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如何才能寫好一篇馬克思經濟學，這就需要搜集整理更多的資料和文獻，歡迎閱讀由公務員之家整理的十篇范文，供你借鑒。

篇1

首先讓我不厭其繁地再次引用凱恩斯那廣為傳誦一段話：“既得利益之勢力，往往被人夸大，實在不如思想直逐漸侵蝕力之大。經濟學家以及政治學家的思想，其影響之大，往往出乎常人意料。事實上統治世界的，就是這些思想。現實世界的統治者，自以為不受任何理論的影響，可往往會是過往時代某一個二流經濟學家思想的奴隸。從長遠來說，真正危險的不是既得利益，而是思想。”

先講一點方法論：

在波普看來，科學的發展是一個證偽的過程。只有證偽的理論，才是科學。提出假說----事實檢驗----推翻-----提出新的假說-----再推翻----。。。。。。如此否定之否定，由相對真理走向絕對真理。

依我的看法，任何理論，都是一種模型，是對現實的一種抽象，一種近似。事實上，無論經濟學家還是普通人，都是通過模型來看世界的，我們是帶著理論來面對現實的，這也是康德所說的先驗理性，并為現代的腦科學的研究所證明。

理論永遠不可能與現實完全符合，理論的價值在于它可以指導我們去看事實，使現象可以更有條理，但它同時也是對現實的一種歪曲。科學的發展正是理論不斷逼近現實的過程。

現在大家都在批判經濟學家玩數學，經濟學的理論脫離現實。我想主要是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經濟現象太復雜了，以至于經濟學家無法建立更加貼近現實的理論模型，這也要怪經濟學家的智慧不夠。另一個要怪數學家，數學家給經濟學家提供的數學工具太簡陋了，以至于非常簡單的模型，要用非常復雜的數學。理論越是接近現實，模型就越復雜，所用的數學就越高深。也就是說，經濟學的發展是受數學工具的制約的，數學應用于經濟學不是太多，而是太少。

宗教是非理性地信仰，哲學是理性地信仰，而科學則是理性地懷疑。每一門科學都有一個核心假說，那是不可檢驗的，科學家的任務是由這個假說推出可檢驗的等價命題。

牛頓力學的核心假說是牛頓三大定律，相對論的核心假說是光速不變定律。而經濟學的核心假說是理性人假說，即每個人都是效用最大化的個人，現代經濟學的全部理論都建立在效用最大化這個假說基礎之上。有了效用，才有了現代經濟學，所以我認為現代經濟學真正起源于邊際效用學派，也就是馬克思所批評的庸俗經濟學。它的三位代表人物是在；杰文斯，門格爾，瓦爾拉斯。后來的馬歇爾總結了前人成果，創立供求曲線，這就是新古典學派，統治著一般的中級微觀經濟學教科書。

在馬克思以前，從斯密到李嘉圖，都是勞動價值論，核心概念是價值。據說斯密在寫《國富論》時先是研究資源配置和勞動分工，然后不知犯了哪股子邪勁，突然對價值問題發生了興趣，開始探討價值的本質。后來的經濟學家，如李嘉圖，馬克思，也暈頭轉向地跟著他去研究，“什么創造了價值”。經濟學從此走上了邪路，為了一個毫無意義的問題，經濟學浪費了整整一個世紀。

直到后來經濟學家引入了效用，把價值這個概念驅逐出了經濟學。大家可以翻一些現代經濟學的課本，找不到價值這個詞的。

按熊比特的說法，三個最偉大的經濟學家是瓦爾拉斯，馬歇爾和維克塞爾。其中最最偉大的是瓦爾拉斯，因為他創立了一般均衡理論。

按張五常的說法：經濟學只有兩個假說，即效用最大化和負需求曲線。這里用的是局部均衡的概念，不太嚴格，負需求曲線約等于邊際效用遞減。

邊際效用學派的一個偉大貢獻就是引入了邊際的概念，邊際效用就是對效用函數求導。這樣，微積分就進入了經濟學，數學家在這個領域耕耘了兩個世紀，有一大批的定理可以應用，從而給經濟學以全新的刺激。這從一個方面說明，一旦引入了強有力的數學工具，經濟學可以有怎樣強勁的發展。

數學是一種推理的工具，他幫助我們從核心假說推導出可供檢驗的命題，保證了推理的嚴密，邏輯的正確，不至于使思維混亂，避免不必要的爭論。日常語言很不嚴密，有很多問題越爭越不清楚。數學作為一種嚴密高效的語言，如果我們的結論不同，在推理正確的前提下，一定是我們的假設與現實不符。

數學是一種思維工具，以傳統方式，以日常語言去思維經濟學就象趕牛車，而掌握了數學，則象坐了噴氣式飛機。

比如： 科斯定理告訴我們，當交易費用為0時，產權的劃分不同不具有影響經濟福利的效果，即人們可以通過在市場上交易產權來達到資源的社會最優。個人通過效用最大化行為達到社會最優-----帕累托最優。這可以看作福利經濟學第一定理的另一個版本。斯蒂格立茲叫它科斯謬誤，數理經濟學家嚴格證明了科斯定理只有在經濟當事人具有擬線性效用函數時才成立。

一邊是模型，一邊是現實，模型越是接近現實，所用的數學就越高深。經濟學家的數學素養早已遠遠超過了物理學家，正如物理學的發展曾大大推動了數學的發展，也會有一批數學家轉變為經濟學家，經濟學家變成為數學家。因為今天的物理學幾乎已經找不到什么問題了，而經濟學則問題多多，醞釀著一場巨大的革命。

如果說物理學研究物質世界，那生物學研究有機世界，而經濟學則以探究人類社會的奧秘為己任，層層遞進，現象越來越復雜，所用的數學也越來越高深。

在馬歇爾那里，事件是一件接一件的發生，而瓦爾拉斯的一般均衡則雄心勃勃，要一次解決所有問題。法國是一個盛產數理經濟學家的國家，從配第到古諾，到瓦爾拉斯和當代的laffont,tirole,一脈相承的是一種數學理性的建溝主義。

經濟學中的意識形態和物理學的意識形態并無不同，一個物理學家也可能為納粹制造原子彈。

現代經濟學主要有兩支：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都可以從馬歇爾這里講起。

微觀經濟學，也就是新古典經濟學，從馬歇爾以來，沒有更大的發展。后來的經濟學家就是用越來越高深的數學工具對他的理論加以精練。到samuelson出版《經濟分析基礎》，用微積分來研究微觀經濟學的時代結束了。

50年代以后，諾貝爾獎得主debreau,arrow等人用集合論來研究微觀經濟學，證明了一般均衡的存在性，這是經濟學的前沿，到了80，90年代，數學工具越來越高深，運用了幾何流形，泛函空間，現在這一塊兒主要是一些數學家在做。

馬歇爾統治了今天的微觀經濟學教科書，而他的弟子凱恩斯則統治了宏觀經濟學。

samuelson自稱是經濟學的最后一位通才。他說：“生為經濟學家，1939年是一個偉大的時刻。”

1930年代的倫敦是個匯集巨人的地方。羅素，蕭伯納，wittgenstein, 凱恩斯,jone.robinson,還有早逝的天才ramsey,每一個人的光芒都足以輝映一個時代。你能想象這么多奇妙的人居然生活在一個時代，一座城市？

那時侯的hicks還在倫敦經濟學院求學，哈耶克在那里宣講自由主義理論，而凱恩斯則開始了他的十次經濟學講座，“馬戲團”里有harrod,robinson,sraffa這樣前途無量的青年。經濟學處于清晨的明媚陽光中。

大蕭條中成長起來的一代，solow,samuelson,friedman,tobin,這些未來的諾貝爾獎得主在凱恩斯開辟的園地里揮動了鐵鍬，并統治了那里，直到70年代遇到了lucas的挑戰。

lucas的成功證明了經濟學的真正發展不在于提出新奇的觀點，而在于引入新的工具與方法。lucas以后，is—lm曲線開始從經濟學文獻中消失。經濟學形成了新的研究范式，即直接從理性人的效用最大化行為來探討宏觀經濟現象。宏觀經濟學家開始學習運用ramsey在1928年就寫出的最優消費模型和samuelson1956年的交疊世代模型。宏觀經濟學找到了自己的微觀基礎，經濟學重新回到新古典傳統的懷抱之中。

宏觀經濟學的兩條主線：經濟波動和經濟增長

篇2

 

19世紀70年代的“邊際革命”使經濟學研究轉向了資源配置的技術關系，以瓦爾拉斯一般均衡理論為代表的新古典理論成為西方的主流經濟學，其對經濟學研究的統治迄今已近一個半世紀。在今天主流經濟學的教科書中，“資本主義”已完全消失，資本成為一種生產要素，工資、利息與利潤只是生產要素的價格，并取決于生產要素的邊際生產率。當然，對于新古典的資源配置理論，我們可以認為它是完全正確的，主流經濟學往往也把這種理論應用于對現實的勞動市場和資本市場的解釋。然而問題是，現實資本主義經濟中的工資率和利息率(利潤率)究竟是不是表示生產要素的邊際產品呢?新古典理論中的資本、工資、利息和利潤等概念與現實中以貨幣價值或價格表示的這些概念是相同的嗎?

