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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方經濟學的研究對象是一定制度條件下的資源合理配置和有效利用問題。

2、西方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個體經濟單位。單個消費者，單個生產者的消費行為；單個市場的均衡價格決定和所有單個市場均衡價格同時決定。宏觀經濟學研究資源利用問題，是整體的、全局的。

3、西方經濟學分為微觀經濟學和宏觀經濟學，微觀經濟學主要是研究個體經濟單位。單個消費者，單個生產者的消費行為；單個市場的均衡價格決定和所有單個市場均衡價格同時決定。

（來源：文章屋網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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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范式理論;經濟學;范式轉換

［中圖分類號］F09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2）31-0136-03

經濟學家(特別是理論經濟學家)對庫恩的范式理論給予了足夠的重視,他們運用“范式”理論來解釋、評價重要經濟理論的形成,以及它們在經濟學史上的地位。正如L.約翰遜所說：“過去10年中,經濟學家對各種可供選擇的方法模式已給予相當多的注意,以解釋經濟學的發展……還可以證明,作為一種可供選擇的普遍方法,庫恩的范式具有更大的潛在價值。”

1 經濟學范式的構成

在《科學革命的結構》中,庫恩以“范式”概念為基礎對科學革命進行了系統論述。其所謂范式,就是一組共有的方法、標準、解釋方式和理論,或者說是一種共有的知識體。“范式”是一門學科成為科學的必要條件和成熟標志,任何一門學科只有具有一定的范式,才能成為科學。庫恩范式的含義不僅體現在哲學方面,而且也反映在社會學和構造功能方面,庫恩認為,一套實際的科學習慣和科學傳統對于有效的科學工作是非常必要和非常重要的,它不僅是一個科學共同體團結一致、協同探索的紐帶,而且是進一步研究和開拓的基礎；不僅能賦予任何一門新學科以自己的特色,而且決定著它的未來和發展。

由于經濟學所固有的特點,使得其范式與自然科學的范式不僅在研究對象上不同,而且在研究方法、檢驗標準、解釋方式及理論構造等方面存在很大區別。經濟學的范式一般是以基本行為假定為基礎,以經濟效率為中心,以分工、交易和合作為內容,以供求平衡分析、邊際替代分析、成本收益分析和利益矛盾分析為方法而形成的一個有機的整體。不同的經濟學理論有不同的理論范式,這些具體的理論范式雖然沒有超出和脫離經濟學的一般范式范圍,但以上各個組成部分的內容性質、地位作用、相互關系、側重方面、聯結方式均不相同,因而使得不同經濟學理論體系也大相徑庭。

2 經濟學范式的轉換

利用范式概念,庫恩研究了科學革命,在他看來,所謂科學中的革命,就是這樣的一種范式向另外一種范式的轉換。

他認為,科學形式中出現的危機使新的范式的產生成為必然,從而導致了這種范式的轉換,在一個公認的范式中,科學家們的活動被稱為“常態科學(常規科學)”而科學發展一般具有以下的模式,前科學常態科學危機科學革命新常態科學。常態科學與前科學的區別,在于是否具有范式。

一旦形成了被學術界所公認的范式,此后科學發展便進入了“常態科學時期”。此時,范式指導整個學科的研究活動,而當科學發展遇到危機時,通過新的范式發展來推動科學的發展。

在經濟學的發展史上,經歷了多次的重大的變化。西方經濟學的發展是一個不斷積累的過程。從重商主義、重農主義階段到古典經濟學的形成,是范式形成的過程。亞當?斯密的《國民財富的性質和原因》(1776年)所提及的斯密教條是西方經濟學發展的重要里程碑,他的勞動價值論和以市場機制 “看不見的手”的學說,為經濟學確立了公認的學科框架,此外他的企業理論學說突出了分工與專業化在既定資源下的配置與效率問題。李嘉圖、西斯蒙第、薩伊、穆勒是斯密的追隨者,并增添了資源稀缺性的條件。爾后杰文斯等人倡導的邊際革命對斯密范式進行了增補。20世紀30年代大蕭條所產生的凱恩斯主義則是對古典經濟學重大的革新或突破,古典經濟學的薩伊定律不能解釋失業與過剩現象,而凱恩斯則提出了“有效需求不足論”,為政府干預經濟提供了理論支撐。薩繆爾森等將以上理論綜合通稱為“新古典經濟學”。進入20世紀70年代以來,凱恩斯主義在西方世界運用30多年以來卻遇到了前所未有的麻煩,凱恩斯主義并不能解決經濟“滯漲”現象,由此一系列新理論應運而生,如貨幣學派、新自由主義、新制度學派等。此外20世紀80年代西方還誕生了新凱恩斯主義,以復興凱恩斯主義。而以羅森(Rosen)、貝克爾(Becker)、楊小凱、博蘭(Borland)和黃有光等為代表的經濟學家,用超邊際分析的方法復活古典經濟學,通過這種分析方法,他們發展了新興古典經濟學(New Classical Economics)。

篇3

數量經濟學起源于西方的經濟學理論，是經濟學科的一個分支。數量經濟學旨在通過與實際社會經濟問題結合建立數學模型，來定量研究經濟問題。目前，運用計量經濟方法對現實經濟問題進行研究已經逐漸成為中國經濟學研究的主流范式，數量經濟學正顯示出巨大的功效和普適性。

數量經濟學內涵

數量經濟學概述。隨著經濟的發展，單純將研究重點停留在是什么，為什么的定性研究基礎上，脫離了理論基礎和數量分析，已經無法滿足指導經濟運行的實際需求。因此，有必要將經濟變量之間的變動關系通過一定的數量關系表達出來。數量經濟學應運而生。數量經濟學是一門方法論體系的學科，為其他經濟類學科在研究過程中提供一些分析工具以及具體的方法。研究人員和政府利用數量經濟學探討和研究的量化關系，可以有效地指導現實社會經濟的運行，從而制定出相應的可靠計劃和政策。

數量經濟學與經濟學的聯系和區別。在我國，數量經濟學由經濟理論指導，以質的分析為基礎，用數學方法和計算技術研究經濟數量關系。數量經濟學屬于經濟學領域的一個分支學科。在數量經濟學研究領域中，各界大都將研究重點放在經濟運行機制以及具體的資源配置方式，其本質則是利益的分配和協調機制不同。由于利益不同，具體的表現形式將會存在一定的差異，主要表現在研究對象、前提假設、具體研究方法等當面的不同。

數量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情況

我國數量經濟學發展起源 。我國數量經濟學的學科雛形最早于改革開放后產生。1979年，中國社科院副院長于光遠召集了各學科的學者參加“開展數量經濟研究，成立中國數量經濟研究會”座談會，大會中提出“經濟數學方法”是可以成為研究領域名稱的，然而并不適合作為學科名字。座談會隨即提出了十幾項名稱，最后于光遠拍板命名為“數量經濟學”，英文名叫“Quantitative Economics”。不久，烏家培為組長帶隊赴美國訪問并學習，回國后他籌建了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研究所。中國第一家數量經濟學研究機構就這樣誕生了。

1984年10月10日至16日，全國數量經濟研究會在合肥召開第二屆年會，會上決定將“全國數量經濟研究會”改名為“中國數量經濟學會”，這一名稱沿用至今。從此以后，數量經濟學在我國迅速發展起來，并且在這個領域內出現了經濟科學工作者同自然科學工作者相互結合的趨勢。各類數量經濟學研究機構、學術團體紛紛成立，國內各大高校都開始設立數量經濟學專業或數量經濟學研究方向，幾乎所有的經濟類專業都開設了計量經濟學或數量經濟學專業課程，尤其是在碩士生和博士生，計量經濟學更是成為必修的核心課程。我國數量經濟學的發展方興未艾。

數量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線路。在1979年至今的30多年里，數量經濟學在我國按照兩條線路發展。一是數量經濟學的理論方法研究；二是現實經濟問題的應用研究。

在理論方法研究中，數量經濟學的發展呈現出以下兩個特征。第一，研究成果由早期的教科書和譯著，轉變為后期的專著和學術論文，且大多為經濟計量學的內容；第二，從學術論文中可以看出，我國學者對數量經濟學的研究由淺入深，技術含量由低到高。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教科書有再版了多次的李子奈、潘文卿編著的《計量經濟學》、趙國慶主編的《計量經濟學》，譯著則首推幾位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的著作，如克萊因（L. R. Klein）獨著或合著多本計量經濟學的著作等。有代表性的專著和學術論文包括20世紀80年代和90年代的大量關于投入產出、線性規劃、系統分析原理的著作，這時期的研究成果較多地帶有前蘇聯經濟學理論的色彩，不完全屬于純西方經濟計量理論；20世紀90年代后，數量經濟理論方法研究日益向縱深向下發展，各種預測算法、組合模型理論等層出不窮，這一時期的所有研究成果都是典型的經濟計量方法論。

