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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了推動跨學科的溝通與合作，在不同學科的交叉互動和視界融合中尋找更加富有現實解釋力與思想創造性的學術生長點，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擬推出“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系列對話”，推動學術界在不同學科之間展開富有學術質量和理論深度的對話交流，扎扎實實地推進中國社會科學理論與方法的創新。

哲學與史學的對話——“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全國學術研討會，是“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對話”的第一場，由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與復旦大學哲學學院、復旦大學國外馬克思主義與國外思潮研究基地、復旦大學當代國外馬克思主義研究中心共同主辦，于2007年10月9—10日在復旦大學召開。參加本次對話的有哲學學者張一兵、孫正聿、俞吾金、吳曉明、陳學明、楊耕、豐子義、王南湜、王德峰、鄒詩鵬、葉險明、童世駿、張雄、張奎良等，史學學者龐卓恒、馮天瑜、姜義華、張廣智、葛兆光、李杰、李紅巖、陳新等。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總編輯高翔研究員、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總編輯趙劍英研究員以及參會學者輪流主持了會議。

這次對話會共收到二十余篇學術論文，作者從跨學科對話的視角，力圖把本學科的運思路徑和理論觸角綿延至新的學術領域，在哲學和史學兩個學科的交互視野中收獲新的思想創見。為了擴大對話成果，加強現場互動，這次會議還改變了以往學術會議部分學者主題發言、大部分學者臺下聽會的模式，而把重點放在了學者之間的對話和討論上。其基本程式是先由相關學者就所提交的論文進行簡明的觀點陳述，隨即轉入全體對話和討論時段。《中國社會科學》與《歷史研究》擬同時發表部分會議論文，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將收錄會議論文與現場對話，結集出版“當代中國社會科學學術前沿系列對話”叢書。與會學者共進行了六場對話，就唯物史觀的科學品格與方法論意義、歷史唯物主義與歷史構境、歷史事實與理論視角、歷史規律與主觀意志、歷史意義與當代價值以及批判等問題進行了較為深入的交流。學科對話的模式激發了思想的熠熠光華，會議議程的革新更是直接帶動了不同理論觀點的碰撞交輝。在座學者競相發言，或立論或反駁，或詰問或辯護，或聲援或反思，會議現場氣氛熱烈友好，生動活潑，令人振奮。這次對話會大大推進了哲學與史學兩個學科領域的溝通交流，取得了良好豐碩的學術成果?？偟恼f來，會議成果集中表現在四個方面：1.學科對話之于學術創新的必要性；2.唯物史觀在學術研究中的方法論意義；3.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問題；4.對等思潮的剖析與批判。

一、學科對話之于學術創新的必要性

不同學科之間的學術對話有沒有必要，它將在哪里找到其合法性根基，它又怎樣在不同學科的交集和貫通中獲得真實而深刻的學術成果？這一系列問題是哲學與史學以及其他對話的前提省思。

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高翔總編輯提出，當前，社會科學的發展已經到了一個新的轉折點，每個學科都面臨著下一階段向哪一個方向發展的選擇。在各種思潮相互激蕩、各種方法相互沖擊的情況下，加緊跨學科的對話和研究，可以給既有的學科研究范式和話語體系帶來新的啟迪與沖擊，為學術生長提供新的巨大空間。在不同學科的對話中，哲學與史學的對話是最有基礎的。歷史學講的是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從現代意義上說，天人之際講的是人與自然規律的關系，古今之變則是社會演變的內在邏輯與規律。歷史學研究要對上述關系和規律形成自己基本的、獨立的觀點，這和哲學研究在最高層次上應該是一致的。最近這幾年，無論是哲學還是史學，都面臨著加強對話的需要。馬克思主義哲學要實現自身對各個學科的指導地位，必須加強與各個學科的相互溝通、了解，向各個學科提供最新、最前沿的研究成果。同時，它也需要從各學科的最新研究成果中，汲取有益成分，使自身的進步與發展，奠定在堅定的科學基礎之上。中國當代史學在改革開放后幾十年間取得了長足的進步，但也面臨著比較嚴峻的挑戰和危機，其一是歷史學出現了淡化理論的傾向，過度陶醉在對個別事實的精雕細琢中；其二是盲目崇拜西方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妨礙了我們的獨立思考和理論創新。在這種情況下，學術界亟需重新認識唯物史觀的價值，構建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的，與時俱進的和適合當前社會發展趨勢的學科基礎理論體系與價值評判標準。

