它與有限西化論的根本區別。

 

它不是“拼湊主義”，更不是“拿來主義”，而是“內生主義”，即在國度性基礎上明確主體性，以勞動社會主義為導引，運用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法規范主干概念的運動與聯系，系統地揭示與論證中國經濟矛盾，進而探討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的實現和素質技能的提高與發揮的途徑哺j。

 

政治經濟學的研究是“主觀”的，而非“客觀”的，由于經濟矛盾是不能自行表述其內容和規律的，只有經研究主體從自己的立場出發，對自己及所代表的群體利益和意識進行概括，形成其主體意識，總結上升為主義，并在一般性的主義引導下，實證抽象，揭示和論證經濟矛盾，才能“主觀”地對經濟矛盾作出理論規定。中國政治經濟學作為社會主義中國勞動者的政治經濟學，也就決定了導引它的主義只能是勞動社會主義，即勞動者在爭取建立、完善公有制和民主制進程中的自由發展。

 

科學的方法論是科學政治經濟學產生的基礎，深入研究和科學界定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是完成政治經濟學變革的先決條件【11|。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當繼承中國傳統之內省外化系統思維，并借鑒吸收西方外在系統思維，根據現代中國勞動者的主體性，注重研究者本人價值觀和思維方式的探索，形成與其主義相統一的方法論，這就是內生外化的辯證系統抽象，其兩個主要環節就是“內省”或對自己價值觀和利益、意識的內在規定，以及辯證的系統思維。

 

抽象思維的特點，就是形成并運動概念，以概念運動為核心，進行比較、分類、歸納、分析、綜合、論證等一系列的思維活動。范疇是對客體、對象層次及其內容的界定，這種界定是形成概念的基礎或第一個環節，它包含著規定特定對象范圍或矛盾層次的各概念。中國政治經濟學的范疇，并不是先驗的，也不是外國政治經濟學范疇的演繹或運用，而應該是代表中國勞動者這個主體，以其勞動社會主義所要求并體現的辯證系統抽象法，對中國經濟矛盾揭示和論證的概念運動關節點，是規定經濟矛盾各層次的主干概念。 ·政治經濟學是揭示與論證經濟矛盾的科學。經濟是人類社會生活的基礎，其矛盾是現實存在的，是有意識在交往中結成一定社會關系的人，以勞動改造人類自身過程中表現的矛盾狀態。政治經濟學對經濟矛盾的研究，是代表一個社會群體表達其經濟利益和意識，并由此來規定經濟矛盾。對中國經濟矛盾系統的揭示與論證，自然就成為中國政治經濟學的內容。

 

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體，是中國為自由發展而進行社會變革的勞動者，因此，中國政治經濟學研究目的，應該是探討中國勞動者社會主體地位實現和素質技能提高的途徑，認知障礙變革的因素和勢力，克服這些勢力，解決它們與勞動者自由發展的矛盾，這也就構成了中國政治經濟學的主題。

篇2

論文摘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誕生的100多年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許多重要而深刻的變化。在西方國家，與新科技革命相伴隨的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具有了許多新特點，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以及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大。面臨著這些挑戰，我們應該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本文應用經濟學方法論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探討了這一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經典著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它是一本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是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資本主義制度建立100多年來積累的大量詳實的材料和史實的基礎上寫出的。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但是距《資本論》出版，現在資本主義又發展了‘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大生產，服務業在國民產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無產階級擺脫了極度貧困化，整個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時資本主義家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進行宏觀管理，以及歷史上出現的社會主義風潮的平息。這種種馬克思未曾也無法預見到的歷史變化，致使馬克思的《資本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下降，那么我們還能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我們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及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地位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綱領，它堅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隨社會條件變化而發生調整具有靈活性的保護帶是什么?它規定著的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啟發是什么?它在調節適應當前的經濟社會現狀的變化中反面啟示的作用又是怎樣?

很多學者試圖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這兩種范式的根本區別的研究結果來回答《資本論》的硬核是什么的問題。有人說馬克思研究的是經濟制度(生產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的有效配置。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探討了經濟制度，也探討了分工理論，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及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理論，在再生產理論中也有關于資源(生產資料)的有效配囂問題的研究。當然西方經濟學巾的制度經濟學也探討經濟制度的問題。所以這種區分不全面：也有人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本質，經濟制度的長期演化，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日常現象。也不全然是這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研究了貨幣，信用，工資，生產價格，及利潤，這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和現象，而且從研究方法來看本質的研究也脫離不了對現象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還有人說《資本論》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學說，而兩方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建設性建議的學說。馬克思通過《資本論》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病例，對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為其處方的開出做了很大的貢獻，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實質就是相對過剩的危機即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這一層面來說，兩方經濟學某些流派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以《資本論》對資奉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為基礎。我認為以上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都沒涉及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說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是教條而是方法。我們分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撇開具體的如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也用到過的方法，就是它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世界觀與方法論指導。唯物的觀點，辨證的觀點，發展放入觀點是我們后來者學習繼承《資本論》小可動搖的，它們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一綱領的硬核。而兩方經濟學卻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觀感受的偏好效用這些主觀分析的基礎上。當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作為一部經濟學著作，它在經濟學理論層次上的一系列理論中，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根本。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論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其它理論的基石，是堅持馬兜思政治經濟學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勞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條件，是人類生活永恒的狀態。勞動價值論將社會財富與人類的生活緊密的聯系起米了。勞動價值論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而這也是根本區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薩伊的”三位一體”價值理論的。很多著名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學者都認為只有承認勞動價值論才能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淪》的硬核是：建立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勞動價值論。這是我們學習繼承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始終捍衛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其它的理論都是它的保護帶。如分工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經濟危機和周期理論，地租理論等等。它們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會受到一定的沖擊，相應的可以做出調整。如對生產性勞動的劃分，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性勞動范圍應該擴大。再如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會組織的壯大和國家調控的加強及社會文化的提到，它將表現的不那么明顯了。再如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和行業，像信息產業，服務行業，它們會阻止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從而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也需要調整。所以說當這些理論碰到與當今現實看起來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釋時我們不該氣餒，不該就放棄，而應該對其調整和發展。這也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品質，唯物史觀的矛盾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用當下的話說就叫與時俱進。

篇3

自1979年誕生新貿易理論以來，國際貿易理論經歷了新經濟地理、貿易與新增長理論、內生貿易政策理論、新新貿易理論等多次理論創新，這些理論解釋了傳統國際貿易理論無法解釋或是解釋不全面的內容，并對傳統貿易理論加以修改與完善，在一定呈上也影響了政治經濟學的發展。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主要是分析發展中的收益是如何產生的、以及它的分配法則，同時研究相關政策條例在社會經濟發展中對這些利益有哪些影響，重點闡述了微觀經濟基礎在社會經濟中的競爭性，分析了其競爭性。國際政治經濟學誕生在上個世紀60年代，主要探討了國際政治和國際經濟之間的交叉影響，并提倡在學術經濟上可以進行跨學科的理論研究。國際經濟學與國際政治經濟學在研究內容、方法論和學術平臺這三大領域的研究上有非常大的差別，其中方法論上的差別是最為明顯和最關鍵的。IPE是是一種國際職位評估系統，是國際關系學科下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的一個格外重要的分支，同時，在當代國際關系體系中，隨著國際政治經濟學地位的提高而顯得更加重要。利用IPE研究體系的開放性和包容性的特點，可以將國際經濟學研究中牽涉的經濟和政治內容全部納入其中，針對所得信息進行具體的討論。我國的經濟學者對這一體系已經完全認可，同時對于IPE的跨學科研究特性也比較認同。就是國際經濟學(IE)、國際關系(IR)和國際政治經濟學(IPE)的關系。國際經濟學和國際政治經濟學之間的相處模式相對融洽，沒有排斥現象，那么，國際經濟學和國際關系中重疊的內容也就自然而然地成為了IPE體系的研究對象。這一點對國際貿易理論的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研究題材和研究理論。

二、新貿易理論前的國際政治經濟學研究成果

國際經濟學中的國際貿易理論和國際政治經濟學在學術理論上有很多重疊的部分，但二者在具體理論的鉆研方法上存在著一定的差異，在研究對象上也不盡相同。但是，拋開這兩點，二者在跨國域交易的經濟行為中對于利益分配的研究有著共同點，同為研究的基礎力量，同時，二者也共同致力于全球化的研究，并且也在復雜的研究工作中取得了一定的成果。在20世紀70年代，產業組織理論有了理論上的大突破，使國際貿易理論有了更全面的解析。一是博弈論在經濟學的探討中發揮著越來越廣泛的作用，二是目前競爭市場的整體格局發生了大變化，在一定程度上向前發展了一步，從而促進了新貿易理論的誕生。其誕生之后推出的各種新理論都對以往的自由貿易和保護貿易之間的矛盾內容重新思考、分析，對國際政治經濟學上的意見分歧也提供了大量新的研究依據，使其研究體系更加完整、準確。

三、新現實主義與新自由制度理論

新貿易理論提出的理論意見是市場不完全存在競爭，但是企業的生產卻可以有經濟利益。新貿易理論的分析工具我們可以分為兩種，一種是建立在壟斷競爭市場結構上的迪西特－斯蒂格利茨模型分析手法，一種是建立在寡頭市場結構上的博弈論分析手法。但更多時候，前者的影響更大，影響范圍更加廣泛，也有大量的理論體系在其的發展上被建立起來。但是由于后者推出了我們熟知的戰略貿易政策，所以其在貿易理論界之外的領域中產生了極為深刻的影響，為相關人員的研究工作提供了依據。在國際貿易理論體系研究中，戰略貿易政策指的是在一個實際的或是潛在的國際寡頭市場上，能夠對企業戰略起到影響作用的貿易政策，簡言之，“戰略”就是企業與企業之間的各種競爭狀態。在這個探討體系中，國家政府重點針對國家整體收益情況進行分析與總結。