數量經濟學在我國的另一條發展線路是對中國現實問題的應用研究。這類研究隨著國內經濟發展的不同階段，體現出明顯的時代特征。在20世紀80年代，數量經濟學方法剛剛傳入我國，學者的研究重點多在以計量方法解決當時的經濟問題，如國民收入增長率的定量分析、鋼板消費量和工業儲量探討等。進入20世紀90年代，中國又面臨著一些新的熱點問題，如經濟全球化、國有企業改制、經濟體制改制等。進入21世紀后，計量模型和方法在現實問題研究中的應用更加廣泛，呈現出較強學術性。

數量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特點。數量經濟學在我國的形成與發展，不僅引進了西方經濟學的相關內容，還結合了我國的實際國情，將經濟學分析的數理方法、計量工具和模擬技術統一在一起，為經濟學研究提供了獨特的方法論體系。這一方法論的形成及發展成為我國現代經濟學發展的必要基礎，也將為我國現代化建設增磚加瓦。

數量經濟學在我國的發展方向與展望

數量經濟學的應用范圍將被拓寬。未來，通過對資源與需要、社會經濟關系、理、經濟信息以及價值判斷等實際問題進行剖析，數量經濟學的應用范圍將被拓寬。延伸范圍包括數理經濟學中的博弈均衡理論，計量經濟學方面的博弈模型參數的估計以及檢驗問題，以及模擬經濟學中的非均衡、非穩定變量的研究。

更加注重量化分析。量化分析就是將一些不具體、模糊的因素用具體的數據來表示，從而達到比較分析的目的。隨著我國社會和經濟的發展，在對經濟的研究中將更加注重量化分析。在社會高需求的作用以及國際經濟形勢日益復雜的趨勢下，更高級數的數量經濟學將會成為主流，更多的人才也有望涌入這一學科及領域。

更加適應我國現階段的實際經濟狀況。要堅持以政治經濟學基本理論指導數量經濟學的發展，根據相關基本理論，建立和完善具體的研究工具，對社會和經濟的發展進行全面的研究。再在此基礎上，把經濟學理論進行條理化和規范化，從而發現新問題和新理論，進而使得這些理論更加適應我國現階段的社會發展實際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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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一般均衡;經濟學研究方法;經濟運行機制

[中圖分類號]F011 [文獻標識碼]A [文章編號]1005-6432(2010)45-0155-02

18世紀70年代的工業革命之后,在市場的指導下全球經濟得到迅猛發展,人類物質文明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自斯密發表《國富論》以來,對市場這只“無形的手”的吹捧一直就是主流經濟學家的主要觀點。薩繆爾森在他編寫的那本著名的經濟學教科書上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理解亞當•斯密的論點(指“看不見的手”原理―引者)的準確含義。”尤其是在法國經濟學家瓦爾拉斯第一次提出一般均衡的數學模型,一般均衡體系存在著均衡解,而且,這種均衡可以處于穩定狀態,并同時滿足經濟效率的要求。自此,一般均衡狀態成為經濟學領域里理想的模式,在靜態均衡狀態時各類經濟行為主體之間的利益分配安排所表現出來的社會意義是符合公平正義原則的,并建立以此為標準的規范經濟學分析方法,在此方法下有效地評價現實社會各類經濟現象的效率問題。并且在判斷一種經濟制度安排時,著重考慮的是它是否內生的趨向于一般均衡狀態,如果在理論上能夠證明在這種制度安排下經濟運行有一般均衡的趨勢,那么就接受這種制度安排。

1 市場經濟運行機制的懷疑觀點

15世紀前后,歐洲隨著貿易特別是海外貿易的迅速發展,經濟思想界普遍產生了重商主義觀點。由于重商主義的研究視野集中在流通領域,論證財富的產生只能在流通領域,在這樣的觀點下自然而然是支持政府干涉經濟的運行,在國際上擴大出口限制進口,而在國內支持出口品的過大投資及生產。近代經濟科學是在理論研究從流通領域轉向生產領域的時候開始的。這種經濟視角的改變,所帶來的觀點同以往的重商主義是完全相反的。古典政治經濟學的理論體系一旦建立起來,它堅信市場經濟完美的運行機制的邏輯終點便是政府的自由放任,無為而治。

然而就在同時期,有學者對這種制度是否能解決社會的長遠發展問題提出了質疑,馬爾薩斯對人口數量增長的關注主要是從經濟發展的角度進行的,并消極地看待發展前景。首先他從人性的兩個公理出發,得出了人口數量幾何增長的結論。由于生產要素的邊際報酬遞減規律的存在,投入到土地上的勞動力所得到的報酬會越來越低,進而導致糧食產量邊際增量會越來越低,最終糧食的產量會到達最大值進而決定了人口的數量。在這樣的邏輯推理下,所得到的結果絕非一般均衡狀態那樣令人向往和期待。貧窮和失業一如既往地存在著,未來不見得會比現在好,也許會比現在更加糟糕。

繼馬爾薩斯之后,對私有制度下的市場經濟運行機制質疑聲最大、影響范圍最廣的是馬克思。他從勞動價值論出發,以歷史唯物主義觀點為后盾對私有產權制度市場經濟運行的后果進行了無情的批判。馬克思首先是肯定資本主義的強大的物質生產能力,他甚至說資本主義所創造的物質財富比過去人類歷史上各種文明所創造的物質財富還要多。但是在以雇傭勞動為基礎的收入分配制度方面,卻是毫無顧忌的給予否定,認為這是一種“剝削”的制度。傳統上認為馬克思批評剝削的原因有三個,一是針對于當時童工的泛濫,勞工工資的低微,出于人道主義的關懷。但這不是主要的出發點,如果馬克思真對此過多的關注的話,那么批評這一現象的最好做法是站立在社會學的角度,從社會良性運行和協調發展的條件和機制上尋找解決辦法,而不是對剝削的批評;二是站立在勞動價值說的基礎上,若以此作為批評剝削行為的主要原因,那么它就不可能協調勞動分工存在的機制與它的合理性方面的關系,也不能很好地解釋資本存在的現實性與它在理論上發揮效用的非正義性之間的關系,因為歷史上人類從原始社會到資本主義社會和社會主義社會的發展路徑是沒有錯的;三是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的內在不協調性,雇傭勞動制度下的“剝削”性質最終會導致生產的中斷,社會的動亂,經濟系統的崩潰。他認為這種制度安排是內生性的不穩定,經濟危機每隔10年爆發一次就是最好的例證,進而否認一般均衡理想模型的標準性意義。在這點上不同,是馬克思同以后的西方主流經濟學家發生分歧最主要的地方。

2 現代經濟學分析方法的傾向

按照西方經濟學者的說法,馬歇爾和瓦爾拉斯等人在完全競爭和充分就業的假設前提下,以供給和需求的角度來分析市場價格的形成,進而解決資源的配置和報酬問題。他們建立的是一種理想化的模式,根據這一模式各類生產要素均得到了他們應有的報酬,消費者也能夠達到效用最大化的目標。

從此以后,經濟學的分析方法就以這種先入為主的理想模式作為評價標準和分析的終點來認識現實的經濟問題,以此來判斷各類市場和政府及制度失靈現象并給出相應的對策。錢穎一教授在《理解現代經濟學》一文這樣寫道:“現代經濟學代表了一種研究經濟行為和現象的分析方法或框架。作為理論分析框架,它由三個主要部分組成:視角(perspective),參照系(reference)或基準點(benchmark)和分析工具(analytical tools)。”錢教授在這里所謂的視角是從實際出發看問題的角度,實際上是經濟假設前提。行為假設的初始給定是很重要的,在保持某一理論體系邏輯不變的前提下,僅僅由于行為假設的改變,該理論便可能面目全非。分析工具也就是邏輯演繹的具體形式,它可以是各種圖像模型和數學模型。錢教授認為“這種工具的力量在于用較為簡明的圖像和數學結構幫助我們深入分析紛繁錯綜的經濟行為和現象”。這三個部分最重要的是參照系,錢教授建立參照系的重要性在于“它讓人們更好地理解現實的標尺”。未受過現代經濟學訓練的經濟學家在分析經濟問題時會因為沒有參照系而缺乏主線和深度。若前提所假設環境條件是符合經濟效益所要求的,也就是符合公平正義的原則的,那么經濟分析的結果是找出均衡解來,而均衡解所流露出來的含義很明顯是經濟行為主體之間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中是沒有失業的。