復旦大學俞吾金教授認為，在哲學研究中同樣存在著對史學研究的疏遠，有些哲學研究不下艱苦的功夫研究史料，滿足于哲學領域內的自說自話。在哲學和史學的對話過程中出現了一些困難，這是因為長期以來學科之間的交流不多，過去幾乎沒有對話。通過不同學科的對話，可以起到知識結構互補的作用，雙方的理論借鑒和對經驗材料的不同理解可以對對方產生非常有益的影響。天津師范大學龐卓恒教授說，據他回憶，這次哲學與史學的對話恐怕是新中國成立以來的第一次，這種對話本身就是一種創新。復旦大學張廣智教授認為，歷史學家也應當是思想家，沒有哲學的深度就不能達到對歷史的深入理解，為此，應當打破學科之間的圍墻，倡導跨學科與多學科的研究。吉林大學孫正聿教授說，兩個學科之間的對話是必要的，但這種對話不僅是困難的，而且是非常艱難的，像哲學以什么樣的角度切入史學等，都需要作為基礎問題深入研究。復旦大學葛兆光教授認為，一個好的歷史學家，應當以一定的哲學理論作為其論述基礎。哲學與歷史之間，未必有多么深的鴻溝，彼此之間是可以互相對話的。通過對話，兩個學科領域的語言、概念、思路、方法能夠互相接近，但同時，填平鴻溝并不等于彼此沒有界限，學科對話絕不是說和光同塵，絕對同一。南京大學張一兵教授認為，倡導史學與哲學的對話，恰恰緣起于當代中國學術研究過于硬化的學科邊界和學科陌生性，這可能是上世紀自然科學與教條主義意識形態留給我們的某種理論后遺癥；而對話即是推倒學科之間的屏蔽之墻，打破學科壁壘，探索面對今天的總體性社會生活時所共通共識的理論方法。

實際上，對學科對話之于學術創新的必要性的思考，貫穿和隱含在幾乎所有學者的發言以及討論中，學者們對這一點均持積極認肯態度。有學者甚而提出，對話會設置本身就應當成為中國現代學術史上不可忽略的一筆。

二、唯物史觀及其方法論意義

唯物史觀是馬克思畢生研究所達致的兩大科學發現之一，是馬克思主義最基本和最重要的理論成果。在中國近現代學術史上，老一輩學術工作者在中西今古之變和多種學術思潮的振蕩沖突中，自覺地以唯物史觀及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了現代學術話語體系。時過境遷，當代中國和世界已經發生了和正在發生著急劇的變革，時下各種學術思潮和不同研究范式又在中國思想學術界展開了激烈的碰撞橫決。在這種情況下，唯物史觀如何結合當代中國實踐生發出新的形態，如何在學術研究中進一步深化其方法論意義，就成了這次對話會必須回答的一個重大主題。

復旦大學吳曉明教授認為，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歷史科學的方法論，對于當今史學研究具有重大意義。但長期以來，一方面由于哲學與史學的疏離隔絕，另一方面由于現代形而上學強化和鞏固了實證主義或自然主義的意識形態，所以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歷史科學方法論的意義在很大程度上仍然是蔽而不明的，它或者被當作形而上學的固定模式或先驗框架，或者被看作完全無批判的實證主義。他認為，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特征實際上突出地體現為三個基本方面：（1）社會現實的發現。這意味著，歷史事實只是在社會現實中構成并通過社會現實而顯現出來，歷史事實的客觀性歸根到底不過是社會現實的客觀性；因此，歷史科學的真正任務就在于切中并把握社會的現實，并從而揭示歷史事實本身的客觀意義。（2）總體性的觀點。在馬克思看來，總體性的現實乃是在人類的實際生活過程中感性地生成的社會關系，在這里，歷史唯物主義作為歷史科學方法論的意義明確地表現為：只有當一切孤立的歷史事實、歷史現象或歷史人物從屬于這樣的總體之時，它們才有可能作為真正的現實被理解和把握。（3）具體化的路徑與實行。歷史唯物主義不是抽象的思想，而有其具體化路徑，這就是馬克思在《〈政治經濟學批判〉序言》中概括的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的辯證關系原理。之所以把這個“基本原理”理解為并稱之為歷史唯物主義的具體化路徑，不僅在于突出其方法論的意義，而且在于強調這一方法論綱領按其本性來說不是現成的、自身封閉的；毋寧說，它只是開辟了一條經由社會現實的總體來具體理解人類歷史的道路。正是因為這一具體化路徑，歷史唯物主義才能夠作為歷史科學的方法論而存在。

