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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關于政治發展，鄧小平指國家政權為公權力，指執政黨為公共利益代表，指派為合法參政黨，并制定了一個以“半個世紀”為期，以“這一代”與“下一代、下下一代”為代際交替，從經濟到政治、從自由到民主的政治發展路線圖，同時他致力于以經濟發展促進政治穩定，以政治發展促進政治穩定，以制度民主化與民主制度化互動促進政治穩定，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的“戰略布局”促進政治穩定。

關鍵詞:鄧小平;;政治發展;政治穩定

一、政治發展與“人民民主專政”發展政治學所謂政治發展在政治民主化。

鄧小平的重要貢獻在于，將國家政權由晚年定義的階級專政改變為公共權力。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設想中的是公共權力性質的政府即人民民主專政，亦即由工人階級、民族資產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四個朋友”聯合，對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三座大山”專政。然而這一設想似乎主要是策略性的考慮。如在國民革命時期，因為顧慮“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他主張“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1］在土地革命時期，他認為社會革命的對象并不是一切非無產階級，因為“革命的現時階段是民權主義而不是社會主義”［2］102。在抗戰時期，他主張“將國民黨一黨派一階級的反動獨裁政體，改變為各黨派各階級合作的民主政體”［2］256-257，而不是共產黨一黨派、一階級執政的政體。因為“在整個新民主主義制度期間，不可能、因此就不應該是一個階級專政和一黨獨占政府機構的制度”［3］1062。在解放戰爭時期，他把“成立民主聯合政府”作為“最基本的政治綱領”，因為這樣有利于“打倒”［4］1256。一旦蔣政權被打倒，他即宣稱不排除動用“強大的國家機器”以對付民族資產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造反”的可能性［4］1477。雖然中共建政之初建立的是人民民主專政，但從“三大改造”到“”，逐步變成以無產階級專政“這個徹底革命的口號”，作為自己執政的“基本綱領”［5］538。鄧小平不同。1941年他就在《黨的生活》撰文說:“三三制的抗日民主政權的原則，應為全黨同志所奉行。這不僅是今天敵后抗戰的最好政權形式，而且是將來新民主主義共和國所應采取的政權形式。”［6］81947年，人民解放戰爭轉入戰略反攻，在陜北中央工作會議上稱:“現在，建立聯合政府的口號還是要提，但三三制就不必提了。”［7］而1948年鄧小平在為中原局起草的指示中說:“我們的政權性質，依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人民大眾的反帝反封建反官僚資本的人民民主政權的性質，拋棄中央的三三制政策是錯誤的。”［6］119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初，鄧小平任西南局書記時，要求“省政府的委員及各廳正副處長，要準備至少三分之一乃至一半的位置給非黨人士”［6］142。即使1956年“三大改造”完成，他仍然在“八大”上表示:“我們黨同派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合作是長期的。”［6］224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因政治慣性使然，他仍有段時間沿用無產階級專政的提法，但他強調，無產階級專政并不是無產階級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的專政，而是“工人、農民、知識分子和其他勞動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8］168。到1980年中央工作會議期間，他正式為人民民主專政正名:“同志說過，對人民內部的民主方面和對反動派的專政方面的互相結合，就是人民民主專政。這實質上也就是無產階級專政，但是人民民主專政的提法更適合于我們的國情。”［8］372進而，不僅將無產階級專政恢復為人民民主專政，而且強調人民民主就是全國人民“共同享受的民主”。關于人民民主專政的“專政”何所指，他講得很明白:“四項基本原則中為什么要有一條堅持人民民主專政?只有人民內部的民主，而沒有對破壞分子的專政，社會就不可能保持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9］154至于“破壞分子”，他所指并非民族資產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而是刑事犯罪分子:“解決刑事犯罪問題……必須依法從重從快集中打擊……我們說加強人民民主專政，這就是人民民主專政。”［9］34

