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現代天文學成就，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關鍵詞：南陽漢代畫像石 日食 太陽黑子 二十八宿

中華民族，歷史悠久，文化燦爛。就古代天文學來說，發展尤早，自成體系，成就赫然。可惜的是由于年代久遠，古天文圖像資料罕有留存。值得慶幸的，出土的漢代帛畫、壁畫、石刻等文物上，有不少以天文圖像為表現對象的內容，天文畫像石是南陽漢畫像石最獨特的內容。它們是我國古代特別是漢代天文學史彌足珍貴的實物資料。

在我國的仰韶文化、大汶口文化遺址中的陶片上有太陽、云氣紋，這說明早在距今6000年前先民已對天文學有了一定認識。

對日食的科學解釋。日食是天空中最為驚心動魄的天象，殷商甲骨文就有鍥刻，古籍也不乏記載，如《詩經?小雅》“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上古時期，先民觀測日食是直接用肉眼觀察。到了漢代，為了避免強烈的太陽光對人眼的傷害，天文學者京房改進了觀測方法，以油盆照映來觀測日食。漢代對日食的觀測所取得的成就要比前代為高。如記錄漢征和四年的一次日食：“八月辛酉晦，日有食之，不盡如鉤，在亢二度，哺時食，從西北，日下哺時復。”對日食發生的日期、起始時間、形狀、在天際的相對位置、食分、虧起方位等都作了很詳細的記載。長期惟精惟勤的觀測、探索，使漢代先民在對日食的感性認識的基礎上，有了質的理性認識，掌握了日食發生日期的規律性，并對日食成因予以科學的解釋：“彼見日蝕，常于晦朔，晦朔月于日合，故得蝕之。”漢畫中有日食具體圖像。一幅是山東泰安大汶口出土的石刻，其圖像為一烏一兔在同一如壁圓內，《淮南子’精神訓》言“日中有俊馬”，《楚辭?天問》云“顧兔在腹”。漢畫中有不少一圓內棲有一烏或有一兔來表示太陽或月亮，可見烏兔共一圓內表示的是日月之合即日食。在河南南陽漢畫館內，有兩幅石刻畫像，均為一展翅飛翔的陽烏腹內有一蟾蜍。蟾蜍是月亮的另一代物，《靈憲》云：“羿請不死之藥于西王母，羿妻姬娥竊以奔月，托身于月，是為蟾蜍。”蟾蜍于金烏腹內，顯然表現是月掩日的日食天象。這類圖像，有力地證明了漢代對日食成因的科學論斷。

對太陽黑子的積極探索。太陽，灑向大地以陽光，滋潤萬物以生長，是與人類生活最密切相關的天體。因此，人類對太陽以最多、最慎重的觀注，在漫長而艱辛的歷史中，發現了太陽表面會出現異常現象――太陽黑子。目前，世界上普遍公認的太陽黑子記述是中國歷史上西漢時期，即《漢書?五行之志》的載的“河平元年……三月乙未，日出黃，有黑氣大如錢，居日中央。”實際上，在此之前與之后，古籍上不乏有對這奇異神秘天象的記述。如《淮南子?精神訓》：“口中有一烏”；《漢書?五行志》：“漢元帝永光年四月……日黑居仄，大如彈丸。”《五經通義》：“日中有三足烏”。《靈憲》：“日者，陽精之宗，積麗成烏．像烏而三趾”。這些明亮耀眼的太陽內的“三足烏”，顯然是在對太陽表面觀測的基礎上的相象，而這一基本事實，只能是太陽出現太陽黑子，不過，由于當時生產力水平的低下，人們還不能正確地解釋這一自然天象，只好借助了想象力的方法來描述這一自然現象或把這一自然現象神秘化。其實，太陽有不潔凈時候的看法在上古時期已有了。《山海經．大荒南經》日：“東海之外，甘水之間．有羲和之國。有女子日羲和，方浴日于淵。羲和者，帝俊之妻，生十日”。神話中羲和母親要給太陽兒子洗澡，說明太陽表面有不干凈時候的觀點由來已久。太陽不潔，還其根本，可能是太陽會出現黑子的緣故。漢畫中有一些太陽內棲有三足烏的圖像，其中最清楚的是：一是出土于長沙馬王堆漢墓的帛畫上，渾圓的太陽內立一三足烏；二是河南南陽針織廠漢墓出土的墓頂石上，也是太陽之內棲有三足烏。如果上面我們的觀點誤的話，這些無異是太陽黑子的形象刻繪。

二十八宿體系的大普及。恒星在天穹中的視覺位置大致上是穩定的，它們的出沒隱現與日、月、五行的位置相關，是古人判斷季節、制定歷法最直接的依據。為了觀測上的便利與比較，中國先民在日月周天運行軌跡附近劃定了二十八個星宿作為標志，稱為二十八宿，它們的名稱在《淮南子》、《月令》、《史記》上均有完備的記載。我們的祖先又把二十八宿分成四組，每組七宿，并配以具體方位和想象中的四靈相聯系，它們的對應關系是：

東方 蒼龍 角、亢、氐、房、心、尾、箕

南方 朱雀 井、鬼、柳、星、張、翼、軫

西方 白虎 奎、婁、胃、昴、畢、觜、參 一

篇2

這張星象圖何以到了敦煌石窟中現在仍是一個謎。1959年，劍橋大學中國科技史專家李約瑟曾推斷此圖可能是五代后晉(公元936～947年)年間繪制的，他在《中國古代科技成就》一書中提道：“我們幾乎可以肯定，這是一切文明古國中流傳下來的星圖中最古老的一種。”之后的50多年里，許多人都沿用了這種說法。

關于星象圖年代的推斷，以前完全根據古文的書寫方式和圖中提到的歷史人物，從沒有人研究星象圖的科學內容，也許該圖的粗糙外貌給專家們留下了不可能包含任何精確科學信息的印象。最近的研究表明，學者們都被表象欺騙了，其實這張星象圖的內容非常重要。法國天文學家讓－馬克?博奈－比多(Jean-Marc Bonnet-Bidaud)、弗朗索瓦絲-普熱得瑞(Franoise Pradede)和國際敦煌項目部通力合作，發現1339個星星的位置誤差不超過1.5°～4°

在此之前的2月10日，倫敦的國際敦煌項目成功召開了有關中國古代天文學的研討會，重點介紹了中國人的觀星方式，以敦煌星相圖為例，讓－馬克?博奈－比多深入分析了中國和西方的天文學傳統的差異。在比多看來，這張圖清楚明晰地描述了星空的樣子，對我們當前理解星空提供了重要的歷史依據。中國的天文學曾經領先世界，中國的星座名稱與西方不同，對古代中國人來說，星象是人間生活的投影，解讀星象需要神秘的知識，只有少數幾個人才擁有這種能力。

該星象圖的年代也被歷史學家們重新鑒定，認為該星圖比李約瑟的估計還要早300年，一個重要的根據是圖上文字對“民”字的避諱。大英圖書館國際敦煌項目部主任魏泓博士說，看過這張圖的中國學者已經提出，這似是為了避諱皇帝名字。因此，這幅圖的年代應定在唐太宗李世民駕崩之后，睿宗李旦登基之前，即公元649―684年之間，因為文中避諱了“民”，卻尚沒有避諱“旦”。

魏泓博士說，圖中文字出現“臣淳風言”的字樣，顯示原圖應是648～664年間擔當御用星象師的李淳風制作。因為只用其名，不用其姓像是自稱，若出自他人之筆的話，出于尊重應用整個姓名才對。她說卷末畫出的手持弓箭的電神所穿的服飾，尤其是帽子的戴法也像是唐代早期繪制的。不過，她認為這幅圖是復制本，理由是有一兩個星星的位置畫錯了地方，另外，圖上看不到任何初繪這樣一張圖所需的坐標方格，而且使用的紙又很薄，可以用于描摹。

篇3

 數學科學是以人們的社會生活需要及客觀現象為研究對象。它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組成部分，和一定的社 會歷史發展水平相適應；它作為一種文化現象，又受到整個文化結構的影響。東西方傳統文化的不同，對數學 的影響也存在著差異。

    文化結構由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組成。由于一定的社會制度是一定的物質基礎上產生的，要受到一定的精 神文化制約，因而可將文化結構分成三個層面：“這就是物質文化，制度文化和精神文化”①。數學在建立發 展過程中，受到了物質文化、制度文化、精神文化的影響及制約。

    東方中國的古代文化的經濟基礎基本上是農業經濟。這種情況決定古代中國的物質文化是農業文化。中國 古代數學也與農業經濟有著密切的關系。《九章算術》是中國最古老的經典著作，書有九章，包含246個問題 。都和農業生產有關，九章分別是方田（土地測量）、粟米（百分法和比例）、衰分（比例分配）、少廣（減 少寬度）、商功（工程審議）、均輸（征稅）、盈不足（過剩與不足）、方程（列表計算的方法）、勾股（直 角三角形）。這些問題都是用來解決農田的測量、粟米的稱量，農業水利工程的測算等。《五曹算經》是一部 為地方行政人員所寫的應用算術，全書五卷，有田曹、兵曹、集曹、倉曹、金曹五個部分。田曹卷的主題是田 地面積的量法；兵曹算術大都是軍隊的給養問題；集曹問題和《九章算術》粟米章問題相仿；倉曹解決糧食的 征收、運輸和儲藏問題；金曹問題以絲絹、錢幣等物資為對象，是簡單的比例問題。我國古代大數學家劉徽到 祖沖之、祖沖之研究圓周率和圓面積的輝煌成就中，都深深地打著農業經濟的印記。農業的交通工具主要是車 ，車輪是否圓，不僅和車輛行駛中的平穩狀況有關，而且還和省力有關，因而農業經濟的需要使得我國圓周率 的研究在世界數學中占有相當的地位。過去，農業的顯著特點是靠天吃飯，天文、節氣的測算是農業生產的需 要，在中國，古代天文測算的成果是相當輝煌的，“東漢末年天文學家劉洪造乾象歷法（公元206年），創立 了推算定朔、定望時刻的公式”。“隋朝天文學家劉焯在他的杰作《皇極歷》（公元600年）中創立了一個推 算日、月、五星行度的比以前更加精密的公式”②。天文學的發展推動了數學的發展。解一次同余式就是由天 文測算開始的。天文數學的發展除了物質文化的需要，還受到制度文化的要求，中國數學的重要性在于它與歷 法有關，“在《疇人傳》中很難找到一個數學家不受詔參與或幫助他那個時代的歷法革新工作。”③除了中國 ，古代埃及數學的建立基礎也是農業的需要。埃及幾何學的起源被史學家們歸因于泥羅河泛濫后土地的重新測 量；巴比倫的數學起源也是如此，尤其是巴比倫數學的60進位制來自于天文學；印度數學和占星術有關，而占 星術又和農業及宗教有關。