同樣,田國強教授在《現代經濟學的基本分析框架與研究方法》一文中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他認為“一個規范經濟理論的分析框架有五個基本組成部分:①界定經濟環境;②設定行為假設;③給出制度安排;④選擇均衡結果;⑤進行評估比較。”在這五個基本的組成部分中,最有啟示意義的是均衡結果的選擇和評估比較。什么樣的均衡結果是我們所想要的取決于經濟環境的界定和制度安排下的各類價值判斷。田國強教授認為對均衡結果選擇有決定性影響的評估標準有兩個,一是帕累托最優或改進,因為它從社會效益的角度對一個經濟制度給出了資源是否被浪費的一個基本判斷標準;另一個是激勵相容,它評價的是自利的個人與他人之間的沖突程度,個人的行為是否在客觀上為社會工作。

從上面的分析中可以看出,現代經濟學在分析經濟問題的時候,不管使用的是數學模型還是各種圖像模型都有一種尋求穩定均衡的傾向。這些均衡形式在假定條件的協助下成功的避免了外部環境改變的影響,并且在理論分析上它代表的是資源合理狀態。然而,人們在理解參照系的均衡狀態時卻忽視了一個很有啟示的結論,那就是在這種均衡中各經濟生產單位是沒有利潤的,社會上是沒有失業的。失業與利潤之間是否有著相互之間互為變量的關系?

3 現實經濟運行機制與一般均衡模式

如同經濟學家們在研究廠商的經濟行為時所給定假設那樣,也就是企業的一切行為最終能從追求利潤的動機中得到解釋。盡管有的時候,這一假設受到一些經濟學家的批評,認為現實中人問題的存在會使得這一動機發生變異,但是沒人能夠提出更好的前提條件或者抽象說出更好的環境描述,因此接受這一假設有著合理的原因。沒有一個企業或者行業能夠在沒有利潤的情況下長期存在,利潤的存在是企業長期性存在的基礎。

我覺得很有必要說明為什么企業需要利潤來支撐它的存在,企業的存在可以描述成為是一種產品的生產持續存在。從社會的角度看,這需要兩方面的原因,一個是存在著有購買能力的需求存在;另一個是這種產品能夠在不大量消耗能源和破壞環境的情況下生產出來。很明顯,利潤主要是來支持后一個原因的。廠商理論在分析其原因時,通過不同的市場結構之間的比較,發現壟斷因素是利潤存在的原因。盡管產品之間的替代能減少壟斷因素,但現在企業都普遍意識到,應該通過品牌而非產品來加強其壟斷的因素。可是在完全競爭的市場下,壟斷因素不再存在,利潤和失業也不再存在。這樣的均衡暗示著我們什么呢?在經濟人假設的前提不變的情況下,我們將永遠都無法達到這種狀態,也就是我們無法到達完美狀態時的和諧。那么我們現在的努力是一步一步的朝著和諧發展還是僅僅在維持穩定的發展,不確定因素是否能在根本上清除。

在農耕社會的自給自足經濟中,經濟行為的動機不管是從個人角度出發還是從社會角度出發,都是滿足自身的需要而非對利潤的追求,有趣的是在這樣的動機行為下失業現象是不存在的。盡管歷史學家在闡述社會發展的原因時,將人口壓力轉變為動力。但不可否認的是,在近五千年的農耕文明中,威脅文明從來不是人口過多,使得文明崩潰和消亡的,也不是內在的原因,而是外部的壓力。在工業文明的社會中,大多數經濟學家都贊同,潛在GDP增長率的水平下,社會上存在一個自然失業率。GDP增量中扣除折舊的那部分與自然失業率之間有著什么樣的關系是值得深思的。

參考文獻:

[1]保羅•薩繆爾森,威廉•諾德豪斯.經濟學[M].北京:人民郵電出版社.

[2]高鴻業.西方經濟學[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

[3]馬爾薩斯.人口原理[M].蘭州:敦煌文藝出版社.

[4]約翰•斯圖亞特•穆勒.政治經濟學原理[M].北京:商務印書館.

[5]錢穎一.理解現代經濟學[J].經濟社會體制比較,20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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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環境宏觀經濟學;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

傳統的宏觀經濟學往往更多的強調在需求及膨脹等內容方面的問題，而忽略了環境在宏觀經濟中的重要性。盡管在資本主義市場形勢下環境對宏觀經濟并沒有太多的影響，但當今社會世界經濟形勢已然產生了巨大的變化，傳統的宏觀經濟形勢也暴露出了極大的缺陷，其必然也需根據市場經濟形式的轉變而做出創新，將環境所具備的影響納入其理論中，這也是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的原因。下文將就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展開相關研究。

一、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

環境宏觀經濟學出現于上世紀90年代，由美國著名的經濟學家HermanE．Daly提出。其認為經濟在其增長過程中應受其所處整體大環境的限制。受市場形式的影響，往往在環境、資源等方面會出現濫用等現象，因此，要切實推動社會的可持續發展就必須能保證在經濟增長等方面的適度性。通過總結來看，其在環境宏觀經濟學方面的思想主要表現在:

(一)研究任務的提出

在研究中Daly認為要完善對環境公關經濟學的研究，首先就必須對研究的任務等進行明確，而這一任務就是要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這一任務就好比是要在船上設置承重線來明確其載重的標準一般，經濟制度的制定就是為環境宏觀經濟設置同樣的限制，以此來預防環境宏觀經濟超過其速能承載的負荷。其也指出，就如同家庭等經濟形式從屬于整體的經濟市場一般，環境宏觀經濟也從屬于大的自然系統，且這二者也相互承擔能量的投入與產出，而這也正是環境宏觀經濟學的主要內容。

(二)研究主題的明確

關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Daly指出其所研究的內容更多的集中在規模等方面，而不是經濟配置的相關問題。且在這一研究中其也對規模和配置等進行了劃分，并同樣以船的承重線進行比喻指出，當水位超過船的承重線之后無論船的質量有多好也難逃下沉的結局，同樣，當經濟的形式超過了在一定時期內環境所能接受的承載度，那么盡管經濟形式使用如何優質的配置也難以繼續發展。所以，針對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除了要制定相應的經濟制度之外，還必須要在適度性的原則上研究其規模，以此來保證經濟能得到持續的發展。

(三)重視相關的環境政策

以環境宏觀經濟學所研究的主題來看，其對經濟所明確的規模往往和傳統經濟學中所指出的公平與穩定等方面的目標存在一定的共通性，因此，這也必然應成為環境宏觀經濟學所要研究的重點內容。然而，由于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規模適度可能與其他目標之間存在一定的沖突性，因此，但規模和配合問題處于同一系統中時往往無法得到有效的解決，這也就要求能在解決中采用相關的政策來作為工具。而Daly指出在這一問題中所運用的政策工具就是從可持續發展的目標出發來對人口的規模進行有效的控制，轉變以往知識產量的觀念而給予產率更多的重視。

二、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發展

HermanE．Daly提出了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有很多經濟學家也對其這一觀念表示了認同，并在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基礎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設想。如IS－LM－EE模型、環境定向技術、商業周期理論等等。

(一)IS－LM－EE模型

IS－LM－EE模型Heyes在21世紀初繼HermanE．Daly所提出的環境宏觀經濟學之后所提出了一種模型形式，這也是對環境宏觀經濟學最具影響的一項研究。對于環境宏觀經濟學而言這是一種全新的理論框架，能有效對其進行重新的評估，且從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看其也為經濟的發展提供了相關理論的支撐。而之后的Lawn和Sim等也在IS－LM－EE模型上有所研究。首先，Heyes在IS－LM－EE模型的研究方面提出了“環境均衡曲線”的相關概念，為Daly的環境宏觀經濟學提供了理論支撐;其次，Lawn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融入凈賬戶等相關的因素;最后，Sim同樣對在Heyes的IS－LM－EE模型基礎上對其進行了擴展，但與Lawn之間不同的是其在模型中更強調產出方面的缺口問題。