二、政治發展與“執政黨”鄧小平在政治發展上的貢獻，還在于將中共由代表階級利益的革命黨，轉變為代表全體人民利益的執政黨。

其實中共建政之初，亦稱人民政府“具有代表全體人民的性質”［10］4，即“代表一切勞動群眾(工人、農民、獨立工商業者、自由職業者及腦力勞動的知識分子)，及中產階級(小資產階級、中等資產階級、開明士紳)”［11］。轉折發生在“三大改造”時期。將人民民主專政變為無產階級專政，即“站在工人階級的立場上替整個國家和全體人民打主意”［12］433，從而將中共由全國人民共同利益的代表，變成階級利益的代表。此后隨著社會主義革命向政治思想領域深化，他在強調黨的階級性質的同時，又重新強調其革命黨性質。當這種革命由人民內部深入到執政黨內部，他又稱:“有些人說共產黨是全民的黨，我們不這樣看。我們的黨是無產階級政黨。”［13］“”中，在談到黨組織重建時說，“黨組織應是無產階級先進分子所組成”［14］426;“無產階級先進分子”，就是指“造反派優秀分子”［14］537。鄧小平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就意識到中共必須由革命黨向執政黨轉變。因此，盡管1956年“八大”黨章沒有沿用“七大”的提法，但他依然在黨章修改報告中采用“七大”關于中共是無產階級和中華民族兩個“先鋒隊”的提法，強調黨是“工人階級和勞動人民”［6］218共同的先鋒隊。改革開放時期，他更明確說，黨代表的是包括但不限于工人階級的“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至于“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他說:“現代化建設，這是全國人民的最大利益。”［8］256以宏觀論，“社會主義制度優越性的根本表現，就是能夠允許社會生產力以舊社會所沒有的速度迅速發展，使人民不斷增長的物質文化生活需要能夠逐步得到滿足。”［8］128以微觀論，“看一個經濟部門的黨委善不善于領導，應該主要看這個經濟部門實行了先進的管理方法沒有，勞動生產率提高了多少，利潤增長了多少，勞動者的個人收入和經濟福利增加了多少。各條戰線和各級黨委的領導，也都要用類似這樣的標準來衡量。這就是今后主要的政治。離開這個主要內容，政治就變成空頭政治，就離開了黨和人民的最大利益。”［8］150

三、政治發展與“參政黨”鄧小平重新肯定了派作為參政黨的合法性。

在新民主主義時期，由于對民族資產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作肯定評價，對派的評價亦是肯定性的。例如，稱共產黨和派為“兩個萬歲”。雖然這并不意味著對執政黨制度制衡，但他視之為監督。“如何監督?就是屬于批評、建議。從團結的愿望出發，經過批評，達到團結，把工作改善。”［15］629“三大改造”完成后，他亦認可:“派不僅已經接受了社會主義的政治綱領，而且已經參加了社會主義革命的實踐，現正在我黨領導下為建設社會主義服務，因此應當肯定他們已經是社會主義性質的黨派。”［16］然而到1957年反右，僅僅因為派對現行社會主義模式及執政黨管理國家的體制與方式提出了批評，就把他們當作“敵人”，“因為他們反對社會主義，反對共產黨的領導”［10］478。于是取消了中共與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的方針:“我們說要長期共存，他們搞短期共存;我們說要互相監督，他們不接受監督。……結果走到反面，長期共存變成短期共存。”［10］492至1964年“四清”，他又借統戰部的名義稱:“過去我們曾提出五年或更長一點時間內，把派由資產階級性質的政黨改造成為社會主義性質的政黨，這種提法是錯誤的，各派怎么也不可能成為科學社會主義的政黨。”［17］到1966年，自抗戰起就活躍于中國政壇的各派，從此銷聲匿跡十年。當1956年中共“八大”宣布與派“長期共存、互相監督”時，鄧小平稱:“從抗日戰爭開始，我們黨就實行了同黨外民主人士合作的方針。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們同各個派和無黨派的民主人士的合作得到了進一步的發展。十幾年的經驗證明，這種合作對于我們黨的事業是有益而無害的。”［6］2241957年反右前夕，在政協座談會上，各派對當時社會主義模式及執政黨管理國家的體制與方式提出意見時，鄧小平稱，“全國政協會開得很好，有許多好意見”［18］。反右公開發動后，他依然借《人民日報》社論表示，派“絕大多數意見是正確的”［19］。四天后還在政治局會議上稱:“批評我們的人，大多數是中間分子，有的罵我們也罵得很兇，也不是每句話都是對的，但不是惡意，不是想把我們這個政府打倒。如果把凡是罵我們的、沒有講一點好話的人都叫做右派，那危險得很。”［18］1965年“”前夕，在與外賓談及中國革命的歷史經驗時，他還針對性極強地稱:“我們黨出現過三次‘左’傾機會主義路線的錯誤，就是要打倒一切。當時主要打擊的是資產階級、資產階級的知識分子和小資產階級的政黨。”［6］342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他對派之為執政黨政治伙伴性質的肯定就更明確了。他反復稱:“各派和工商聯同我們黨有過長期合作、共同戰斗的歷史，是我們黨的親密朋友。”“現在，各派和工商聯已經成為各自所聯系的那部分社會主義勞動者和擁護社會主義的愛國者的政治聯盟和人民團體。建設和發展社會主義事業，已經成為各派、工商聯和我們黨的共同利益和共同愿望。”［8］203-204因而“在今后的建設中，我們黨還要同所有的愛國派和愛國民主人士長期合作”［9］4下去。

