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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引言

20世紀80年代以來，西方國家經濟發展中的一個重要特點就是生產性服務業逐步取代制造業成為經濟增長的主要動力和創新的源泉[1]。相應地，生產性服務業成為多學科競相研究的熱點，地理學研究是其中的一個重要分支。事實上，西方對于服務業的研究由來已久，60年代中期以后，伴隨著從業人口由制造業向服務業大規模轉移的趨勢，經濟學者、社會學者和地理學者對服務業給予了廣泛關注，并出現了大量研究成果。但是，研究的重點多集中于生活性服務業(servicesofhouseholds)，而生產性服務業方面僅從物質規劃的角度對辦公樓空間布局和空間聯系進行初步探討[2-5]，總體來看是被忽略的。1980年以后，隨著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它逐漸成為服務業研究的重點課題，研究的視角、內容不斷豐富，研究方法日趨多樣，參與研究的學科和實證城市不斷增多。Browning等認為生產性服務業是為其他企業和公共機構提供服務的服務業類型，主要包括金融、保險和商務服務業，如廣告、市場研究、會計、法律、咨詢服務以及其他智力服務等[6]。也有學者將貨物存儲與運輸、勞務出租、辦公清潔等也包含在生產性服務業中[7]。但總體上，Browning等的定義和分類被普遍接受和廣泛應用[8]。與其他學科相比，生產性服務業的地理學研究側重于空間屬性分析，內容集中在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空間分布、空間行為、產生的區域和空間影響等方面。本文在梳理相關文獻的基礎上，對西方生產性服務業地理學研究進展進行歸納和總結，以期為國內相關研究提供借鑒。

1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動力

生產性服務業快速增長的內在動力是經濟地理學者和區域經濟學者關注的核心課題之一。普遍的觀點認為，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增長源于生產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趨勢[9-17]。外部化主要是指服務活動由原企業內部生產轉移為由外部企業生產的過程[10]。20世紀60、70年代是西方資本主義大規模集中生產體系逐漸瓦解的時期，之前大規模的生產體系占據主導地位，“凱恩斯”式的經濟管理保證了對大規模工業產出的持續需求。但是，經濟上的“滯脹”現象所帶來的經濟危機，以及政治上要求撤銷福利機構的“新保守主義”的出現，使得靈活性生產作為一種新的經濟組織體系誕生。實現靈活性生產的方式之一就是生產的垂直分工，原來內部包含的很多部門被拆分為若干個小部門，通過市場上的外部交易實現靈活性合作，即通過垂直分工和分包實現生產的外部化。靈活性生產體系興起的同時，另一個重要經濟現象就是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因此，很多學者用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趨勢來解釋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增長。Rajan等通過大量的調查數據和具體實例研究，認為英國1979—1985年商務服務業就業快速增長過程中，外部化所起的作用占43％左右[11]。Lewis從勞動力的角度指出，行業內部提供服務的勞動力被外部所代替，是生產性服務業快速增長的原因[12]。Barcet從“交易費用”的角度指出，與外部服務業建立長期的協作關系有利于使用者降低交易費用[13]。Hatch強調企業對于市場反映靈活性的需求，使得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14]。Hansen通過對丹麥制造業企業的調查研究，指出生產性服務業的外部化有利于降低生產風險和應對偶然需求，有利于企業專注于核心技術[15]。Geo認為企業內部的技術缺陷使得企業對相關生產性服務業的需求必須通過外部購買實現，進而促進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16]。Perry認為由于企業需要專門化的服務部門提供相對獨立、公正的服務活動，如獨立的審計和鑒定服務、專業化的法律咨詢、項目的專門化評估等，使得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17]。此外，也有學者指出經濟環境變化、服務貿易發展和技術進步等也是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增長的重要因素[18-20]。Coffey等認為國內和國際經濟環境越來越復雜，對專業化服務的需求不斷增加[18]。Porter認為產品生產周期的縮短使經濟活動運行的環境逐漸復雜化，是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促進因素之一[19]。Gillis認為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的原因在于其已經轉化為具有基本活動特征的產業，它的對外輸出促使自身的快速發展[20]。

綜上，生產的垂直分工和外部化趨勢是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快速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節約成本、降低風險、靈活性需求、內部技術缺陷、尋求獨立的第三方服務、專注于核心競爭力等共同決定了生產性服務業的外部化趨勢。與此同時，經濟環境的變化、服務貿易的發展和技術進步也影響著生產性服務業的快速發展。