    東方數學的建立比西方要早，但東方的數學在理論化的道路上行動遲緩。原因何在呢？自給自足的自然經 濟的生產力狀況決定的生產力關系是以家族為中心、以血緣關系為紐帶的宗法等級關系，社會制度是宗法等級 制度。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中分散的家族和農民需要有高高在上、君臨一切的中央集權的君主專制制度的統治 。在這種社會制度的影響和作用下，形成中國古代穩定的上下尊卑等級秩序的文化心理。主要特點是靜態的、 和解的、自然的、消極的心理特點。造成安于現狀的生活方式、工作方式、管理方式。思想僵化、調和持中， 這種文化心理使得數學只停留在實用上。沒有就數學而數學，使數學自身的規律沒有得到完善。“在古代東方 的全部數學中甚至找不到一個我們今天稱之為‘證明’的例子，代替論證的只有程序的描述，所講授的內容只 是‘如此這般地做’，而且也不是以一般規則的形式提出來，只不過是在一系列特殊情況下的應用方法。”④ 這段話雖有失偏頗，但也道出中國古代數學的特征。在中國數學的發展史上曾出現了劉徽、墨子、惠施等天才 的數學家，但他們的數學研究和成就不能和西方的阿基米得、歐幾里德相比較。這主要是我國古代數學的理論 研究不受重視所致。漢王朝建立以后的“重農抑商”政策使數學研究受不到貿易的誘惑。農業經濟的財富有限 和填飽肚子的生活狀況，不允許人們的思想向實用以外的地方延伸；隋朝開始的科舉制度也扼殺了大批在數學 研究上具有不凡才華的人。在科舉制度中數學不是要考的課程，為“學而優則仕”而奮斗的人們，自然不會將 數學當作主修課程來學習。另外，農業經濟的貧困使得沒有多少人來學文化，學數學的人自然更少。在這種情 況下，中國古代數學的許多成就只處在應用和描述過程階段，沒有提高到抽象的、系統的理論階段，從而使數 學的發展和升華受到限制，象“勾股定理”、“圓周率”這些值得中國人驕傲的數學成就，沒有造成相應的數 學的轟動效應。“勾股定理”在我國商高的時代就應用比西方的畢達哥拉斯發現早600年，但由于我們沒有給 出嚴格的數學證明，這個定理在現在還認為是畢氏的成果，稱為“畢氏定理”。墨子的極限理論也沒有引起足 夠的重視，后來西方數學傳入我國時才知西方極限思想和黑子的思想是一致的。“重農抑商”的文化傳統的價 值觀具有明顯的倫理性。小農經濟的自給自足的環境不需進行商品交換（至少不需要太多的貨幣介入）。生產 中占支配地位的是使用價值，人們關心的是使用價值而不是價值，以不言利為榮，“重義輕利”的思想滲透到 人們的思想深處。數學的應用只局限于分配環節中。而在復雜的流通和交換領域中數學沒有機會“施展才華” 。多農少商沒有足夠的財富供人們享受，財產的有限性限制了人們的探險精神和“想入非非”，從而限制了數 學向理性的發展。

    在西方，小亞西亞海岸新興的商業城市、希臘本土、西西里島和意大利海濱，由于海上貿易和戰爭的刺激 使得人們的思想活躍，商品貿易發達，對計算要求的提高，財富的增加使人們有更多的時間從事“非實用”的 理論研究。古代東方靜態的觀點和西方動態的觀點不一樣，表現在數學上唯理論的氣氛濃厚起來。人們不但要 知其“然”，而且要知其“所以然”。不但要問“什么”，而且要問“為什么”，要解決“所以然”和“為什 么”。古代東方的以實踐和經驗為根據的方法就顯得“無能為力”和“后勁不足”。為了知道“所以然”和“ 為什么”，就得在數學的證明方法上作一定的努力，在這樣的文化氛圍中現代意義上的數學產生了。東方的幾 何學只為測量提供方法，而證明的幾何學是由公元6世紀前半期米利都的泰勒斯開創的。泰勒斯不是農業經濟 中的“耕夫”，而是一個商人，他在經商過程中積累了足夠的財富后，在后半生從事研究和旅行。他在幾何學 中的主要成果有“圓被任一直徑二等分”，“等腰三角形的兩底角相等”、“兩條直線相交對頂角相等”，“ 兩個三角形，有兩個角和一條邊對應相等，則全等”、“內接與半圓的角必為直角”等⑤。這些成果的意義不 在于斷言的本身，而是提供了一些邏輯推理（象他的第五個問題巴比倫比他早知道近1400年，但沒有形成嚴格 的證明）。使得數學被推向抽象、系統化軌道的還有畢達哥拉斯、柏拉圖以及他們的繼承者形成的畢氏學派和 柏氏學派。由于商業的發達、財富的增長，使得人們旅行的欲望越來越高，而旅行和游動的生活方式給數學的 發展提供了機遇。前面提到的泰勒斯的后半生就是在旅行和數學研究中渡過的，“他有一段時間住在埃及”⑥ 。畢達哥拉斯也有旅行和流動生活的經歷。“他曾在埃及居住了22年，從埃及神廟的祭司那里了解了古埃及有 關數學、天文方面的知識……回國后，又前往希臘的移民地阿佩寧半島的克羅托納城定居”⑦。從這兩位數學 大師的經歷看，不能不說旅游這種文化活動給數學的發展提供了條件。商業貿易的發展，可誘導戰爭的爆發， 戰爭不僅給侵略者掠奪來物質財富，而且也帶來了許多精神財富，其中就有數學成就。公元前334年，馬其頓 國王亞歷山大領兵進入埃及，不久揮師東進，橫掃了波斯帝國的軍隊，到了印度河西岸，建立起龐大的亞歷山 大帝國和亞歷山大城，這個城市的建設主要著眼于文化科學設施的建設，吸引了大量的人才，不久就成為當時 世界科學文化的名城，歐幾里德就是在這個環境中熏陶和成熟起來的偉大的數學家。他對數學寶庫的貢獻是《 幾何原本》。他的幾何和東方幾何的不同之處是，不僅從應用的角度來談，而是就幾何而幾何的角度加以研究 ，運用邏輯推理來證明命題的真偽。而且用幾何的方法來解決代數方程。他的著作中的許多公理、定理和定義 除了適應當時的經驗外，還具有普遍的意義。阿基米得也是當時偉大的數學家，他采用窮竭法來求圓的周長和 直徑的比值，其指導思想和我國劉徽的計算圓周率的思想是一致的，但不同之點是“劉徽是從圓內接正多邊形 著手，而阿基米得不僅從圓內接正多邊形著手、還從外切正多邊形這個角度進行計算”⑧。這就體現出西方數 學家多方位的思維方式。另外，阿基米得在研究圓的同時，還研究了球和圓柱的問題，他在《論錐形體和球形 體》中使用了近似于現代數學的方法。他的工作不僅涉及到具有很大應用價值的數學問題，而且提出了許多明 確的數學概念，在這一點上要比東方數學先進。商業貿易具有一定的風險性、尤其是遠航貿易。這種背景下產 生了保除業。而保險的興起又促使了概率論的產生和發展。雖然刺激概率論的是賭博，但起源是商業文化。即 使是賭博也是產生于發達的商業文化城。可見，東西方傳統文化不僅影響到不同的數學分支和范圍，而且在同 一數學問題上所體現的解決問題的方法也不同，表述的形式、研究的動機也存在差異。再來看一個事實，《周 易》及先天圖二分法與菜布尼茲的二進制，兩者一個講對分，一個講進位。但都“用兩個符號表示無限的事物 或數學其客觀存在的排列法則，決定了先天圖與二進制算術的一致”⑧。二進制和先天圖沒有關系，這是不同 時代的東西方數學家，在完全不同的社會背景下的產物，其一致性是令人吃驚的，但思想方法卻完全不同。二 進制是在西方傳統文化中歐洲科學發展的基礎上產生的，是有意識地運用十進制知識而創造的一種計數方法。 二分圖是《周易》眾多象數體系中的一個，其中有合理的因素。但其動機不免有些封建意識的糟粕，因為它不 是依靠科學的依據推出來的。

篇4

——列寧

自古以來，人們就希望預見未來。人們在對自然和社會沒有科學的認識以前，對許多現象無法解釋，只得歸之于天命。他們相信“神”，相信自然界和社會上的一切事情都是由“上帝”早已安排好了的。因此求神問卜，就成為當時人們想預見未來的主要方法。隨著社會生產的發展和知識經驗的積累，人們開始認識自然和社會現象，并對這些現象的產生有了一定正確的解釋。這時，才出現了某些科學的預見；人類的社會實踐也開始擺脫完全盲目、被動的狀況。這些科學的預見，對于人類的進步起了很大的作用。現在，料學預見對于我們的科學研究和社會實踐來說，是愈來愈重要了。現代科學成就證明：一切自然現象和社會現象，都有它發生和發展的必然的原因，并且受一定的規律的支配。人們認識了各個現象的本質，知道了它們之間的關系，就能找到引起這些現象的原因，它們發生的順序，并預見在什么條件下將會發生什么現象。沿著這條道路，人類就打開了預見未來的秘密大門。可以這樣說，在我們今天社會實踐中很多偉大的成就，例如新元素的發現，原子能的利用，無產階級革命的勝利，等等，都是在科學預見的指導下獲得的。

讓我們來回顧一下科學史上預見未來的一些著名事例，那就能更深刻地懂得科學預見的巨大威力。

預言太陽系的新行星

太陽系有九大行星，就是水星、金星、地球、火星、木星、土星、天王星、海王星、冥王星，這是今天連小學生都知道的事實。可是在1846年以前，科學界只知道前面的七個行星。

根據牛頓的萬有引力定律，行星是沿著一定軌道繞太陽旋轉的。但在18世紀末葉，俄國科學家列克塞爾發現，天王星的軌道與理論計算的不符（理論計算認為天王星僅受太陽和其他六大行星吸引）。這是什么原因呢？列克塞爾預言，在天王星背后一定還有一顆未知的行星，是它的引力影響了天王星的正常運行。

法國科學家勒未累，決定根據列克塞爾的預言，運用牛頓萬有引力的規律去尋找這一顆未知行星。然而，你不要以為他是用天文望遠鏡去尋找的，不，他不是一個天文學家而是數學家，他開始進行了復雜的計算。他先算出這顆未知行星對天王星的引力到底有多大，然后再根據這個數字算出新行星的軌道，把它的運動和地球的運動作比較，確定出什么時候在天空中的哪一部分將可能看到這個隱而未露的天體。這樣的計算進行了好幾個月。