 

現代國民收人核算統計開始于1929年，同一年美國爆發了嚴重的金融危機。可以說，1929—1933年的“大蕭條”孕育了“凱恩斯革命”的誕生，但在新古典理論強大的思想意識所形成的觀念和教條的無情統治下，凱恩斯的理論很快被融人到新古典經濟學，并成為新古典微觀經濟學的宏觀經濟學。其中，新古典經濟學家通過“總量生產函數”把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完全納人到新古典的技術關系分析之中，最典型的是把國民收人的統計變量截然劃分為實際變量和名義變量兩個部分，如實際GDP和價格水平、實際工資與名義工資、實際利率與名義利率，當然還可能有實際資本和名義資本。也就是說，新古典理論把國民收人的統計變量完全套用到總量生產函數之中，再加上決定名義變量的貨幣數量論，由此成為研究反映宏觀經濟波動的各種統計數據的基礎。

 

然而，這些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是不是表示新古典生產函數技術關系的變量或概念呢?經濟學家們至今似乎對此沒有提出過疑問。在上個世紀50—80年代那場空前激烈的“劍橋資本爭論”中，作為爭論雙方的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學派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那些爭論的焦點在這些現實的國民收人核算統計概念中與新古典理論中同樣稱呼的概念實際上是完全不同的。實際上，劍橋資本爭論的結果所表明的一個重要結論是：“國民收人核算體系中以貨幣量值表示的所有統計變量與新古典理論的生產函數或技術分析是完全無關的，而是來自于資本主義經濟關系，或特定的貨幣金融關系。”盡管新古典經濟學的理論熏陶造就了人們天然地認為這些統計變量是“真”的，即表示實物的要素投人和產出的關系，并把這種由生產函數表示的資源配置作為經濟學研究的主題和宏觀經濟學的基礎。然而事實上，這些統計變量所表示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或“比誰掙錢多的游戲”，與技術是完全無關的。馬克思經濟學所要研究的正是由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所決定的目前國民收人核算體系中統計變量的性質和它們之間的關系，這恰恰是目前主流經濟學教科書中所要研究和解釋的現實問題;而主流經濟學從技術關系角度對這些問題的解釋則是完全錯誤的，因為這些問題只是由馬克思經濟學所研究的社會關系決定的。

 

價值理論不僅是馬克思經濟學中最富爭議的領域，同時也是理論經濟學中最具爭議的問題。1951年，斯拉法在其編纂的《李嘉圖著作和通信全集》的序言中，提到了古典經濟學家李嘉圖終生想要尋找的“絕對價值”，以表示國民收人中工資與利潤的分配份額。這個絕對價值，用今天的語言來講，實際上就是國民收人(GDP)的測量單位。作為總量指標的國民收人，如果面對的是各種異質的產品，比如小麥和燕麥，我們需要一個同質的單位進行加總，以獲得一個同質的總量。當然，如果采用勞動這種同質的單位來計量，雖然可以進行加總，但卻不能表示勞動生產率和實物產品產量的變化;而且當兩個部門的“資本構成”(資本勞動比率)不同時，勞動生產率的變動和利潤率的變動都會影響到相對價格和收人分配，這使李嘉圖在1817年采用單一產品的“谷物模型”所證明的命題不再成立。

 

1953年，新劍橋學者羅賓遜提出了異質資本品的加總問題，并由此引發了著名的“劍橋資本爭論”。1960年，斯拉法在其名著《用商品生產商品》一書中把李嘉圖的難題套用到新古典理論中，表明新古典的相對價格一旦加總為總量將導致嚴重的邏輯矛盾。進而，這一問題在20世紀70年代很快被延伸到有關馬克思價值理論的討論中。比如，斯蒂德曼用一個資本勞動比例不同的異質品模型進行證明，得出了在某種假設條件下勞動價值可以是負值的結論，薩繆爾森則重新提出了關于馬克思的轉型問題在邏輯上不可能成立的問題。實際上，斯拉法的模型已經證明，由于在異質品模型中利潤率的變動會影響相對價格，從而收人分配的變動將使由相對價格加總的總量(國民收人)發生變動，這使古典學派和馬克思經濟學中的工資率(工資)的上升將使利潤率(利潤)下降的命題不再成立。顯然，“劍橋資本爭論”中存在的新古典理論的加總問題在古典學派和馬克思經濟學中是同樣存在的。由此，當“劍橋資本爭論”中的問題不能得到解釋時，20世紀70年代馬克思經濟學的復興被完全終止了。

 

面對那場以失敗告終的極其激烈和復雜的“劍橋資本爭論”以及馬克思價值理論的爭論，人們是否應該考慮這樣一個問題，即：問題的復雜性可能并不在于問題本身，而在于觀念上出了問題，而經濟學家們可能并不十分清楚地知道爭論的問題所在。長期以來，統治經濟學界長達一個多世紀的新古典理論的觀念一直頑強地盤踞在人們的頭腦中，禁錮著經濟學家的思維，這就是統治經濟學研究的“實物”產品的生產和分配。新古典經濟學家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生產，古典經濟學家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分配，而國民收人的計量似乎不能離開這種實物產品。那么，在經濟學研究中是否存在完全脫離這種實物產品的生產與分配的價值概念呢?實際上，這個價值概念就是國民收人(GDP)和國民收人核算中的統計變量。在“劍橋資本爭論”中，作為爭論雙方的新劍橋學派和新古典經濟學家都沒有意識到，GDP和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可以完全不依賴于實物。這場爭論起因于羅賓遜對總量生產函數的批評，當然也涉及到總量生產函數對國民收人核算統計變量的解釋，即新古典增長理論。但在羅賓遜1973年出版的那本試圖取代新古典教科書的《現代經濟學導論》中，作為新古典理論核心的實際GDP和價格水平依然充斥著全書，這正是問題所在。

 

對于實物產品的生產，新古典的相對價格理論顯然是一個完美體系，比如通過表示產品和生產要素稀缺性的相對價格可以使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然而，我們卻不能把構成GDP的各種產品和勞務的價格相加以得到一個表示實物總量的GDP。一方面，新古典的相對價格是一種稀缺的指數，把兩個表示稀缺的指數加在一起是毫無意義的;特別是產品的稀缺性取決于人們的偏好，那么隨著人們偏好的改變，相對價格和GDP的總量也會隨之變動。另一方面，對于新古典的資源配置而言，這里只需要相對價格而根本就不需要總量，即國民收人或GDP的總量對新古典理論是沒有意義的，當然其理論中也不可能得到這個總量。

 

對于李嘉圖的分配理論而言，如果討論的是實物產品的分配，采用簡單的勞動價值論是可以解決這種異質產品加總問題的;如馬克思采用勞動時間的計量，通過必要勞動和剩余勞動的劃分即可解決工資與利潤的分配問題。作為一個“思想練習”，這種勞動價值論的推論完全可以采用新古典理論的多種要素模型。比如，必要勞動時間取決于勞動的邊際產品，剩余勞動時間是其它生產要素邊際產品(如利息和地租)的加總。然而，當我們這樣進行邏輯推論時會發現，如果馬克思的分配和剝削理論是建立在這種實物的勞動價值論基礎上的話，那么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就只是新古典理論的單一生產要素模型，它根本無法戰勝新古典理論。因為新古典異質品模型中包含著一個強烈的命題，即如果要使資源得到最有效配置或使可以分配的面包做到最大，就必須按照新古典的要素邊際產品等于要素價格來形成市場的相對價格，從而也決定了要素“初次分配”的新古典邊際生產率分配理論，這被稱為經濟學的“實證分析”;隨后的“規范分析”認為利息和地租是不勞而獲的剝削收人，則完全可以通過政府對利息和地租征收100%的稅進行收人再分配。這樣，新古典理論對馬克思經濟學的攻擊在邏輯上取得了完全的勝利。

 

然而，新古典理論遇到了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這就是現實國民收人核算統計的國民收人(GDP)和其中工資與利潤(利息)的分配問題。當新古典經濟學家采用總量生產函數說明現實國民收人統計中的經濟增長和收人分配時，其邏輯一致性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GDP和國民收人核算中的統計變量根本不是新古典理論中的實物，也根本不表示新古典理論的資源配置。這些以貨幣量值表示的國民收人核算的統計變量(包括GDP)所表示的只是資本主義的經濟關系，而這正是馬克思價值理論所要揭示的。

 

采用人們熟悉的語言，馬克思的價值概念是一種“抽象”。那么，馬克思對價值的定義究竟抽象掉了什么呢?顯然，馬克思抽象掉了所有與技術關系或實物有關的因素，只留下了“抽象勞動”所體現的社會關系。馬克思表明，這種“價值”與使用價值無關，或與實物的“效用”無關;另一方面，針對李嘉圖的混亂，馬克思明確表明價值與勞動生產率無關，即與實物的生產無關。進一步，當馬克思把這種“價值”與實物的生產、消費和占有完全抽象掉，或表明價值與技術關系無關時，那么馬克思的“價值”所體現的社會關系究竟是什么呢?

 

社會關系是人與人之間的關系，如原始社會以血緣為基礎的家庭、氏族關系，奴隸社會對他人的直接占有和支配關系，封建社會以土地占有為基礎的人身依附關系等等。在14一15世紀的歐洲，文藝復興和啟蒙運動的思想家們提出了“自由、平等、民主”等理念，以構造新的社會關系或社會制度的基礎，而這種“資產階級思想家”的理念直接聯系到“勞動價值論”。比如在神學家阿奎那的宗教理念中，勞動價值論體現著公平與正義，是人們之間商品交換“平等”的基礎。那些早期勞動價值論的闡述者，如配弟、魁奈、康替龍等古典學派的前輩們，把勞動價值論聯系到“自然秩序”或私有財產的基礎;如洛克對勞動價值論的說明是“財產是自然的權利，它來自勞動”。顯然，這種對勞動價值論的闡述似乎聯系到新生的資本主義制度，如美國政治家富蘭克林就把勞動價值論聯系到“自由、民主與公平”。然而，資本主義的產生和資本主義制度卻是與這些早期“資產階級思想家”的勞動價值論理念背道而馳的。

篇3

一、自然之物與勞動、資本的通約——尋找不變的價值尺度

分工和交換是人類社會進步的起點,是經濟學最基礎的分析層面。馬克思經濟學和以正統自居的新古典經濟學都是從這里著手開始經濟理論體系的搭建。兩者都遇到了同樣的技術性間題:為使交換成為現實,必須構造出相互交換商品之間的相對價格體系。除去兩者所被賦予的不同意識形態,其實他們是從不同的角度和層次對同一問題的回答。其根本的區別在于,新古典經濟學認為決定財富的生產要素是土地、勞動、資本的三位一體;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資本從邏輯上講只能是自然和勞動的產物,所以在這些要素中,只有土地和勞動才是有關財富形成的終極要素。