俞吾金教授則從唯物史觀的基本理論出發，對歷史事實與理論視角、客觀規律與主觀意志、歷史意義與當代意義等問題進行了闡述。他認為，盡管歷史唯物主義是一種哲學理論，歷史學是一門實證性學科，但前者卻為后者奠定了正確的思想基礎，并使后者真正獲得了科學的尊嚴。歷史唯物主義為人們理解歷史事實提供了科學的理論視角和理論思維的指導，從而可以勾勒出某個歷史事實的整體面貌。同時，歷史唯物主義理論啟示我們，作為一個當代人，尤其是當代中國人，要準確地把握歷史事實研究，乃至整個歷史研究的當代意義，前提是必須準確地理解當代中國社會生活的本質。因為任何歷史事實，乃至全部歷史的當代意義都隱含在這一社會生活的本質之中。

龐卓恒教授則力圖從唯物史觀是科學這一角度來重申唯物史觀的方法論意義。他認為，科學就是揭示了客觀事物存在和變化的因果必然性規律，并經過實踐檢驗證明這些認識是真理的知識體系。他重新解讀了“生產力與生產關系”、“經濟基礎與上層建筑”、“社會形態從低級向高級的發展”、“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階級對立和階級斗爭”、“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和特殊規律”、“歷史發展的必然性和偶然性”、“人民群眾和歷史人物在歷史發展過程中的作用”、“共產主義實現的歷史必然性”等唯物史觀的一系列基本概念，并在此基礎上提出，唯物史觀揭示了人類歷史發展的因果必然性的普遍規律，因而唯物史觀及其指引的歷史學研究是科學。

復旦大學姜義華教授提出，在當前的社會實踐中，勞動、資本、分工等很多問題，實際上都不是在唯物史觀的框架下進行分析的。有些人對問題的態度，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歸根到底是換一種方式來解釋現存的東西，即通過這樣一種解釋來承認現實。如同青年黑格爾派一樣——用的是震撼世界的詞句，實際上是最大的保守分子。因此，當前最大的問題，是厘清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及其所批判過的各種思潮。

復旦大學王德峰教授充分闡釋了唯物史觀在史學研究中的去蔽作用。他認為，在馬克思那里，真正的歷史科學要研究的不是肯定的事實或者已經包含了理論成分構架的事實，而是人們的實踐活動和他們的實際發展過程以及人們能動的生活。馬克思第一個真正發現了生產關系，在物質生產中深刻揭示了本真的歷史性，而只有認識到物質生產是人的現實生活的本質來歷，認識到它為歷史奠基，才可能去除對本真的歷史性的觀念遮蔽。唯物史觀的“唯物主義要點”，就在于讓“時代的現實動因”，即物質生產方式變更的歷史運動本身呈現出來，而不是只看到那些遮蔽了現實動因的形式，比如，只看到宗教的觀念、哲學的觀念或政治的觀念，并把它們當成造就了一個時代的動因。

北京師范大學楊耕教授從歷史認識論的角度闡發了唯物史觀的當代形態問題。他提出，歷史認識論是現代西方歷史哲學的理論主題，也是唯物史觀在當代創新的理論生長點。這是因為：第一，馬克思對歷史認識論有所論述但又沒有具體展開、詳加探討；第二，當代社會實踐、科學、歷史學、哲學向縱深發展的態勢又突出了這個問題，即使其成為通常所說的熱點問題；第三，上述諸方面的發展又為解決這一問題提供了現實可能性。正是在這三層意義上，歷史認識論成為唯物史觀在當代的理論生長點。從這個意義上理解，產生于19世紀的唯物史觀主要是一種歷史本體論，但其中以萌芽的形式包含了歷史認識論。這主要體現在，馬克思提出了認識和研究歷史的抽象方法與理解方法，并實現了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的統一。即唯物史觀不僅要回答歷史是什么，而且要回答如何認識歷史的問題，達到了歷史本體論和歷史認識論的統一。

三、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

歷史是一個沉重的話題。如何正確地進行歷史評價，歷來是一個嚴肅的理論和現實問題。歷史評價的論定、修正甚或重估，往往會對現實社會的發展進程和人們的思想觀念產生極其巨大的影響。然而，現今在后現代主義和思潮的沖擊下，歷史評價似乎變得簡單、輕松、隨意了。歷史仿佛真地成了“可以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梢哉f，歷史評價問題，尤其是以唯物史觀為指導的歷史評價問題正面臨著嚴峻的挑戰。如何面對歷史，如何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進行歷史評價，如何使這種評價符合歷史本身的邏輯，這是與會學者集中討論的又一重要問題。