1846年秋天，勒未累從計算結果中預言了這一顆未知行星可能在什么時候出現于天空的哪一角。這個預言轟動了科學界，一枝筆就能代替了一架望遠鏡的工作？當時，許多天文學家就把望遠鏡指向勒未累所指出的那部分天空，雖然有的人是希望用觀察來否定勒未累的工作，但更多的科學家卻期待用自己的工作證實勒未累的預言。

若干天以后，天文學家加勒根據勒未累的計算，在離開預測點不到一度的地方，果然觀察到這顆星。它被命名為海王星。

海王星，就是這樣依靠科學的力量——即在認識自然規律的基礎上用分析和計算的方法——而被人們發現了。恩格斯把這個發現稱為科學的偉跡。

在18世紀的時候，科學家只發現了15種化學元素，到了19世紀初，已經知道將近30種元素，而到了19世紀50年代，發現的元素已有50種。但是，新元素的發現，完全是偶然的，誰也不知道哪里能發現新元素，新元素的性質應當是怎樣。

俄國科學家門德列也夫解答了這個問題。他把各種已發現的化學原素按著原子量的遞增排成一個順序，從而發現了元素的性質，隨著原子量的遞增而起周期性變化的規律，這就是元素周期律。那個元素排列的順序，就是元素周期表。由于周期律是各元素作為統一的物質的不同的量轉化為不同的質的表現，因而它不僅揭示了一切現有元素的有機的內在聯系，而且也給未知的元素的存在和性質以光輝的預言。1875年，法國化學家巴波德朗在對比利牛斯鋅礦石進行光譜分析時，發現了一個新元素——鎵。這在當時并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驚奇，因為這僅是第65個元素的被發現，是一個平常事件。

但使人們驚奇的是這位法國化學家卻收到了一封圣彼得堡的來信，信上指出他所求出的鎵的性質不完全對，尤其是比重不應該是4.7，而應該在5.9到6之間。“發現和分析新元素的方法以及所測出的它的一切特性使我認定這一新元素不是別的，正是亞鋁。”信的署名是“圣彼得堡大學教授門德列也夫”。

這是一個使巴波德朗不敢想象的勇敢的斷言。一個從未看到過鎵的人，竟然敢指責發現了鎵和研究過鎵的化學家的錯誤，而堅信自己的結論的正確，這簡直是不可思議的科學史上破天荒的事件！至于什么“亞鋁”的名字，更是他所從未聽到過的。

這位法國科學家為科學的責任心和好奇心所驅使，決定重做一次實驗。他十分小心地把實驗做完了，發現鎵的比重確是5．94。

鎵，這是最后一個偶然被發現的元素了，此后一切新元素的探尋和發現都是人們根據門德列也夫的周期律和周期表的指導有意識地進行的。1880年瑞典化學家尼爾遜發現了類似硼的新元素“鈧”，也是門德列也夫所預言過的第二個元素。

1886年，德國科學家芬克勒發現了一種類似于矽的元素“鍺”，這種元素的性質也完全符合15年前門德列也夫對它的預言。

當初門德列也夫在他的周期表中留給新元素——他預言過一定會被發現的元素——的空位置，現在已逐一被填滿了。

預言尚未發現的新海島

1912年，喀拉海上一榮不大的俄國帆船“圣安娜”號被冰沖擊，同冰山一塊兒漂流到北冰洋的西北方去了。幾個月以后，船上食物吃光了，11個船員中只有兩人“死里逃生”，回到了弗·約塞夫群島，被著名的北極旅行家謝道夫帶領的旅行團搭救了。

“圣安娜”號的航行日志落到了旅行團的一位科學家維席的手中。經過十多年，維席對“圣安娜”號的漂行路線進行了研究后，發現這路線并不符合這一地區的風和水流的方向。

篇5

一、數學史融入高中數學教學的重要性及意義

1.激發學生的學習興趣，培養學生的創造性思維

將數學史融入到數學教學中去，讓數學活起來，在教學中，不失時機地、適當地向學生講一些有關的典故、背景或名人趣事，數學思想的起源與演進，以及數學家們勤奮刻苦的精神與堅忍不拔的意志，為真理而奮斗的獻身精神.一方面開闊了學生的視野，知道了數學知識的取得是如此曲折動人，就會對知識點產生更深刻的認識；另一方面學生如果知道數學知識的來龍去脈，也能激發學生學習數學的興趣，培養了學生的創造性思維，使他們感到學習數學不是一種苦役、一種負擔，而是一種需要，一種享受.

2.陶冶情操，落實審美教育

如必修5第29頁出現的斐波那契數列1，1，2，3，5，8，13，21，34，55，89，144……，通過計算和觀察任意一項與它前一項的比值發現，當項數逐漸增大時所得的值就趨近于黃金分割率0.618，斐波那契數列充滿了奇趣，也正是因為這一點，斐波那契數列才放射著它無盡的光輝，斐波那契數列體現了數學美與自然美的和諧統一.

3.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

中國古代數學是璀璨奪目的中國古代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世界數學發展史中的重要篇章.14世紀以前一直是世界上數學最為發達的國家，出現過許多杰出數學家，取得了很多輝煌成就，其源遠流長的以計算為中心、具有程序性和機械性的算法化數學模式與古希臘的以幾何定理的演繹推理為特征的公理化數學模式相輝映，交替影響世界數學的發展.由于各種復雜的原因，16世紀以后中國變為數學入超國，經歷了漫長而艱難的發展歷程才漸漸匯入現代數學的潮流.由于教育上的失誤，致使接受現代數學文明熏陶的我們，往往數典忘祖，對祖國的傳統科學一無所知.而數學史可以使學生了解中國古代數學的輝煌成就，了解中國近代數學落后的原因，中國現代數學研究的現狀以及與發達國家數學的差距，以激發學生的愛國熱情，振興民族科學.

4.增強學生不畏艱巨，勇于探索的精神

科學給人以知識，歷史給人以智慧.課本中的公式和字母數據，未能表現創作過程中的斗爭、挫折以及數學家所經歷的艱苦漫長的道路.通過對數學前輩們的嚴謹態度，獻身精神和經驗教訓的學習與借鑒，學生能夠獲得頑強學習的勇氣，對于自己在學習中遇到的挫折不會感到頹喪.

比如我國著名數學家華羅庚，他在十八歲那年不幸罹患傷寒，臥床達半年之久，后來病雖痊愈，但左腿卻殘疾了.左腿殘疾后，走路時左腿要先畫一個大圓圈，右腿再邁上一小步.華羅庚幽默地戲稱這是“圓與切線的運動”.他的誓言是：“我要用健全的頭腦，代替不健全的雙腿！” 他們對待科學的嚴謹態度和獻身精神都是教育學生最好的范例.

二、數學史融入高中數學教學的途徑

1.轉變教學觀念，改進教學方法

在以往的教材中很少涉及數學史的內容，教師即使知道一些關于數學發展過程的來龍去脈，在教學過程中也不會主動提及甚至完全沒有意識到的.加之高考的制約等因素，阻礙了教師使用數學史進行教學，影響了新課程理念的落實.所以為了適應新課標數學課程的教學要求，要轉變教師的教學理念，加強教師的數學史知識的培訓，提高教師自身的人文素養，鼓勵教師自學，努力增加與數學史有關的課外閱讀量，充分利用數學史料，提高學生學習數學的積極性，使學生加深對數學本質的理解，拓寬知識面，擴大視野.

2.以課堂為主，適當滲透數學史

數學史要與數學課堂教學有機結合，在潛移默化中“潤物細無聲”.在教學過程中，教師要盡可能地創設情境，結合具體的教學內容適時地、適當地穿插一些數學史知識，介紹數學的歷史淵源，展示不同時空的數學思想文化.

例如在講對數概念時，可以簡單介紹對數的發明者蘇格蘭數學家納皮爾編制對數表的歷程：公元 1594 年，納皮爾開始精心編制可供實用的對數表，公元1614年，納皮爾發表了《關于奇妙的對數法則的說明》一書，書中論述了對數的性質，給出了有關對數表的使用規則和實例，歷時整整20年.法國著名的數學家、天文學家拉普拉斯曾說：對數可以縮短計算時間，“在實效上等于把天文學家的壽命延長了許多倍”.

3.以課外為輔，多種形式滲透數學史

①在數學教材中以各種方式滲透，但要注意滲透要恰到好處，不必系統，以防止出現喧賓奪主的結果；②開展一些形式多樣的研究性學習活動，讓學生體會到數學與生活是完美、和諧的統一；③有組織的舉辦一些關于數學史的講座或者討論會，選擇一些情節生動、發展曲折具有教育意義的專題；④發揮學生的主觀能動性，比如讓學生主編數學板報，介紹數學家的事跡、歷史名題等；⑤舉辦一些數學史的展覽會、藝術表演或者觀看數學史影片；⑥閱讀數學史書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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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考之二，對課改和課標下的課堂教學缺乏科學的評價體系。

一提起課改的課堂教學，首先進入授課、聽課、評課者思想觀念的就是形式上的變更，正如“流行病”。做為課堂教學有其自身的規律。“教學，即教師教、學生學，是在教師組織、引導下，學生以課程為中介獲得一定的知識和前人經驗的活動，是實現教育目的的基本途徑。”教學規律客觀存在于教學活動中，“具有普遍性、穩定性和必然性的聯系。它不以人們意志為轉移，反映教學內部的各種關系間的本質聯系。”既然教學是有規律的，對課堂教學的評價也應該有客觀的科學性的評價，不能僅僅以課堂教學形式上的變化做為課改評價的尺度。

思考之三，對課改和課標下的課堂教學操作缺少對個體差異的尊重。

每個教師在課堂教學上都有自己的特點，而課堂上的學生也是每個人不一樣的。課堂教學在遵循規律的前提下更要尊重個性。突出教師自身的教學個性化。也體現學生的個體差異性。以個性充分的發揮，智力上、情感上、能力上的施展為極大的空間。

以上的思考分析了課堂教學中的“流行病”存在的原因，我們怎樣在課堂教學中預防“流行病”呢，依據實際對教學的調研，個人認為首先要理清課改的理念，準確識讀義務教育《歷史課程標準》，正確地把握三維目標。突出歷史教學的學科性，即辯證的、唯物的歷史思維能力。

其次在課堂教學中教師盡可能地避免形式上的雷同。真正地鉆研教材、教法尤其是把歷史教活，讓歷史與現實緊密聯系，充分挖掘其與現實之間的內在意義。如講到文藝復興的天文學成就時，教師自然地引入“神六”的成功，激發學生的現實感和思考。教師在課堂教學中要善于融匯自己的特點，形成個性化的教學，善于研究所教班級的學生狀況，有針對性實施教學方法和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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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實用性；超實用性；累積；突現