認為價值是由土地和勞動共同創造的第一人是配第。配第在考慮價值量的決定時企圖把土地和勞動通約,他用土地的面積、自然年生產力和勞動者的谷物工資及勞動時間來進行勞動和土地之間的換算。川但是他受到了重農學派的影響,沒有解釋作為土地之外的自然之物與勞動之間的通約。為克服這一間題,斯拉法也作了解答。假定商品是用商品生產出來的,即A商品的價格由生產A的勞動以及為生產A所耗用的B,C,D……Z商品來決定,這樣就得到一個方程;同理B商品的價格又由生產B的勞動以及為生產B所耗用的A,C,D……Z商品來決定。依次推理,C,D……Z商品都可以作出如上分解,從而構成一個龐大的物質生產的投人一產出方程組。加上勞動變量,消去一元,求解該方程,就得到了一種相對價格體系,川也就是李嘉圖苦苦追求的“不變的價值尺度”。這個理論完美地實現了勞動與物質的通約。斯拉法通過“標準生產體系”,用數學證明了利潤與工資分割經濟剩余的比例不會對價格體系產生影響。也就是說,通約后的價格體系可以換算成以勞動時間計量的單位,并且不再受資本構成的干擾。這就提高了勞動價值理論的純潔度,解決了李嘉圖面臨的難題。但是斯拉法的生產體系是線性的,意味著這種價格體系只是在固定不變的技術條件下才能夠成立。在一個動態的技術可以變化的社會里,價值尺度將會受到影響。

斯密面對這一難題,干脆拋棄了自然之物。而馬克思非常重視自然之物與價值之間的關系。他批駁了財富是由人類勞動唯一生產出來的觀點,認為自然之物構成使用價值,是價值的物質承擔者。馬克思通過定義明確區分了財富與價值,排除了自然之物的原始價格對勞動形成的價值量的影響。但是這樣就產生了一些問題,財富歸根到底都可以分解為自然與勞動,而不可能分解為單一的勞動。那么這個“終極之物”是如何定價的呢?

人類社會之初,假設自然資源是充沛并可自由支取的,如陽光與空氣,必定沒有價值和價格,因為它們不是交換的對象。一旦出現了稀缺,就會有先占權或暴力創制的種種產權。馬克思寫道:“只有一個人事先就以所有者的身份來對待自然界這個一切勞動資料和勞動對象的第一源泉,把自然界看作隸屬他的東西來處置,他的勞動才成為使用價值的源泉,因而也成為財富的源泉。這些產權的取得,顯然是來自于先于生產和交換的非生產的制度因素,它賦予自然資源以壟斷價格,使“不具價格的東西也獲得了價格”。簡化掉開采成本的影響,它是權力對勞動所創造的價值的再分配,它的量的決定是權力斗爭的結果,即維持資源產權的資本化費用參與剩余價值分配從而獲得地租的過程。所以諾思稱贊馬克思所強調的所有權在經濟組織中的重要作用是重大貢獻。

自然資源的資本定價理論是由當代新古典經濟學的代表人物索羅較早提出的。他試圖深究三要素之間的相互關系。他把資源視為資本,扣除開采成本和供求的影響后,當預期的資源市場價格上漲幅度高于利率時,業主就傾向于較早開采,反之亦然。這樣根據利潤最大化的假設所達到的均衡,按照現實的開采量和利率,就可以倒求出現存資源的價值,完成自然資源與資本的通約。然而資源存量的勘察開采和轉換替代取決于不確定的技術條件。一般來說,資源存量是未知量,而存量的多寡將直接影響價格體系和對未來價格的預期,使得情況更加錯綜復雜。

用現金流資本化的方法把資源與資本通約存在同樣的問題,不僅要假設利率不變,還必須假定現金流是永續和穩定的。自然資源所帶來的壟斷利潤和租金在長期中不可能保持穩定。不確定的技術和自然資源存量的變化將對現金流產生直接的影響。

兩大經濟學范式都試圖把自然之物通約掉,使用的方法不同,是為了服務于不同的目的。新古典經濟學把一切能夠帶來穩定的現金流的東西統統資本化,是為了論證給這種現金流帶來保障的制度的合理性;而馬克思要揭示剩余價值在資本主義制度下不斷增殖的社會過程中的矛盾,所以必須把規模報酬遞增內生化。報酬遞增的規律只有在價值的世界里才能找到,自然世界受物質和能量守恒原理制約,不可能產生報酬遞增,所以馬克思要抽象掉使用價值對價值的影響。無論如何,把自然之物通約掉,可以使我們集中討論勞動和資本這個更為核心的問題。

二、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實踐尺度與理論尺度的背離

勞動價值論必須解決不同種類的具體勞動之間的計量及可加性的通約問題。馬克思用勞動時間來計量同質的抽象勞動,但對不同的具體勞動之間的換算通約卻沒有過多涉及。

馬克思排除了勞動者的察賦差異,認為人類抽象的勞動是同質的。斯密也是這樣。他認為:“人們天賦資質的差異實際并不像我們想象的那么大。人們到了壯年,分別選擇不同的職業,好象是由于不同的天資,但在多數場合,天資的差異與其說是分工的原因倒不如說是分工的結果。然而在現實中,“由于總體工人的各種職能有的比較簡單,有的比較復雜,有的比較低級,有的比較高級,因此他們的器官,即各個勞動力需要極不同的教育程度,從而具有不同的價值。因此工廠手工業發展了勞動力的等級制度。與此相適應的是工資制度”。

馬克思用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換算來說明不同等級的具體勞動之間的通約,“生產力特別高的勞動起了自乘的勞動的作用,或者說,在同樣的時間內,它所創造的價值比同種社會平均勞動要多”。至于這種換算所必須的自乘系數又是什么決定的,馬克思認為,“各種勞動化為當作它們的計量單位的簡單勞動的不同比例,是在生產者背后由社會過程決定的”。但是馬克思沒有詳細論證這種“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從而留下了廣闊的探討空間。

龐巴維克對此進行質疑:“依照什么比例復雜勞動產品的價值可以轉化為

簡單勞動,這是不確定的,不可能預先根據復雜勞動所固有的任何性質加以確定。它只是實際交換關系所決定的實際結果。”這個批評可以說是切中要害。要把現實中不斷生成變化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在理論上用簡單倍乘系數固定地表達出來,無疑是極其困難的。對此,希法亭辯護說,龐巴維克把揭示價值規律的“固有性質”的“理論尺度”同作為“實際結果”的“實踐尺度”混同起來了。在希法亭看來,理論尺度似乎沒有必要和實踐尺度相吻合。希法亭為馬克思的辯護,如同麥克庫洛赫為李嘉圖的辯護,并沒有為勞動價值理論增添有分量的理論價值。這種價值尺度的兩分法實際上等于承認了兩種尺度之間的背離。要想取得理論上的進步,我們必須找到新的理論尺度,使之與實踐尺度相符合。 對于不同勞動之間的通約,新古典經濟學用供求理論來解釋,認為勞動力等級和工資體系,都是在勞動力市場上討價還價的均衡的結果。但是結構上的均衡無法解釋總體上的非均衡—失業。雖然凱恩斯極力反對勞動價值論,他卻站在西方經濟學立場上第一個從總量的角度上思考勞動就業量的決定的問題,用失業的現實反對新古典經濟學關于勞動力的供求理論,從而與馬克思有了相通的地方。

凱恩斯寫道:“所以在討論就業理論時,我只想用兩種數量即幣值量及就業量。前者是絕對齊次性,后者可變為齊次性。因為只要各種勞工以及助理員之間之相對報酬相當穩定,則為計算就業量起見,我們可以取一小時普通勞工就業為單位,而一小時特種勞工之就業,則依其報酬之大小加權。在凱恩斯看來,構成總量的不同勞動之間是可以通約的,這個通約有兩層含義:一是用具有代表性的“普通勞工”的勞動時間來作為勞動就業的基本計量單位;二是利用市場上形成的報酬體系作為加權來換算不同種類的勞動。以“新劍橋左派”為代表的西方經濟學家發展了凱恩斯的第一層含義,認為“工資率決定物價水平”,市場上的討價還價只是使得工資率圍繞一個基準上下波動,而工資率的決定力量只能在“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中尋找,從而把目光轉向習俗、歷史、法律等長期社會因素,以及勞資雙方階級力量的對比。他們不自覺地涉及了價值的“絕對尺度”,猛烈抨擊了新古典經濟學的研究方法。雖然他們并不贊成勞動價值論,但是沿著這些觀點可以找到兩大經濟學范式之間關于價值理論的融通的線索。

而大多數西方經濟學家囿于市場理念和均衡思想,把目光集中在第二層含義上,就連以研究勞動價值論著稱的米克也寫道:“(各種不同的勞動)在理論上必須換算,在實際上換算不是根據準確的尺度,而是根據在市場上的討價還價。米克認識到了不同勞動之間通約的理論困難,卻又試圖用理論和實踐兩種尺度進行調和。這個做法不過是對希法亭的回應。

三、勞動與資本的通約—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資本與勞動是兩大經濟學范式的基本概念,而越是基本的概念越是深奧復雜。資本在不同語義里歧義頗多,沒有統一的解釋。本文認為,資本定義要滿足下列條件:第一,完全抽象掉具體物質的內容,我們已討論過對“終極之物”的通約問題。第二,包含有時間因素,否則就無法解釋利息的時間性質。第三,包含有生產力的技術性因素。這是資本的傳統語義里的基本內容。

最傳統的觀點就是認為資本是實物資本,是機器設備、原材料、生產工具或是過去積累的物化的勞動。這顯然不滿足上述條件一。認為資本是生產條件和環境的總和等觀點,雖側重歷史的演化,但是內涵過于寬泛,無法做時間上的分析,不能說明利息的產生,不滿足條件二。西尼耳的“節欲論”是純心理的概念,節欲一年與一個月顯然是不一樣的,它包含了時間因素,并且排除了物質因素。但是單純的“節欲”什么也創造不出來,儲蓄不能夠自動地轉化為投資。所以,他的觀點不滿足條件三。龐巴維克的“遷回生產”是最接近滿意程度的資本概念。他的遷回生產過程又是和時差利息論密切相關,遷回生產在經歷一個較長的時間后能夠帶來更大的生產力,所以滿足上述三個條件。按照他的定義,資本是一種遷回的生產手段,所有資本在生產過程中可以按照等級排序,處于遷回生產頂端的是高級資本。