2生產性服務業在城市和區域發展中的作用

傳統觀點[21，22]認為，服務業在經濟發展中處于從屬地位，因此在討論經濟基礎理論時，只重視物質生產部門，認為制造業是城市的基本經濟部門，生產“輸出產品”，參與區域分工，決定著城市的地位和作用，促進著區域的發展。而服務業主要是為城市內部需求服務的產業，其活動及獲得的收入取決于基本經濟活動從外部獲取的收入，它們對城市和區域發展的作用是間接的，并由此得到了城市經濟發展的傳統模式。該觀點在西方早期的服務業研究中影響廣泛，并使得早期在研究輸出活動與產業增長的關系中，以及在城市和區域發展戰略的制定中，僅將制造業作為考慮對象，而忽視服務業的作用。

隨著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和經濟全球化的推進，越來越多的研究發現服務業尤其是生產性服務業在提供就業、增加收入、滿足需求等方面，對城市和區域經濟發展具有重要意義。Hansen研究了美國大都市區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認為信息化時代后福特式的靈活生產組織體系下，生產性服務業與其他經濟部門存在日益廣泛的經濟聯系，生產性服務業的發展擴大了勞動分工，提升了生產效率和收入水平，促進了經濟發展[23]。Macpherson通過對紐約州制造業企業的問卷調查和電話訪談，指出生產性服務業在制造業技術進步和創新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并通過與制造業之間的相互協作，共同推動地區經濟的發展[24]。Selya將生產性服務業對城市和區域發展的貢獻總結為：1)有利于提高整個經濟運行的效率，提升經濟發展的質量；2)生產性服務業本身是經濟發展的推動力之一，同時能夠提升制造業的競爭力；3)有利于實現城市內部制造業空間重構，從而改善環境狀況，提升居民生活質量[25]。Illeris認為生產性服務業是未來經濟發展的關鍵，他強調在現代經濟發展的框架中，生產性服務業不應再被認為是純粹的消費部門，它同樣是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之一；對地方經濟發展而言，生產性服務業不再處于被動地位，它對地方經濟的發展意義重大：其一部分轉化為經濟活動的基本部分，這部分服務業為區域外提供遠距離的服務，與農業、制造業一同是區域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另一部分雖然仍然是非基本活動部分，但可以看作是間接的基本活動，因為它們主要是為基本活動部分提供服務，對于區域經濟發展同樣具有帶動作用。在此基礎上，他對傳統的經濟基礎模型進行了修正[26](圖1b)。

生產性服務業具有基本活動的屬性，因此產生了許多關于生產性服務業對外輸出的研究。Daniels認為生產性服務業所具有的可貿易性是其成為基本經濟活動的實質，信息技術的進步、服務業跨國公司的形成與發展、政府戰略的扶持等共同促進了服務業的可貿易性和國際化[27]。Beyers等研究了美國大都市區生產性服務業的對外輸出情況，認為生產性服務業的跨區域貿易對都市區經濟發展意義重大，并批評了區域發展政策制定中重視制造業、忽視服務業的現象[28]。Coffey等認為對于生產性服務業，外部需求占據其產出的很大部分，對外輸出使其成為經濟發展的基本活動部分之一，并強調生產性服務業在投資、創新、就業、技術進步等方面的作用改變了經濟發展的空間格局[29]。

3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分布

地理學者從兩個空間層次對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分布給予了關注。一是從城市等級體系的角度，通過考察部門就業和增長模式分析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集聚特征；二是從都市區內部的角度，通過考察具體企業的區位選擇分析生產性服務業在城市內部的集中和分散。

3.1城市體系角度的分析

從城市等級體系的層次看，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分布更多地體現為在大都市區的空間集聚。Illeris等通過區位商和就業比重等指標，研究了1991年北歐各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分布特征，發現70％以上的生產性服務業集中在各國首都，首都和一些經濟較為發達的大都市區區位商大于1，非都市區區位商均小于1[30]。Gbe等研究了聯邦德國生產性服務業的就業分布情況，發現就業集中分布在漢堡、法蘭克福、慕尼黑和紐倫堡幾個大都市區，而靠近東德和捷克邊界的廣大非都市區很少分布[31]。Beyers研究了美國大都市區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發現1985年90％的生產性服務業集中在大都市區，占總就業的83％[32]。Gillespíe和Coffey等分別對英國和加拿大進行了研究，同樣發現生產性服務業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區[33，34]。