四、以制度制衡為“方向”的政治發展路線圖。

1980年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鄧小平稱:“我們過去發生的各種錯誤，固然同某些領導人的思想、作風有關，但是組織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問題更嚴重。制度好可以使壞人無法任意橫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無法充分做好事，甚至會走向反面。……同志就說過，這樣的事件在英法美這樣的西方國家不可能發生。”［8］333今后，“我們的制度將一天天完善起來，它將吸收我們可以從世界各國吸收的進步因素，成為世界上最好的制度。”［8］337那么什么是“世界各國的進步因素”呢?是指使得“這樣的事件在西方不可能發生”的制度制衡:一是黨政必須分開。早在抗戰時期主持北方局工作時，鄧小平即提出:“黨的領導責任是放在政治原則上，而不是包辦……不是黨權高于一切。”“黨要細心地研究政策，正確地決定政策，并經過行政機關或民意機關中的黨團，使黨決定的政策成為政府的法令和施政方針。黨的指導機關只有于必要時用黨的名義向政府提出建議的權力，絕對沒有命令政府的權力。”［6］12-131956年“八大”時他又說過類似的話。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后，他強調:“今后凡屬政府職權范圍內的工作，都由國務院和地方各級政府討論、決定和文件，不再由黨中央和地方各級黨委發指示、作決定。”［8］340二是執政黨必須受其他黨派制約。抗戰時期，鄧小平在北方局時即指示:“既然三三制政權……有各抗日階級抗日黨派的代表參加，就必然有各個不同的政見不同的立場……民主政治斗爭也必將大大地開展起來。”“民主政治斗爭之開展，正是好現象”［6］14，“它能及時反映各階級各方面的意見，……使我們從群眾的表現中去測驗我黨的政策是否正確，……使我們黨得到群眾的監督，克服黨員墮落腐化的危險”［6］12。1956年他又強調:“共產黨要接受監督”，要“怕派”［6］270-271。通過吸取“”的教訓，1980年在中央干部會議上他更明確表示，鑒于我們黨在歷史上“犯過嚴重錯誤”，所以，“我們黨同其他幾個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這個方針要堅持下來”。［8］267三是國家機關“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1989年鄧小平又表示:“我們要堅持實行人民代表大會制度，而不是美國式的三權鼎立制度。實際上，西方國家也并不都是實行三權鼎立式的制度。”［9］30719世紀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曾說:“法國的法制可以且最好應當不同于美國的法制;但美國制度所依據的原則，即遵守紀律的原則，保持政權均勢的原則，實行真正自由的原則，尊重權利的原則，則對于所有共和國都是不可或缺的。”［20］鄧小平的思路與托氏一致。他不贊成的是在中國實行“三權鼎立”這種特殊制度形式，而非這種制度形式所架構的普遍制度原則。此即中共“十六大”報告所說的，對權力作適度劃分，以權力制約權力，“建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從決策和執行等環節加強對權力的監督”。在《黨和國家領導制度的改革》中，他即明確:“要使我們的憲法更加完備，能夠切實保證人民真正享有管理國家各級組織和各項企業事業的權力，享有充分的公民權利，要改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關于不允許權力過分集中的原則，也將在憲法上表現出來。”［8］339這就是在全國人大建制60周年紀念大會及中央軍委會議講話中所說的:“人民代表大會制度的重要原則和制度設計的基本要求，就是任何國家機關及其工作人員的權力都要受到制約和監督”［21］;要“按照決策、執行、監督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原則區分和配置權力”，“構建嚴密的權力運行、制約和監督體系”［22］。鄧小平未及為當代中國設計一個“結構合理、配置科學、程序嚴密、制約有效的權力運行機制”，他指出:“這個任務，我們這一代人也許不能全部完成，但是，至少我們有責任為它的完成奠定鞏固的基礎，確立正確的方向。”［8］343同時他為中國制定了一個以“半個世紀”為期，以“這一代”與“下一代、下下一代”為代際交替的從經濟到政治、從自由到民主的政治發展路線圖。