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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古典政治經濟學對后來誕生的經濟學理論起著奠定基礎的功能，甚至成為經濟學新范式的標尺。市場的自我調節功能為古典經濟學所發現和尊崇。在完全放任條件下經濟活動需要“看得見”的手進行干預。經濟過程的循環往復激勵著商品交換和勞動力市場的形成與制度性保護。

關鍵詞：政治經濟學趨同化經濟思想馬克思

0引言

古典政治經濟學派指的是凱恩斯理論出現以前的經濟思想主流學派，由亞當·斯密在1776年開創。主要追隨者包括大衛·李嘉圖、托馬斯·馬爾薩斯和約翰·穆勒。一般說來，該學派相信經濟規律(特別如個人利益、競爭)決定著價格和要素報酬，并且相信價格體系是最好的資源配置辦法。

不可否認的是，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結構對后來的經濟學家發生了深遠影響。古典政治經濟學受到過度地膜拜，似乎發展成為了許多后世經濟學理論框架的起點和基準線。著名古典經濟學家史密斯（Smith），理查德（Ricardo），馬爾薩斯（Malthus），米爾（Mill），甚至包括馬克思（Marx）和凱恩斯（Keynes）撰寫的傳世之作為當時社會的經濟過程描繪了第一幅藍圖。經濟學理論自此不斷發展，現今流派紛呈，不過，古典經濟學看來已經構成現代經濟學理論趨同化的理論起點。

1市場自我調節理論

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著名定律之一乃是市場自我調節原則（marketself-regulation），這是古典經濟學派立論的出發點，其對后世經濟學的作用不可低估。

古典政治經濟學認為，不加以調控的市場體系（unregulatedmarketsystem）將會充分地掠奪式開發社會的生產潛力。通過亞當.史密斯（AdamSmith）那只“看不見的手（invisiblehand）”，市場將充當最有效的“工具（device）”，分配可以獲得的稀缺資源，最佳地滿足社會對資源的無限需求。借助于有價格修正作用的機制使之能夠行使分配權力，具備自我調節功能的市場就可以發揮其功能了。正是由于這種價格機制的修正功能，保證市場對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的旺盛需求。靈活工資和浮動價格相當于市場的自我調節。不幸的是，由于在20世紀30年代那場沉重的經濟危機中古典政治經濟學所信奉的靈活工資制和價格機制頓時失靈了，從而使古典政治經濟學的大部分理論被永久性地挫敗了，由此為約翰·凱恩斯及其門徒們打開了另一條大門。

2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特征

經濟過程周而復始地運動的特點，是古典政治經濟學提出另一條重要定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普遍認為，社會階層或勞動分工具有內成的循環性質。每一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既充當買方又擔任賣方，從而使商品——貨物、服務及勞動力——發生交換關系，形成一個環狀的運動軌跡。一種商品的賣出，為該出售者換取了獲得其它商品的手段和工具。通過這樣的交換，商品的賣方取得了一定數額的收入。

該項收入又將被用于購買和消費另一種商品，這是一種需求激勵因素（demandstimulus）。隨著需求增長，商品存貨下降。這種供應匱乏狀態又會刺激生產過程，最終會回歸原始起點，也即通過商品的最初售賣增加收入。這種經濟學思想意味著宏觀的經濟現象可以通過對微觀的經濟決策的觀察和理解得以界定和解釋。一言以蔽之，亞當·史密斯對經濟的理解是：“經濟是多個企業單元相互之間的交互關系。”

3勞動價值理論

為了使社會的總有用性實現最大化，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要求對勞動階級進行分工并使之走向專業化和專門化。當時，史密斯相信一個國家的總財富應當以全體國民的財富之總和來計算和測度，而不是按照國王的財富來測算的。史密斯還認為，最直接地創造社會財富的辦法乃是進行社會分工。勞動價值理論（labortheoryofvalue）直接地將勞動力的社會分工與商品交換過程聯系起來，商品標價是與每一商品生產過程投入的勞動力相關的。

古典經濟學理論實際上在此假定的是，每一個生產者,通過供應恰當數量的產出，將確定地獲得補償，足以“更新其自身的生產方式”。勞動價值理論表明循環流動具有不穩定性。如果勞動價值理論不成立，事實上經濟過程的循環性破裂了，那么，凱恩斯螺旋形下降模型所帶來的累積性生產效應將損害整個社會。

當然，古典政治經濟學家們沒有認識到的是，市場也有可能因內部協調全盤失靈而遭到破壞。“薩亞（Say，1767—1832)法則”，也即“市場法則”是政治經濟學內在的一種古典觀念，斷言：“邏輯上不可能遭遇整體的市場失靈”(CaporasoandLevine)。如果在周而復始的經濟流動過程中發生了某個環節的爆裂，那么，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將無法供給一種修復機制，無力使裂縫彌合。因為他們不相信會出現這樣的裂縫。例如，凱恩斯主張財政赤字消費以刺激需求，即為著例。

古典學派的學者堅信，商品價格可以自由地上漲與下降，總是能夠發揮調節作用，保證滿足旺盛的市場需求，但是個體生產者計算錯誤，則是個例外。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是承認個體生產商和供應商存在計算錯誤的情況。

