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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旅游內涵的延伸

(一)旅游生活取向

隨著人們的經濟收入顯著提高，生活觀念與消費觀念也發生了明顯變化，旅游已越來越成為人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因此，可以將人們的全部生活分為兩部分:日常生活和旅游生活，對應地將人們的生活空間分為日常生活世界和旅游世界。日常生活包括家庭事務、工作、學習、購物、娛樂、訪友等活動，一般以居住地為活動空間，日復一日、簡單重復、單調枯燥。而旅游生活則是豐富多彩、新鮮刺激的。這樣，人們日常生活世界的微小和單調與旅游世界的宏大和豐富之間就形成了強烈的對比。這種對比激發人類固有的好奇心，從而促使人們選擇外出旅游來解決這對矛盾。因此，可以說人們的日常生活世界中包含著“旅游的種子”［1］，人們一旦決定旅游，則標志著從日常生活轉向了旅游生活。因此，旅游生活的取向，決定了生活方式的改變和生活空間的變異。

(二)旅游社區

社區是一個地方，是由物質要素(社區實體)和精神要素(社區精神)結合形成的一個有意義的特定范圍，居住在這一特定范圍的居民具有文化上的同一性，有共同的生活要求，對這一地方具有精神上的認同感和歸屬感。［2］社區實體包括自然環境和人造景觀兩部分，是社區精神的物質載體。社區精神包括居民的生活態度、生活方式、宗教信仰、人生觀、價值觀、世界觀，以及居民對所在社區的認同感、歸屬感、依戀感。社區之間在社區實體和社區精神上都有明顯差異，構成了社區形象的差異，形成各具特色的不同社區。如果在認知上統一日常生活與旅游生活的存在，與普通社區相對應的，應該存在特定的旅游社區。普通社區使本社區居民有一個家的感覺，其作用力主要是社區內部的凝聚力;旅游社區是對本社區之外的居民具有旅游吸引力的社區，在社區景觀與社區文化上具有獨特的美學價值、歷史價值、文化價值，吸引其他社區居民到此觀光、體驗、參與，其作用力主要是對社區之外的吸引力。

(三)文化互動交流

普通社區的文化同一性構成文化的認同，社區居民與日常交流已經成為生活的慣性。旅游社區在文化上與普通社區具有明顯差異，兩者之間由于文化的差異而需要特定的交流。旅游社區具有雙重性:對于該社區內的居民而言，它是一個普通社區，居民對這一地方具有認同感、歸屬感、依戀感;而對于旅游者而言，它是一個旅游社區，旅游者對旅游社區的地方認同感和依戀感要明顯弱于當地居民對該地區的地方感。旅游者渴望真實、深入地了解旅游社區，而旅游社區也積極希望獲得游客的認同。因此，旅游者與旅游社區之間便開始了文化的互動交流與影響。

二、游憩空間選擇

(一)游憩空間梯度

傳統上，以個人過夜與否作為時間的分隔標準，以城市和異地作為空間的分類，來進行游憩和旅游區分的標準和依據。實質上，游憩(或者說休閑)是居民在閑暇時間內所從事的所有活動的總稱。常規的游憩在時空上具有一定的分布規律，表現為時空上的梯度特征。從空間上來說，游憩應該包括家庭休閑、本地社區游憩和異地社區游憩三個尺度。家庭休閑和本地社區游憩其活動空間都在日常生活空間，即本地社區范圍內，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異地社區游憩發生在旅游社區內，屬于人們的旅游生活。三個尺度的游憩空間之間具有梯度力，形成旅游目的地對游客的旅游吸引力［3］。游憩空間梯度的定義，可以為我們進行旅游生活取向和旅游社區交流分析提供研究的共同準則和交流平臺。

(二)游憩空間的轉換

游憩空間的梯度能夠提供旅游目的地對游客的吸引力強度，而游客最終作出旅游決策，采取旅游行動以及旅游結束后游客對旅游目的地和自身旅游經歷的評價，則取決于游憩空間轉換后游客對旅游社區的認同度和親近度。這種認同度與親近度是游客對旅游社區的整體感知。旅游社區的景觀具有景觀形態的可欣賞性、空間結構排列的韻律性、各組成部分的綜合整體性和豐富多樣性，營造出整體、多樣的視覺形象與安定、歸屬的環境氛圍。游客通過記憶、聯想、想象與認知理解等對社區的環境整體進行感知，并在此過程中形成愉悅感、安全感、歸屬感以及生活情趣等更高的精神文化體驗與享受。［4］所以，旅游社區的環境品質不僅決定游憩空間梯度力的大小，為游憩空間的轉換提供動力，也影響游客對旅游社區認同感與歸屬感的形成，影響游客的旅游評價。