(二)環境定向技術

環境定向技術是上世紀90年代末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利用其框架對技術、經濟、環境這三要素的關系所進行的研究，也是在環境宏觀經濟學的基礎上所出現的一個全新的研究方向，而其中最為重要的就是在環境定向技術方面的研究。而在這一研究中也可針對對象的不同來進行進步模型的劃分:首先，節能技術。其在環境定向技術中具有典型性，能放寬在源消費基礎上經濟增長與其之間的限度;其次，環境定向技術的進步模型。這一概念由Acemoglu提出要求能融入勞動及資本等不同的要素;最后，開放經濟下的進步模型。這一模型主要是對封閉的經濟體進行擴張，讓其能在開放的經濟形式中實現進步模型的建立。

(三)商業周期的理論

在以往，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主要是對經濟波動的現象進行研究，但其主要從微觀的角度對技術等進行研究，就往往存在一定的假設性。而隨著人們生活質量的日益提高所帶來的環境問題也日益惡化，因此，在商業周期的相關理論中也應當融入相關的環境政策內容。而在這一研究中所采用的環境政策主要包括:“不確定沖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商業波動”背景下的環境政策、“確定及不確定”背景下的環境政策、“能源密集度模糊”背景下的環境政策。

三、結語

綜上所述，宏觀經濟學和環境之間往往有著非常密切的關聯，而就傳統的宏觀經濟學來看，其往往忽視了環境的重要性，而對相關經濟學的研究產生了一定的限制。而環境宏觀經濟學其提出了背景就在于環境在行為等方面的制約性，因而，要切實做好環境宏觀經濟學的研究就無法與環境等相脫離，因此，這一領域的研究在未來也將成為經濟學研究發展的主流。

［參考文獻］

［1］任力，梁晶晶．環境宏觀經濟學的興起與發展［J］．經濟學動態，201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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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俄羅斯學；研究方法；綜合交叉

中圖分類號：B512文獻標志碼：A文章編號：1673-291X（2011）03-0243-02

早在前蘇聯解體前，美國等西方國家就建立了“蘇聯學”，在前蘇聯解體后，“蘇聯學”就轉變為“俄羅斯學”。在俄羅斯，“俄羅斯學”已成為學術界的一個重要研究領域并已在高等院校開設“俄羅斯學”課程，其理論體系和研究方向已具雛形。在中國，對俄羅斯的研究尚處于按不同專業和領域進行分別研究或分散研究的狀態，如外國語言學中有專門研究俄語的；歐洲史學科有專門研究俄羅斯歷史的；應用經濟學科的有專門研究俄羅斯經濟的。這種分領域、分專業的研究基本上是相互獨立、各自為戰的，因而難以對俄羅斯這個民族、這個國家形成一種整體的觀點和立體的透視。為此，早在十年前中國學術界就提出了建立中國俄羅斯學的構想，并就中國俄羅斯學的研究對象、研究方法、理論體系和研究視角等進行日益深入的研討，但到目前為止，學術界對上述這些問題仍未形成共識。本文僅就俄羅斯學的研究方法問題發表一些拙見，以供學術界同仁參考。

一、決定俄羅斯學研究方法的主要因素分析

我們知道，任何一門學科都有自己特定的研究方法，如果沒有明確的研究方法，這門學科的研究就會陷入混亂和無序之中。同樣，如果一門學科的研究方法不科學、不適宜，那么，這門學科的研究就很難深入下去，也很難實現預期的研究目標，自然科學是這樣，社會科學研究也是如此。我認為，在社會科學領域一門學科的研究方法應分為基本方法和具體方法這樣兩個層次。基本方法是由人們的世界觀和價值觀決定的，而具體方法則是由學科的性質和特點及研究的目標決定的。對于俄羅斯學的研究來說，我認為其基本研究方法應該是堅持歷史唯物主義和辯證唯物主義的世界觀與價值判斷，采取唯物的、歷史的、辯證的、開放的和民主的研究俄羅斯應實事求是，應尊重歷史，應充分考慮到歷史環境、歷史條件和歷史背景，同時，應用辯證的觀點和多視角的方法去分析俄羅斯的人、事和思想進程。對俄羅斯的研究不能變成書齋里的研究和書堆里的研究，也不能變成某一學科的壟斷性、孤立性的研究，而應形成相關學科的開放式的交叉研究。俄羅斯學的研究也和其他學科的研究一樣，應在民主與平等的基礎上進行探討、爭論、批評與反批評，不能由任何人、任何機構壟斷學術話語權。

除上述應該堅持的基本研究方法之外，俄羅斯還應有自己特定的具體研究方法。我認為，一門學科的具體研究方法是由兩種主要因素決定的：一是這門學科的性質與特點；二是預期要實現的研究目標。在學科研究領域，不同類型、不同性質、不同特點的學科，其具體的研究方法是不同的，甚至是很大的不同。如，理工科的研究方法，從問題的提出到問題的解決，必須要遵循嚴密的邏輯關系和因果關系去分析和判斷，必須要經過實驗和證明才能得出最終的研究結論。而社會科學研究則更多地側重于定性分析、宏觀分析和對某些社會經濟現象的規律性、傾向性或趨勢性分析。但即使在社會科學領域，不同學科的研究方法也有很大的差異。如在經濟學科，如要證明某一經濟學原理或經濟規律，人們現在更多地使用數學模型進行定量分析和實證，而不是一般性的語言描述和定性分析。但在研究語言、文學、歷史、哲學、宗教等方面，人們卻很少使用數學模型，或者說很難進行定量分析。

決定一門學科研究方法的第二個重要因素是預期的研究目標，也就是研究的目的性。我們知道，研究方法是為研究目的服務的。從正常的邏輯關系看，采取何種具體的研究方法，主要是由研究目標和目的決定的，而不是相反。要達到特定研究目標，人們會嘗試和選擇必要的、合適的和正確的研究方法。比如，人們要確切地知道隨著收入增加，食品支出與家庭總支出的比例關系，就需要通過數據和模型，用計量分析的方法來進行實證，不采用這種研究方法，就不會得出“恩格爾定律”。

二、俄羅斯學的研究方法之我見

我們擬創建的中國俄羅斯學是一門新學科，它既不是對俄羅斯某一領域的研究（如歷史、文學、哲學等），也不是一種國別研究，而是把俄羅斯做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的，因此，它既與其他人文社會科學學科有共同點，也有其自身的獨特性。有鑒于此，我認為俄羅斯學的研究應采取如下具體方法。

一是分領域研究與多元交叉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俄羅斯學應是一個具有高度綜合性和整體性的學科，然而，它又是由諸多研究領域和專業組合或整合為一體的學科。從人文社會科學的研究規律和具體研究方式上看，應在各個領域研究的過程中實行多元的交叉研究；在各個領域研究和專業的基礎上進行綜合研究。各個領域和專業的研究是基礎，而交叉研究和綜合研究是一種整合與整體分析方法，通過這種方法實現最優研究效果和預定或期望的研究目標。

二是靜態研究與動態研究相結合的方法。北京第二外語學院的付曉霞教授在“探討俄羅斯學”一文中提出，既研究“靜態”的社會文化的發展結果，又關注“動態”的俄羅斯文化文明的發展方向[1]。作者在文中把研究靜態的和動態的俄羅斯文化作為俄羅斯學的研究方向[1]。我認為，無論是靜態研究，還是動態研究都屬于研究方法的范疇，這兩種方法在其他一些人文社科學科研究中也經常使用，而在西方經濟學研究中尤其受到推崇，把這兩種方法結合起來作為俄羅斯學（而不僅僅是俄羅斯文化）的研究方法，對于實現俄羅斯學的預期研究效果和研究目標不但是適宜的，而且也是非常必要的。一般來說，靜態研究可以對俄羅斯整體及相關領域（如歷史、文化等領域）一些本質性、特征性、模式性和規律性的東西進行抽象和概括；而動態研究則可對俄羅斯整體和相關領域（如經濟、政治、軍事等領域）的發展與變化過程、變化效應、最新態勢和未來走向等進行研究和預測。這兩種研究方法的結合，可以從過程、本質、狀態和走勢四個角度對俄羅斯進行立體透視。