四、全球化發展

篇4

【關鍵詞】李斯特經濟思想；來源；內容；影響

李斯特（List，F.1789-1846）是德國歷史上著名的經濟學家，保護貿易論倡導者，其經濟思想直接影響了德國的統一和崛起。其代表作為《政治經濟學的國民體系》。對李斯特經濟思想的研究有非常現實的意義。從李斯特的經濟思想中的保護貿易的思想，可以對我國改革開放過程中，如何處理開放和保護國內市場的關系起到很大的借鑒意義。

一、李斯特經濟思想的來源

李斯特經濟思想來源，主要有以下三個方面：

（一）德國當時的經濟狀況

英國古典經濟學在李斯特生活的時代達到頂峰，在歐洲擁有眾多的信奉者。德國經濟學家將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理論當作是唯一的真理，深信自由貿易是使德國擺脫落后的農業國狀態的最優選擇。而當時的真實情況卻是：1815年歐洲恢復和平后，英國在歐洲大陸封鎖政策期間積壓的大量工業品開始向歐洲傾銷。德國實際上處于內部分割的狀態。由于缺乏堅強有力的中央政權，對內不能形成統一的國內市場，對外無法實行統一的御外關稅。李斯特“從自己祖國的實際需要，特別是1815年后德意志工場手工業的艱難處境出發”，指出政治經濟學的任務在于教導人們“對某一特定國家來說，在特定的世界形勢下，如何通過農業，工業，商業的發展來獲得幸福和文明”。他指責斯密以及其后的經濟學家不強調經濟生活中國民有機體的重要性，始終只是以整個人類社會利益作為唯一的研究對象，完全沒有顧及各個國家的不同利益。他主張建立一種國民經濟學，即“民族的立場出發所理解的政治經濟學”。

（二）美國的貿易保護的理論和實踐

李斯特在很大程度上吸收和借鑒了漢密爾頓的貿易保護觀點。美國經濟生活的實際加強了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李斯特流亡美國其間正值美國貿易保護政策日益升級之時，他不但親眼看到了美國新興工業在保護政策庇佑下的蓬勃發展，而且親身參與了關于美國是否應該實行保護關稅制度的筆戰。1827年，李斯特以致美國一個工業家聯合會主席的十二封公開信的形式發表了《美國政治經濟學大綱》，第一次系統地闡述了他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針鋒相對地反對亞當·斯密地自由貿易信條。

（三）重商主義理論

重商主義晚期正是歐洲工場手工業發展的時期，各國為了保護本國工商業，抵抗外國的競爭，普遍實行高額進口稅率以限制外國商品的進口，對工業原料則不加限制，甚至以優惠稅率鼓勵輸人。同時對那些在國際市場上有競爭力的商品的廠商發放獎金或者補助金，以鼓勵商品的擴大再生產和輸出。這些措施都體現在李斯特的貿易保護思想中了，但是根據實際情況作了補充和改進。

二、李斯特經濟思想的內容

（一）國民經濟學說

李斯特把經濟學劃分為“私人經濟學”和“社會經濟學”，而且又把后者分為“世界主義經濟學”（或者“萬民經濟學”）和“國民經濟學”（或者“政治經濟學”）。李斯特認為政治經濟學首先應該是一種“國民經濟學”，即教導某一國家，處于世界目前形勢以及它自己特有的國際關系下，怎樣來維持并改進它的經濟狀況，以及研究如何使某一國家在當前形勢下憑農工商業取得富強、文明和力量的科學。它的任務是正確了解各國當前的利益和特有環境，指導他們擺脫落后狀態。只有基于民族國家立場，根據本國的國情以及它所處的國際形勢，通過適當的保護制度，使國家成長為一個工業強國，才能為世界范圍內的自由貿易創造條件。國民經濟學不脫離具體的國情抽象地談論和教條地堅持某個原則，如國際貿易的自由和限制，是隨著國家不同發展程度和時期而變化的。

（二）貿易保護學說

李斯特認為只有兩個國家在工業發展階段上大致處于相等的水平時，才能從自由貿易中雙贏。否則，自由貿易只對先進國家有利，落后國家必須采取保護關稅政策才能發展“幼稚”的民族工業。如果國家在新興工業創建初期不予以保護，脆弱的幼稚工業在強大的外國競爭壓力下必然夭折，本國的民族工業將無法建立起來。李斯特主張貿易保護，但并不是反對任何的自由貿易，他認為保護政策是受本國具體情況決定的歷史性政策，只是一種手段，目的是保護和促進本國工業的發展。

李斯特認為如果一個國家在農業、工業、社會、政治和內政上已經有了充分的發展，而仍然以農產品與原料向國外交換工業品，那么它在這些方面發展程度越高，得到的利益將會越少。在比它先進的工業國對它的優勢競爭中，它受到的傷害也就越大。而這類國家已經具備了一切精神上和物質上的必要條件和手段，可以把自己建成工業國家，從而在文化、物質、繁榮和政治力量各方面達到高度發展，只是由于還存在著一個比它們先進的工業國家的競爭力量，使它們在前進的道路上遇到了障礙。處于這樣情況下的國家應當采取保護政策，這樣有利于建立并發展本國工業，從而最終實現工業化。李斯特強調對工業的保護力度不應該一樣，應當特別注意的只是那些最重要的部門，即生產最重要生活必需品的部門和對國家獨立自主有著重大意義的部門。其它的部門可以適當讓其參與國際競爭，從而提高其競爭力。

（三）生產力學說

李斯特的生產力概念并非人們通常理解的作為個人或者社會生產力意義上的那種生產力，而是“國家生產力”，它是由一國的科一學技術、國民個人素養、社會狀況、政治狀況和制度、自然資源及現有的物質生產條件等因素綜合構成的。李斯特認為生產力比財富重要得多：“國家力量是一種動力，新的生產資源可以由此獲得開發，因為生產力是樹之本，可以由此產生財富的果實，因為結果子的樹比果實本身價值更大，力量比財富更加重要。”“國家財富并不在于交換價值的占有，而是在于生產力的占有，正同一個漁夫的財富不再與占有了多少條魚，而在于不斷地捕魚以滿足他的需要的那種能力和手段”。李斯特用十分簡潔的隱喻對比了交換價值與生產力，不僅用生產力代替了古典經濟學的作為財富的交換價值，而且使生產力概念上升到國民經濟學理論的核心地位。

三、李斯特經濟思想的影響

（一）為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奠定基礎

李斯特認為個人力量與國家力量之間存在著交互作用。正如國家離不開個人一樣，個人也離不開國家的力量。如果沒有諸如國家的獨立、安全、政治自由、宗教自由等方面的支持，就決不會有個人力量的充分發揮的外部環境，也不會有國家的工商業的繁榮。同時，由于存在著私人力量無法做到的事情，比如國防、治安以及其它公共品的提供，只有借助于國家的力量才能完成。所以國家的作用是決不能忽視的。李斯特的貿易保護主義思想實際上也肯定了國家干預的重要作用。雖然他的保護主義只是當時德國實現工業化的權宜之計，最終的目的是拋掉保護主義這根拐杖，實現自由貿易。但是，在市場的力量不足以促進經濟的良性發展時，或者說市場失靈時，他主張的還是國家干預。更何況，李斯特定義的生產力里還包括制度的因素，這更離不開國家的調控。從這個意義上說，他為凱恩斯國家干預理論的奠定了基礎。

（二）歷史分析方法使李斯特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

這種方法非常注重對歷史事實的分析，據此來考察和檢驗經濟學的前提，并且十分注意理論與歷史經驗，演繹與歸納，經濟學理論和經濟學說史的結合。他考察了英國成長為工業化強國的歷程，得出了令人信服的結論—英國的強大與貿易保護的作用分不開。他還將經濟按商品經濟發展程度分為五個階段，并指出在相應階段應該采取的政策，這些政策都是歷史性策略。這些成為李斯特采用的歷史分析方法的鮮明例證。這與“李嘉圖惡習”直接相對，成為德國歷史學派的先驅。

（三）給制度學派深刻的影響。

在經濟學說史上，他最先把國家制度和倫理道德等精神文化作為經濟增長的內生變量來看待的，強調在其它各方面都相同的情況下，一個政治修明、道德品質良好的國家和一個缺少開明政治、道德精神的國家，其生產力水平是截然不同的。這無疑為制度學派提供了可資借鑒的思想資源。

（四）是發展經濟學的思想來源之一。

他是第一個站在弱勢民族的立場上展開對英國古典經濟學的批判的經濟學家，并探討了發展中國家如何實現工業化的問題，他為發展中國家指出了若干在當今仍然極具價值的途徑。比如主張關稅保護和發展生產力，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落后國家爭取工業進步，國家統一和獨立的利益，具有進步性，因而成為后來發展經濟學的來源之一。

（五）生產力概念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視野。

李斯特第一次真正把生產力概念引人經濟學，并且作為經濟學的核心范疇。他認為在長期內提高生產力比短期內的財富的增長重要得多，為了提高生產力而放棄短期的物質利益也是值得的。他用動態的生產力概念置換了靜態的財富，把動態分析引人到了成本—收益分析模型之中。他的生產力理論包含了私人與社會的成本—收益、短期與長期的收益的區分的思想，從而大大擴大了古典經濟學的視野。

李斯特的思想不僅影響力德國崛起，也影響了日本的崛起。深入研究李斯特的經濟思想，應該會對我國的崛起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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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余章寶.李斯特的經濟理論及其貢獻[J].廈門人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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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范式；范式轉換；經濟學；數學方法

中圖分類號：A8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4-0544(2012)05-0014-04