北京大學豐子義教授分析了唯物史觀視野中的評價及其標準問題。他認為，從大的方面來看，評價主要涉及兩種，一是歷史評價，一是價值評價；與此相應，評價的尺度也有歷史尺度與價值尺度兩種。所謂歷史尺度，主要著眼于社會歷史發展的客觀規律，以能否有利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社會文明水平的提高作為標尺對歷史加以評價；所謂價值尺度，亦即道德尺度，主要著眼于歷史發展對人的存在和發展的意義，以一定的道德準則和主體性原則作為標尺對歷史進行評價。前者屬于客體尺度，后者屬于主體尺度。從馬克思的基本觀點來看，就歷史發展長過程和總的趨勢而言，兩種尺度是一致的，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整個社會的發展，人也在趨向全面發展；另一方面，就歷史發展的特定階段和特定問題來說，兩種尺度又可能存在著某種不一致，從歷史尺度看可能是合理的，從價值尺度看可能是不合理的，反之亦然。在兩種評價尺度發生沖突的情況下，歷史評價始終是首要的，價值評價則是第二位的。自覺地堅持這樣的歷史觀與價值觀，對于正確進行歷史評價是非常重要的。

復旦大學陳學明教授認為，當前中國學術界爭論的一個重大問題，是我們在評價歷史事件、歷史人物的時候，需要不需要以唯物史觀來指導。的確有一些人發表文章企圖否定唯物史觀在歷史人物、歷史事件評價中的指導作用。因此，把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的關系作為一個尖銳的問題提出來，不僅有理論意義，更具有現實意義。唯物史觀在認識、看待歷史的時候，充分注意到兩個環節：事實的歷史性與事實的整體性。以此為主要特征的唯物史觀觀察歷史的方法，其現實意義體現在，可以幫助我們思考人類究竟還需要不需要理想的問題。質言之，人類需要不需要從歷史事實的整體出發，為自己的行動設立一種奮斗目標，人類是不是需要重新回到“運動就是一切，目標微不足道”的軌道上去？而唯物史觀在面向歷史的時候，把過去所有歷史事件和歷史總體聯系在一起，把當前塑造的一切和歷史總體聯系在一起，這充分彰顯了理想和目標的現實意義。

首都師范大學葉險明教授則將歷史評價作為唯物史觀與歷史學的一個重要契合點。他提出，唯物史觀與歷史學間的內在邏輯聯系一旦被“淡化”，唯心史觀和虛無主義就會“乘虛而入”。近些年，我國哲學界和歷史學界對唯心史觀和虛無主義批判的著述雖比較多，但后者對包括哲學界和歷史學界在內的整個學術界的影響非但沒有減弱，而且還有蔓延的趨勢。其原因除了研究主體知識結構的局限和狹隘的學科視域所導致的哲學研究與歷史學研究的分裂傾向外，也與我們只注重批判中國虛無主義具體觀點，而忽略了對中國虛無主義的思想文化支撐點作系統的批判性分析有關。因之，明確唯物史觀與歷史學的內在邏輯聯系、加強哲學與歷史學的聯盟，批判性地分析中國虛無主義的思想文化支撐點，是在當代堅持和發展唯物史觀，確立歷史評價科學性的三個重要邏輯環節。

張一兵教授從歷史唯物主義角度闡發了歷史構境的問題。他認為，依馬克思的歷史唯物主義立場，“意識”并沒有自身獨立存在的歷史，任何觀念的歷史都依存于人類現實社會的存在和發展。歷史的觀念同樣如此。人的歷史觀念總是一定歷史條件下人們對過去社會生活的主觀重構，而一定的社會歷史生活結構則生成著人們再現歷史生活的一定的重構方式。對馬克思來說，人類社會的歷史，并不是輝格式的線性進步時間，而是人的社會存在方式的歷史轉換本身。社會存在并不是外在于人的物性實體或實存，而是在人對自然的對象化關系和人與人的社會關系中建構出來的有序性社會生活世界。社會存在本身就是歷史的，歷史已經內在地編織進當下的社會存在之中。因此，對于歷史的理解從來就不能離開對當下社會生活的把握，任何歷史都是一種為研究主體所建構的歷史情境。

孫正聿教授則提出，唯物史觀與歷史評價問題，應當有不可回避的現實針對性。這包括兩個方面，一是怎樣看待經濟全球化過程中的當代世界，二是怎樣看待和評價市場化過程中的當代中國。而在評價當代世界和當代中國的時候，需要建立在把握整個人類歷史的基礎上。在馬克思那里，歷史是追求自己的目的的人的活動，因此，人類歷史實質上是一個所謂趨利避害的歷史。也正是由于趨利避害問題，才向人類提出了歷史評價的問題。換言之，人類在實踐活動中，總要思考何者為利、何者為害、究竟怎樣才能趨利避害以及怎樣對歷史作出評價和選擇等問題。哲學作為一種理論化的人類自我意識，應當更深層地揭示對歷史的理解。