雖然龐巴維克極力反對勞動價值理論,但是“遷回生產”與馬克思的資本定義也有相通的地方。馬克思認為資本是“能夠帶來剩余價值的價值”,是“處于運動過程中的價值,從自身出發并以加大的量回到自身”。資本在形式上表現為可變與不變資本,其實質功能卻是通過不斷的再生產的循環來實現自身不斷增殖的終極目的。馬克思和龐巴維克都繼承了歐陸哲學的思維傳統,在資本定義中徹底排除了實物概念,重視時間和技術的因素,強調再生產循環的社會過程,認為資本是流量而不是存量,是面向未來的不確定的更大產量或價值,而不是對已知的過去的盤點。

于是,遷回生產和復雜勞動也就有了融通的地方。勞動過程不是簡單的物質能量的轉換,最鱉腳的建筑師也比最靈巧的蜜蜂高明。人類使用實物資本的生產過程是有意識的能動的復雜勞動,也是遷回生產的開始。復雜勞動與經驗、技能、知識、資本等因素密切相關。掌握的知識越多,操縱的資本越高級,勞動的復雜程度越高。斯密最早對此有所認識,他把“社會上一切人民學到的有用才能”也算做與實物等同的資本;而舒而茨發展的人力資本理論更加貼近了復雜勞動的概念。它們的形成都需要“教育培訓”和經驗積累;其目的都是為了遞增的報酬或增殖的剩余價值。>

隨著時間推移和社會進步,生產過程越來越“遷回”,社會的人力資本存量越來越大,“整體工人”的勞動程度也越來越趨于復雜,社會生產力也越來越大。馬克思認為在勞動中勞動者和生產資料是緊密結合的,“自然物本身就成為他的活動器官……延長了他的自然的肢體”。這種延長了的肢體,或者說,由人類所掌握的經驗、技能和知識外在地轉化的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就成為社會平均的復雜勞動程度的標志。不僅如此,個別勞動越是復雜,所能夠操縱的實物資本也越高級。這里的操縱不是直接的操作,它指的是復雜程度較高的勞動處于遷回生產過程中的較高地位,掌控著所有下游的低級實物資本,代表著先進的生產力。它在再生產中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一方面生產出更多的產量和使用價值,另一方面還擔負著進一步技術創新的任務,使得遷回生產的鏈條繼續延伸。因此,復雜勞動通約為簡單勞動,應該按照它們在遷回生產過程中所處的地位進行系數折算。

至于系數折算的具體方法,本文只能作出粗淺的嘗試。如果按照復雜勞動所掌控的實物資本量進行折算,存在著上文討論過的實物資本的加總悖論,使得這個方法并不可行。我們可以嘗試按照復雜勞動在下一個生產周期所帶來的產量和使用價值進行折算。產量和使用價值可以用貨幣量加總,同時在技術上也可以預期。通過技術上的統計,就能為實際折算提供現實資料。當然這只是近似地換算,是價值決定因素中的實踐尺度。這并不意味著使用價值量決定價值量,歸根到底,這個系數是在遷回生產的過程中復雜勞動的特性所決定的。誠然,產量和使用價值并不是再生產的唯一目標,理論尺度與實踐尺度仍然有偏離;但是通過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價值實踐尺度,比在市場中形成的尺度較少地受到偶然因素的干擾,能夠最大程度地接近理論尺度。

有人用復雜勞動所耗費的時間和培訓、教育等費用為基數來進行系數折算。這些時間和物質耗費是一種沉沒成本,只能說明過去而不能面向未來。只有通過對復雜勞動在再生產過程中的作用和地位的衡量,才能夠揭示動態的“生產者背后的社會過程”。因為人類的學習、技術的進步是加速度的變遷過程,復雜勞動的折算不僅僅是簡單的倍乘,而是非線性累積的指數乘積。也只有在擴大再生產的循環中,依據未來的產量和使用價

值,才能夠反映這種系數的指數特征。 復雜勞動是一個內涵極其豐富的概念,在勞動價值論中占據關鍵地位。在遷回的擴大再生產過程中形成的不同等級的復雜勞動,是勞動的一般形態,反映了資本(生產資料)和勞動者相結合的特性和勞動對資本(生產資料)的利用程度,是勞動與資本通約的橋梁。所以,價值量是對復雜勞動的計量。對于同等程度的復雜勞動,可以用勞動時間計量;對于不同程度的復雜勞動,必須先折算它們的換算系數。從以上論述可知,這個系數必然也包含了技術的因素。所以說,時間與技術是價值尺度的兩維刻度。

四、通約的量綱——一種新的理論尺度

由此可見,復雜勞動與簡單勞動的通約矛盾不能依靠單純的時間標準來解決。如果以勞動時間為單位,則人壽期百年,所有人創造的價值就大致等同,這與現實顯然不一致。馬克思認為價值量是由勞動時間決定,并且不受技術變動的影響,但是這樣就不能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如果要進行不同復雜程度的勞動之間的通約,就要折算它們之間的技術含量,承認技術對價值的影響。為了解決這個兩難問題,利用綜合時間和技術的復合單位來定義價值是惟一的出路。正如牛頓在自然哲學里對質量的定義表述為每單位加速度的力,價值的量綱應該表述為時間與技術的復合單位。

讓我們再次回顧一下龐巴維克的話:“馬克思從古代的亞里士多德那里發現了一種思想,即沒有等同性就不能交換,沒有可通約性就不能等同..…在交換的場合,事情是以商品所有權的變化為結束。這寧可表明存在某種導致變化的不均等和優勢。當某些復合體彼此密切接觸時,就會產生某種新的化學組合..…事實上,在現代政治經濟學家看來,古代經院學者關于被交換商品中存在某種等同的理論是不能成立的。龐巴維克的原義是批評馬克思邏輯“三大步”的第一步,即相互交換的商品中包含有等量的質。他的意思是說,商品的交換,就像是能量的流轉,總是由“不均等和優勢”肇始,并且終結于這種“不均等和優勢”的消洱。這個說法是有啟發的。不同的分工造成了不同的技術和察賦差異,從而具有了李嘉圖式的“相對比較優勢”。這種比較優勢,不僅可以解釋國際貿易,同樣可以解釋國內的一般性的商品交換。價值的流通,正是基于這種相對優勢,從而使得買賣雙方有利可圖。

這樣,價值的復合單位在現實生活中就能夠找到根據。在交換中,出于對相對優勢的衡量和比較,人們一方面需要計算由勞動時間來計量的實際成本,另一方面也需要對相互之間的生產技術條件和機會成本進行估算對比。馬克思寫道:“不同部門的生產力水平不能直接比較。我們不能因為生產一盎司金與生產一噸鐵需要同量勞動時間,就說金的生產力低于鐵。可見,時間與技術因素必須綜合地考慮在一起才能在交換中進行相對優勢的比較。當金與鐵交換時,生產鐵的工人會計算在自己現有掌握的技術下生產一盎司金所需要的勞動時間;同樣生產金的工人也會計算由自己來生產一噸鐵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當各自都估算出自己的比較優勢時,交換就發生了。估算中依據的時間和技術,就產生了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

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會受到各種偶然因素的影響,比如供求的數量、討價還價的勢力等等。但是它的決定性的因素,是能夠保證再生產的順利進行。所以恩格斯說:“價值是生產費用對效用的關系。價值首先是用來解決某種物品是否應該生產的問題,即這種物的效用是否能抵償生產費用的問題。只有這個問題解決之后,才談得上運用價值來進行交換的問題。而生產費用,在不同的技術條件下顯然是不同的。只有把勞動時間和技術條件結合考慮,才能判斷出一宗交換“值不值得”,判斷出該商品的價值能否保證它的再生產。

馬克思定義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構造一種標準的社會平均技術條件。對于生產同一種商品的不同生產者來說,這是合理的,而對于資本構成不同的眾多品種商品的生產者來說,就不太現實了。“社會必要勞動時間”與斯拉法的“標準生產體系”一樣,排除了技術變動的可能性,不能夠反映動態的社會過程。從這個意義上來講,新的“價值的理論尺度”也需要綜合考慮時間和技術。

篇4

內容摘要：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都探討個人與社會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某種反思。但二者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以及企業性質、企業規模和邊界、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等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本文通過對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的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用于指導我國企業的改革與發展實踐，對于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有重要意義。

關鍵詞：新制度經濟學 馬克思經濟學 企業理論 微觀經濟主體

20世紀80年代起，一些學者逐漸將西方新制度經濟學介紹并引入中國（如張五常）。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中的一些范式，如“產權”“交易費用”“委托―關系”等，對于我國傳統的企業運行機制的弊端具有較為充分的解釋力，因而引起了國內經濟學界較為廣泛的研究興趣。與此同時，作為我們指導思想的在企業改革中的作用，在某種程度上卻被忽視了。產生這種現象的原因是，國有企業在計劃經濟年代曾被淪為某些自我標榜為“”的極“左”思想的實現載體。因此，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研究，提煉出其中的精華部分，應用于我國企業運營的實踐中，對推動我國國企改革的進一步深化和大型國際型企業集團的健康成長具有較強的現實意義。

新制度經濟學是在對傳統經濟學理論困境反思的基礎上興起的。新制度經濟學的創始人和代表人科斯從研究個人的成本與收益和社會成本及收益間的差別出發，提出減少交易費用是企業產生的原因；自此以后，張五常、威廉姆森、哈特等一些新制度經濟學家沿著他的思路，繼續探討企業的本質、企業能夠實現交易費用節約的規模邊界范圍以及合理的企業內部權力安排和剩余分配結構等。馬克思經濟學具有深厚的古典經濟學淵源，個人與社會的關系問題同樣也是其核心問題。雖然馬克思經濟學并未形成系統的企業理論，但在馬克思經濟學中所反映出來的許多關于企業性質、規模及其內部權力結構等方面的理論也具有相當重要的現實意義。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某種意義上來說都是對傳統“市場機制和諧論”的反思，都是在探討個人與社會相分離情況下微觀經濟主體的行為特點，這使二者具有了可比性的基礎。但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在人的基本行為假定、經濟績效準則、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上存在諸多不同，因此有必要對二者進行比較分析研究，從而使企業理論體系更趨于完善。

綜觀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當中的企業理論，可將其大致分為三個部分：企業的性質、企業的規模或邊界、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因此，筆者擬從這三個方面對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進行比較。