誕生于100多年前的經濟學。是人類文明寶庫中的珍貴遺產。它經過一代又一代經濟學家與時俱進的發展。直到今天還是我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指導思想。當然，在時代和實踐的變革進程中，它也有個與時俱進的問題。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馬克思的整個世界觀不是教義，而是方法。它提供的不是現成的教條，而是進一步研究的出發點和供這種研究使用的方法。”匈牙利的思想家盧卡奇也持這樣的觀點,“……問題中的正統僅僅是指方法。它是這樣一種科學的信念，即辯證的是正確的研究方法，這種方法只能按其創始人奠定的方向發展、擴大和深化。”因此，我們在經濟學中國化研究的過程中,把注意力集中在經濟學方法論方面就顯得十分重要。

方法論在托馬斯·庫恩的范式概念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從庫恩的范式理論出發，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無非是現代經濟學家對其研究范式的重新構建。這當然有個基本原則堅持的問題：一是要以馬克思基本方法為基礎，堅持經濟學基本“內核”：二是要以西方主流經濟學方法為借鑒，構建現代的經濟學綜合范式；三是要以現代經濟社會問題為導向，構建現代的經濟學研究方法。以上的三原則構成一個有機的整體，缺一不可。堅持經濟學基本“內核”，對其批判性的繼承，保證了這門學科的發展方向。以西方經濟學優勢方法為借鑒，構建經濟學綜合范式，這是橫向式兼收并蓄所帶來的范式轉變。以現代經濟社會問題研究為導向，實踐中創造出新的研究方法和應用新的研究方法研究現實經濟問題，又是構建與發展現代經濟學所必須。在這三原則指導下，中國化進程中的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有以下三種路向。

一、批判式的繼承：從基本方法到五個命題的提出

托馬斯·庫恩是美國著名哲學家、科學史家，他于20世紀60年下的被譽為新時代科技哲學“圣經”的《科學革命的結構>>—書，成為20世紀科學哲學的轉折點，開創了科技哲學的新時期。在這本書中他提出了“范式”的概念。認為范式是“某些實際科學實踐的公認范例——他們包括定律、理論、應用和儀器在一起——為特定的連貫的科學研究的傳統提供模型”。在庫恩看來，取得了一個范式，取得了范式所容許的那類更深奧的研究，便是任何一個科學領域在發展中達到成熟的標志。因為，以共同范式為基礎進行研究的人，都承諾遵守同樣的規則和標準從事科學實踐。這樣的范式不僅能吸引一批堅定的擁護者，使他們脫離科學活動的其它競爭模式，而且能足以無限制地為重新組成的一批實踐者留下有待解決的種種問題。再者，還因其具有標準化的特征，能夠使實踐者免于長時間思考和認知存在的問題。

“范式”概念是庫恩科學哲學觀的核心，在不同著作中他對“范式”概念從不同方面、不同層次和不同角度作了多重的界定和解釋。概念的不明確使庫恩受到別人的批評。為了把自己的觀點表達得更加清楚，庫恩接受了“范式”需要更加精煉的建議，他把所有范式的不同方面整合在“原理矩陣”的概念之中。這個矩陣不僅包含了科學家群體所使用的一系列方法與模型，而且還包含了他們的世界觀。

經濟學要發展，首先應該堅持經濟學的研究范式。在方法論方面，應該堅持的是馬克恩主義經濟學研究的基本方法，這是這一學科發展的根本保證。當然堅持不是盲目地照搬照抄，應該批判式的繼承。批判式的繼承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基本線索。馬克思正是對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批判、繼承與改造的基礎上，建立了新的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批判式繼承也具有深刻的馬克思哲學基礎。列寧曾說過，“在辨證唯物主面前不存在任何最終的東西、絕對的東西、神圣的東西。他指出所有一切事物的暫時性；在他面前，除了生存和滅亡的不斷過程、無止境地由低級上升到高級的不斷過程，什么都不存在。它本身就是這個過程在思維著的頭腦中的反映。”

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首先應該堅持它“原理矩陣”里面的基本方法。馬克思在《資本論》的創作階段，對以往的經濟學方法進行了深入系統的研究、批判和總結，并明確提出了自己的方法論主張。《資本論》第一卷的問世標志著經濟學方法論體系的基本形成，而《資本論》的方法則主要體現了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它是作為一個體系包含以下三個層次：

第一層次是唯物史觀。唯物史觀和剩余價值學說是馬克思一生中的兩個偉大發現。馬克思把唯物史觀看作是用于“指導”他們的“研究工作的總結果”，是《資本論》所應用的方法的唯物主義基礎。

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對唯物史觀作過如下經典性的表述：“人們在自己生活的社會生產中發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們的意志為轉移的關系，即同他們的物質生產力的一定發展階段相適應的生產關系。這些生產關系的總和構成社會的經濟結構，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層建筑豎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會意識形式與之相適應的現實基礎。物質生活的生產方式制約著整個社會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過程。不是人們的意識決定人們的存在，相反，是人們的社會存在決定人們的意識。社會的物質生產力發展到一定階段,便同它們一直在其中活動的現存生產關系或財產關系發生矛盾。于是這些關系便由生產力的發展形式變成生產力的桎梏。那時社會革命的時代就到來了。隨著經濟基礎的變更，全部龐大的上層建筑也或慢或快地發生變革。”這種唯物史觀是《資本論》方法論的核心和基石，也是經濟學方法論區別于黑格爾唯心辯證法和其他資產階級經濟學方法論的根本所在。

第二層次是辯證方法。馬克主義經濟學的辯證分析方法是繼承在黑格爾的基礎之上。黑格爾的辯證法是主觀辯證法，馬克思從黑格爾邏輯學中把包含著“辯證邏輯和認識論”的內核剝離出來，使辯證方法擺脫它的唯心主義的外殼,并把辯證方法在使它成為惟一正確的思想發展方式的簡單形式上建立起來。馬克思認為自己研究《資本論》所使用的辯證法，從根本上說是同黑格爾的唯心主義的辯證法截然相反的。在黑格爾那里，“辯證法是倒立著的，必須把它倒過來。以便發現神秘外殼中的合理內核。”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德文第二版跋中還揭示了唯物辯證法的革命本質：“辯證法在對現存事物的肯定的理解中包含對現存事

物的否定的理解，即對現存事物的必然滅亡的理解；辯證法對每一種既成的形式都是從不斷運動中，因而也是從它的暫時性方面去理解；辯證法不崇拜任何東西，按其本質來說，它是批評的和革命的。”在《資本論》里，馬克思就運用這一辯證法的分析范式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看作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客觀的“自然史過程”,把歷史上各種社會形態當做過渡的形態，當做運動變化的方式，闡明了古典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運動規律以及必然滅亡、被更高級的社會形態所取代的歷史趨勢。同時在描述社會主義的種種前景的同時。又強調社會主義本身也是一個不斷變化的過程，任何的結論都不足取。

第三個層次還包括一些具體研究的方法。包括科學抽象法、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等。抽象法是通過人腦的抽象思維排除各種外在的、非本質的東西，抽取某種共同的、本質的東西，從而認識客觀事物發展的本質及其規律。研究方法與敘述方法的統一是馬克思經濟學形成所依據的方法。研究方法是在具體事實或材料中發現一般規律，這種方法的運用需要抽象力發揮作用：敘述方法是一種按照邏輯展開的過程，這一過程的起點是作為研究結果的抽象的、一般的范疇。而它的邏輯進程是一個矛盾發展、解決的演進過程。正如，馬克思所說，“在第一條道路上，完整的表象蒸發為抽象的規定：在第二條道路上，抽象的規定在思維行動中導致具體的再現。”嘲邏輯與歷史統一的方法是把思想邏輯的進程與歷史發展的實際進程結合起來的一種方法。因為，歷史的起點就是思想進程的開始，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的抽象的、理論上前后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實際上，邏輯的方法就是歷史的方法,是一種擺脫了歷史的形式以及對歷史發展起干擾作用的偶然因素的方法。

張宇、林崗批判式的繼承經濟學，將政治經濟學的方法論原則歸結為如下五個基本命題，得到國內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他發展了以下五個方面：(1)從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矛盾運動中解釋社會經濟制度的變遷；(2)在歷史形成的社會經濟結構的整體制約中分析個體經濟行為；(3)以生產資料所有制為基礎確定整個社會經濟制度的性質；(4)依據經濟關系來理解和說明政治法律制度和倫理規范；(5)通過社會實踐實現社會經濟發展合規律與合目的的統一。

這五個命題體現了歷史唯物主義的精髓，構成了經濟學方法論的“硬核”，它們有機地聯系在一起。命題1對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的對立統一關系的認識，是經濟學說明一定社會經濟制度產生、發展和衰亡的歷史過程，揭示一定社會經濟制度下發生的不以任何個人意志為轉移的經濟運行規律的根本依據。命題2主張在社會經濟制度的約束下分析個體經濟行為，是一種制度分析的方法。命題3要求把握生產關系中最本質的方面，也是從產權的角度分析問題。命題4揭示正式制度與非正式約束產生的經濟原因，也是從制度起源的角度分析問題。命題5主張在認識世界的基礎上改造世界，強調經濟學的實踐性。上述第一個命題是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首要原則。而其他四個命題，則是這首要原則在經濟分析進程中合乎邏輯的展開。

二、對比來的借鑒：數學方法與博弈方法的納入

庫恩的范式理論在方法論上主張采用多元對話,認可多元現實,認為任何方法在解釋人類行為時都不優于另外的理論，必須具體問題具體分析。因而得到西方經濟學界的普遍認同和接受。同樣對經濟學研究方法與西方主流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優劣，我們不能想當然的下結論。兩者互有優劣，經濟學由于其偏重于哲學的研究方法，決定了它在定性研究，跨時期研究，經濟本質的研究上，有其天然的優勢。同樣，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也具有其科學性和非科學性的兩面。在深化與研究經濟學方法論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有分析地借鑒、參考后者,通過合理吸收西方經濟學方法論中的科學因素，把西方經濟學的一些科學研究方法納入到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陣”里，實現經濟學研究方法對比下的借鑒。

