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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我國統計史的研究雖然在20世紀80、90年代經歷過成果頻出的高潮，但之后二十多年來，統計史的研究一直處在徘徊和幾乎停滯狀態。同時，量化史學80年代在我國的興起以及統計制度史研究缺乏整體性的現狀，讓三者的結合有很大的必要性。文章分析了量化史視角下，統計制度變遷的研究內容及其量化史學的應用范圍和方法，明確了量化史學在統計史研究中的定位和相關注意事項，并嘗試量化史學在統計制度史的應用研究。

關鍵詞：統計史；統計制度史；量化史學

統計史是統計學的重要組成部分，它總結歷史經驗，探索統計發展規律，對于發展統計理論、指導統計實踐意義重大。回顧整個中國統計史，從《禹貢》的國勢調查到如今為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增強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而建立起來的現代統計，政府統計都是統計史研究的主要內容。出于社會管理、國家戰略規劃等目的，政府統計幫助國家對自身的發展狀況和變化趨勢有一個清晰的了解，而與此同時，社會的進步和國家職能的擴展也決定了政府統計更深層次的建設。政府統計語境下的統計制度，是指對統計活動過程中所涉及的主體進行管理和規范，以達到國家統計目標的一套行為規則和實施保障。既定的統計制度決定了統計技術結構，也決定了統計技術發展變遷的軌跡，可以說，統計制度從根本上決定了統計在社會經濟中所發揮的作用，是中國統計事業一直以來進步的關鍵。統計制度史，是統計制度變遷、統計制度理論發展變化的規律，是最重要的研究課題之一，更是中國當前建立符合社會經濟發展需要的統計制度及其體系需要深入研究的議題。同時，應用現代數學方法和電子計算機等現代化的先進手段的量化史學的出現與發展，是現代科學發展的必然結果，它研究和揭示歷史現象和歷史發展過程中的數量表現和數量特征，體現了當代史學發展變化的重要趨勢，技術性很強。量化史學先在西方興起，研究快速發展后又止步不前，而中國量化史學也曾經引發熱潮，而后因為成果漸少而歸于沉寂。當前，大數據和云計算在我們的生活中越來越重要，為量化史學提供了新的時代背景和技術基礎，量化史學研究迎來了很多新的進展，研究熱度也有了一定的上升。在這種態勢下，研究量化史學視角下的統計制度史，就不可避免地打上量化史學的烙印。