三是歷史研究與現實研究相結合的方法。俄羅斯學不但要把俄羅斯民族的歷史作為一個整體進行研究，還要對俄羅斯民族和國家各個領域的歷史演變進程進行研究，如民族發展史、政治變遷史、文學史、經濟史等。不研究昨天的俄羅斯就難以真正地理解今天的俄羅斯。但是重要的是，應把對俄羅斯的歷史研究與對俄羅斯的現實研究緊密結合起來，從而使對俄羅斯的現實研究具有堅實的基礎、豐富的內涵和對本質性、特征性、規律性的準確把握。這里所說的俄羅斯的現實，不僅僅限于俄羅斯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科技等應用范疇和國家范疇的內容，也包括文化、宗教、哲學和社會思潮等意識形態范疇的現實。

四是縱向比較與橫向比較相結合的研究方法。所謂縱向比較，一是指把俄羅斯作為一個整體，對其在歷史進程中的各個階段、各個時期進行比較研究；二是對俄羅斯各個領域（如文化、民族、宗教、政治、經濟、對外政策等）在不同歷史階段、歷史時期的發展進行比較研究。這種縱向比較可以揭示俄羅斯在不同階段和不同時期的文明狀態、特點、成因、環境及其傳承的特質性與規律性，從而使我們對俄羅斯民族有一個較為清晰、準確的歷史觀和文明觀，使我們能夠更好地認識和理解今天的俄羅斯。所謂橫向比較是指，把俄羅斯一些具有代表性和重要性的領域（如文化、民族、價值觀念、政治制度、對外政策、安全戰略等）與其他民族和國家進行比較研究。俄羅斯是地跨歐亞兩大洲的國家，它的文化具有東西方融合的特點。俄羅斯是當代的政治大國和軍事大國，同時又是資源豐富和市場潛力巨大的經濟體和處于社會經濟轉型的國家，因此，對俄羅斯進行橫向比較研究，將使我們既可以更加深入地揭示俄羅斯自身的特點，又可以更加清晰地看到俄羅斯與其他民族和國家的差異。我們認為，對俄羅斯的橫向比較研究，應把重點放在與中國的比較和與歐美的比較方面，這不僅是現實的需要，也是由俄羅斯自身所兼具的歐亞特點所決定的。

五是參考修正法。所謂參考修正法是指，把俄羅斯專家學者研究俄羅斯某一領域的觀點和結論作為中國學者研究的一種重要參考，進行比較和修正，從而使我們對俄羅斯的研究更客觀、更準確、更接近俄羅斯的實際。實踐證明，在人文社科領域，一個外國學者研究其他國家的某一領域、某一問題時，經常會出現事實不準確、判斷或推理不客觀，有時得出的研究結論甚至荒唐可笑。由于歷史、文化、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的差異，同是俄羅斯的一個事件或一種行為，俄羅斯人的理解和中國人的理解會有很大的不同，有時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理解。因此，我們在研究俄羅斯問題時，應充分參考俄羅斯專家學者的研究成果，對我們的研究結論或觀點進行必要的修正。

篇7

關鍵詞：壟斷；反壟斷法；法經濟學；經濟學基礎

前言

在當代社會中，經濟和法律開始了較為全面的滲透和融合，法經濟學逐漸興起。法經濟學是用經濟學的方法和理論（主要是用微觀經濟學理論，以及運用福利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及其他有關實證和規范方法）考察、研究法律和法律制度的形成、結構、過程、效果、效率以及未來發展的學科。運用經濟學研究、分析、評判法律問題，帶給我們更多新的啟示。壟斷是一個極其復雜的經濟問題，而反壟斷又是一個法律勢在必行必須規制的問題，法律與經濟的融合在反壟斷中有很充分的體現。因而，在反壟斷法中，處處體現著經濟學的理論基礎。

一、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壟斷的社會損失

市場競爭是否有效率，關鍵在于邊際收益是否接近邊際成本。為了使利潤最大化，經營者必須高效率的合理組織生產要素、最有價值的利用資源。企業利潤最大化和消費者效用最大化是合理的經濟學假定，這是市場機制正常有效運轉的結果。只有競爭均衡出現時，市場中的資源才得以優化配置，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之和才能達到最大，社會總財富才能達到最大。如果市場中出現壟斷，具有市場支配地位的寡頭們會通過價格大于邊際成本的手段攫取壟斷利潤，從而造成消費者剩余和生產者剩余之和小于自由競爭的收益，不僅增加了社會成本，也減少了社會總財富，造成了嚴重的社會損失。

（一）生產者剩余的損失

如果僅僅限制產品價格而不限制產量，壟斷成員為了增加利潤就會競相擴大生產規模，這樣壟斷價格就難以維持，所以數量壟斷總是與價格壟斷聯系在一起的，寡頭們通常在維持壟斷價格的同時減少產量。產量的減少會造成生產者剩余損失，導致社會得到的產品達不到它應當得到的數量；而壟斷高價又同時引起互補品的價格上漲，會壓低互補品的消費量，導致互補品需求量下降，生產互補品的行業也會萎縮。

（二）消費者剩余的損失

消費者剩余的損失分兩種情況：第一，部分消費者放棄購買壟斷產品轉而購買廉價的替代品，這部分消費者剩余的損失無法從壟斷者的壟斷利潤中得到彌補，這是社會凈損失。同時，消費者購買廉價替代品刺激其他經營者利用稀缺社會資源生產劣質產品，花費了更大的成本。第二，壟斷者提高價格后，部分消費者仍然購買壟斷產品，消費者多付的價款，轉化成了壟斷者的壟斷利潤，此時社會財富總量并未減少。但是在此種情況下，以壟斷利潤的形式獲得有利可圖的轉移支付這種機會，會把真實的資源吸引到銷售者謀求壟斷的努力和消費者避免支付壟斷價格的努力中去，在這些努力中所消耗的資源的成本，其實是獲取壟斷所造成的損失，這也是壟斷的成本。

（三）其他損失

除了生產者剩余和消費者剩余的損失之外，壟斷還會造成其他的社會損失。為了獲取壟斷地位，經營者可能會利用投資游說立法機構和管制當局；為了維持壟斷地位，經營者也可能采取廣告等非價格競爭形式耗費資源；雖然從長期來看，壟斷能促進創新，應當鼓勵，但經營者很可能濫用壟斷勢力造成反效果。壟斷造成的這些損失，雖然不是現實的、有形的物質財富損失，但是整個社會的實際收入會低于自由競爭情況下可能達到的潛在收入，這一損失長時間累積也是相當巨大的。

二、反壟斷法的法經濟學分析

從自由競爭到壟斷，再到對壟斷行為進行限制，這是商品經濟發展的過程。經濟學為反壟斷法提供了很多理論基礎，比如交叉需求彈性理論為如何劃定市場提供了經濟學的思路；供給和需求理論支配了完全競爭市場結構條件下的市場均衡；效用最大化理論解釋了壟斷者在博弈過程中將會如何抉擇。經濟學的基礎理論使得我們在反壟斷法的制定、實施過程中能夠尋求到最佳點，更容易找到最適合反壟斷法實施的方式。

（一）反壟斷法上壟斷概念的經濟學分析

壟斷一詞來源于經濟學，在經濟學中，壟斷通常是指少數大企業或若干企業的聯合獨占市場。這種聯合的或者獨家的企業，控制著某一個甚至幾個部門的生產和流通，在該部門的經濟活動中占統治地位。經濟學中的壟斷是一種利弊兼有的經濟現象，判斷壟斷適度與否，應該比較它帶來的利弊大小：如果壟斷沒有導致市場結構失去有效競爭或者有可能失去有效競爭；壟斷符合規模經濟的要求，沒有導致規模不經濟的現象；壟斷符合國家利益和廣大消費者利益的需要，這些壟斷就不應被認為是過度壟斷，而是適度壟斷。

反壟斷法所禁止或者限制的壟斷，理所當然應當是經濟學中的過度壟斷。經濟學的概念，決定了反壟斷法的對象。但是反壟斷法規制的重點應該在于過度壟斷所帶來的消極后果。結合經濟學基礎，從反壟斷法的角度，我們可以分析壟斷的含義：壟斷主要是指以單獨或合謀以及其它方式，憑借其經濟優勢，限制、支配他人的生產經營活動，在一定范圍內限制競爭的有效展開，違反規模經濟的要求，損害他人或社會公共利益的行為。由此可以看出，經濟學中的壟斷，側重于判斷市場的狀態；反壟斷法中的壟斷，側重于市場狀態下經濟主體的行為。構成反壟斷法中壟斷的要件是：以特定的行為和方式--單獨、通謀或其他方法，達到特定的效果--在一定范圍內限制了有效競爭的開展，違反了規模經濟的要求，損害了社會的公共利益。