1962年曾說:“自由是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造。”將政治學與認識論混為一談而給自由下定義，其邏輯結論卻是:“只有在認識必然的基礎上，人們才有自由的活動。”［23］進而因指有歷史必然且其為“先驗形上本體”［25］，只有借助從感性到理性、從現象到本質、從特殊到普遍的理性思維才能把握。所定義的自由就不是蕓蕓眾生在各種歷史趨勢面前作選擇的權利，并因而得為經驗社會的最高價值，而是人們對馬克思這個“代表人類最高智慧的最完全的知識分子”［3］775的追隨與服從。例如，1955年他在“三大改造”時說:“農民是要自由的，我們要社會主義!”［15］375與不同，鄧小平心中的自由為“經驗形下具體”［24］。據美國總統卡特回憶，在鄧小平訪美時，“他曾向我解釋，他為中國設定的長遠發展目標是什么———給人民提供更多的自由，使得他們能在自己的國家自由通行，使得他們的宗教信仰自由得以保障，并有機會調換工作”［25］，等等。當然，考慮到當時國民經濟瀕于崩潰，鄧小平當年的著眼點是經濟發展而非政治發展，是個人自由而非政治民主。1978年他在作十一屆三中全會主題報告時說:“當前最迫切的是擴大企業和生產隊的自主權，使每個工廠和生產隊能夠千方百計地發揮主動創造精神。全國幾十萬個企業、幾百萬個生產隊都開動腦筋，能夠增加多少財富啊!”［8］14610年后，他向外賓介紹中國經驗時說:“把權力下放給基層和人民，這就是最大的民主。”［9］252“我們農村改革之所以見成效，就是因為給農民更多的自主權，調動了農民的生產積極性。現在我們把這個經驗應用到各行各業，調動各方面的積極性。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9］242唯其“調動積極性是最大的民主”，當年討論政治體制改革時他強調:“政治體制改革的目的，就是為搞經濟建設創造一個良好的政治環境。”［26］1193“要精兵簡政，真正下放權力，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把人民群眾和基層組織的積極性調動起來”［9］160。基于當時的歷史語境，鄧小平的見解是高明的。雖然經濟未必等于政治，自由未必等于民主，但在“一邊倒”地移植蘇聯體制幾十年后，選擇從政治集權下解放個人自由，并以此作為當代中國政治發展的起點，鄧小平的貢獻可圈可點。何況他還提出了一個以“半個世紀”為期、以“這一代”與“下一代、下下一代”為代際交替的中國政治發展路線圖。所謂政治發展，不同于所指的“民主是協商辦事”［12］384。1962年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談如何“搞民主”時，鄧小平言簡意賅:“不管黨也好，政也好，根本的問題是選舉。”［6］321所謂路線圖，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他稱:“大陸在下個世紀，經過半個世紀以后可以實行普選。”［9］2201989年會見美國總統布什時又稱:“像我們這樣一個大國，人口這么多，地區之間又不平衡，還有這么多民族，高層搞直接選舉現在條件還不成熟。又比如講黨派，我們也有好多個派，都接受共產黨領導，實行共產黨領導的多黨合作、政治協商制度。”［9］242那么“現在”就改變這個制度，像美國那樣搞多黨競選，行不行呢?不行。根據中國的歷史經驗，“如果我們現在十億人搞多黨競選，一定會出現‘’中那樣‘全面內戰’的混亂局面。……民主是我們的目標，但國家必須保持穩定。”［9］285不難體會，在鄧小平心中，為穩定政治以發展經濟計，中國“現在”還不能推行高層直選與多黨競選。他的偉大在于，他并不排斥“半個世紀”后中國政治空間向民主開放。依發展政治學的理論邏輯，若“半個世紀”后中國的高層直選成為現實，則政黨勢將成為選舉機器;且只要執政者果然經由普選，則不僅政府制度的民主化，就是政黨制度的民主化，也都是可以預期的。至于代際交替，科學哲學認為，由于科學范式不可通約，科學革命是經科學家的代際交替實現的。而政治范式凝聚的不僅有意識形態，更有實際利益。發展政治學注意到:“在德國和日本，對民主的廣泛支持是代際交替的產物。”［27］關于此，鄧小平1986年會見外賓時亦明示:“中國的政治體制改革關系到千千萬萬的人。進行政治體制改革，第一要大膽堅決，第二要謹慎，要照顧到我們的傳統，要理順各方面的關系。就我個人來說，我在有生之年要搞，我們這一代要搞，年輕一點的同志要搞，我們的娃娃將來也要搞。中國的體制改革不容易，積習太深，習慣勢力大得很。明確表示反對改革的人不多，但一遇到實際問題，就會觸及到一些人的利益，贊成改革的人也會變成反對改革的人。改革不僅是這一代的事情，下一代、下下一代也要搞改革。”［26］1157-1158