西方主流經濟學在其漫長的發展經歷中。實現了研究方法的不斷革新。特別是邏輯實證主義對西方主流經濟學的影響：一方面要求研究形式的科學化，這體現為數理經濟學的發展；另一方面是實證原則對經濟學可檢驗性的要求。體現為計量經濟學的發展。在實證研究中越來越數學化與模型化，在分析人們之間經濟關系時博弈方法的運用，這些都是我們在創新經濟學方法過程中可以借鑒的。

數學化是西方主流經濟學最為明顯的一大趨勢，波普把經濟學數學化看成經濟學中的一場“牛頓革命”。20世紀中后期，經濟學的數學化取得了極大的進展，也由此派生了數理方法與計量方法。借助數學的分析范式，數學方法不斷被運用到經濟學的概念、命題、定理、原理和體系之中。嚴格定量、可計算、可模型化、可計量、可邏輯證明'這無疑是經濟學方法論上的一次巨大的飛躍和發展，也表明了現代經濟學日趨成熟和完善的特征。同時借助于數學的分析范式。可以準確地估算不同變量之間的精確的規律性關系,也可以對經濟理論的預測能力作出合理的檢驗。數學方法的運用使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某些研究變得更加精確，這一點在發展經濟學方面有著比較重要的意義。經濟學由于革命經濟學的階級任務，重視“抽象分析法”揭示隱藏在經濟現象背后的本質，雖然也用到數量分析和實證方法，但基本的方法還是規范分析。而馬克思由于時代的限制，他在《資本論》中只使用了簡單的數學。但他并不排斥數學在經濟學中應用，他曾說過，“一門科學只有成功地運用了數學時,才算達到了真正完善的地步”。后來蘇聯與東歐的經濟學家在發展經濟學過程中，也表現出引進數學方法進政治經濟學研究的必要。比如波蘭經濟學家蘭格就曾說過：“邊際計算、線性規劃、數學等都是合理活動效果學的構成部分，是政治經濟學的輔助科學。”mJ另一位波蘭經濟學家明茲雖然在此問題上保守一點，但并不意味著他反對數學在政治經濟學中的使用，至少他說過這樣的話，“只有當數學形式比語言—邏輯形式能夠更好地反映經濟現象和經濟依從關系時，才使用數學形式。”

在和平建設時期，革命的政治經濟學應當讓位于建設的政治經濟學，實證分析比規范分析就顯得更為重要。為了滿足這樣的要求，經濟學必須使自己的理論精確化，而這離開數學的運用是不可能實現的。而計量經濟學與數理經濟學作為數量經濟學的兩大分支，在這方面正是經濟學的借鑒之所在，也是經濟學完善發展自己所必需。

嚴格來講，博弈論并不是經濟學的一個分支。應用范圍不僅包括經濟學，政治學、軍事、外交、國際關系、公共選擇，還有犯罪學都涉及到博弈論。只是因為博弈論在經濟學上運用最廣泛最成功。經濟學家對博弈論，特別是動態博弈理論的發展貢獻最大，大家才把博弈論的方法歸結在主流經濟研

究方法的范圍內。博弈論又名對策論，顧名思義是研究決策主體的行為發生直接作用時候的決策及其決策的均衡問題。因為在主流經濟學中，個人主義原則規定的是一個個相互獨立的、具有經濟理性的個人。但是，在博弈的分析框架下，每個人的福利不僅取決于他自身的行為，而且取決于他人的行為，個人的最優策略也取決于他對其他人所采取的策略的預期。博弈論進入經濟學，并對主流經濟學的發展產生了重大的影響，雖然它最核心部分畢竟還是與新古典經濟學保持著高度一致，也就是理性經濟人基于個人本位的效用最大化。但是，博弈論卻也深刻反映了關系論的某些特點。博弈論的演化、動態、重復過程，更加貼近了經濟現實，也更深刻地揭示了經濟主體在相互接觸中不斷學習進而達到合作共贏的可能性。人類智慧正是在這種既競爭又合作的相互作用過程中不斷增長的。這其中孕育的博弈規則趨勢代表了西方主流經濟學的一個重要轉向，即從獨立的個人研究轉向重視人們在經濟活動中的相互關系。而且這種轉向標志著對人類社會的一種本質有了清醒的認識。

經典作家雖然沒有把博弈分析作為自己的研究方法。但是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決定了博弈分析大有用武之地。把人的本質概括為社會關系的總和，而社會關系里面最重要的關系就是經濟關系。經濟關系的物質內涵就表現為物質利益。因此，從這一角度出發，經濟學的階級分析方法就是其物質利益的分析方法。階級之間的博弈是圍繞利益展開的。如經濟學分析資本主義生產關系中包含資本家與工人、資本家與資本家之間的關系，就存在著一些博弈關系。現階段我們研究分配問題，中央與地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關系問題，干群關系問題，都是雙方博弈的結果。我們要創新經濟學，實現馬克思經濟學方法體系的革新，必須把博弈理論也納入進去，以實現經濟學方法體系的更大的適應性。

三、實踐中的發展：實驗與制度方法的“拿來”

庫恩認為范式的形成、發展和演變來看，它既具有相對的穩定性，又具有歷史的可變性。范式的改變的確使科學家對他們所涉及的世界的看法不同了，正是范式的這種發展性和變革性，別無選擇地影響了并影響著在這個領域內實踐著的團體的結構，亦即當某一個個人或某一個團體第一次產生出一種綜合，并能吸引大多數后來者的實踐時，較舊的學派就逐漸消失了。“范式”轉變的過程一般都是帶來科學發展的過程。為此，隨著劇變，新老自由主義泛濫，社會主義中國傳統計劃經濟向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艱難轉軌，經濟學研究方法的范式轉變也提到日程上來。為此，實踐中發展創新出來兩種研究的方法也應該納入到經濟學研究范式的“原理矩陣”里。

一種是“實驗的方法”。我們注意到，馬克思之所以突出抽象法，原因是,與自然科學相比，經濟學無法通過實驗室進行實驗。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版序言中說：“分析經濟形式，既不能用顯微鏡，也不能用化學試劑，二者都必須用抽象力來代替。”這個結論在當時的科學實驗條件下可能是準確的。特別是馬克思的理論是要以社會主義替代資本主義，根本不可能在資本主義條件下進行實驗。西方主流經濟學也曾經認為，經濟學是研究復雜的、自然存在的市場系統的學科，所以實驗對經濟學家來說幾乎毫無用處。薩繆爾森在《經濟學》中提到：“一種發現經濟法則的可能方法就是通過被控制的實驗。不幸的是，經濟學家不容易控制其他的重要因素。因而無法進行類似于化學家或者物理學家所做的實驗。他們一般只能像天文學家或氣象學家一樣借助觀察的手段。”然而當今，利用電腦和信息手段進行模擬、仿真和實驗,經濟學實驗已經發展成為經濟研究的一種相當成熟的工具。美國喬治,梅森大學的經濟學家史密斯因為在實驗經濟學的開拓性貢獻獲得2002年諾貝爾經濟學獎。

實驗經濟學方法雖然首先由西方經濟學家首創，但由于產生的環境，實驗的過程，實驗的目的的不同，也可以看成是經濟學研究方法的創新。首先，西方實驗經濟學的實驗一般在大學課堂上，或者經濟實驗室進行，在一定經濟利益的刺激下，讓參與者針對某一問題進行選擇。而我國的經濟實驗，是為了消除改革的盲目性，在局部的地區或者針對特定的經濟主體進行的試驗。例如當年國有企業擴大自在四川的試驗，改革開放在經濟特區的試驗等等。其次，實驗過程上來看，西方的實驗經濟學一般都要經過五個步驟。從選擇課題一實驗設計—選擇參與者一實驗控制一實驗結果及分析。而我國的經濟實驗可以看成漸進性改革的試驗，先是國家從宏觀大方向上把握全局，然后各地方各經濟主體結合自己的實際，推出具體的改革政策措施,最后通過成本收入的比較評價政策績效。比如后農村土地產權制度的改革，各地創造出來的不同模式。如山東平度的“兩田制”；北京順義的“反租到包”；廣東南海的“土地入股”；陜北“四荒的拍賣”等等。再次。西方的實驗經濟學從目的上看，主要用于西方主流經濟理論的檢驗。如“阿萊悖論”實驗對個人選擇理論的檢驗；“囚徒困境”實驗對博弈理論的建議；“拍賣理論”對市場理論的檢驗。我國進行的經濟實驗主要用于構建轉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為經濟建設與國家發展服務。如經濟特區在深圳的設立的實驗，首先中央拍板在瀕臨港澳的深圳實行優費的政策，招商引資。通過幾年的發展經驗，國家給予成本收益的評估。最后下結論，上升為理論與政策，把開放的格局由點到面的推行下去。

另一種是制度分析的方法。中國改革開放的歷程也就是新舊體制轉軌的過程，在西方經濟學界大行其道的新制度經濟學在我國更有發展的最好土壤。制度分析方法對中國問題的分析，也可以看成經濟學研究方法在實踐中的范式創新。制度方法研究經濟問題偏重于從社會制度、文化背景等出發，個人行為決定于社會制度,強調解釋，這種方法將制度作為變量，并用正統經濟學的研究方法來分析制度的構成和運用，采取了結構分析法、歷史分析法和社會文化分析法來研究經濟問題，揭示制度對社會經濟發展的影響的經濟學方法論。制度分析方法不是西方經濟學的獨創，其實馬克思也是一位大制度經濟學家。他的生產關系分析其實質就是制度分析，與西方制度經濟學家不同的是，馬克思從本質上進行制度分析,而西方經濟學家則是從現象上進行分析。這種注重從現象和形式上進行制度分析方法，具有客觀的實用性，能夠解決傳統經濟理論所無法解釋的外部性經濟問題，這對處于轉型期的中國經濟問題的研究，具有一定的方法論意義。比如說，我國經濟學家盛洪博士主編的《中國的過渡經濟學》，提出一種研究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經濟學理論，既可以看成用新制度經濟學研究在中國的發展,也可以看成制度分析方法在政治經濟學分析中的運用。周其仁撰寫的《產權與制度變遷：中國改革的經驗研究》也是這方面研究成果的典范。

四、結論

庫恩理論的“范式”概念里，方法論是重要的組成部分。庫恩的“范式”與“范式轉換”理論可以用來解釋經濟學方法論在中國的演進。基于庫恩理論的分析表明。中國化進程中經濟學方法論的演進無外非以下三種路向：一是批判式的繼承,堅持經濟學基本“內核”；二是對比來的借鑒，把西方主流經濟學的數學方法與博弈方法納入到經濟學的方法群里：三是實踐中的發展,用實驗與制度的方法分析現代中國的社會經濟問題，充實經濟學的方法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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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

關鍵詞：經濟學方法論 李嘉圖惡習 休漠的鍘刀 經濟學

THE TWO CLASSIC METAPHORS IN ECONOMIC METHODS

——review its apocalypse to Marxism Economics study

ABSTRACT: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bstract method and concrete method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ositive method and normative method are the two main questions in economic methods， which always induce controversy. In the study of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and ” Hume’ s lever-knife ” are the two famous metaphors， which are used to illum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m. This article analysis the meaning of the two economic method metaphors and review the apocalypse of them to the study of Marxism Economics.