如何看待唯物史觀及其在中國的傳播問題，這本身就屬于歷史評價的一個重要課題，武漢大學馮天瑜教授對此作出了詳細解答。他認為，唯物史觀自20世紀初葉即流布于中國，并逐漸衍為主流歷史觀。其中，五四新文化運動和中國社會史論戰是唯物史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兩個關鍵階段。在這兩個階段中，一方面通過譯介與運用唯物史觀，對中國史學發展起到了積極引導作用，另一方面又因其“左”派幼稚病而導致了兩種偏頗：其一是把西歐歷史模式放大為普世規則，陷入了歷史單線進化論；其二是忽視反映社會形態的核心概念的準確性，導致了中國歷史宏大敘事的紊亂。今日反顧唯物史觀在中國早期傳播的成敗得失，應當克服這兩種偏頗，復歸和完善唯物史觀的科學體系，并努力達成對唯物史觀及其社會形態學說的正確理解、合理運用與創造性發展。

上海財經大學張雄教授從歷史的普遍性和歷史的特殊性這一角度對歷史評價問題提出了自己的見解。他認為，“普遍性”是對歷史的合目的性與歷史的合規律性的哲學抽象，意旨歷史可以根據一個合理的、為人理解的計劃而展開，并且朝著一個歷史的理性目標所前進?！疤厥庑浴眲t是指與歷史的普遍性相對應的異質、多樣化的“歷史對抗性”，即單個人的非社會的社會性，它包括人性中所固有的私向化、自由意志、貪欲和情欲、利己主義行為等傾向。在具體的歷史進化過程中，歷史的普遍性和歷史的特殊性總是呈現著極為復雜而又辯證的性質。馬克思運用唯物史觀，深刻地思考并揭示了現代性資本社會普遍性與特殊性矛盾性狀的本質。在馬克思那里，既反對絕對的特殊性或個別性，又反對絕對的普遍性。歷史進化過程中的普遍性與特殊性的存在，反映了人類生存世界的兩種需要、兩種追求：現實與理想、物質與精神、生活與信仰、本能與審美、勞作與預期等。歷史正是在實踐的推動下，不斷解決因上述需要和追求所引發的一系列生活世界的矛盾、沖突和對抗，使人的發展和類的提升成為可能。

四、等思潮析評及其他

哲學與史學對話不是坐而論道，袖手清談，而是充滿了強烈的現世關懷和憂患意識，對、歷史目的論等思潮的剖析即是一例。一段時間以來，等思潮照搬西方個別史學流派的觀點，淡化和否定馬克思主義在史學研究中的指導地位，以貌似超然的客觀主義態度研究中國歷史尤其是近現代史。然而，這些思潮不過是導源于西方文化的無節制崇拜和無意識摹寫，而生發的對中華文明的虛無以及對中華民族學術生命力與創造力的否定，它所深刻表征的是某些學者在學術上的失語和無思考狀態。與會學者從不同方面、不同角度對這些思潮展開了深入的分析與批判。

中國社會科學院李紅巖副研究員在討論中重點談到，現在史學界涌動著思潮，它其實“虛無”的就是唯物史觀。換言之，唯物史觀在史學界面臨的挑戰是唯物史觀還管不管用，以唯物史觀為指導進行歷史研究，是促進還是阻礙了學術發展。他認為，這要從唯物史觀在中國的傳播談起，唯物史觀之所以能夠在中國立穩腳跟，是因為回答了當時中國人最迫切的問題，即中國社會的性質和出路問題。一百年來的中國史學史已經表明，唯物史觀非但沒有束縛中國史學的發展，而且幫助中國人空前深刻地揭示了中國歷史的奧秘，極大地促進了中國史學的發展。將唯物史觀應用于歷史學，能夠幫助史學家“從政治形式的外表深入到社會生活的深處”。另外，唯物史觀的一大貢獻就是把社會形態理論引入了歷史學研究，這樣的論證方式是兩千多年的中國史學所沒有的。因此，建立新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理論體系，必須堅持以唯物史觀為指導。

南開大學王南湜教授提出，歷史目的論是一種根深蒂固的歷史唯心主義觀念，它把歷史的主體預設為某種抽象的諸如“精神”、“上帝”、“理性”之類的存在物。盡管馬克思主義哲學創始人對于歷史目的論進行了極其嚴厲的批判，但它并未絕跡，而是以各種方式殘存于人們的頭腦之中，影響著人們對于歷史唯物主義的正確理解，甚至將歷史唯物主義也闡釋成為一種歷史目的論變體或一種隱蔽的歷史目的論。這樣一種隱蔽的歷史目的論影響著人們對于歷史的正確評價，并且往往誘發諸如的理論傾向。而在唯物史觀看來，人只是從事現實活動的人，人既是歷史劇的“劇作者”又是“劇中人物”。因此，歷史的目的只能是實踐著的人的目的，在此之外根本不存在一種抽象的歷史目的。