關于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比較

由于一切經濟活動都是以人為載體進行的，企業組織的運行也是以人的活動為基本要素的。因此在分析企業理論的具體層面之前，有必要對二者對人的本質和行為特點的論述作一比較。將“個人”的本質和行為方式作為經濟學理論體系的邏輯起點，這是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共同特點。但在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的理論視野里，對于人的本質和人的行為特點的理解存在著根本性的差異。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帶有濃重的唯心主義的社會歷史觀背景，認為人的行動受主觀意識領域中的“理性”支配。盡管新制度經濟學相對于傳統經濟學而言已進了一步，他們在一定程度上也考慮到了約束著人們行動的現實因素，并對“理性”的作用與功能范圍作了一定程度的限定，但并沒有超越用主觀認知結構說明人們的行為選擇這一基本立場；而馬克思經濟學則以唯物辯證的社會歷史觀作為理論基礎，認為限制著人們的行動、規定人們行為的具體方式與特點的，是每個人現實擁有的、不以其意志為轉移的“社會關系的總和”。他并不否認人要滿足自己的需要，也不否認理性的作用，但馬克思經濟學在說明理性對人們行動的意義的同時，更強調理性作用的現實約束條件。因此，馬克思經濟學認為真正決定人們的行動及其特點的并不是理性本身，而是理選擇據以進行的各種約束條件，這些條件包括行為人的財富占有、交往關系以及觀念意識結構等。所有這些約束條件構成行為人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構成可以進行理性選擇的廣度范圍，也決定著由選擇而采取相應行動的具體特點。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中人的行為具有普遍性、共性特征，而馬克思經濟學中人的行為特點因各自所擁有的“社會關系總和”不同，具有現實性和差異性。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對人性的單調定義必然導致對抗型的人際交往論，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人本質的理解卻是多元的、與一定歷史條件相結合的，是協作型人際交往論的基礎。

企業的性質

企業性質研究就是要討論企業這樣一種特定的人與人之間的經濟交往方式空間意味著什么？它為什么會存在？或者說它存在的理由是什么？在新制度經濟學與馬克思經濟學這兩大體系中，企業都是作為人與人之間的某種一體化經濟聯系方式而存在的，企業所面對的也都是市場交易。但在它們各自的理論范式中企業產生的依據是根本不同的。

馬克思經濟學是從生產的角度說明企業性質的。他所關注的問題是：如果一切市場交易都是依照價值規律實行等價交換，那么資本家在生產前后付出和得到的貨幣額是一樣的，這根本無法解釋資本家組織生產的目的。因此，只有離開交換領域進入生產領域，才能真正揭示資本，以及作為資本現實存在形式的企業的本質規定性。他認為，企業是提高私人勞動社會性的經濟組織形式。一方面，在實質層面看，企業提高私人勞動的社會性有利于創造更多價值；另一方面，從形式層面看，私人勞動在企業中由于分工協作的存在提高了社會性，但在直接形式上卻走向片面化，勞動者在企業生產中逐漸失去了獨立完成整個產品的能力。因此，私人勞動是作為資本的形式存在的，在資本主義社會里，企業成了資本實現自我增值的工具。

新制度經濟學從流通領域來解釋企業存在的原因，認為企業是一種能夠減少交易費用的人與人之間交易關系的組織形式。從科斯的“不同的要素所有人與中心締約人之間訂立契約可以節省他們之間分別訂立契約的數量，從而節約了交易費用”這一說法，到威廉姆森將資產專用性程度作為說明選擇企業或者其他市場經濟組織形式的依據，再到詹森和麥克林將知識作為一種要素引入企業組織結構，新制度經濟學在企業性質觀上始終徘徊于用交易組織成本說明人與人之間組織關系存在的必然性，這成為新制度經濟學的企業理論陷入困境的一個主要原因。企業作為人們經濟活動的一種組織形式，其存在理由應當從人們組織經濟活動的生產性目的中尋找，而不應將流通領域內的某些特點作為企業的根本規定性。企業一體化的維系力量不是交易費用的節約，而是生產技術上的有機性。

企業的規模或邊界

新制度經濟學和馬克思經濟學企業理論都是依照某種經濟績效準則，通過技術、市場、資本屬性等變量來說明企業在不同狀態下的最優規模的。但是，這兩大學說的企業規模理論在具體層面上存在著差異。

第一，在引導企業進行規模調整的績效準則上，馬克思關于企業規模分析的績效標準主要是以價值規律為主的，其基本特點是客觀性和變動性，體現了具體問題具體分析的邏輯；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的經濟績效準則是建立在主觀效用價值論基礎之上的，盡管引入交易費用使其經濟學研究逼近現實，但新制度經濟學企業理論所依據的經濟績效準則依然是新古典經濟學的帕累托最優準則。其中缺乏支配企業發展的動態性因素，僅局限于對發達資本主義階段的分析，在解釋企業長期規模調整狀況時陷入困境。

第二，在企業進行規模調整依據的經濟指標上，馬克思經濟學給出了技術、市場和價值三者之間的內在邏輯關系，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卻用“交易費用”、“專用性”等概念概括可能影響企業規模的所有因素，具有明顯的調和特征。

第三，在研究企業規模的方法論特點上，馬克思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應用了規范分析與實證分析相結合的方法，而新制度經濟學企業規模理論只是停留于企業規模邊界的規范分析。

企業內部的權利結構安排

新制度經濟學關于企業內部權利結構安排有代表性的理論包括科斯的“企業契約理論”、以格羅茨曼和哈特為代表的“新產權理論”、以詹森和麥克林為代表的“委托-理論”和以阿爾欽和德姆塞茨為代表的“團隊生產理論”，由于各自的關注點不同，以上新制度經濟學家們的研究各有側重，他們的觀點并未合成一個統一的理論體系。而馬克思經濟學對企業內部基本結構與關系的研究以唯物史觀為理論背景，用統一的邏輯脈絡說明資本主義企業形態的發展及資本與勞動關系變遷的歷史必然性。具體說來，這兩大學說體系關于企業內部權利關系結構的觀點區別，大體表現為以下方面：

第一，新制度經濟學的“剩余權利”是基于不完全契約的“剩余”，是用以說明企業內各利益相關者關系的重要概念；而在馬克思經濟學中也存在類似的“剩余權利”，用以說明資本與勞動間的控制與反控制關系，但這種“剩余權利”并非不完全契約而產生的剩余，而是體現了特定技術發展過程中資本與勞動雙方的力量對比關系。

第二，新制度經濟學認為通過某種符合“理性”的制度調整，就可以實現交易費用的減少和企業內部基本經濟關系的改變；但馬克思經濟學認為良好的經濟績效狀態不是通過生產關系意義上的靜態制度調整就可以獲得的，經濟關系的變化更根本地是基于經濟關系中各利益相關者力量的對比狀況，而這又取決于他們所代表的要素在核心生產技術應用中的地位。

第三，新制度經濟學家們針對現代企業關系，力求在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間尋求合適的剩余權利分配關系；而馬克思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現代企業中的一系列問題的根本癥結在于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分離，經濟發展的趨向應當是由各種形式高級的、全面發展的勞動者聯合占有非人力資本，只有這樣才能真正激發生產效率。

總之，無論是新制度經濟學還是馬克思經濟學，都是對傳統經濟學的“市場機制和諧論”的一次挑戰和反思，是更符合現代社會經濟運行規律的。這兩大學說體系相比較而言，馬克思經濟學的企業理論建立在唯物辯證的歷史觀這一基礎之上，更適應于現代企業的動態發展過程；但新制度經濟學的許多新的理論觀點，比如對知識資源在企業中的重要性的論述等可以成為馬克思經濟學有力的補充。在今后的理論研究中，應力求吸取這兩大學說企業理論中的精髓，并將其辯證地應用于企業改革的實踐中，從而指導我國新一輪國企改革的縱深發展，并加快完善我國的現代企業制度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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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5

關鍵詞: 經濟學;中國化;實踐性;創新

中圖分類號:A71F0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673-0992(2010)07A-0026-01

一、經濟學具有唯實的實踐性特征

經典經濟學確立的科學原理,既來源于實踐,又服務于實踐,并且不斷接受新的實踐檢驗,從而提出新的原理或修正已有的原理,再用于指導實踐。這種以實踐為唯一理論源泉、唯一應用目的、唯一檢驗標準的“唯實”的實踐性特征,是創始人采用實證分析法描述和解釋經濟現象的理論前提和思想基礎,是狹義和廣義經濟學的共性特征,是當代中國經濟學研究必須堅持的世界觀和方法論。恩格斯強調,“政治經濟學本質上是一門歷史的科學”。因此,無論是對經典經濟學理論體系的解讀,還是對創始人確立的經濟學原理科學性的鑒別,都必須以他們當時所依據的歷史事實和經濟生活實踐為評價尺度。

盡管《資本論》形成的時代背景是19世紀中后期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實踐,但從這部著作取得的研究成果來看,不但揭示了資本主義的特殊經濟規律,還揭示了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和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要繼承和發展經典經濟學,就必須弄清楚創始人所揭示的各種經濟規律的形成基礎及其實踐意義。如,他們發現和揭示的商品生產、貨幣流通、等價交換、利潤平均化、利潤率下降、資本積累、貧富差距擴大乃至兩極分化、經濟虛擬化、產業后備軍、需求不足和生產過剩、經濟周期波動或經濟危機等諸多經濟規律,都屬于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如果這些規律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規律,那么在邏輯上無法解釋的是,在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過程中,為什么也會遇到此類現象或此類問題。關于勞動力再生產所必需的生活資料的價值決定工資水平的規律、工人階級絕對貧困化的規律,或許只是當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的特殊經濟規律,未必具有普遍意義。關于專業化分工與提高勞動生產率、技術進步與提高社會生產力、競爭最終發展到壟斷的規律,關于兩大部類商品再生產的比例關系的規律,似乎不僅僅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規律,也是社會經濟發展的一般規律。這些經濟規律的本質及其形成的社會基礎、經濟條件和適用范圍,都需要研究并辨別清楚。

隨著實踐的發展,時代的變遷,深化和擴展對經濟規律的認識、更有效利用經濟規律,這是經濟學與時俱進品質的內在要求,也是具有鮮明時代特征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生動實踐的需要。唯此,才能把經濟學推向前進。