五、以經濟發展促政治穩定鄧小平一貫主張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因而他堅持維護政治穩定。

1977年在十屆三中全會上，他說:“1957年，同志概括地講了一個目標:‘我們的目標，是想造成一個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8］44，現在“我們要創造這樣一種政治局面”，是因為“黨在現階段的政治路線，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個現代化”［8］276，“沒有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就不能安下心來搞建設。過去二十多年的經驗證明了這一點”。［8］251怎樣才能促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呢?鄧小平強調:“真正要鞏固安定團結，還是要依靠發展經濟。”［8］2541984年會見外賓時他稱:“改革和開放是從經濟方面開始，首先又是從農村開始的。為什么要從農村開始呢?因為農村人口占我國人口的80%，農村不穩定，整個政治局勢就不穩定。”而農村要能夠穩定，最重要的是要發展經濟，“解決這80%的人的生活問題”。［9］2371979年城市落實政策困難重重，他又稱:“政治問題要從經濟角度來解決。比如落實政策問題，就業問題，下鄉知識青年回城市問題，這些都是社會政治問題，主要還是從經濟角度來解決。現在北京、天津、上海搞集體所有制，解決就業問題，還不是經濟的辦法?”［8］1951983年考察蘇南后他講:“蘇州工農業總產值人均接近800美元。我問江蘇的同志，達到這樣的水平，社會上是一個什么面貌?他們說，……人民的吃穿用問題解決了……住房問題解決了……就業問題解決了……人不再外流了……中小學教育普及了……人們的精神面貌變化了，犯罪行為大大減少。”［9］24-25蘇南經驗表明，要促成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經濟發展是個基礎”。以全國論，“如果實現了翻兩番，那時會是個什么樣的政治局面?我看真正的安定團結是肯定的”［9］89。不難理解，正因為經濟發展具有根本的政治穩定功能，鄧小平極注重經濟發展速度。1988年醞釀全面物價改革時，他即以此前城市物價改革時，群眾搶購物資的現象因物資較多而得以緩解為例稱:“過去十年的發展速度不算低，如果今后也保持比較好的速度，我們深化改革的風險就小得多。”［9］268他強調經濟不能滑坡:“為什么……我們的國家能夠很穩定?就是因為我們搞了改革開放，促進了經濟發展，人民生活得到了改善。”［9］371注意到多數發展中國家因受自身政治發展階段所限，其政權合法性多不是來自選票，而是來自經濟業績，他告誡新的中央領導集體:“一些國家發生問題，從根本上說，都是因為經濟上不去，沒有飯吃，沒有衣穿，長期過緊日子。人民現在為什么擁護我們?就是這十年有發展。假設我們有五年不發展，或是低速度發展，會發生什么影響?這不只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9］354所以為長治久安計，我們固然“要注意經濟穩定協調地發展，但是穩定和協調也是相對的，發展才是硬道理”［9］377。尤有甚者，發展政治學研究表明，“所有威權政權都面臨一個內在難題，即典型的‘第22條軍規’:如果它不能帶來人們所期望的秩序和經濟發展，它就喪失了唯一的合法性基礎。如果它成功地解決了曾使它獲得權力的問題，那么它的嚴厲措施就不再是人們所需要的了，就使得威權統治更是可以拋棄的了，而且人們渴望它被拋棄，從而有利于民主治理的實現。”［28］鄧小平的偉大在于，他并非抗拒而是主動引領未來趨勢，即在強調經濟發展的同時，提出政治發展也是謀求政治穩定的基本途徑之一。