對于生產性服務業大都市區空間集中的原因，早期地理學者研究認為，生產性服務業的一個最重要特征就是使用者和提供者需要面對面的接觸，而人的運輸成本是最貴的，尤其是交流頻繁時。因此，接近客戶的需求使生產性服務業高度集中在大都市區以節約交易成本[8]。但是，隨著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對生產性服務業而言，很多情況下消費者和使用者之間的距離并不是很重要，一方面在于這些服務能夠通過通訊手段完成，另一方面交通費用相對于服務本身的價格微不足道。因此，生產性服務業在大都市區的空間集聚，更多的學者愿意解釋為信息交流的便捷以及創新的可能[35，36]。大都市區各種資源、機構、科研院所、大眾媒體相對集中，使得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對市場信息的及時了解和獲取、對周圍環境變化的及時把握更為便捷，創新也就更容易產生。另外，大都市區由于具有大規模的高素質勞動市場和良好的環境條件，也使得生產性服務業更傾向于在其中集聚[37]。

遠程通訊技術的發展曾對生產性服務業在大都市區集中質疑，技術的發展將替代面對面的交流，生產性服務業在空間上將趨于分散[8]。20世紀80年代后期以來更多的研究認為[36-38]，對生產性服務業而言，面對面的交流依然重要，生產性服務業在大都市區集聚的態勢并沒有削弱，相反技術的進步促進生產性服務業在大都市區集聚，以增強其管理、控制和技術創新的能力。尤其是信息技術發展帶來的經濟全球化趨勢，一方面促進了制造業的全球分散，另一方面使得生產性服務業，尤其是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向幾個大的世界城市高度集中[27]。

3.2都市區內部的分析

傳統的研究認為，生產性服務業通常分布于城市中心(citycore)，原因在于：在公共交通基本壟斷市內交通系統的時期，中央商務區(CBD)擁有最好的交通通達性以及充分的勞動力市場，能夠獲得最大的外部效益；其次能夠降低面對面交流的費用，進而更好地獲取信息[39]。

隨著房地產經濟和交通通訊技術的發展以及生產性服務業內部的行業分化，更多的研究則發現都市區內部生產性服務業呈現出由核心向邊緣轉移的趨勢。Schamp通過比較1980年和1991年聯邦德國城市生產性服務業的區位商，表明生產性服務業顯現出由大都市區核心向邊緣轉移的趨勢[40]；Ohuallacháin等通過計算美國大都市區(SMSAs)1976—1986年商務服務和專業服務業增長率，發現郊區的增長率高于城市中心區[41]。相應地，這一時期關于辦公業郊區化的研究大量出現。Nelson對舊金山的研究發現，辦公業具有一種持續的郊區化趨勢，原因在于郊區擁有更為便宜的租金、特定的勞動力市場、良好的環境、完備的辦公設施、交通的通達性和停車場以及空間擴張的可能性等條件[42]。Hessels對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烏得勒支4個城市737家商務服務機構進行研究，發現57％的企業發生過遷移，主要是遷往郊區，并認為郊區寬闊的空間、良好的通達性和停車場設施等所產生的吸引力與城市中心的衰落、辦公環境的制約所形成的推力，共同促成了辦公業郊區化的產生[43]。Castells對郊區化的形式和過程進行了總結，認為辦公地點的郊區化擴散主要是通過變更現有公司辦公地點和在郊區開設新的業務實現，其過程根據辦公室功能的不同類型和其在公司中的等級而有所區別[44]。

綜上可以認為，雖然城市中心仍然高度聚集著大量的生產性服務業，但社會進步和科技不斷創新導致城市功能區的空間替代，新功能的優勢使其在空間競爭中對舊功能空間形成威脅，兼之城市中心人居環境惡化以及諸多城市問題的產生，不少生產性服務業已經或將要逐步有選擇地向外擴散，而郊區憑借其設施、環境、勞動力等方面的優勢，成為擴散的主要目的地。生產性服務業的郊區擴散，使得中心城市變得衰弱，至少是相對衰弱。需要指出的是，城市中心區和郊區生產性服務業的類型存在差異。Jackson認為后方辦公業是辦公業郊區化的重要類型[45]；Illeris等認為，技術服務業通常比其他生產性服務業的郊區化趨勢更為明顯[30]；Hessels研究發現多元化的服務企業傾向于在郊區設立公司總部[43]。