二、在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促進中國化的政治經濟學理論創新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立足于馬克思經濟學的基本理論,合理吸收了現代西方經濟學的若干內容。特別是從中國經濟的發展進程中吸取經驗,概括總結,形成了許多新的觀點、新的理論結論。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是實踐的經濟學,是發展的經濟學,是推動中國經濟發展的馬克思經濟學。從1978年開始,我國在生動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實踐中,始終圍繞經濟社會生活中的現實問題不斷探索,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在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探索中不斷充實和豐富。迄今,中國化的馬克思經濟學在下列理論上有所突破及創新。

第一,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理論。這個理論指明了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性質、主要矛盾和根本任務,以及這個階段的所有制結構、分配結構與分配方式。這個理論是中國化馬克思經濟學的基礎理論。

第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理論,指出了計劃與市場都是配置資源的手段和調節經濟的方式,市場經濟可以與社會主義基本制度結合。這對馬克思經濟學作了創造性的發展。

第三,中國社會主義所有制理論方面,提出了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共同發展;兩個“毫不動搖”和“一個統一”;公有制的實現形式可以而且應當多樣化。

第四,中國的現代企業制度理論。這個理論認為現代企業制度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微觀基礎,是發展社會化大生產和市場經濟的必然要求:其主要形式是公司制;其基本特征是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企業通過建立合理的公司治理結構、科學的組織領導體制及激勵約束機制,成為獨立的法人實體及競爭主體。

第五,按勞分配與按生產要素分配相結合的分配理論。個人收入分配采取商品、貨幣形式,引入競爭機制;在分配政策上提出了正確處理效率與公平的原則,允許和鼓勵生產要素參與收益分配,合理拉開收入差距,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整頓不合理收入,調節過高收入,防止兩極分化;在保障制度上,提出建立與我國國情相適應的社會保障體系。

第六,中國經濟體制改革及轉型理論。指出中國的經濟體制改革是社會制度的自我完善和發展,目的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判斷改革是非得失的“三個有利于”標準;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是建立和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是漸進式的、體制外改革與體制內改革的結合。增量改革與存量改革的結合,應先農村后城市、先試驗后推廣;改革的核心是企業改革,改革的關鍵是價格改革;不同階段改革的重點會變化。要與發展戰略的轉變相互配合,同時進行。

第七,關于發展的學說。改革開放以的世界觀和方法論為指導,把基本原理與中國的實際相結合,集中億萬人民的智慧,吸取世界各國在發展問題上的經驗教訓,提出以科學發展觀統領經濟社會發展的戰略思想,明確了中國現代化建設的道路、發展模式和發展戰略,是對關于發展的理論的豐富和發展,是的世界觀和方法論在發展問題上的集中體現。

實踐永無止境,創新永無止境。改革開放尚在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正在發展。可以預見,不斷發展的中國經濟實踐,將進一步推動中國化馬克思經濟學新理論的建立和完善。

篇6

2、在社會生產中，生產力是生產的物質內容，而生產關系則是生產的社會形式。

3、生產力決定生產關系的性質；生產力的發展和變化，決定著生產關系的發展和變化。

4、生產關系一定要適應生產力的狀況，這是人類社會發展的普遍規律，它決定著人類社會由低級形態向高級形態的發展，一種舊的生產關系向另一種新的生產關系的過渡。關于這點分工和協作便是一種有形體現。

篇7

關鍵詞：國民經濟學；形而上學；異化勞動；歷史

中圖分類號：B17 文獻標志碼：A 文章編號：1002-2589（2012）34-0095-02

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以下簡稱《手稿》）中，稱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要批判國民經濟學就必須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要批判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就必須對國民經濟學進行批判，黑格爾的哲學到底與國民經濟學有著怎樣的關聯，馬克思又對二者進行了怎樣的批判與繼承，這對于理解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思想以及馬克思的唯物史觀都具有深刻的理論意義。

一、馬克思在《手稿》中批判黑格爾的必要性

《手稿》中的主要思想是圍繞著對政治經濟學的批判展開的，然而在這一批判中，馬克思卻用一整章來批判了黑格爾的辯證法及形而上學，并認為這種批判是十分必要的，因而我們不得不認真思考黑格爾的哲學與國民經濟學之間的內在關聯，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及整個形而上學的批判的必要性主要根源于以下三方面：

首先，哲學是時代精神的精華。因而黑格爾哲學和國民經濟學都是特定時代的產物。國民經濟學是對人們經濟生活狀況的抽象，它將私有財產作為前提，沒有對這一前提進行必要的揭示。同樣，黑格爾哲學將人們現實的生活抽象為絕對精神的否定之否定過程。

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黑格爾構建了意識自我設定物性，進而揚棄物性實現絕對精神的辯證過程，這一過程是自我意識的自身生成，也是人的觀念的歷史；國民經濟學則是從客體的私有財產——資本出發，進而意識到勞動是私有財產的主體本質，對客體化資本的揚棄，也就是揚棄了在人自身之外的異化的財富，而將私有財產回歸到人，當作人的本質，人本身成為了私有財產。黑格爾只看到了抽象的勞動，正如國民經濟學家他們只看到了勞動積極的方面，卻沒有看到在現實的勞動中他們宣稱的人已經不復存在。馬克思指出，李嘉圖將人變成了帽子，而黑格爾則把帽子變成了觀念，這正體現了二者殊途同歸的謬誤，二者都對人及其現實的勞動進行了抽象，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同時，也喪失了真正的人的勞動，人的歷史。

其次，國民經濟學批判和黑格爾的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是馬克思早期思想的必然發展邏輯。馬克思在《萊茵報》時期開始意識到自由理性與物質利益的沖突問題，意識到人作為自由理性的存在并沒有以理性為活動的基本準則，而是以物質利益為標準，這就使馬克思開始與黑格爾的理性原則發生分裂。在馬克思看來這種現實的沖突根源在于黑格爾國家哲學、法哲學的謬誤，黑格爾倡導的國家決定市民社會實質是人分裂為公人與私人。《德法年鑒》時期馬克思正是在對人的本質的分裂理解上發現了費爾巴哈，在費爾巴哈的宗教異化中確立了對宗教的批判，進而意識到對宗教的批判實質是對國家、法的批判，而對國家、法的批判最后又必然立足于對人的生存狀態的分析，從而確立了問題的根本在于人的自我分裂。這一系列的思想演進都為近代形而上學的批判奠定了基礎。在《手稿》中，馬克思正式轉向現實的人及人的經濟現狀，在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中意識到了工人與資本家發生對立的實質在于勞動與資本發生對立，意味著活勞動與死勞動的對立，即人的自我分裂。以黑格爾為代表的整個近代西方形而上學的思維與存在的分裂就在資本主義制度下變成了人自身內部的分裂，因而馬克思早期思想邏輯演進的線索就再次證明了國民經濟學家批判與黑格爾辯證法及整個形而上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

第三，費爾巴哈與青年黑格爾派對黑格爾的超越的不徹底性。馬克思認為：“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以及整個實證的批判，全靠費爾巴哈的發現給它打下了真正的基礎”[1]4，他“是唯一對黑格爾的辯證法采取嚴肅的、批判的態度的人，總之他真正克服了舊哲學。”[1]96盡管如此，“對黑格爾的辯證法和整個哲學的剖析，是完全必要的，因為當代批判的神學家不僅沒有完成這樣的工作，甚至沒有認識到它的必要性”[1]4，費爾巴哈并沒有真正實現對黑格爾的超越。費爾巴哈哲學的出發點是感性存在的自然和抽象的人。他用直觀的方式理解自然與人，因而他不可能真正意識到進而超越黑格爾的辯證法。他的失去對象性的人與自然是孤獨的、無聲的個體。

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盡管也竭力想克服黑格爾體系中對人的抽象，但他們用思辨的運動代替現實感性的歷史運動。因此，他們拯救出來的不是從事現實感性活動的人，而是觀念的人。同時他們的自我意識是純粹主觀的，而黑格爾的自我意識的外化與復歸是容主客體于一體的。因而，無論是費爾巴哈還是后來的青年黑格爾派都沒能真正地超越黑格爾，因而對黑格爾的批判顯得尤為必要。

綜上所述，黑格爾是站在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的，黑格爾只是將國民經濟學的抽象、規律、原理上升為了哲學體系，這樣，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就必然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對二者的批判是同一個問題，具有內在一致性。

二、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批判

馬克思對黑格爾的批判，同時也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馬克思對二者進行了批判的繼承，進而為進行自己的理論建設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的批判主要體現在三個方面：

首先，馬克思批判黑格爾的“勞動”，是“站在現代國民經濟學家的立場上。……他只看到勞動的積極的方面，沒有看到它的消極的方面。”[1]106而馬克思則指出，由于工人失去了生產資料，為資本家所控制，工人成為了私有財產，成為了資本。

其次，黑格爾站在國民經濟學的立場上沒有將對象化和異化進行區分，沒有看到異化勞動對工人的統治，沒有看到國民經濟學家對于異化勞動事實的掩蓋，馬克思則通過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嚴格區分了勞動的對象化和異化，指出了國民經濟學所謂的勞動，其實質是異化勞動。

再次，同國民經濟學用物來遮蓋人一樣，黑格爾則把人抽象為自我意識，而馬克思認為“人只有憑借現實的、感性的對象才能表現自己的生命”[1]101。黑格爾的意識揚棄外化和對象性，同時將它們收回自身的觀點“匯集了思辨的一切幻想”[1]109。在馬克思看來，人的存在，本來就是一種對象性的存在，如果將對象性一并揚棄，那就必然導致虛無。黑格爾辯證法沒有把“人”當作真正的主體，只是把歷史過程當作“絕對精神”的自我實現的活動。所以，黑格爾用思辨的、抽象的形式代替了“人”的現實的歷史運動。

馬克思對國民經濟學及黑格爾的批判旨在復歸真正的人和真正的歷史。黑格爾“把勞動看作人的本質，看作人的自我確證的本質”[1]101，馬克思將這一積極方面與費爾巴哈“類本質”相結合，提出了人的類本質的概念，將勞動——自由自覺的活動，真正作為人的本質來對待。進而從哲學的視角分析了經濟領域的異化勞動現象。