復旦大學鄒詩鵬教授對解釋學史學觀展開了深入的分析批判。他認為，解釋學史學可區分為三個大的階段，第一個階段是狄爾泰、克羅齊以及科林伍德的歷史解釋學及其思想史研究，第二個階段是在現象學、特別是海德格爾此在現象學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伽達默爾的哲學解釋學及其史學模式，第三個階段則是后現代解釋學及史學模式。這三個階段，分別標示著歷史的三個基本規定性即客觀性、歷時性與總體性的喪失。這樣，解釋學史學觀就呈現出濃厚的相對主義特征，而其背后則是的巨大思想氛圍。與之相對，馬克思的唯物史觀強調歷史活動中的人、實踐活動及其主體性，并批判了思辨的歷史哲學，強調自身是“人的科學”及“歷史科學”，是“現實的人及其歷史發展的科學”，因而對解釋學史學觀作出了有力批判。也正由于此，在解釋學史學路向上不斷被消解的歷史客觀性、歷時性以及總體性，在唯物史觀中得到了建設性的保留。唯物史觀蘊含的歷史進步及其人類解放論，有理由作為抵制和遏制歷史相對主義與的思想資源。

云南大學李杰研究員提出，在中國近十幾年的史學理論研究中，西方分析歷史哲學、后現代主義史學觀等有較大影響，這種影響既有正面的，也有負面的。其中負面影響主要表現為否定歷史事實的客觀性，否定歷史規律的存在，否定歷史真理的屬性等，其中包括否定唯物史觀的科學性。在這種負面影響之下，中國史學在一定程度上產生了放棄唯物史觀理論指導的傾向，而這導致了中國史學理論思維水平的降低。馬克思主義史學關心社會現實的重大問題，努力發現歷史與現實的聯系；它的題材圍繞勞動者階級的解放而形成；它以事實陳述與理論闡釋的結合為其敘述方式，以揭示歷史規律為己任。放棄了唯物史觀的史學研究，盡管在個別事實的闡釋上能發現歷史真理的顆粒，但如果不能與人類解放事業相關聯，不能闡明歷史的進程與趨勢，不能對勞動者階級的愿望作出表達，就不能稱為合格的史學。當代中國馬克思主義史學要以研究歷史規律為己任，應當致力于闡明，在全球化的世界歷史潮流以及傳統與現代的轉換中，中華民族實現偉大復興的歷史必然性。

上海社會科學院童世駿研究員通過對紀念館、劉少奇紀念館與紀念館的不同觀感，提出了一個嚴肅的問題，即我們如何對待歷史。在我們的研究和宣傳中，既要防止歷史出現空白和斷裂，又要防止歷史失去實質內涵，更不能將歷史僅僅視為歷史。

復旦大學陳新副教授批評了某些哲學家或哲學史家在思考哲學史時，以獲取客觀的哲學史為其宗旨，僅僅將哲學史作為一種歷史表現的做法。這一做法實際上是19世紀發展出來的實在論“歷史”觀在今天的簡單移用。一部好的哲學史作品應建立在哲學史家對“哲學”和“歷史”觀念的反思之上。

等思潮的一個重要方法論特征，就是通過歷史個別現象而否認歷史活動的本質，孤立地分析歷史的階段錯誤而否定歷史運動的整體過程。正如吳曉明教授所說，“用精心挑選的歷史細節來遮蔽歷史事實”。那么，到底什么是歷史事實，從唯物史觀立場上如何科學地界定歷史事實？與會學者圍繞著這一問題展開了熱烈的討論。