（二）制定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基礎

市場經濟條件下，世界各國的反壟斷法，都有相似的經濟學基礎，即經濟自由主義和經濟民主主義兩大經濟學理論基礎。經濟自由和經濟民主相輔相成，反壟斷法對經濟民主和自由的保護是統一的，其統一的基礎在于：自由、公正、競爭的市場既是自由的，又是民主的，反壟斷法在維護自由、公正、競爭市場的同時，就維護了經濟的自由和經濟的民主。

經濟自由主義理論始于亞當?斯密，他主張建立一種使"經濟人"和"看不見的手"都能充分發揮作用的市場機制，這個機制歸納起來，就是一種完全競爭的經濟模式。他在《國富論》中提出著名的"壟斷弊害論"：壟斷將導致產量減少、資源浪費和效益降低，破壞"看不見的手"對市場的自發調節作用。這一觀點迄今仍支撐著現代微觀經濟學對壟斷的基本看法。新自由主義是現代西方經濟學的一個重要流派，它的基本特征是推崇市場經濟的作用，倡導國家應奉行自由主義經濟政策，減少對市場的干預，主張給私人經濟活動充分的自由，同時它也強烈反對各種經濟力量對競爭的禁錮，以避免效益損失。這樣，經濟自由主義就不可避免的成為了制定反壟斷法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基礎。

經濟民主主義以經濟機會均等和經濟平等為主要內容，其基本觀點是：為了實現經濟上的民主，國家必須盡可能的保障企業自由，為企業提供開業的平等權利，并盡可能的保障企業之間無論大小、強弱都平等的擁有參與經濟活動的機會。壟斷勢力以及壟斷力量的濫用全部或者部分的取消了相關市場中的經濟機會均等和經濟平等，是違反經濟民主的，國家應當以法律為手段，對壟斷力量予以有效的控制。因此，經濟民主主義同樣成為了制定反壟斷法的重要經濟學理論基礎。

（三）對我國《反壟斷法》的經濟學思考

西方發達國家的壟斷是在成熟的市場經濟體制環境中、市場失靈的情況下產生的一種經濟壟斷，而我國存在行業壁壘、地區壁壘、政府限制交易或者強制交易、政府專有交易等壟斷行為，不同于西方市場經濟國家的經濟壟斷，這些壟斷都有政府"行政力量"在背后支持，于是中國學者借用了行政壟斷這個概念。我國傳統上實行的是計劃經濟體制，這直接導致了我國《反壟斷法》是在不成熟、不完善的市場經濟條件下出臺的，競爭不充分使得《反壟斷法》在某些領域的生存基礎先天不足。我國同樣也存在經濟壟斷，但是行政壟斷較之更為嚴重，更亟待解決。

行政壟斷在我國已經根深蒂固，許多壟斷行業基本上都是在政府的直接或間接庇護下生存的，因此他們會采取各種措施對抗中央政府制定和實施的各種反壟斷政策，以保護自身的利益。相比于經濟壟斷，我國行政壟斷的數量和危害程度都更大，但08年實施的《反壟斷法》僅簡單的規定："行政機關和法律、法規授權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務職能的組織濫用行政權力，實施排除、限制競爭行為的，由上級機關責令改正；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法給予處分。反壟斷執法機構可以向有關上級機關提出依法處理的建議"。此外，沒有任何其他針對行政壟斷的有效措施。

隨著我國《反壟斷法》的實施，在一定程度上對經濟壟斷有抑制作用，也利于抑制行政壟斷數量的增加。但是，要想徹底的解決我國行政壟斷的問題，唯一可行的辦法只有進一步加強市場經濟體制的改革，光靠《反壟斷法》想要對行政壟斷進行有效規制是不切實際的。我們不能期待這部法律能單獨解決行政壟斷的問題，它只是一部有關微觀經濟的法律。

三 、從經濟學的角度分析反壟斷實踐中的沖突解決

現今的反壟斷的實踐過程仍充滿了沖突，比如許多學者主張大部分甚至完全廢除反壟斷法的同時，越來越多的國家和地區開始實施反壟斷法或相似的反壟斷政策；在經濟學家和法學家越來越提倡采用"理性原則"時，根據"本身原則"來執法的情況還是到處可見；即使在同一套法律或者同一份反壟斷案件的法庭判決內，仍然常常找到自相矛盾或含糊不清的論據。利用經濟學的成果，可以調解反壟斷在實踐過程中的沖突，通過對反壟斷司法進行一定程度的改進，使這些沖突能夠在訴訟和抗辯過程中自發的得到解決。

經過一百多年的實踐，美國判例的趨勢表明"本身原則"無法識別哪種商業行為是肯定有害的，然而根據"理性原則"，試圖通過考慮某種商業行為的綜合社會效果來判斷其是否有害，也不能解決問題。原因如下：

第一，反壟斷訴訟中的不同角色，對所謂的社會效果，會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而反壟斷法的目標本來就是多元化的。如反壟斷法的立法者會擔憂低價對壟斷競爭的小企業造成傷害，也擔心歧視性定價的問題，他們還擔心高價對消費者造成的傷害，然后他們對高價的擔憂主要是認為壟斷性定價會造成財富分配不公，而不是擔心壟斷性定價會影響資源的有效配置。保護競爭者免受低價的傷害與保證消費者免受高價的傷害--這是不相容的政策目標。

第二，司法會出現兩種錯誤，一種是把本來是促進競爭的行為錯判為反壟斷違法；另一種是把本來具有反競爭效果的行為錯判為合法。法庭如果把本來是促進競爭的行為錯判為反壟斷違法，即錯殺了無害的商業行為，會對社會造成持久的傷害；法庭如果把本來具有反競爭效果的行為錯判為合法，即放過了有害的商業行為，這種錯誤可以由市場力量來糾正，不如第一種錯誤造成的損害嚴重，所以重要的是第一種錯誤。在實踐中，法官的出錯率是比較高的。

由上可知，在反壟斷的司法實踐中，"理性原則"仍然是一套含糊不清和自相沖突的訴訟程序，不可能得到很好的適用。此外，司法過程會出錯，錯殺無害的商業行為這種錯誤會由于法律的強制力而放大它對促進競爭的商業行為的抑制，那么我們可以得出解決反壟斷實踐中的沖突的方法：為了慎重起見，反壟斷司法的"理性原則"應該解釋為讓反壟斷的原訴人承擔這樣的舉證責任，即證明其控訴的經濟學基礎不僅是邏輯自洽的而且是具有現實性的。

結語

反壟斷法應當以效率為優先的價值目標，同時兼顧公平，這在我國現階段尤為重要。以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維護市場機制的正常運轉，有效發揮其優化配置資源的功能，提高社會總體福利，需要競爭和企業這兩個工具。反壟斷法的目的是使企業經營的結果與競爭市場運轉的結果協調一致，即企業運轉的結果符合自由市場運轉的結果。在法學和經濟學逐漸滲透和融合的今天，運用經濟學理論解決反壟斷法的制定和實施問題，在我國的反壟斷法實踐中有很大的現實意義。

參考文獻：

[1].薛兆豐.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基礎[J].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8（11）.

[2].關立新，杜江.反壟斷法：基于法經濟學視角的解析[J].商業研究，2008（8）.

[3].尹德洪.反壟斷法的法律經濟學分析--兼評《中華人民共和國反壟斷法》[J].貴州財經學院學報，2008（6）.

[4].高桂林，肖彥山.反壟斷法的經濟學和法理基礎[J].廣西社會科學，2005（12）.