1中國統計史及量化史學的研究現狀

1.1中國統計史研究的停滯不前，亟需突破。國內學者對中國統計史的研究，是在1979年11月中國統計學會成立后，在它的組織、推動下，才逐漸取得了相當的成績。就專著來說，1980年以后，從整理當代中國統計史開始，掀起了研究中國統計史的熱潮，開始出版了一些中國統計史的專著，但80、90年代的統計史著作，大多屬于統計通史或斷代史，例如王一夫的《新中國統計史稿》，主要描述新中國的具體統計工作；劉叔鶴的《中國統計史略》，全面論述中國統計活動；李惠村、莫曰達合著的《中國統計史》，更為系統地研究了中國從先秦、秦漢一直到當代的統計情況，在論述各個時期社會經濟的基礎上，對統計組織和工作、統計方法和思想等進行了介紹。后來也有更加詳實深入的斷代史，比如莫曰達的《中國近代統計史》、王德發的《中華民國統計史》等等。但無論是中國統計通史還是斷代史，都還是某種意義的概括性研究，雖然這是統計史早期研究的必經階段，但更深入具體的研究也是迫切需要的。將統計思想史作為一個重要分支議題進行研究，就是之后的一大進展。這方面的著作有莫曰達的《中國古代統計思想史》，主要論述每個時代的相關代表人物，包括統計工作、統計法規、統計組織、代表人物的統計思想等，還有徐國祥的《新中國統計思想史》，主要論述東西方統計思想在我國的發展變化。此外，還有大量發表的論文對中國統計史的各個方面進行了更為細致的補充，例如陳支平（1989）介紹中國古代三大統計數字：田賦、戶口、田地，論述中國古代官方統計數字的不可替代的重要性，批評了矯枉過正的史學風氣。莫曰達（1989）論述了秦代以來的維護措施：做好原始登錄工作，保證計量準確無誤，嚴格統計簿籍的交接手續，并且最有效的兩點在于實施查驗和懲罰。邢莉（2004）指出其理論新探統計范圍以土地糧食為基本，重視賦稅徭役計算，常涉及貨幣交易，統計思想有統計分組、線性回歸分析、抽樣推斷、比率等。但是，經歷過80、90年代的短暫輝煌后，無論是專著還是發表的論文，統計史的研究熱度都在慢慢消退，研究成果也越來越少。在內容上，中國統計通史再無專著問世，中國統計思想史也缺乏跟進研究，中國統計史其他領域也很少有深入的單獨研究。在方法上，也需要區別于傳統史學的新技術手段。1.2量化史學的歷史趨勢和新熱點。歷史研究借鑒數據分析由來已久，但直到資本主義在近現代的產生和發展，量化史學才真正作為一門學科興起。17世紀以后，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科學技術的進步，促使人們大量統計與計算各種社會數據，尤其是經濟與人口方面。進入20世紀，社會經濟和科技的迅速發展，傳統的史學方法和傳統的歷史認識論難以應付人們對一系列重大歷史事件的歷史反思，法國“年鑒學派”應運而生，歷史學開始進入社會科學計量化研究的主流之中。二戰后，隨著自然科學的長足發展與電子計算機的技術進步，數學方法被越來越廣泛地運用到各門學科，甚至是社會生活的各個方面，作為完整意義的計量學派開始形成。而現代意義上的量化史學開始于20世紀50年代美國的“新經濟史”研究，其特點為：在研究方法上，對數學、統計學和計算機融會貫通的使用；在研究對像上，對歷史長河中的各種歷史現象以及其中的紛繁復雜的數量關系進行統一協調的研究，定性和定量相結合。20世紀后期和20世紀初，量化史學有了更加深入的發展，這種發展集中體現在探討和研究更加有效的方法，以及在眾多科學領域的具體應用。量化史學的理論和方法，已經悄然融入眾多的歷史研究領域，在具體的科學研究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國的量化史學興起于20世紀80年代，雖然這股熱潮持續時間不長，只在經濟史等少數史學領域有較大的發展，但量化史學的方法已經深入人心，并且隨著計算機技術與互聯網的高速發展與普及，史料開始逐步數字化，歷史數據庫的建立也變得可能，跨地區、跨國共享訪問也可以實現。這是以前的歷史研究所不具備的條件，也是催生新一輪量化史學研究的催化劑。從而改變過去以定性分析為主的觀念，對歷史研究的科學化作出進一步貢獻。1.3統計制度研究的缺陷。目前，重點研究統計制度本身的，除了在統計史部分對統計制度變遷所涉及的內容，國內對統計制度的研究多集中于目前中國統計制度的現狀，指出當前我國統計制度的不足以及提出創新解決的方法，也有一些特別的，比如從古代災害統計的經驗提出對目前統計制度的建議。李國榮（2013）對于中國統計制度的全視角的研究，就從新制度經濟學出發，從管理、調查核算、法律三個角度，梳理了古代、近代、現代的中國統計制度的變遷，趙勝忠（2012）從政治與權力的角度，將我國統計制度分為混溶范式、技術范式、意識形態范式、治理范式四個階段，從統計職能、組織機構、活動范圍、運行規則四個方面來梳理中國統計制度的變遷。得益于統計，特別是政府統計本身的性質，對統計制度的研究不可避免地涉及到了計量方法和實證研究。但目前對統計制度的研究缺乏歷史視角，沒有闡明中國統計制度長久以來變遷的內在規律，缺少用計量史學的方法對一些歷史結論進行證明和創新。綜上所述，對統計史需要對統計制度變遷進行更加深入的研究，對統計制度史的研究也需要量化史學的視角。進一步地，在統計史的系統研究中，系統全面地研究統計制度史，若與量化史學結合，更是順應國際潮流的創新。那么，在量化史學視角下的統計制度史研究包括哪些具體的內容，該如何進行量化研究呢？