李紅巖認為，歷史事實的概念，無論在怎樣的程度上值得質疑，但歸根到底，歷史事實的概念和歷史真實的概念是可以成立的。這里所謂的“底”，是在最基礎的層面上講的，譬如說秦始皇是個男人。在這個基本的層面上應當承認歷史事實的客觀性。龐卓恒則對張一兵歷史事實都是建構的意見提出了質疑。他說。如果秉持這種看法，那么，譬如郭沫若翻譯的《德意志意識形態》早期版本是不是客觀形態，是不是事實存在和歷史事實？張一兵對此回應說，恩格斯在《反杜林論》里談到過真理的問題，例如拿破侖死于1821年5月5日是不是永恒真理。在恩格斯看來，討論一個理論和學術問題的時候，不能把問題降低為一個經驗事實。從這一意義上講，歷史概念、歷史研究的對象、歷史事實都不是在經驗層面上產生的，而主要是被構建起來的人們的生活。因此，李紅巖提到的秦始皇是個男人的例子也僅僅是一個生理學上的物性事實，而不能構成歷史事實。龐卓恒就此反駁說，單個的經驗事實問題不大，但如果是能構成論斷的兩個以上的經驗事實，特別是涉及因果關系的經驗事實，不就牽涉到歷史事實了？另外，在盲人摸象的故事中，摸到象的不同部位就說象是什么，這當然不對，但象本身是否是存在的？張一兵則進一步回應說，社會現象本身并不是一個客觀的、離開了人的價值取向而獨立自存的東西，而是以人的利益、活動、關系為依據的。從這個意義上說，歷史事實本質上是被構建的。因此，對于湖南農民運動，說好得很，有的人卻說糟得很。李杰參與討論時提出，這實際上是把歷史事實分為認識層面上發生的事實與本體論意義上的事實來討論的。正如恩格斯所講，認識是有范圍的。當我們不能認識某個事物的時候，這個事物對我們來說就是不存在的，但另一方面，我們不能認識的事物并不等于事物不存在。前者是認識論層面上的事實，后者則是本體論意義上的事實。俞吾金的意見是，歷史事實就是指歷史上真實發生過的事情，但是，任何一個史學研究者都不可能直接面對歷史事實，而只能通過歷史資料的媒介，從觀念上去重組歷史事實。但歷史資料決不是純粹的感性資料，必定混雜著各種不同的思想理論酵素。同時，任何一位史學研究者談論歷史事實時，都是通過一定的理論視角而展開的。因此，史學研究者無法脫離理論視角來談論并探討歷史事實，一定的歷史事實總是在相應的理論視角中顯現出來。吳曉明則在歷史事實與經驗事實對比的意義上對二者進行了區分。他舉出馬克思的一句話為例，黑人就是黑人，但只有在一定的關系中才是奴隸。這里，黑人就是黑人，這是生物學事實；但黑人是奴隸，卻是歷史事實。平時提到的某人是父母所生等，也是生物學事實，而不是歷史事實。黃金就是黃金，這是事實，但黃金是貨幣，則是歷史事實。換言之，我們談論歷史事實，應當從人類感性的實踐活動這一層面上來進行。脫離了實踐活動的所謂歷史事實是沒有意義的。王南湜則把事實具體分為客觀事實、感性事實、理性事實等。他認為，作為客觀實在的事實，這是自然科學、歷史學家和哲學家都得承認的，人們在生活中通過感官接觸到的屬于感性事實，而馬克思更看重的是把這些客觀事實、感性事實經過理性加工后作為一個整體表達出來的事實。

與會學者還就哲學界與史學界共同關心的問題展開了熱烈討論，封建制問題的討論即是一例。黑龍江大學張奎良教授通過解讀馬克思的《科瓦列夫斯基〈公社土地占有制。其解體的原因、進程和結果〉一書摘要》認為，馬克思提出了封建制的幾個標準：（1）是否存在封建土地私有制；（2）是否存在農奴制；（3）土地能否自由買賣。而東方不存在土地私有制；中國古代存在的是自由民、小農，生產者是民而不是奴；中國從秦漢開始就能夠大規模地進行土地自由買賣。即是說，這三條標準在中國都不存在，因此很難說中國存在封建制。另外，張奎良通過文本檢索提出，馬克思有10篇談到中國的文章，其中對中國的陳述約有一百多處，但對中國進行形容、定性的時候，馬克思把中國稱作“天朝帝國”、“古老帝國”、“北京朝廷”、“天朝皇帝”等，從未出現過“封建王朝、封建帝國”等說法，這也有助于說明馬克思的觀點。進而，張奎良認為馬克思在歷史發展道路上是一個徹底的歷史多樣性論者。李紅巖則不同意這種觀點，認為馬克思社會發展道路理論的最終指向是普遍性的。龐卓恒提出，馬克思的封建觀指的實際上是新意義上的封建。從這個意義上看，不能說西歐的封建制就是唯一的獨特的東西，在非西歐國家，也許有與其本質相同的社會。否則，就無法解釋《資本論》第3卷第47章把西歐的農奴制比作西歐國家實用地租的問題；同時，也無法解答《1857—1858年經濟學手稿》把西歐封建制跟家長制關系合在一起，認為它們性質相同的問題。馮天瑜則同意張奎良的看法，并進一步明確：（1）秦漢至明清，農業生產者的主體是人身大體自由的農民，而并非有法定人身依附的農奴，不存在占優勢地位的農奴制；（2）自戰國以降，土地可以買賣、轉讓，貴族土地世襲制不占主導；（3）中國秦漢以下又有著比印度更加完備、更加強勢的中央集權君主制度，官僚政治取代了貴族政治，阻止向西歐國家權力分散的領主封建制那樣的社會形態發展；（4）司法權掌握在朝廷手中，封建主擁有世襲司法權早在周末已漸次消除。因此，將秦漢至明清稱為“封建社會”，與馬克思、恩格斯的封建社會原論格格不入。這實際上是對封建概念的泛化與濫用。學者們在討論中提出的文本解讀、概念辨析等問題值得引起進一步關注。

