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語：淺談主旋律電影發展與突破一文來源于網友上傳，不代表本站觀點，若需要原創文章可咨詢客服老師，歡迎參考。

[摘要]2019年10月，主旋律電影市場迎來最強國慶檔。回首近幾年來主旋律電影市場，越來越多具有時代氣息的中國特色故事開始走上熒幕，主旋律電影的內涵面臨著新一輪解構和建構。國內電影市場的年輕化和觀影需求的多樣化，驅使電影表現方法和制作手段不斷創新，在引發觀眾強烈共鳴的同時，也實現了自身的發展與突破。

[關鍵詞]主旋律電影電影內涵表現手法發展與突破

不同于前幾年國慶檔，2019年適逢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70周年，同時上映的三部主旋律獻禮電影格外引人關注。據中國票房網數據顯示，截至10月7日晚間，國慶檔電影總票房突破50億元。其中尤以《我和我的祖國》《中國機長》《攀登者》的表現最為搶眼，票房分別突破22.17億元、19.72億元和8.2億元。從這些取得良好市場效益的電影所表達的主題不難發現，主旋律電影價值觀越來越貼近人們的生活，越來越符合時代價值取向。

主旋律電影：一個被概念“耽誤”了的故事寶庫

1987年的全國故事片創作會議上，“主旋律電影”第一次以概念的形式被正式提出。當時對主旋律電影的內容界定為：表現黨和軍隊光輝業績的革命歷史題材和體現時代精神的現實題材。前一類作品規模宏大氣勢壯闊,屬于大投資大制作的“大片”，早期的代表有《開國大典》《開天辟地》；后一類電影大多講述人物故事，代表作品有《外交風云》《孫中山》。在特定的時代背景之下，主旋律電影一度扮演著弘揚社會主義國家意識形態的角色，加之早期很多主旋律電影過分強調影片的宣教功能，輕視影片的藝術和娛樂屬性，常常會陷入一種空洞乏味、蒼白無力的敘事誤區。當主旋律電影成為教條式政治宣傳的代名詞，自然很難激發觀眾的觀影熱情。觀眾長期的刻板印象使得取材于真實歷史事件和歷史人物的主旋律電影的魅力被遮蔽。從故事題材的角度來看，無論是革命歷史還是時代英雄，都有值得挖掘、表現的故事點。一度受制于“概念”的主旋律電影，其實是一座豐富的故事寶庫，有著取之不盡的紅色經典。早期的主旋律電影中，不乏將敘事模式和價值闡釋結合得很好的系列佳作。其中《離開雷鋒的日子》《外交風云》《生死抉擇》分別奪得1996年、1998年、2000年的國產電影票房冠軍。上世紀90年代初拍攝的《大決戰》堪稱史詩級大片，這部由八一電影制片廠出品的巨作，幾乎重現了對于解放戰爭的勝利具有決定性意義的“三大戰役”。影片中的許多大場面鏡頭都是實景拍攝，參與拍攝人員超過10萬，動用物資包括TNT炸藥160噸、血漿100公斤、空炮彈170多萬發、真炮彈1萬多發……《大決戰》帶給觀眾的震撼來自其對歷史真實的反映。無論規模空前的戰爭場面的描寫，還是人物形象的塑造，都忠實于歷史事實。《大決戰》對革命英雄主義精神的宣揚，并不是口號式的呈現，而是通過鏡頭讓觀眾在“潤物細無聲”中去體會。最讓觀眾動容的是其對戰爭殘酷不加任何粉飾的正面呈現，如《遼沈戰役》中錦州外圍陣地上，一個老炊事員挑著飯菜面對遍地陣亡戰士喊“開飯”的情景；《淮海戰役》中蓋著白布的戰士遺體一眼望不到頭等場面，讓觀眾真實感悟到在這場決定民族命運的空前的大決戰中，這些平凡血肉之軀的偉大。在觀影需求愈加多元化和個性化的當代電影市場，越來越有趣的主旋律故事開始登上銀幕。小人物成長為拯救國家和民族命運的孤膽英雄《戰狼》；體現國際視野的《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用江湖世界重新呈現紅色經典的《智取威虎山》；以女性化視角展現個體小人物在抗戰歷史中迷茫與選擇的《明月幾時有》；講述新中國成立70年普通人故事的《我和我的祖國》；展現介乎于“平凡與偉大”兩者之間的新時代英雄《烈火英雄》《中國機長》……都表現出新時代主旋律電影敘事模式的轉變，它不再用一種高高在上的姿態輸出宏大的敘事套路，而是開始親近觀眾，將一個個能夠觸動觀眾心弦、引起觀眾共鳴和深思的中國故事娓娓道來。