數學作為一門獨立的理性學科，是在古希臘數學的全面發展基礎上確立起來的。但早期的古代文明社會已經累積出現數學的開端和萌芽，其中不乏天才性的數學思想和知識。

一、數學的產生和發展過程的累積性

公元前3000年左右的古巴比倫和古代埃及出現了簡單的數學思想。此時的數學思想主要產生于生產實踐活動：對生活必須品的物物交換逐漸催生了簡單的計數與計算，如有些原始文明知道且能運算較大的整數，產生了一些數的特殊記號，甚至還發明了簡單的運算法則及用文字表述的分數的運算規律。對物質實體的長期觀察慢慢形成了最初始的幾何概念，如直線，圓和角。在這些原始文明中，數學的運用僅僅限于田地面積的粗略測算，織在布上的花格和記時等。

以古巴比倫為代表的算術和以古埃及為代表的幾何共同構鑄了數學的雛形。古埃及數學以“林德數學書卷”最為著名，其內容大致如下：

表1 林德數學手卷算題內容綜述

算題編號 算題內容 附注

7—23 單分數相加，結果成1的問題

單分數加倍表 將單分數1/n加倍即2/n表為單分數之和 n=5，7，9

24—38；47；80—81 一元一次方程 系數為整數加單分數

1—6；39—40；61；63—65；67—68 面包之平均與多項不均分配 分數與負比例問題

62；66；69—78；82—84 價值、交換、供食 簡易比例問題

41—43；48；50 圓柱體積，相當于用圓面積A=（8d/9）2 相當于π=256/81≈3.16

44—46；49；51—60 長方、三角及梯形面積；斜率

79 求特殊幾何級數之和：r=U（0）；U（n）=rU（n-1）；S（n）=r[1+S（n-1）]

手卷內容可分為簡單分數運算、比例問題、一元一次方程和幾何形球體求面積、體積等。后續的如莫斯科手卷等大都記載日常生產中的幾何問題。希臘歷史學家希羅多德（Herodotus）談到，古埃及是因為尼羅河每年洪水過后需要重新劃定農民土地的邊界，而這一邊界的劃定會直接影響農民的上稅，因此才產生了受重視的幾何學，可以說，幾何學是“尼羅河的恩賜”。生產勞作使得人們需要知道洪水的汛期與季節變化的規律，這就需要知道洪水到來前的天文現象，數學就被拓展到天文和土地測量方面。

蘇美爾時期，巴比倫就摸索出了六十進制的記數法和簡單算術，這套系統至今仍被用于角度與時間的計量上；在算術上，古巴比倫人對整數和分數提出了較系統的記法，使得算術被推進到相當高的程度，并利用實踐獲知的知識來解決眾多實際問題，特別是天文學上的問題。雖然兩個文明擁有如此輝煌的數學成就，但卻無傳世的數學家與哲學家，這是因為此間的數學與其他知識一樣，都來自于豐富的實際生產活動，作為經驗知識一部分的數學知識，在解決日常問題的過程中逐漸累積形成的，與其他知識相比并沒有本質的區別，因此也就不需要專門的抽象的、理論化的數學家和哲學家出現，這一時期的數學觀也就不是很明顯，數學也就自然不是一門獨立的學科而存在。

亞歷山大時期，被尊奉為數學圭臬的《幾何原本》涉及平面幾何知識、比例的理論知識、立體幾何計算、算術和數論知識、無理數知識、幾何代數學等知識，其中以研究拋物線之面積、球體與圓柱體、圓的測量等內容的阿基米德，被稱為“度量幾何學專家”，這些研究內容具有高度的一致性和繼承性。此間還形成的強大機械傳統，包括氣體力學、流體力學、彈道學、發石機等一系列制造等工藝，都出自數學家和機械師之手。

中世紀后期，數學開始復蘇，數學的實用性和累積式的發展特征依舊明顯，歐幾里得幾何學最重要的應用仍然是土地測量，除此之外還有天文學和光學領域，學習幾何學的目的也往往被局限在它的應用方面。

從大航海一直到工業革命，技術科學的急速發展催生了大量新的應用性數學。在航海方面，為了確定船只位置，要求更加精密的天文觀測；軍事方面，彈道學成為研究的中心課題；準確時計的制造；運河的開鑿；堤壩的修筑；行星的橢圓軌道理論等，都以復雜的實用性數學知識為基礎。英國實用科學傳統對數學的發展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和西班牙一樣，英國開頭依靠的是熱那亞人的領港員，突出的有卡波特父子和外國的數學家，如法國人詹·羅茲（Jean Rotz）就在公元1524年被任命為亨利八世的御用水文學家。但是當航海和貿易發展起來時，本國的領港員和數學家不久就出現了。”

站在科學發展的角度來講，從古代天文學再到近代以定量研究為標志的物理學的輝煌，也是以數學研究為基礎。數學在這些學科當中的應用推動數學自身的發展和進步。應用數學的出現加快了數學社會化進程，不僅有自然科學數學化，連整個社會科學也越來越多的應用到數學。生物學研究將統計學知識應用于遺傳和生物進化，嘗試著使用微分方程模擬生物遺傳和進化的過程；電子計算機的使用則完全建立在數學編碼程序基礎之上；社會管理、文化樣態分析等都離不開數學知識，這些新的社會需求和實踐為數學的發展提出了新要求，基于實用要求而產生的數學更具實用性的特征。

小結：數學肇端于實物記錄和簡單測量等日常經驗活動，天文觀測、航海定位、地圖測繪、彈道研究、水利勘測這些領域的研究都已數學為基礎，這些常規性的實踐活動推動著數學漸進式的發展。數學是“充滿凝聚力的團體的力量和眾多個人貢獻共同決定事業的成就。現代科學中定量研究方法的創立，并不是伽利略單槍匹馬完成的。微積分是牛頓和萊布尼茨創造的，也同樣是歐多克斯、阿基米德和許多17世紀數學家的創造……數學中的各個分支的發展是由匯集不同方面的成果，點滴累積而成的，常常需要幾十年，甚至幾百年的努力才能邁出有意義的幾步”。因此可以說，數學的產生和發展因為實用性的需求而體現出強烈歷史“累積”性特點。

二、數學形成過程中的“突現”

強調數學產生的經驗積累性并不等于忽視其超實用性。隨著數學自身抽象化和復雜化，它的發展和突破要依賴于“超實用”的興趣與動機，或者說依賴純粹的好奇或者某種炫耀，這些動機和活動是數學長久發展必不可少的構件。超實用的數學科學始于希臘，希臘人對數學的貢獻在于他們提出了數學的演繹特征，用非經驗化的、純理性的方法來研究數學，把對數學的研究變成一種純粹依靠邏輯推理的活動。

從純粹好奇、炫耀性的或者宗教性的研究來看數學，首當其沖的是畢達哥拉斯及其學派。畢達哥拉斯學派提出了數本原思想，把數學研究看作是一種純化靈魂、純化身體的宗教的行為，追求人生的完美與和諧。柏拉圖在《理想國》中談到，數學是“一切技術的、思想的和科學的知識都要用到的，它使大家都必需學習的最重要的東西之一”；它是“把靈魂拖著離開變化世界進入實在世界的學問”。在柏拉圖看來，數學是從可變世界通向實在世界的門徑，這很大程度上繼承了畢氏學派 “萬物皆數”的觀點，并將其與他的理念論相結合，使其具有了形而上的成分。

柏拉圖的數學哲學思考的研究為數學發展開辟了一條新的途徑，數學研究成為接近和解釋上帝的最終途徑。研究上帝的宗教情感推動數學演繹自身的發展，這種超實用性的數學研究使得累積式發展的數學發展呈現跳躍性和突現性，數學在數學家這種出于宗教目的的研究過程中出現“躍遷”。

近代是科學與數學興起和發展的時代，韋達、開普勒、伽利略、笛卡兒、帕斯卡、牛頓、萊布尼茨等數學先驅都懷有強烈的宗教情感。近代數學的奠基者之一的伽利略曾說：“哲學（自然）是寫在那本永遠在我們眼前的偉大的書本里的——我指的是宇宙——但是，我們如果不先學會書里所用的語言，掌握書里的符號，就不能了解它，這本書是用數學語言寫出的，符號是三角形、圓形和別的幾何圖形。沒有它們的幫助，是連一個字也不會認識的；沒有它們，就像在一個黑暗的迷宮里勞而無功地游蕩著。開普勒在《宇宙的神秘》中因襲了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用數來解釋宇宙構造的神秘主義理論，“我企圖去證明上帝在創造宇宙并且調節宇宙的次序時，看到了從畢達哥拉斯和柏拉圖時代起就為人們所熟知的五種正多面體，上帝按照這形體安排了天體的數目、它們的比例和它們運動間的關系。”假設盡管荒唐，但卻促使他用數學構造去探尋宇宙構造，他甚至覺得這是上帝對自己的青睞，上帝的榮耀使他感受到了純粹數學的偉大。

數學發展出一種嶄新的研究樣態，數學研究以超實用性學術團體為平臺，數學似乎成了一門純粹的理論事業。古希臘時代以Plato學園為代表，17世紀英國皇家學會又是一個典型的事例。英國皇家學會的早期創始人之一約翰·沃利斯（John Wallis）在他的自傳中記載了皇家學會的早期活動情況，“大約在1645年，當我住在倫敦時，與一群有名的神學學者為鄰……探求自然哲學及其它一些高雅的學問……我們的主要議題是討論和思索哲學問題及有關的方面，諸為物理、解剖學、幾何、天文、航海、統計學、磁學、化學、力學和自然實驗，并結合了當時國內外對它們的研究水平來討論。”除了英國的皇家學會以外，像法國的以尼古拉·布爾巴基（Nicolas Bourbaki）為筆名的年輕的數學家群體，國際的數學家大會等，也都是推動數學發展的重要力量。這些學術團體非實用的理論探討和哲學反思是數學發展的重要推動力。

數學的發展得益于數學難題的迎刃而解，但更具突破性的進展在于數學猜想的提出，因為提出問題比解決問題更重要。純粹數學的發展少不了猜測和個人好奇，數學猜想貫穿于數學發展的始終。非歐幾何的出現源自于人們對歐幾里得《幾何原本》第五條公設的懷疑和猜測，由此產生的羅氏幾何成為宇宙空間或者原子世界遵循的空間原則，黎曼幾何成為地球表面研究、航海航空問題研究的理論依據。業余數學家的費馬憑借豐富的想象力和洞察力提出了著名的“費馬猜想（Xn+Yn=Zn，當n>2時，此方程式無整數解）”，后人用300多年時間解答這個猜想，對代數數論和算術代數幾何的發展產生了極其重要的影響。笛卡爾的解析幾何以及牛頓和萊布尼茨的微積分的發明都是個人大膽的、跳躍性的猜測和研究實現的。“數學和科學中的巨大進展……需要有一個人來走那最高的和最后的一步，這個人要能足夠地從紛亂的猜測和說明中清理出前人的有價值的說法，有足夠的想象力把這些碎片重新組織起來，并且能夠大膽的制定一個宏偉的計劃。在微積分中，這個人就是艾薩克·牛頓。” 17世紀可以稱得上是數學發展的時代，與同時代的英國和法國相比，天才性的數學家以法國居多，何也？這其實是實用主義經驗數學觀和猜測演繹數學觀之間的差異，超實用性猜測性數學發展是純粹的實用立場上的數學發展的“質變”和“躍遷”。現在數學理論已經發展到了極其完善的時代，數學家們仍然有很多野心，比如他們希望把流形按照各種不同的結構完全分類，他們希望建立在代數，幾何，分析之間的更多深刻的聯系等等。