KEY WORDS: economic methods; Ricardo’s bad habit; Hume’ s lever-knife; Marxism Economics.

導言

經濟學方法論是一門有關經濟理論分析中運用科學研究方法和分析工具的規律或規則的學問 。經濟學方法論是有一定的層次性的，它既包括具有哲學意味的一般方法論，如有關實證和規范之間關系的討論，關于從具體到抽象，從抽象到具體的運動討論等都屬于一般方法論的內容；又包括反映著經濟科學本身的性質和特點的具體方法論，如借用物理學概念而發展起來的局部均衡和一般均衡理論，主張經濟理論必須著眼于個人態度和行為或者集團行為而形成的個人主義方法論或整體主義方法論。經濟學方法論的主要作用在于它具有獨特的導向功能。如果沒有個人主義方法論在19世紀末的廣泛傳播，微觀經濟學中的諸多理論就難以在當時產生和得到深化；如果沒有建立整體主義的方法論，制度主義這一經濟學“異端”也不可能取得長足的進步。另外，一種學說使用的研究方法和工具總是會受到某種方法論的制約或支配。雖然很多經濟學者對經濟學方法論研究抱有否定的態度。

但是，在對西方經濟學 引進的過程中我們會遇到越來越多的觀點和學說，而在理論探討的過程中，辯論雙方基于各自的方法論基礎和前提假設進行討論，已經在我們的實踐中造成了太多本不應該存在的爭議和概念的模糊。這種因為缺少對方法論研究而造成的智力方面的浪費是驚人的。最突出的一個例子是關于勞動價值論的爭論。在馬克思總體方法論的基礎上，對勞動價值論的探討，不能脫離“生產總體”及其不同的環節和過程，另一方面也要十分清楚這個環節和過程在整個經濟關系總體中的地位和作用。如理論界爭論較多的生產要素分配問題，實際上主要是分配環節和分配過程的問題。發生在生產環節和過程的價值形成，決定的是可供分配的價值總額，生產要素所有權等規定決定著對既定價值的分配份額。從價值的形成到價值的實現、再到價值分配，存在著系列的轉化過程，這是總體內的辯證運動的過程 。不能對馬克思總體方法論有深刻的理解，必然會造成對勞動價值論的重大爭議。

這個例子的引入并不是為了比較某種方法論的優劣，雖然很多時候這種比較是必要的。因為對于不同的分析對象畢竟存在與之更加契合的分析方法。這里想突出的是，方法論的研究有著重要的實際意義。本文的根本目在在于從思想史的角度，對經濟學方法論中兩個隱喻“李嘉圖惡習”和“休漠的鍘刀”進行分析，并在分析的過程中引入馬克思經濟學研究中對這兩個隱喻所涉及內容持有的態度，在此種意義上，后面的分析含有比較介評的意味，但是我們并不把某種態度作為標桿，而是在這種比較分析中，讓各種方法自己顯現出它的優勢與不足。

一、“李嘉圖惡習”

大衛·李嘉圖（1772－1823）是英國古典政治經濟學的杰出代表和完成者 。1817年4月，李嘉圖的代表作《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出版，這是一本標志著英國古典經濟學最后完成的著作。全書共分三十二章，馬克思指出，他的理論完全包括在前六章中，而主要在第一、第二章（“論價值”，”論地租”）中，除貨幣一章以外全書其余各章只是這兩章的補充和附錄。確保李嘉圖在經濟學史上占有一定地位的是他鍛造了一般分析體系的能力，這種分析體系基于相對少的原理而獲得廣泛的結論，他的“體系”是演繹推理過程的一個紀念碑 。在李嘉圖的著作里，歷史、制度和事實這些在亞當·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東西都淡化為一種背景，有了他，經濟學喪失了以亞當·斯密的方法為特征的經驗傾向而變得嚴格和抽象了，從而經濟學變成真正自治的東西。即它基本上不依附于除了從它本身的思想體系的內部邏輯中產生的原則以外的任何原則。他的寫作風格的特點是要縮小抽象的結論和具體的運用之間的區別。李嘉圖擅長把復雜的經濟現象高度抽象成很少的變量，然后通過對這些變量的解釋進而對整個社會經濟的運作進行詮釋。熊彼特把李嘉圖這種將高度抽象的經濟模型直接應用于錯綜復雜的現實世界的傾向稱為“李嘉圖惡習”（熊彼特，1954年）。

李嘉圖擁護一種抽象的演繹方法是獨創性的，它指出了通向現代經濟分析的道路，并產生了最終轉化為數學形式的定理。李嘉圖創立了許多抽象的名詞來觀察經濟也具有獨創性。沒有比李嘉圖更抽象的思想家了，但也沒有人在考察所涉及的原理時更忠實于“奧卡姆剃刀 ”這樣的邏輯了 。李嘉圖抽象研究方法本身并沒有問題，他嚴密推理的分析體系顯示了一種方法論的嚴密性，這種嚴密性是他的前輩和他的同時代的經濟學家所不及的。抽象在經濟學中是必不可少的。“經濟人”假設是一個最普遍、最重要的抽象了，即使是現代經濟學中一般均衡理論中的阿羅－德布魯定理、產權理論中的科斯定理等也都建立在抽象的基礎之上。這些“參照系（reference）”本身的重要性并不在于他們是否準確無誤地描述了現實，而在于建立了一些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 。李嘉圖的這種抽象方法與馬克斯·韋伯的“理想類型（ideal-type）”有相似之處。韋伯在自己的著作中經常使用“理想類型”的概念。雖然名稱如此，但是它并不指任何規范的或者值得稱贊的東西，而與現代經濟分析中所使用的“模型”有親緣關系。一個“理想類型”就是一種思想上的構造，它并不描繪現實，而是通過夸張它的某些特征并丟棄其他的特征而從中抽象出來的。它簡化了對經驗上觀察到的物質的假說、系統化和分類的形式化。

李嘉圖出現問題的地方在于把這種抽象直接應用于現實。李嘉圖研究經濟現象運用抽象方法，以邏輯推論來發現其中的“法則”，即經濟現象間的內在聯系。馬克思對李嘉圖的這一方法給以高度評價，并做了精辟的論述。馬克思說明了李嘉圖采用這種方法的“歷史合理性”和“在政治經濟學史上的科學必然性”，也指出了它所存在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 。這種方法的“科學上的不完備性”主要表現在，“這種方法跳過必要的中介環節，企圖直接證明各種經濟范疇相互一致” 。在《資本論》中，馬克思對此亦有經典的評價，“他讓原始的漁夫和原始獵人一下子就以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按照物化在魚和野味的交換價值中的勞動時間比例交換魚和野味......看來，除了資產階級社會形式以外，“歐文先生的平行四邊形”是他所知道的唯一的社會形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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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方第一個把數學用于經濟問題的是意大利的切瓦,他于1711年寫了一本關于貨幣價值的書。但首先比較系統地運用數學的,是1838年法國庫爾諾的《財富理論數學原理的研究》,這書常被當做數理經濟學的開端。

    由于當時的經濟理論權威們不熟悉數學推理,而無人問津,直到40年后因受到英國的杰文斯和法國的瓦爾拉斯的高度推崇,才知名于世,并被當做數理經濟學和數理學派的正式起源。此后英國的埃奇沃思、馬歇爾、美國的費希爾、意大利的帕累托等進一步發展了數理經濟學。

    庫爾諾并沒有用過“數理經濟學”的名稱,他采用的書名用意不僅在于理論研究,而且在研究中要運用數學分析的形式和符號。他認為在財富理論中運用數學分析 ,是為了探索不能用數字表現的數量之間的關系,和不能用代數表現的函數之間的關系;即使不需要精確數字,只要能更簡明地陳述問題、開辟研究途徑、避免脫離主題,數學也有其有用之處,如果僅僅因為不熟悉或怕用錯而拒絕數學分析,是荒謬的。

    杰文斯1862年發表的論文《略論政治經濟學的一般數學理論》是數理經濟學的最早名稱,到1879年他的主要著作《政治經濟學理論》一書再版時,附上1711年以來的“數學的經濟的”文獻目錄,等于公開宣稱數理經濟學的存在。他認為經濟學要成為一門科學,必須是一門依賴于數學的科學,簡單原因就是研究數量和數量之間的復雜關系,必須進行數學推理,即使不用代數符號,也不會減少這門科學的數學性質。