4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空間行為

隨著公司地理學的興起，產生了許多對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空間行為的研究成果，這些研究通常采取大量問卷調查和實際訪談形式進行，內容主要集中在兩大方面：生產性服務業的區位選擇影響因素分析和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聯系網絡。

4.1區位選擇影響因素

綜合來看，影響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區位選擇的因素十分復雜，很多學者對不同城市進行實證研究，并總結了影響區位選擇的因素(表1)。主要有以下幾方面：1)與接近性相關的因素，包括接近客戶、接近信息源、接近勞動力市場等；2)與通達性相關的因素，包括交通基礎設施條件、信息基礎設施條件等；3)與環境相關的因素，包括區位知名度、社會和居住環境、辦公設施條件、市場環境狀況等；4)與決策者個人相關的因素，如個人區位喜好、居住習慣等。Coffey等將各種因素綜合，構建了一個辦公業區位選擇的定量模型，該模型基于3方面的費用最小化：1)信息投入費用，包括通訊、交流費用；2)工資，包括雇傭高素質勞動力的費用；3)銷售費用[46]。

此外，對于不同空間層次上的區位選擇而言，影響因子的重要程度也有所區別。宏觀層次上，生產性服務業企業進行區位選擇時更多考慮的是與接近性相關的因素，如接近客戶市場、特定勞動力市場、信息源等，因此生產性服務業傾向于在大都市區集聚。而在都市區內部，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在進行微觀區位選擇時，交通通達性(包括停車場設施)、區位影響力(知名度)、用地條件、成本因素(工資、租金等)則顯得更為重要，而接近客戶市場、接近信息交流中心等因素卻很少提及。

4.2企業的聯系網絡

在后福特式的靈活生產組織體系下，生產性服務業部門與其他的經濟部門之間存在緊密的前向和后向聯系。許多專注于企業聯系網絡研究的地理學者，同樣把目光投向了生產性服務業企業。Coffey等指出生產性服務業在大都市區的集中，產生了具有高度交織的投入—產出網絡聯系的“公司活動聯合體(complexofcorporateactivities)”，它類似以“新產業空間”為特征的制造業綜合體，內部功能和組織不同的企業之間存在緊密的前后向網絡聯系[18]。Bryson等通過對英國120個商務服務業小企業的訪談，發現這些小企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依賴于正式或非正式的關系網絡，這些網絡聯系使得這些小企業能夠在技術或者價格方面保持市場競爭力。并具體指出：一種是與需求相關的網絡，指與客戶之間的各種非正式的網絡聯系，目的在于對市場需求做出靈活的應對；另一種是與供給相關的網絡，指與其他企業之間的相互聯系與合作，進而形成了緊密的前后向聯系[47]。Goe通過對俄亥俄州4個都市區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的客戶對象主要是其他服務業，而非制造業企業。并指出這4個都市區的生產性服務業企業存在兩種不同空間層次的網絡聯系，一種是依靠當地市場，與地方企業形成的網絡；另一種是對外輸出，與外部企業形成的網絡。其中當地企業之間的網絡聯系占據主流，是推動地區經濟發展的核心動力[48]。

有的研究把視角放在全球化和信息化的背景下，探討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全球網絡聯系。Hepworth以計算機網絡作為信息技術的空間系統，探討信息技術的不斷進步對企業網絡的影響：一方面增大了企業的區位彈性，改變了多區位公司的空間組織；另一方面改變了企業之間相互聯系的時空距離[49]。Howells以制藥、化學能源行業為例，研究了全球研發機構國際網絡的變化[50]。Waft和Perry分別研究了金融服務業、咨詢服務業跨國企業的全球網絡結構[51，52]。這些研究發現，生產性服務業企業的網絡聯系不但影響企業自身的發展，同時改變區域和城市的空間結構。