數學發展到一定程度，自然就會出現自身理論性的問題，對自身存在問題的理論探討也是一種創造性的發展。數學自產生以來出現過三次嚴重的數學危機。數學危機的探討涉及諸多創造性的數學假設，對這些數學假設的回答是數學跳躍式發展的集中體現。可以看出，這樣一種研究樣態，必然使得數學的發展在一定時期內走向“超實用性”，也必然導致數學“突現式”發展。

小結：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數學是追求凈化心靈的虔誠的宗教行為，是世界秩序、萬物之源；柏拉圖學派堅持數學是通向絕對真理的必由之路，因此數學尤其是作為理念的數更具有神性。這些認識表現出了一致性，即數學發展并非是為了實用目的，而僅僅是一種神圣的宗教行為。這種觀點既是對古希臘輝煌的哲學抽象思想的借鑒和響應，將哲學思辨和思維抽象深入數學發展的骨髓之中去；同時這種觀點的出現也符合數學自身的發展特性，作為一門逐漸成熟的理論性學科，只有自身理論的超前性，才有可能更好地指導現實生活，這種自身要求導致數學的發展必須要具有“超實用性”，近代數學是在柏拉圖式的數學演繹觀念下發展起來的，其發展離不開數學家發散性和創造性的突破，大數學家出于個人興趣的滿足、自我的炫耀或者濃厚的宗教情感，提出一系列大膽的數學假設和合理性的猜想，使得數學發展呈現出“突現”性。

三、累積與突現的交替出現

上古時期，生產力低下，人們對事物的認識依賴于感觀和簡單思維。人們感覺到事物的數量關系以及變化可能具有某種“規律性”，經過實踐驗證后，便認定該事物具有此種“數學”性質。這種直觀驗證方法是早期人類實踐活動的性質和在實踐中產生的對客觀世界的空間形式及數量關系的認識的初級方法，在此基礎上產生的數學往往具有實用性質，其自身發展呈現出漸進的、經驗的積累式發展。數學曾被應用于計算天文歷法和航海，數學創造靠大量的實際問題的激發和推動。這種以實用為目的的數學觀念曾經使古埃及、巴比倫、中國數學在世界上處于領先地位，但這樣的數學觀念會導致數學的“短命”，數學的累積漸進式發展往往會萎縮為獨立的幾個歷史階段，一旦數學知識滿足社會問題的需要，對數學的探求也就停止了。克萊因批評道：“那些堅信數學僅僅具有實用價值的學者，經常自以為是地認為，歷史上的數學活動靠實際需要的推動，不可能存在什么來自邏輯的推動（理論的推動）。”這樣的認識完全不符合數學發展的歷史進程，其結果往往是葬送了數學的前程。

數學的發展和人們對世界認識水平的提高使得數學家們不滿足于靠直觀驗證得來的數學結論，開始運用抽象的演繹推理，從已經掌握的知識中推演出新的極富創造性的結論或者某種猜想。個人的興趣愛好或者個人宗教心理的滿足等超實用目的越得到體現，數學發展呈現出跳躍式的“突現性”。歐洲文明的淵源之一——基督教，在近代數學興起過程中的重要作用發揮了重要作用。“尋找大自然的數學規律是為了研究上帝的本性和行為，以及上帝安排宇宙的方案”是近代數學家們從事數學研究的強烈動機。牛頓規劃的世界圖景使世人折服：自然界是依數學設計的，自然界的真正定律是數學。牛頓之所以提倡他的自然哲學的數學原理，而且確信數學是他所描述的現象的真正解釋，其基礎也是與他那個時代的所有數學家和科學家同樣的信念：上帝創造的世界與數學原理吻合。牛頓多次表明對上帝的信仰是他進行數學和科學研究的真正動力。他認為科學也是崇拜上帝的一種形式，科學將揭開上帝輝煌設計的秘密。他為自己的工作揭示了無所不在的上帝的秘密而備感欣慰。

純粹數學和應用數學兩者的分野，恰恰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表明數學產生和發展的兩種模式和運行邏輯，歷史也表明，進入19世紀以后，從事純粹數學的越來越具規模，20世紀初出現純粹數學家貶低應用數學家現象。這也就表明，數學的超實用性在那個時代展現出了絕對的優勢。

借用庫恩的科學范式理論來看數學的產生和發展，以實用為目的數學發展實則是常規數學向科學革命的“經驗累積”過程，以“超實用性”為目的的數學發展則是數學革命或者新范式的“突現”過程，數學發展是這兩種過程的交替轉換，這兩種邏輯和發展路徑所彰顯的“累積”和“突現”特點也全面表征了數學發展的歷史過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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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非物質文化遺產；科技館；可行性

1什么是非物質文化遺產

提到非物質文化遺產，人們首先想到的是民俗活動、傳統表演藝術等傳統文化形式，其實，非物質文化遺產是指各種以非物質形態存在的與群眾生活密切相關、世代相承的傳統文化表現形式，除傳統表演藝術、民俗活動和禮儀與節慶外，還包括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傳統手工藝技能等。

2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現狀

近年來，各級文化館、博物館、藝術館等公共文化機構積極開展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傳播和展示和保護知識的普及，形成了良好社會氛圍，各種歷史悠久、獨具特色的民族民間文化活動在群眾中廣泛開展，許多區域性的傳統民俗、節慶活動得到恢復和發展。但是，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傳播傳承、學術交流，還主要局限于歷史傳承價值、文化藝術價值、經濟價值等方面，而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科學價值的挖掘，還處于較淺層次。

3科技館為什么要開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中心

首先，科技館有對非物質文化遺產進行宣傳展示的社會責任。根據《非物質文化遺產保護法》第三十五條之規定，圖書館、文化館、博物館、科技館等公共文化機構和非物質文化遺產學術研究機構、保護機構以及利用財政性資金舉辦的文藝表演團體、演出場所經營單位等，應當根據各自業務范圍，開展非物質文化遺產的整理、研究、學術交流和非物質文化遺產代表性項目的宣傳、展示。由此可見，科技館作為是以科普展覽教育為主要功能的公益性科普教育機構，應當根據自身的業務范圍主動承擔起有關自然界和宇宙的民間傳統知識和實踐以及傳統手工藝技能等非物質文化遺產的宣傳和展示工作。這樣不但可以增進觀眾對非物質文化遺產的了解，讓許多傳承千百年的傳統技藝重獲新生，而且可以提升科技館的文化軟實力，激發觀眾尊重傳統文化、傳承中華文明的文化自覺性。

其次，開設非物質文化遺產展示中心，并開發具有地方特色的非遺展品，有助于破解千館一面的難題。目前，國內科技館事業出現了良好的發展態勢，但科技館的展品卻出現了雷同的現象，科技館的展品大都是圍繞著歷次科技革命展開，缺少特色，缺少那種能讓觀眾產生文化歸屬感、激發民族自豪感的展品。筆者認為，科技館的展品應該是對歷史上不同時期、不同地域生產力發展狀況、科學技術發展程度、人類創造能力和認識水平的反映。因此，展品的特色來自于對本地區歷史、文化這些不可復制的資源的深入研究和發掘上，而不是僅僅是展示近現代的科技成就。事實上，全國各地都有自己的非物質文化遺產名錄，而且都具有其他地方的不可替代性，因此，對地方特色非遺展品的研發，在破解千館一面的難題上顯得尤為重要。

4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品的開發及制作

非物質文化遺產作為歷史的產物，本身具有相當高的科學價值，是我國古代勞動人民經過無數次的實踐探索或悉心研究才發明、發現出來的。我們科技館的工作人員需要做的就是挖掘出非物質文化遺產的科學價值，將科學、技術與文化結合起來考慮，選擇出可以轉化為科技館展品的素材，并借助文化館、藝術館、展品制作公司等社會力量研發出具有當地特色的展品。

筆者認為在非物質文化遺產展品開發及制作的起步階段，首先考慮的是對現有古代科技展品的科學價值進行再挖掘。例如，科技館里都會有萬戶飛天和針灸銅人這兩個展品。我們可以從中挖掘制作出風箏的制作技術和中醫的針灸技術這兩件非遺展品。

其次是考慮制作簡單的多媒體展品。例如農歷中二十四節氣的劃分綜合考慮了天文、氣候、季節、物候、農作物生長等情況，反映了我國先民對自然界發展運行規律的科學掌握和認識。我們可以將其制作成電子書式的展品，讓觀眾揮手翻看每一個節氣的詳細介紹。再如川劇中的變臉，我們可以借助多媒體技術，讓觀眾只需輕輕地揮手，瞬間就能實現臉譜的變化。

最后是考慮進行實物或模型展示。例如我省傳統手工技藝，也蘊含著相當高科學價值。長島木帆船制造技藝，在巧借自然力等方面呈現的科學價值以及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理念方面，對當代科技的發展仍有借鑒意義。景芝酒傳統釀造技藝中的傳統固態發酵技術，也蘊含著的微生物生態系統學的道理。這些都可以轉化為實物或模型展示讓歷史場景再現。

5非物質文化展示中心的設計

筆者設想，非物質文化展示中心可以建設于古代科技展廳，可規劃為圓形，按照四季分為四大學科，代表中國古代四種具有非遺特色的科學技術：農學、數學、醫藥學、天文學并按照農歷二十四節氣依次布展，在春季展示農學技術，在夏季展示數學成就等等。比如，觀眾走到“立春”的節氣，我們擺放剪紙“鞭春牛”來展示農業生產“一年之計在于春”的美好希望，走到“驚蟄”漁業生產的一個重要節氣 我們可以展示長島木帆船制造技藝，“清明”是放飛風箏的時間，可以展示濰坊風箏的制作技術。“谷雨西廂好養蠶”，我們可以在“谷雨”展示魯錦的制作工藝等等，讓參觀者參觀完展示中心就走過了春夏秋冬四季。

6結論

非物質文化遺產是中國歷史的見證和中華文化的重要載體，蘊含著中華民族特有的精神價值、思維方式和文化意識，體現著中華民族的生命力和創造力。在科技館開設非物質文化展示中心有利于弘揚地方文化特色，促進科技與文化的全面協調發展。

參考文獻：

[1] 牟延林，譚宏，劉壯.非物質文化遺產概論[M].北京：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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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18世紀德國大學改革運動的背景