    杰文斯的目的是要為價值的最終理論以及建立在這個理論之上的市場規律提供數學解說。他的理論中心是“價值完全由效用決定”。他把商品對所有者的效用分為總效用和最后程度的效用(即后來的邊際效用),后者是商品擁有或消費總量增加時,總效用增加量對商品增加量的比率。

    他認為隨著商品擁有量的增加。最后程度的效用會逐漸降低,并據此用數學方法推出:一種商品所有者和另一種商品所有者互相交換商品可以增加總效用,交換要進行到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相等、總效用最大達到均衡時才停止,這時兩種商品在兩個所有者之間的交換比率應該等于交換完成后兩種商品的最后程度效用的反比。

    瓦爾拉斯在1874年出版的《純粹政治經濟學綱要》一書中認為,純粹經濟學實質上就是在假設完全自由競爭制度下,關于價格決定的理論;價格存在是因為商品具有數量有限和有用的自然條件,只要有交換就會有交換價值。

    交換價值是個可計量的數量,正是一般數學的研究對象,所以交換價值的理論應該是數學的一個分支;數學方法并不是實驗方法而是推理方法,經濟學的純粹理論也象“物理-數學的”科學一樣,從經驗的真實概念中抽象出理想的概念作為基礎,可以超出經驗范圍進行推理,在建成這個科學后再回到實際,也不是為了驗證,而是為了應用。

    瓦爾拉斯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邊際效用價值論之上的一般均衡理論體系。庫爾諾雖然也考慮過個別商品的產、銷、進出口對其他商品生產者的收入會產生反作用,但仍然限于局部分析,沒有同時照顧全局,瓦爾拉斯企圖用數學方法加以補救。

    埃奇沃思最早研究商品各種議價的經濟后果,并且提出無差異曲線的概念以便避免用貨幣作為計量邊際效用的固定單位,后經帕累托改進,用以代替邊際效用,作為一般均衡的理論基礎。馬歇爾的理論核心是認為一種商品的均衡價格就是在其他情況不變時,該商品的需求價格與供給價格達到一致時的價格,所以又稱為局部均衡論。

    數學在現代經濟理論中的應用越來越廣泛,一方面運用數學方法研究的理論領域還在擴大;另一方面,對前人研究過的問題還不斷運用更深奧的數學方法進行更深入的探討。

篇8

要說國際經濟與貿易專業哪些學校最牛，對外經濟貿易大學肯定是執牛耳者。要說對外經濟貿易大學招牌專業是什么，當屬國際經貿。很多國際經貿專業的學生不知道除了教材外，應該讀哪些專業書。帶著這個問題，記者采訪了對外經濟貿易大學國際經濟貿易學院院長洪俊杰教授，洪教授為同學推薦了七本必讀書。

首先是大家耳熟能詳的亞當?斯密的《國富論》。《國富論》是對當時各國資本主義發展經驗的總結、描述，吸收了當時比較主要的經濟學的思想理論，但他是批判性地吸收，并不是完全照搬別人的，他對整個國民經濟的運行做了比較系統的描述。這本書在經濟學的地位很高，被稱為“第一部系統的偉大的經濟學著作”。作為入門書來說，大家需要讀《國富論》，雖然它的寫作年代已久遠，但是對現在來說，很多方面仍具有借鑒意義。通過閱讀，可以啟發國際經貿專業學生的思維，拓寬知識面，培養獨立思考和分析國際問題的能力。通過閱讀本書，大家可以了解亞當?斯密國際貿易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方法。如果說只推薦一本本專業的必讀書，那也當屬《國富論》了。

第二本是大衛?李嘉圖的《政治經濟學及賦稅原理》。這本書的地位也非常高，被譽為是繼亞當?斯密《國富論》之后的第二部最著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著作。書中提了很多概念和思想，比如比較成本學說、貨幣理論等，比較成本學說成為19世紀關于自由貿易的討論基礎，貨幣理論已經成為現代貨幣理論的基礎。通過閱讀本書，可以幫助大家形成自由貿易思維，以此為基礎，可以更好地掌握后來蓬勃發展的自由貿易學說。

第三本是羅納德?麥金農的《美元本位下的匯率：東亞高儲蓄兩難》。麥金農也是一個非常著名的經濟學家和金融學家。這本書主要介紹東亞，特別是中國和日本兩個國家工業快速發展，出口快速擴張，成為實現經濟成就的主要推動力。通過閱讀此書，可以了解東亞經濟增長奇跡背后的原因，了解國際貿易體系和國際貨幣體系對經濟增長的重要性。

第四本是伯納德?霍克曼和邁克爾?考斯泰基寫的《世界貿易體制的政治經濟學：從關貿總協定到世界貿易組織》，這本書可讀性很強，講的是世界貿易組織的結構以及潛在的影響。我們知道世界貿易組織是二戰之后在布雷頓森林體系上建立起來的，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世界銀行（WB）一起被稱為世界經濟發展的三大支柱，它的前身是關貿總協定，對現在的全球貿易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制定了多邊規則。雖然現在面臨一些問題，但還是起到支柱性的作用。我國也一直強調多邊的重要性，對我國來說，世界貿易組織其實還有些特殊的意義。理解該組織的范圍和相關性相當重要，對于經濟學、政治學、公共政策、商業管理和法律專業的學生來說，這本書的價值不可估量。

第五本是賈格迪什?巴格瓦蒂的《現代自由貿易》，講的是自由貿易與經濟增長，自由貿易和窮國的貧困，以及自由貿易的現代走向，商品和服務貿易與美元貿易的差異等內容。巴格瓦蒂是現在自由經濟學派的權威，他的研究領域主要是國際貿易、福利經濟學和財政學等，是國際貿易領域最重要的理論家之一。現代貿易對全球的經濟增長起著非常重要的作用，比較機會成本、比較優勢等很多思想對于現在來說都具有重要意義。對于中國來說，國際貿易的發展也保證了改革開放后中國幾十年的經濟增長，是非常重要的推動力，讀這些對我們了解中國、了解貿易和經濟增長都具有重要作用。

以上這些書適合大一大二的學生看，下面的兩本書更適合大三大四的學生看，如果一開始就看下面這兩本的話會比較吃力。

第六本是保羅?克魯格曼的《流行的國際主義》。內容主要側重于國際經濟學的發展前沿，對現實問題的分析，以及國際經濟關系中的實證研究。通過閱讀此書，有助于大家掌握國際經濟學的理論，了解國際經濟學基本原理的應用，非常適合大三大四學生進一步深化對國際經濟學的理解，其中實證分析方法和手段也值得學生借鑒。

第七本是蒙代爾的《匯率與最優貨幣區》。20世紀宏觀經濟政策革命的核心是國際金本位制的崩潰，以及對過去認為正確的財政政策、貨幣政策和匯率政策組合的懷疑，現在很多時候看一些傳統的政策組合，其實是有些問題的。有一定國際貿易學基礎的學生看了此書之后，能夠加深對國際貨幣理論與政策的理解，領略精妙的經濟學思想。

以上這些書是比較經典的，知識也是比較傳統、基礎的，如果想獲得國貿方面最新的知識，可以多多關注WTO（世界貿易組織）網站、聯合國貿發會議（聯合國貿易和發展會議）的網站及出版物，比如《世界投資報告》，它的影響非常大。還可以關注世界銀行以及美國的一些智庫，其中很多東西都是最新的。還可以看一些專業性的期刊，比如英國的《經濟學人》，美國的《華爾街日報》、《金融時報》，都有利于大家跟進、了解最新的知識，這是很重要的。

篇9

在政治經濟學的研究中，常規的思維定式是“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一些學者眼中的就是這樣的方法論極端，生產力是自變量，生產關系、政治制度與意識形態是后面一連串環環相扣的因變量、新古典政治經濟學也是這樣的典型套路，經濟利益驅使政治行為，從而決定最終的政策結果、然而，一旦要把邏輯順序完全顛倒過來，那就是倒掛金鉤――觀念決定制度或行為，再由此決定相關的政策結果、這非常規的思路，力圖用意識形態來解釋政策變遷，解釋邏輯自然有難度，需要研究者發揮里瓦爾多那樣的想象力和爆發力。

意識形態是理念(idea)層面的變量，而理念只有通過人(actor)才能對政策發揮作用顯然，理念影響政策最方便的作用途徑便是影響作為政治決策層的政治家，在非民主體制的威權主義國家，這個解釋途徑最好不過了：如果社會遭到國家(state)的壓制，缺乏表達意見的能力，那么政策的決定權更多地在國家這一方，那么，國家政治決策層的理念無疑在政策制定過程中就會起到至關重要的決定性作用。因此，政治家的理念就成為此類解釋的關鍵所在。

倒掛金鉤的確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但在追求創新的學術界，這樣想做里瓦爾多的人還的確不少。例如高柏所寫《經濟意識形態與日本產業政策》一書，在解釋變量上便想要用意識形態來解釋政策變遷。

在理論上，高博士憑借的是經濟社會學的制度主義學派，該學派強調制度、國家等變量，拒絕經濟學與理性選擇理論采用的理性人假設。然而，熟悉西方文獻的高博士知道這種理論方法的優勢、劣勢，所以也并不企圖在方法論上有大的創新，他也深知意識形態在界定上的難度，所以從一開始就小心翼翼地界定日本從二戰以來逐漸發展出的經濟意識形態――發展主義。作為一個后發展國家，日本發展出了獨特的經濟思想與意識形態，發展主義強調“民族―國家”作為分析單位，而不是個體主義，具有強烈的生產導向，強調戰略干預的經濟觀、防止過度競爭原則、反利潤原則。

那么，思想觀念如何通過政治力量對政策發揮影響呢?高博士把重點落在了關鍵經濟學家與主要政治家的牢固聯系之上，同時他也提及外部威脅感知之下的民族主義意識形態所起到的輔助作用。