三、社區文化交流中的互動影響

(一)地方認同與依戀情結

一般情況下，人最容易對日常居住的普通社區產生地方認同與依戀情結，但對于一些特殊的地方，如旅游社區、宗教的神圣空間等，也會產生依戀。［5］游客對旅游社區的地方認同性與依戀性有時是靠游人自然感覺與經驗認知而達到的，有時則需要專門的培植過程。通過目的性設計使游人與旅游目的地社區進行文化交流，使游客對旅游社區產生認同感，進而達到情景交融的境界，產生依戀情結。如山西省晉商文化旅游區對游客地方感的培植過程。晉商文化旅游區是以晉商文化為靈魂，以平遙古城為龍頭，包括喬家大院、王家大院、曹家大院(三多堂)、渠家大院等多處明清時期的晉商大院，旅游區內涵深厚、特色鮮明，游客認同感、歸屬感強，是山西省旅游業的主力軍。分析該旅游區游客地方感的培植過程要追溯到1991年。1991年，張藝謀導演的電影《大紅燈籠高高掛》上映，影片獲得巨大成功，電影拍攝基地喬家大院也一夜成名，成為晉商文化旅游區的王牌。1997年，平遙古城被世界遺產委員會列入《世界遺產名錄》，世界文化遺產的桂冠使平遙古城一躍成為晉商文化旅游區的龍頭，將旅游區的檔次提升到了世界級別。此后，晉商文化旅游區挖掘晉商文化內涵，通過明清時期晉商經商與生活情境再現和民俗展示，增強游客參與和體驗項目的設計，加上《喬家大院》《走西口》等電視劇的持續走紅，使晉商文化旅游區的品牌逐漸成熟，也使游客逐步產生對旅游區的認同與依戀。

(二)旅游社區主題化

旅游社區與普通社區最大的不同點在于其主題化。因此，旅游社區主題化或是景區社區化，才能將游客與旅游目的地完全整合在一起，才能使游人完全變成旅游地的依戀者，成為居住地以外感情寄托的所在。如山西平遙古城最大的特點是旅游景區社區化、主題化。古城內明清一條街上明清時期的票號、商鋪、客棧、民居鱗次櫛比，保存完整，生意興隆，游人如織。古城內，居民生活、工作怡然自得，游客觀光、購物其樂融融。居民的工作與生活場景是游客旅游景觀的重要組成部分，游客的旅游活動與古城區內的居民生活密不可分，古城居民心中的普通社區與古城游客眼中的旅游社區融為一體，和諧統一。

(三)目的性互動影響

游客與旅游社區的文化交流是游客和當地共同追求的目標。在游客已經決策旅游生活的情況下，旅游目的地主動設計情景社區，增加許多參與性、體驗性、娛樂性、刺激性的互動項目，游客自身也積極參與，深入體驗，與旅游社區進行充分的文化交流，并在交流過程中互相影響，從而使游客旅游的目標愿景化。如平遙古城與晉商文化旅游區，圍繞遺產的定義開發景區和發展旅游項目，將文化遺產內涵泛化到各個景區和社區中，使其處處成為明清時期漢民族文化的活道具和活標本，從而使游客不知不覺地產生地方感與歷史感，融入旅游目的地的情境之中，成為旅游社區情境的同代體驗者，產生深厚的旅游情結。

四、結語

旅游既表現為現代人們對生活方式的選擇態度，也反映出一個社區對另一個社區的短暫訪問和交流。因此，旅游生活具有雙向性，表現為二維度特征。一方面游人由于對自身游憩空間的不滿足和對異度社區意境的興趣，從而離開日常生活起居場所和游憩景觀環境，前往異地過一種短暫旅游生活，從而求得內心的滿足與平衡。另一方面旅游目的地社區出于經濟目的，通過景區的建設、形象的塑造和市場的宣傳，吸引更多的游人前來游覽;同時，為了實現與來訪的游人進行文化交流的目的，通過地方與歷史情境培育和故事情景再現，形成當地旅游主題和旅游社區，以目的性互動的方式，以使游人獲得更滿意的旅游生活經歷。在這一過程中，游人目的性很強，個人對游憩景觀空間和旅游生活方式的選擇一般是微觀和單向性的。而旅游目的地則為了達到綜合目標，在設計社區文化主題時更多地表現為宏觀和多目標性，并在完成主題目標后，增加許多參與性、體驗性、娛樂性、刺激性等互動性項目，強化游人對旅游社區的認同感和依戀情感，從而在廣大游人的旅游生活中占據不可或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