從形式到內在的商業化進程

主旋律電影自誕生伊始，走的就是一條非市場化道路。上世紀80年代，在高度強調凸顯政治意識的電影市場，主旋律電影扮演著主流意識形態的建構和導向作用，其投資制作和發行宣傳由國家嚴格把控。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主旋律電影的藝術價值讓位于宣傳教化作用。上世紀90年代，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改革對電影市場的發展帶來巨大沖擊，加之好萊塢商業電影的引進，中國電影市場產業化成為不可阻擋的發展趨勢。面對電影產業的結構性改革，生產空間急劇萎縮的主旋律電影也開啟了市場化的變革進程。一方面，電影產業化政策推動了主旋律電影在制作和發行上的結構性創新，具體表現為國有和民營企業同臺競技的制作格局形成和泛娛樂市場戰略的打造，如起用全明星陣容的《建國大業》《建黨偉業》。另一方面，跨文化、跨區域與跨國別的電影生產交流，尤其是香港導演“北上”，為主旋律電影創作注入了新的活力，如《智取威虎山》《湄公河行動》《紅海行動》等。起用具有票房號召力的偶像明星參演，是主旋律電影“商業化”的一種操作手法。一方面，粉絲經濟時代一些觀眾可能對主旋律題材不感興趣，但有可能基于對某位明星的關注而為電影買單；另一方面，對于明星而言，出演主旋律電影對于其自身形象價值的提升具有極大的促進作用。主旋律電影所蘊含的精神內核會放大人物角色的人格魅力，讓觀眾在情感上對其產生強烈的認同感，這種情感伴隨著影片的結束，會由人物角色過渡到人物本身，并具有很強的持續性。除了演員陣容方面的明星化策略，主旋律電影在商業化道路上的另一項探索是視聽方面的奇觀。對于觀眾而言，電影制造的視覺奇觀不僅有著直接的視覺沖擊力，還是觀眾理解電影符號內涵的重要載體。改編自2015年“也門撤僑”事件的《紅海行動》，是一部不折不扣的主旋律爆款之作，它的“爆”不僅體現在電影票房和口碑上，也體現在堪比“R級”尺度的畫面上。延續《湄公河行動》的“真實”，導演林超賢在《紅海行動》中將他“暴力美學”的鏡頭敘事風格發揮到了極致。爆破、槍戰、追擊，山崩地裂、濃煙滾滾、塵土飛揚的戰場，護衛艦、潛艇、直升機、坦克、火箭彈、防空導彈、步槍……這些最先進的硬核武器真實上陣，震撼著觀眾的視聽神經。《紅海行動》將戰爭的創口不加任何掩飾地搬上大銀幕，讓觀眾真實地感受戰爭的殘酷，感知和平生活來之不易，感知為保衛祖國和人民的軍人的偉大。

消失的主旋律標簽

無論是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還是商業電影的主旋律化，在某種程度上都暗示著主旋律電影和商業電影之間的界限并不像從前那樣涇渭分明。目前電影市場上對于主旋律電影的內涵界定主要有以下幾種。1.核心理念傳播：涉及領導人等重大題材，或由省部級政府機構（或類似級別官方機構）參與，或具有較強的主流意識形態傳播特征，著重于國家戰略或形象宣傳。如《十八洞村》和《建黨偉業》等。2.一般性主旋律：帶有較強的核心價值觀宣傳色彩和軍旅、公安等色彩（商業懸疑片除外）。如《戰狼》系列。3.共同價值傳播：并不特別突出強調主流意識形態和宣傳色彩，但宣揚正向價值觀，如真善美等；提倡不同文化背景所共同認可的人類美德，如樂觀、奮斗、友愛、親情等。如《我不是藥神》。雖然這種劃分標準在針對具體的影片時，可能會表現出一定的模糊性，但恰巧也在某種程度上證實了新時代主旋律電影概念化的消解，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在于新時代觀影需求的多元化。和傳統觀眾相比，互聯網時代的電影觀眾所接觸到的電影題材和媒介傳播技術更加成熟，他們的審美需求更加復雜多變。盡管如此，主旋律電影所蘊含的“國家民族”意識對于觀影個體的感召力是其他電影很難取代的，這一優勢的實現有賴于意識形態、藝術手法和商業技巧的結合。從2019年的最強國慶檔，到兼具良好口碑和票房效應的《流浪地球》《戰狼》《紅海行動》等，這些新主旋律大片在傳承家國民族情懷的同時，也對故事主題和電影藝術表現手法進行了創新，最終取得了良好的市場效益。時代在發展、市場在變化，但講好中國故事的主旋律電影永遠不會缺少觀眾。

參考文獻

[1]秦瓊.主旋律電影的變與不變——近十年來的主旋律電影敘事研究[J].長江文藝評論,2019(01).

[2]馬瀟.主旋律電影的“今世前生”——簡論改革開放以來主旋律電影的流變[J].當代文壇,2011(01).

[3]劉藩.改革開放以來中國電影制片公司發展經驗與啟示[J].當代電影,2018(06).

[4]王卓.淺議主旋律電影的創新與突破——以電影《建國大業》和《風聲》為例[J].小說評論,2009(S2).

[5]路春艷,王占利.主旋律電影的商業化與商業電影的主旋律化[J].當代電影,2013(08).

作者:李倩 單位:上海大學新聞傳播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