篇8

關鍵詞：排污權交易 理論基礎 經濟學 管理學 法學

引言

理論基礎是指理論依據和來源。排污權交易作為一種有效控制污染的政策和措施，其產生和發展都有著寬廣而深厚的理論基礎。對排污權交易理論基礎的研究目前主要集中在分析排污權交易的經濟學理論基礎這方面，而缺乏分析排污權交易的管理學、法學理論基礎，并且已有的理論基礎研究大多是介紹性的，缺乏全面的深入分析。

2011年10月17日《國務院關于加強環境保護重點工作的意見》（國發〔2011〕35號）明確指出“推行排污許可證制度，開展排污權有償使用和交易試點，建立國家排污權交易中心，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 2011年12月20日《國家環境保護“十二五”規劃》也提出要健全排污權有償取得和使用制度，發展排污權交易市場。拓寬排污權交易理論基礎研究的視角和范圍，可以為我國排污權交易法律制度的完善提供更多的理論支撐。

排污權交易的經濟學理論基礎

（一）外部不經濟性

從經濟學角度來看，環境問題主要是經濟問題。在西方經濟學中，經濟活動的外部性是解釋環境問題形成的基本理論。對外部性的探討從古典經濟學時期就已經開始，但外部性作為一個正式概念，最早是由馬歇爾提出，并由福利經濟學家庇古豐富和發展。庇古區分了外部經濟和外部不經濟，庇古在解釋二者時指出：“此問題的本質是，個人A在對個人B提供某項支付代價的勞動過程中，附帶地，亦對其他人提供勞務（并非同樣的勞務）或損害，而不能從受益的一方取得支付，亦不能對受害的一方施以補償”（ 庇古，1971）。可見，外部性是指某個微觀經濟單位的經濟活動對其它微觀經濟單位所產生的非市場性影響。

所謂非市場性，是指這種影響并沒有通過市場價格機制反映出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分為外部經濟性和外部不經濟性兩方面，外部經濟性是指正面的，積極的，有益的外部性，即未被反映在產品價格上的那部分經濟活動的副作用，對社會而言是有益的。如蜂農養蜂的直接經濟效益是生產蜂蜜，但蜜蜂采蜜時為果樹授粉而給果農帶來了好處，這就是蜂農養蜂活動的外部經濟性（蔡守秋，2002）。

外部不經濟性又稱負面的，消極的，有害的外部性。如生物化工廠的直接產品是化工產品，但在生產過程中會產生許多廢氣、廢水、廢渣等污染物，這些污染物對環境造成了污染，但在化工產品的價格中卻沒有將這些污染造成的損失計入市場交易的成本中。庇古非常重視外部的不經濟性，他認為，在商品的生產過程中存在著社會成本與私人成本的不一致性，這兩種成本之差就構成了經濟活動的外部性。外部不經濟性與造成污染的產品生產者和消費者沒有直接聯系，污染不影響該產品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之間的交易，不能在市場上自行消除。

外部不經濟性理論深刻揭示了環境問題產生的經濟根源。分析環境污染行為的外部不經濟性原因，并尋求內部化的途徑，也就成為解決環境問題的根本辦法。排污權交易制度正是建立在將排污成本內部化，并有效配置環境容量資源，達到有效環境治理目的的機制和措施。

（二）“公地悲劇”理論

“公地悲劇”這一概念來源于哈丁的同名論文，它描述了一個向所有牧民開放的牧場的經營情況：該牧場是公有的，畜群是私有的。自然法則是草場對牲畜的承載力是有限的，每增加一頭牲畜都會給草場帶來某種損害，但是這一損害由全體牧民分擔。而市場法則是每個牧民都力求使個人利益最大化。牧民盡可能地增加牲畜頭數，因為每增加一頭牲畜，他將獲得為此帶來的全部收入。作為“經濟人”的牧民，他們只考慮如何擴大畜群以增加收入，完全不考慮整個草場的破壞和退化，最終導致了草場報廢，使全體牧民都不得不從草場撤出，從而釀成“公地悲劇”。 哈丁“公地悲劇”理論說明了產權不明使得企業和個人使用資源的直接成本小于社會所需付出的成本，從而會導致資源被過度使用。

“公地悲劇”說明了資源環境具有公共物品的特征，對污染物的凈化能力是一種環境資源，對這種公共物品的自由使用，每位排污者都在追求利益最大化，無節制的排污行為便導致了環境公地悲劇的產生。排污權交易以總量控制和排污許可為前提，總量控制確認了環境容量資源的國家產權屬性，需有償使用而不再是公共物品。排污許可確認的污染物排放量則界定了排污者的排污權產權屬性，既實現了對排污行為的有效監管和控制，又通過不同排污者之間排污權交易實現了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

（三）科斯定理

1960年，科斯在芝加哥大學《法與經濟學雜志》上發表的《社會成本問題》一文中運用交易成本理論分析了法律制度對資源配置的影響，提出了著名的科斯定理：若交易成本為零，無論法律對權利如何界定，只要交易自由，資源都可以通過市場機制得到有效配置，換言之，當交易無成本時，法律權利的任何分配都能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此為科斯第一定理。但在現實世界中，交易成本總是大于零，由此又推出科斯第二定理：即在交易成本為正的情況下，不同的法律權利界定會帶來不同效率的資源配置。因此，能使交易成本最小化的法律是最適當的法律。

對外部不經濟性問題的解決，科斯定理不同于庇古理論。庇古理論認為，外部不經濟性無法通過市場來解決，需要政府介入以克服“市場失靈”，如通過政府實施稅收的方式，將污染成本增加到產品的價格中去，實現外部成本內部化。由于政府的干預也是具有成本的，即禁止污染也會產生社會成本。因此科斯提出了“非干預主義”方案：認為政府干預行為是非理性的，完全可以通過市場機制來解決外部性內化問題。

因此科斯定理推論出，在交易成本高昂時，采用一種替代性的經濟組織形式可能以更低的成本達到同樣的結果，從而使效益增加，企業就是這樣一種更有效率的經濟組織形式。但是科斯并沒有簡單在市場、企業與政府之間進行取舍，而是重視政府在特定交易發生的制度環境中的作用。排污權交易制度就是通過明確排污權的產權屬性，通過市場機制實現環境容量資源的優化配置，調動了排污企業治理污染的積極性，同時，通過政府的制度安排減少了交易的成本，從而實現外部不經濟性的最優解決。

（四）資源稀缺性

資源稀缺是經濟學研究的出發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薩繆爾森曾將經濟學定義為：它“研究的是社會如何利用稀缺資源以生產有價值的產品，并將它分配給不同的個人”。同時，經濟學還認為，只有稀缺資源才具有交換價值，才能夠成為商品。環境是一種資源，不僅僅體現在作為生產的資源要素方面，它還具有對污染物質的凈化能力，形成環境容量資源。在人口較少，生產力水平較低的情況下，環境的容量資源顯得十分豐富，無論在資源的價值上還是在數量上，都既能滿足人們的生活需要，同時又能滿足人們的生產需要，因此它被認為是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但是，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 經濟迅猛發展和人口的迅速增長，污染物排放已遠遠超出環境的可容納能力，導致環境容量資源的稀缺程度急劇上升。這種環境功能資源的稀缺性和環境容量資源的稀缺性正是總量控制的理論基礎，也是排污權交易的前提。

管理學理論基礎

（一）市場失靈與政府失靈

市場失靈是指由于市場的內在功能性缺陷和外部條件缺陷引起的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的某些領域運作不靈，導致資源配置無效率或低效率。產生環境問題原因的外部性因素實際上是市場失靈的表現。環境資源的公共物品屬性，也使得在環境資源領域，市場機制不能很好的發揮它的作用。

當市場失靈的時候，人們希望通過政府干預來彌補市場失靈的缺陷，用“看得見的手”去解決“看不見的手”辦不好的事情。但是在很多情況下“看得見的手”并沒把事情辦好，甚至比“看不見的手”處理得更糟，由此便產生了政府失靈。政府失靈主要是指政府在社會經濟發展過程中，不能有效地發揮自己的作用。政府失靈的主要表現有：代表性的局限、信息的有限性、對私人部門控制的有限性、決策的時滯性和實施的有限性、決策程序的有限性和政府干預的失控性等。

從市場失靈和政府失靈可以看出，單純依靠市場手段或單純依靠政府手段都不能有效解決環境問題。只有充分發揮政府和市場各自的優勢，使二者相互協調、相互配合、取長補短，才是正確的解決之道。排污權交易是在政府管制失靈情況下利用市場機制來達到控制污染的目的，但它不是純粹市場性手段，而是政府管制和市場機制相結合的產物。排污權交易制度中，從污染物總量的設定、排污權的初始分配以及交易市場的構建、運行、監督，政府的職能都必不可少，但此時政府管制的理念、手段和對象都已經發生了根本變化。如政府的角色從排污（配額）交易的主體變成排污權（市場）交易的監督者和保護者，從“運動員”轉變成“裁判員”。因為單靠剛性管制手段并不能引導排污主體的積極性，更需要法律確認的具有財產屬性特征的排放權利及交易制度來進行利益引導，達到環境保護和經濟效益的最終目的（王清軍，2009）。