馬克思哲學中的勞動是現實的人的勞動，其基本運行軌跡構成了人的歷史畫卷：首先，人通過勞動來改造自然滿足自己需要的同時，生成著自己為人的本質；其次，人不僅僅是自然存在物，而且還是類存在物、對象性存在物；最后，當私有財產是異化勞動之結果而不是其原因這一秘密暴露出來的時候，私有財產將被揚棄，人將重新全面地占有自己的本質，“因為當人們談到私有財產時，認為他們談的是人之外的東西。而人們談到勞動時，則認為是直接談到人本身。問題的這種新的提法本身就已經包含問題的解決”[1]63。這是一種由以物為中心到以人為中心的根本的轉變。

因而，我們可以看出馬克思批判黑格爾、批判國民經濟學的用意在于恢復人的真正主體地位，在于還原真正的歷史，也就是馬克思后來在《德意志意識形態》中進一步闡述的人的歷史與歷史的人，是作為劇作者，又作為劇中人的人，是既生成人化自然，又生成世界歷史的歷史進程。

三、批判“國民經濟學家立場”上的黑格爾的理論意義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及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其基礎性作用是不容忽視的，馬克思在這里奠定了經濟學批判的基礎，同時，為其唯物史觀的展開提供了豐富的理論依據。

首先，馬克思在《手稿》中對黑格爾哲學的批判，奠定了對政治經濟學批判的深刻基礎：一是對整個政治經濟學方法論的批判，在《哲學的貧困》中，馬克思對蒲魯東的政治經濟學的形而上學進行批判。認為蒲魯東扔掉了黑格爾辯證法的真義，把資產階級的概念、范疇說成是固定的、不變的、永恒的，充斥著非歷史性，而這些觀念實質上是歷史的、暫時的。《導言》說明經濟學研究要從抽象到具體。這個方法一直貫穿到其《資本論》的研究中。二是對政治經濟學理論本身的批判。國民經濟學實質是一種人對人的關系，但國民經濟學家卻將其變為物的關系，而馬克思的批判就是要在物與物的關系中揭示出被掩蓋的人與人的關系。

其次，馬克思在《手稿》中的批判思想同樣為其唯物史觀奠定了基礎，馬克思在后來的《神圣家族》和《德意志意識形態》中，提出了人作為歷史主體的實踐過程，提出了人是歷史性的存在，是在歷史中生成的，人是歷史絕對的主體，而歷史是人的各種可能性的展開，我們應在人的目光下觀照歷史，更應在歷史中審視人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馬克思在《手稿》中對于黑格爾的“國民經濟學立場”展開了批判，這既是對黑格爾哲學的揚棄，更是對國民經濟學的批判，在其中我們應意識到黑格爾哲學與國民經濟學批判的內在一致性，也應意識到二者不僅為馬克思的政治經濟學批判開辟了道路，更在理論上為馬克思唯物史觀思想的豐富與發展提供了基礎性的理論意義。

參考文獻：

[1]馬克思.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單行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

[2]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篇8

 

關鍵詞:經濟人　社會道德人　經濟人理論和實踐困境

    科學總是離不開一些基本的假設前提。經濟學的基本假設最能體現經濟學的哲學方法論，人性的假設是解釋經濟現象和經濟活動的基本出發點，是經濟理論體系賴以建立和展開理論邏輯分析的邏輯起點。深人探討人性假設與非人性假設的區別，將有助于我們研究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和構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學，以及準確把握當代經濟學發展的新動向。

    在西方經濟學中出現最早、影響最廣的經濟人的假設理論是非人性假設的典型代表。亞當·斯密早在200多年前就提出了經濟人假設理論的基本思想，并作了系統論述。按照他的觀點，人天生具有利己心和完全理性，能夠通過運用所擁有的全部知識和信息，以最小的經濟代價去追逐自身的最大經濟利益，同時由“看不見的手”(市場價格機制)的指引產生利他的結果，使整個經濟運行協調有序，社會利益得到最大實現。因而國家不應干預個人的經濟活動，而應對其采取自由放任態度。

    新古典經濟學繼承和發展了斯密關于經濟人的理論，使其成為現代西方經濟學理論的基本假設。與此同時，這一理論假說本身也經歷了一系列的更新與發展。這最突出地體現在伴隨著“邊際革命”而興起的新古典理論體系之中。第一，在斯密那里，經濟人并沒有作為一個獨立的經濟范疇而處于經濟理論體系的中心地位，對其的描述也是粗線條的。而在新古典經濟學中，經濟人則上升為整個體系的中心范疇，并且它還得到了更為精確的概括和系統的闡述。新古典學派把經濟人劃分為生產者和消費者，他們分別追求利潤最大化與效用最大化。第二，新古典經濟學關于經濟人的行為分析不再局限于單純的定性研究，而且還借助于定量分析，比斯密的原始解說前進了一大步。斯密曾提出人出于利己動機總要追求最大經濟利益，但怎樣才算是實現了這種“最大化”目標，由于分析方法所限斯密沒有給予解答。而新古典經濟學通過引人數量分析方法圓滿地解決了這個問題。如生產者的利潤最大化條件—邊際收益=邊際成本，即MR=MC;消費者的效用最大化條件—商品的邊際替代率=商品的邊際效用之比二商品的相應價格之比，即。這些定理將人的行為動機與效果聯系起來，從而為合理地組織與協調人類的經濟活動提供了科學依據。第三，新古典經濟學還考察了經濟人在不同市場形態下利潤最大化和效用最大化的條件，強調完全競爭的市場環境是經濟人實現其理想目標的充分條件，這樣，便把經濟主體的理性、經濟環境的完全性以及經濟總體的均衡運行緊密地聯系起來。由上可見，新古典經濟學實際上將斯密具有某種自發性的經濟人概念進一步抽象為具有完全理性的、簡單劃一的、可量化的“機械人”概念。這充分反映了整個新古典經濟學及其方法論的特點，即把經濟學從具有道德性和社會性的學科徹底轉變為僅僅具有技術工具意義上的學科。這種人性假定把經濟關系的分析建立在利己主義這個抽象概念之上，而忽視了精神、道德因素的作用，以致把經濟學變成一部單純的利己主義的自然歷史。

    馬克思經濟學的人性假設是:人是社會關系的總和，道德與人和社會密不可分。

    人類起源的歷史表明，人和社會是同時誕生、不可分割的。“人在積極實現自己本質的過程中創造、生產人的社會聯系、社會本質，而社會本質不是一種同單個人相對立的抽象的一般力量，而是每一個單個人的本質，是他自己的活動，他自己的生活，他自己的享受，他自己的財富。人和社會不僅是同時形成的，也是不可分割地聯系在一起的。具體地說，人是處于“一定歷史條件和關系中的個人”“人的本質是人的真正的社會聯系”“社會不過是處于相互關系的個人”，“社會本身，即處于社會關系中的人本身”“正像社會本身生產作為人的人一樣，人也生產社會”。可見，“人的本質并不是單個人所固有的抽象物”人的存在其有內在的二重性。一方面，任何人都是一個個體的存在物，另一方面，任何人只有在社會中才能存在。因此，馬克思指出:“別人作為人在何種程度上對他說來成了需要，他作為個人的存在在何種程度上同時又是社會存在物。’州，吠把這矛盾著的兩個方面內在地集于一身，因而成為“不僅是一種合群的動物，而且是只有在社會中才能獨立的動物”。

    馬克思關于人性的假設就是這種最一般規定的“人”，馬克思經濟學的一切原則和規范、范疇及邏輯運動都是“人”的這種內在二重性的矛盾的展開、深化和具體化。人的存在的二重性決定了人的需要或利益的二重性。正因為如此，馬克思指出，人的需要或利益表現為兩種形式:一是“自然主體的那種個人需要”，二是“表現為社會需要的個人需要”。與此相適應，滿足人的需要的途徑和方式也有兩條:一條是直接滿足個人的需要，另一條是滿足“表現社會需要的共同需要”，從而呈現為個體性和整體性的二重特點。這種特點使得任何人都有一個如何處理個體性和整體性相互關系的問題，這就決定了道德的需要也是人的最本質的需要之一。

篇9

關鍵詞：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發展與創新

一、古典經濟學代表人物關于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

1．亞當?斯密的勞動價值理論的主要思想

斯密第一次明確區分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并排除了從使用價值中去尋求交換價值的決定問題。他認為，“價值一詞有兩個不同的意義，它有時表示特定物品的效用，有時表示占有某物而取得的對他種貨物的購買力。前者叫做使用價值，后者叫做交換價值。”斯密進一步指出，商品的價值是由生產商品所耗費的勞動決定，認為“勞動是衡量一切商品交換價值的真實尺度”。他不僅把交換價值的真實基礎歸結為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而且把價值量歸結為商品內部凝結的勞動量，為勞動價值論奠定了科學的基礎。

2．李嘉圖的勞動價值理論的主要思想

李嘉圖繼承了斯密關于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分，堅持了斯密關于使用價值不是交換價值尺度的正確觀點，但他比斯密前進了一步。一方面，他既認識到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區別，也認識到了兩者的聯系，認為使用價值是交換價值的物質承擔者；另一方面，他明確指出，絕大多數商品的價值完全取決于生產它們所耗費的勞動，“我的價值尺度是勞動量”。李嘉圖批評了斯密的二元勞動價值論，認為其勞動價值論有不少的錯誤。一是混淆了生產商品時所耗費的勞動和交換到的勞動，而這兩者在量上是不相等的，購買到的勞動不能成為價值的尺度；二是將商品的價值決定與價值分配混為一談。李嘉圖清楚地看到，價值是第一性因素，而分配則是第二性因素。

二、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內容

（一）價值實體。價值實體，是指商品中消耗的人類的抽象勞動。就是說價值這個東西指的是抽象勞動。商品的二重性就是使用價值和價值，價值是商品的社會屬性，商品的自然屬性是使用價值。這里最重要的是馬克思發明的勞動的二重性理論，就是具體勞動和抽象勞動的理論。這是理解經濟學的樞紐點，不懂得勞動二重性就根本不懂得經濟學。所以，必須要對它有個深入的了解。從勞動二重性理論中，我們就可以了解到具體勞動創造使用價值，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只有理解勞動的二重性，才能懂得的勞動價值論。