5生產性服務業與全球城市

信息技術的發展使經濟全球化趨勢加快。經濟全球化具有復雜的二元結構，一方面經濟活動在空間上分散，另一方面經濟活動卻在全球范圍內統一組織。現代經濟活動在地域上越分散，越需要強大的中心控制和管理功能。經濟全球化程度越高，中心功能在某些地區集聚的程度也越高。這種二元性和中心功能的集聚塑造了主要城市新的戰略角色，出現了所謂的“全球城市”。許多學者在全球城市的框架下對生產性服務業進行研究。Sassen指出生產性服務業發達是全球城市最重要的特點，全球城市除具有原有的國際貿易和銀行業中心功能外，還具有4個角色：1)全球經濟組織高度集中的控制中心；2)金融業和專業服務企業的集中地，這些產業取代制造業成為經濟的主要部門；3)主導產業和創新的基地；4)所生產的產品和創新的主要市場。這4項功能都與發達的生產性服務業相關，全球城市是生產性服務業的生產、創新和市場的集中所在地[53]。Friedman認為，全球城市不僅是協調過程中的結點，還是特殊的生產地區。既是專業服務的生產地，為跨國公司控制全球的工廠、辦事處以及服務出口貿易而服務，又是服務創新和服務市場的關鍵區位[54]。總之，全球經濟核心在于一個制度性框架和機制的出現，企業要采取全球經營，就必須進入這個框架或空間[55]。而生產性服務業在全球城市的集聚，使全球城市擁有了使這種制度框架得以運作的服務功能。在全球化進程中，生產性服務業是支持企業跨越地域制度和文化障礙，實現全球運營的關鍵。

與此同時，也有學者對生產性服務業在全球城市的集聚所產生的空間影響給予了關注。Noyelle等通過對全球化趨勢下美國生產性服務業的研究，認為高端的生產性服務業在少數幾個城市的集聚改變了美國的城市體系結構，在新的城市體系等級結構中，首位城市的地位更加突出[56]。Bailly分析了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對空間不均衡的影響，認為高端生產性服務業和高度專業化的信息流在全球城市集中促使了空間極化格局的形成[57]。

6討論與建議

綜上，西方生產性服務業地理學研究表現出以下特點：1)注重引入相關學科理論，體現了多學科交叉的特征。“綜合性”是公認的地理學學科性質之一，生產性服務業地理學研究在側重空間屬性的同時，注意從經濟學中吸取有關微觀經濟運動規律的理論，從管理學中吸取企業組織理論，從社會學中吸取組織和社會關系理論，發揮了地理學的空間性特長，并從相關學科理論中彌補其理論性不足。2)研究方法早期以多元統計分析為主，后期則存在明顯的行為主義特色。在數據的獲得上，早期主要以統計資料為主，在研究路線上以演繹方法為主。伴隨著行為地理學的發展，研究更注重微觀層次的行為探討，因此在資料的獲得上多采用企業調查的方法，如問卷調查、訪談等形式，在研究路線上多采用實證和歸納相結合的方法。3)研究內容與西方整個經濟社會發展的宏觀背景密切相連。早期的研究主要關注后工業化時代生產性服務業的增長及內在機制、生產性服務業在城市和區域重構中的作用、生產性服務業空間格局與空間組織模式等。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信息技術的飛速發展，研究轉向信息技術對生產性服務業的影響、生產性服務業的全球網絡、生產性服務業與全球城市等。

在我國，生產性服務業是一個提出早而研究晚的命題，從地理學角度以生產性服務業為直接對象的研究主要集中在生產性服務業的區位選擇[58，59]、空間布局[60-62]和區域差異[63，64]三大領域，與國外較為系統的研究體系相比，整體上仍處于起步階段。生產性服務業在我國大都市區快速發展，為進一步拓展生產性服務業的地理學研究提供了新的方向：1)都市區內部生產性服務業空間結構研究。郊區化背景下，生產性服務業的集聚與擴散成為大都市區內部空間重構的主要特征之一，由于資料限制，關于都市區內部生產性服務業空間結構的系統研究一直沒有展開，隨著未來第一次全國經濟普查數據的公布，應該抓住機遇展開這方面的研究。2)生產性服務業與國際城市研究。經濟全球化背景下，生產性服務業的空間集聚是大都市區成為國際城市的關鍵。從生產性服務業的角度探討國際城市的特征、規律，以及對兩者之間互動關系的研究應該受到重視。3)市場機制和政府管制雙重作用下的生產性服務業空間模式研究。雙重作用是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獨特背景，應該從理論上總結我國生產性服務業發展的空間特征與模式，并突出與國外的差異。4)生產性服務業的區域影響研究。從區域的角度，探討開放條件下生產性服務業在大都市區的集聚對區域經濟社會發展和城市體系結構所帶來的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