（二）公共選擇理論

狹義的公共選擇理論將公共選擇的理論和方法應用于公共行政管理領域，既把官僚看成是理性的經濟人，也把官僚機構作為生產者納入公共選擇的供給模型，關注的重點是政府的公共管理和公共政策，因而被稱為“官僚經濟學”。公共選擇理論認為，西方社會出現的諸多問題，并不是市場制度的失敗，而是政治（政府）制度的失敗，準確地說，是政府制度安排的失敗。所以，有必要以改革為基礎，建立一個能夠有效制約政府公共行為的政治決策體系，即公共選擇制度（張國慶，2007）。

公共選擇理論對政府失敗的分析也合乎邏輯地得出矯正政府失敗的方法，其結論是：一要通過社會制度的改革，約束和限制政府權力。二要用市場的力量改進政府效率。進行政府改革，并不是要否定政府干預，而是有效把握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干預行為的局限性及限度問題，確定好政府干預的范圍、內容、方式及力度，使政府更好地履行其職能。

因而，在市場經濟下，政府也要利用市場機制來解決市場失靈問題，將市場調節與政府控制結合起來，在市場機制運作的基礎上充分發揮政府環境管理作用。排污權交易制度正是這一思想的集中體現，是政府在環境管理過程中公共選擇的結果，它實現了政府與市場的有效結合，使政府充分運用市場機制來高效控制環境污染（吳玲，2007）。

（三）制度變遷理論

制度是調整人們行為規則的總和。制度并非一成不變，會隨著社會的發展和環境的變化而變遷。所謂制度變遷是指制度諸要素或結構隨時間推移、環境變化而發生的改變，是制度的替代、轉換和交易過程。制度變遷是制度需求誘發的結果。諾斯在 1971 年與蘭斯·戴維斯合著的《制度變遷與美國的經濟增長》一書中提出，制度變遷與技術進步具有相似性，同樣是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的源泉。諾斯指出，推動制度變遷和技術進步的行為主體都追求利益最大化。當然，不同的行為主體如個人、團體或政府推動制度變遷的動機、行為方式以及產生的結果可能不同，但都要服從制度變遷的一般原則和過程。制度變遷的成本與收益之比對于促進或者推動制度變遷起著關鍵作用，只有在預期收益大于預期成本的情況下，行為主體才會去推動直到最終實現制度的變遷，反之亦然（盧櫟仁，2010）。

制度變遷理論為排污權交易制度替代傳統的末端控制制度及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制度奠定了理論基礎。從排污權交易產生的制度動因來看，是環境問題日趨嚴峻需要有效制度應對的結果。傳統的濃度控制、排污收費等制度屬于末端控制方式。隨著我國經濟的迅速發展，末端控制方式下污染物排放總量不能得到有效控制，環境污染惡化的趨勢得不到有效緩解。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也因其高成本、低效率的弊端而無法有效改善日益嚴峻的環境狀況。

排污權交易體現了總量控制的要求，相對于排污收費的末端性特點而言是一種全過程控制的措施，相對于直接管制的命令控制方式而言是利用市場機制解決環境污染問題，是一種有效的環境經濟政策。從排污權交易的制度目標來看，是通過激勵機制促使污染者減少排放，從而實現環境治理的高效率。

（四）新公共管理理論

20 世紀 70 年代，公共管理出現了新的范式轉換，西方各主要國家掀起了一場“政府再造式”的新公共管理運動，等級僵化的科層體系向著一種更加靈活、以市場為基礎的公共管理轉變。這場轉變是在適應全球化、信息化以及提高政府效率為背景下開展的。新公共管理亦稱管理主義，近似的稱謂還有“后官僚制理論”、“市場化公共行政理論”。新公共管理有這幾個中心學說：以管理而非政策為焦點；以業績評估和效率為焦點；將公共官僚機構分解成各種建立在使用者付費的基礎上的處理事務的機構；準市場的使用和合同承包以培育競爭；一種強調產出目標、限制性項目合同、金錢誘因和自由裁員的新管理風格（陳振明，2000）。排污權交易是新公共管理理論在政府環境管理領域的生動體現，是政府在環境管理中引入市場機制，注重污染控制的總量目標和環境管理效率的實現。

法學理論基礎

（一）環境權理論

所謂環境權，是指公民及其相關主體對影響其生存和發展的各種環境因素所享有的各種權利。從權利的內容上來說，環境權是一個包含有多項子權利的權利體系，如環境使用權，即主體有開發、利用環境資源進行生產的權利（李愛年等，2004）。污染物的排放是人類正常生產活動的副產品，在目前的科學技術條件下，完全無污染是不可能的，只能是采取措施減少人類活動中污染物質的產生。因而，要進行正常的生產活動，排放一定的污染物也是環境權的內容之一，即對環境容量資源的一種利用。在環境容量資源有限的條件下，要保證環境質量必須對排污行為實施有效的制度安排，因而確認排污權并通過排污權的交易以實現環境資源的優化配置也是保障人們環境權的要求。

（二）法律價值理論

博登海默（1999）說過：“任何值得被稱為法律制度的制度，必須關注……某些基本價值”；“一種完全無視或忽視上述基本價值的一個價值或多個價值的社會秩序，不能被認為是一種真正的法律秩序”。可以說，價值是一個法律制度存在與發展的前提與基礎。其中，公平和效率是法律的兩個基本價值，是法應當促成實現的價值。法的效率價值是指法能夠使社會以較小的社會資源投入，獲得較大的社會實際效果；法的公平價值是指依照自然法則或自然權利的正義。這兩種價值可以和諧共存，但又經常處于深沉的張力之中，是一對既相適應又相制約的法律價值。一方面，以效率為標準配置社會資源，促進經濟增長，增加社會財富總量，在此基礎上才有可能實現高層次的公平，即共同富裕。另一方面，如果把效率絕對化，不考慮公平，就可能導致收入懸殊，兩極分化，造成社會不穩，影響以致從根本上損害效率。這就需要運用各種機制來衡緩平價值，盡可能和它們之間的張力，擴大它們之間的互補性。

排污權交易是以經濟手段刺激企業減少排污量和充分利用環境容量資源，它既體現了效率優先原則，又同時具有公平的價值取向，涉及到在社會成員間公平地分配經濟和環境的費用以及利益。

首先，通過排污權交易，可以實現對環境容量資源使用的合理負擔，使生產活動的外部性問題得以公平解決。如排污者由于超量減排而剩余排污指標，出售排污指標而獲得的經濟利益，就是市場對有利于環境的外部經濟性的激勵。如果排污者無法按政府要求減排，則需支出的費用以購買排污指標，就是市場對不利于環境的外部不經濟性成本的內部化。因此，排污權交易制度既能控制排污總量又能有效地配置環境資源。

其次，通過排污權交易為新的污染源提供一個獲得排污權的較為公平的機會，并在競購排污權時可以公平自由地競價；再次，排污者作為理性的經濟人，在市場機制的激勵下，必然會采用先進的污染治理技術并不斷地開發更加有效的技術，由技術進步而帶來的排污權節余又會為企業帶來收益，實現效率和公平的統一（王育紅，2009）。因而，排污權交易制度既具符合公平效率價值的內在品質，又具保障公平促進效率的價值取向。

參考文獻：

1.庇古.福利經濟學（上冊）[M].臺灣銀行經濟研究室，1971

2.蔡守秋.論排污權交易的法律問題[EB/OL].（2002-10-10）[2012-03-29]. http：///article.asp？id=24876

3.Ronald H.Coase. The Problem of Social Cost[J].Law and Economics， Volume 3，October，1960

4.[美]保羅·薩繆爾森.經濟學[M].華夏出版社，2001

5.王清軍.排污權交易若干問題之思考—以水污染為視角[J].武漢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9（4）

6.張國慶.公共行政學[M].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

7.吳玲.排污權交易制度研究的理論基礎[J].中國農學通報，2007（4）

8.盧櫟仁.諾斯的制度變遷理論[J].產權導刊，2010（1）

9.陳振明.評西方的“新公共管理”范式[J].中國社會科學，2000（6）

10.李愛年，彭本利.環境權應成為環境法體系的重心[J].湖南師范大學學報，2004（4）

11.[美]E·博登海默.法理學—法哲學及其方法[M].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9

12.王育紅.科學發展觀視角下論我國排污權交易法律制度[J].河北法學，20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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