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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城市化進程自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進入了一個快速發展的階段。根據世界銀行組織的報告，中國城市化水平已經由1980年的20％發展到了2002年的38％。20多年的時間里，中國的城市化水平提高了近一倍。然而與中國城市化進程同樣表現突出的另一個現象是城市貧困。根據2003年《中國人口與勞動問題報告》，中國的城市貧困人口現象已經從1990年的1.3百萬人發展到了19.3百萬人。城市化進程的加速引來了一些人的憂慮：中國城市的貧困現象會不會因城市化的進一步發展而變得越來越嚴重？

（一）

著名的世界人口貧困研究專家馬丁?羅維利恩，根據39個國家數據的交叉分析，以及印度人口在時間序列上的資料，將城市貧困與城市化的關系進行了模式化的計算，并將其反映在提交給世界銀行組織的調查分析報告中。羅維昨恩指出：“在幾乎所有的發展中國家，農村的貧困發生率都是較高的。并且由于總人口的多數仍然居住在農村，所以城市的貧困人口低于平均水平，為30％。但是，也象眾所周知的那樣，世界發展中國家的人口城市化速度也相當快。……當城市人口按預期的那樣在2020年達到52％（聯合國1996年預測）時，城市的貧困人口將達到40％。當城市人口達到2035年的61％時，城市貧困人口總數將達到50％。”

2001年聯合國人居署了城市資源報告的“城市指標分析”,該指標分析的根據是全世界不同國家237個城市的調查資料，以及117個城市提供的貧困相關資料。報告顯示：東亞城市貧困家庭五年間從占家庭總數的4.7％增加到了8.7％。東非地區貧困現象更進一步加重，從43.7％增長到了59.7％，北非從7.8％增長到了11.8％。而這些地區的城市化水平也相對地表現出快速的增長特征。亞洲城市人口從1990年的44.8％發展到了2000年的48.1％，非洲則從8.6％發展到了10.3％。這種相互對應的關系，當然不能說城市貧困完全是城市化造成的，但卻說明城市化是城市貧困的重要原因,也就是說城市化與城市貧困的關系是密切的。

（二）

首先，從中國的城市化過程來看，城市貧困的輸入現象是很突出的。中國的城鄉之間長期以來一直存在著較大的經濟差別，城市無論在經濟來源與生活水準上都與鄉村有著較大區別。而現代化的進程，無疑使城鄉的這一差距進一步表現出來。根據2000年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中國的農村貧困線標準是每人每年635元，而一般城市實施的最低生活保障線約為每人每年1.800元。這個標準與城鄉消費差距相吻合。同時，由于中國農業生產產值的比重已經下降到只占gdp總值的15.2％，而農業勞動力卻占到了全國勞動力總數的50％，從而導致農業勞動人口的過剩。經濟上的差距加上農村剩余勞動人口，構成了農村人口向城市流動的勢差。根據國家統計局第五次全國人口普查數據，目前全國有遷移人口超過1.25億人，其中省內遷移為9146萬人，跨省遷移為3.314萬人。在省內遷移人口中，52％為農村到城市的移民；在跨省遷移人口中，78％為農村到城市的移民。流動到城市的農村人口由于固有的農村生活背景、受教育水平、技能等的限制，很多人雖然生活有一定的改善，但并沒有真正擺脫貧困。

其次，農村人口向城市集中的城市化現象導致的另一個問題，是城市就業壓力的增加，它是造成城市貧困的另一個原因。根據國家統計局的《中國第五次人口普查數據分析》，中國2000年15―64歲的勞動力人口已達70.15％。而與此同時，未就業勞動力人口卻不斷增加。未就業勞動力人口，對城市就業崗位本來就構成巨大的壓力，而農村勞動力的流入，無疑使這一壓力變得更大。中國城市中失業與下崗人數的增長，應當說與此有很大關聯。

第三，城市化帶來的另一個結果是城市經濟結構的變化，這也是造成城市貧困的原因之一。城市經濟結構的變化，是城市對人口集中需求的重要因素。改革開放以后，中國廣泛出現的民工潮，既可以看成是追求城市生活的農村勞動者自身愿望，同時也是城市經濟體系調整、城市經濟結構改變的需求。根據2002年對勞動力市場需求信息的調查顯示，中國就業結構總量已經發生重大的變遷。1978―2001年，我國城鎮國有和城鎮集體經濟的從業人員從城市全部就業總量的78.3％下降到了31.9％，城鎮集體經濟就業比重從21.5％下降到了5.4％，而其他城鎮非國有經濟的就業人數已經發展到了62.7％。由于非國有經濟和非正規就業方式的存在，使城鎮的就業既表現出高市場化和靈活性，同時也表現出低成本與臨時性。這雖然有利于城市經濟的發展，但是對于城市就業人口卻生產了某種不利影響。競爭與淘汰的壓力加重，收入水平相對受到限制，收入差別也因此擴大。根據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的研究報告，非正規就業在世界許多發展中國家中都占到了就業人口比重的40％，而我國非就業人員與單位就業人員的比例通過1996―2001年短期的發展，也從1：4達到了1：2。這給城鎮勞動力人口職業工作造成了相當的不穩定，間接或直接地成了部分城市人員貧困的原因。

同時，城市化所帶來的城市行業結構的變化，使城市的勞動力人口不得不面對重大的變遷適應問題。根據國家統計局的2002年就業行業分布統計，僅僅從1990年到2000年十年間的行業平均變化率達到約49.1％。這直接造成的后果就是，城市勞動力必須為適應行業結構的變化而改變自身的從業素質。然而，由于勞動力素質的培養不是短期可以實現的，因此城市行業結構的變化，不可避免地會以犧牲掉過去勞動力的利益來滿足。而被所變動行業排擠出的城市勞動力人口，一旦不能及時轉向其他行業，就勢必成為城市中陷入貧困的弱勢群體。

（三）

城市化確乎是一個國家所必需經過的社會發展過程，但是也必須看到城市化對于造成城市貧困的弊端。循序漸進的城市化過程應當更符合城市發展的規律，同時也可以減少城市貧困，緩解其給與社會的沖擊和矛盾。事實上，西方發達國家的城市化過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英國用了100年才使城市人口達到了超過農村人口的51％。又過了50年后的1＊901年英國的城市人口才增長到了76％。美國城市化經歷兩百年，才達到了77.5％的水平。中國《2001―2002年中國城市化發展報告》已經將世界平均城市化水平50％作為追趕的目標，并企望50年后城市化水平達到75％，也就是接近或達到發達國家城市化的水平。這無疑為中國城市發展勾繪出了一個壯觀的遠景，也增強了人們對中國走城市化發展道路的信心。不過，結合發達國家及城市化對城市貧困等方面帶來的影響，我們還要考慮加速城市化必須在滿足社會和諧、穩定的基礎上來進行。因為，城市的發展、城市化的進行是以滿足社會中人們的需要為根據的。換句話來說，城市化的加速，應當把社會和諧作為根據和標準。事實上，沒有社會的和諧與穩定，城市化的速度也就難于得到真實的保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