市場也可能并不接受某個經濟活動參與者所提供的商品。換言之，個體銷售者可以在市場找不到購買他商品的買方，但是，從整個市場來判斷，交易失靈（transactionfailure）不太可能發生。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必然要得出的結論便是個體生產商和銷售商在市場上會面臨尷尬境地。事實上這種困境催生了一種動機，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這種動機將協助市場發揮分配功能。1800世紀的工業和技術革命發生之后，古典政治經濟學家預測道，某些類型的勞動力商品將發現他們在市場上“不對路了”，提供的服務不再是必需品了。古典政治經濟學家相信，本質上“失寵的”個體生產商必須開發新的商品以供出售，或者轉而學習新的勞動技能,市場終將回報他們。總之，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個體生產商困境是必然的、不可避免的，也是暫時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提及社會公共物品（societalpublicgood）的存在，界定為“對經濟活動參與者私人目的的滿足”。實際上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體系重點放在開發資本存量以滿足公共物品的需要。遺憾的是，勞動力（labor）最終會被視為市場上的任何其它商品一樣的商品。如果存在勞動階級的話，對他們的制度性保護是極其有限的。工廠18小時輪班倒、童工剝削、骯臟的工作與生活環境，都是因為嚴格遵守市場自我調節原則所造成的。

按照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制度性的政治體制往往是與自我調節的市場經濟學相伴相生的。由于經濟活動參與者的逐利行為所無意間帶來的結果，政府的與政治的政策隨之形成。換句話說，政治要受制于市場經濟學。如此組織起來的社會，基本上為了經濟市場的便利和效率而存在的，也是由經濟市場的方便與效率而驅動的。

另一個殘酷的現實是，隨著時間的推移，自我調節性質的市場將推動工資水平向維持勞動人口的生計的趨勢發展。在后現代世界里,對勞動力的制度性保護得到了較大的發展，限制這種極度不公平現象對社會造成的破壞。這種巨大的困難造成人們在19世紀很難接受自由放任政策及放任主義經濟措施。史密斯“看不見的手”理論鼓吹自由放任政策，政府對經濟活動可以不加干預，公共機構也不得對之加以干預，由此導致勞動力工作條件惡化、貨幣工資收入減少。公務員之家

古典理論建立在這樣的基礎上：商品的賣方花費金錢，增大消費，實現一種供需平衡。在一個古典政治經濟學理論假定的市場上，人們沒有什么持有貨幣的激勵，也即不存在什么“凱恩斯流動性偏好理論(Keynesianliquiditypreferencetheory)”。

4資本積累理論

在貨幣市場上，古典政治經濟學家認為利息率（interestrates）充分靈活，并隨著經濟情況的變化而作出適時調整，使之對經濟體中的投資與儲蓄達致平衡。古典學派（Classics）并不承認凱恩斯提出的“節儉反證（paradoxofthrift）”。

從古典學派的視角來看，個人生產商選擇支出還是儲蓄，關系不大。隨著生產商儲蓄增加，利息率將下調，刺激投資需求，抵消消費削減帶來的負面效應。這種消費削減是由于儲蓄增長造成的。

資本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體系下永遠是要受到市場上的儲蓄供應量的限制的。儲蓄是直接測算資本持有者賺取的再生產盈余或利潤的尺度。資本積累要同時受制于和取決于儲蓄的供應。古典政治經濟學家支持，實際上鼓吹不平等地分配財富和社會階層。生產資料的持有人在經濟循環流動過程中發揮著重要作用，將經濟盈余和利潤轉化成為新的資本，由此創造出新的市場，為勞動力提供就業機會，出賣售其勞動力。古典學派主張資源的不平等分配，以確保經濟擴張。古典政治經濟學的一個特征是私人對財富的積累以及私人對生產資料的所有權。私人財富（資本）的積累，在古典政治經濟學的范式中，會導致社會生產能力和效用最大化的增長。一個關鍵的假設是：整個社會的資本存量所能夠產生的生產能力總是被充分地利用。再者，新的資本存量的引入，包含最新的技術進步，隨著機器生產工藝的運用，都可能對勞動階級發生“去穩定性效果”。

5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總體評價及其影響

古典經濟學又稱古典政治經濟學、資產階級古典政治經濟學。是指大約從1750--1875年這一段政治經濟學創立時期內的除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之外的所有的政治經濟學。其起源以大衛·休謨（DavidHume）的有關著作出版（1752年）為標志，以亞當·斯密(AdamSmith)的代表作《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的研究》出版（1776年）為奠基。后來創立的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產生于對古典經濟學的批判。卡爾·馬克思曾這樣概括地評價：“古典政治經濟學是屬于階級斗爭不發展的時期的。它的最后的偉大的代表李嘉圖，終于有意識地把階級利益的對立、工資和利潤的對立、利潤和地租的對立當作他的研究的出發點，因為他天真地把這種對立看作社會的自然規律。這樣，資產階級的經濟科學也就達到了它不可逾越的界限。”但正是由于存在著這種理論的批判關系，古典經濟學也就成為了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的重要來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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