2中國統計制度史的研究內容及量化史學的應用領域

2.1中國統計制度史的研究內容。首先，作為統計史，統計制度的內容已經見于各種通史、斷代史、思想史，但其中對制度內容的研究只是描述每個朝代或歷史時期具體實施的統計制度，或者是作為研究其他內容的背景，沒有作為單獨的、獨立的研究內容。其次，作為對中國統計制度變遷本身的研究，從制度主義、經濟層面、政治視角，多是片面的、分割的，沒有能夠深入到從古至今的各個歷史時期進行規律總結，但能夠給統計史視角下統計制度的研究帶來很多借鑒。綜合之前所闡述，我國統計制度史的研究，是統計史的一個重要的研究分支，其總體內容是從古至今各個歷史時期我國所施行的統計制度。既要包括對統計制度本身的界定和總結，更包括其他各個重要方面。同時，統計制度史研究有如下特點：首先，在我國數千年的統計工作的史料中，絕大多數是政府統計的內容，也就是說，關于統計制度的統計數據十分充足，并且具有很大的延續性，這就為我們進行計量研究提供了極大的便利。其次，統計制度是政府統計工作的龍頭，是其他統計史研究的基礎之一，因此，其研究具有先導性的作用。最后，統計制度史的研究至少有一條主線，就是統計制度對政府需求的滿足程度，統計制度是政府對統計工作的要求，是政府對國民控制力的體現，把握這條線索才能更好地理解統計制度變遷的內在動力。那么，統計制度史的具體研究內容可以概括為：統計制度本身的基本內容：參考李國榮（2013）的總結，包括管理體制、調查核算制度和對參與方進行約束的法律制度。統計管理體制：指國家統計管理的組織結構和組成方式，即采用怎樣的組織形式以及如何將這些組織形式結合成為一個合理的有機系統，并以怎樣的手段、方法來實現管理的任務和目的。統計調查核算制度：指國家管理和組織統計調查核算的一系列行為規則和規則實施的一系列保障。統計法律制度：是統計部門進行統計工作管理、規范統計活動中統計行為的法律規范的總和，規定了統計部門與其他組織、民眾在統計活動、統計管理中所形成的社會關系。除了以上基本內容，為了將統計制度與政府需求更好地聯系在一起，統計制度還應該包括各種層級的統計機構以及它們不同的職能、各個時期政府統計的范圍變化等等。2.2量化史學在統計制度史中應用范圍。量化史學并不是萬能的，它有自己的應用范圍，只適合歷史研究中“求真”的部分，而不適合“歷史觀”的部分，可以對歷史研究中的微觀部分進行細致的數量分析，但沒辦法指出“是什么”、“怎么辦”的歷史命題。（1）適用于中國統計制度史中關于數量的研究表示統計制度的完善性，統計制度涉及的范圍，統計制度下參與政府統計的人數，如果僅僅用文字敘述，或者用很多、較少的詞來形容，未免有些缺乏說服力，通過精確的數據會更有說服力。比如趙勝忠（2012）論述晚清到民國部門統計機構的壯大，晚清政府在中央民政、度支、陸軍、郵傳、農工商及大理院等6個部門設立了統計處，至北京政府時期，中央設立專門統計機構的部委則擴大至內務部、陸軍部、海軍部、司法部、教育部、農林部、工商部、交通部、蒙藏委員會、大理院、審計院幣制局、全國水利局、全國煙酒事務署與航空署共14個。國民政府成立后，深知統計的重要性，立法院、鐵道部、內政部等25個部門設立專職統計機構。而后成立主計處，到1941年共計有統計處2處，統計室47處，其他統計機構3處，共設置統計人員140人，其中簡任職2人、薦任職23人、委任職82人、雇員33人。這組統計數字就讓人對晚清到民國統計機構的完善與壯大有了一個比較清晰的認識。此外，在以往對中國統計制度的研究中，一般只是敘述相關的統計機構，統計組織、統計管理體制、統計調查核算制度，很難讓人有具體的概念，不同統計制度對數據的搜集和處理沒有明確的印象，如果在特定的統計制度后附上具體的統計數字或者統計表，通過數字的精確程度和統計指標的數目，便能對統計制度的效果有一個比較直觀的感受，也易于進行比較。（2）適用于統計制度本身或與其他因素之間的數量關系的分析例如，對統計制度本身的研究內容包括統計管理體制、統計調查核算制度、統計法律法規，我們最關心的就是統計制度對經濟增長會造成怎么樣的影響。李國榮（2013）利用多元線性回歸，分析了新中國成立后，1952年到2009年中國統計管理體制與經濟增長的關系，他認為其共有兩次變遷，回歸分析的結果表明統計管理體制變遷與資本投入、勞動投入共同反映了99%以上的經濟增長的變化，有顯著的正相關關系。而對其他兩項內容的分析也有類似的結論。此外，這方面的計量研究，還有不同歷史時期，統計制度在變遷過程中管理體制、調查核算制度和法律法規之間相關關系，以及統計制度與統計數據準確度之間的相關關系等。（3）適用于統計制度關于數量結構的分析數量結構是指歷史上存在的各種各樣的結構，這些不同的結構內部各要素或成份之間存在的數量關系。比如統計機構的人員結構、統計管理體制結構、統計對象層次結構等。比如賀曉靜（2017）分析酒泉市統計基層基礎薄弱時，除了說明酒泉市統計系統下屬的七個縣（市、區）統計局工作人員均不超過20人的情況，還分析了全市統計系統干部只有7%取得中級職稱，3%取得初級職稱，其余90%并未取得職稱的技能水平結構，統計隊伍根基確實不牢。（4）量化史學在統計制度研究中運用的方法進行量化史學研究的具體方法，一般而言，首先是對歷史資料的搜集、分類和整理，接著對歷史資料進行初步分析，如頻數分布與次數分配、集中趨勢的度量、偏離態勢的度量和統計指數的運用等，還有一些對歷史現象和歷史過程的深入分析的方法，如時間序列分析、多元回歸分析、模糊數學法等，需要根據研究的對象和內容進行選擇。此外還有一些計量方法，用來研究中國統計制度史會有更好的適應性。如研究統計制度的實施有沒有帶來預期效果的雙重差分法，利用計算機匯集各個歷史時期政府統計工作數據建立政府統計工作數據庫，發揮大數據優勢，為統計制度的量化史研究帶來更多的可能性。還有，在統計制度史的研究中，統計制度對政府需求的滿足程度的線索貫穿始終，而如何描述滿足程度，就需要運用量化史學的指標法，構建統計機構、統計職能、統計活動范圍和運行規則的指標體系，最后形成可以評判滿足程度的總指標。