六、以政治發展促政治穩定政治發展是謀求政治穩定的途徑。

在1977年十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曾說:說要建設“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紀律又有自由，又有統一意志、又有個人心情舒暢、生動活潑，那樣一種政治局面”，“怎樣才能達到……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呢?”“只要實事求是，發揚民主，那么同志所說的那樣一種政治局面，就一定會達到。”［8］44-461980年他又在中央干部會議上表示:“首先，我們清查了‘’”;“其次，國內和黨內的民主生活已經開始走上軌道”;“第三，中央和全國都平反了一大批冤假錯案，還改正了1957年一大批被錯劃為右派分子的案件”;“第四，摘掉了知識分子‘臭老九’的帽子，摘掉了全國絕大多數地主、富農、資本家的帽子”，“解決了這些問題，黨和國家就改變了面貌，政治局面就轉入了安定團結、生動活潑。”［8］242-245當然，關于政治民主與政治穩定的良性互動，鄧小平之所為不止于此。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由于將國家政治生活從以階級斗爭為綱轉到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將民族資產階級和城鄉小資產階級從社會主義革命的消滅對象轉為社會主義社會的當然成員，將國家機器由無產階級專政轉為人民民主專政，將執政黨從僅代表作為“國家雇員”的工人階級的階級利益轉為代表全國人民的共同利益，將派從執政黨的政治異己轉為執政黨的政治伙伴，鄧小平不僅重建了中國的政治民主，也重建了中國的政治穩定。然而，盡管政治發展從根本上有利于政治穩定，但政治穩定并非永遠與政治發展成正比，至少理論上不能排除。如同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們經濟欲望的增長快于經濟發展速度的增長有可能帶來社會動蕩一樣，在政治發展過程中，大眾參與急速擴張超過了現行政治系統的整合能力，也可能帶來政治動蕩。經驗表明，“對一個國家的歷史來說，有一個按順序發展的問題，這個問題對決定這個國家是否會有穩定成功的政治體制至關重要。那些一次一個式地面對和解決其主要發展問題的國家，在面對所有現代國家都會遇到的有爭議問題時，它們能更成功地拿出合法可行的解決方法。”［29］如英美“處于專制主義時代達兩個多世紀，處于民主化時代達一個半世紀，處于福利時代達一個世紀”［30］。時至今日，其經濟發展、政治發展與政治穩定方形成“自由模式的良性系統”，三者相得益彰、相互促進。即該“模式由于主張一切值得追求的價值都應該追求，而回避了選擇問題。但對大多數現代化過程中的國家來說，這不是現實可行的選擇”［31］。這是因為歷史條件所迫，雖然客觀上“新興國家必須設法把這三個時代縮短為一個”，但同時追求不同的價值目標，而非“一次一個式地面對和解決其主要發展問題”，常常導致社會動蕩。因此，自進入改革開放時期，在強調政治發展對政治穩定的促進作用時，鄧小平不斷警告:“要安定團結，也要生動活潑。如果在某些時候、某些問題上，生動活潑和安定團結竟然發生了矛盾怎么辦，那就一定要在不妨礙安定團結的條件下實現生動活潑。”道理在于，“發揮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歸根到底是要大幅度發展社會生產力，逐步改善、提高人民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如果沒有一個安定團結的政治局面，這一切都不可能，連生動活潑也不可能。”［8］251