（二）價值量。就是指價值的大小、價值多少的問題。商品價值的數量是由社會必要勞動時間來計算。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是指在社會平均條件下，用社會中等的勞動強度生產一個使用價值所需要勞動時間。社會必要勞動時間有宏觀和微觀雙重含義，微觀含義是指生產一個商品的社會必要勞動時間。這一含義是在《資本論》第一卷中講的。宏觀含義，是指社會生產這種商品的總量時所需要的必要勞動時間。生產總量所需要的時間，叫做宏觀上的社會必要時間。

（三）價值的形式。價值的形式，就是指交換價值。交換價值是一個商品和另一個商品交換的比例。交換價值有四種形式：簡單的價值形式、擴大的價值形式、一般的價值形式、貨幣的價值形式。貨幣是最高的價值形式，也是最完整的價值形式。用貨幣表現商品價值叫做價格，價格是商品價值的貨幣表現。價格就是一種交換價值，是一種最高形態的交換價值。所以，在的經濟學中，價值、交換價值、價格三個詞是有嚴格界限的，不能混淆。所有西方經濟學至今為止仍然都不區分這三個概念，都混同使用。這在現實當中會造成很多混亂。

（四）價值的實質。價值的實質就是商品中所能體現的人和人之間的經濟關系。人和人的經濟關系在商品經濟、市場經濟中就是商品和商品的關系，就是勞動和勞動的關系，是物和物的關系。反過來說，物和物進行交換時所體現的就是人和人的關系。經濟學表面上是研究商品和商品的關系，歸根到底是研究人和人之間的關系。因為，商品背后是人。的經濟學既見物又見人，認識到了商品流動背后的人和人的關系、勞動者和勞動者之間的關系。而西方經濟學都是見物不見人的，他們不講人和人之間的關系、人和人之間的經濟關系，而只講商品和商品的關系，即物和物的關系。馬克思說經濟關系是在物的掩蓋下的人和人的關系，必須通過物而看到人。真正的經濟學應該是既見物又見人，只看見物不看見人，只看見商品、貨幣、資本，而不看見人，這就會產生商品拜物教。

三、馬克思的勞動價值論與古典經濟學勞動價值論的主要區別

第一，古典學派不懂得勞動的二重性，說不清什么勞動創造價值，為什么要創造價值。馬克思發現了勞動二重性，他指出抽象勞動創造價值。勞動之所以轉化成價值，是由市場經濟、商品經濟的特點決定。每個人生產的商品都不是為自己，而是為別人。那么這個商品怎么交換呢？每種商品都有不同的使用價值，無法比較它們的使用價值，商品不可能按效率來比較。具體勞動也不可比較。只有抽象勞動才能作為商品交換時的比較的基礎。抽象勞動創造價值，而價值是人和人發生關系時必須使用的一個范疇，沒有它，任何市場經濟都不可能進行。創造價值的勞動必須是抽象勞動，只有按抽象勞動才能進行商品交換。所以，馬克思說創造價值的不是具體勞動，而是抽象勞動。古典經濟學不區分這二者，沒有說清什么勞動創造價值。

第二，古典經濟學的價值論不懂的價值的實質，不能通過物和物的關系看到人和人的關系。價值的實質是人和人的關系，古典經濟學包括現在的所有的西方經濟學從來不講人和人的關系。而馬克思的理論既講物又講人，既講概念符號，又講價值背后所隱藏的人和人的關系、社會與經濟的關系。

第三，古典經濟學不區分價值和交換價值。古典學派對交換價值或者對于價值形式不做任何的分析，因此它也不懂得貨幣是怎么來的，價格是怎么來的，也就是不區分價值和價格。馬克思對交換價值進行過充分的分析。他在《資本論》第一卷第一章第三節中專門講述了價值形式，可以說馬克思對價值形式的分析是前無古人。因此，他揭開了價值形式的謎，認識到了貨幣的起源和價格的起源，貨幣是怎么來的，價格又是怎么來的，是從什么地方產生出來的。這是資產經濟學從來沒有做過，也是不打算做的事情。

第四，不區分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把使用價值、價值、交換價值都混在一起。就是說，他們從價值和交換價值中找出自然的物質原子，從價值中找使用價值的物質成分。這是針對效用經濟學而說。效用經濟學派的特點是，他們把使用價值與價值混淆起來，把價值說成為使用價值。當然，威廉?配第、亞當?斯密、李嘉圖他們也對這一點區分不清楚，有時區分，有時不區分。

參考文獻：

［1］陳孟熙：《經濟學說史教程》北京，中國人民人學出版社，2003（2）

［2］余孝軍：《對亞當?斯密價值論的分析》載《渝西學院學報》(社科版),200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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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文摘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誕生的100多年以來，人類社會發生了許多重要而深刻的變化。在西方國家，與新科技革命相伴隨的經濟信息化和全球化，使資本主義經濟具有了許多新特點，在社會主義國家，蘇聯社會主義的解體，我國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全面轉型，以及西方經濟學的影響日益增大。面臨著這些挑戰，我們應該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本文應用經濟學方法論的范式分析研究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經典著作《資本論》，探討了這一問題。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主要經典著作是馬克思的《資本論》。它是一本偉大的經濟學著作，是馬克思在研究了，英豳資本主義制度建立100多年來積累的大量詳實的材料和史實的基礎上寫出的。它對資本主義經濟制度，資本主義社會的經濟運行進行了深入的研究，揭示出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基本經濟規律。但是距《資本論》出版，現在資本主義又發展了‘百多年。在這一百多年里資本主義社會的生產力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全球化信息化自動化智能化大生產，服務業在國民產值中的大比重的大大提高，無產階級擺脫了極度貧困化，整個無產階級生活水平的得到很大提高，同時資本主義家在經濟，社會等各個領域進行宏觀管理，以及歷史上出現的社會主義風潮的平息。這種種馬克思未曾也無法預見到的歷史變化，致使馬克思的《資本論》對當代資本主義經濟現實的解釋力下降，那么我們還能如何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對我們分析研究資本主義經濟及進行我國社會主義經濟建設的指導地位了。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作為一種科學綱領，它堅持的硬核是什么?它能隨社會條件變化而發生調整具有靈活性的保護帶是什么?它規定著的經濟學的研究方向和研究手段的正面啟發是什么?它在調節適應當前的經濟社會現狀的變化中反面啟示的作用又是怎樣?

很多學者試圖通過對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與西方經濟這兩種范式的根本區別的研究結果來回答《資本論》的硬核是什么的問題。有人說馬克思研究的是經濟制度(生產關系)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資源的有效配置。我們知道馬克思在《資本論》中不僅探討了經濟制度，也探討了分工理論，價值理論，再生產理論及經濟周期，經濟增長理論，在再生產理論中也有關于資源(生產資料)的有效配囂問題的研究。當然西方經濟學巾的制度經濟學也探討經濟制度的問題。所以這種區分不全面：也有人說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探討的是經濟本質，經濟制度的長期演化，而西方經濟學研究的是日常現象。也不全然是這樣。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也研究了貨幣，信用，工資，生產價格，及利潤，這類資本主義社會經濟生活中的具體事物和現象，而且從研究方法來看本質的研究也脫離不了對現象進行全面深入的分析：還有人說《資本論》是對資本主義進行批判的學說，而兩方經濟學是對資本主義經濟提出建設性建議的學說。馬克思通過《資本論》深刻地分析了資本主義經濟危機的病例，對其病例的深刻分析就為其處方的開出做了很大的貢獻，資本主義經濟問題的實質就是相對過剩的危機即有購買力的需求不足，原因是生產的社會化與資本的私人占有之間的矛盾。從這一層面來說，兩方經濟學某些流派對資本主義經濟發展提出的政策建議就是以《資本論》對資奉主義經濟制度的分析為基礎。我認為以上學者對這一問題的探討都沒涉及到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本質和精髓。恩格斯曾今說過馬克思政治經濟學不是教條而是方法。我們分析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方法，撇開具體的如歸納與演繹，抽象與具體，分析與綜合在西方經濟學的研究中也用到過的方法，就是它是以歷史唯物主義為世界觀與方法論指導。唯物的觀點，辨證的觀點，發展放入觀點是我們后來者學習繼承《資本論》小可動搖的，它們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這一綱領的硬核。而兩方經濟學卻建立在理性人，人的主觀感受的偏好效用這些主觀分析的基礎上。當然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作為一部經濟學著作，它在經濟學理論層次上的一系列理論中，又是以勞動價值論為根本。勞動價值論是剩余價值論及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其它理論的基石，是堅持馬兜思政治經濟學不可動搖的理論基礎。勞動是人類存在和發展的必然條件，是人類生活永恒的狀態。勞動價值論將社會財富與人類的生活緊密的聯系起米了。勞動價值論才是真正以人為本的。而這也是根本區別于西方經濟學的基礎—薩伊的”三位一體”價值理論的。很多著名的馬克思政治經濟學學者都認為只有承認勞動價值論才能堅持馬克思政治經濟學。所以我認為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淪》的硬核是：建立歷史唯物主義世界觀方法論基礎上的勞動價值論。這是我們學習繼承發展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要始終捍衛的。

馬克思政治經濟學《資本論》的其它的理論都是它的保護帶。如分工理論，剩余價值理論，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社會總資本再生產理論，利潤率下降趨勢規律理論，經濟危機和周期理論，地租理論等等。它們隨著社會條件的變化會受到一定的沖擊，相應的可以做出調整。如對生產性勞動的劃分，隨著科技的發展生產性勞動范圍應該擴大。再如無產階級貧困化理論隨著整個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工會組織的壯大和國家調控的加強及社會文化的提到，它將表現的不那么明顯了。再如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出現了一些新的產業和行業，像信息產業，服務行業，它們會阻止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的提高，其至降低整個社會的有機構成，從而利潤率下降規律理論也需要調整。所以說當這些理論碰到與當今現實看起來相矛盾或不容易解釋時我們不該氣餒，不該就放棄，而應該對其調整和發展。這也正是馬克思政治經濟學的品質，唯物史觀的矛盾的觀點發展的觀點，用當下的話說就叫與時俱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