1.資本主義生產的加速發展要求大學提供人力資源支撐

從18世紀上半葉開始，在英國工業革命的激發下，德國資本主義生產開始加快發展，對社會造成了極大的震蕩。自然科學的發展為經濟發展的加速創造了條件，出現和采用了許多新的生產工具。在采礦和冶煉方面應用了新的工作方法，制造了新的鏇床和鉆床。紡織機的發明推動了紡織業的發展。1718年發明了大車平推器，1712年和1722年在卡塞爾和維也那開始應用英國的蒸汽機。生產工具的發明和改進促進了工業的發展，商業也相應發展起來，涌現了大批資本主義工商企業。社會生產方式的變革與經濟發展速度的加快呼喚新型的具有實際生產知識與技能的世俗人才，而傳統的教育尤其是注重神學與古典人文學科而忽視自然科學的大學教育顯然已不適應這一要求。

2.自然科學發展的重大成就要求大學重新審視教學內容

隨著近代歐洲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自然科學的發展取得了巨大成就。在天文學上，哥白尼提出了“太陽中心說”，動搖了神學世界觀的基礎；伽利略發明了天文望遠鏡，第一次把宇宙太空的奧秘直接呈現在人們眼前。在物理學上，伽利略發現了慣性定律、落體定律、拋體定律；牛頓提出了經典力學三大定律和萬有引力定律，形成了物理學的科學體系。在數學方面，耐普爾提出了對數，笛卡爾創立了解析幾何，萊布尼茨創立了微積分學和數學邏輯，建立了科學院。近代自然科學的發展不僅極大地推動了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而且沉重地打擊了宗教神學和經院哲學，自然科學尤其是數學逐漸成為現代新哲學的基礎。在宗教思想與新的現代哲學和自然科學的矛盾沖突中，反對宗教、崇尚理性的意識開始深入人心，人們對于神學和宗教的興趣逐漸轉向更加注重現世生活的現代哲學和自然科學方面。這就對傳統大學以神學和傳統古典哲學為中心的教學內容提出了革新的要求。

3.啟蒙運動的蓬勃興起要求沖破神學對大學思想的控制

啟蒙運動的產生是伴隨著自然科學發展所帶來的理性主義傾向而出現的。自然科學的發展日益引起人們對禁錮人的思想的神學世界觀的懷疑，德國在17世紀末出現了以理性主義、批判精神和維護人的尊嚴為核心內容的啟蒙運動。啟蒙運動要求擺脫以基督教教義為基礎建立的神學和形而上學世界觀，要求一切事物從過去傳統的道德觀念中，從傳統的衡量事物的標準中獲得解放，并通過人類取得的新知識修正過去的謬誤，以求得進步。啟蒙思想貫穿著18世紀整個德國社會，引起了哲學、教育、文學等的新的革命。這表現在大學，沖破了神學對大學思想和學術的控制，大學逐漸成為啟蒙運動的陣地，并在啟蒙思想的指導下進行了一系列的變革。

4.傳統大學的日趨衰落使大學面臨著嚴重的生存危機

18世紀以前，德國大學與歐洲其他國家的大學一樣，幾乎無一例外地固守著中世紀的學風，講課采用拉丁語，亞里士多德的思想統治著整個哲學領域，神學的氛圍籠罩著大學的校園。時代在變化，但大學的圍墻卻使它與現實隔絕，死守著古老歷史的陳跡，顯然，這種固守陳舊傳統的大學已經不能適應蓬勃發展的社會生產的需要，教學內容陳舊，教學方法呆板，教學語言沒有活力，頹廢、腐敗的學風使大學暮氣沉沉，宗教觀念束縛與支配著人們的思維和認識，大學的培養目標也脫離了現實生活的需求。到17世紀末，“德國大學的聲譽和歐洲其他國家大學一樣已是一落千丈。到17世紀末，德國知識界發起了對大學的全面抨擊，許多人要求徹底廢除大學，德國大學已到了生死攸關的地步。”大學如果不立即著手進行深入的改革，將面臨消亡的危機。在這樣深刻的社會背景下，德國的大學改革運動爆發了。

二、18世紀德國大學改革運動的脈絡梳理

德國18世紀的大學改革運動起源于1694年創立的哈勒大學，結束于18世紀中葉。其標志是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和埃朗根大學三所大學的創辦，其中尤以前兩所大學更為突出。

1.哈勒大學的創立與學術自由的發源

德國教育家鮑爾生稱哈勒大學不僅是德國而且是歐洲的第一所現代意義的大學。在哈勒大學的創辦和發展過程中，托馬西烏斯、弗蘭克、沃爾弗發揮了重要的作用，他們都曾在哈勒大學任教，共同發起了哈勒大學的現代化改革運動。

托馬西烏斯被稱為“哈勒大學的第一位教師”和新大學學術的奠基人。他反對經院哲學和迂腐學術，指出“大學的許多知識是無用的、賣弄學問的，并隱伏在過時的教學方法和一種廢棄的語言之下。”他力圖使科學和大學教育與實際生活聯系起來，以開明的思想和實際有用的知識影響和教育青年。正是由于他的努力，1694年，哈勒大學才由騎士學院升格為大學，并取得了正式特許狀。他在哈勒大學廢棄了中世紀大學傳下來的經院主義課程，使哲學脫離神學而獨立。他親自講授哲學、德語演說、法理學和自然法則學等課程，并最先采用德語講學，打破了拉丁語在大學教學中的壟斷地位。他在講課中強調實際知識和現實生活，重視對生活有用的科學的運動，使大學教育更接近現實生活。在他的領導下，哈勒大學成為德國18世紀新文化思想的指導中心。

弗蘭克是當時虔敬派神學的代表人物。針對當時新教路德派重視理性主義及追求宗教形式的做法，他更強調實際信仰和感情信奉而不是繁文縟節的宗教學說。弗蘭克重視教育，長期在哈勒大學任教，他最初講授東方語言，后來講授神學，是德國大學最先講授虔敬主義神學的人，注重培養具有虔敬信仰的實際生活所必需的智能的基督教徒。與托馬西烏斯相比，托馬西烏斯以現代啟蒙運動者的精神教育新興的普魯士的法官和官吏，在腓特烈大帝的極盛時期，這種教育的優越作用就顯示出來；而弗蘭克則以重實踐的基督教精神教育北德意志的僧侶和教師，促使人們重視青年的培養，并幫助他們改進教學方法。

沃爾弗也是一個很有影響的人物，被譽為啟蒙哲學大師。他一生的主要工作是在哈勒大學講授哲學、物理學和數學。他的哲學以數學和自然科學為基礎，崇尚理性。他與托馬西烏斯一樣用德語寫作和講課。在康德哲學取得統治地位之前，沃爾弗和他的學生支配著德國的大學和德國的一般教育達半個多世紀。

經過改革，哈勒大學成為德國大學學術自由的發祥地。它打破了以往舊大學必須以教會肯定的教條為教育原則的狀況，采納了現代哲學和科學，成為進行創造性科學研究的最早基地。古代語言和文學也不再像過去那樣被強調，許多教師都用本國語而不是拉丁語講課，課程開始呈現出功利主義的色彩。在教學方法上也發生了本質的變化。過去根據標準教材照本宣科的方法逐漸被學術報告所取代，即系統地講述有創見的科學知識。傳統的論辯的方法也被淘汰，逐漸由各種有關學

術的課堂討論所代替，注重啟發人們對學術研究進行創造性的獨立探索。在托馬西烏斯等三人的努力下，哈勒大學成為18世紀德國境內規模最大、最重要的大學，產生了深遠的影響，哥廷根大學與埃朗根大學都是以其為榜樣開辦的。

2.哥廷根大學的創辦與學術自由的拓展

哥廷根大學的創辦者是漢諾威王朝樞密院的主要官員閔希豪生，他對哥廷根大學的政策產生了舉足輕重的影響。他主張一種適度與溫和的政策，在他的領導下，哥廷根大學一方面在形式上墨守許多保守的實踐，另一方面參加了由哈勒大學發起的大規模的課程現代化運動。這種謹慎地避免過激措施以及將傳統和進步的要素結合起來的政策，成為哥廷根大學成功的秘訣。

為了鼓勵學術自由的風氣，閔希豪生改革了大學的課程設置，限制和削弱了神學在大學的地位，提高了哲學與法學課程的地位。神學第一次喪失了它在大學凌駕于其他學科之上的特殊地位。哲學院的地位有所提高，除開設傳統的入門課―邏輯學、形而上學和倫理學之外，還開設了經驗心理學、自然、政治、物理學、自然史、純數學和應用數學、歷史和語言。在哈勒大學不受重視的古典文學研究在哥廷根大學得到很大發展。哲學教授格斯納還舉辦了哲學習明納(seminar)，引導學生以新人文主義的研究方法創造性地研究哲學與古典文學，這是德國高等教育史上的第一個習明納。在哈勒大學，法學院屬于神學院，而哥廷根大學的法學院是獨立的，而且是哥廷根大學課程的支柱。閔希豪生十分重視法學院的發展，法學院傾向于貴族的利益，在18世紀后半期成為全德貴族所賞識的學校。

哥廷根大學重視科學研究，為此，閔希豪生親自管理全體教授的選聘，首先注重的是學者的聲名。他深信只有擁有一流的教授，才能提升大學的水準。他尤其偏愛那些專著豐厚的學者。他還注意選聘在教義上保持中立的神學教授，摒棄那些好爭斗或名聲過分不好的學者，以力圖避免當時盛行的新教教派之間的激烈的論爭，如虔敬派與正統的路德派之間的爭執，還專門制定章程，禁止教師斥責“持異端的”觀點。這樣使學生和教授將更多的精力放在其他更豐富的事務方面而不是進行永無休止的爭吵。閔希豪生還注意提高教授的社會地位，將教授由一般的雇員提高為國家的官員，給予很高的工資及優厚的待遇。通過這種辦法，哥廷根大學順利地招聘到一批第一流的學者，獲得了極大的聲譽，成為中歐主要的學術和科學中心之一。1742年，以哥廷根大學的教授為中心，成立了科學學會，使哥廷根成為極少幾個既有大學又有科學學會的城市。為了給教師創造良好的科研條件，閔希豪生還親自創辦了哥廷根大學圖書館，到1763年已擁有藏書20萬卷。由于收藏廣博和有效的組織管理，哥廷根大學圖書館成為第一個現代意義上的科學圖書館，吸引了許多求知的學者。為了創造優越的科研條件與濃厚的學術氛圍，除了圖書館外，哥廷根大學還提供了裝備優良的科學實驗室、天文臺、解剖實驗室、植物園、古物博物館、大學醫院等。這些條件使哥廷根的教授和學生所進行的有獨創性的研究比其他大學的教授多，形成了注重研究和出版的風氣，教授們大量發表研究成果，對科學知識的發展作出了重要貢獻。