七、以制度民主化與民主制度化互動促政治穩定政治發展是促成政治穩定的基本途徑，民主為穩定讓路只是權宜。

怎樣從根本上實現政治民主與政治穩定的良性互動呢?鄧小平認為，這取決于制度民主化與民主制度化的良性互動。民主政治是否應該制度化與法律化，是鄧小平與的基本分歧之一。熱衷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中國人好造反，我們這些人還不是造反?跟宋江差不多。”［15］1395鄧小平在抗戰時期主持太行根據地工作時，就提出“要把群眾運動約束于政府法令內”［6］74，即使“某些政府制定一些錯誤的法令，做一些違反人民利益的事情。我們的態度應該是擁護而不是反對這個抗日民主政權，但是反對它的某一項錯誤的法令，反對某一個壞的行政人員。而且解決這樣問題的辦法也要適當。絕不能采取非民主的不正當的方式，即使他是一個反革命，也必須經過民主斗爭或合法手續，才能加以逮捕與處理”［6］15。解放戰爭時他又稱:“我們到大別山時，人民對我們第一件要求是‘安政治’，人民最怕紊亂，怕無政府，要求有秩序。”［6］128“三大改造”完成后，1957年初在西安干部會上作報告，他更是強調:“現在有的地方不是講鬧事嗎?有些人不是講大民主嗎?……我們是不贊成搞大民主的。”［6］273鄧小平始終認為，既然中國已進入社會主義，既然中共已掌握政權，那么即使現行的社會主義模式及執政黨管理國家與社會經濟事務的體制與方式是完美的，即使黨內外人們對此的批評是錯誤的，也不能重新動用群眾運動式的“大民主”。因為，“在社會主義社會中解決群眾思想問題和具體的組織制度、工作制度問題，同革命時期對反革命分子的打擊和對反動制度的破壞，本來是原則上根本不同的兩回事。”［8］336所以1962年在七千人大會上，針對此前“”、反右傾所造成的破壞，他表示:“這幾年我們搞了許多大運動……這是不好的。”一方面，“各部門、各單位的經常工作，被不斷的運動……擠掉了”，另一方面，“幾個大運動……損傷了一部分干部”［6］314-315;由于“每個干部都聯系著群眾，實際上影響到大量的群眾”，結果必然是“人心不安，大家情緒不安定”［6］319。“”結束后，他的態度更明確:“凡是這樣的運動都要傷害一批人，而且不是小量的。經常搞運動，實際上就安不下心來搞建設。”［8］349既然群眾運動為害甚烈，自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鄧小平即宣布以后“不搞運動”［9］33。群眾運動“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8］276，要使中國政治民主化穩定進行，只能走“使民主制度化”的途徑。1978年醞釀十一屆三中全會上的主題報告時，鄧小平稱:“民主和法制實際上是一件事情。沒有法確實不行。沒有法，他就亂搞。現在是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法，不贊成領導人說的話就叫做違法，這種情況不能繼續下去了。”［32］1979年會見外賓時他又稱:“民主和法制，這兩個方面都應該加強，過去我們都不足。”［8］1891980年會見外國記者時他進一步稱:“我們這個國家有幾千年封建社會的歷史，缺乏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現在我們要認真建立社會主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法制。”［8］348年底在中央工作會議上他再次強調:“要繼續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要制定一系列的法律、法令和條例，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社會主義民主和社會主義法制是不可分的。不要社會主義法制的民主，決不是社會主義的民主。