3在統計制度史研究中運用量化史學應注意的問題

3.1量化史學與傳統歷史研究方法的關系。量化史學方法是在傳統歷史研究方法的基礎上，用更加科學的方法和手段來解決歷史問題，它不能完全代替傳統方法。量化史學所要探索的僅僅是中國統計制度史研究的求真部分，它不能解決價值判斷的合理性問題，比如統計制度的階級性這種問題的研究。即使是在求真部分，它也僅僅是關注幾千年來，我國不同歷史時期統計制度變遷過程中的數量和數量關系的研究，它不可能將整個史學研究科學化和現代化，只是在某些具體環節上使之更加科學化和現代化，在研究過程中不能盲目夸大量化史學的作用。并且要注意到，傳統的歷史學研究和量化史學都非常重視廣泛地閱讀歷史資料，并按需求對其進行梳理和進一步考證，這是嚴謹歷史研究的基礎，在這一點上兩者是相同的；而不同在于，計量史學會對史料中的數字資料更感興趣，需要從文字資料中努力提取數字資料，并進行量化工作。3.2量化史學方法要與其他研究方法相結合。量化史學方法雖然有很鮮明的準確性和客觀性，但是，它時刻都離不開理論指導，要想得到科學的、合理的結論，不僅要能科學地運用計量方法，對于具體歷史問題，更要考量所用理論是否科學。更一般地說，歷史學研究者并不是簡單的方法運用者，更重要的是，他們以定量研究為橋梁，將理論與現實相結合，進行科學的理論分析，從而決定了研究的可靠性。我們在研究中國古代統計制度史的過程中，無論是整個歷史，還是不同的歷史階段，不同的研究側重點，都要明確所依據的理論框架。同時，定量分析與定性分析的結合，在應用量化史學方法的過程中尤為重要。定量分析是量化史學研究的有力武器，但更多地是作為數據處理的方法，要想達到研究目的，對以往的歷史問題和新時代下新的問題提出新的見解，對統計制度歷史變遷的內在規律深入分析，還需要以一定的歷史學素養為基礎，進行定性分析。定性分析決定了研究的性質，解釋了研究的結果，在量化史研究的起點和終點都扮演著重要角色。3.3對歷史數據本身的重視。首先，原始數據的整理是至關重要的，它一直是量化史學研究的一個基礎性問題。原始數據一般是指第一手的歷史文獻中有明確記載的數字記錄。相對而言，原始數據的歷史紀錄較少，即使在現代統計體系建立以后，同樣如此。但這些數據反應了重要的歷史信息，我們的任務就是發掘這些數字背后所隱藏的信息。中國統計史的研究雖然沉寂多年，但是統計史學家們先前留下了許多成果，這些成果從浩如煙海的中國史料中搜集整理了中國統計史的發展脈絡和相對應的數據內容，對我們沿用量化史學方法研究中國統計制度史提供了寶貴的原始數據，奠定了堅實的基礎。其次，以前的史學研究畢竟受限于傳統史學方法，我們除了利用這些原始數據，還應該從歷史上的文字記錄中提取數字依據，擴大研究范圍。最后，對原始數據和提取數據進一步的統計整理，生成抽象數據，比如離散系數、方差、相關系數、系統相關指數等，這些原始數據以及所提取數據將作為量化統計史學研究的重要基礎。

作者:鄭良辰 單位:武漢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