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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力資本投資影響農民收入的機理

根據舒爾茨、貝克爾等人對人力資本投資的論述，本文把農民人力資本投資范圍界定為教育投資、健康投資和遷移投資三類，并以此為依據展開分析，分別從這三個方面論述人力資本投資影響農民收入的機理。

(一)教育投資

教育投資向來被認為是人力資本投資最重要的內容。根據人力資本理論，教育與收入呈正相關，這一理論也在許多國家得到證實。就我國的實際情況來看，農民的文化素質與農村經濟發展水平也存在著一定的相關性:東部地區農民文化素質高于中部地區，更高于西部地區，而這三個地區的經濟發展水平也是呈現出東部高于中部，中部高于西部。無論是學校教育，還是職業技術培訓教育，其增加農民收入的作用通常是通過以下幾個路徑來實現的:(1)更高的教育水平有助于提高農民的生產率，因而農民在勞動力市場上獲得更高的回報;(2)教育水平的提高有助于幫助農民改善自身的健康和營養狀況，從而提高生活的質量;(3)教育水平的提高能夠直接豐富農民的生活，幫助農民拓展生活的空間;(4)農民及其子女教育水平的提高也有助于促進整個社會的發展，增強社會的凝聚力，并給人們之間的平等發展提供機會。

(二)健康投資

健康作為人力資本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對個人收入有著重要的影響。人的健康資本一部分是先天即有的，一部分是后天獲得的。舒爾茨認為，一個人所擁有的人力資本經濟價值，即人的企業家能力、職業技能或者教育水平都會隨著其有效壽命的延長而增加。健康投資可以增加農民收入的主要原因在于:第一，健康的人有更加充沛強壯的體力、腦力和認知能力，從而提高勞動生產率;第二，健康的人能夠擁有更長的壽命，其職業生涯也有機會得以延長，獲得更多收入;第三，強壯的身體可以減少病假所引起的收入損失;第四，更長的壽命和好的健康狀況可以刺激人們進行更多的人力資本投資以增加未來收入。

(三)遷移投資

農民的遷移投資指的是農民遷移流動的成本，它包括:(1)直接遷移成本，如往返遷入地和遷出地的交通成本、獲取遷移信息的成本等;(2)機會成本，指勞動者為了遷移而放棄原來的工作所失去的可能獲得的收入和福利;(3)社會成本，它是農民為了遷移而放棄原來的社會關系網絡以及適應新環境所花費的成本;(4)心理成本，指農民離開原來的熟悉環境而進入到陌生環境所付出的精神代價，如不安感、孤獨感。其中，只有直接遷移成本容易測算，而其他成本都難以測量。不少研究表明，遷移投資能夠帶來收入的增加，表現在三個方面:首先，農民通過地區轉移，遷移到工資報酬機會更好的地區而獲得更高的收入;其次，農民通過行業轉移，到社會生產率和勞動報酬率更高的行業工作;最后，農民還可以轉換不同的職業類型或雇主來獲得更好的報酬。總之，只有當遷移收益大于遷移成本時，遷移才會發生，反之則不會發生。

二、廣東農民人力資本投資影響農民收入的實證

(一)數據來源

本文中的農民收入(Y)用農村居民的人均純收入來代表，農民遷移投資(M)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交通和通訊支出反映，農民健康投資(H)用農村居民家庭人均醫療保健支出反映。另外，考慮到農村居民受教育程度是由政府與農民共同投資而形成的人力資本，故不用受教育程度來反映農民的教育投資(E)，而采用農村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支出來反映。本研究所用數據均來自歷年《廣東統計年鑒》和《中國統計年鑒》，樣本區間為1993－2011年。為了消除通貨膨脹的影響，用廣東省GDP平減指數對數據作處理。用GDP平減指數消除1993－2011年廣東農民的收入、教育投資、遷移投資和健康投資的通貨膨脹影響。另一個需要處理的外生沖擊事件是廣東在2006年9月正式取消農村義務教育階段的學雜費，造成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在2006年突然大幅下降。由于國家政策的影響，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在2006年突然減少，使得這項時間序列的分布趨勢中斷，進而影響了數據的平穩性分析以及整個實證分析結果。鑒于這種教育投資的減少并非由農民自身決定，本文對教育投資的數據作如下調整:假設農民自2006年起的學雜費沒有被減免，計算出廣東農民1993－2005年的學雜費年均增長率，并以此計算出2006－2011年的學雜費和修改后的教育投資E2。相關數據如表1所示。

