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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金融科技呈現爆發式增長的情況下，文章選取61家商業銀行2010-2019年的年度數據，參考已有研究方法，構建商業銀行金融科技指數。在此基礎上，運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得出，金融科技的發展對商業銀行創新能力具有積極的正向影響，并以此對商業銀行如何利用金融科技提高其創新能力提出相應的建議。

關鍵詞：金融科技；商業銀行；銀行創新

近年來，隨著大數據和云計算技術的發展，以及區塊鏈技術、人工智能的應用，金融科技呈現一種爆發式的增長[1]。《金融科技（FinTech）發展規劃（2019-2021年）》指出未來要在金融科技應用水平上全面提升，將其打造成為金融高質量發展的“新引擎”，提升金融服務的質量和效率。金融科技依托先進的技術手段，緩解了一部分的信息不對稱問題，但同時金融科技的發展也對傳統的金融機構的經營造成了一定的沖擊，尤其值得關注的是對銀行業的影響。在金融科技快速發展的態勢下，商業銀行會主動或被動地進入金融科技帶來的金融結構變革的浪潮中，防范逆向選擇和道德風險。商業銀行的創新能力是否會受到金融科技發展的影響，金融科技是激發了商業銀行的創新還是阻礙了其創新，是本文要探討的問題。

1研究現狀與研究假設

1.1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傳統業務的影響

大銀行業務對焦大企業，小銀行業務對焦小企業是傳統的銀行業務模式，大銀行在金融科技的發展下，會突破以往以“硬信息”為主要條件，縮小與小銀行“軟信息”獲取能力[2]上的差距，搶占新的客戶群，而這些客戶群一般是小銀行的低風險客戶[3]。利率市場化導致了存款付息成本提高，銀行負債端的結構被動地發生變化[4]，由于目前我國銀行業的主營業務依然是“存貸款業務”，存款結構的惡化會使得銀行投資高風險的項目，如此便加重了銀行的風險承擔[5]。

1.2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創新能力的影響

吳成頌等[6]在對我國62家城市商業銀行的數據進行分析時發現，金融科技和城市商業銀行創新能力呈現出負相關關系。金融科技的發展會使得互聯網金融搶占城商行的中間業務收入，抵消了其對城商行倒逼作用。李佳和羅明銘[7]從理論層面剖析了商業銀行在資產證券化創新方面的問題，指出資產證券化創新可以實現商業銀行的理性變革，從而提高金融資源的配置效率。

1.3研究假設

金融科技對傳統金融業的影響，目前學術界基本持有兩種觀點。一種是持積極的態度，認為金融科技的出現，對傳統金融業態是一種補充。另一種觀點是，金融科技的發展只是拓寬了金融產品的銷售渠道，并沒有對金融業的實質產生影響。目前針對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的影響研究主要還是基于傳統業務，從銀行風險角度的研究較為深入，但是對銀行創新方面的研究還較為缺乏。本文創新性的從各銀行年報上抓取數據，構建微觀金融科技指標，以探究金融科技與銀行創新之間的關系。基于以上分析，提出如下假設：假設1：商業銀行對金融科技的運用可以提高商業銀行創新能力。假設2：不同性質的商業銀行被金融科技影響創新能力的程度不同。

2數據來源與變量選取

2.1數據來源

本文選取2010-2019年間共61家商業銀行的數據進行分析，包括5家國有大型商業銀行、10家股份制銀行和46家地方性商業銀行。銀行層面的數據來自國泰安數據庫，宏觀層面的數據來源于中經網數據庫，有關金融科技運用的指數構建數據由手動整理各銀行年報而得。對于缺失值，本文采取的是插值法進行補齊處理。

2.2變量選取

本文通過大數據、區塊鏈、人工智能、云計算、機器學習等關鍵詞的爬取，創新性地從各銀行年報上抓取數據，構建微觀層面的金融科技指標作為核心解釋變量。從現有的文獻分析來看，對銀行創新能力的研究度量指標以手續費及傭金收入[8]最為普遍。故本文采用手續費及傭金收入作為被解釋變量，衡量銀行當年創新能力。本文引入了包括銀行自身層面，以及宏觀地區經濟層面的變量作為實證模型的控制變量。在銀行自身層面，選取銀行的資產規模（總資產的自然對數）、存貸比、資產收益率、資本轉換率作為微觀控制變量。宏觀地區經濟層面，選取總部所在省份的GDP衡量宏觀經濟發展水平，消費者價格指數用來控制當期的通貨膨脹，以及第三產業占比衡量經濟結構。

3模型構建與檢驗

3.1模型構建

THEORIESANDRESEARCH根據理論研究與假設，構建如下實證模型：根據模型的設定，首先對其進行普通最小二乘法（OLS）估計回歸，根據OLS的估計結果，可以看出商業銀行的金融科技運用對其創新是有影響的，模型表現出較強的顯著性。由于OLS回歸對面板數據而言是具有一定的缺陷性的，因此考慮采用固定效應模型分析或者隨機效應模型分析。對數據模型進行Huasman檢驗，檢驗結果為在1%的統計水平拒絕原假設，所以采用控制個體和時間的雙向固定效應模型。表1為分別對模型加入了控制變量與不加入控制變量進行回歸的結果。實證結果表明，銀行對金融科技的運用水平越高，其創新能力越強，驗證了假設1著性水平。下同。

3.2異質性分析

為了驗證假設2，本文將樣本中的商業銀行分為國有大型商業銀行、股份制銀行和地方性商業銀行三大類，根據hausman檢驗結果，仍然應采用固定效應模型進行探析，分析結果如下表2。假設2認為，不同性質的商業銀行對金融科技的重視與運用不同，對商業銀行的創新能力的影響也不一樣。從表2的結果看，核心解釋變量在國有大型商業銀行和地方性銀行中表現出正向的顯著性，而在股份制銀行中不顯著。同時，金融科技的運用對商業銀行創新能力的促進作用在地方性商業銀行中表現得更加顯著，這也從側面反映了金融科技可以助力商業銀行擺脫地域性限制，同時證實了提出的假設2。

3.3穩健性檢驗

為進一步驗證本文的結論可靠、穩健，本文進行了如下的穩健性檢驗。將核心解釋變量替換為北京大學數字普惠金融指數[9]，該指數是由北京大學與螞蟻金服共同構建，覆蓋面廣，具有一定的權威性。根據商業銀行總部所在地的數字普惠金融指數進行穩健性檢驗，確保結論更加精確。如下表3所示，無論是否加入相應的控制變量，核心解釋變量均表現出較強的顯著性，結果依然保持穩健，說明商業銀行對金融科技的運用的確會對其自身的創新能力產生一個正向的影響。這一結論與本文假設相符。

4結論與政策建議

大數據、云計算等創新型技術的出現與發展，給商業銀行創新甚至是整個社會的創新活動提供了強大的技術支持。在應對這場金融科技帶來的市場變革時，商業銀行要有敏銳、獨到的發展眼光，在適應這種變化的同時，利用它去提高自身的創新能力。為驗證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創新能力的影響，本文選取了我國61家商業銀行個體層面面板數據進行了實證分析。實證分析的結果表明，商業銀行運用金融科技會對其創新產生顯著的正向影響。進一步的，通過異質性分析，得出金融科技對地方性商業銀行的影響最為顯著，而對股份制銀行卻不顯著。由此可以看出，金融科技對商業銀行突破地域性限制，拓展新的業務有幫助。商業銀行應抓住金融科技背景下的機遇，積極創新，進而促進整個行業的創新發展。

作者：王浩斌 單位：天津財經大學