其中，以澤廣巳、中山伊知郎、東精一為首的實踐派經濟學家起到了最為關鍵的作用。他們的經濟思想在很大程度上決定了二戰以來不同時期的政策范式，包括1930年代初期到1949年的管制經濟、1950年底占統治地位的促進出口、以及1960年代的高增長與自由化政策，高書詳細分析了日本的發展主義經濟意識形態，在這些不同時期對其政策范式的具體影響。高書對于從理念到政策的因果機制進行了詳細的闡述，細致地展現了日本這段時期政策演變中話語傳播的詳盡過程。有了針對話語傳播的剖析，從經濟學家的思想到政治家的理念、再到政策結果的邏輯才得以建立起來。

雖然做出了很多努力，但倒掛金鉤的難度仍然存在：盡管高書對意識形態的解讀較為詳細，但他卻難以區分理念與制度孰先孰后的次序問題；一旦他要用意識形態去解釋經濟政策變化，就會跟政商關系等制度因素沾在一起，難以分離，加之又缺乏比較案例，高書只能停留在單方面把故事講清楚的地步，卻無法給出讓人信服的比較論證。

其實，在比較政治經濟學(Comparative Political Economy)領域，有許多以理念為基礎的成熟研究。與本文討論密切相關的，可以參考彼得?霍爾針對凱恩斯主義的研究。其系列研究強調，西方主要發達國家七八十年代經濟政策改變的基礎是從凱恩斯主義理念到貨幣主義理念的轉變。與之前兩位作者不同，霍爾明確地提出理念的影響力是通過制度來實現的，在研究中也更多地使用了比較的方法來隔離理念變量之于政策變遷的獨立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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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城市形態相關理論回顧

1.1　城市歷史研究

西方著名城市研究學者培根（Baken， 1976）、吉爾德恩（Giedion， 1971）、科斯托夫（Kostof， 1991）、芒福德（Mumford， 1961）、拉姆森（Ramussen， 1969）和斯喬伯格（Sjoberg， 1960）等對傳統城市研究作出了主要貢獻。他們的著作除了詳盡的描述了西方城市歷史形態演變過程之外，亦討論了引起其變化的原因。如斯喬伯格在《工業化之前的城市》（1960）中敘述到：“城市和文明不可分離，隨著城市的出現與發展，人類最終出離了原初的狀態。城市的發展同時又使人可以建造更加復雜的能滿足不同生活方式需求的物質環境，人們從而相信，可以有更多的生存方式。正如許多學者所認為，城市是人類歷史上繼農業生產之后的第二個意義重大的創造。”傳統中國城市同樣吸引了廣泛的研究（董鑒泓， 1982； 賀業鋸， 1985； Sit， 1995；Wu； 1993； Xu， 2000）。兩種城市形態思想影響了傳統中國的城市格局，第一是《周禮》（西周）的最后一章“考工記”，其中所強調的“圍合城墻”、“南北軸線”、“宮城居中”和“對稱布局”反映了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和中國傳統的倫理與哲學思想。第二是《管子》（周和西漢），這部古典地理著作倡導自然的哲學，人類的居住環境應和自然環境相協調，在城市建設中，人們可以利用環境條件達到理想的居住目的。“理性”和“自然”的原則反映在《周禮》和《管子》中，互相補充構成了獨特的中國傳統城市形態理論，并且影響了古代城市的主要特征。這些思想在世界城市發展史中占有顯著的位置。盡管上述城市歷史理論著作較少直接提及傳統經驗對現代城市建設的意義，但是它們已經并將會繼續對現代學術及實踐領域產生深遠影響。

1.2　市鎮規劃分析（town plan analysis）

古典市鎮規劃分析起源于歐洲中部，以德國的斯盧特（Schlter， 1899）為代表的“形態基因”研究（Morphogenesis）是其最早的理論基礎。“形態基因”在康澤恩（M.R.G.Conzen， 1960）的著作中被進一步發展，通過分析歐洲中世紀城鎮，規劃設計元素被劃分為街道和由他們構成的交通網絡；用地單元（plots）和由它們集合成的街區；以及建筑物及其平面安排。依靠創立并運用以下概念方法：“規劃單元”（plan unit）、“形態周期”（environmental period）、“形態區域”（environmental regions）、“形態框架”（morphological frame）、“地塊循環”（plot redevelopment cycles）和“城鎮邊緣帶”（fringe belts），康澤恩的研究在英國形成了康澤恩學派。在上述的概念方法中，“城鎮邊緣帶”的影響最為廣泛，這一概念指城鎮邊緣由混合用地構成的動態帶型區域，其存在是城鎮歷史發展的普遍現象，對這一“不穩定”區域的研究有助于對城鎮發展演變的理解，并進一步為規劃管理提供建議。康澤恩對城市形態研究的貢獻可概括為五點：

（1）建立了基本的市鎮規劃分析體系；

（2）第一次在英文地理文獻中使用完全的過程演變的方法；

（3）確立以獨立的基本地塊為研究單位；

（4）使用詳細的地圖配合實地調研和文獻分析的研究方法；

（5）發展了城鎮景觀的概念（Whitehand， 1987）。1980年代初成立于英國伯明翰大學地理系的城市形態研究組（Urban Morphololgy Research Group），繼承和發展了康澤恩的思想，是目前這一領域最為活躍的學術組織之一。近年來，他們的影響已逐漸由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洲擴展到了整個西方的城市研究學術領域。盡管市鎮規劃分析研究發展出許多分支，例如對建立城市“規劃控制”和“發展管理”原則的應用，但它對舊城保護實踐的意義依然最為重要。（詳見：bham.ac.uk/geography/umrg/umrg.html）。

1.3　城市功能結構理論（theories of urban functional structure）

形成于美國的形態理論有兩個主要分支：第一是20世紀20年代出現的被稱作文化形態研究的伯克利學派，它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民居聚落而非城市；第二是形成于芝加哥大學社會學系的芝加哥學派，這一學派運用折衷社會經濟學理論強調城市用地分析。在社會學家伯吉斯（Burgess， 1925）創立了同心圓理論的基礎上，霍伊特（Hoyt， 1939）發展出扇形區理論，哈里斯（Harris， 1925）和尤曼（Ullman， 1945）發展出多核心城市理論。20世紀50、60年代以后，他們及其追隨者的研究在世界范圍內產生了廣泛影響。城市功能結構理論作為城市形態研究的一部分是因為它關注城市用地，而規劃和建筑設計僅被視為城市用地的載體。另外，相對于解釋城市內部不同功能分布的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克里斯托爾（Christall）的“中心地理論”（central place theory）分析了城市之間的空間及規模關系。城市功能結構理論反映了從社會經濟學角度研究城市用地發展關系的城市形態方法。

1.4　政治經濟學的方法（political economy analysis）

政治經濟學的概念在這里廣義的包括宏觀經濟學、社會學和政治學的方法。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在建筑環境（built environment）與商品生產過程之間建立了聯系。這一領域的代表學者哈維（Harvey， 1985）分析了城市景觀形成與變化和資本主義發展動力之間的矛盾關系，再此基礎之上建立了“資本循環”（capital circuits）理論，他指出城市景觀變化過程中蘊涵了資本置換的事方法實。鮑爾（Ball， 1986）推進了這一思想，發展出“建筑供給結構”（structure of building provision）模型，他討論了建筑生產過程中的相關社會元素，其中包括發展商、規劃管理和服務對象的動力作用及其之間的相互關系。更進一步，諾克斯（Knox， 1991）在研究中指出“建筑供給結構”包括更為廣泛的范圍，通過對美國城市景觀的分析，諾克斯證明了社會文化因素與經濟因素同等重要并影響著城市環境的形成過程。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強調建筑環境產生和變化與社會生產與再生產過程密切相關，在這一過程中資本是主要作用因素，同時城市發展的組織形式及相關社會機構所起的作用亦是研究的焦點。

1.5　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

喬爾（Gehl， 2000），林奇（Lynch， 1958），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和賴特（Whyte， 1980）等的研究建立了人類行為與物質環境關系的理論，他們的探索包括人類如何感知特定的環境并且產生行為反應，進而如何在設計實踐中利用這些規律。在這些研究中客觀科學的方法代替了舊的個人直觀的行為研究傳統，他們的理論著作改變了現代規劃與設計的教育和工作方法。在林奇的一系列研究中，“心智地圖”（mental maps）的方法被用來反映個人對環境的感知，通過使用“節點”、“路徑”、“地標”和“區域”作為基本元素來分析環境心理趨向。他同時使用“可識別性”來描述環境特質，好的建筑環境使居民感覺舒適，親切。林奇強調好的城市形態還應包括：活力與多樣性（包括生物與生態）、交通易達性（開放空間、社會服務及工作）、控制（接近人體的空間體量）、感覺（可識別性）、靈活性和社會平等一系列要素。拉波波特（Rapoport， 1990）、洛贊諾（Lozano， 1990）和特蘭塞克（Trancik， 1986） 討論了人對特定建筑環境的行為反應，分析了現代城市問題多出于“逆城市”和“逆人”的作用力。基于這個觀點，他們建議城市發展演變應與當地生活方式及文化需求相適應，強調設計應與環境相協調，即“環境行為”的方法。