(二)實證檢驗

廣東農民收入與農民的教育投資、遷移投資和健康投資有著長期的均衡關系。從長期來看，教育投資、遷移投資和健康投資對廣東農民的收入增長都具有促進作用，這驗證了本文前面的理論分析。其中，教育投資的促進作用最大，健康投資的促進作用次之，最后是遷移投資。從具體數字來看，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每增加1%，其收入將增加57.6%;廣東農民的健康投資每增加1%，其收入將增加26.4%;廣東農民的遷移投資每增加1%，其收入將增加8.4%。在短期內，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對其收入增長存在正向影響，且影響最大，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本期教育投資每增加1%，本期農民收入將增加46.6%;健康投資對農民的收入增長也存在正向影響，本期健康投資每增加1%，本期農民收入將增加7%;而遷移投資對農民的收入增長存在負向影響，本期遷移投資每增加1%，本期農民收入將減少9.4%。此外，短期修正系數表明，每年廣東農民的實際收入與長期均衡值的偏差中的4.9%被修正，即農民收入的短期波動偏離長期均衡時，將以4.9%的調整力度將非均衡狀態拉回均衡狀態。綜合分析EMC模型中各變量的系數可知，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和健康投資在短期內能促進農民收入增長，這符合本文前面的理論分析。而遷移投資在短期內對農民收入存在負向影響，說明遷移投資對農民收入增長存在很大的時滯效應，這可能由以下原因造成:第一，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和城市對外來勞動力的歧視，使得農民進城后未能及時獲得就業機會和工資收入，如有些城市工作崗位只招用本地戶籍人員;第二，廣東省普遍存在的農民工工資拖欠現象使得農民的遷移投資回報有所滯后;第三，某些政府出于就業管理需要，要求進城農民工就業前先辦理暫住證、婚育證等各種證明，推遲了農民工就業;第四，盡管城市公共就業服務機構已對農民工免費服務，但其服務形式較簡單，多是登記介紹和組織招聘洽談會，農民工一般等待時間長;第五，農民工普遍文化素質偏低，其搜索就業信息的能力較弱，因此進城后未能馬上找到合適工作。這五點可能的原因使得農民工的遷移投資在短期內未能轉化為收入，而在此期間農民工在城市里的吃、住等支出使得農民減少了教育投資和健康投資，從而影響了收入。

三、結論

綜合本文的理論分析和實證分析，得出以下結論:

(1)無論在長期還是短期，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對其收入的正向影響最大，其次是健康投資，最后是遷移投資。

(2)在長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每增加1%，其收入將增加57.6%，說明教育投資對農民增收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在短期，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每增加1%，其收入將增加46.6%，說明廣東農民的教育投資對其收入的回報速度較快。

(3)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廣東農民的健康投資每增加1%，其收入在長期內將增加26.4%，而在短期內只增加7%，說明廣東農民的健康投資是一種具有長期性的投資行為，在短期內并不能看到顯著的回報。因此，無論農民自身還是政府，都應重視健康投資，不能因為在短期內看不到健康投資對收入的顯著回報而忽視健康投資。

(4)在其他條件不變的情況下，廣東農民的遷移投資每增加1%，其收入在長期將增加8.4%，而在短期內則減少9.4%，遷移投資在短期內對農民收入的負向影響是因為城鄉二元分割制度、企業拖欠工資、農民工自身素質較低等因素導致的，說明城鄉二元分割體制、城市勞動力市場的就業歧視和服務不完善、企業社會責任意識薄弱等因素已嚴重阻礙農民的收入增長。

作者：潘文慶吳夢迪單位：華南師范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