五、思考與展望

本次對話會已經凝結為歷史，但對這次會議的回顧、思考和展望才剛剛開始。或許，任何事件總是要以成為歷史的方式，去啟動和誘發人們的思考。從這個意義上講，哲學與史學的對話、思與史的互通具有天然的學術生命契合。這次對話會提示我們，在學科對話與學術創新上，需要繼續關注的有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學科對話是推動學術創新，形成新思想、新見解的重要平臺?；仡櫵枷胧肺覀兛吹?，隨著人類實踐領域的日益擴展與認識活動的深入精微，學科區劃也日益細密嚴格。這一方面使得人們可以更加精準地認識和分析世界，但另一方面，森嚴的學科壁壘也限制和割裂了人們對身周世界的整體性把握?！懊髯阋圆烨锖林┒灰娸浶健保半u犬之聲相聞，老死不相往來”，刻畫的正是這樣一種尷尬狀態。在這種氛圍下，我們可能產生專門的學問家，卻很難看到能夠準確把握當前時代的本質和變化規律，準確認識學術的本質特征和淵源流變的思想家。這是一個學術繁榮的時代，這也是一個思想貧乏的時代。如果學術的繁榮帶來的是思想的萎靡和枯竭，那么這種學術研究能夠以成熟的體征寫入學術史冊嗎？基于對這種研究現狀的反撥，中國社會科學雜志社率先啟動了學科對話與學術創新活動。哲學與史學的對話證明，這一舉措對于學者突破長期以來固化的理論視野和研究范式，關注新問題、觸碰新觀念、激發新思想、提煉新方法，具有極為積極的意義。

第二，學科對話的目的不是盲目求新求異，而是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尋找新的更加強大的思想助力。舉行學科對話，推動學術創新，其目的不是追逐時髦的話語體系，讓理論的觸須在思辨的天國中任意搖擺，更不是為了在故紙堆中發思古之幽情。它的目的只能是不斷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提供源源不竭的精神動力和智力支持。總書記在十七大報告中強調指出，改革開放以來我們取得一切成績和進步的根本原因，就是開辟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道路，形成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堅持和發展了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是馬克思主義中國化最新成果?；仡櫼詠淼雌鸱纳鐣泛退枷胧罚覀兛梢郧宄乜吹剑跍婧M流、群說競起的時代風云中，國家民族命運的雄健轉折和中國學術的蓬勃發展，正是因為我們始終堅持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理與中國特色相結合。放棄了科學社會主義的基本原則，中國的發展必然偏離世界歷史發展的正確方向，滑入世界資本主義體系的邏輯；忽視了當代中國的具體國情，所謂的理論指引就會失去常青的生活底色而蛻變為蒼白抽象的教條。因此，學科對話與學術創新的真正路向，是在時代與學術的交互視野、現實與理論的交織互動、歷史與邏輯的辯證統一中，像十七大報告提出的那樣，“推進學科體系、學術觀點、科研方法創新”，不斷深化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研究。

第三，學科對話要求學者們突破單一學科的視域制限，不斷拓辟新的學術空間。學科對話不是簡單的“1＋1＝2”的關系，也不僅僅是“1＋1＞2”的關系，而是力爭在雙方的交流互動中，呈現為新的研究領域的開啟，新的學術思維的激活和新的理論范式的確立。這是一項艱苦和長期的工作。應當說，當前我們在哲學社會科學領域的對話和交流還是初步的，尚需大力拓展與深化。這一方面要求學者們繼續堅持本學科的本色研究，努力提升本學科的學術質量與理論素養；另一方面，要求學者們轉換思維，大膽突破本學科的理論界限，努力學習和理解其他學科的概念范疇、理論體系和研究方法。在此基礎上，我們才能破除單一學科的獨白式研究，使學科對話的學術水準實現新的提升和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