三、18世紀德國大學改革運動的影響

18世紀德國的大學改革運動使德國大學開始洋溢著時代的新氣息，并逐漸在文化和社會生活中占有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而與此同時，法國大學在大革命中已被完全廢止；英國大學則暮氣沉沉，早已落后于時展。英國教育家阿什比指出：“正在興起的德意志國家，急于在工業發展上趕上英國和法國，便將大學作為進行技術革新的一種力量。于是，科學研究就成為大學職責的一個關鍵部分。大學的結構也發生了變化，與正在出現的學科和科學領域相一致的研究所和專業講座，也創建起來了。所有這一切都富于革新精神，并使德國大學與其他國家的大學分道揚鑣。”

1.大學現代化的積極探索與近代大學理念的奠基

這次大學改革運動是對大學現代化的大膽探索和有益嘗試，它所確立的大學精神成為此后德國幾代人為之奮斗的大學理想和大學改革的方向，為19世紀柏林大學的創辦和此后一系列大學改革運動的深入開展奠定了基礎。可以說，德國大學的一些基本理念在這次大學改革運動中已開始初現端倪，這次大學改革運動所形成的對傳統的懷疑和對權威的否定成為人們改革大學的精神源頭。18世紀大學改革運動在啟蒙思想的激發下，以現代哲學與自然科學為武器，對傳統大學進行了勇敢的批判，旗幟鮮明地提出了現代大學的理想。這突出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以人的理性獨立為原則和基于現代科學特別是數學與物理學之上的現代哲學，取代亞里士多德的繁瑣哲學；以自由研究和教學取代過去僵化、生硬的教學；以系統的講授取代講解范本的舊方式；以習明納(研討班)取代辯論；對古代語言的模仿為新人文主義者的有活力的研究所取代；德國逐漸取代拉丁語，成為通用的教學語言。這些改革一改傳統大學腐朽落伍的形象，使大學開始呈現出生氣勃勃的發展勢頭和良好的發展前景，人們對大學開始重建信心并寄予厚望。這次大學改革的理想在18世紀后期德國大學的改革中得到了進一步延伸，并在19世紀初德意志生死存亡的關頭直接激發了又一輪更徹底、更深刻的大學改革。可以說這次以柏林大學的創辦為核心的大學改革的基本精神是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改革精神的延續。正因為如此，有學者認為，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可以視為德國乃至世界高等教育史上近代大學的開端。

2.大學面貌的煥然一新與大學職能與制度的轉型

這次大學改革運動使德國大學的面貌煥然一新，在大學職能和教學制度等方面都形成了明顯的特征。這主要表現在三個方面：第一，大學教育職能的擴大。由于王權的逐漸強大和近代民族國家的興起，大學原有的培養教師和神職人員的職能，顯然已經難以適應民族國家對官吏的需求。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把培養世俗政權所需要的官吏當作自己的基本任務，從而擴大了大學教育的職能，同時，也促進大學教育在世俗化的方向上大大邁進了一步。第二，大學教學內容的更新。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一方面繼承了原有大學的教學內容，另一方面為適應教育職能的變化，調整、擴大、更新了原有大學的教學內容。這主要表現在：加大法律課程的比重、擴充法律課程的內容，新設封建法、德國習慣法、法律史和審判法等；提高哲學教育的地位、擴大哲學教育的范圍，增設“經驗心理學”、政治學、自然法、歷史學等科目；使哲學院從過去神學院的附庸成為相對獨立的學院，并在課程結構上取得了與神學院、法學院和醫學院基本平等的地位。第三，大學教育性質的變化。如果說從中世紀大學舉辦以來，大學教育主要側重在傳授既成的知識，那么，正是從哈勒大學開始，自由研究、教學與科研相結合的觀念，逐步成為大學教育的原則，并在哈勒大學、哥廷根大學等得到初步實踐。

3.大學人才資源的培養輸送與德國民族意識的覺醒

這次大學改革運動為德國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提供了良好的思想基礎和人才資源，并促進了德國民族意識的覺醒。改革后的德國大學成為德國乃至歐洲主要的學術和科學中心，革新精神滲透到大學的教學、科研、管理等各個領域，并推動了人們以現代哲學的精神進行獨立自主地認識、判斷和思維，自然科學開始走進大學校園，并在習明納式的研究中獲得了迅速發展，人們思想的解放與自然科學的發展無疑加快了德國現代化的進程。可以說，德國資本主義的發展既對大學改革提出了要求，又從大學的改革中獲得了養料。隨著大學的世俗化趨勢的加快，人們更為關注德國這個四分五裂的世俗社會；大學中普遍采用德國語從事教學和學術活動，啟蒙思想家以大學為研究與宣傳陣地，人們的言傳身教對德國民眾民族意識的覺醒起到了極大的推動作用，對德意志民族意識的形成產生的深遠的影響。

總之，18世紀德國大學改革運動的爆發是順應歐洲資本主義生產進程加快背景下的社會經濟、政治、文化需要而應運而生的。可以說，這次大學改革運動是德國高等教育史上富有轉折意義的大事，它承前啟后，繼往開來，首次以極大的革新精神和創新意識對傳統大學的辦學模式進行了深刻的審視與大膽的揚棄，在實現德國大學本土化、現代化、世俗化的方向上大大前進了一步，以此為起點，德國高等教育的發展開始進入其近代的發展歷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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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賀國慶，王保星，等.外國高等教育史[M].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03：137.

篇10

（一）

公元五世紀，隨著西羅馬帝國的滅亡，希臘、羅馬燦爛的古典文化迅速衰落，羅馬時代的城市幾乎完全沒落，有的成為設防據點，有的成為封建諸侯或主教的駐地，古代的各種文化教育機構也幾乎蕩然無存。統治西歐各地區的各個蠻族王國由于剛剛才脫離原始部落狀態，在文化教育方面還是一片空白，這時，羅馬基督教會就成了古代文化的承擔者和傳播者。在教會的努力下，陸續出現了一些修道院學校、大主教區學校和教區學校。其中，以意大利修道士本尼狄克開創的本篤會修道院所組織的教育活動影響最大。僧院學校的學生分為兩種，一種是準備充當僧侶的兒童，稱為Oblati，意味自愿獻身者；另一種是學成后不準備充當僧侶者，稱為Externi，意味外來者。前者又稱為內學，后者又稱為外學。除僧院學校外，還有大主教區學校和教區學校。大主教學校設在主教的所在地，學校的性質與水平同僧院學校相當，學校設備較好，學科內容也比較完備。教區學校設在神職人員所在的村落，學校規模很小，設備簡陋，只教授一般的讀、寫、算和基督教的初步知識，它雖然是由教會舉辦的，但也向一般世俗群眾開放。教會首先需要的是對教士和僧侶進行讀、寫、算和教義基本知識的教育，這就需要利用古典文化的一些成果，這樣，就逐步形成了被稱為“七藝”（文藝學科教育）的學習課程。在當時的學校都設有三藝（trivium）和四藝（quadrivium），前者指語法學、修辭學和邏輯學，后者包括算術、幾何、音樂和天文學，兩者和在一塊即所謂的“七門自由藝術”（septem artes liberales），簡稱“七藝”。但是，在整個中世紀的初期，文化教育基本上局限于為教會和宮廷服務，教育水平也停留在基本知識的傳授上。

從11世紀末到13世紀，隨著手工業與農業的分離和商業的逐漸活躍，開始重新出現手工業和商業中心的城市。隨著城市的發展，西歐與其他地區的來往開始多了起來，人們的思想眼界也比以前也開闊了，此時，教會學校已無法滿足世俗社會的需要，于是，逐漸出現了城市的大學。城市大學的誕生標志著西歐文化歷史的一個新時期的開始，而它的出現又是與當時的歷史文化條件分不開的。

和東西文化交通為大學的興起鋪平了道路。1095年，教皇烏爾班二世在法國南部的克勒芒召開宗教會議，發表煽動基督徒的長篇演說，為“征討異教徒”進行總動員，以此為標志，開始了長達200年的。通過，歐洲人接觸到了高水平的拜占庭文化和阿拉伯文化，帶回了許多學術典籍。在阿拉伯人占領的比利牛斯半島和諾曼人占領的意大利南部，許多學者將古典文獻和阿拉伯文獻由希臘文和阿拉伯文譯為拉丁文。由此，中世紀的歐洲開始了解到古典文化的面貌，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的著作，歐幾里德的幾何原理，托勒密的天文學，希波克拉底和蓋倫的醫學著作等。另外，一些伊斯蘭文化的杰出成就，如阿維森納的醫學和哲學著作，阿維羅伊的哲學著作，以及各種代數學、化學、天文學、醫學方面的知識也都傳人歐洲。這對于當時西歐的學術界和文化界是一場大的革新。除了原來的文藝學科有了很大的改革和發展外，新的三個高等學科即神學、法學和醫學也開始確立，從而為大學各學科的形成準備了條件。

中世紀大學是市民社會的直接產物，它的組織形式來自城市和行會的組織形式，當時西歐城市各種行會組織的形成、發展為大學的組織奠定了基礎。在城市的發展中，興起了各種手工業的同業行會、商會，它們擁有相當大的自治權，成為控制城市的力量。在行會的發展和斗爭中，逐漸形成了較為嚴密的組織與規章制度，這成為了大學組織的榜樣，最初的大學機構，也就是學生行會與教師行會。大學（university）一詞由拉丁語universitas而來，而universitas本意為“共同體”，它是由介詞Versus（往，向，朝向）與名詞Unum（唯一，單獨）構成，意思是“成為一體”。因此，大學在它誕生之初無非是教師和學生的行業公會，學校由教師和學生共同管理。所有的教師聯合成特殊的組織即專業行會，稱為系或教授會（faculty），它是由拉丁語facultas而來，本意為才能，即教授某種科目的能力，后來開始把系這個名詞理解為教授某部門知識的大學分部；學生則組成同鄉行會，雙方各有自己的權利和義務。簡單來說，大學作為一種行會體制，教師與學生的關系就是師傅（magister）與學徒（discipulus）的關系。

最早興起的大學是12世紀意大利的波洛尼亞大學和薩萊爾諾大學，隨后巴黎、牛津大學相繼產生，到15世紀，整個西歐建立了近80所大學。據統計，意大利有20所，法國有18所，英國有2所，蘇格蘭有3所，西班牙有13所，葡萄牙有1所，德意志神圣羅馬帝國境內有16所，匈牙利有3所，波蘭、丹麥和瑞典各1所。由于當時民族國家尚未形成，每個地方的大學都向各地學生開放，而不限于周邊地區，這就使得那時的大學都有著很強的國際性，各地的學生可根據自己的志向和興趣自由到自己所喜愛的大學求學。但有一點是共同的，那就是只有完成了以傳統的“七藝”為內容的基本人文學科課程后，才可能進入法學、醫學和神學等其他專科的學習。