相反，這只能使我們的國家再一次陷入無政府狀態，使國家更難民主化。”［8］359八、以“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促政治穩定“一個中心”是指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兩個基本點”是指堅持改革開放政策以克服“左”的干擾，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克服右的干擾。關于堅持改革開放政策，1987年會見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員會委員時鄧小平曾稱，所謂“政策不變”，“要從我們整個幾十年的目標來看這個不變的意義。比如說，現在我們國內議論雇工問題，我和好多同志談過，犯不著在這個問題上表現我們在‘動’。……要動也容易，但是一動就好像政策又在變了”，必然引起“動蕩”。［9］216又如，“農村改革初期，安徽出了個‘傻子瓜子’。當時許多人不舒服……主張動他。我說不能動……城鄉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長期保持穩定”。［9］371強調堅持改革開放對政治穩定的意義，尤見鄧小平對接班人的選擇:“要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實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領導班子。……如果我們擺一個陣容，使人民感到是一個僵化的班子，保守的班子，或者人民認為是平平庸庸體現不出中國前途的班子，將來鬧事的情形就還會很多很多，那就真正要永無寧日。”所以新班子亮相時，要“體現我們不但不會改變改革開放的政策，而且要繼續深化改革、擴大開放。要拿事實給人民看……”［9］296-298之后，在南方談話中他說:“堅持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關鍵是堅持‘一個中心、兩個基本點’。只有堅持這條路線，人民才會相信你，擁護你。誰要改變三中全會以來的路線，老百姓不答應，誰就會被打倒。”［9］370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以克服各種錯誤傾向。堅持四項基本原則，鄧小平強調:“問題是怎么堅持。是堅持那種不能擺脫貧窮落后狀態的政策，還是在堅持四項基本原則的基礎上選擇好的政策，使社會生產力得到比較快的發展?”［9］134他本人態度明確:關于堅持社會主義，“我們批判了‘’那種以極左面目出現的主張普遍貧窮的假社會主義”;關于堅持人民民主專政，“我們粉碎了‘’的封建法西斯主義，恢復和發揚了社會主義民主”;關于堅持黨的領導，“我們恢復了遭到破壞的黨的三大作風，健全了黨的民主集中制”;關于堅持馬克思主義，“我們破除了和‘’所制造的精神枷鎖……堅持從SocialScienceVol．405，2018實際出發。”［8］164除了“怎么堅持”四項基本原則，他還表示:“產生這些思想混亂有一定的社會歷史原因，決不能用簡單粗暴的方法來對待。”［8］364他強調:“要堅持社會主義制度，最根本的是要發展生產力。”［9］149只有生產力發展了，四項基本原則才能讓人心悅誠服。“如果我們本世紀內達到了小康水平，那就可以使他們清醒一點;到下世紀中葉我們建成中等發達水平的社會主義國家時，就會進一步地說服他們。”［9］204改革開放已經40年了，但鄧小平的發展政治學思想仍然值得我們關注和深思。如何進一步推進政治發展和政治穩定，大概就是今天我們在研究鄧小平發展政治學思想的時候，必須面對和解決的重要歷史性課題了。

作者:魏明康 萬高潮 單位:1.北京大學 2.北京師范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