1.6　建筑學的方法（architectural approaches）

在大量的形態理論研究中，由建筑師與城市設計師發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對理解城市形態提供了獨特的視角，其中最為突出的包括類型學（typological studies）與文脈研究（contextual studies）。類型學起源于意大利與法國，意大利建筑師瑪拉托利（Mara tori）、坎尼吉亞（Canniggia）和羅賽（Rossi）奠定了類型學的基礎。根據羅賽（Rossi， 1982）的解釋，類型是普遍的，它存在于所有的建筑學領域，類型同樣是一個文化因素，從而使它可以在建筑與城市分析中被廣泛使用。由于類型學關注于建筑和開敞空間的類型分類，解釋城市形態并建議未來發展方向。類型學的方法在歐洲建筑設計及城市景觀管理中得到了廣泛的應用。文脈研究著重于對物質環境的自然和人文特色的分析，其目的是在不同的地域條件下創造有意義的環境空間。文脈研究在艾普亞德（Appleyard， 1981）、卡勒恩（Cullen， 1961）、克雷爾（Krier， 1984）、羅（Rowe， 1978）和賽尼特（Sennett， 1990）著作中被廣泛討論。其中最有影響的概念是卡勒恩的“市鎮景觀”（townscape），這一概念的建立基于兩點假設，一是人對客觀事物的感覺規律可以被認知，二是這些規律可以被應用于組織市鎮景觀元素，從而反過來影響人的感受。通過分析“系列視線”（serialvision）、“場所”（place）和“內容”（content）。卡勒恩指出，英國1950、1960年代的“創造嶄新、現代和完美”的大規模城市更新建設和富有多樣性特質的城市肌理（包括顏色、質感、規模和個性）相比較，后一種更有價值和值得倡導。這一思想對中國改革開放以后城市快速發展的現實同樣有深刻的啟發作用。

1.7　空間形態研究（space morphology studies）

這一理論認為城市由基本空間元素組成，它們構成了不同的開放與圍合空間和各種交通走廊等，空間形態研究從不同規模層次分析城市的基礎幾何元素，其目的是試圖描述和定量化這些基本元素和它們之間的關系。空間形態研究起源于1950年代由馬奇和馬丁（March，Martin， 1972）在英國劍橋大學創立的“城市形態與用地研究中心”。隨后各種不同概念被發展用以定義和描述建筑和居住聚落（Steadman， 1983：Mitchell， 1990），其中最有影響的是“空間語法”（space syntax，詳見：spacesyntax.com），這一概念可以被定義為描述、解釋和定量建筑或聚落空間結構的技術方法。這一方法不僅強調分析空間集合的幾何特性，更重要的是蘊涵其間的社會與人類學意義（Hillier， 1983）。以上討論的城市形態理論提供了廣泛的方法來剖析城市物質環境，盡管它們有重合之處，但根據所側重的研究對象和方法的不同，相關的理論概括起來可以被分為三類：一是“形態分析”（environmental analysis），包括城市歷史研究、市鎮規劃分析，建筑學的方法和空間形態研究。“形態分析”依靠從二維到三維的城市地圖、規劃與建筑設計和城市實體研究，其目的是解釋城市現象和剖析其中隱含的規劃管理、建筑師、業主和各種相關專業人員在城市形態變化中的作用及責任。二是環境行為研究（environmental behavior studies），它關注于人的主觀意愿和人的行為與環境之間的互動關系，研究過程包括實地觀察、問卷調查及相關人員的訪問；三是“政治經濟學的方法”，它關注政治與經濟因素和相關的社會組織在“城市過程”（urban process）中的作用，定量的方法在這里是主要的分析工具。

2　城市形態與城市規劃及城市設計

西方現代城市規劃起源于建筑師與社會學家尋找理想的城市形態以醫治“城市病”的烏托邦和物質形象的思想。在過去的20多年中，西方城市發展的實踐要求規劃師更多的關注于“政策規劃”、“發展影響評估”、“發展管理”、“社會規劃”和“經濟發展”。規劃師的職責似乎完全脫離了物質環境。然而，物質環境在規劃學科中，無論過去與現在都依然占有重要的位置。正如霍治（Hodge， 1998）指出：“大量的規劃工作依然圍繞著兩個中心，一是計劃新建項目對現狀環境影響的評估，二是組成物質環境的不同功能和活動部分的空間協調。”城市形態研究的價值在于它在城市動態變化的過程中適當安排新的結構元素的能力，如“形態分析”已成為提高城市“發展管理”和“設計控制”等規劃實踐的重要工具，評價規劃工作的優劣在某種意義上是指得到規劃許可的城市發展的結果。基于這一觀點，城市形態的方法對輔助與充實規劃實踐有重要意義。“可持續發展”和“城市交通”研究是當前西方規劃學科的熱點課題，環境、經濟和社會效益與城市形態的關系日益得到重視。具體的規劃概念如密集式城市發展（compactcity或neo traditional development）和交通需求管理（Transportation Demand Management）要求創造較高建筑密度，混合用地，發展步行和公交系統和一系列新的設計原則。作為物質參照的城市形態是“可持續發展”及“城市交通”等規劃研究的重要組成部分，更加完善和理性的城市形態研究應得到充分的重視。城市形態研究的意義同時存在于它與城市設計的關系，盡管城市設計概念自出現到現在的30多年來，還未形成一個全面共識的定義，但是，城市設計作為一個獨立學科在實踐層面上的認識，可以描述為是由建筑學、城市規劃和景觀建筑學參與的，給予環境以特定形式的活動。其中的活動指利用現有條件，創造新的結構元素，用于提高缺乏統一與整體性的城市環境（Schurch， 1999）。城市形態的目標是理解城市結構形成過程與文化、社會經濟及政治的作用力的關系，城市形態與城市設計的同構關系，不僅表現在文字描述上，同時反映在設計實踐中，所以系統的城市形態研究可用于加強和整合城市設計的理論基礎。

3　城市形態的方法與理論研究框架

根據諾克斯（Knox， 1994）的“城市化過程”（urbanization as a process）理論，城市化由一系列相互作用的社會、經濟、人口、政治、文化、生產技術和環境變化過程所推動。城市化的直接結果是越來越多的人口居住于日益擴大的城鎮區域內，同時，城市化還導致了其它的一些結谷凱　城市形態的理論果，如城市體系、城市用地、社會結構、建筑環境和生活方式的變化。特定的社會系統，如政府政策、法律體系、城市規劃和城市管理關注到變化中存在的各種問題，作出一系列的反應繼而影響初始的動力因素，這一過程最終形成了一個動態變化的循環體系。諾克斯的分析利用廣義的政治經濟學作為“城市化過程”理論的基礎。作為城市化的一個結果，城市形態的變化明確的反映了城市化過程。基于以上討論，“城市形態作為城市化的結果”（urban form as an outcome of urbanization）這一模型，使物質的城市形態，抽象的政治經濟因素和城市規劃有機的聯系在一起，從而提供了一個強有力的并可以被廣泛應用的方法來分析城市形態變化的動力及過程機制。在這一模型中“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的概念與方法被強調作為主要的物質環境分析工具。形態分析關注于和城市相關的客觀物質、圖形及文字資料，環境行為研究強調城市居民和專業及行政管理人員的主觀意愿的調查分析，方法它們互相補充，從不同的視角檢視研究對象，從而使城市形態的研究更為理性與客觀（圖1）。復雜性（complexity）與不確定性（uncertainty）理論在這一研究框架中被同時強調。復雜性和不確定性是西方社會科學中新興的邊緣學科，其主要思想是分析和探索各種系統表現出的混亂、非連續性和難于控制的主要原因，其中的復雜性是主要因素。事物所具有的復雜特性挑戰了研究分析與規劃決策過程。充分認識到復雜性這一因素并不能使工作過程變得容易，但它可以使決策者有充分的準備，從而應對由復雜性產生的不確定性。對于不確定性的清晰認識可以幫助尋找適合的分析方法。克里斯坦森（Christensen， 1985）在研究中指出，解決問題的過程取決于目標與方法的不確定程度，當人們對目標和如何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形成共識，確定性較高，分析與決策過程可以依賴科學與理性的步驟去完成；當人們同意目標的方向，但不知如何達到它，分析與決策是一個學習過程；當人們不確定要達到的目的，但有許多可選擇的方法，分析與決策成為一個討論過程；最后，如果人們同時不能對目標與方法達成共識，分析與決策成為在混亂中尋找秩序的過程。認識到不同類型的不確定性，可以對問題的特性作出判斷，從而找出更有效的解決問題的途徑。概括而言，復雜性與不確定性滲透于整個城市發展過程中，它們應成為形態研究框架的一部分。改革開放以后的中國，由傳統的單一計劃經濟為主體轉型為多種經濟形式共同存在。其中的轉型性經濟因素（transitionale conomy）、缺乏穩定性的發展政策和領導主觀意愿構成了分析決策過程的復雜性因素。在相對有限的可借鑒經驗的條件下，缺乏明確的目標與工作方法往往同時成為城市發展規劃中的問題，對不確定性的充分認識對提高中國城市研究有特別的現實意義。

4　結語

在城市化過程理論的體系內，形態分析與環境行為研究被強調作為主要城市形態分析工具。其中的形態分析，雖然包括廣泛的方法與技術，但對城市總體規劃和城市設計方案的分析是其基本要求。不可否認，規劃設計方案只是整個規劃過程的一部分，完整有效的規劃依賴于管理、控制和實施等各個環節，但規劃設計方案記錄了社會價值觀念、人們的主觀意愿和環境管理方法。沒有作為形態基礎的規劃設計方案，大規模的規劃是無法實現的。好的城市形態決不是僅僅基于美學原則的標準，它更依賴于活動其間的人的感受與評價。得到人們欣賞并積極評估的城市環境是真正有價值并應得到廣泛的倡導與維護。基于環境行為研究發展出的一系列方法包括問卷調查、相關人員的訪問和實地觀察，這些工作過程不僅重視專業和行政管理人員的意見，其中更關注普通居民及流動人口的意向，通過數據記錄與分析，最終將其反饋到規劃設計、政策制定及具體管理行為中。1970年代末以來的中國已經進入了一個快速城市化過程，這一過程包括了一系列巨大的經濟與社會結構的重構。同世界其它國家相比，中國城市形態的變化，從動力機制到實體環境都顯示出不同的特點，其復雜性與多樣性對城市形態的理論研究具有特殊的價值。雖然國內階段性的城市形態研究已不斷出現，然而系統與全面的分析，尤其是方法論的研究還有待提高。本文關于這一課題的思考，目的在于希望從大量的相關文獻中理出一個簡單與明晰的脈絡，并適用于實際案例的分析研究。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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