（二）

大學作為一種行業公會，是一種獨立自主的機構，完全實行自治。它既不受任何上級的管轄，也不受所在地方的限制。如果學校與市政當局發生矛盾，或者對所在地的條件及環境感到不滿意，便會全校搬到其他地方繼續辦學。大學的自治性還表現在它享有其他一些特權，如免納捐稅，平時免受兵役，不受普通司法機關管轄等。在爭取自治的過程中，幾乎所有的大學在其成立之初都同當時的市政當局和教會發生了激烈的沖突，甚至發生大規模的械斗。中世紀大學按領導體制可分為兩種類型。以最早興起的意大利波洛尼亞大學為代表的稱為“學生大學”，由學生主持校務，教授的選聘、學費的數額、學期的時限和授課的時數等，均由學生決定，歐洲南部的大學，如法國（巴黎大學除外）、西班牙、葡萄牙等地的大學多屬此種類型。以法國巴黎大學為代表的稱為“先生大學”，由教師掌管校務，歐洲北部的大學，如英格蘭、蘇格蘭、瑞典、丹麥、德國等地的大學，則多屬此種類型。

中世紀大學統一用拉丁語作為教學語言，這就使得歐洲各地的學生可以聚集一起共同學習。不同的學科雖然在教學內容上有很大的差異，但在教學方法上卻大致相同。如在當時的神學院，除了圣經外，最重要的教科書是彼特朗巴特（Peter Lombard，1100~1164）的《箴言四書》（Libri Quatuor Sententiarum），但其主要的教學方法仍是通行的講授和論辯。講授（lectio）來自拉丁語動詞閱讀（lego），即閱讀指定的教材，由教師誦讀教科書原文及其注解，學生逐字逐句地筆記，授課的內容則被記錄、整理為“注釋集”（Commentarius）。論辯（quaestio）最初只是一種口頭訓練，后來演變為一種正式的教學方法。在神學院，論辯又分為兩種，即問題論辯（quaestio disputata）和自由論辯（quaestio quodlibetalis）。問題論辯在課堂上進行，由教師提出一個論點，由兩名學生或兩組學生進行對辯，由教師主持，裁定勝負。有時，由一名學生就某一問題的兩面自己提出論據，自己辯駁，稱為獨辯。自由論辯則是在公開場所進行，一般是在降臨節（Advent）后的第二周和四旬齋（Lent）后的第四、五周舉行。自由論辯的規模很大，不局限于學術問題，任何問題都可提交討論，參加的人包括學生、老師以及其他著名的訪問學者。論辯的題目最后整理、匯集為“論辯集”（Quaestiones），各種題目的論辯集則進一步總匯為“大全”（Summa）。它的寫作方式是圍繞一個題目提出一系列問題，每一問題都有“贊成”和“反對”兩種意見，作者先列舉維護這些意見的理由，然后陳述自己的觀點，最后逐一反駁其中一種意見的各種理由，并論證另一種意見的各種理由。

按當時大學的規定，文學院的課程需要4年半到6年，有的學校甚至要求7年。文學院畢業后，學生首先獲得的是學士學位（baccalaureus），然后才可能繼續申請碩士（magister）和博士（doctor）兩種學位。當時的碩士和博士學位并無程度上的差別，它們的區別是，碩士考試不公開，合格者發給證書，取得教學資格；博士考試則公開舉行，有隆重儀式。通過考試者，到主教所轄的地區，由副主教賜給學位。凡取得碩士或博士學位者，統稱為教授（professor）。事實上，學位制最初只是教師行會的一種自我保護措施，它起著決定職業標準和保證學生的學習質量的作用。學士最初根本就不是一種學位，它乃是教師行會所新招學徒的一種身份，這些年青人希望有一天也成為行會的正式成員。那些獲得許可證，被接納到教師行會的人，最初一律叫碩士，magister其本意就是師傅，表明已出師了，可以開始授課帶徒，而博士或教授僅僅是一種榮譽稱號。

巴黎大學是西歐中世紀大學的典范，是歐洲各國學生云集的中心，13世紀的巴黎有歐洲雅典之稱。巴黎大學的前身是諾丹（Notre Dame）主教學校。12世紀初，學者香浦的威廉（Guillaume de Champeaux，1072~1121）在此主持校務，著名經院哲學家彼特阿貝拉爾（Petrus Abaelardus，1079~1142）1108年至1139年間也曾多次在這里講學。起初，來自歐洲各地的學生按鄉土組成德意志、諾曼底、羅馬和英格蘭四個同鄉會，教師則按學科的不同組成藝學、神學、醫學和教會法學（羅馬民法在巴黎被禁止講授）四個教授會。每個教授會有權頒發本學科的教學許可證書，決定本學科的教學規則和學生紀律，大學的重大事務都由這幾個教授會共同會商。巴黎大學鼎盛時期師生達5萬多人，號稱與教皇和皇帝一起并為歐洲三足鼎立的勢力，因此，在當時就有“羅馬有教皇，德國有皇帝，法國有知識”這種說法。到了13世紀，隨著經院哲學的繁榮，它更是成了歐洲學者云集的中心，來自各地的學者都在這里求學與講學，不同學派與思想的論戰也大都在此發生，因此，它更是享有“哲學家的天城”（Civitas Philosophorum）的美譽。

（三）

中世紀的大學產生以后，迅速成為歐洲文化復興和傳播的中心，也是隨后進行的文藝復興、宗教改革和近代啟蒙運動的重要陣地。此外，盡管世界各國、各民族自古以來就有種種較高水平的教育機構，如希臘雅典的學院、阿拉伯的“智慧館”和中國的書院等，但是，西歐中世紀形成的大學所提供的辦學理念、組織原則、教學體系、學業考核制度、法律地位等，卻是近現代世界高度教育制度的直接先驅。

中世紀的大學是歐洲重新獲得和了解古代希臘羅馬的哲學和科學知識的重要媒介。當歐洲還處于文化的黑暗時期時，卻正是阿拉伯世界以其燦爛輝煌的文化彪炳于世的時候。公元7、8世紀興起的阿拉伯—伊斯蘭文化是古代東西方諸多民族、宗教融合、碰撞的結果，它在產生之初即表現出勤于學習、尊重知識的特點，據說，穆罕默德曾對穆斯林發出“學問即使遠在中國，亦當求之。”的號召。經過阿拉伯人200年左右的努力，歐洲古代的主要經典幾乎都翻譯成了阿拉伯文，當這些著作被翻譯為拉丁文而為中世紀的學者所了解后，重新點燃了歐洲人的智慧，而這主要是在當時的大學展開的。

中世紀的大學直接促進了經院哲學的發展與繁榮。隨著大學的發展，教會的勢力也慢慢滲透進大學，經院哲學逐漸成為大學的主要內容。當時興起的兩個托缽修會，即多米尼克修會與法蘭西斯修會更是積極向各個大學滲透，他們在大學的活動，造就了一大批著名的學者。屬于法蘭西斯修會的著名學者有“不可辯駁的博士”（Doctor irrefragibilis）哈列斯的亞歷山大（Alexander Halensis，1185~1245）、“六翼天使博士”（Doctor seraphicus）波那文圖拉（Bonaventura，1221~1274）、“悲慘博士”（Doctor mirabilis）羅吉爾培根（Roger Bacon，1214~1292）、“精微博士”（Doctor subtilis）約翰鄧司各脫（Johannes Duns Scotus，1265~1308）以及威廉奧康姆（Guillelmus de Ockham，約1285~1349）等；屬于多米尼克修會的著名學者有“全能博士”（Doctor universalis）大阿爾伯特（Albertus Magnus，1200~1280）、“天使博士”（Doctor angelicus） 托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24~1274），以及約翰艾克哈特（Johannes Eckhart，1260~1327）等。這些大學培養出來的學者成為了中世紀神哲學的中堅力量，他們讓他們的時代成為了歐洲思想史上最具創造性的時代之一，他們的著作和思想也成為了近現代哲學的重要源泉。

中世紀大學的出現和發展為歐洲的文藝復興運動作了準備。中世紀的大學體制為學者們從事學術活動提供了各方面的保證，成為當時各方面學者活動的舞臺。例如13世紀的牛津大學就是當時歐洲的科學中心，西方近現代的科學在那里開始萌芽。牛津大學的第一任校長羅伯特格羅斯太斯特（Robort Grosseteste，1168~1253）和他的學生羅吉爾培根將柏拉圖對數學的強調和亞里士多德對實驗觀察的強調結合起來，奠定了現代科學興起的基礎，他們自己也成為現代科學的先驅。此外，但丁、薄伽丘、哥白尼、伽利略、弗朗西斯培根、牛頓等人的思想，也都是在大學的土壤上產生的。

中世紀的大學讓“思想自由，學術獨立”的理想成為一種現實的可能。亞里士多德在《形而上學》中曾講，科學的價值不在于作為實現某種崇高目的手段和工具，它是自成目的的活動，它是自由的人進行的自由思考，它有著其內在的價值，因此，科學活動更類似于游戲，而不是獲取某種實用價值的工作。然而，這種理想唯有通過某種見證獲得現實力量后才能表達出來，中世紀大學所表現出來的知識分子的職業化就是一種見證，它讓那種理想成為了現實的可能。在大學興起以前，古代學院中的學者的身份是多重的，他們既是真理的追求者、傳道授業解惑的導師，更是為治國安邦出謀劃策的帝王師。這樣的結果，一方面讓知識分子成為四處游蕩的乞兒，另一方面更是讓他們活動淪為可有可無的工具。中世紀的大學通過知識活動的行業化，使得知識分子以“分子”的方式顯現出來，讓他們不再停留于“達則兼善天下，窮則獨善其身”的道德理想境界。如果說知識是由于對自己的否定，最終才被某種力量見證出它的價值的話，那知識分子也必須通過對自己的限定才可能為某種力量所見證。

以京師大學堂的成立為標志，我國傳統式的書院教育就終結了，現代中國大學的教育體制在很大程度上都是西方大學的翻版。然而，無論是從大學教育的理念，還是從大學的法律地位來看，我們的大學與西方大學又有著根本的不同。現代社會的構架、學科的分類等都使得回到傳統書院幾乎不可能，因此，重新審視和理解西方大學教育的精神，或許會讓我們思考到更多的東西。 主要參考文獻

(1).C. 沃倫霍萊斯特《歐洲中世紀簡史》，陶松壽譯，商務印書館，1988年.

(2).亨利皮雷納《中世紀的城市》，陳國樑譯，商務印書館，1985年.

(3).雅克勒戈夫《中世紀的知識分子》，張宏譯，1999年.

(4).SE佛羅斯特《西方教育的歷史和哲學基礎》，吳元訓等譯，華夏出版社，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